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开始的持续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来说，是一场沉痛的灾难；对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来说，则是百年不遇的大好时机。他们每个人都在这个特殊的政治舞台上，作了充分的表演，而康生表演得淋漓尽致，历史导演很难寻觅这样的角色。本章不拟一一列举他的所有节目，仅就“文化大革命”准备阶段的几桩重大事件，看看康生的三绝。所谓三绝，是康生在三桩重大事件上所使用的绝招。他的绝招在于先是害人，后是邀功，因而当了“顾问”，以达篡党夺权之目的。
对于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是林彪、江青两个集团争宠邀功的题目，以便为自己树碑立传增添内容。作为“顾问”的康生，的确名不虚传，他认为他有可以同“旗手”媲美的“特殊功勋”，不信吗？请看：第一，“发明”了《海瑞罢官》的“要害”。
一九六五年，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在上海经过七、八个月的秘密策划，抛出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这篇文章，在“文化大革命”的准备阶段，起了什么作用，现在人们都清楚了。当这篇文章刚刚出笼的时候，张春桥就说：“看来文章出来后会有场大战”。江青则把它作为重型炮弹和突破口，说什么“一个吴晗挖出来，以后就是一堆啊！”然而这一着“棋”，康生没有参与怎能成为格局呢？要害人物是善于抓要害的，于是康生独独抓住这篇文章的要害。此话别人说不清楚，只有康生自己交代。康生早在一九六四年就多次在毛泽东同志身边说过：“吴晗的《海瑞罢官》同庐山会议有关，是替彭德怀翻案”。
这是康生根据自己的臆断捏造出来的。事情的本来面目是这样的：早在一九五九年四月上海会议期间，毛泽东同志针对当时干部不敢讲真话的情况，曾号召大家学习海瑞精神，并向大家推荐《海瑞传》。胡乔木同志为了贯彻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回到北京向明史专家吴晗传达了毛泽东同志讲话精神，建议吴晗写一篇有关海瑞的文章，有可能的话还可写一个“以海瑞为主人翁的戏”。在这种情况下，迅速写出《论海瑞》一文，京剧《海瑞罢官》也已开始酝酿。这是庐山会议之前的事。庐山会议之后，《论海瑞》一文公开发表；京剧《海瑞罢官》开始动笔。最初的剧本叫《海瑞》，后经云南植物研究所所长蔡希陶建议，为了同其他海瑞戏相区别，从第四稿起才改为《海瑞罢官》。一九六一年，即庐山会议之后的第三年，剧本方才发表
和演出。从吴晗的文章、剧本的写作动机到发表演出的全部过程看，都同庐山会议，同彭德怀同志被“罢官”毫不相干，没有任何联系。可是康生不顾历史事实，硬是将《海瑞罢官》同庐山会议联系起来，诬蔑吴晗为彭德怀翻案，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因为庐山会议罢了彭德怀的官。
以此进谗言而得宠，抱头功而有份，康生真不亏为高参，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整个部署上，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一九六六年二月八日，康生同彭真同志一起去武汉向毛泽东同志汇报学术批判问题。汇报过程中，毛泽东同志问道：“《海瑞罢官》同彭德怀翻案是否有联系？”彭真同志当即据实回答：“根据调查没有发现他们有联系”。
听了这个回答，毛泽东同志说：“我说过吴晗文章的要害是罢官，这是康生向我讲的，是康生的发明权。”康生连忙插话说：“不，不是我的发明权，是毛主席的发明权。”后来，毛泽东同志第二次肯定说，是，“康生的发明权”时，康生方才没有吭声。可是两个月后，康 生不仅不矢口否认、默不作声，而且争着大肆宣扬了。在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五日和五月五日两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上，康生说：“六四年的时候，我曾向主席讲过，吴晗的《海瑞罢官》同庐山会议有关，同彭德怀问题有关”。六月初，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时，康生又宣称：“吴哈的《海瑞罢官》替彭德怀翻案，是我向毛主席讲的”。六月三日，康生向一位外宾说：“我曾经向毛主席讲过，《海瑞罢官》与彭德怀有联系，因为它提出退田。给贫民的口号，彭德怀也提出要恢复单干！”八月十一日，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康生再次说：“六四年我曾向毛主席讲过，吴哈的《海瑞罢官》和庐山会议有关系。这件事我没有向一任何人讲过＂。康生为什么对他向毛泽东同志最早提出”《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一事，开头矢口否认，默不作声，后来又大肆宣扬呢？康生所奉行的是”政治斗争无诚实可言“，在事实面前可：以撒谎，谎言说一千遍就可变成真理！怎么对自己有利就怎么说。今天这么说，明天可以不认帐，而且还可以说得完全相反。开头，他不摸毛泽东同志的底，不知毛泽东同志对吴晗的《海瑞罢官》究竟持什么态度？假若持批判态度，康生承认自己的发明权，问题还不大；假若不是这样，康生要承认自己的发明权，这不陷人非常被动的局面吗？因此，康生只好采取硬抵制和软抵制的办法，以便为自己留条退路。两个月后，康生摸准了毛泽东同志的态度，他胆子就大起来，于是抢功并大肆宣扬起来。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当康生到处宣扬”要害是罢官“是他向毛泽东同志讲的同时，又说”这话是毛主席六五年十二月二十日的指示“。不知底细的人，听了这些讲法，出自一人之口，岂不语无伦次，前后矛盾？其实，对他来说，这是司空见惯的事，不然，怎么能叫政治骗子呢？他的意思很清楚：毛泽东同志的指示，
就是他康生的指示，你怀疑吗？你就是对无产阶级司令部“不忠”！就可以以“反革命”论处！待弄清时，就需要作为冤案平反了！
第二，“揭发”了《二月提纲》的“秘密”。
对《二月提纲》的批判以及在批判的基础上产生的《五。一六通知》，用
当时以《人民日沙和《红旗》杂志的名义发表的《伟大历史文件》中的说
法，是“吹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军的号角”。然而这“进军的号角”
又是康生争当吹鼓手的。
康生是以彭真同志为首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员之一，而且是仅次于彭真的主要成员。他参加了制定《二月提纲》的全过程。情况要略
如下：
一九六六年二月三日，康生出席了为讨论由批判《海瑞罢官》引起的问题而召集的第一次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会。讨论中，康生一直沉默不语。
后来，当彭真同志根据调查声明“吴晗和彭德怀没有组织联系”时，康生仍然一言不发。会议结束时，彭真同志作了全面发言，并指定许立群、姚
谦二同志根据会议讨论情况整理一个《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
称《二月提纲》），康生也没有提出反对意见。
二月四日，《提纲》草毕。经彭真修改，立即打印几份分送所有参加二月三日会议的人。康生收到《提纲》草稿，没有提出任何修改意见。
二月五日，刘少奇同志主持在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当时毛泽东同志不在北京），听取彭真同志代表“五人小组”向中央的汇报。汇报后，康生没有对汇报提出任何意见。当刘少奇同志问到吴晗同彭德怀有没有组织联系时，彭真同志据实回答，康生仍然一言不发。
二月八日，“五人小组”的全体成员去武汉向毛泽东同志汇报。此次汇报中，康生对《提纲》仍然没有提出任何意见。
二月十一日晚，彭真同志以中共中央名义草拟了将《提纲》批转全国的批文，送康生和其他成员传阅。当时，康生正在看电影。等秘书念完了批语，康生亲笔在批文上画了圈，对《提纲》和批文还是没有提出任何异议。
上述事实说明，《二月提纲》从起草到定稿，康生始终是参加者，根本不存在象康生所宣称的那样，是“背着他”搞的；讨论过程中，康生始终没有发表意见，因而也根本不存在象康生所捏造的那样，进行了什么“针锋相对的斗争”。
这是不是说康生当时支持《二月提纲》呢？不是。因为《二月提纲》的一个中心思想就是反对将学术问题搞成政治问题，反对把吴晗的《海瑞罢官》说成是同彭德怀问题有联系。而这点，恰恰同他自一九六四年来多次向毛泽东同志所进的谗言是相违背的。康生当然不会同意《提纲》的观点。
正因如此，当他参加制定《二月提纲》的过程中，又秘密布置其亲信写一篇“批判”吴晗为彭德怀翻案的文章。这充分说明，康生当时同时准备了两手，象个押宝的赌徒，一手押红，一手押黑，不管是红是黑，他都保险取胜！。非常清楚，康生之所以在制定《二月提纲》的过程中沉默不语，不发表任何反对意见，这是由于他当时还没有完全摸清毛泽东同志底数的缘故。
这样，他只好把自己摆在可进可退的稳坐钓鱼台的位置上。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八日至三十日，康生同江青、张春桥等一起被毛泽东同志找去谈话。
此次谈话中，康生就《二月提纲》问题向毛泽东同志作了歪曲事实的汇报，方使毛泽东同志作了这样的表态：“《汇报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这下子，康生胆子壮了。四月二十八日至二十九日，康生又一次被毛泽东同志找去谈话。在此次谈话中，康生完全摸清了底细。于是他便积极准备筹码。在五月四日至十六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康生一反过去对《二月提纲》的沉默态度，变成了激烈的批判者，系统地批判了《二月提纲》，说这个《提纲》是“对抗文化大革命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康生的揭发和批判起了重要作用。正是在这次揭发批判之后，以彭真为首的“五人小组”才被“撤销”，《二月提纲》才被“停止执行”，《五。一六通知》才得以产生。
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康生和陈伯达是起草《五。一六通知》的主持人。
康生利用主持者的身份，在这个《通知》中说：“所谓‘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实际只是彭真一个人的汇报提纲，是彭真背着‘五人小组’成员康生同志和其他同志，按照他自己的意见制造出来的。”这样捏造，怕人不信，他又急急忙忙找到××交代任务说：“光有通知还不够，还要搞个附件，弄个大事记，摆摆两条路线斗争的事实。还有，错误不能人人有份，‘五人小组’要给……开脱。”××按照康生的旨意，首先是给康生开脱。于是，××就同康生的秘书一起编造了一个应康生需要的大事记。颠倒是非，当然需要编造的本领。若要骗人，就得撒谎。“绍兴师爷”的刀笔，就在于在要害问题上下要害之笔！他们写道：“许立群同志和姚臻同志，根据彭真同志自己的意见，在钓鱼台关起门来，制造所谓‘五人小组’汇报提纲，谁也不准进去，谁也不准知道。连对同住一个楼里的所谓‘五人小组’成员康生……也严密封锁，不透一点消息。”让别人一看，这哪里是正常工作，明明是在搞阴谋。的确，搞阴谋搞习惯了的人，看别人待人处世，一举一动都是阴谋。就象蝙蝠不能见阳光一样，天下全是灰暗的。本来，起草文件是彭真同志交给许、姚二同志的任务，在起草过程中，起草人能在会议上而不在安静的房间里写作吗？这是任何人都知道的常识。可是这也成了康
生没有参与其事的借口。另外，大事记中还造谣说：康生在《二月提纲》问题上同彭真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这样，康生通过《五。一六通知》及其附件《大事记》就把自己洗刷得干干净净，欺骗了全党。康生把这件事说得比。唱的都响，不仅在国内说，也向国际友人说。一九六六年六月：三日，他同胡志明主席谈到《二月提纲》时就曾厚颜无耻地说过：“我是‘五人小组’成员，他（指彭真）背着我干这件事，我是不满意的”。胡志明主席当即插话说：“你也有缺点”。康生狡辩说：“是的，我的缺点是，我在看电影，彭真的秘书交来文件传阅，我不满意，叫我的秘书代画了一个圈，仍看我的电影。现在应该说这是对党不负责任。”在别人看来，康生应和小组其他成员一样承担责任，而康生却把自己打扮成“五人小组”的坐探。
不过，他的扶摇直上的前景，不知要践踏着多少同志的尸首和鲜血！
第三，“指挥”了第一张大字报的炮制。
早在《五。一六通知》发表的前夕，康生就背着中央积极策划点火于基层了。五月十三日，他先是指使吴传启等人写一篇直接点名批判彭真的大字报。只是由于吴传启看人对事都要拿天秤去衡量的，怕“投机”不成，反丢一把米，对于这种“火中取栗”的事，既想伸手，又怕烫手，迟迟未决，最后只写出一张矛头指向杨述同志（原北京市委宣传部长，当时是社会科学学部负责人）的大字报（题目是《评杨进的“青春漫语”》），交了差。
五月十四日，康生又派其老婆曹轶欧等七人，以“中共中央理论小组调查组”的名义，打着“调查”的幌子，去北京大学秘密策动、欺骗一些人，写反对北大党委以至北京市委的大字报。
以曹轶欧为首的“调查组”出发之前，康生专门召集他们面授机宜，让他们“从北大点火，往上搞”。他们到了北大，既不听北大党委的汇报，又不参加北大党委的会议，却鬼鬼祟祟地私下串连，把一些人找到他们的住处——西颐宾馆，进行秘密谈话，煽动一些人反对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扬言“要摄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的盖子”。康生、曹轶欧明知聂元祥政治上、生活上有许多问题，群众意见很大，却极力鼓动地贴北大校长、党委书记陆平同志的大字报，康生直言不讳地说：“就是乌龟王八蛋也要支持！”开始聂元样等人准备写关于北大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的大字报，但康、曹觉得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中央，时机未到，不如从北京市委下手容易得逞。
于是曹铁欧杀气腾腾地说：“要揭宋硕、陆平、彭佩云。宋硕五月十四日讲话是捂盖子。”大字报就按这个调子，把北大党委打成“三家村”的分店，两易其稿，炮制出笼。这张大字报的题目是：《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其中说：“你们把伟大的政治上的阶级斗争‘引导’到‘纯理论’、‘纯学术’的圈套里去”，“你们想把革命的群众运动纳
入你们的修正主义轨道“，”你们为什么这样害怕大字报？害怕开声讨大会？反击向党向社会主义向毛泽东思想猖狂进攻的黑帮，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革命人民必须充分发动起来，轰轰烈烈、义愤声讨，开大会，出大字报就是最好的一种群众斗争形式。“”告诉你们，螳臂挡不住车轮，蚍蜉撼不了大树。这是自日做梦！“
聂元样等人的大字报是五月二十五日下午贴出的。大字报一出，当即引起北大师生的强烈不满，仅半天时间，群众就自发地贴出上千张大字报进行反击。当天晚上，周恩来同志派人到北大重申中央关于运动中贴大字报要严格遵守内外有别的规定，严肃批评了聂元祥等人。康生得知了周恩来同志对聂元样等人大字报的态度之后，惟恐其阴谋勾当被揭穿，二十六日紧紧扣着大字报底稿研究对策。最后决定孤注一掷，将大宇报底稿送给正在外地的毛泽东同志，以求侥幸获得支持。此事，是背着在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同志于的。
六月一日，康生的赌注得逞。他说毛泽东同志同意大字报，并决定让中央广播电台于当晚播出。大字报一播出，群众纷纷给电台打电话，提出质问。电台连夜将质问的情况，整成《简报》报给康生。康生批道：“这就是北京市委、大学部宋硕、陆平、彭佩云、北大党委长期欺骗群众的反映。
当前最主要的是揭破黑帮宋硕、陆平、彭佩云等等的阴谋欺骗，使广大群众在长期被蒙蔽、被欺骗的状态中清醒过来，……“。后来，一九六六年八月四日，康生在北京大学全体师生大会上曾详细介绍了他支持贴出第一张大字报的情况和心情。他说：”五月二十五日，聂元祥等七同志的大字报贴出来了，这是革命的大字报，这是一个重要的有历史意义的文献“，大字报”揭露了陆平、彭佩云黑帮，实际上也是揭露了彭真黑帮……“，又说：”这张大字报实际上已经点起了文化大革命的火焰，反革命想扑灭它，我们伟大英明的导师毛主席在六（月）－（日）看到大字报后，立即打了个电话给我。要我立即广播这张大字报。六月一日下午四点我接到通知，我感到聂元样同志解放了，当时，我、×××、×××等同志也感觉解放了，因为我们当时也支持这张大字报。“他把这张大字报吹到了天上，说什么”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甚至说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北京公社宣言I“
六月二日，康生又指使《人民日报》以《大字报揭穿一个大阴谋》这样耸人听闻的通栏标题，全文刊登了聂等人的大字报，同时登出了由陈伯达、王力、关锋连夜炮制的评论员文章——《欢呼第一张大字报》。这样就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帷幕，使我国进人到一场灾难和内乱之中。
康生对他亲自指挥炮制聂元祥等七人的大字报一事，一向是作为资本来炫耀的。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九日，他同两位外宾会谈时说：聂元祥等人
的大字报，“是受中央文革小组的促动和支持的。”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二日，
他同一位外国朋友谈话时也说：“聂元样等七同志的第一张大字报是在中央
文革的促进推动下产生的“，”他们同我们发生联系时，我们鼓励他们写大字报“。这里所说”中央文革小组“和”我们“，就是指康生及其一伙。康生如此炫耀，无非是向全世界宣布，这个”六十年代的北京公社宣言“，载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时，要人们知道它的幕后策划者是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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