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马克思主义者都知道，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但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也没有否认过杰出人物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只是指出，个人的作用归根结底是以一定的社会条件为转移的。它历来就反对伟人、天才创造历史的历史唯心主义。康生对于这一基本理论，不是不清楚的；对于我们党遵循这一理论所作的反对突出个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也是非常清楚的。可是，他却反其道而行之，利用毛泽东同志长期形成的崇高威望，也利用群众的朴素而不科学的感情，大搞个人崇拜，甚至掀起了狂热的造神运动，成为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丑闻！其实，康生是以此作为“登龙术”而得宠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
要说他对“文化大革命”的贡献，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项目。把领袖不适当地捧上了天，奉为离开了人间的神仙，这不能不是十年内乱中给人们留下的沉重的精神枷锁！这种毒害，并不是一下子可以消除的。
一、把人变成神。
康生愈是把个人捧得神乎其神，就愈是显得他的手法的拙劣。一九六七年三月十日，康生在军级干部会议上批判《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时说：“刘少奇在这本书中，说到要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时，说什么没有偶像崇拜。可以看出，这是暗示攻击毛主席的。”事实上，刘少奇同志
在这本书中反复宣传；我们应当珍视革命导师的业绩和他们留下来的精神
财富，但不是让人们去顶礼膜拜；我们应当把这些革命导师当作“我们锻炼和修养的模范”，但不能将其偶像化；并批评了那些把革命导师“看成天生的神秘人物”，认为他们的“思想和品质是学习不到”的错误思想。这里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呢？可是康生却硬是从这里找出了什么“暗示攻击毛主席” 的意思。很明显，在康生看来，应该把毛泽东同志“看成天生的神秘的人物”，应该把毛泽东同志当作“偶像”来“崇拜”。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四日，康生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又大肆批判了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八大会议上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他说：这个报告中，“曾经有这样一个说法：”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一个重要的功绩，就是告诉我们，把个人神化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个人崇拜是一种有长远历史的社会现象，这种现象，也不会不在我们党的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有它的某些反映。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这很明显是恶毒地攻击和诬蔑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也
是恶毒地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岂非咄咄怪事？邓小平同志说把”个人神化“会造成”严重的恶果“，要求全党继续贯彻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这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提法，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论点，怎么到了一九六七年，就变成了反马列主义、反毛泽东思想了呢？怎么会成为对毛泽东同志的”恶毒地攻击和诬蔑“了呢？原来康生不是也表示过拥护”八大“的重要文献而且还作过解释吗？
是健忘还是随着气候而改变了自己的观点？显然，康生随着气候而改变了自己的观点。他现在的观点是，对毛泽东同志应该搞“个人神化”、搞“个人崇拜”、搞“个人突出”。谁反对这样做，或者不这样做，谁就是对毛泽东同志的“恶毒地攻击和诬蔑”。可见，在神化领袖上，康生比之林彪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其过之处就在于他公开露骨地宣传毛泽东同志是一个“天生的神秘人物”，明目张胆地主张对毛泽东同志搞“偶像崇拜”、“个人崇拜”、“个人神化”、“个人突出”、“歌功颂德”等等。
林彪搞的“个人崇拜”，已经是异乎寻常了。他说：“什么唯物论，什么辩证法，什么历史唯物论，什么自然科学，不学也行”，“唯独学会忠于毛主席”，才是“超过一切、高于一切的最大的学问”，极力主张对毛主席要搞“三忠于”、“四无限”1这样一套形式主义的东西。康生则进而把这些当作重新建党的标准。他于一九七〇年四月十八日在《关于“九大”党章的讲话》中，公开提出要建立一个什么“三忠于”、“四无限”的党。康生所要重建的党，是同我们党的性质，同我们党的组织原则，根本不相容的，也是同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完全不相容的。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的阶级组织，是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的战斗集体。每一个共产党员都是为实现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里，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国家的工作人员，包括最高领导人，都是社会的公仆，人民的勤务员。这就是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一再教导的：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因此，共产党的全体党员、干部都要对党忠诚，对人民忠诚，对共产主义事业忠诚，而不是反过来，要全党全体人民忠于个人，服务于个人。
随着神化个人的宣传，在林彪、江青、康生一伙的助长下，出现了诸如“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做语录操”等等封建宗教仪式之类的丑恶的形式主义的东西。当这些东西受到毛泽东同志的严厉批评之后，康生还竭力为之辩护，说什么这“虽是形式的东西”，但目的还是为了“表达忠心”，“为了更好地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
二、把科学变成神学。
1 “三忠于”，是指“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四无限”，是指对毛主席要“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
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实际运用和发展。这是我们党几十年来所坚持的原则，也是人所共知的常识。因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它究竟在哪些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正是我国理论工作者的一项严肃而重要的任务。
可是康生为了另外的目的，完全背离实事求是的原则，不进行任何科学研究，信口谈这“发展”那“发展”，并借谈“发展”为名把毛泽东思想由科学变成神学。。康生作为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理论顾问”，在借谈“发展”
神化毛泽东思想上，起了特别突出的作用。
一九六六年五月，康生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连续作了两个半天的长篇报告。这个报告挖空心思，编造了许多华丽浮夸的词章，极尽吹捧之能事，硬说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已经“全面发展”、“全面超过”了马克思、列宁的理论。为了狂热地褒，他就放肆地贬！在党的这样重要的会议上，这样大谈“发展”和“超过”，无论是在党的历史上还是在康生个人的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就党的历史上来说，自从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力戒骄傲”、“禁止祝寿”、“禁止歌功颂德”以来，在党的会议上已经扫除了令人作呕的庸俗气氛。康生却一反惯例，紧紧追随林彪的调头。他同林彪不同的地方，就是带上了理论色彩，把本来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科学，却变成了令人莫解的玄之又玄的神学。
康生究竟是怎样谈“发展”和“超过”的呢？他说：“毛泽东思想，准确地说，应当是毛泽东主义，它全面发展了，超过了马克思主义，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他接着又说：“为什么说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一百多年来，可分为三个时期：（1）马克思主义时期，是资本主义时代，没有出现社会主义。（2）列宁主义时期，是帝国主义走向没落时期；（3）毛泽东思想或毛泽东主义时期，毛泽东思想全面发展了，超过了马列主义”。康生在这里把自己打扮成独具慧眼的超人，似乎只有他看到了毛泽东同志的手发展“、”超过“，而千百万人民都是愚民或群氓，根本没有看到或者不承认这个”发展“，所以，他在讲了三个组成部分都”超过“之后，紧接着以办出逼人的口气质问道：”怎么能说没有超过呢？怎么能说不是顶峰，不是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呢？“究竟怎样发展，又怎样超过？他却含糊其辞。人们从他那里是找不到答案的。
一九六六年八月，康生又把大谈“发展”的讲台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搬到了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在这次会议上，康生作了以“发展”为中心的专题发言。在这个发言中，康生深怕别人不知道他谈“发展”的历史，特别强调说：“在一九五七年的宣传工作会议上，一九五九年省市文教书记
会议上，今年五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我都讲过毛泽东同志全面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我认为，在马克思主义的这三个组成部分，毛泽东思想都超过了。“他又说：”仅仅说这三个组成部分还没有把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说完全。主席关于人民战争，人民军队的理论，关于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理论，关于党的建设的学说，都大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席作了前人没有作过的伟大贡献。“康生在这里谈的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超马克思主义“！
他是用捧的办法歪曲毛泽东思想，使毛泽东思想失去本来面貌，失去马克思主义的基础，而成为腾空的超越马克思主义之上的玄之又立的东西！
这还不算。康生又于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八日，借纪念《五。一六通知》发表一周年的机会，将上面讲的所谓“发展”和“超过”概括为“三个里程碑”，写进《伟大的历史文件》一文，井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的名义公布于世。应当说，这是在神化毛泽东思想上的又一重大升级。因此，康生特别得意。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五日，他在一个专门谈学习问题的讲话中说：“《伟大的历史文件》，对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马列主义非常重要，（而且它）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文件，（因为它）讲了三个里程碑、三个阶段问题，这对今后宣传毛泽东思想是重要的事情，……这对世界学习宣传毛泽东思想也是个重要事件。”这就意味着把康生加工过的神化了的毛泽东思想，不仅推行于全国，而且推行于全世界。把本来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指导思想，中国人民的光辉旗帜的毛泽东思想，涂上了康生的思想，成了污染毛泽东思想的伪科学！把丑恶当做光荣来宣传，把神学当做科学来推广，这就是“理论顾问”为林彪、江青建立的特殊功勋！
三、灵魂变成躯壳。
毛泽东思想之所以能指导中国革命，而且能战无不胜，就在于它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不然就根本不成为毛泽东思想。林彪不承认这一点，他以“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的形式来毁坏毛泽东思想，把生动的科学变成了咒语！
康生则是采取了另外一种形式Z 使毛泽东思想变质。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康生在乌鲁木齐接见“红卫兵”时发表讲话说：“我常常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游行队伍，红卫兵每人手里都拿着这个（康生举起《毛主席语录》），我就想，真是人民群众和马克思主义结合了”。还说：“人民群众掌握了毛泽东思想是任何敌人也打不倒的”，是“国家不变颜色”、“不出修正主义”、“胜利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保证”。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六日，康生向一位外宾说：“从去年毛泽东同志接见红卫兵的那个电影”中，“你可以看到，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本书，就是说，人民和毛泽东思想结合起
来了，这才是不可战胜的。红卫兵敢想敢于敢闯，更重要的是手上还有这本书，掌握了毛泽东思想“。一九六七年六月七日，又向一位外宾说：”千百万人手里拿着一本红色的《毛主席语录》，千百万人民群众，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结合在一起，这力量是伟大的。这是防止修正主义篡夺领导，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最重要的保证。“经康生这样一吹，《毛主席语录》完全变成了扭转乾坤的法宝。好象只要人们手中拿起《语录》，就可以成为《封神演义》里那些天兵天将手中攻无不破，御无不成的万能武器。
这种荒诞无稽的妄说，居然畅行于全国，而且传播于国外，这不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公然污辱，又是什么呢？
四、一手捧经，一手执剑。
康生认为，别人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和解释，都是“歪曲、篡改”，只有他传的才是“真经”。他是怎样推行他所加工制作的所谓“真经”的呢？
办法不外两种：一是以牧师身份，对那些怀有朴素感情的人进行煤煤不休的说教；二是以刽子手的身份，对于那些不听说教者，戴帽打棍，肆意镇压。由于他们的说教甚为荒诞，不能服人，因而在进行说教的同时，往往置人以死地，宣布为“反革命”！
一九六六年五月的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康生就曾为彭真、罗瑞卿、
陆定一、杨尚昆四同志扣过四顶帽子：（1）“他们反对毛主席是我们党的中
国人民的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彭真到处宣传主席的错误是一火车“3（2）
“他们反对说毛主席对马列主义是全面的创造性的发展，反对林总提出的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的顶峰”；（3）“他们顽强的反对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4）“他们反对林总讲的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攻击工农兵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说是庸俗化、简单化，说和义和拳念咒是一样的。”康生在这里所说的反对毛泽东同志、反对毛泽东思想，并非人们一般意义上的理解，而是指反对对毛泽东同志的神化，反对对毛泽东思想的歪曲。然而反对这种神化和歪曲，对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来说，这并非是反对和诋毁，而是真心实意地拥护和维护。可是，在“现代迷信”盛行的日子里，这一切都是颠倒的：主张搞神化的人，成为“高举”、“紧跟”
的人，并得以高升；相反，反对搞神化的人，却被扣上反毛泽东反毛泽东思想的人，并遭受到“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的命运。
“反对毛泽东同志，反对毛泽东思想”，是林彪、江青、康生手中整人最重要的大棒。康生直接点名诬陷的八百三十九名干部中，差不多都曾遭受此棒之害。至于全国究竟有多少人遭受此棒之害，那是谁也无法搞清的。
遭受此棒之害的，不仅数量甚大，而且其“根据”也甚为荒唐。比如，一个老工人，由于打扫领袖塑像上的灰尘，变成了“现行反革命”，被“专政”
多年，因为他的手抓过座像的颈部，那姿势有“谋杀之嫌”；一张日报曾在第一版登了毛主席的像，翻过来第二版登的是一个持枪民兵，在太阳光下一看，民兵的枪央正好指着毛主席的眼睛，结果动员了成千上万的人去围攻该报社，说什么枪尖对着眼睛有“刺杀之嫌”；一个教师告诉学生领子袖子最爱脏，洗衣服要着重洗洗领子袖子，结果被关押多年，因为他所说的领子袖子最爱脏，有“侮辱领袖之嫌”；一个五岁小孩在游戏中，误把一枚像章挂到了小猫的头上，母亲不得不抱着孩子接受“革命”批斗。另外，印刷工人无意中排错了一个铅字，贫农社员不慎喊错了一句口号，机关干部粗心地把印有照片的报纸丢进废纸篓等等，都毫无例外地成了“恶毒攻击”的“阶级敌人”。正由于林彪、康生一伙如此喋喋不休地说教和肆无忌惮地论大棒，致使在二十世纪中期的社会主义中国出现了“现代迷信”狂热。
林彪、康生一伙为什么制造“现代迷信”狂热呢？当然这不是出于无知，而是出于险恶的目的。他们的目的就是邀功取宠，摆功求赏，篡党篡国。
阿谀逢迎者得宠，刚直敢谏者受害，这是封建社会仕途经验的总结。康生与林彪对此是揣摩精深的。林彪说过：要把“大拥”、“大顺”作为“总诀”；要“仿思之于马，斯之于列，蒋之于孙，跟着转，乃大窍门所在”；要“亦步”、“亦趋”，“得一人得天下”。康生与林彪有着同样的阴暗心理。因而，他俩勾结起来竭尽全力把领袖偶像化，把领袖的思想神学化，把领袖的言论咒语化，想方设法抢“高举”、“紧跟”的制高点，以便使自己攫取高位。
可见，他制造“迷信”，是为了让人“迷信”自己；他宣扬“顶峰”，是为了使自己爬上“顶峰”。
康生一伙在社会主义中国所煽起的“现代迷信”狂热，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恶果。恶果之一，就是降低了党的威信，败坏了领袖的形象，割断了党与群众、领袖与群众的血肉联系。恶果之二，就是糟踏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使唯心论盛行，形而上学猖獗。恶果之三，就是禁锢了人们的思想，使人们不敢面对现实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而是专以康生的是非为是非，康生怎样说就怎样干。恶果之四，就是为滋生和发展野心家、阴谋家提供了温床。林、康一伙，正是利用这个温床，才使自己得以学生和发育，才为自己架设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阶梯，才为自己为所欲为地害党害国害人，制造十年内乱创造了条件。“文化大革命”的反面实践告诉我们，败坏党的威信，破坏革命事业，最恶毒的也是最有效的办法，莫过于搞“现代迷信”。事实上，“文化大革命”以来我党我国所发生的一切灾难，都和林彪、康生一伙制造个人崇拜，大搞“现代迷信”有着直接的关系。这是非常深刻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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