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中央广播电台播出了北京大学聂元祥等人的大字报之后，似乎出现了什么重大案件，象大战来临一样，人们处在疑虑不安之中，很多干部不理解，广大群众在观望，学生们很惊异，只有少数人象发疯一样做狂热地煽动和串连！北京自从作为人民的首都以来，没有出现过这种局面。谣言不胫而走，小道消息满天飞。你不信吗？你保皇！你右倾！你信吗？党中央和国务院都没有文件和部署。似乎都要靠“造反派”重新考虑一切！
事情还是从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林彪那篇著名的政变经讲起。他把中外古今的政变罗列一番，无非告诉人们当时在中国有人要搞政变。林彪既然发起了进攻，吹鼓手就得把林彪的话想方设法加以证实。康生跟得紧，领会得快，当然不会放过这次立功的机会。于是，他就一手制造了轰动全北京，震惊全中国的所谓“二月兵变”事件。真是一个耸人听闻的要案！
也是康生继第一张大字报之后放出的又一颗轰动全世界的卫星！
善于制造事端的人，总是要捕风捉影的。一九六六年二月四日，中央军委为加强地方武装建设，决定北京市新组建一个团，归卫戍区建制，平时担负民兵训练，维持社会治安，战时作为扩建地方武装的基础。北京卫戍区考虑到该团新建，官兵不相识，需要集中训练三、五个月。这样就需要解决一所营房问题。为此，卫戍区曾派人去北京市人委交涉。市人委答复：“由你们找有空房的单位，找到后由市人委出面借用”。卫戍区的同志先到大兴、房山、通县、朝阳、门头沟、丰台等地找房，均未找到合适空房。
后来，海淀区武装部同志介绍说：“现在有些大学学生下去‘四清’，有些空房，可以暂借。”找房的同志即到人民大学、北京大学、石油学院、农业大学等校去交涉。当时北大、人大都表示同意拨出部分空房借部队暂住。
但是卫戍区一位领导同志得知后，认为部队住学校不太合适，遂决定不住学校，而由南苑教导队腾出部分房子交那新组建的团使用，不足部分可以搭些帐篷。
这本来是人民解放军克服困难的优良传统，并不需要作过多的说明，但就这么一件并不复杂的事，却被称为“情报专家”的康生放在阶级斗争的显微镜下，吹肿夸大，加上他的丰富想象，大胆假设，于是制造了一场轩然大波。
“文化大革命”烈火正在燃起，林彪的“五。一八”讲话正在北京各高等院校学生中广为传抄。本来就有一些“神经过敏”的人，由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影响，平时就把猫说成虎，把精蜒当飞机，这下子，可找到“蛛丝马迹”了。北京大学有几个学生和工作人员在一起开串联会。会上有人“揭发”了二月间北京卫戍区曾去北大联系空房准备驻军之事，说：“在当时的情况下，调动这么多的军队，很明显要搞政变”。会后，有的学生把会上议论的内容加以整理归纳，把会上谈到的“政变”取名为“二月兵变”
贴了一张大字报。一处点火，处处冒烟，这张大字报很快被传抄了出去。
北京师范大学的一个学生看见后，联想到卫戍区也曾派人到人民大学联系借房，也贴出一张大字报，质问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郭影秋同志知不知道在人大驻军搞政变的事。
有关“二月兵变”的大字报贴出后，康生如获至宝，立即派他的联络员去北大、人大调查了解。他们不去卫戍区了解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只听大字报起草者片面之言，就向康生写了一个书面汇报，说北大某人揭发的“二月兵变”确有其事。康生拿到这个“调查”报告，如同得到一枚重型炮弹，准备借机发难。一九六六年七月，在中央文革小组的一次会议上，康生首先将这发炮弹抛出。会上，他突然质问列席会议的郭影秋同志：关于“二月兵变”的大字报你知道不知道？郭答：没有看见过大字报，但这件事我知道。康问：你知道，汇报过没有？郭答：没有汇报，因为我认为大字报所谈的事是不可能的，是没有的。康生当即把他的联络员写的“调查”报告拿给郭影秋看，并指着报告说：“二月兵变明明是有的嘛！”半个月之后，即七月二十七日晚，他率领中央文革小组所有成员去参加北师大的一个群众大会。会上，康生宣布：“今年二月，北京市彭真这个大黑帮，他们策划政变！策划把无产阶级专政推翻，建立他们的资产阶级专政！策划在北大、人大每个学校驻上一个营的部队，这是千真万确的。他们在北大看过房子，这件事包含有极大的阴谋的。这点北大的……同志亲自参加过他们的会议，陆平是给他们修过房子的……人大郭影秋完全知道，而且在人大也看过房子的。六月一日以后，北大（是）用大字报揭出来的，这个消息也传到了你们师大……，在六月二十日也贴了一张大字报，题目叫《郭影秋你是什么人》，这张大字报千。真万确，千真万确。但是这张大字报被孙友渔（当时是驻北师大工作组组长——引者注）歪曲了，孙友渔在
二十日做报告时，就认为贴这张大字报的同学是‘造谣’，‘挑拨’，他煽动同学说，‘这是制造流血’，还说这是‘孤立毛主席’，他胡说！他在五千字的报告中，用四千字反来覆去讲这个问题，这样他就把同学保卫党，保卫毛主席的热情蒙起来了，一些同学不了解，被蒙蔽了……这些同学认为谭厚兰、高树奎同志是‘反党’，是‘反革命’，这件事完全是孙友渔一手造成的。而且不仅如此，同志们看看六月二十三日北京师范大学的简报就是这样造谣诬蔑的！他说：“有些同学要欺骗群众，制造混乱，造谣说彭真要搞政变！‘同志们，这是在替彭真辩护！……彭真大黑帮要去北大、人大准备政变，这本来是真的，但是孙友渔说是假的，彭真本来是要政变，要夺取政权，孙友渔却说是造谣！你们看孙友渔是什么立场I 同学们，你们想一想，这样替彭真黑帮辩护，应该不应该罢他的官呢？……”
就这样，在广大群众面前，由于康生的宣布而肯定了政变！本来是无中生有的“二月兵变”，便成了“千真万确”的“事实”。你说“二月兵变”
是造谣吗？那你或者就是站在“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立场”
上，“把同学们保卫党，保卫毛主席的热情蒙起来”，“替彭真辩护”；或者就是“二月兵变”的参加者！怎么办才好呢？要么被罢官，被撤职，被打倒，被关押；要么按照康生的旨意，把“谣言”当“事实”来接受，把“假的”当“真的”来传播！于是，这场纸上的“二月兵变”变成了康生迫害干部的借口，也变成了他向林彪、江青表忠诚的标志。
林彪在“五。一八”讲话中说：“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现象，要引起注意，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要搞资产阶级复辟，要把社
会主义这一套搞掉……你们经过反罗瑞卿、反彭真、反陆定一和他老婆、
反杨尚昆，可以嗅到了一些味道，火药味道。……罗瑞卿是掌握军权的，彭真在中央书记处抓了许多权。罗的手长，彭真的手更长。文化战线、思想战线的指挥官是陆定一。搞机要情报工作的是杨尚昆。搞政变，有两个东西必须搞，一个是宣传机器，报纸、广播、电台、文字、电影、出版，这些是做思想工作的，资产阶级搞颠覆也是思想领先，先把人们的思想搞乱；另一个是搞军队，抓枪杆子，文武结合。抓舆论，又抓枪杆子，他们就能搞反革命政变。……所以，很值得我们的注意，思想上不能麻痹，行动上要采取具体措施，才能防患于未然。要把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定时炸弹、地雷，事先发现并挖掉。“
林彪这篇贼喊捉贼的讲话，康生认为是投靠的机缘，他立即伙同陈伯达代中央起草了转发批示，说：这个讲话，“对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反革命政变，反革命颠覆的问题作了系统的精确的阐述”，是“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件”，是“活学活
用毛泽东思想的典范“，”全党全军都应认真学习、认真讨论、认真领会，把它运用到文化革命和一切行动中去“。康生一手制造的”二月兵变“，就是他对林彪这一讲话领会得深刻，运用得具体的表现。在林彪那里，还只是”嗅到了“一些”政变“的”味道“，而在康生这里却抓到了”兵变“的”事实“，甚至连”兵变“的时间、地点和具体部署都统统抓到了，真可说是林彪指到哪里，他就打到哪里！林彪对此当然感到满意。正因如此，一边欢呼英明贤主降临，一边慨叹自有保我巨子！
林彪认为，妨碍他篡夺军事大权的是罗瑞卿同志，因为他是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还是副总理、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林彪急于排除这个直接障碍。由于林彪在军队中搞的个人迷信、空头政治和毁坏我军优良传统的一些措施，都遭到了罗瑞卿同志的抵制。林彪的野心驱使着他消灭异己，通过打倒罗瑞卿而把矛头指向主持军委实际工作的贺龙同志。
康生看透了林彪的心思，又符合自己的害人高升哲学，于是“二月兵变”
就应运而生了。这样既为彻底打倒彭真制造了口实，又为诬陷、打倒贺龙放出了第一颗试探性的信号弹。尽管康生在制造“二月兵变”事件之初，并没有点贺龙的名字，但是谁都心里明白，康生制造这一事件是指向谁的。
在林彪、康生看来，彭、罗、陆、杨都已经打倒了，用不着再花气力了，问题是借群众的力量，继续打倒他们内定的打击对象。既是军事政变，就得从军队中挖掉林彪的对头。贺龙同志正是当时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矛头所向是一清二楚的。康生制造“二月兵变”，是说了林彪想说还未敢说的话；是干了林彪想干还未干的事；为得宠而害人，这是康生历来的“杰作”。
正是在康生制造“二月兵变”的气氛之下，林彪部署了一系列诬陷贺龙的阴谋活动。八月中旬，即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不久，林彪授意吴法宪、李作鹏等人搞诬陷贺龙插手空军、海军的材料。八月二十五日，林彪又制造了“八。二五事件”，诬说贺龙指使王尚荣要夺总参党委的权。九月八日，林彪便在军委常委会上诬蔑贺龙是“搞颠覆活动”的“大阴谋家”。
林彪的老婆叶群数次口授诬陷贺龙的材料，指使军委办公厅警卫处的一个人以自己的名义写揭发信。
林彪一伙对贺龙同志的诬陷，一下子就和康生的“二月兵变” 对上了口。尽管康生早已看到了北京卫戍区于七月二十九日写的关于向人大、北大借房驻军问题事实真相的报告，但是，由于他看到林彪也开始公开诬蔑贺龙了，因而便趁风纵火，竟把原来的谣言又放大了许多倍。到处放谣风：“贺龙私自调动军队搞‘二月兵变’，在北京郊区修了碉堡”，“在体育口阴谋组织政变队伍。”后来，康生又对中央专案组第二办公室同志说：“体委
是贺龙搞现行反革命活动的重要地点。他给体委发了枪炮，炮就安在什刹海，炮口对准中南海。海军、空军都有他的国防俱乐部或无线电俱乐部。
贺龙与刘仁，与团中央王照华都有关系，一次发枪六百条“。又说：”由贺龙的历史叛变，联想到贺龙现行反革命活动，绝不会没有，可以由历史这个此，到现实这个彼“：”贺龙与刘邓的关系，也是由此及彼“。所谓贺龙的历史问题，主要是指一九三四年八月，贺龙在湘鄂西根据地时处决了蒋介石派来充当”说客“的熊式卿一事。此事中共湘鄂西分局早已报告中共中央。以康生为组长的专案组，也从中央档案馆复制了十多份。这件证明贺龙同志坚贞不屈的原始材料，康生竟然藏匿不报，以致铸成巨大冤案，将贺龙同志残害致死。
“文化大革命”之所以成为一场内乱，就是出现了象康生这种大奸得志，任意捏造了象“二月兵变”之类的离奇古怪的案件。当他作煽动演说时，绘声绘色，比福尔摩斯侦探案还引人注目，搞得风雨满城，唯恐世人不知！
当真相大白时，他们都销声匿迹，默不作声，象个惯犯，只知作案，不想了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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