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林彪、江青一伙掀起的“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的狂风恶浪，席卷全国的时候，我们的党和国家正处于深重的危难之中。一切忠诚的人民、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无不为之担忧，并采取不同形式对他们的所作所为给予了抵制和反对。特别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眼看着用革命鲜血换来的人民江山被糟踏，领导人民事业的共产党被篡夺，他们再也压抑不住自己的愤怒了，于是象暴风雨中迎接战斗的海燕，巍然挺拔的劲松那样出现在第一线。他们就是为中国革命建立过功勋，使敌人丧胆，为人民敬仰的一批老共产党员。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们就在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会议上，同林彪、江青一伙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而且这种斗争在一九六七年二月怀仁堂会议上达到了高潮。这次斗争的特点是，开门见山，短兵相接，一边是义正严词，一边是阴谋诡计；一边为捍卫党的原则而义愤，一边为破坏党的事业而称快。拨开乌云，忠奸分明。
康生是参加这次斗争的重要成员之一，是林彪、“四人帮”不可缺少的顾问。他为了在那遗臭万年的耻辱碑上，再刻一笔功劳，使出了他的全部秦桧式的本领，上窜下跳，出谋于密室，鼓噪于基层。他把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二月怀仁堂会议上所进行的正义斗争，诬蔑为“二月逆流”，从而制造了一个震撼全党全国的大冤案。
历史本来面目是怎样的呢？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三日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的会议室里，周恩来同志主持召开了有当时负责党政军日常工作的同志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参加的中央碰头会，讨论如何抓生产的问题。会上围绕着“文化大革命”
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把老干部统统打倒等几个问题进行了针锋相对地激烈斗争。
这次碰头会，象往日一样，周恩来同志坐在中间，一边坐着陈毅、李富
春、徐向前、聂荣臻、李先念、谭震林、叶剑英等七位国务院副总理或军
委副主席，另外还有余秋里、谷牧两同志；一边是康生、陈伯达、江青和中央文革的其他成员。在座次上就是两阵对立，十分鲜明。
叶剑英同志首先站起来讲了话。他说：“你们（指林彪、康生、江青一伙）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严厉的质问，刺痛了康生、陈伯达、江青一伙，他们象热锅上的蚂蚁，立即阴阳怪气，交头接耳，唧唧喳喳起来。
坐在叶剑英同志旁边的新任军委文革组长徐向前同志激愤地拍着桌子
痛斥康、陈、江一伙。“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
叶剑英同志接着又质问他们说：“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到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叶剑英同志还幽默地嘲弄陈伯达说：“我们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得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请你们解释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
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
这一场短兵相接的战斗，完全戳穿了康、陈、江一伙的墓党夺权的阴谋。
三天之后，即二月十六日下午三时整，中央碰头会在怀仁堂继续举行。
前来参加会议的谭震林同志在怀仁堂门口碰见了操纵上海“一月夺权”
黑风的张春桥，劈头就问：“陈丕显同志来了吗？”谭震林同志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一些省市委书记被游斗之后，毛泽东同志多次指示要把各省市委的书记接到北京保护起来。周恩来同志排除多方阻拦，把一部分省委书记接到了北京，可是仍有一部分省市委书记在当地被无理扣压着。
陈丕显同志就是其中之一。张春桥听了谭震林同志的质问，打着官腔说：“群众不答应啊！”谭震林说：“群众！党组织可以做工作嘛！”张仰着脸说：“党？
党不管用了。在上海，科长以上的干部统统靠边站了！“谭震林同志当即怒斥说：”原来靠边站，打击一大片，都是你们领导的呵！“这就是会前的一段交锋。
会议开始之后，谭震林同志接着会前的交锋，又提出陈丕显同志回京的问题。说：“陈丕显同志从小参加革命，是红小鬼，他有什么问题？几个大区书记、许多省委书记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不让他们来北京？”张春桥仍然打着“群众”的招牌进行刁难和推脱。谭震林同志马上打断他的话说：“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起来闹革命。这是什么？这是形而上学！”又说：“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四十年的老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高干子弟也统统挨整，你们见高干子弟就掀，这不是反动血统论是什么？这是用反动的血统论来反对血统论，这不是形而上学吗？”还说：“蒯大富是什么东西？
是个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
谭震林同志越说越气愤，突然夹起皮包站起来去拿衣服，边走边穿边说：“照这样，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不跟了！砍脑袋，坐监牢，开
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周恩来同志要谭回来不要走！
陈毅同志也说：“不要走，要在里边斗争！”
谭震林同志走了几步，又转回来，面对会场说：“陈老总，我，讲就不怕，怕就不讲，我哪也不走啦！”
陈毅同志接着发言：“这些家伙上台，他们就要搞修正主义。在延安整风时，有人整老干部就整得很凶。抢救运动搞错了许多人，到现在还有意见。挨整的还有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也挨整了吗？”停了停又说：“我们一定要记取这个教训。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的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
叶剑英同志讲到党的传统：“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对犯有错误的干部，我们党们来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哪有随便打倒的道理？照这样，人身都不能保证，怎么做工作？”讲到这里，余秋里同志大声疾呼：“这样对待老干部，怎么行？照这样干下去，我就不干了！”早已投靠林彪、康生、江青的谢富治，妄图插话辩解，李先念同志当即驳斥说：“你不要和稀泥！”
谭震林同志想到许多老干部遭受残酷斗争和凌辱的情况，又愤怒地说：“我从来没有哭过。现在哭过三次。哭都没有地方哭，跟前又有秘书，又有孩子，只能背地里流泪！”那个令人鄙视的谢富治又插话说：“不要从个人出发，要从全局出发嘛！”谭震林同志当即驳斥说：“我哭不是为自己，是为全体老干部！是为整个党！”
“我也哭过三次”，李先念同志接着说：“从《红旗》十三期社论1开始，全国就开始了大规模地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还有什么大串连，老干部统统打倒了！”
周恩来同志当即质问对方那个核心人物康生：“这篇社论，你看了吗？”
“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你不叫我们看看I”
惯于要阴谋的康生，当即撒谎说：“我没有看！”事实上，这篇煽动“全面内战”、“打倒一切”的社论，不仅是根据康生、陈伯达的“指示”写的，而且写好后，还由康生亲自审定的。
聂荣臻同志针对林彪、康生、江青一伙把干部子弟诬蔑为“联动”，十分气愤地说：“这种‘不教而诛’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毛主席在军委八条命令中特别加了一条，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严格管教子女。如果父母不教育，责任就在父母。不能为了打倒老子，就揪斗孩子，株连家1 指1966年10月3 日发表的《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一文。该文中心是号召”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
属。残酷迫害老干部，搞‘落井下石’，就是不安好心！“
这就是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三日和十六日在怀仁堂召开中央碰头会的真
情实状。在这个会议上，为人民尊敬的共产主义老战士对群妖进行了英勇的搏斗，剔肤见骨地揭露了他们的罪恶，伸张了正义，是代表全国人民对他们一伙的审判和控诉！林、康、江一伙诬说是“二月逆流”，不，这是二月的“浩然正气”。逆流的确有，可不只二月，而是从一九六六年六月，就翻卷中国的大地了。林彪、江青一伙开始篡党夺权，就掀起了大逆流。
康生是这场斗争中的一方的主谋。他耳闻目睹了共产主义老战士铿锵锋利的语言和英姿，特别是陈毅同志根据文革中绝大多数干部被迫害的事实，联系历史教训，提醒不要重复过去“左”的错误，这篇有理有据的讲话，象挖了康生的祖坟一样，引起他的强烈的宿仇。于是，他就背着会议主持者周恩来同志唆使张春桥、姚文元、王力，于十六日晚在人大会堂，“集体整理和核对”中央碰头会“记录”，并连夜商议用他们业已习惯了的欺骗夸大手法向毛泽东同志汇报，蓄意扩大事态，竭力促动毛泽东同志的恼怒，以达到他们挑拨的目的。
是非拨弄的结果，康生一伙领取了“上方宝剑”，成了盛气凌人的批判者。从二月十七日起，一直到三月十八日止，康生等人以开“政治局生活会”为名，对所谓“二月逆流”进行“反击”，天天围攻批斗共产主义老战士。他们得心应手的武器，就是扣帽子，打棍子，抓辫子，上纲为“阶级斗争”、“反党”、“敌我矛盾”、“罪大恶极”等等，一片吠声，不堪入耳！
其间，又是数康生叫的最凶。
康生在会上挥着手，气急败坏地叫嚷说：“这是十一中全会以来的一次最严重的反党事件！”是“一种政变的预演”，是“一种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他诬蔑老帅们在碰头会上的发言，是“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延安整风运动”。说：“毛主席的领导就是党的领导，说文化大革命没有党的领导，就是反对毛主席”，“说保护老干部，就是保护一小撮走资派，保护叛徒、内奸、特务”。
康生指着徐向前同志，声嘶力竭地说：“……军队不是你的。你有什么了不起听！你要为刘少奇、邓小平翻案反党吗？”他边说边吼，口里溅着白沫：“毛主席发怒啦，是无产阶级之怒，是无产阶级义愤，你们提意见就是反对毛主席嘛！”
陈毅同志作为副总理和军委副主席，常到这两个机关去开会。康生就诬蔑陈毅同志是“联络员”；余秋里、谷牧同志曾积极支持过老帅，他就说：“二月逆流还有两个小伙计！”；政治局常委李富春同志协助总理处理日常工作，是主管国务院工作的业务组长，经常通宵不眠的工作，几个副总理
经常到他那里讨论问题，康生就诬蔑他是“俱乐部主任”。
林彪、江青一伙，本来就是要打倒一批开国元勋，用所谓“清君侧”的办法，把同毛泽东同志一起战斗几十年的老革命家清除掉，使他们的罪恶团的迅速得逞。他们既蒙蔽毛泽东同志，又利用他的错误蒙骗广大青年，借用青年的盲目性，使极小范围的内部问题社会化。一九六七年春天，社会上掀起的那股反击“二月逆流”的浪潮，就是康生及其同伙幕后策动的结果。
阴谋家从来不讲马克思主义原则的，可他们的罪恶活动总裹着诱人而漂亮的外衣，打着辉煌的旗号。他们为了掀起反“二月逆流”的恶浪，对于从哪里入手，由什么人去串连等问题，都进行了精心策划。他们密定：反“二月逆流”得“先从谭震林开刀”，而“从谭震林开刀又可先从大寨展览馆开始”。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谭震林同志曾于一九六六年底的一次中央会议上针对江青“要造毛主席的反”的叫嚷，当面痛斥过她，会后又正式写信给中央说她是“今日中国的武则天！”希望对其“提高警惕”。再加上这次怀仁堂会议上，对康、江等人又作了剔肤见骨地揭露，他们决定“先从谭震林开刀”，当然是自然之事了。从谭震林同志开刀，之所以“先从大寨展览馆开始”，这是由于谭震林同志当时是负责农林口的副总理，对于大寨展览馆负有责任。至于大寨展览馆究竟有没有问题，他们是不管的。他们是要事实服从需要的，只要需要，没有问题也会找出问题来的。策略一定，康生亲自出马，特地跑到大寨展览馆转了一圈。果然，问题找出来了，他摇头摆脑地说：“展览馆不突出毛泽东思想！”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既然“问题”找出来了，于是通过一条热线：关锋——林杰——谭厚兰及其所属的一帮，下达指令，可以冲击大寨展览馆！大寨展览馆，虽属谭震林同志主管，但在整个筹备过程中，周恩来同志曾经亲自审查过两次，最后又是经康生审查批准才公展的。现在，康生煽动冲击农展馆，这不仅把矛头指向了谭震林同志，而且也把矛头对准了周恩来同志。可这恰恰是他长期以来的愿望。这样，三月十八日，谭厚兰带着一千多受蒙蔽的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进驻了农展馆，制造了冲击“农业学大寨展览馆”事件，喊出了“打倒谭震林”，“谭震林的黑报告1 是二月逆流的宣言书”等口号。同时，他们又通过其他热线去煽动青年学生，于是首都街头就出现了十万学生的示威游行，他们高呼“反击二月逆流”，“打倒国务院四位副总理和军委四位副主席”，“用鲜血保卫中央文革”等口号，把康生导演的怀仁堂批斗会搬到了北京街头。这就是所谓反击“二月逆流”的第一个浪潮，也是1 指谭震林同志于1967年1 月就农口运动情况写给毛泽东同志的报告。
康生、江青向“小将们学习”的真实内容！
中国共产党的原则，党内民主生活和优良传统被践踏了，党的组织监督破坏了，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发言权被剥夺了！一伙野心家更加为所欲为了。多少忠诚的共产党员，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对本来不理解的东西，更加迷惑不解了！亿万人民担心的危机加深了。从此，党政军文碰头会中断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内部正常的生活制度中止了。在组织上，林彪公然宣布：中央文革小组代替中央政治局；军委办事组取代军委常委会，逐步实现了他们的篡权阴谋。
康生之所以要在这一重要案件中，发挥他的特殊作用，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得悉毛泽东同志当时正在作出结束“文化大革命”的部署，为此，他正在寻衅制造事端，以便打乱毛泽东同志的这一部署。事情是这样的：还在这次怀仁堂会议前夕，谭震林同志就曾就农口夺权情况向毛泽东同志写过报告。其中建议说：对干部的官僚主义让群众烧一烧是必要的，但到适当时候就该退火了，只有这样，才能对干部达到既教育又保护的目的。毛泽东同志对这一报告很重视，于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日写了一段批语。批语实质是部署几个月内结束“文化大革命”。三月七日，毛泽东同志批示了天津延安中学实现全校大联合的经验，也是为了促使文化大革命赶快结束。
这样，对“文化大革命”是结束，还是拖延？就成了当时争议的焦点。按林、江集团的意图，当然不能结束，天下安定了，他们乱中夺权的阴谋就达不到了。但是，他们又不敢公开反对这一‘示，于是决定伺机寻衅。所谓反击“二月逆流”，就在他们的预谋中出现了。这是他们的既定方针，没有“二月逆流”，也会有其他什么“逆流”，不管叫什么，其目标和性质都是一样的。
康生一伙不仅制造了所谓“二月逆流”，而且在此以后的一段很长的时间内，所谓“二月逆流”的帽子，如同手中的法宝，一直模在手中，经常不断地挥舞。
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二日深夜，林彪出面召集了一个北京卫戍区团级以上干部的紧急会，诬说“傅崇碧前一个时期带着几辆汽车，全副武装，冲进中央文革的地点去抓人”，当场宣布撤销其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职务，从而制造了一起所谓“武装冲击中央文革事件”。事情的本来面目是这样的：江青、首先把鲁迅手稿盗在手中，然后责令傅崇碧同志去调查手稿被盗之事。傅不知这是阴谋，真的领着人去调查，很快将此事查清。三月七日这一天，经陈伯达秘书的同意，携带文件、证据，由两人陪同，分乘两辆小汽车到中央文革所在地——钓鱼台向江青作了汇报。可是，两周之后，“两辆小汽车”变成了“几辆汽车”：“赤手空拳”变成了“全副武装”：“到钓
鱼台汇报“”变成了“冲进中央文革的地点去抓人”，并且诬说，这是“‘二月逆流’的新反扑！”在林彪主持召开的紧急会上，江青一再领头高呼“坚决打垮‘二月逆流’的新反扑！”康生则一再大声插话：“傅崇碧的后台就是叶剑英！”这还不算，第二天，康生还专门派人去逼傅承认他的后台就是叶剑英、陈毅、谭震林等同志。人们不禁要问：林、江、康一伙，为什么以如此卑鄙的骗局，置傅于死地呢？这是因为他作为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牢牢掌握着首都军事大权，深得周恩来总理、叶剑英副主席的信任。在风狂雨骤的一九六六年，六七年，他曾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多次冒着风险保护被残酷揪斗的老干部，多次在动乱中维护首都的安全。他经常不断地向毛泽东同志直接汇报干部遭受迫害的情况，这就极大的障碍着林、江、康一伙的胡作非为。这就是他们制造“武装冲击中央文革”事件的真实原因，又是他们说“二月逆流新反扑”的由头所在。
两天之后，即三月二十四日，林彪又主持召开了群众大会，宣布：杨成武同余立金相勾结，要打倒吴法宪，夺空军的权；同傅崇碧相勾结，要打倒谢富治；杨有野心，想排挤黄永胜。等。从而又制造了所谓“杨、余、傅事件”。其实全属无中生有、无限上纲之类。林彪一伙制造这一冤案的根本原因在于林彪怀疑杨成武同志在毛泽东同志面前说过林彪的坏话。还有，一九六七年三月，林彪告诉杨不要送文件给叶帅。杨经请示周恩来同志继续照送。九月下旬，随毛泽东同志视察回到北京，曾到一些老帅家里传达过毛泽东同志视察时的谈话内容。另外，杨按照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对老帅采取了一些保护措施。这当然使林彪一伙大为恼火，因而早就想伺机摘掉杨。其直接导火线是：空军党委办公室王飞等人随意关押余立金。的秘书。杨接到有关此事的揭发之后，立即责成吴法宪去查处。吴不但不去查处，相反向林彪告状说，杨余勾结起来要夺空军的权。谎言就这样制造出来。此事，又成为康生利用来大反所谓“工月逆流”的。实。在“三。二四‘大会上，康生大讲一年前发生的所谓”二月逆流“的情况，诬蔑杨、余、傅就是为”二月逆流“翻案。
一九六八年十月，在党内生活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召开了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会议本来没有批判“二月逆流” 的内容。可是康、江、陈等人搞了一个中心发言提纲发到全会，从而在全会上又掀起了批“二月逆流” 的歪风。他们定的调子是：“二月逆流”“反对八届十一中全会决定”，“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他们还有计划地把老同志分别编入六个小组，分割包围，以便围攻批判。康生又是这次批斗中的“激进”者。
他于十月二十九日在第四小组（即华东组）会上作了长篇发言，说：“二月逆流”，“首先打第一炮的是叶剑英……，第二炮是徐向前；第二炮是谭震
林；陈毅、李先念、余秋里、谷牧都开了炮“。”‘二月逆流’的性质是很严重的“，”是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还说：”一九五六年二月四日，赫鲁晓夫在苏联二十大作了反对斯大林的秘密报告，那是一次反革命政变成功的‘二月逆流’，沿着这种逆流，社会主义的苏联就一步步地迅速地和平过渡到资本主义，蜕变为社会帝国主义。在我们的国家里，有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坚强领导，中国‘二月逆流’的干将们要象赫鲁晓夫那样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那是痴心妄想，白日作梦，绝对办不到的。“此时，距离所谓”二月逆流“的发生，已近两年了，那些被批判的老同志早已靠边站不管事了，为什么这时又大批特批起所谓”二月逆流“来了呢？这显然是为了破坏老同志的威信，以便让他们说话没人听，做事没人帮，好在九大召开时将其排挤出政治局，然后再把他们一伙塞进来。这次对老同志的围攻，也确实做了这方面的组织准备和舆论准备。
总之，林、康、江一伙，每当想打倒谁，总忘不了先念念“反击二月逆流”的经。所以，所谓“二月逆流”便成了林、康、江一伙整掉老干部，推行极左路线，大搞篡权活动的最灵验的法宝。
一九七一年“九。一三”林彪反革命武装政变彻底失败以后，毛泽东同志在接见成都地区座谈会的人员时，指着叶剑英同志对别人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的”。至此，才算制止了“二月逆流”的传播和蔓延。不过，康生至死，也未对他在制造“二月逆流”和反击“二月逆流” 中所起的恶劣作用，认过错，作过批判。他却仍然借人梯爬上了宝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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