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对于党的建设理论，自认为是高超的权威。高超在哪里？从他经常流露出来的言论中可以看出：第一，他了解国际共运的理论和历史；第二，从三十年代起，他就当过党的中央组织部长，对我们党的建设实际，他似乎比谁都清楚；第三，他对党的建设理论经常挂在嘴上，谈论多。似乎从理论到实际，他都是“专家”。他说过：“我常常想到一个问题，在取得了全国政权的条件下，党的建设到底应该怎么做。这个问题在世界上所谓已经解决了，实际上在斯大林时代是没有解决的。……所谓解决，也就是斯大林时代的联共（布）党史实行的那五条原则。1那五条原则当然是对的，但是，那五条基本上还是同他布尔什维克化的十二条差不多，一般地来讲没有针对取得了全国政权这个党应该怎么做”。2 他的意思很清楚，马、恩、列、斯都没有解决党的建设问题，现在他要解决这个问题了。
康生究竟是怎样解决无产阶级政党执政后的党的建设呢？
一、林彪“当然接班”的理论是他的建党理论的基石。他反复说确定林彪为“接班人”是“关系到党的命运的大事”。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九日，康生向外国一个党的领导人说：“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长期以来，他不仅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家，而且是一个对毛主席著作学得最好，领会得最深，运用得最活，具有马列主义修养的杰出的政治家。……他是有很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修养。”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二日，他又向一位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著名战士说：“十一中全会上把林彪同志作为第一助手确定下来，这是百年大计。”
一九六九年九月三十日，他在同外宾谈话时还说：“林彪同志是长期跟随毛主席进行中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无论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是毛主席最好的学生，是我们全党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模范。”
为了大树特树林彪的“绝对权威”，以便造成“理应接班”的舆论，康生指示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加紧炮制“突出林副主席”的《两条路线斗争史大纲》，迅速编辑同《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同样规格的《林彪1 这是指《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结束语中提到那六条建党原则。康生说成了五条原则。
2 1970年4月18 日《关于“九大”党章的讲话》。
选集》和《林彪语录》。造反派头头按照康生的要求，很快编出了《大纲》、《选集》和《语录》。就《大纲》来说，全文总共不过七万五千字，而林彪的名字出现四十七次，江青出现十四次，陈伯达出现九次，康生出现八次。
不仅如此，康生还极力主张把林彪作为“接班人”写入党章。早在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他和姚文元起草《关于征询召开、九大的通报》时就假借群众之口把这个问题提了出来，说：“许多同志建议，‘九大’要大力宣传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是毛主席的接班人，并写入‘九大’的报告和决议，进一步提高林副主席的崇高威望。”接着，又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鼓吹说：“林彪同志很谦虚，他要求把党章中提到他的那一段删去。我们的意见，这一段必须保留。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接班人，这是会上公认的，是当之无愧的。”到了一九六九年三月底，即“九大”前夕，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为了将林彪“接班人”问题写进“九大”党章，进行了更加频繁的活动。江青在党中央召开的一次讨论党章草案的会议上说：“林副主席的名字还是要写上，写上了，可使别人没有觊觎之心”。张春桥跑到上海造舆论说，只有把林彪的名字“写在党章上了”，人们“就放心了”。康生则默不作声地径直准备起在“九大”会议上专门介绍将林彪“接班人”写进党章具有伟大意义的讲话来了。
正是由于康生一伙如此大肆宣扬和顽固坚持，党的九次代表大会上才通过将林彪当作“接班人”写进了党章。康生把这当作自己的“胜利”，竭力宣扬这件事的“伟大意义”。他说：“党章明确规定这一条，这是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一件大事，是关系到世界革命的前途和命运的一件大事，这是我们党，我们国家永远不改变颜色，彻底遵照毛主席的思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永远沿着毛泽东思想的航道胜利前进的根本保证。”“九大”之后，在中央直属机关万人大会上，在同兄弟党的会谈中，他又反反复复地鼓吹“九大”党章这一规定对于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前途和命运的决定意义。总之，康生这些奇谈，完全是“圣人出，黄河清”的神话，是个人决定历史的彻头彻尾的唯心史观。今天读起来，真是对历史的辛辣讽刺。
二、“九大”党章的“五大特点”，是他“重建党”的根据。
康生很懂得党章对于一个政党的重要；也懂得制定一个新党章的目的和
作用。因此，他竭尽全力抓新的党章的制定。结果真的在党的“九大”上制定出一个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前所未有的新党章，这不能不说是康生的“杰作”。
“九大”党章究竟是什么货色？下面不妨根据康生到处鼓吹的所谓五个“新特点”，作些分析。
第一个特点：“重新明确规定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
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这个“特点”，本身就说不通。因为“重新明确规定”的意思就是以前的党章曾经“明确规定”过。既然以前曾经“明确规定”过，那就不应该成为重申原来那个规定的新党章的特点。
康生为了说明这个特点，特别攻击“八大”党章。他说：－“刘少奇及其反革命一伙，猖狂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专制造各种借口，公然在他们制定的党章中，把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删掉。”
这完全是恶意歪曲。的确，“八大”党章没有象“七大”党章所说的，“以毛泽东思想作为一切工作的指针”那个样的词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二日，康生在军事科学院和高等军事学院干部大会上曾经作过解释，他说：“八次大会因为经过了整风，经过了革命的胜利，证明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引导中国革命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因此，毛泽东思想就是发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也就不必单独地提出来。那个时候是这样想的”。他的这个解释还是接近实际的。其实，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康生没有提及，这就是；在“八大”以前的几年中，毛泽东同志一再要求不要再使用“毛泽东思想”的字句了，党中央接受了他的意见。中共中央宣传部还为此发了通知，并提出今后宣传中，“毛泽东思想”可用“毛泽东著作”代替。所以“八大”党章没再沿用毛泽东思想的提法。这些情况康生是非常清楚的。可是，到了“文化大革命”中，康生却把“八大”党章中没有“以毛泽东思想作为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 的词句，说成是刘少奇同志为了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而有意“删掉”
的。这完全是弥天大谎。
第二个特点：“明确规定林彪同志为毛主席的接班人”。
应当说，这条规定确实是“九大”新党章的特点。这种规定，是所有无产阶级政党党章中找不到的。这真是康生的空前“创举”。康生这样总结，也是绝无仅有的“贡献”！
第三个特点：“概括地阐述了毛主席继承、捍卫和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
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这确实也是“九大”新党章的一个特点。不过，其特点就在于它把毛泽东同志晚年的“左”的错误思想归结为所谓“崭新阶段”i从而严重歪曲了毛泽东思想。
第四个特点：“根据毛主席的建党思想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明确提出了党的战斗任务。”
这根本不是“九大”党章的特点，而是所有党章的共同点。因为任何一
个党章，当它被制定时，都会针对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明确提出“党的战斗任务”，要不，它还算什么党章！
第五个特点：“新党章吸收了国际国内过去党章的长处，突出政治思想，内容简明扼要。”
为了说明“九大”党章的这个“特点”，康生放肆攻击恩格斯和列宁所制定的党纲。他说：“苏共一九〇三年和一九一九年的党纲很长，一九一九年的党纲简直成了政治经济学了，本来党纲是很重要的，但由于形式长，内容复杂，什么都有，所以大家记不住。这可能受了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的影响，恩格斯写的《共产主义原理》，繁琐得很，连房子问题也谈到了。”1康生在这里只就党章的长短问题大做文章，长了就不好，短了就好，这是哪一家的逻辑？根据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实际需要，党章可长则长，可短则短，这完全是形式问题。我们“七大”和“八大”的党章都不短，有什么不好？“九大”党章倒是“简明扼要”，可是它错误百出，是共产党人的批判对象。再说，“简明扼要”也绝不是“九大”党章的独有“特点”。比如，一九〇五年列宁领导下制定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第一个布尔什维克党章，内容就“简明扼要”，只有十二条。再如，一九二一年，我党制定的第一个党章，也是“简明扼要”的。这个党章的中文原件早已失传了，现在只有俄、英两种文本。若将其译成中文，俄译稿有八百三十七个字，英译稿才有七百三十一个字。两者都比“九大”党章短得多，怎么能说短是“九大”党章的特点呢？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康生所说的九大党章的“五大特点”，实际上是一大特点，这就是吹捧阴谋家、野心家林彪为“接班人”，以便把无产阶级政党篡改为忠于林彪的帮派组织。正因如此，“九大”之后，康生到处叫嚷“要根据新党章整顿、恢复、重建党”。
三、鼓吹“两条路线斗争的过程”，就是“整党建党的过程”。在党的建设问题上，康生十分强调“思想上整党”。他说：“对于这个问题，全世界的共产党都没有解决，都认为一个人不好，从组织上一开除就万事大吉。
其实，错误思想是一种社会现象。陈独秀搞右倾机会主义，老早就开除出党了，但是机会主义还有。李立三垮台以后，李立三的盲动主义还有……
所以，只有组织上解决是不行的，要从思想上解决问题才是真正的胜利。“
2 康生究竟怎样进行“思想上整党”呢？就是不断地在党内进行“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就是无；休止地进行党内斗争。他说：不断进1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三日的讲话。
2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三日讲话。
行“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过程”，就是“整党建党的过程”，也就是“毛泽东思想发扬光大的过程”。1康生不仅把“路线斗争”提高到“党的建设”的高度，而且还以中央党校为试点竭尽全力抓“路线斗争”，以实现他的所谓“党的建设”。康生自己说，他插手中央党校十年中进行了十次“路线斗争”。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他怎样进行这十次“路线斗争”的吧！
第一次“路线斗争”，康生说发生在“五七年的上半年”，斗争的问题是，
“到底需要不需要学习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
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报告》这两大重要著作“。”当时我向杨献珍、侯维煜提议把党校的讲课计划停止，专门学习毛主席这两大著作，遭到杨献珍、侯维煜的坚决反对！“”通过这个斗争，使我进一步觉悟到党校对毛主席著作不重视，不把它看成是经典著作。“
这是对杨献珍、侯维煌同志的栽赃陷害。凡是当时在中央党校学习、工作过的同志都知道，杨、侯同志对毛泽东同志的那两个报告是极为重视的。
先是组织大家听取报告录音，接着又决定停课两周学习根据录音整理的铅印稿。两周之后，杨、侯同志又特别强调说，学习只是暂时告一段落，待正式文稿发表后再结合专业深入学。这怎能说杨、侯同志认为“不需要学习”呢？所谓杨、侯“不把毛主席著作看成经典著作”，也完全不是事实。
的确，一九五六年七月中央党校起草的《支部工作纲要》中有“学习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提法，但这是从延安时期就沿用下来的提法，而且从这个提法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同志把自己摆在学生的地位，这怎么是对毛主席著作的不重视呢。同年九月，在中央党校第二次党代会上，正是杨献珍同志首先对这个传统的提法提出异议，建议停止使用。这怎么能说杨、侯两同志不把毛主席著作当作经典著作呢！既然不是反对学习毛主席的两个重要报告，也不是否定毛主席著作是经典著作，那分歧在哪里呢？分歧就在于康生主张完全停止执行中央批准的教学计划，只学毛主席的报告；杨、侯同志主张毛主席报告要学，教学计划也要执行。这难道也是“路线斗争”？
值得注意的是，康生对中央党校教学活动的这次干涉是通过他老婆曹轶欧进行的。他自己明自说过：“因为那时我不管党校……曹轶欧那时在短训班，她回家的时候，我对她说：”你们应该停课学习毛主席的东西‘。“停止执行中央批准的教学计划，怎么能不按党中央规定的组织手续，而通过自己的老婆去瞎指挥呢？这不是封建的家长制又是什么呢？难道让中央党校1 1970年4月18 日《关于”九大“党章的讲话》。
校长去听从康生夫人的传话，立即改变全校学员的学习活动，才是正常的吗？这是要求对毛主席著作的重视，还是要求对康生老婆转达的康生指示的重视？假若杨、侯二同志真的拒绝、抵制的话，那么，他们拒绝、抵制的是毛主席的指示，还是拒绝、抵制的是康生、曹轶欧的瞎指挥？
第二次“路线斗争”，康生说发生在“五七年整风反右”时，“斗争的问题是中央党校要不要（搞）整风反右的革命运动”，“那个时候杨献珍、侯维径……认为党校（应该）放假，不要（开展）整风反右运动，理由是党校干部都是各地方来的，因此回到各地方好，当时我反对了，这是整风反右，是一次社会主义大革命嘛！难道党校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吗？”“经过这一斗争才没有放假”。
这也是歪曲和捏造。事实上，中央党校党委对当时的整风反右运动态度是积极的，早在康生干涉之前就决定党校所办的各种班一律取消假期，留校参加整风反右运动。问题只是出在中宣部主办的、中央党校代管的、即将结业的短训班上。中央党校考虑，运动一起，党校根本无力照顾短训班。
为此，特打报告请示中宣部派人来直接领导。中宣部答复：中宣部也派不出人去领导，可考虑让短训班按期结业，回原单位参加运动。中央党校讨论中宣部的答复时，短训班主任曹轶欧第一个发言，表示同意照中宣部的意见办。其他党委委员也表赞同。只有党委书记侯维煜同志表示反对。他说，短训班还是留下搞运动好，关于领导力量不足的问题，由党校内部设法解决。经过反复讨论，大家不同意候的意见，最后，侯只好郑重声明：“我少数服从多数，但我保留意见”。并特别嘱咐记录同志把他的意见记录下来。
——这就是事情的真相。可是康生却歪曲说杨、侯“有意把短训班弄走了”，并且造谣说：“杨、侯认为党校（应该）放假”，“不要（开展）整风反右运动”，只是经过他的斗争，“才没有放假”等等。这纯粹是为了标榜自己对整风反右的激进态度而编造的谎言。
康生对当时的整风反右运动的态度是出奇的激进，这倒是事实。但是，这种激进并不在于他主张取消假期搞运动上，而在于任意把革命同志打成“右派”上。当时，中央党校曾组织学员讨论对社会上鸣放的认识。事后，曾将讨论情况整理成八类二十四个问题上报中央，其目的是让中央了解情况。对这八类二十四个问题怎样认识？中央党校认为，它分四种情况：一是正确批评。对此，应该虚心接受，认真改进工作；二是情况不明。对此，应说明情况，解除误解；三是认识模糊。对此，应该通过学习逐步提高思想j 四是错误言论。对此，应该批评帮助。总之，四种情况皆不属于右派言论。可是康生却一口咬定这八类二十四个问题是右派言论，极力主张划为右派。结果，在他的鼓动和坚持下，错划了许多右派。这就是康生装病多
年之后所干的第一桩事，这也是他在这次所谓“路线斗争”中的真正“贡献”！
第三次“路线斗争”，康生说发生在一九五八年，“斗争问题是关于党校方针问题，到底是用毛主席的《改造我们的学习》那个方针，还是用杨献珍的‘十六字’方针”，杨献珍“把‘十六字’（方针）当圣经，在全国到处讲，谁要不同意就是离经叛道”，而“我批判过，我说你这个东西不明确，没有阶级性，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针”。
康生对这次“路线斗争”的描述，是颇能令人玩味的！早在一九五三年五月，中央党校就办校方针、任务等问题写了个报告，其中根据毛泽东同志的一贯思想，总结了党校多年来的教学实践，第一次将党校的方针具体表述为十六个字：“学习理论、提高认识、联系实际、改造思想”。一九五三年六月二十六日，中央政治局在毛泽东同志主持下，经过讨论，一致通过了这一方针。后来，中共中央又在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于一九五六
年二月写的《关于全国初级党校工作会议情况报告》上批示说：十六字方
针不仅适用于中央党校，而且适用于全国初级党校。（此时，十六字略作改动：学习理论、联系实际、提高认识、增强党性。）可见，“十六字”方针是中共中央肯定的，并直接向全国党校推广的。把它说成是“杨献珍的方针”，而且是“对抗毛主席的方针”！这不是极端荒唐的吗？
必须指出，在“十六字方针”问题上，康生是耍尽了两面派手法的。人们清楚地记得，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二日，他在北京音乐堂向政治教师作报告的时候说：“十六字方针”是“带根本性”的方针，是中央党校“经过长期摸索制定的”，也是“党中央经过长期摸索才定的”，它是“正确的马列主义的方针”，它“不仅适用于中央党校，而且适用于其他各个学校”。
他特别强调说，这个方针是“教育工作的普遍真理”，“任何地方，任何学校，不应对这一方针发生动摇”。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他在中宣部召开的理论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再次肯定说：“这个方针过去适合，现在也适合，它是普遍真理，党章总纲就是这样规定的。它不仅是教育方针，党的全部工作也是这个方针”。并且向人们指出：“十六字方针”，就是“毛主席在《改造我们的学习》里提到的方针”，除此之外，“不能有另外的解释”。这些话真是把“十六字”方针捧到了九天之上，从理论到实际，都不准怀疑，都不许作别的解释。他不是一次讲，是多次讲，也不是向一个领域或一个单位讲，而是向全国讲。可是这些话说了还不到一年，康生就于一九五八年六月五日来了个“另外的解释”，认为“十六字”方针的提法，“还可以不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也可以采取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随着时间的推移，政治形势的变化，特别根据康生自己
的需要，他的调子变了。一九六四年九月二十三日，康生在各省市宣传部长、党校校长、报刊负责人会议上，对“十六字”方针进行了恶毒攻击，从九天之上，一下子打入十八层地狱。他说；这方针是“没有阶级性的”、“正正经经的废话”，并气势汹汹地质问道：“学习理论，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还是学习修正主义的理论；联系实际，是联系革命斗争实际，还是联系反革命实际；提高认识，是提高党的思想认识，还是提高反党的认识；增强党性，是增强共产党的党性，还是增强蒋介石国民党的党性？”
还说：“十六字”方针，“实际上成为反党反对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挡箭牌”，并且下令说：“今后不许再用！”谁能相信，这是出自一个人之口，谁敢相信，这是出自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的一人之口！这样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按一般人的为人道德是无法理解的，然而这却是康生的惯用手法。
康生在一九五九年五月十一日的一次报告中曾经公开声明说：“我今天讲的
话，明天我就不认帐，所以录音也没有用“。既当吹鼓手，又当刽子手！在我们看来，很难理解，在两面派看来，一点也不怪！
第六次“路线斗争”，康生说发生在六二年，斗争的问题是翻案还是反翻案。那个时候，中央党校大搞翻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我批评了杨献珍”，才“把这股歪风打下去”。
所谓大搞翻案，实际是指中央党校否定杨献珍所谓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否定办校有所谓方向性错误两件事。在一九六二年初，中央党校讨论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大会报告时，就有不少同志提出：杨献珍等同志有没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要不要为其平反；中央党校是不是犯了方向性错误，要不要对“十六字”方针重新认识。关于前一个问题，由当时的中央监委常务副书记兼中央党校校长王从吾同志主持党委会讨论处理。经过反复调查，终于向中央写出甄别报告，明确提出，杨献珍同志没有右倾机会主义问题，此案可以了结。关于第二个问题，由党委发动全校十七级以上党员干部进行了充分讨论，成立了若干小组讨论、起草文件，总结经验教训，澄清是非，端正方向。并在此基础上草拟了一个《中央党校教研室工作条例（草案）》。就是在这个条例中，开宗明义，肯定“十六字”方针是正确的。另外，还发动群众总结一九五九年以来的教学工作经验，揭露党校问题。许多同志点名道姓地系统地批评了康生、曹轶欧的错误做法，清理了一九五九年以来提出的所谓“最高最后标准”、“顶峰”、“在学习中战斗，在战斗中学习”、“少而精”、“立竿见影”等错误口号。中央党校党委根据同志们的揭发，本着“有言必录，保护批评者”的原则，编出四十三期《简报》，并写了个《中央党校五九年以来教学工作总结（草案）》。以上材料，均发给了全校十七级以上干部讨论，并报送了中宣部、中组部、中直党委和中
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同志。康生得知以上情况，硬说是“翻案”，攻击起草小组是“反党小集团”，叫嚷要大反“翻案风”。因此，康生挑起的这次所谓“路线斗争”，实际是打着“反翻案”的幌子，维护其插手党校以来的胡作非为。
这就是康生在中央党校亲自挑起的四次“路线斗争”的真相。除此之外，他在中央党校还挑起了六次“路线斗争”，这就是：五九年上半年，对“思维和存在没有统一性”的批判；五九年下半年，对杨献珍同志所谓“反三面红旗”的批判；六四年夏，对“合二而一”的批判；一九六六年春，配合社会上批判《海瑞罢官》，在中央党校进行的“反彭真的斗争”；一九六六年夏，在中央党校掀起的“反林枫的斗争”；一九六六年底，在中央党校又掀起了“同刘邓路线的斗争”。这六次“斗争”，有的已在前面专章或专节评述，有的前面虽未评述，但其情况与实质，人所共知。因此，这里不再赘述。
康生插手中央党校不过十年时间，十年之中，他就进行了“十次路线斗争”，而且每次都以胜利而告终，这很好地说明了，他真不愧为是“路线斗争”的“勇士”、“行家”和“常胜将军”。但是，他所进行的“路线斗争”
究竟是什么货色呢？从上面的揭露中可以看清，他所进行的“路线斗争”，实际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诽谤，是对革命同志的打击迫害，是以颠倒敌我、混淆黑白、搅乱思想为目的的“挖心战”，是他实现篡党夺权、逐步改变党的性质的重要手段。
四、“吐故纳新”，以帮代党。
康生非常重视党组织的“吐故纳新”。他说：“如果把党看成形而上学的，一成不变的，不搞吐故纳新，那党还不是死气沉沉的党？”1因此，他极力主张按照“文化大革命”的那套办法，实行开门整党，大搞“吐（故）、挂（起来）、纳（新）”。2“吐故纳新”，一般说来，并没有什么不对，但用于整党建党就很值得研究了。故和新的性质、界限都没有科学的解释，什么样的故该吐，什么样的新该纳？完全随着康生的主观随意性和帮派性而变化。
康生究竟要吐些什么“故”呢？
他在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三日的一次讲话中说：“查明有据的叛徒、特
务和文化大革命中表现极坏的，屡教不改的，不能参加党的生活。“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康生在另一次讲话中说：”死气沉沉，不起作用，毫无革命干劲，不配为党员的“，一是”需要耐心教育“的，但是”还要看他自己能1 1967年11 月13日，在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2 1969年11 月17日，在听取北京整党建党工作情况汇报时的插话。
不能活起来“，如果”活不起来“，
那就要“开除出
党“，或者”劝其退党“。由此看来，
康要吐的主要有
三种人；一是“查
明有据的叛徒、特
务“，二是”文化
大革命中表现极
坏的“，三是”死气沉沉，不起作用“的。关于这三种人，我们绝不可从字义上来理解，
而要从事实上来
看。我们从前面几章的评述中，就可
清楚地知道：他所
说的“查明有据的
叛徒、特务“，主
要是指他们通过
捏造假证而加以
诬陷的老一辈无
产阶级革命家和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他所说的“文化大革命中表现极坏的”，实际是那些旗帜鲜明反对他们一伙胡作非为，坚决维护党的利益的革命同志；他所说的“死气沉沉，不起作用”者，实际是指那些以消极方式抵制他们一队的同志。这些就是康生要吐的对象。
康生对“纳新”也是十分重视的。一九七〇年四月二十一日，他在全国
整党建党座谈会上说：这次“‘九大’新选出的二百七十九名中央委员和候
补中央委员中，来自基层的八十一名，这是文化大革命巨大成绩在中央委员会的表现。“当然，它”不仅表现在吐放方面“，即把一些”叛徒、特务、走资派清出来“，而且”还表现在纳新上“。他说对这个成绩切”不可忽视“，”不可低估“，因为”它对当前整党和今后党的发展有重要意义。“由于”纳新“如此重要，所以，他接着又说：”将来召开四届人大也要注意这个问题“，
“要有点新气象”，要准备纳点“新人”。
康生究竟要纳点什么样的 “新人”？就是纳那种所谓“三忠于、四无限”，“敢于英勇牺牲”，“特别是敢于同敌人作斗争”的人。康生特别举例说：“比如蒯大富，群众对他有意见，可以说服群众同意”，“不管蒯大富有什么错误，总比李济深好吧！过去李济深还是人大常委呢！你说蒯大富开枪打死人，李济深开枪杀了我们多少人。我也不是说蒯大富那么好，但他起码还是反对刘少奇的”。再说，“纳不纳蒯大富，还有个国际影响问题”，因为“中国红卫兵对国际青年运动影响极大”。1 这就是说，张铁生、陈阿大、翁森鹤之类的王洪文的小兄弟，“四人帮”的骨干分子，同他们一伙有着血缘关系，裙带关系的一帮子，以及那些打砸抢分子，那怕是杀人犯，只要他们能跟着康生转，勇敢地反对所谓的“走资派”，就是“纳新”的对象。把这些人拉人党内，成为康生“重建党”的基础，还说是共产党的建设，这不是海外奇谈吗！
康生要建设的这种帮派，若要贴上江青或康记商标，那是货真价实的，若要挂上“共产党”的招牌，那就成了今古奇观！
1 1970年4月22 日，在全国整党建党座谈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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