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八年，是个热火朝天的年份，也是为中国人民难以忘记的年份，它确实在我们社会主义的历史上，留下了“大跃进”的一页。由于社会主义改造的提前实现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超额完成，接着又打退了右派的进攻。这样，使人觉得胜利似乎可以唾手可得，有的领导明显地变得头脑发热、骄傲自满，不怎么谨慎了。随之而来的，就是工作指导上违背了客观规律，离开了深入调查研究和一切经过试验的原则，犯了严重的“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的错误。然而，恰恰这时，康生表现得特别活跃，成了“大跃进”的鼓吹者。
康生主要精力，在于钻营逢迎之道，研究谗谄之术。一九五七年在反右派当中，他已摸到了如何把反右派扩大化，又如何搬用他在延安抢救运动中的绝招，以达自己之目的的门道。
经过一年多的经营，康生已为自己的伸张铺平了道路。在这个基础上，康生活跃了。一九五八年一月，他在党中央召开的南宁会议上，听到了毛泽东同志对“反冒进” 的严厉批评，他知道这是批评周恩来、陈云同志的，他不管批评是否符合实际，只是观测风向，调整调门。以后，毛泽东同志又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康生当然摸到了底数。在他看来，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党的“八大”制定的方针和路线，被搁置在一边了。对此，康生颇为得意，认为这是一个不可错过的时机，是将积压多年的闷气吐出来的时候了！他知道，毛泽东在试图走出一条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路，这条新路怎么新？又怎样走？康生是茫然的，他熟悉的是“左”的一套，煽动狂热是拿手戏。于是，他精神抖擞，干劲倍增，决定以“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的身分，以三寸之舌，以吓人之面，去作煽动“大跃进”的游说。南宁会议一散，他就跑到四川视察了将近二十天。回到北京，参加了一次最高国务会议和一次一届五次人代会之后，很快于二月二十六日出发前去东北视察了四十天。再次回到北京，参加了一次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和一次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之后，从六月三日起又在北京、天津、河北视察了二个半月。八月，康生到北戴河参加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钢铁要翻番，即由五百四十万吨增加到一千零七十万吨，高级社要升入人民公社，教育要大办。出现了很多全民大办之事。在这种形势下，康生回到北京，没有休息就跑到山西、河南、安徽、上海等地视察了二个月。康生在一九五八回；年一年中，用了六个半月的时间，先后
跑了九个省市。他走到哪里，讲到哪里。不停地鼓吹，不断地煽动，调子越来越高，似乎我们已经超越了整个时代！他的讲话记录，现在已清查到的就达七十一份之多。如果把他的讲话连续记录下来，就是一部难得的《狂想曲》。
康生究竟鼓吹了些什么呢？第一，“教育大跃进”。
所谓“教育大跃进”是康生于一九五八年三月三十日在辽宁大专院校校长和党委书记会议上第一次提出的。其含义何在？并不是十分清楚的，因
为康生在这次讲话中只是叫喊：“当前影响教育大跃进的主要障碍是保守主
义、官僚主义、教条主义、过分强调正规化以及培养目标不明确等等“，要”实现教育大跃进“，就”要认真进行两条路线的斗争“。除此之外，再无别的解释。不过从这一叫喊中，人们已经粗略地感到，康生的所谓”教育大跃进“ 就意味着要全盘否定过去的教育方针、教育秩序和教育中的一切规章制度。
果然如此。康生在一九五八年六月召开的长达十八天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先后五次讲话，全盘否定教育部的工作。他说：“教育部过去有严重的方针性的错误”，“把许多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当作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搞”。还说：“第一个五年计划花钱很多，但（花的）不是地方，没有（办学的）经济政策。钱多了，没有勤俭建国的空气，对学生思想有害”。并在这个会议上擅自公开宣布：“过去教育部制订的教育规章制度一律无效”，称这些规章制度是“绳索”，攻击教育部“吃罢（饭），没事（干），天天开绳匠铺，放绳子”。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康生跑到华东师大又向师生煽动说：你们“要把教育部过去所有的东西摊开来看看，零打碎敲不行，要来个彻底革命”，“你们对教育部过去的东西没有进行批评，那怎么行？这是基本建设。没有群众运动，要扫除旧习气是不容易的”。在上海化工厂半工半读技校，康生又号召师生“革旧教育的命”、“革资产阶级教育的命”。
随之，康生又否定了学校的一切。第一，否定学校的基础课教学。他说，基础课教学，“实际上是一些教条、空话、垃圾”，是“不结合实际的理论，虚假的理论”，是“被列宁称之为无用的累赘的东西”。1 第二，否定教学计划。他说，教学计划是“绳索”，“凡绳索都可取消”，因而教学计划也可“取消”。2 第三，否定按时上课。他说，“每节课上四十五分钟实在不合理，没有科学根据，有的其实只要讲十分钟，结果（非得）凑四十五分钟”，“从前认为恰恰讲四十五分钟的教师是好教师，其实是最差的教师”。3 第四，1 1958年11 月，康生在听取上海市教育局汇报时的插话。
2 1958年10月16 日，康生在河南八院校汇报会上的插话。
3 1958年11 月，康生在上海铜仁合金厂的讲话。
否定假期，他说，学校放假没有“科学依据”，“我问过许多生理学家，医学家，（他们）也搞不清。理由无非两条，一种认为学校是脑力劳动，所以要放假，但有个问题他们不肯回答，中央算什么？我想也是脑力劳动，为什么我们不放假。还有一个理由，学生年龄小要休息，但农村小孩，如果没有升初中，就没有休息，这又是为什么？”1康生否定了这些，他究竟如何大办“大跃进”的教育呢？他讲“大跃进”
的教育，分量很大，次数很多，可能是由于语言的“大跃进”，听众常常是“保守”的，所以听来感到他的话是语无伦次、颠三倒四、自相矛盾的。
我们还是从中看看他讲的几个要点吧：
一曰：“学校要停课劳动”。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八日，中国人民大学根据康生多次鼓吹的精神，决定“停课劳动建校”。康生得知后，立即赶赴现场大加赞扬，说：“这就是文化革命，文化革命并不神秘，挑土、挖泥、建人工湖，这就是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并且极力主张人大师生“冲出红庙，和群众打成一片”。这样，很快又从“停课劳动建校”发展成“下放劳动锻炼”。后来，康生对这些提法和做法，虽然有多次改口或声明，比如说，“停课不叫停课，这叫换教室”，“下放不叫下放，而应该把它看作教学计划的一部分”等等，但实质上就是把劳动看作是“大办教育”，实现“教育大跃进”的重要内容，甚至是唯一内容。正因如此，他极力主张，“在现在钢铁潮流下，也可以只劳动不读书”，指令全国一亿小学生“都参加炼钢铁”运动，要使学校成为“整个劳动大军的一个组成部分”。
二曰：“学校要大办工厂”。这是康生“大办教育”中讲的最多的问题。
一九五八年七月八日，他向辽宁、江苏、河北主省高校和中学来京参观的同志讲：“学校办工厂是实现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的好办法，也是为共产主义准备条件，是我国今后教育的总趋势，所有学校都必须走这条路。各校都必须把它当作大事来抓”。甚至连农林院校也不能例外。七月十九日，康生指责北京农业大学，“一进学校就是一种安静美丽的环境，没有革命气氛”，指责北京林学院，“花那么多劳动力建设植物园”。康生之所以如此指责农大和林院，原因就在于他们没有按照他的指令也去“大办工厂”。
三曰：“学校要走综合道路”。关于这个问题康生有多种讲法。一九五八年七月九日，康生在视察北京农业大学时说，所谓“走综合的道路”，就是“一个学校，最低挂五个牌子：一学校、二工厂、三农场、四研究所、五农林局。最好挂它十几个牌子，这样力量集中，任务集中，联系实际”，“一1 1958年10月30 日，康生在安徽省合肥工业大学的讲话。
个院长要兼好几个长“。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五日，在山西平遥一中视察时，又指示平遥一中”走综合道路“。所谓平遥一中走综合道路就是让他们，”同平遥动力机械厂、城关一小协商，在平遥一中的基础上，以‘穿靴’、‘戴帽’、‘左合右并’的方法成立平遥综合大学“。就是把中学、小学和工厂综合为大学。十月十六日，在听取河南省八院校负责人汇报时又说，所谓”办综合大学“，就是”从初中一直到大学，象工厂的各种工序都有“，”初中以上归厂办，初中以下归车间办，幼儿园归宿舍办“。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四日，在视察鸠山红专大学时，康生又提出”全县办一个联社，全县是学校，是政权，是联社，来个政教社三结合“，大学要”打破学校的框框“，”加入县联社“。说这样做的好处，”便于进行共产主义教育，消灭资产阶级残余，改变人与人的关系，便于军事化、集体化、生产计划化，便于集体活动“。
总之，康生的所谓“走综合道路”，就是办成一个工农兵学商五业俱全，大中小学幼儿园样样都有的，政教社结合为一的学校，也就是康生所说的便于消灭差别的综合体。
四日：“向共产主义过渡”。这是康生极力煽动学校“停课劳动”、“大办工厂”、“走综合道路”的目的。在康生看来，所有他下令要人大办的这些，都是共产主义的因素。努力实现这些，就是向共产主义过渡，就是提前实现共产主义了！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日，康生在同中央党校下放上海劳动锻炼的干部说：“过去我们对社会主义了解不很清楚，现在看，社会主义社会，一开始就向共产主义过渡和前进”。一九五八年冬，党中央发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存在的问题，开始采取了纠“左”的措施，人们逐步冷静清醒起来，特别是领导人不随意说什么“向共产主义过渡了”。这一点康生是清楚的。但是，一纠“左”，他已经唱了这么久的“狂想曲”又怎么再兜售呢？于是他采取了你搞你的，我唱我的，公开对抗态度。一九五九年初，他在一次会议上抱怨说：“去年以前，什么都是共产主义”，“可现在有些同志对陈伯达同志提出的‘苦干五年，建设共产主义的新北大’的口号都提出了怀疑，难道学校讲《共产党宣言》是搞社会主义吗？学校搞义务劳动能实行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吗？我们在民主革命就搞了共产主义大学，为什么现在倒不敢提共产主义了呢？”康生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人们，他要实现的是什么样的“共产主义”？当党中央纠正这种荒唐做法时，他又采取什么诡辩手法进行抵制。仅仅这些就足以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他的所谓“教育大跃进”，就是取消教育、取消学校、搞“学校消亡论”。所谓“大办教育”，就是“大毁教育”。
第二，肆意打击、陷害知识分子。
康生在“大办教育”，实现“教育大跃进”的同时，对知识分子肆意进
行打击、侮辱和陷害。因为，在康生看来，知识分子是“向共产主义过渡”
和实现“教育大跃进”的最大障碍。
一九五八年五月，康生在一个理论工作座谈会上，把知识分子列为剥削阶级。他说：“八大二次会议提出的两个剥削阶级，知识分子也包括在内。
知识分子属于剥削阶级是从思想角度看的。有的知识分子说，我们越来越升级了，以前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后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现在又是剥削阶级知识分子。为什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剥削阶级呢？这是从思想范畴来看的“。康生的确是善于维护自己谬论的专家，常常摆出满腹经纶的架势，时而讲马列书上如何讲，时而讲党的决议怎么说，不然就是发展和创造！总是似乎有根有据，使你感到他过去正确，今天正确，以后仍然正确！不管在他管辖的领域里出现什么严重问题，他都解释得别人百分之百错误，自己百分之百正确。他领导反奸工作时，特务多似牛毛！现在他抓文教工作，知识分子又都成了敌对者；一九五八年八月六日，康生在一个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再次宣布：”知识分子是剥削阶级“，”老教师一般讲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而，也”属于剥削阶级范畴“。他还解释说，知识分子之所以是剥削阶级，这主要是”在新形势下，从政治思想状况上来划分的，而不是象土改时那样主要是从经济上划分的“，知识分子对此议论纷纷，说明他们”怕革命“。
由于康生将知识分子当作剥削阶级，所以，他竭力主张采取孤立、冷淡、威逼等办法来对待知识分子。
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五日，康生在郑州召开的全国农林系统院校长会议上，就极力主张逼压知识分子下乡“劳动改造”。他说：现在对知识分子，“从总的来说”，是“逼得还不够”，“压得也不够”。怎么办？“如果现在是四面楚歌，那么我们今后就应该给他们来个八面楚歌”。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八日，康生跑到安徽对农学院的教职员说，你们要统统到农村去，“不愿下去怎么办？不愿下去，要结婚，要找老公，也可以，但要弄清思想，要辞职，要开欢送会”。他对怀疑产量有浮夸的教授大肆叫嚷：“有的教授不点头，不点头很好嘛”，不点头，那我们就给他“来个‘三头主义”’，“问问他，谁叫你点头来？你有什么资格点头？共产党和人民群众才有点头权，我们争的就是点头权，你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你不点头，我们越有信心，你点头反而糟了。你有摇头之权。有几个摇头的有好处，都点头就危险。可以大鸣大放，就是有摇头权。我们希望你低头，向农民低头，低了头才能改造”，总之，是三句话：“点头不劳驾，摇头有权利，低头是我们的希望”。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初，康生在上海的一次汇报会上，公然主张：对于下
厂教师“要冷淡，要给他个颜色看看”。
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已为康生的恐吓政策所代替了。第三，职工宿舍大调整“就是共产主义”。
关于职工宿舍大调整是职工生活中的一个问题，由组织上有计划地加以解决，职工是非常欢迎的。这件事康生视察山西时作为一大“发现”大肆夸耀。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五日，康生在太原听到了阳泉市各厂矿职工宿舍进行大规模调整的汇报，第二天他就赶往阳泉市视察。在这里，他听汇报，作指示，又座谈，又参观。他说：调整职工宿舍是真正实现“两参一改”的关键，是改善人与人关系和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措施，是实现政治挂帅以及使生产领导又见人又见物的重要方法，是贯彻群众路线的很好形式。他认定：“这种形式，为建立城市人民公社创造了前提条件，为将来向共产主义过渡打下了基础”。为了放出这颗特大“卫星”，他立即撰文《城市社会生活的革命措施，培养共产主义新人的好办法》，送《人民日报》公开发表，向全国推销。
十一月十日，康生在接见中央党校在上海下放劳动的于部说：“今后上海要实行人民公社，房子要大调整”，“过去在上海搞秘密工作时，经常骂日本人要工人住在工房里，妨碍我们活动”，“但现在变成社会主义企业了”，倒感到“工房分散实在不方便”。
十一月十一日，康生到上海同济大学视察时说：“上海的房子要改造，工人要集中住宿‘，”这就是共产主义，是个尖端问题“。他还说：”农村怎样建设？有的主张把中小学集中起来，一万人口一个中心，（平原）周围直径五里，山区二十里，有的主张学校与农民结合在一起，这就影响房屋设计问题“。
这就是康生喧嚷的“论住宅问题”！恩格斯写过一本著名的小册子叫《论住宅问题》，那是一八七二年为了揭露和清算蒲鲁东派的思想而写的，这一著作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阐明，住宅问题只有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以后，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真正解决。恩格斯这本著作给无产阶级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康生的大吹大擂，能给人留下什么呢？不过是梦呓的胡话和笑料而已！
第四，宣扬科学就是“胡搞”。
康生在煽动狂热的时候，说了许多热昏的胡话。如果这种胡话出自幼稚无知者之口，人们可以当作神话或童话，不予理采，可是出自康生之口，那就不能不听，甚至不敢不听了。人们怕的是他手中的权力和他那样高的职务。
请看康生是怎样以公开否定科学，鼓吹“胡搞”，作为自己的行动哲学
的吧！
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二日，康生在听取河南省教育厅负责同志汇报教改情况时“指示”说：“象过去那样冷冷清清安排教学已经不可能”，竭力鼓动他们“胡搞”，说只要“敢于胡搞就行”。十月二十五日，在视察河南长葛三中时，听到消川小学汇报“用十五天学完一年课程”的浮夸“经验”时，康生当即表态，予以肯定，说：“这种精神好！”并且指令长葛县县委，以长葛三中为基点，搞一个“用十五天学完一年课程”的试验。十一月十日，跑到上海又说：“河南有一个火箭师范，一个月学完三年的课程，有的十天把三年的课程学完，且经考试及格”。
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五日，在
郑州召开的全国农业院校负责
人会议上说：“山西有个红领
巾，把棉花接在凤仙花上，结出了红棉花“，”红领巾不是科学家，但他敢于做科学研究“，”什么是科学研究？只要敢于胡搞就是了，没有什么神秘“。
十月二十七日，在安徽农学院说：“（河南）有一个互接运动，甘薯接西瓜，烟草高九公尺，而且是大面积的，不用说书本上没有，就是想也不敢想。”又说，“从全国来说，中国的科学在大跃进，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农业科学大跃进”。十月三十日，在合肥工业大学说：“上海科学院农业研究所不如小孩，农学院有个教条，凡是不同科的（植物）不能接，小孩他就不管同科不同科”。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一日，在同济大学视察时，又鼓吹搞钢铁也要“敢于胡搞”，说河南来县就出了许多炼铁家“，”最小的八岁，用小竹竿穿孔，用嘴吹当鼓风机“，”每次出铁三、五斤“。
一九五八年十月三十日，在合肥工业大学说：“搞反应堆、加速器、火
箭没有什么了不起，你们不要被这些吓倒了，只要胡动手，很快就能成功“。
“你们要有一个气概，目空一切，旁若无人，…。什么一机部二机部、哈工大、清华都不要管，就是胡搞就是了”，“胡搞就是科学研究”，“你们胆子要大”。十一月四日，在上海参观教育与劳动相结合展览会时说。“什么叫科学研究，就是在一定基础上敢于胡搞，青年人是敢于胡搞的。”他指示说：“明年国庆节时，上海的学校，如能放出三级火箭，放到三百公里高空，就考三分，否则，就是二分一分，……三级火箭加卫星，得五分。这容易得很，上海人过年都放高升炮，学校难道不会放？”十一月七日，又要上海七院校党委书记“发动群众搞尖端科学”，说“有条件要干，无条件也干”，“要白手起家，自力更生”，要象河南人那样，有“十分丰富”的“想象力”。
康生认为，有些话需要请马克思来支持，不然，怎么能和“理论权威”
相应呢？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日，康生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说：“我们应该象马克思那样，允许讲胡话”。这就告诉人们，他的胡话都是经过马克思批准的。
不可否认，一九五八年的错误是中国共产党中央的错误，因而，我们不好将这一错误简单的归结于某个人或某几个人。但是，这绝不是说促成这错误的每个人不可分析，大家都一样。事实上，促成这一错误的每个人的具体情况不同，所负责任的大小不同，促成错误的出发点也不同。康生在一九五八年利用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的身分，到处煽动跃进，制造狂热，象持有上方宝剑的瘟神，散布康氏毒菌，使许多地区和省市处在无法抵制的境地，这就增加了危害的蔓延，使之不能随着中央纠正错误而及时得到应有的制止。这就不能不是康生所起的特别作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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