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一起来，康生就把积蓄了多年的那股邪劲，全使出来了。
为了林彪、江青的“新天朝”，为了自己已经膨胀的野心，他积毕生之阴谋手段，在这场浩劫史上，书写自己的篇章。他硬说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硬说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是资产阶级专政，硬把共产党的领导说成是叛徒、特务、国民党的领导，硬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说成是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总之，把一个红彤彤的新中国说成是个黑洞洞的旧世界。
因此，他们要横扫一切，彻底砸烂！在这场大动乱中，康生确实为林彪、江青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且看康生是怎样为自己建立纪念碑的吧！
一、横扫。
康生首先把矛头指向中共中央的各个领导机关。他说：“过去整个中央各部都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口里喊拥护毛主席，实际上对毛主席的思想、毛主席的谈话加以封锁。”
“中组部、中央党校、中联部、中宣部、统战部的共同点就是从来不提
倡学习主席著作，在他们脑子里基本上是杨献珍的反动思想，认为主席著作不是经典著作。“
中央各部，为什么会有康生所说的这样的问题，即对毛泽东同志及其著作的态度问题呢？接着，康生又作了具体的解剖，他说：“中组部是有意搞的反革命巢穴，是刘邓多少年精心安排的”，“在安子文的掌握下，那里的干部有二十几年听不到毛主席的声音。”
“中央党校根本不是我们的党校，而是顽固的反毛泽东思想的堡垒，是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一个重要据点。”
“中联部最大的问题就是反对、拒绝毛主席思想”，“反对、对抗毛主席的路线、方针”，“推行刘、邓、王（稼祥）的路线，即中国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思想。”
“中宣部是阎王殿”。
“中监委糟得很”，成了“共产党内的政协”，“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没有起过什么好作用。”
康生象是天外来的奇人，似乎他从来就没有在中央呆过，对中央各部的事，他超脱得比神仙还干净！
既然中央各部都有问题，那怎么办呢？康生认为，“总的方针是斗批走”，
或者是“斗批散”。就是说，原来中央各部一个也“不能要”，要统统予以“撤销”。撤销后，每个部“只留下少数人，其余下放”。在康生等人直接指挥下，中央机关大换班，有的甚至“一锅端”，就象他在土改中对待地主那样，全部扫地出门！。
康生是不是仅仅否定中央机关呢？当然不是。继而又指向各个领域和各条战线。他说：文艺战线，“有一条文艺黑线统治着”。
教育战线，“过去在彭真、陆定一黑帮的统治下，实行一套资产阶级的教育路线”，在各类学校中，工、农及其于弟“绝大多数受歧视，受迫害”。
人们还记得，从一九五七年起，康生就是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他把文教战线说成黑线，似乎他又成了高超于这条战线的坐探！接着他又把矛头指向了经济战线，说：工矿企业，“修正主义的根子，不一定比学校少”，“薄一波搞了很多东西，工厂的问题，不一定比学校少”。
最重要的是共产党和青年团，他死死抓住不放。不攻垮这两个组织，又怎样篡党？怎样笼络青年呢？因此，他攻击：共产党，“过去最主要问题是没有按照主席的思想建党”，因而使共产党“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离开了每一阶段的阶级斗争”，“脱离了当前的阶级斗争”，结果把党“弄得很死板，好象铁板一块，死水一潭”，“让驯服工具论，长期占统治地位”。在他看来，只有在他的煽动下起来进行打砸抢，才不死板，才不是驯服工具，也才是林彪、江青和康生的阶级斗争勇士！
他还攻击：青年团是“全民团”，“有严重错误，应该彻底改造”。
按照康生的说法，中国共产党，已经不是共产党，共青团也不是共青团，这正是他提出重建党，重建团的理由。
他对党校又是怎样说的呢？不仅对中央党校，而且对全国各级党校都作了极其严重的政治结论。他说：“全国各级党校一律不好”，“没有一个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方面的”。
“各省市的中级党校和初级党校”，同中央党校结合起来，“形成了一个篡党系统”。
康生的黑手不仅伸向了中央机关，而且伸向了全国各省市。他说：建立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时，“要砸烂旧市委打倒新市委”。“北京的夺权是头等大事，应宣布旧市委的罪状”，新市委“不宣布他们的死刑，至少也宣布他们倒台了，我们要把他们的问题提高一些，调子高一些，至多主席批评我们‘左’点，这没有什么关系”。“要列几条，这就可以震动全世界。
刘、邓就是彭真，是一码事。要通过大会大破大立，你们可以大胆地搞。
李雪峰的名字也可写上去，叫主席划掉也没关系。“
四川省，是“黑司令部的大后方”，是“刘、邓、贺、李（井泉）、彭、罗、陆、杨的反革命的老巢。”
陕西省，是“刘少奇、彭德怀、安子文、杨献珍的后方基地。”
西安市，是“敌人潜伏的一个黑窝子”。
总之，从上到下，没有一个部门、一个单位、一个系统是好的，因而，应该统统横扫，予以砸烂。
与此相联，康生还要打倒所有干部，极力主张把“文化大革命”搞成一个“整干运动”。他说：中央党校、中组部、中联部的共同点是“过去的领导人都是坏人，都是叛徒、特务、走资派”，而且他们“比较长久的篡夺了这些机关”。
就中央党校来说，“历届校长没有一个是好的”：“第一任校长刘少奇，是大叛徒；第二任校长何凯丰，是高饶反党集团的成员之一，是王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第三任李卓然，是张国焘反党集团的人，后杨献珍是叛徒，里通外国分子，刘、邓、安的死党；杨之后的王从吾是反党分子；再后的林枫，本人是国民党，从来没有加入过共产党；文革中的李广文，后来知道他是王、关、戚的人”。
再看内蒙古，“敌人是很多的，有苏修的，有蒙修的，有日本的，有伪满的，有蒙疆的，有傅作义的，内部有乌兰夫的。”
当然，康生不只认为中央党校、中组部、中联部和内蒙的干部都是坏的，就是其他单位和部门的干部也无不如此。他曾从虚构的“刘、邓的反动政治路线”出发推论说：既然刘、邓有一条反动的政治路线，那么，他们也就必然有一条“招降纳叛的组织路线”。这样，各单位都会混有许许多多的叛徒、特务、走资派。即使不是叛徒、特务、走资派，也会受到刘、邓路线的影响。因此，他主张所有干部都应打倒，都应审查，都应批判。来一个“揪叛徒”，“整干部”的横扫运动。
“文化大革命”中所谓“揪叛徒”之风就是由康生一手制造的。关于这一点康生曾于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五日同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谈话时有过明白的自供。他说：“抓叛徒是怎么来的？是我受到十一中全会主席《炮打司令部》大字报的启示，联想到刘少奇让人履行手续出狱问题，于是就让天津南开大学去调查。”为什么会发展成群众运动？那是由于“我曾写过条子给聂元祥和孙蓬一”，告诉他们“不去调查彭真、刘仁、郑天翔，反而让天津去调查”，“这样北大也出去了”。
将“文化大革命”搞成“整干运动”，是康生为了实现“改朝换代”的
野心，为了发泄对干部的刻骨仇恨而同林彪、江青一伙共同策划的。但是康生在其中确实起了特别突出的作用。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日，康生看到一份《简报》上提出“重点批判面是否宽了”的疑问，立即气势汹汹地批道：“连批干运动也不晓得！”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康生在人大会堂
接见其儿子张子石时说：“有的干部问：《十六条》指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
当权派是一小撮，现在这个省也不好，那个省也不好，那么多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合不合《十六条》？你们犯了错误啦！保字号常常拿这个来反对造反派，甚至有些老干部也有这个想法。文化大革命主要是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反动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但是不晓得文化大革命就一定意义上讲是整干运动，每个干部都要整整，（这）倒不是说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是说要触及灵魂吗？触及你的灵魂就不行吗？你就那么干净？“照此解释，”文化大革命“就不只是”整干运动“，而是”整人运动“了，因为不只每个干部而且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不那么干净“的”灵魂“。怪不得，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大搞株连，任意批斗、抓捕群众呢！怪不得他明确”指示“，”敌我矛盾要抓，不一定敌我矛盾，或者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也要抓“哩！
二、“越乱越好”。
康生既然通过横扫一切，将各级党政机关统统给搞瘫痪了，接着，其目标就很自然集中到权力上，于是他又煽动学生起来夺权。一九六六年七月十四日，即毛泽东同志由外地返回北京的前五天，康生就跑到北京广播学院脱：“我赞同一切权力归文化革命委员会的口号”，暗示他支持该校师生起来赶工作组。七月二十四日，他再次跑到北京广播学院煽动说：“你们掌握权力了没有？罢工作组的权，你们怕不怕？有没有勇气？说你们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你们怕不怕？”七月二十七日晚，康生同江青、陈伯达等一起去北京师范大学亲自主持群众大会，批判工作组组长孙友渔同志，鼓动北师大的师生要甩掉保姆，踢开绊脚石，自己解放自己，彻底闹革命。
在这种鼓噪下，运动一开始就脱离了党的领导，无政府主义大泛滥，到处乱“造反”。顿时，全国一片混乱。在混乱中，康生于一九六六年八月四日在北大的师生大会上公开亮明了他的真实意图，他说：“我们的任务是彻底改造这个党团组织”。
对于这种不要党的领导，到处“造反”的混乱局面，当时就有不少同志表示担忧，并提出了许多疑问和批评。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中央某部的一份《简报》，反映了这个情况，其中说：“中央提倡的大民主是有领导的民主，而现在有些人搞的是极端民主化”。又说：“许多中央和地方领导人的大字报都上街，如果没有问题，将来怎么办？”还说：“现在派别多……这
样下去，别说明年暑假，就是后年暑假也统一不起来“。这个批评是中肯的，预见也是深刻的，它已经清楚地指出极左行动的后果是难于收拾的。不能让几个居心不良的家伙，动摇无产阶级整个政权！这是当时干部的普遍心情。可是康生看了这些疑问和批评极为恼火，挥笔批道：”对大民主怕得要死，对反革命反扑熟视无睹！“”怕革命、怕阶级斗争“，”是不是取消大民主？“这充分说明，康生所说的”革命“、”阶级斗争“、”大民主“等等，完全是”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无政府主义，是反对党的领导的极端民主化，是以”把全国搞乱“为宗旨为满足的反革命野心家所要求的”造反“。
在康生的这种鼓噪下，本来全国形势已经够乱的了，然而他并不满足。
他于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七日接见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说：“现在不是强调阶级斗争过高了，而是过低了”：“不是乱过了头，而是乱得还很不够”；极力鼓吹“越乱越好”。
三、戴高帽，挂黑牌。
“文化大革命”中的武斗之风起源于北大的“六。一八事件”。在康生、曹轶欧扶持下的聂元捧一伙，于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八日，把北京大学的各级干部揪上了所谓“斗鬼台”、“斩妖台”，拳打脚踢，戴高帽，剪鬼头，甚至耍流氓、污辱妇女，从而酿成了严重的违法乱纪的“六。一八事件”。当时，康生自感问题严重，也曾积极支持北大工作组严肃处理这一事件。可是事过不久，他又反目。七月二十五日，他先在北大提请师生考虑“六。一八事件”是什么性质的？竭力诱导和煽动师生翻“六。一八事件”的案。接着，他又于七月二十八日去北大明确表态说：“六。一八事件”，是“革命的群众运动”，“基本上是好人打了坏人”。七月二十九日，康生接见人民大学部分师生时，又竭力为“戴高帽，挂牌于”进行辩护，说：“出于一时的义愤，这完全是可能发生的”，这虽然不符合政策，但也“不要去责备那一部分同学，应该原谅他们”。八月四日，在北师大师生大会上直接攻击北大工作组对“六。一八武斗事件”
的正确处理，是“代表资产阶级镇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行了白色恐怖”，“犯了右倾路线错误”。八月十九日，中央党校的“造反派”，给林枫、郭明秋等同志戴上高帽子，挂上黑牌子在全校进行游斗。当天，康生就在人大会堂接见其头头，对他们的武斗行为表示支持，说：“戴高帽子没有关系，轻得很”；第二天又给中央党校打电话说：“我完全支持革命同志的革命热情，要把林枫等人的问题挖深挖透”。八月二十七日，甚至提出：“将来可以全国游斗杨献珍”。康生的这一系列“指示”，立即传达全国，顿时形成了戴高帽、挂黑牌、游斗示众的妖风。
九月八日，康生在人大会堂接见山东来京学生代表时，就曾为他煽起的
戴高帽、挂牌子、游斗示众的妖风进行过一次辩解，说：“有些地方流传我一句话，说我赞成戴高帽、挂黑牌，这完全是误会。我当时打电话说，‘游街、戴高帽，当然不算武斗，但又不算文斗’。可是接电话的人向全校传达时，只传达了我的前一句（‘不算武斗’），丢了我的后一句（‘不算文斗’）”。
这是愚蠢的辩解。这辩解非但没有推脱掉他的罪责，相反，倒无意中供认了当时社会上流行的戴高帽、挂黑牌、游斗示众之风确是由他煽起的。不过，说老实话，康生这里所煽起的戴高帽、挂牌子、游斗示众之风，同他后来所搞的“武装左派”，制造武斗事件相比，正如他自已所说的那样，确实“轻得很”。关于这一点，后面将详细叙述。
四、把军队搞乱。
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的巨大障碍，因而，他们不能不把矛头指向军队。这就是他的反军乱军，毁我长城的根本原因。
阴谋有术，窃国有方的康生，在关键问题上，显示了特有的能量。由于他对林彪、江青的意图摸得准确，因而对打砸抢分子的指挥就特别灵验。
一九六七年一月五日，康生在中央党校接见“造反派”头头时说：你们要好好想想，“军队会不会产生资产阶级、修正主义？会不会把无产阶级军队变成修正主义的军队？”一月六日，康生在人大会堂接见中央党校另一“造反派”头头时又说：无产阶级军队，“也有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无产阶级军队，“也可变成资产阶级的军队”。康生谈这些话的第四天，即一月十日，王力、关锋等人，就在一个材料中明确提出“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乱军口号，送江青审批。江青又转送林彪“批示”，林彪当即批了“完全同意”几个字。于是，这股乱军之火便烧到了军队。三月二十日，林彪又在军级干部会议上蛊惑人心地提出：“带着枪杆子的修正主义路线，比之没有带枪杆子的还危险。”经他这样一说，已经点燃的乱军之火，燃烧得更旺了。
由于有林彪作后台，康生更加有恃无恐起来。一九六七年七月，中央文革讨论“七。二〇事件”宣传口径时，康生和江青、陈伯达等人，坚持要在宣传提纲上写上“打倒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 的口号。七月二十五日晚，在审定新华社写的《首都百万军民集会支持武汉革命派》新闻稿时，由康生口授，关锋执笔，又坚持加上了“坚决打倒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口号。第二天，《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这条新闻和相应的社论，这样，就使这一反军乱军口号第一次公布于全社会。从此之后，全国各地到处出现揪“陈再道式的人物”和冲击军事机关的情况。许多部队内部出现了尖锐的对立。从而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
鉴于“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造成了严重局势，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不得不出面制止。在这种情况下，康生又竭力推卸自己在煽动“揪军内一小撮”方面的罪责。一九六七年九月五日，他在接见安徽两派群众代表时说：那是“我们的报纸犯了错误”，而“我们一开始就认为（揪军内一小撮）是不对的”。接着又诡辩说：“我们是批评了军队中的某些干部的错误”，但是不能把我们的批评看作是“把矛头指向解放军”。两面三刀，横竖有理，应黑应红，随时而变。康生就是这样一个翻脸不认帐的人。但是事实是赖不掉的。
五、把生产搞乱。
“文化大革命”之初，尽管形势很乱，但是这种乱还仅仅限于党政机关和文教战线。可是，康生之流并不满足于这种状况，他们一心想把烈火引向全国，引向各条战线，特别是引向牵动所有工人和农民的生产战线。
当时，周恩来同志为了使国家减少损失，特指示国务院主管生产的同志
于十一月底召开一个工业交通工作座谈会（即中央工交企业文化大革命会
议），研究一个工交战线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意见。与会者分析了工交战线的三个特点：第一，工交系统是执行毛泽东同志革命路线的，没有那种所谓“黑线”统治的问题，第二，工交系统历来是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是革命的主力军；第三，工业生产是社会化大生产，一环扣一环，需要稳定的连续性，不象学校、文艺团体那样，可以随时停止工作。从这三个特点出发，大家得出结论：工交战线的“文化大革命”，应当分期分批地进行，不能一哄而起，更不能停产闹革命。根据这个精神起草了一个工交系统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十五条》。
应当说，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个《十五条》算是一个保护生产，减少损失的及时措施。然而，这同那伙以搞乱全国为目的的倒行逆施者，是背道而驰的。因而，他们看了大为恼火，立即责令国务院主管生产的同志向他们汇报工交座谈会情况。汇报会于十二月二、三、四日连续开了三天，名义是“汇报”，实际上是对工交会议及其制定的《十五条》进行批判。这三天是这样安排的：头一天，他们听取汇报；最后一天，由林彪出马作总结；中间一天，主要是康生对工交会议进行“批判”。康生批判时，林彪连连赞许，颇为欣赏，并多次插话，文武共谋，狼狈为奸，就这样完全推翻了工交会议决定。康生的“批判”发言，劈头就说：“我同××（共产党）左派谈了三次，共十多个钟头。他是中央委员，搞工业的，谈话后教育很大。
从××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怎样搞资本主义复辟的呢？“还未等康生回答，林彪立即插话说：”康生同志，你把社会主义国家怎样蜕化到资本主义的？从思想、农业、党，……政策等怎样变的，我们怎样才不变，怎样堵
住这个漏洞，我们不甚了了，搞得不好就会变。……请康生同志研究研究。
对这些问题，只有笼统概念，没有具体事实，印象不深刻，没有说服力。“
林彪向其“理论顾问”请教了，康生当然不会放弃自己立功的机会，他如同打了吗啡针一样，顿时精神倍增，滔滔不绝地讲起××怎样变修的所谓“经验教训”来。他的结论是：“××变修首先是从基础变的”，所以，“资本主义复辟，工厂企业关系很大，因为这是经济基础嘛！”（林彪插话说：“对，工厂比学校厉害，好也厉害，坏也厉害！”）接着，康生把话头一转就讲起我国的情况来。他说：“我们的工厂也不那么于净”，虽然私有制变为公有制，所有制变新了，但是，“商品、等价交换规律基本未改，仍然实行按劳付酬”，这些都是旧的。因此，“我们的工厂，恐怕是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工厂”，“工厂的修正主义根子，不一定比学校少”，这样，就“不能不反映到上层建筑中去”。所以，“工厂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性，在整个意义上讲，比学校重要，因为工厂是基础”。（江青插话说：“应说工农业是基础”。
林彪说：对，无论工业农业都是基础。）康生继续说；工厂农村“文化大革命，不是可有可无的，不是比学校次要，而是比学校更重要的一件事情”。
“现在领导机关对于工农业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还很不理解，总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工交的同志对这些问题要很好研究一下，教育干部认识这些问题”。（林彪插话：“前车之鉴，要引为教训，不要重蹈覆辙”）康生还指着国务院主管生产的同志的鼻子骂道：“你多年来只抓生产，不抓革命，已经成了职业病。不问政治，不看路线，单纯抓生产，这本身就是修正主义的东西。”最后强调说：“为了反修防修，在工交系统必须立即全面地开展文化大革命”。康生这篇经济基础变修论，是以理论权威的架式提出的，又得到了林彪、江青的批准，真象十万吨黄色炸药的爆炸，大大地搅乱了人们的思想，唬住了很多人。更严重的是它成了当时工交系统打砸抢分子的理论武器。林彪、“四人帮”利用这一武器，迅速将“文化大革命”的动乱推广到整个生产战线，从而使我国工农业生产遭到了严重破坏，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
六、全国性大夺权。
一场灾难性的烈火烧向了全国各个领域之后，一九六七年一月起，从上海开始，又掀起了一个夺权恶浪。康生亲自指挥了一些部门的夺权活动。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五日，在康生的授意下，中央党校的一伙紧跟康生的人，夺取了中央党校的大权。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王效禹派康生之子张子石来京摸中央文革对夺权的态度。康生由王力、关锋等陪同，于二十日在人大会堂接见了他。康对张子石说：“王效禹是山东夺权的好条件”，你回去可转告王效禹，“要立即夺权”，“不但考虑青岛夺权问题，还要考虑山东
省的夺权问题。“王效禹得了康生的指示，迅速于”—。二二“和”—。二七“
先后夺了青岛市和山东省的党政大权。山东长期盛传王效禹夺权是“走的康生的后门”，便是由此而来。一九六七年二月八日，中联部有一个不受康生支持的群众组织贴了一张大字报，其中有“林××”几个字。康生、王力等人硬说是“柯”字，是指某著名专家，目的是想把某著名专家打成黑帮，以破坏我党和友好人士的关系。以此为借口，把该组织打成“反革命组织”，宣布予以“取缔”，指示他在中联部的心腹强行夺权。三月，康生又伙同江青、王力等人为早已被开除党籍的刘结挺、张西挺翻了案，封之为“正确路线的代表”，支持他们夺了四川省的权。
此外，山西、贵州、宁夏、黑龙江以及其他各省市的夺权活动，康生都直接插过手。他在整个夺权活动中，确实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高昂情绪。
林、江天下康家党，中国究竟向何方？这是广大人民和广大干部焦虑的问题。
大量事实说明，康生以毁党毁国之“奇功”，换来了他更大的权力和更高的职位，他先由政治局的候补委员上升为正式委员。接着又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常委。后来又成为党的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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