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左”的错误，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逐渐有所察觉，并从一九五八年十一月第一次郑州会议起，陆续召开会议，从政策上采取了纠正“共产风”、“浮夸风”的一些措施。但是，挫伤农民积极性的许多“左”的错误，并没有得到应有的纠正。
一九五九年七、八月召开的庐山会议，按广大群众和干部的要求，本来是继续采取有效措施纠“左”的。事出意外，仅仅由于彭德怀同志经农村调查后，出于忧国忧民，对“左”的错误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就引起了会议主题的逆转和反常。随即形势急转直下，由纠“左”转为反右。彭德怀同志的意见，是通过向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写信的方式表达的。其主要内容是，在肯定成绩的前提下，提出了一九五八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要党从领导上总结经验教训。他说；一九五八年“有失有得”，犯了“左”倾错误，其根源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之脑后了”。这个意见书，无论是从内容上，还是从提意见的方式上，都是正确的。
他如实地反映了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出现的一些严重问题，并分析了党应当吸取的教训。但是会议却认为这是对党的进攻，是“右倾机会主义”
言论，于是纠“左”变成了批右，变成了对所谓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批判。会议还通过了对这一集团和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决议。这样，“左”
倾指导思想不但没有得到制止，反而更加发展了。
纠“左”是康生的疼处，从内心世界就有说不出的反感，道不尽的牢骚。
要把自己到处宣扬的“跃进”宣言，收回来承认是“狂热性”，那真象挖了祖坟一样的难忍。一说反右，他象吃足了鸦片的烟鬼，象着迷的赌棍，一股子邪劲使他顿时活跃起来。康生得到了会上印发的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之后，认为宝又押对了，于是与上海的同伙串联，研究如何从鸡蛋里挑骨头。他一面利用种种机会进谗言，一面又强词夺理造舆论，说什么彭的信是“反毛主席”的，诬蔑彭是“魏延反骨”，“搞分裂”，是组织“章罗联盟”，还说什么再不“反击”，“人都被彭德怀同志拉过去了”。这种鼓噪，对于庐山会议开展错误的反右倾斗争，无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会议上作为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被批判的有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同志。这几位同志于八月三日至十日分别在小组里接受批判。康生正好同彭德怀同志分在一个小组。他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
象他历来的调门一样，恨若仇寇，如临大敌，激昂慷慨，口沫四溅，又拿出他那股一九五八年到处煽动“大跃进”的劲头。康生批判说：“你们搞俱乐部，搞阴谋活动，我们也有一个俱乐部，搞革命活动。”他的话有的是诬陷，有的是假话，只有一句——“我们也有一个俱乐部”，吐露了一点真情，不过这个俱乐部是以极左的狂热凝聚在一起的，结果危害了中国革命事业，迫害了大批实事求是的干部。
康生不仅在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等同志进行了批判，而且在庐山会议之后，更加积极地作反右倾报告。比如，十一月十五日在编写哲学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会议上，十一月二十六日在文教书记会议上，十二月二日在军事科学院和高等军事学院干部大会上，都留下了康生对所谓“右倾机会主义”
的声色俱厉的讨伐记录。其中以十二月二日在军事科学院和高等军事学院干部大会上的批判最系统、最全面、调门最高、“理论性”最强。
康生以“理论权威”姿态宣布：现在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运动，开始进人了一个更高的阶段，进入到用理论去批判反党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究竟怎样用理论去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呢？他在这个报告中作了典型示范。
康生的确比向风车作战的唐。吉河德高明得多，他对他所攻击的对象，用移花接木、改头换面的手法，把本来忠于党、忠于人民的老革命家，化装成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敌人，然后蛊惑上纲：“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的右倾机会主义集团，把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路线说成是‘左倾机会主义’，污蔑为‘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污蔑他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的。这是公开地反对毛泽东同志思想的，公开反党、反人民的言论。”凡是读了彭德怀同志的信的干部，都很难得出这种奇特的论断。康生又作了“深人”
的“分析”，硬要引导人们离开信件本身去挖掘：“彭德怀同志的信，开始说总路线是基本正确的，末尾也讲几句好话。张闻天同志也是这个办法，这是这次斗争的特点。这种人实际上拿种种借口，披上外衣，装作不反对的样子，实际反对。”看，把被批判者的好话，当作披外衣，装样子，照批判者的设想来定罪，这是康生对彭德怀等同志所作的第一点“高深的”“理论批判”。其实，这不过是唯心主义横行的展览，王婆骂街式的扣帽子打棍子而已。今天，我们重新打开彭德怀同志的信看一看就会知道，一片赤胆忠心，却被诬陷的不实之词所遮掩；完全是血口喷人，而被当作卫道来宣传！这该是多么深沉的历史教训呵！在维护毛泽东思想的旗号下，把一切错误的东西肯定下来。这样，既诬害了真正的革命同志，又糟踏了真正的毛泽东思想。这正是康生多年来用的最多用的最为得心应手的一招。
康生在报告中又说：“理论工作必须密切结合保卫总路线和右倾机会主
义作斗争，有些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党言论，要从理论上系统地反驳。这个工作做了一些，但极其不够。如张闻天在庐山的发言，有许多理论问题需要答复。他讲的第六条，题目叫主观主义、片面性、违反客观规律性的问题。说党和毛主席‘对主观和客观、精神和物质的关系的了解有片面性，有一个时期把主观能动性强调到很高的程度，于劲很大，但不讲条件，有些过分，造成主观主义，违反了马列主义的科学’。说党中央、毛主席‘只要政治挂帅就行，甚至公开违反客观经济规律’，恶毒的攻击主席是好大喜功、不合实际、弄巧成拙、欲速不达、不按经济规律办事，光凭主观愿望办事。对于这些反党怨言，在庐山会议以后受到全党全军的反对，批得体无完肤。但做研究工作、理论工作的同志，必须进一步从世界观问题上、理论问题上对那些以种种借口反对我们主观能动性的议论进行批驳。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装成唯物主义者来反对我们，反对毛主席提出的反映客观规律的主观能动性，作为他们反党的一个重要的命题。对此，要进行理论的揭发工作。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必须承认，而且首先承认物质存在是第一性的，精神意识是第二性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第一个根本问题，但是问题是仅仅承认这一点，仅仅认为这一点就解决了哲学上的基本问题，就沾沾自喜了，不去研究物质、精神的相互关系，客观规律和主观能动性的相互关系，不能成为真正的辩证唯物主义者。认为承认物质第一性，由此自满，而且从这出发，否定、轻视反映客观规律的主观能动性，思想意识的重大作用，是极端错误的，这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康生这段对所谓“右倾机会主义”所作的理论批判，可分两部分。前半
部分是对张闻天同志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的转述；后半部分是对这个发言
的批判。应当指出，前半部分对张闻天同志发言的转述还是基本属实的，不实的地方就在于康生为张闻天同志戴了些诸如“恶毒攻击毛主席”，“反党怨言”之类的帽子。张闻天同志在庐山会议的发言针对一九五八年工作中的错误，提出了实事求是的诚恳的批评，这完全是出于对党对毛泽东同志的热爱和拥护，根本不是什么“反党怨言”，更不是对毛泽东同志的什么“恶毒攻击”。真正反对党反对毛泽东同志的不是别人，正是专进谗言，一味迎合，竭力想把党推向错误深渊的康生之类。康生诬说张闻天同志“反党反毛主席”，这纯属康冠张戴，把自己的帽子扣在别人的头上。这大概就是康生的所谓“大公无私”吧！更可笑的是，康生在这段话中对张闻天同志所作的理论批判。他说张闻天同志装成唯物主义者来反对“主观能动性”，说什么仅仅承认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否定和轻视“反映了客观规律的主观能动性”，就“不能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康生好象十
分重视“主观能动性”！不过，他所说的那种“主观能动性”是“目空一切，旁若无人”的“胡搞”，是“不管同科不同科”的胡乱嫁接，是“有条件要干，无条件也要干”的蛮干。这哪里是辩证唯物主义，纯粹是彻头彻尾的主观唯心主义，是唯意志论！康生在这里虽然为主观能动性加上了“反映了客观规律”的定语，但由于他主张“胡搞”、“蛮干”，那么，他所加的定语，也只能是幌子，是用以掩盖主观唯心主义和唯意志论的遮羞布。康生明明是在宣扬主观唯心主义和唯意志论，然而却把自己打扮成马克思主义者，辩证唯物主义者，批起别人的轻视主观能动性来，他真不愧为是一个
善耍魔术的大师呀；
在康生对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批判中，还有一段奇文，不可不引。他说：“我们党的干部，包括军队干部，在消灭地主阶级的封建剥削的土改斗争中，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斗争中，绝大多数都是积极的，老于部和地主、资产阶级的经济联系比较少。有些出身于地主、资产阶级家庭的老干部，经过长期革命教育，和家庭政治、经济、思想关系割断了。因此，老干部革命是愉快的，革命是革地主、富农、资本主义工商业家的命。和自己本身经济、思想关系比较少。但革命深入到消灭个体经济的时候，情况不同了，许多干部，包括老干部，和地主、资产阶级经济关系没有或很少，但和小生产者经济、富裕中农关系比较多，某些人是千丝万缕的联系，个别人认为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了。这种思想不是偶然的，和革命深入有关系。所以，过去的功臣，今天成为祸首。……有些老干部、老战友，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改造，现在暴露出来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同路人。……
这次整风，和右倾机会主义反党的斗争，根本性质和一九五七年是一样的，是两条道路斗争的性质，可是表现形式不是在党外，而是在党内，表现在干部中，更主要是老干部，因而，两条道路性质的斗争表现在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形式。这样，必然联系到许多理论问题，……。“
康生这段话本是想分析“右倾机会主义”的根源，然而却变成了对老干部必然成为“今天的祸首”的论证。康生认为，过去革命是革地主、资本家的命，老干部同地主、资本家经济联系少，所以，“革命是愉快的”；而现在革命是革个体经济的命，而老干部同个体经济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不愿革命了。这就等于说，老干部尽管过去是“功臣”，但随着革命的深入，必然变成今天的“祸首”。也大概是由于这个原因吧，他说老干部从来“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同路人”。这正好为后来“四人帮”提出“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是走资派”的政治纲领奠定了理论基础。另外，康生在这段话中还说，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同一九五九年的
“反右倾”斗争，性质是相同的，表现形式是不同的。形式上的不同，就在于前者表现在党外，后者表现在党内。这就为后来“四人帮”所说的资产阶级主体由党外转移到党内的论点，作了理论上的准备。
康生不仅对“彭、黄、张、周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进行了慷慨激昂的批判，而且还竭力想在理论界找出个批判对象，以便把所谓的反右倾斗争扩大到全党。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康生这时接到密告说杨献珍同志在全国文联会议上的讲话和同辽宁抚顺党校的谈话有问题。于是，他就如获至宝，立即揪住不放。
杨献珍同志讲了些什么呢？主要是批评当时盛行的极左思潮是“浪漫主义百分之九十九，现实主义百分之一”；批评“穷过渡”是“叫花子共产主义”，“穷骄傲”是“乞丐的骄傲”，揭露“五风”的思想根源是“主观唯心论”。这些话，虽然听起来不那么舒服，但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对纠正错误是有好处的。这些话是在极左思潮大肆泛滥，“五风”猛吹时讲的，这就更加难能可贵了。然而这却刺到了康生的痛处。
康生明明自己一身毛，却诬别人是妖怪，本来他宣扬了唯心主义，却倒打一耙，反诬那些批判唯心主义的同志是“右倾机会主义”、“保守主义”、“甘居中游”、“观潮派”、“秋后算帐派”和“反马克思主义”等等。在康生的亲自策划下，对抵制“五风”的杨献珍等同志，进行了长达十几个月的批判。从此，便出现了一种反常现象，批判唯心主义的同志，则成为被批判者；鼓吹、宣传唯心主义谬论的康生，倒成了批判者、“胜利者”，从而造成了是非颠倒，黑白不分的混乱局面。
在批判杨献珍同志的所谓“右倾”时，对“‘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问题”发动了围攻。
“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争论由来已久，但在我国，这个问题激烈争论起来，那还是庐山会议之后。
庐山会议之前，苏联罗森塔尔和尤金合编的《简明哲学辞典》第四版出版问世，其中关于同一性问题是这样写的：“象战争与和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生和死等等现象不能是同一的，因为它们是根本对立和相互排斥的。”这是公开否定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的形而上学观点。这一观点同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的观点是对立的，同唯物辩证法的根本原理是对立的。在我国理论界进行批判是完全正确的。可是，康生由此加以引伸去为自己的谬论辩护，那是别有用心的。康生长期打着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幌子，大肆煽动：“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思想有粮就有粮，思想有钢就有钢”，“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之类的口号，到处鼓吹“敢于胡搞就行”，把思想作为第一性，把物质作为第二性的。这显然是在宣扬“思
维即存在“的唯心主义观点。这同”思维与存在有同一性“的辩证关系的论点完全是两国事，为了区分两种同一性，杨献珍同志写了一篇《略论两种范畴的”同一性“》的文章，其目的是批判”同一性“问题上的形而上学观点和唯心主义观点，维护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所阐发的关于矛盾同一性的辩证法思想。
杨献珍同志的观点是：“思维与存在的‘同一’和对立面的同一的‘同
一‘，这两个’同一‘是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前一个’同一‘是说的这个即那个，那个即这个，思维即存在，存在即思维。后一个’同一‘是说的’统一体‘，’对立面的同一‘，是说的统一体是由两个对立面组成的。两个’同一‘的意思是完全不同的“。文章打出三份清样，除了作者留了一份外，一份给了陈伯达，一份给了康生。康生看了清样，感到杨献珍同志所说的第一种”同一性“刺痛了他，因为他在一九五八年到处兜售的正是这种观点。于是，一口咬定杨献珍同志否认思维与存在有统一性，宣传形而上学观点。康生为了骗取毛泽东同志对自己观点的支持，立即拿着清样去找毛泽东同志。当时毛泽东同志正在游泳。康生根本没有将清样拿给毛泽东同志看，只是简单地问：”思维与存在有没有统一性？“他这样提问题，毛泽东同志自然根据《矛盾论》中的”矛盾的同一性“原理，回答说：”思维与存在有同一性“。这个回答，显然是指思维与存在之间有矛盾的同一性，而不是回答杨献珍同志提出的问题。可是康生硬说毛泽东同志否定了杨献珍同志提出的”两种同一性“的提法，授意报刊对杨献珍同志在”同一性“
问题上所持的观点进行批判，从而制造了哲学界所谓“思维和存在同一性问题”的大争论。待杨献珍同志被康生当作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进行批斗后，杨献珍同志在“同一性”问题上的学术观点，也就被当作右倾机会主义的哲学基础，进行了政治批判。
康生为什么在一九五九年如此积极的“反右倾”呢？其目的无非有三：第一，这是他对自己极左的本能维护；第二，是为了掩盖自己在一九五八年的狂热煽动等错误而施展的以攻为守的策略；第三，有意要借“左”的指导思想去迫害“不顺从”他的干部，以达其危害党和人民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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