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会议之后，由于在全党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左”的错误得到恶性发展，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再加上赫鲁晓夫撤专家毁合同和自然灾害，就使我国的国民经济在一九六〇年出现了严重困难。
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即农村整社工作十二条，开始认真纠正“共产风”的错误，指出凡一平二调者，必须坚决退赔。十二月，由周恩来、陈云、李富春同志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一九六一年一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正式决定实施八字方针，并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同时，中央派出了三个调查组到浙江、湖南和广东调查，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了调查组的活动。正是在这个调查的基础上，他主持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六十条》。随着广泛的调查研究，中央又相继制定了工业七十条、商业四十条、高等教育六十条、科研十四条等一系列条例。一九六二年初，又召开了七千人大会，对几年来的工作进行了总结，毛泽东同志作了自我批评并承担了责任。这个期间，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李富春等同志做了大量工作来调整国民经济。事实证明，一九六〇年冬季以来，党所采取的主要措施是正确的，效果是显著的。
在严重的困难面前，对共产党员是个严峻的考验。正当全党，特别是领导岗位上的负责人需要全心全意地领导全国人民共渡难关之时，康生这个“大跃进”中的狂热煽动者，反右倾斗争中的急先锋，却突然转移了他的兴趣。过去那股狂热的劲头，频繁的指示，空洞的号召，严厉的挞伐，突然不闻不见了。他干什么去了呢？查查他当时的行动踪迹，方才得知，他去游山玩水，搜罗文房四宝，点看旧戏去了。这时，他对开放诲淫诲盗的禁戏颇为热心。真是闲情寄趣，逍遥世外，似乎又回到他青少年时期的地主之家，当然，地位、权力、架势都远远不是一个地主阔少爷所能比拟的了！
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当党中央发出十二条指示的时候，康生刚刚作为中共代表团团员去莫斯科参加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三周年庆典归来。
他回到北京，不顾中央的指示和号召，同紧张战斗的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完全相反，却热中于长年不再上演的旧戏。他借口“京戏中的花旦戏实在太少”，特意点演了一出解放后一直禁演的《花田八错》。康生担心著名艺人不愿意或不敢照原样表演，特在演前亲自跑到后台鼓劲说：“你放手演，过
去怎么演的，现在还怎么演，演全本的，出了问题算我的。“很象解放前上海滩上的青红帮头子那样：”出问题我给你顶着“。一时间，舞台上出现了《大劈棺》、《纺棉花》、《马寡妇开店》等不堪入目的淫荡戏。
一九六一年新年刚过，康生就带着一行人，浩浩荡荡先后到云南、四川。
他不象其他领导那样，对国民经济遭到的破坏，人民生活遇到的困难，感到忧心如焚，去做调查研究去了，而是充当钦差大人出巡“视察”来了。
康生认为，管他什么国家经济困难，人民没有饭吃呢！只要我能天天嚼着山珍海宝、住着豪华宾馆，白天看看秀山丽水，古刹绝景，搜一些名砚名帖，珍书珍画，晚上兴致勃勃点上几出“过瘾”的旧戏即可。在云南，他曾点演了《辛安驿》、《十八扯》、《宝蟾送酒》等。当时，中国京剧院出国演出归来的同志，路过云南，见此情境，甚为吃惊。康生对他们说；既然你们吃惊，“那就非演不可了，你们也就非看不可了”。当时有人问康生为什么点演《宝蟾送酒》时，他反问说：“你们在学校时为什么提倡读《红楼梦》？你们把《红楼梦》吹得蛮好，却不准演《宝蟾造酒》，真是怪！”在四川时，主要点演了《柴市节》、《战绵竹》、《十八扯》等旧川剧。康生看后，一再嘱咐他们说：“你们不要到北京去或少到北京去。如果要去，必须防止一条：不要把川剧的特点给抹掉”。
同年二月底至三月，康生在上海参加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又借机点演了许多旧戏。其中有《十八扯》、昆曲《八阳》等。当他看了上海演的《十八扯》之后，在演员面前评论说：“你们不行，你们不如云南扯得好”。
三月下旬，康生由沪返京。当时，戏曲编导工作座谈会正在北京举行。
三月二十二日，他特地赶到会上发表长篇讲话（即紫光阁讲话），不遗余力地鼓吹说：“《花田八错》、《辛安驿》、《盗魂铃》、《十八扯》等都可演”。《宝蟾送酒》是“一出很好的戏”，“无论如何要传一传”。并责令某某某教教妓女戏《胭脂虎》，某某某学学川戏《柴市节》，某某某学学川戏《战绵竹》，某某某把河北梆子《红梅阁》搞一搞。要“把剧目搞宽一点”，“不要太窄了”。此话一传，戏曲界的同志都为之吃惊，使“戏曲剧种挖掘整理上演”
工作出现了混乱。据一九六一年七、八期合刊《戏剧报》报道，当时北京
就上演了《打樱桃》、《盗魂铃》、《一两漆》、《胡迪骂阎》、《打砂锅》、《浣
花溪》、《双摇令》、《顶锅》、《王宝钏》等。上海戏曲界也根据康生讲话精神搞了个传统剧目会申，公开演出了《十八扯》、《顶花砖》、《翠屏山》、《大
五花洞》、《花田八错》、《虹霓关》、《七侠五义》、《荷珠配》、《战宛城》、《打
侄上坟》等剧目。
一九六一年十月，康生对于昆曲《李慧娘》正式公演表现了特别的热心。
昆曲《李慧娘》是北方昆剧院于一九五九年请孟超同志改编明代传奇《红
梅记》而成的新作。孟超在改编过程中，多次请康生提过意见。康生对此表示支持，并且提过不少修改意见。一九六〇年彩排期间，康生多次到剧场观剧，出主意把李慧娘所戴的蓝色鬼穗子改为红色鬼穗子，并且为剧本改词，把“美哉！少年！”叠句的后一句改为“壮哉！少年！”一九六一年夏秋之间正式公演。康生又亲临观看。看后，甚为满意，特写信给作者，“祝贺该剧演出成功”。康生除了全面肯定《李慧娘》的编导、音乐、表演之外，还说是“近期舞台上最好的一出戏”，称赞孟超“这口做了一件大好事”，指令“北昆今后照此发展，不要再搞什么现代戏”。
一九六二年春天，江青到杭州“养病”，康生也去杭州休养。江青要看戏，康生就帮着点戏。从三月二十日起，在近两个月的时间内，江青戴着大口罩，由康生陪同，差不多每天都到剧场看戏。他们以“中央首长”的名义，点看了不少解放后早已禁演或演员自动不演的戏，如《虹霓关》、《大五花洞》、《斩黄袍》、《战太平》、《沙桥饯别》、《打銮驾》等。这是些什么戏呢？《虹霓关》，内容极其低级庸俗。讲的是隋唐时的瓦岗寨将领王伯当杀死了虹霓关总兵，总兵老婆东方氏披挂上阵，为丈夫报仇，但是一见王伯当年轻美貌，顿时神魂颠倒，爱上了王伯当，就在战场上调情卖俏。江青特别欣赏这种调情卖俏，说“舞蹈很好”。《大五花洞》，写一群妖魔鬼怪变成四个潘金莲，和武大郎在公堂上胡闹，嘲弄县官。在旧社会，这出鬼怪加色情的戏，是流氓、把头用来显示女演员色相的。演员对演这种戏历来是抵制的，解放后早已停演，而康、江非看不可。《斩黄袍》，讲的是北宋初年，赵匡胤的歌姬韩素梅玩弄阴谋诡计，爬上了“梅花宫贵妃”的位置，对于开国大将郑子明竭尽诬陷，险些动摇了北宋中央政权。康、江对韩素梅这个人物非常欣赏。当他们点看《战太平》和《沙桥饯别》时，杭州京戏团当时没有演这两出戏所必备的红蟒和红靠，不得不两次派人坐专车到上海去借，当天赶回。这就是一九六二年春天，康生和江青在杭州看戏的情景。
一九六二年八届十中全会前夕，康生对《桃花扇》一剧又表现出特别的关心。五月四日，他亲自写信给北京人艺导演梅吁、孙敬雨二同志，谈他对剧本的修改意见，要他们“真正实事求是的”，即“不是否定一切的虚无主义，也不是肯定一切的人云亦云的”，将此剧“研究清楚”。七月中旬，《光明日报》在一篇评论中，对于欧阳予倩改写的话剧《桃花扇》流露出否定的情绪，康生看了甚为恼火。他说：“孔尚任的《桃花扇》传奇，把侯方域作为正面人物歌颂，而不揭露他降清行为，是替投降变节行为辩护，欧阳改编的话剧在政治上比原著好，只是艺术上有缺点。目前要演这个戏还是以欧阳的改编本为好。报上的文章对这个改编本流露的情绪不好，应该批
评。“
戏剧是一项重要的文化遗产。对我国的传统戏剧，需要认真研究整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利继承和发展。康生热中旧戏，并非出于这个目的，而是欣赏其中的低级庸俗、色情淫荡和封建迷信、奇案、怪盗之类的东西。不但自己欣赏，而且凭借权力让人演出。极力推销。当然，在这里，不是否定我国的传统戏剧，我们的很多传统戏剧为人民喜闻乐见，有不少是文化珍品。特别是解放后重新改编搬上戏台的戏剧，使它们获得了新的艺术生命，成为教育陶冶群众的一支力量，象昆剧《李慧娘》就是戏剧舞台上出现的一朵新花！
应当指出，康生陶醉和鼓吹旧戏，并非是从六十年代开始的。
早在延安时，康生就故态复萌了。关于这一点，他在后来有过一段表白。
他说：“那时，戏曲不象现在，在全国、全世界都吃得开，而是到处吃不开，没人敢看，谁演谁就是反动思想。这帽子没人敢戴。那时，我在党校工作，因为在中央党校，人家批评时要看点面子吧，这我戴一戴看，我们就演戏了，……职位也有个好处，我想我是个中央委员，我来打鼓，你们批评吧！
有没有人批评呢？有，但是在背后骂得一塌糊涂，明着确实有点不敢，公开讲有反对中央的嫌疑。……毛主席总是在政治上撑着，演戏就去看，你们说京剧有封建意识，但不能说毛主席有封建意识吧？用这样的办法才撑起来。“
康生任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后，曾主张演《十八扯》、《四探阴山》等旧戏，说这些戏“也不是那样坏”。
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二日，北方昆剧院举行建院大会。康生在大会开始前就赶往文化部送了一封祝贺信，并在纪念册上题了“作始也简，特毕也巨”八个字。建院的各场演出，他几乎一场不漏地—一观看，对其中传统老戏甚为夸奖，并带头鼓掌。
一九五九年六月初，康生特地观看北昆改编的《渔家乐》。看后，康生直奔后台大发雷霆：“我要给你们泼一缸冰水！”“服装改变太大了，比海派还大胆。”“如果有人提出要取消北昆剧院，我举双手赞成”。并说：“今后不准演出新的《渔家乐》，只准按老样子演几折旧的《渔家乐》。”还强令北昆剧院“立即排练演出旧的《红娘》，不准改动一点！”事后，还召集了文艺座谈会，专就北昆剧院的大胆改革进行围攻。充分暴露了康生反对戏曲改革与创新的本来面目。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康生为了了解上海昆曲和京剧跃进情况及六O 年打算，在上海京剧院和上海戏曲学校同部分干部和演员进行座谈。
座谈中，他提“首先要挖掘老戏”，说“传统戏无论如何不能丢，昆曲、京
剧还是以演传统剧目为主“。当他听到几位”传“字辈老师说，他们原会昆曲三百多出。但现在只教了一百多出，他立即说：”一定要教下去，学校无论如何要把三百多出戏教给学生，不然，越唱越少，是自己消灭自己“。
一九六零年七、八月间，中国京剧院对于准备出国演出的《三叉口》、《虹桥赠珠》作了较大改革。康生看后极为不满，指责两位负责的同志说：“是粗暴的代表”。同时，他曾对人说：“谁要马连良演现代戏，我开除他的党籍。”
看！康生对于维护旧戏，反对改革，其态度是多么显明！立场是多么坚定！历史又是多么悠久！
可是，事隔不久，到了一九六二年秋天，康生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对京剧传统戏的看法，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急转弯。他的这种龙卷风，刮得人们晕头转向。他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突然对孟超的长女陆原同志说：“告诉你爸爸，别光写《李慧娘》，还得写别的东西”。回到北京正准备参加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的时候，他又给孟超写了一张条子：“孟超同志：请转告剧协同志，今后不要再演鬼戏了。”康生为什么这样急转弯呢？原来他在北戴河会议上，听到毛泽东同志关于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讲话。他认为这又是坑害人的时机了，需要为翻脸不认帐作准备了。
到了一九六四年，江青跃跃欲试，要搞京剧“革命”了，要当“旗手”
露峥嵘了，康生当然摸得准跟得紧，腔调和面孔都需要相应配合。
同年年初，康生看了西安电影制片厂根据欧阳改编的剧本拍摄的《桃花扇》，竟不顾两年前他对欧阳改编本的赞扬，斥责说，“电影《桃花扇》是为投降变节开脱，可以送给台湾、赫鲁晓夫去看”。又因为影片《桃花扇》聘请了北昆的一位同志为音乐顾问，选了一位演员的唱腔，康生就非常专横地说：“北昆成立时，我是支持的，现在我主张把它解散”。后来，他果然把北昆剧院给解散了。
同年八月三十日，康生又一反过去反对戏剧改革的面孔，变成了京剧改革的激进派，在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会演大会上作总结报告，说：这次会
演“给了过去反对京剧改革、反对演现代革命戏的一切错误理论以有力地
回击“，”证明了京戏现代化、革命化是完全能够做到的“。报告中还指责北京剧协”十五年来没有写出一本好剧本，相反倒有了《李慧娘》、《谢瑶环》这样的坏剧本“，接着上纲说：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道理很简单，就是思想、立场不是为工农兵劳动人民服务的，不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而相反地宣传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为少数人服务的。“最后，他责令北京剧协对”为什么会出现了牛鬼蛇神，出现了《李慧娘》这样的鬼戏“，作出答复；责令各地剧协对出现演旧戏的问题，”都要彻底检查一下！“
康生把自己带头煽起大演旧戏之风的事实全部抹掉之后，把自己支持、赞扬《李慧娘》的全部事实赖光之后，再要人“答复”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谁能答复呢？当然是无人能够“答复”的。最后还是康生自己答复说：“六二年我才发现，我们共产党内部有的高级负责同志反对党的这个方针（即江青的所谓”京剧革命“的方针），进行反党活动。这些反党分子拉拢戏剧团体的人在他们的周围，你们西北方面的剧团应当知道这个问题，北昆剧团的同志应当了解这个问题。……党内有些反党分子有时候也利用他们的地位，利用同志们不晓得情况，利用你们向党进攻，扩大他们的影响……。”象康生这样的“答复”，只有康生最清楚；别的任何人都是无法答复得使康生满意的。除非跟他一样制造弥天大谎！康生还批判《李慧娘》说，“李慧娘这个鬼”是“代表死亡了的阶级”来“报仇”的，“向谁报仇呢？就是向共产党报仇！”康生就是用这种耸人听闻、信口雌黄的罪名，一
下子把《李慧娘》打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
本来专门鼓吹传统戏中的糟粕的就是康生，可是现在，他却要别人“彻底检查”了！这无论如何是不能使人服气的。在观摩大会的一期《简报》上所载的浙江省观摩团的意见，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浙江省观摩团指出，一九六二年“某中央领导”在杭州点看旧戏。他们说：“有的反复是下面来的，可有的反复却是从上面来的”。当时中宣部负责同志看了《简报》后批道：“请文艺处调查一下，是谁点看的，要吸取教训。”一调查，不是别人，正是康生和江青。当时中宣部的负责同志立即将调查报告连同《简报》一并批给“康生、江青一阅”。这下可戳穿了假象，然而也犯了“御禁”。江青歇斯底里大发作，在调查报告上批了一大堆话，说她当时“眼不能看，耳不能听”，“看过戏，没有点过戏，按报纸上登的剧目看的，看了《虹霓关》提出过批评意见”云云。接着，江青又给中宣部打电话，说她几夜没有睡好觉，浙江有人陷害她，并责令华东局、浙江省、杭州市，还有文化部的有关同志“写检讨”！然而康生却是个老奸巨猾的家伙，他虽然同江青一样，怀有强烈的复仇心理，但他除了在自己名字上划了个圈以外。并没有象江青那样在调查报告上乱作批示。可是后来的所有报复行为，没有一件不是、回他参与的。正是在江青、康生的报复之下，浙江省观摩团的意见，不仅在当时受到批评指责，被勒今“检查”，而且到了“文化大革命”
中竟被诬说为“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事件，并为此株连了数十人之多，有的被揪斗，有的被关押，有的积郁成疾含冤而死。《李慧娘》的作者、导演。演员以及编辑出版等部门的同志，也都毫无例外地遭受了残酷的政治迫害。作者孟超同志把康生写给他的两封赞扬《李慧娘》的信，交给了“专案组”，但是没有想到掌管他的专案的就是康生本人。这两封信，自然如石
沉大海，古无消息；不仅如此，康生为赖帐灭口，竞将孟超定为“叛徒”，使孟超沉冤难雪，抑郁成疾，含恨而亡。
康生在三年困难中，和平时一样为非做歹，不过他在以下两个方面更加突出罢了：一方面为炫耀自己，不顾事实真象；另一方面，为陷害别人，不择任何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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