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八年，是抗日战争的第二年，也是国共重新合作共同抗战的第二年。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大片国土沦丧。日本侵略者鲸吞整个中国之势正猛，日军占领了我东北、华北之后，并未止步，仍然以全力向内地扩张，也从沿海向西进犯。上海、南京早已失守。沿长江大埠，包括九江武汉也不能保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正向敌人后方挺进，发动了广泛的游击战争。中国共产党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戴，成了抗日救亡的唯一希望，大批青年涌向延安，大批爱国人士转向共产党。
速亡论是日本人和汉奸的论调，速胜论则是侥幸者的心理。抗日战争一年多的事实驳斥了这两种论调。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持久战，则成了中国人民抗战的指南。在这种形势下，王明的“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调子，被许多人识破了。毛泽东同志的威信，远远超过了王明。
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有了非常明确的指示，毛泽东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直接告诉王明等人不要再争吵了！
自一九三七年冬日到延安的康生，紧跟了一段王明之后，感到延安的政治气候同莫斯科是迥然不同的，王明的领袖地位已经不保了，于是就赶紧刹车，辨风转向。
通过辨风，康生认识到，王明靠的大山是共产国际，现在这个大山靠不住了。他发现，在延安真正的靠山是中国人民，而王明毫无群众基础，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和新的右倾投降主义都没有什么市场；相反，毛泽东同志却备受群众的爱戴和拥护，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确已深入广大人民心里。他还亲眼看到，在一九三八年十月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批判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并撤了王明所任中共中央长江局第一书记之职。鉴于这一切新的政治变动，康生深深感到：继续紧跟王明不行了。于是顺风转舵，变拥护王明为拥护毛泽东同志。
长期紧跟王明的康生，假若真的明辨是非，知晓对错，决意翻然悔悟，痛改前非，投向真理，这是应当欢迎的，也是正确的。不仅对康生是这样，对其他犯错误的人，包括王明在内，也同样采取这样的态度。因为我们党的一贯政策就是允许犯错误，也允许改正错误。不教而诛，是同我们党的原则不相容的。但是，也无庸讳言，由于康生在王明集团中所占的特殊地位，党对康生的转变，确实寄予了更大的希望，做了更多的争取工作。王明、康生回到延安不久，王明分配去武汉作了长江局第一书记，而康生则
留在中央作了中央书记处书记，接着又先后被委任为中央党校校长和中央社会、情报部部长，就是一个证明。然而康生却怀着另外的目的，利用中央给他的职权，重操他熟练的故技，投机钻营起来。
且看康生是怎样故态复萌，搞投机钻营的吧！
第一，同江青互相利用，包藏祸心。
一九三四年十月，江青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只是吃了特务的耳光，就被吓破了胆。为了取得特务头头的欢心，她在监狱的优待室里，陪特务吃喝，并为其演唱。最后填写了“自首书”，认为“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声明“以后决不参加共产党”。江青出狱时，还把自己的剧照送给特务留作纪念。
江青叛变后的演出，得到了蒋帮的喝彩。她演出的《狼山喋血记》，就曾被当时的国民党《中央日报》吹捧为“国产片之中最有意义最杰出之作”！
一九三六年九月，蒋介石“五十寿辰”，蒋党大搞“庆寿”活动。他们以加强“国防”为名，向外国购买八十多架战斗机、轰炸机，作为蒋介石的“寿礼”！其实，这批飞机决不是为了抗日。蒋介石说得非常清楚：“匪未肃清绝不言抗日”。鲁迅尖锐地指出过：“中国现在有两种炸，一种是炸进去，一种是炸进来。”国民党反动派向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的人民狂轰滥炸，就是“炸进去”，日寇的飞机向中国人民狂轰滥炸，就是“炸进来”。
蒋介石的这批飞机就是为了增加“剿共”的军事力量。当时江青积极地参加了“献机祝寿”的活动。上海电影界的“购机祝寿游艺大会”，江青粉墨登场，演出了独幕剧《求婚》。特务崔万秋在《大晚报》上，对江青的“效忠”一再宣扬，又是组织专访，又是发表消息和剧评，特别刊登了江青的剧照，说她是“典型的北国女性”。
一九三七年，江青到了延安，隐瞒了她的这段历史，混入了革命队伍。
以情报专家自居的康生，对于江青的历史是清楚的。可是，由于他们两人各怀鬼胎，互相利用，因此，对各自的阴私和丑恶，是心照不宣的。至于他们如何暗使机关，彼此都是心中有数的。江青有求于康生的包庇，康生则认为江青奇货可居，向何处投放，就象交易所老板手中的揭码，要认真掂量。为了自己投机的需要，只好隐恶扬美，避丑说美。经过康生的精心安排，江青确实扮演了一个出人意料的角色。
第二，制造冤案，以标榜自己“立场坚定”。
康生是一九三八年八月被任命为中央社会部和情报部部长之职的。当时正处在武汉失守前后，日本帝国主义已将其主力改为进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国民党的五中全会也决定实行“防共”、“限共”、“溶共”的反动方针，加紧袭击八路军和新四军的驻地。同时，还加紧派遣特务、汉奸，
渗入我根据地内部进行破坏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中央社会部和情报部就显得特别重要。假若康生不负中央所任，忠实于自己的职责，准确地打击敌人，会对革命作出贡献的。然而康生却歹心大作，认为这是显示自己骗取信任的好机会。为此，他滥用职权，放肆地制造冤案。他于一九三九年一手制造的轰动陕甘宁边区的三大案件，即所谓“叛徒特务钱维人案”、“日本特务王尊伋案”和“李凝叛徒特务案”，就是他的重大“业绩”。
钱维人同志，当时是陕甘宁边区公路局局长。一九三七年国共合作时，曾经负责联系修筑公路事宜。康生毫无根据地多次点名诬陷钱是“内奸”，并利用钱的老婆进行秘密侦察。不久，下令将其逮捕。在关押期间，康生
组织了由中央社会部、保卫处和有关单位的干部、群众近百人参加的所谓“审讯示众会”。康生亲自到会审问，最后亲自定性为“叛徒”、“特务”，将钱关押七年之久。
王尊伋同志，是北京的女学生，大汉奸王克敏的侄女，因不满汉奸家庭，要求抗日，投奔延安。康生毫无根据地怀疑她是汉奸叔父王克敏派到延安的“日本特务和国民党特务”，于一九三九年四月下令将其逮捕，关押在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卫处的黑窑里，大搞逼供信。先是三天三夜不准她睡觉，搞得她两腿粗肿，头晕目眩。并威吓说，再不承认就拿两条大蛇来放在窑洞里。当时，王不过是一个十九岁的青年学生，经不住这种恐吓，就根据小说《双城记》上所说打毛衣记人名的故事和当时传说的各种汉奸活动，编说自己是王克敏派来的特务，而且编得有声有色，说什么她同敌人进行联系的密码结在毛衣的花纹里。康生明明知道，把密码结在毛衣上是完全虚假的事，然而他却到处宣扬。并把王比作日本间谍川岛芳子，从陕甘宁边区保卫处押至枣园中央社会部，亲自组织和参加对王的群众审讯会。同年五月三十一日，康生又亲自写信给王尊伋专案组，断定“王克敏侄女与复兴社有关系”，要求“严讯王尊伋”，“使之承认复兴社”。就这样，把王从一九三九年一直关押到一九四六年。
李凝同志，是东北地下党员，一九三八年到延安。一九三九年七月底，康生竟以“走路象日本女人”，“有一件日本式的女衬衣”等理由，令陕甘宁边区保卫处将李逮捕，硬是逼李承认“叛变投敌为特务。打人党内充当内奸”。更为荒唐的是，康生竟然在一次审判会上对李说：“李小姐！你长得这么漂亮，不当特务，谁当特务？！”
从这三个假案看，三位被诬陷者都没有在康生手下工作过。他们三人既不知康生的底细，又同康生没有什么冤仇，更没有反对过康生的什么“指示”，那为什么康生非得平白无故地加害于他们呢？这只能有一种解释，就是康生想用制造假案的办法来标榜自己立场鲜明、革命坚定、工作得力，
以便骗取更大的权力。而且在他看来，假案制造得越多越耸人听闻，越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第三，编造假证，把自己打扮成反王明的“英雄”。
一九四一年五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党的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七、八月，党中央连续作出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九月，党中央又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检讨了党的历史上，特别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政治路线错误，在党的高级干部中开始整风。
一向为王明卖力，作为王明心腹的康生，本应利用这一机会好好整整自己的“风”，以便使自己来个脱胎换骨的改造，彻底同王明决裂。可是康生又想出了新的花招。就在一九四一年底，经高岗许诺，他跑到西北局的一次干部会议上作了一次与会议内容毫不相干的表白，大讲自己在莫斯科时就是反对王明路线的，是同王明作斗争的，。而王明是一向压制他，打击他，排挤他的。真是越是婊子，越要标榜自己是贞节烈女！
为了让人相信这套谎言，康生又煞费苦心地编造了一个假证，就是他把过去王明赠给他的，一直视作珍宝的，王明那本《两条路线——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的小册子找出来作了批注。在“两条路线”四个字旁边批道：“实际是一条路线，即都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接着，又把“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中的“布”字改为“孟”字，并批道：“应该改为‘为中共更加孟尔塞维克化而斗争’，那就真正名符其实了”。
康生认为，这个伪造的证明可以作为自己反王明的资本。因此，他一直把这个带批注的王明的小册子留在自己身边，借以表白自己一贯反对王明，到处招摇撞骗。甚至到了六十年代前期，他在钓鱼台组织写反修文章时，还把这本小册子摆在自己在钓鱼台的办公桌上，任人传阅，任人摘抄。
其实，康生留下的追随王明的记录，百倍、千倍于这个批注，而且刊于党的正式出版物和党内文件，就是用斧头都不能砍掉的物证，还有大批的活的人证哩！康生对此只字不提，半句不讲，却偏偏拿出自己伪造的一个批注来骗人，这不是公然愚弄人又是什么呢？
康生这些做法，别说让那些知情者见了都会嗤之以鼻，就是让王明见了也会感叹他为无耻之辈！请看另外一个人的话：“王明很不满的讲到康生在莫斯科的情形。在莫斯科，这个未来的佞臣原属王明部下。他极力的讨好他，讨好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所有有地位的工作人员”。“在那个时候，康生在所有的会议中，总是第一个跳起脚来，热烈地鼓掌，疯狂地大声喊‘王明万岁’！”这两段话是从共产国际派驻延安的联络官兼塔斯社军事特派员彼得。伏拉第米洛夫所写的《延安日记》中摘引下来的。这本日记的作者对
我党进行了不少歪曲、攻击和诬蔑，但是同我国当时在莫斯科的同志的揭发结合起来看，这里所摘引的两段话，还是可信的，因为它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以上所述，只是康生一九三八年下半年至一九四二年底，耍弄顺风转舵、投机钻营之术的几个重要手法。由此可见，康生多么善于观察最高领导个人之意，以投最高领导个人之好！康生之善变，确实胜似变色龙。他不择手段，把自己装扮成“百分之百”的正确，也不择手段，把有碍于自己攫取权力的人打下去，以至肉体消灭。康生在延安整风中，不作任何检查，也没有受到任何批评，就轻而易举地把自己打扮成一贯反王明的“英雄”，而且骗得了中央的信任，很快被任命为延安总学委副主任，掌握了全党整风运动的领导权，使之能够借整风之机大肆整人。今天说起来，真是有点可笑，然而这却是历史事实。仅从这点来说，我党就有不少教训应当记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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