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长于钻营之术，精于害人之道，这并不是夸张之词，略摆一些事实，就会使人毛骨悚然的。他所迫害的不是一般的人，而是我们党内久经考验的老革命家，具有真才实学的专家、学者，或党性强的共产党员，总之，是我们党的中流砥柱，是我们党的精英所在。他对这些人咬牙切齿，具有刻骨的仇恨。倘若说他有蛇蝎之心、豺狼之性，那是一点也不过分的。正是由于我们党内出了这样一个败类，方使全党倍受折腾，千万干部处在灾难之中。
康生自二十年代中期钻入共产党内时起，为了得宠于最高领导人，谋取重要职位，以满足其野心，害人之事不但从来没有中止过，而且愈演愈烈。
到了“文化大革命”中，他为了把自己蓄积了几十年的害人经验，全部用以效忠林彪和江青，竟然更加疯狂地残害起干部和群众来。其害人数量之多、范围之广、危害之深，不止是我党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就是古今中外历史上也是罕见的。因此，他比起李林甫、来俊臣、周兴、秦桧、魏忠贤之类的人物来，那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了。关于康生在“文革”前的不同时期的害人情况，前面皆有专章评述。至于“文革”之中的害人情况，前面在揭露康生的一系列篡权活动时也涉及到一些。其中，有对彭、罗、陆、杨四同志的诬陷，有对朱德、陈云同志的诬陷，有对贺龙同志的诬陷，有对刘少奇、邓小平同志的诬陷，还有对几位军委副主席和几位国务院副总理的诬陷等等。这些虽然是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疯狂害人的突出事例，但是还不能反映他这个迫害狂的全貌，因而还有必要设专章集中评述一下。
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这是我们唯物主义者的根本立场。康生出于反革命的需要，毫不隐讳地公开地抛弃了这一根本立场。
“文化大革命”的初期和中期，康生一直伙同林彪、江青等人紧紧把持中央专案大权。由康生分管的专案组就有十几个，“审查”对象二百二十人。
其余三十三个专案组，“审查”对象一千零四十人，虽不由康生分管，但他全都参与谋划和控制。从档案中查出许多冤、假、错案都是由他直接点名，指使逼供以及定性定案的。、据统计，仅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康生罗织罪名，直接点名以及由他批准诬陷和迫害的干部，就达八百三十九名。其中，有党和国家领导人三十三人，中央各部和各省、市、自治区的主要负责人以及人民解放军高级干部二百一十人，其余四百七十九人，也多是老干部和各界知名人士。由此，我们不仅看到康生害人之多是惊人的，而且
害人之重点也是清楚的。其害人之重点就是各级领导岗位上的老干部，特别是在中央和省、市、自治区领导岗位上的老干部。因为，在他看来，这些老干部是他实现篡权目的的最大障碍。
一九六八年，康生为了实现林彪、江青“改朝换代”的阴谋，从组织上抢先入手，连续编造了几个黑名单，诬陷了大量的重要领导干部。一是，七月二十一日，康生亲自排列了一个中共八届中委和候补中委所谓有“政治问题”者名单。在这个名单中，康生把八届中委和候补中委定为“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和“有政治历史问题”者，竟达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二名单排定的当天，康生亲笔写了一封绝密信给江青，信封上注明：“要件即呈江青同志亲启”，信中说：“送上你要的名单”。江、康两人，就这样狼狈为奸，共同诬陷了大多数八届中委和候补中委。二是，八月二十三日，康生和他的老婆曹轶欧指使当时中共中央组织部负责人郭玉峰，编造了一个《关于中央监委委员政治情况报告》。在这个报告中，又把中共八届中央监委委员和候补委员中百分之六十一以上的同志分别诬陷为“叛徒”、“特务”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三是，八月二十七日，康、曹又指使郭玉
峰分别编造了三届人大常委委员和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政治情况报
告》。在这两份报告中，又把百分之五十左右的人大常委委员和政协常委委员，分别诬陷为“叛徒”、“叛徒嫌疑”、“特务”、“特务嫌疑”、“国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里通外国分子”等等。这几个骇人听闻的政治陷害名单，在十年动乱中成为林彪、江青一伙残酷迫害的主要对象，也成为康生“立功”提升的重要依据。
康生不仅迫害大批干部，而且根据“血统论”对干部的子女也竭尽诬陷迫害之能事。一九六八年四月九日，康生召见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时，指示他们统计一下，“中央党校有多少黑帮子弟”。这实际是告诉他们要对干部子弟进行株连。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当然心领神会，根据这一“指示”很快造了一份包括一百五十多个青少年的“黑帮子女名册”。接着，又择其一部分办了一个所谓“学习班”，甚至列为“中学生专案”，进行审查、批斗。康生为什么对干部子女也要进行迫害呢？他曾对此作过多次解释。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七日，他对其心腹说过：“现在社会上有股逆流”，“主要是攻击中央文革小组，其中有我一个，还包括江青、陈伯达、关锋、王力”，而“这股逆流多是来自高干子弟”，看来，“高干子弟一天天变成反动的法西斯”，说明“这些人对我们，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对我本人有刻骨的阶级仇恨，目的是把我打成一个反革命，来作阶级报复”。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二日，他又说：“中央党校有张际春的女儿，有苏振华的儿子，有宋之光的儿子，还有最坏的任彬的儿子……有这么多高干子弟，怎能设想走资
派不会通过他们的子弟把黑手伸进党校来破坏文化大革命呢！“一九六七年十月十八日，他再次说：现在北大、清华、人大、北航、外院，”都在收集材料，主要矛头是对着我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这些学校有许多被打倒的叛徒、特务、走资派的子弟，他们的老子从延安起就恨我，再加上这次（指‘文化大革命’）就更恨我了，因此，他们会利用其子弟来反对我“。康生在这里直言不讳，他之所以要斩草除根，就是因为既整父一代，也整子一代，按照林家王朝的规矩，老子当权，儿得继承，父是黑帮，儿也完蛋。这就是他们改朝换代的实质。在康生看来，他和他的家庭就是”无产阶级司令部“，谁反他，谁就必须打倒。他在延安整过的人及其子女都会恨他。因此，他极力主张通过子女追老子。关于这个问题，曹轶欧说得特别明白：”问题严重的要追追根，很多话不是小孩子能说得出来的“，”一定要追清，他是听谁说的，怎么说的“。真是夫唱妇随，康生的戏，缺这个角色就显得单调了。
除此之外，康生对广大群众也不放松。一九六六年下半年至一九六七年初，他到处挑动派性，支一派压一派。由于这些挑动，又不知有多少群众组织被定为“反动组织”，遭到镇压。一九六七年底至一九六九年初，他为了准备在中共“九大”时实现林彪、江青的全面夺权，除编造了上面所提到的那几个诬陷名单，阴谋把绝大多数高级干部予以打倒之外，还在“清队”、“揪坏人”的口号下，把打击迫害的矛头直接指向广大群众。因此而受害的群众究竟有多少，现已无法估计，不过从内蒙古开展的所谓“揪内人党”一事可见一斑。内蒙古“揪内人党”一案是康生、江青、谢富治一手制造的。一九六八年二月四日，康生同江青等人一起听取内蒙古革委会核心组汇报时指示说：“‘内人党’至今还有地下活动，一定要揪。开始揪得宽点，不要怕。”正是在康、江的这种支持下，内蒙古才迅速掀起“揪坏人”、“挖内人党”的高潮。一年之后，即一九六九年二月四日，内蒙古“挖内人党”运动已深入到基层，严重恶果已明显暴露，但康生仍指示内蒙古继续挖下去，说什么“一定要把内人党从组织上搞垮，政治上搞臭”。结果使内蒙古“挖内人党”的运动搞得更凶了。据统计，仅因“内人党”一案而遭到诬陷迫害的干部、群众就达三十四万六千多人，其中一万六千二百二十二人被迫害致死。
康生害人根本不需要任何事实和证据，而完全由他个人随心所欲地下命令。康生究竟怎样随心所欲地害人？下面不妨举几个典型事例。
一、“可能”论。列宁说：“马克思主义者在分析时局时，不应当从可能
出发，而应当从现实出发“。1 对一个人的历史问题，应当根据历史事实，而不应当根据可能。康生怀着另外的心肠，有自己另外的逻辑。吴晗同志早在”文化大革命“的酝酿阶段，就因被康生诬陷为”为彭德怀翻案“而被当作”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动学术权威“予以打倒了。但康生并不以此为满足，因而在”文革“前夕又诬陷说：”上海有过一个叛徒，叫吴小圃，这个吴小圃可能就是吴晗的笔名“。其目的很明显，康生是想以这种”可能“为依据把吴晗同志打成”叛徒“。当时，彭真、刘仁同志还在主持工作，他们用确凿的调查材料驳斥了康生的这一诬陷，指出：”吴晗同志从来没有被捕过，吴小圃与吴晗毫无关系“。可是康生硬是不顾事实，在一九六八年的一次中央文革碰头会上，仍然重复吴晗”可能“是”叛徒“的诬陷，并下令将其逮捕，日夜”突击审讯“。但是，经过一段逼供，还是找不到半点证据。于是，康生就说：”吴晗不是叛徒，就是特务！“如果说，先诬吴是”叛徒“是以”可能“为依据，那么在此诬吴为”特务“，则是连”可能“的依据也没有了。在他看来，他说吴晗是”特务“，吴晗就应当是”特务“，根本用不着拿什么证据。吴晗同志就是这样遭受诬陷而惨死在狱中的。
二、“由此及彼”论。一九六八年五月十六日，康生对专案人员讲话时说：“由贺龙的历史叛变，联想到贺龙现行反革命活动，绝对不会没有，可以由历史这个此，到现实这个彼”。“贺龙与刘、邓的关系，也是由此及彼”。
根据这个“由此及彼”的推论，贺龙同志就被诬陷为企图搞“二月兵变”
的“大阴谋家、大野心家”了。这种极其荒谬的推理，居然闹得满城风雨。
为此株连极其广泛，组织了专门班子作为“要案”审查，把贺龙同志残酷迫害致死。这就是康生为了满足林彪的心愿杜撰的奇特逻辑。
三、“想象”论。一九六七年四月中旬，正当“造反派”到处“揪叛徒”
之时，康生的妻妹，也是他的长期姘头，原中央政法干校政治部副主任苏枚突然死亡。经公安部、北京市公安局和中央政法干校三方组成的联合调查组，特别是经医院解剖检验，确定为服安眠药自杀。可康、曹二人硬说“苏枚不会厌世自杀”，怀疑苏枚胃里的安眠药是医生从别的死人胃里偷换来的，强令调查组“要从阶级斗争观点出发”，“充分考虑他杀的可能性”。
联合调查组针对康生的怀疑再次调查，—一予以否定。康生还是听不进，仍然坚持说是“谋害”，并且提出要把政法干校副校长石磊，北京医院抢救大夫顾惜春（女）等八名同志作为重点审查对象进行审查。另外还有五十名同志被列为非重点审查对象。结果逼死一人，逼疯四人，逮捕七人。康生究竞根据什么说苏枚之死是“谋害”而不是“自杀”呢？当然只是根据1 《列宁选集》第3 卷第27页。
他那十分丰富的想象力，因为只有他的这种想象力，才会不顾事实，断定“苏枚不会厌世自杀”，才会毫无根据地怀疑苏枚胃里的安眠药是医生解剖时从另一死人胃里偷偷移置过来的。
一九六九年八月九日，康生随同林彪接见某军区司令员。其间，有人汇报说：“内蒙古部队中收到女的来信很多，一个连有七十几个战士同女人有关系，有信件来往，有的一个人收到几个人的来信”。听了这些汇报，林彪立即说：“这是有计划的腐蚀部队”，康生也信口插话说：“这是乌兰夫搞的”。
康生根据什么说是“乌兰夫搞的”呢？当然还是根据他那十分丰富的想象力，因为也只有根据他那十分丰富的想象力才会想象出当时已经失去自由的乌兰夫同志还会“有计划的腐蚀军队”。
四、栽赃论。
一九六七年春，经康生批准，从中央党校抽调一些同志去中央文革宣传组工作。当时担任党校“革命派联合指挥部”指挥的李广文同志也被调去负责宣传组办公室工作。到了当年秋天，主管中央文革宣传组的王力、关锋等人相继被揪了出来。康生为了把自己同王、关等人摘开，竟然采用赖帐的卑劣手法，诬说李广文去宣传组是背着他去的，事先他根本不知道。
并且当面责骂李广文是猪鼻子插葱装象，也不看看自己是不是搞得了宣传工作？此话一出，立即哗然。不少人私下议论：中央党校指挥部的一个领导人不通过主管党校的康生能随便跑到“中央文革宣传组”去工作吗？既然知道李广文不适宜搞宣传工作又为什么要派他去呢？既然李广文是背着康生去“中央文革”的，那为什么在“中央文革”共同工作了大半年之后才将其撵走？……事情真是过于离奇了。出现这种离奇现象不是别的，完全是由于康生赖帐造成的。康生就是通过这种赖帐的卑劣行径来嫁祸于人的。李广文对此十分愤慨，于十月八日贴出大字报揭露了康生“两面派”、“阴谋家”的面目。大字报贴出不到一小时，康生及其亲信就已经坐立不安了。在中央党校立刻哄嚷起来，大部分群众争看大字报，少数人则怒骂、撕扯、覆盖这张大字报。同时，李广文也被武士们掀斗了。跟着就是“中央文革”的命令，说李广文是“现行反革命”，宣布当场逮捕。
杨献珍同志早在“文化大革命”前，就被康生当作打倒对象整过多次了。
到了“文化大革命”中，康生竟然又把杨献珍同志当作“里通外国分子”，进一步进行陷害。杨献珍同志怎么会成为“里通外国分子”的呢？说来是出丑剧。原来是杨献珍同志曾于建国之初参加过一次曹轶欧宴请苏籍华人曾秀夫的活动。这是曹轶欧为了增添自己的光彩，强拉杨献珍同志去陪客的。宴会后，曹又亲自陪同曾秀夫去见康生。就是这么一件事，却被康生用作诬陷杨献珍同志的证据。在他看来，同苏联人接触，宴请苏联人吃饭，
就是铁定无疑的“里通外国分子”。至于自己的老婆，则是负有“特殊使命”
的钓鱼！其实，曾秀夫是康生的朋友和客人，杨献珍根本不认识此人。一定要说这是“里通外国”的罪证，那么，介绍人不是别人，正是康生夫妇！
谁能料到，十几年前的一次宴会的陪客，到了“文化大革命”中竟被诬为“里通外国”的“特务”，相反，那次宴会的主人却成了揭发者！无怪杨献珍同志气愤地说：“我要是特务的话，那么康生就是我加入特务的介绍人！”
康生就是经常利用这种栽赃的手法陷害同志的。
五、“相面”论。
一九六七年四月，康生在一次接见内蒙古代表时。凭空诬陷王逸伦同志是“特务”。他说：“我不认识王逸伦，但是在一次自治区党委会议上，我见了他，在见的中间，使我一看觉得这个人根本不是共产党，而且也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他的一些表现，他的做法，他的一些神态，……总觉得这个人象个特务”。由于康生的这种特殊感觉，就“一见定案”了，这样就把王逸伦同志关押了六年，直到一九七八年底才得到平反。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日，康生接见河南各派群众代表时，又信口开河地说：“文敏生貌似忠厚，内藏奸诈”，“实际是刘少奇、陶铸在河南的代理人”。经过康生这一“相面”，文敏生同志也被关进监狱，遭受了种种折磨。
原中共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同志，也是被康生单凭“相面”而加以迫害的一个典型。为了具体说明康生究竟怎样发挥他的“相面”艺术的，我们
不妨把康生于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一日在北京京西宾馆的一个会议室里对
赵健民同志所作的一次谈话抄录如下：
康：赵健民，……你支持炮派，出了许多坏点子，是不是？
赵：我没有支持炮派的错误行动。
康：你不要骗我，刘少奇才骗我们，叛徒特务才骗我们。……我问你，你在白区工作是哪一年被捕的？
赵：一九三六年。
康：你在监狱里是怎么自首的？
赵：我没有自首。
康：你还骗大家。你是个叛徒！
赵：我不是。
康：我再重复一遍，你是个叛徒！
赵：事实不是，我保留意见。
康：好！你保留吧！你写个条子！你的行动不是偶然的。一个叛徒分子混到我们党里来，想乘文化大革命把边疆搞乱。国民党云南特务组（注；这是康生凭空捏造出来的一个特务组织），我看了他们的计划，你们的行动
就是执行他们的计划。……我凭四十多年的革命经验，有这个敏感，……
你对我们有刻骨的阶级仇恨。
赵：中央可以审查。
康：一定要审查，一定要审查。你是比较疯狂的，疯狂地向无产阶级司令部进攻！你还要求中央审查吗？
赵：我要求。
康：你写一写。
赵健民写了保证自己没有问题，要求中央审查的条子后，康即指使谢富治当场将赵逮捕。这是发生在一个多小时内的事情！赵健民被投入监狱达八年之久，直到一九七八年七月才得到彻底平反。
以上就是康生害人的部分表演。康生害人，或凭“可能”，或凭“推论”，或凭“想象”，或凭栽赃，或凭“相面”，如此等等，可就是不凭客观事实。
长期以来，人们把康生当做防奸专家，他也常常以此自居。其实，他以防奸为名，行谋害忠良之实，集历史奸恶之大成。在这一点上，康生创造了历史上的最新纪录。当然，说康生随心所欲地害人，并不是说他不加区分地害一切人。事实上，他在害什么人的问题上，界限向来是一清二楚的。
他所害人的标准是：谁妨碍他夺权，他害谁；谁了解他的底细，他害谁；谁反对他或对他的意见表示异议，他害谁。
康生害人的特点，还表现在他的残酷性上。
前面提到，曾任康生秘书的沙韬同志在解放初期遭受康生迫害的情况。
到了“文化大革命”中沙韬同志怎样了呢？结果受到了更加残酷的迫害。
一九六七年六月一日，康生在中调部的一个“报告”上，得知沙韬在宁夏任组织部副部长的情况之后，立即批示：“我很久不知此人下落，原来是改了名字，是反革命分子刘少奇、杨尚昆包庇下来的，并且（借）刘、杨包庇之力，他竟作了副部长”，接着下令将其逮捕，立案审查。一九六九年五月四日，专案组王涛江根据一年多的调查，写了个实事求是的调查报告，康却为此大动肝火，批示说：“把鱼（指沙的爱人）的地主、叛徒、特务的家庭，说成是比较简单的，把沙的恶霸有血债的家庭说成是革命的，始终是好人，把一个叛徒、特务说成是并无罪行，亦未发现有何政治问题，王涛江是站在那个阶级来说话？王的立场，完全替地主恶霸、国民党特务、叛徒等反革命分子辩护，并拿这些反动材料来包庇反革命沙韬，无怪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反革命小集团一见王涛江的材料就大加赏识，作了包庇沙的黑批语”。王涛江受到如此严厉的指责，无非是根据调查材料讲了些老实话。然而，在康生看来，谁讲老实话，谁的立场就有问题，谁就是替地主恶霸、反革命分子说话；相反，谁不顾事实，一味迎合康生的意思去说
去做，谁就是立场坚定。所以，所谓立场是否坚定，完全是以康生的爱憎为标准。一九六九年八月五日，康生又在曹轶欧写的关于沙韬问题处理意见请示报告上批示道：“请沈恒汉、胡继宗同志负责彻底将沙的问题弄清，并责成专案组各方同志调查研究和具体处理沙韬专案问题，务必实事求是，搞深搞透。中调部同志及有关人员，要积极忠实的提供材料……”康生在这里还装模作样地说什么“务必实事求是”，“要积极忠实的提供材料”，其实，他所说的“实事求是”和“积极忠实”，无非是不顾一切的满足康生的诬陷而已。事实确是如此。沙韬同志正是在康生的这种诬陷下，才长期被关在狱中备受折磨。其实，沙韬同志不过是在解放初期给康生当了一年多的秘书，结果使沙从那时起到康生死时止的二十多年的时间内，一直被康咬住不放，非把他置于死地才罢休。
一九四五年底，我党为了扩大政治影响，让美军情报处的美柯中尉等三人到解放区张家口参观。“文化大革命”中，康生却把这项正常工作诬陷为有预谋的“特务活动”，就此追查“刘仁的美特、日特问题”。一九六八年一月三日，“刘仁专案组”，按康生的意图炮制了一个所谓“大特务头子刘仁在全国解放后继续为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情报” 的报告。康生见此报告立刻批示：“刘仁、崔月犁、冯基平、徐子荣等这伙反革命敌特分子，出卖党的核心机密，叛党叛国，罪该万死，对他们不能用一般对待犯人的方法对待”：“应将他们铐起来，进行严厉地突击审讯工作”。从此之后，刘仁等在狱中被戴上手铐脚镣达四、五年之久，受尽残酷折磨。刘仁同志在一九七三年十月含冤而死。徐子荣同志一九六九年惨死在狱中。株连所及，仅原中共北京市委二十个常委中，被捕者九人，逼死者二人，致残者一人，还有六人被长期隔离审查；原北京市各部、局和大专院校领导干部中，也有二十九人被迫害致死。这就十分清楚，为什么在康生、谢富治死后，“四人帮”那么隆重地追悼，那么高度地评价了。
对林枫同志的迫害也充分说明康生的本性。“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康生就对他的亲信说，“林枫的问题主要不在党校”，而“在东北反对林彪同志”，极力唆使他们给林枫贴大字报、戴高帽、挂牌子，在全校进行游斗。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又指使“造反派”头头，“用群众的名义，给中央写个东西，要求他停职反省”，“有些事不要讲是康老讲的”。“造反派”头头立即写了个要林枫“停职反省”的报告。康生拿到这个报告，马上打着群众要求的幌子，亲自向中央提议撤掉林枫同志中央党校校长之职，对其立案审查。然后又派人抄了林的家，还把林弄到“批斗”陆定一、张闻天等同志的万人大会上“示众”。结果，林枫同志被当场打昏，肋骨打断三根，前胸、后背、左肘骨等多处受重伤。事后，康生又直接指挥中央党校“专案
组“就林枫的所谓”反林总的问题“，”重点突击“，连续”审讯“，大搞栽赃陷害。不久，将林枫同志投入监狱，百般摧残，最后迫害致死。
康生不仅对老干部如此，就是对触犯了他的年轻人，也绝不放松他的毒手。这里我们根本用不着列举更多的事实，仅举一例就可见一斑。
一九六七年一月，康生认为中央党校拥有三百多名干部和工人的群众组织“红战团”对他的“态度有问题”，于是通过他的同伙陈伯达、关锋将“红战团”定为“反动组织”。接着，经康生亲自批准将其中六名青年逮捕关押，着手“清理红战团的问题”。批斗面竟然宽达百分之三十六，并围绕“对康老的态度问题”，摘人人检查过关。康生还于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一日在人民大会堂向他的打手们具体传授了搞逼供信的所谓“经验”。他说；“首先计划一下，斗争几个。我设想，找二十七人或二十八人，三个人或两个人研究一个人，把工作分配一下，三人小组或两人小组专门汇集、调查研究这个人的材料。……例如拿宋扬之说，我们知道他同廖沫沙有关系，可以通过北京市到廖沫沙、邓拓、姬鹏飞及其子女那里去调查材料。……
研究这个人什么问题，什么性格。有的人先劝一下，有的人先压一下，这要看具体对象。“”这六人哪一个最容易攻？先攻哪一个？先选弱点。似乎苏承德做点说服劝说工作有点希望，因为苏振华已经成了黑帮“。
又说：“审讯工作是个艺术。什么性格、手法，首先摸清。你要攻这个地方，首先要看地形，看看对方有什么战略战术。第二个要准备子弹，就是材料。第三，每一次审讯一定要有个审讯计划，就是我们要问什么，对方会采取什么手法抵赖，我们再用什么方法攻，这一次审讯达到什么目的，子弹火力配备到什么程度。不要把所有子弹都打出去，不要企图一次把所有问题（都）解决。要由浅入深，由易入难，由次要到重要的＄核心。”
还说：“审讯方法……也要摸。有时审讯，笼统出个题目，好似不晓得，就是靠你讲。他不拿出材料来，骗你，只要你有点材料，不要发急，让他骗你，越骗得厉害越好，等他骗完时，你说，照你这样说，你根本不晓得？
你给张纸让他写，你根本不晓得，签个字。蠢家伙一签字，我拿出东西来一打，他全部解除武装，这就可以大进攻了。这是诱敌深入。有些聪明家伙，他不写，你就说我们的审讯记录是否可以签字，他逼着没办法，让他签字，然后拿出材料来。另外，有时候先拿出材料，先肯定有，拿出一两件，希望你继续交代。取得一个胜利后，可以乘胜直追。“再者，审讯工作还要同大中小会议结合起来，”大会是暴露，精神上给他压力，但不能认为仅仅大会解决问题“。
康生这番话，如果放到一部小说里，比如放到《红岩》里，那么，你会清楚他扮演了什么角色！他曾大肆诬陷人家“利用小说反党”，可是他的言
行却在虐杀优秀的共产党员，残害革命青年，在大旗掩盖下，干伤天害理的勾当，这正是康生的行径。至于由康生亲自挑起的群众性武斗，致死致伤的事例，我们就不—一列举了。
总之，康生对共产党员的迫害，对革命者的迫害，是可以和戴笠、毛人凤比赛的，他是应当得到蒋介石重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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