江青把“文化大革命”当成了她个人复仇的大好时机，所有触犯过她的人，了解她某些阴私又不能为她“保密”的人，以及她认为妨碍她实现阴谋篡权的人，一律列为仇人，作为打击和迫害的对象。在她看来，把仇人消灭了，自己就会变成“百分之百”的正确，不致引起人们的疑义了，女皇宝座也就稳拿了。她把自己的这套做法，又传给了她的同伙，于是“文化大革命”就成了他们的“复仇运动”。这就是她一再宣扬“恩仇记”的实质。
江青这一着，是不是她的创造呢？不，她是从康生那里学来的。在这桩见不得人的勾当中，康生确实是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教唆犯。他以自己的行动，向他的效法者作了样板。他所采取的手段，井不是什么新鲜货色，无非中外古今一切奸人所惯用的绝招，一曰灭口，二曰毁证，这正是见不得天日的阴谋勾当。似乎去掉了这些使他恐怖的对象，常年的心病即可化为乌有了！
在康生的复仇对象中，除了优秀的共产党员和坚定的革命者之外，还有另外一种人，那就是极少数的使他感到“威胁”的叛徒、特务。现就几个由康生直接处理的在押犯，看看康生究竟有哪些心病。
王云程，曾经是共产党员，并且是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一九三0 年至一九三三年初，在党内担任过如下的职务：上海工联党团书记，江苏省委书记，共青团中央书记。一九三三年二月，被国民党逮捕后叛变，继而充当了国民党中统特务，任过国民党北平特别党部调查室主任，中统上海区区长，经常活动于上海、南京一带。此人于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四日，在其自首宣言中写道：共党内，在派别斗争中采取暗杀告密手段，如何孟雄二十余人都死在赵容等所领导的赤色恐怖之下了。
王云程这里所说的赵容，就是康生当时的化名。
解放后，王云程为我逮捕，长期关押，未判死刑，是为了留作活材料。
卢福坦，原是共产党员，并为“六大”中央委员，于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一年，先后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河北省委书记，全国总工会委员长。
一九三一年一月被捕叛变，并充当了国民党特务机关徐州特区行动股股长，上海区情报股股长，长期活动于南京、上海一带。他在被捕叛变后，也在自首书中，直接点名赵容“被捕叛变”、“出卖同志”问题。此人在解放后，被我专政机关逮捕，长期关押，留为活材料。
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特别是康生掌握了中央专案组大权之后，就处心积虑，一再催促将王云程、卢福坦立即杀掉。康生反复说：我说过多次了，这两个人罪大恶极，让你们打个报告，把他们赶快处决了，可你们就是不办。结果，在康生的指令下，将王、卢二人于一九六九年十月底十一月初，分别秘密处死了。
康生干这种事情，已经不是一次了，解放战争时期，我们撤出延安之后，他违背中央决定，把王实味等人秘密处决了。为此曾经遭到毛泽东同志的严厉批评。但是他并没有接受批评，只要他一得手，就故态复萌。到了“文化大革命”中，更加无所顾忌，大干特干了。谁都知道，他是“大抓叛徒”
的总指挥，从“六十一个叛徒”案件起，他便直接指令南开大学、北京大学等校的“红卫兵”组织，在全国各地大抓“叛徒”，闹得“叛徒”满天飞，“特务”多如麻，真假不辨，是非不清。康生无论大会、小会，提起叛徒，就咬牙切齿，似乎比谁都更加仇视。现在看来，对他的这种行为，应当分析，不可一概听信为真，亦不可全部斥之为假，因为其中有真有假。他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把“叛徒”、“特务”的帽子，扣在许多同志头上加以陷害。他又把真正的叛徒、特务，如江青、张春桥以及姚文元之父姚篷子之流，包庇下来加以掩护。他还把触犯过他而又使他害怕的叛徒、特务加以灭口。当他煽动大抓叛徒的时候，其凶如虎，实际上却无法掩饰住他的胆战心惊，其状如鼠。
灭口只是消灭了活材料，还有当时记录下来的死材料又怎么办呢？
康生对这些东西的来龙去脉是非常清楚的，他通过什么渠道加以控制再进而毁掉“危害”自己的部分，他也是非常清楚的。
一九六七年，康生伙同林彪、江青等人，借“反二月逆流”之名篡夺了党政军的一切大权之后，很快于十月八日炮制了。一个《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关于接管清查敌伪档案的指示》。《指示》一下，康、江、谢（富治）积极行动，大肆叫嚷：“争夺档案很重要，要派人清理公安部的档案”。康生特别强调说：“公安部的档案要彻底搞”，“要派大量的解放军干部彻底清查原公安部的一切档案”。按照康的“指示”，谢富治等很快从部队调到公安部七百多人进行清档，直到一九七0 年二月才结束，前后历时一年半。他们清档时，随意在档案材料上挖洞、贴糊、抽页，把档案搞得混乱不堪。
上海是康、江、张（春桥）的发迹之地。因此，他们对上海特别“关心”。
一九六七年十月八日，所谓《接管清查敌伪档案的指示》下达后，他们立即充实扩大早在五、六月份就已成立的上海市革委会清档领导班子，并从
全市各条战线抽集了解放军、工宣队、复员军人、大专院校学生和青年教
师等六千余人（其中外语人员三千四百余人），组成了二百零四个小组，查封接管了一百零三个单位的敌伪档案和报刊资料，清查了全市八百四十六个单位保管的一百八十七万余卷敌伪档案，同时，还清查了六十多万份（件）
解放前的报刊资料。到一九七O 年清档基本结束，历时四年多。仅据上海市公安局统计，全市一百五十九个单位送交的，从档案中抽出挖下剪贴的所谓“防扩散”材料就有二万六千多卷（份），从市、区两级公安机关档案中抽出的“防扩散”材料，就有四万一千五百二十二卷（份）。据不完全统计，以“防扩散”为名，从卷宗中整卷抽走的，有四卷（册）；被抽页的，有五百三十六页；被抠挖的，有五百三十二处；被贴盖的，有三十九页。
康生等人利用“清档”，如此疯狂地破坏档案，显然是用以消灭同有己丑史有关的物证。上海市革委会档案清查小组在给张春桥的一份报告中，所提及的有关康生历史的档案至今下落不明，就是一个明证。这里不妨将此报告全文抄录如下。
春桥××：
在市公安局档案处的清档工作中，又发现三卷敌伪档案内有涉及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同志的材料，案卷中的情况如下：011—16—134 卷中，有康生的情况（35 页）
011—16—135 卷中，有康生的情况（9 页）
011—16—136 卷中，有康生同志的情况（46 页）
现将原卷三件一并呈报。
市革委会敌伪档案清查小组
1968年3月15日
这个报告中所提及的有关康生的材料，共九十页，至今下落不明，很可能是毁掉了。报告中说：“又发现三卷敌伪档案内有涉及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同志的材料”。仅从“又发现”三个字就可断定，在此之前就曾发现过这类材料，至于发现过多少次，已无法判断。清查小组所说“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同志”，主要是指康生、江青、张春桥以及姚文元之类。其他的，有丑史进入上海敌伪档案者极少。另外，该报告是上海清档小组于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五日写的。据材料证明，该小组工作一直进行到一九七〇年才“基本结束”。这就是说，从一九六八年到一九七〇年的两年中，仍有可能清出涉及康生的材料。不过，这都是推论，不可作立论的根据。但是“报告”
中所提到的那九十页材料，却无疑是有关康生丑史的材料，不然，为什么要毁档灭证呢！
其实，康生之流愚蠢得很。他们只销毁了这九十页材料本身，却留下了销毁这九十页材料的“报告”。销毁这九十页材料本身，只能增加人们对康
生严重历史问题的怀疑。但是，历史事实是销毁不了的！相反，销毁“报告”却成了有力的证据。因为人们完全有理由断定：毁掉了敌伪档案，毁不掉活的档案，毁掉了国内的档案，却无法毁掉国外的书刊。历史之无情，就是顽强地同伪造者作对！
下面，我们列举一些康生来不及灭口或无法毁掉的材料。吴滨沭，原是共产党员，一九三〇年八月被捕叛变，当了国民党中统特务，解放后为我专政机关逮捕关押。他在康生横行的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写的交代材料中说：一九三一年一月，何孟雄、罗石冰、龙大章、李求实等，在国民党龙华警备司令部监狱里说过，他们被捕，是党内叛徒出卖的，因为他们每人的简历，他们一批人何年何日入党，工作简历，甚至自己都。没有记得那么清楚，敌人却知道得那么一清二楚。没有党内人告密，敌人是不会知道那么详细的。他们到龙华司令部后，每人只提审过一次，非常简单的问一问，核对核对。所以，这显然是一个叛徒告密的问题。吴滨沭在这个材料中，没有点名，究竟指谁，尚难断定。不过，能够掌握何孟雄等同志历史情况者，绝非一般人。康生自一九三〇年起，就是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长，一九三一年一月又被提为中央组织部长。可疑之处，当然很大。
值得注意的是，外国有的书刊在谈到康生其人时，也曾谈到他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和国内的反映基本相同。
美国哈佛大学一九七一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人传记辞典》中写道：“康
生一九三O年曾在上海被捕，据说，由于国民党著名领导人丁惟汾的干预，他迅即获释，当时丁的侄儿（或外甥）也在上海被捕“。
美国纽约法拉出版社一九七三年出版了金品和丹尼斯。勃雷德华斯合著的《谁是继承人——毛死将会发生什么情况？》一书。其中第六章《斗篷与匕首》中写道：“张少卿，化名张耘、赵容、康生。在上海，他曾领导过三次暴动，虽然被捕过，但其后又被释放，继续在上海组织地下党的活动达四年之久。在他向国民党告密之后，由于他在这个不走运的机构中是一个骨干，所以这一机构立即被周恩来撤销。但是，他隐瞒了他的叛变行为而混迹秘密情报机构长达四十年之久。”
英国伦敦一九七四年出版了理查德。狄青著的《中国秘密机构的历史》一书，其中写道：“康生一九三〇年被捕，他本来会坐牢或被处决，可是很快他便成功地通过国民党头子丁惟汾的斡旋而获释了。但奇怪的是，他并不离开上海，这使人感到他得到国民党方面的某种保护。在这一时期，他开始成为共产党情报工作的协调人，他为了保住他的职位而与国民党内部人士保持某种联系。”
这几份国外书刊，虽然没有提供事情的具体情节和过程，也没有说明材
料的来源，但是都一致肯定康生在“三〇年”或“三十年代初”被捕叛变过。与上述所引材料对照，确有相同之处，至于这些材料来自哪里？姑且不谈，一般说来，上海是当时中国共产党中央所在地，是中共中央领导同志的藏身之地，同时，也是各帝国主义国家在远东搞战略情报的中心基地。
各帝国主义国家都各自在自己的租界内设立了情报机构和巡捕房，他们或是单独行动，或是联合行动，或是同国民党特务机构勾结起来，专门从事刺探中国共产党机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者。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得知一些康生被捕叛变的情况，是没有什么奇怪的。从这方面说，他们的材料就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尤其是他们所载材料同国内许多人的怀疑和揭发如此惊人的二致，这就不能不进一步增加了康生被捕叛变问题的可疑性。
康生的历史问题，长期以来已经成了他的一块心病。他经常无缘无故地不由自主地表白自己“没有被捕叛变”过。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此事已把他弄到神智颠倒，精神紧张，情绪异常的失态程度。这里略举数例：第一，有一次，在延安中央党校开会。当时没有任何人向康生提出历史问题，他突然没头没脑地说：“我就没有被捕过”。使在场的人个个感到莫明其妙。
第二，一九五〇年五月，康生准备由济南动身前去杭州养“病”的前一天，同样在没人问及他历史问题的情况下，他突然对他秘书说：“我过去在上海，把一些大公司的前后门的门牌都能记得，一旦遇到紧急情况，我前门进去，后门就逃走了，就出不了事。可是，有人不理解我这个情况，还怀疑我在上海过去那样白色恐怖下，别人都被捕了，我怎么没有被捕过。
第三，一九五〇年六月，陈毅同志和饶漱石一起专程赶往杭州去探望康生的病情，康生趁机反复说：“我工作上可能有错误，但决不是特务奸细，现在党对我不信任，我想不出什么理由。”
第四，一九六八年，当康生看到台湾出版的《匪情研究》上谈到“康生在沪一度被捕，旋即获释”之后，立即在旁边作了一个表白性的批注：“胡扯造谣。我从来没有被捕过。如果被捕，早就杀头了。”
第五，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九七五年五、六月间，康生神智已经昏迷了，但他还没有忘记自己的历史问题哩！他躺在床上，在“揭发”江青、张春桥是叛徒的同时，仍然对人断断续续地说：“一九二〇年……一九二一年……一九二二年，没有；一九二三年，没有；一九二四年，没有叛变；一九二五年，没有叛变；一九二六年，我没有叛变；一九二七年，没有……”
康生如此神经过敏，如此反复地无缘无故地表白自己，这不能不使人想起一句俗语：做了亏心事，就怕鬼叫门！
关于康生的历史问题，我们只是摆了上述材料，究竟应当从中得出什么
结论，这还有待人们去探索，立此存照，以供探索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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