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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在青岛礼贤中学

  青岛是山东半岛的一个重要港口,也是我国近代史上首批遭到帝国主义侵占的重要城市之一。有必要对青岛和德、日帝国主义在山东的侵略行径,作点简略的介绍,以了解康生在青少年时期,所处的环境和所受的影响。

  一八九七年(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两个德国传教士在山东的巨野被杀。这一事件,本来是帝国主义分子在中国横行霸道、欺压群众,引起人民反抗的必然结果,而腐败无能的清朝政府,不敢支持人民的抗暴行动,反而随着列强轰传什么“巨野教案”(当时巨野属曹州府,也叫“曹州教案”)。

  事件发生后,德国政府借口教案,随即擅自派舰队司令棣利士率领巡洋舰四艘,海军六百余人直抵胶州湾,在青岛强行登陆,我国守将章高元,在李鸿章授意下,未开一枪,被迫退出李村,胶澳全部为德军侵占。德皇又派其弟亨利为远东舰队司令,组织第二舰队开到中国进行威胁;同时德使海靖向清政府提出苛刻要求,又是赔款,又是租借。

  次年,即一八九八年,也就是康生出生之年,清政府派李鸿章、翁同龢与德使海靖订立了为期九十九年的“胶澳租约”。此约订后,德国加强了对青岛的统治,建筑港口,修造船坞等等。租约规定,德国人有修筑胶济铁路之权,而且有在铁路沿线的淄川、坊子、金岭镇的采矿权,还有在沂州、沂水、诸城、昌乐、烟台五处的采矿权和沿海一带的捕鱼权等,几乎整个山东都成了德国控制的势力范围。胶南、青岛、诸城,也就是康生的家乡和他活动的地方,成了德国人侵略扩张的基地。

  德国统治山东的政策,日本人有所评论。明治三十八年七月《外交时报》说:德租胶州,与俄、英不同,“山东诸要市,以胶州为中心,依铁道政策联结之,省中拓殖之权利,几全人其掌握,今且延于行政及警察之权利矣。”

  “华政府于山东之一举一动,皆受德人指使”。“山东之实权”,归德人矣。

  德人“以青岛为中枢,致力于山东之开拓”,“以山东全省为己之殖民附庸地”。“铁路之执事人役,华人居七、八,惟重要车站,则用德人。”“由是观之,乘火车者自青岛而赴山东,不能无山东已属德国之感焉。”日本人看德国人在山东的举动,已垂涎三尺,正待机取代。

  被统治的中国人民,怎样在德国人压迫之下生活呢?光绪三十二年(1906)三月十日《北京官话报》,有一篇生动的报道,现摘录如下。

  “自从开了青岛这个口子,招摇华人前去的千千万万,然只有德国的衙门,没有中国的衙门,人多事杂,若是犯了他的禁忌,任凭他德国人凌弱。

  其审问的时候,还不用下跪,行刑的时候,是用牛肾为刑具,里面贯一铅条,打罪人的两臀,当时受刑的苦楚自不必说,就是日后的刑伤也与别样的刑法不同,其伤纵横错落,深至二、三分,宽至四、五分,其色青紫,一辈子也退不了去。打完了就押在黑房子里,不定是几年几月才能出来。

  平日被押的时候,还要给他做些苦工,到释放的日子,还要打他的递解,这便是从前的办法。近来更厉害了。审问的时候也要下跪,用刑的时候,不用从前的牛肾,要用大竹竿劈开,四面见方,约五、六分宽,劈开便用,不去刺,不去棱子,周日家浸在水里,掌刑的俱是外国人,每打一下,用力一拖,使教他皮开肉绽,鲜血淋漓,还不许叫喊,不许动弹,若其罪该打十下的,或是痛极了叫喊一声,动弹一下,这就要另打,另打这十下,更加狠毒,大概前后这二十下,比中国的一千小板子还厉害得多啦!打完了给他穿上一半蓝一半白的褂子,上带号数,脚带镣锁,周日由黑房牵出做苦工。若该押黑房六个月的,先要割去发辫。做苦工的时候,有中国人当洋兵的跟随,有外国人监押,外国人身上带枪,中国人手中拿棍,些须一怠慢,就随便打骂,所以前年有一胶州人姓匡的被押后,含恨已深,一日在野外与他做工,乘其不备,用铁锨将外国人及当洋兵的打倒,约合众难友逃走,无奈数日之后又教洋兵捉住了,这一回捉住,就上机器铡了;这机器铡是预备着割头用的。列位曾听见说外国有割头的刑罚吗?有下跪的法度吗?有打四方竹板的吗?有押在黑房子里周日吃谷面的吗?唉!我中国人是那世的罪孽受外国人这样的荼毒呢!……这其中的缘故是有两桩:一桩因权操自外人;一桩因中国人吃洋饭的狗奴,把外国人奉承到极顶,所以教他作威作福,便是留他自己作威作福的地步……“

  德国人在山东的这种暴行,引起广大人民的义愤和反抗。不能忍受德帝国主义的凌辱和迫害者,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

  据一八九八年一月九日《申报》报道:“胶州华人中之强有力者,密约二百余人,于某日之夜,身穿短袄,手执长枪,乘德人不备,因风纵火,焚去德国营房两所,击伤德弁一员,迨天明始一哄而散。”

  据高密县志记载:光绪二十五年(1899)己亥,德人筑路至县境(高密),县民孙文率徐元禄、李金榜等聚众抗拒。夏六月,清廷命山东大吏杀孙文,李金榜下狱。(胶济铁路修至县境姚哥庄,有西乡官亭孙文号召柳沟河西一带,南自葛家集,北至车辋,共百零八村,首领耿家店徐元禄、徐元和、

  绳家庄李金榜、坊岭的王廷干、毛家庄张福广、杨克明、杨光与、刘效义、

  杨家庄杨志敬、杨纪瑞等,聚众与德人相抗。三月,清廷派胡景桂将孙文、徐元禄、李金榜、杨纪瑞等捕获,众抵抗益力,六月六日在五龙河不期而会者三千余人,冀围县城劫出孙文等。胡见民气汹涌,势不可遏,遂于即

  日杀孙文)

  又载:光绪二十六年庚子(1900),义和团起。九月,德军入县城,四出弹压,毛家庄,李家营、杜家沙窝等庄被德军焚杀甚惨。十月,德军退出县城,复在县北古城建筑营房,长久驻军。

  当时帮助德人镇压者,是山东巡抚袁世凯和桌台胡景桂。这些洋奴为了维护洋大人的权利,不惜与人民为敌,就象当时《申报》上所说的“宁全国人死,勿触外人怒”(光绪三十三年九月二日《申报》)。尽管这些走狗和德国人一样凶狠地进行血腥屠杀,高密人民并没有因而屈服。当德军九月进攻高密西乡克兰庄时,用大炮轰击,杀害百姓三、四百人。德军攻打杜家沙窝时,全村起而反抗,虽死伤三百多人,但德寇也被打死二十七名。

  当德军进城时,曾有一诗相传:“可恨官员尽保洋,引来鬼子甚猖狂。

  于今书院成兵院,昔日文场作战场。

  号桌歪斜拴骡马,讲堂污秽牢牛羊。

  门名通德真通德1,始悔当年兆不祥。“

  这是德国侵占青岛后的情景。一九一四年八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以向德国宣战为借口,派兵接替德国人在山东的一切特权,侵占了青岛和胶济铁路,控制了整个山东,就这样由德国人换成了日本人,奴役山东人民的仍然是帝国主义分子。袁世凯为取得日本人的支持,竟以拍卖国家权益为条件。象卖国条约二十一条的签订,特别是对山东的出卖,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加上日本人在青岛和山东的侵略行为,比德国人更加残暴,当然,也同样引起了山东人民的强烈反抗。青岛,是工人集中的开放城市,自然也就成了反帝、反封的先进地区,革命总是随着压迫而产生的。有革命者,也有反革命者,有在帝国主义者面前怒目挺胸的反抗者,也有奴颜婢膝的乞求者,一边是勇士,、边是奴才。这在洋势力所及的青岛,是异常分明的。康生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了二十年,接受这方面的影响,是必然的。究竟康生在青岛接受了什么?那在他以后的行为中会逐渐地流露出来。

  当然,还要看他所在的家庭对他的影响。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地主阶级并不完全遵守他们的旧礼圣规。

  尽管他们家里摆满了四书五经、文房四宝或者古玩古画,但对帝国主义的洋大人,却毕躬毕敬,对舶来品垂涎三尺。康生之家,除了固有的封建性之外,也尽量地追求买办性,对侵占青岛的德国帝国主义想方设法去靠拢。

  1 高密城西门名通德门。

  礼贤中学是德国侵占青岛之后的第三年,即一九○〇年由德国同善教会牧师理查德。卫立姆(Richard Wilhem)创办的。卫立姆是一个基督教徒。

  但他为了加强文化侵略的效果,除了直接宣传基督教之外,还打起了信奉中国儒学的旗号,极力推崇儒学。他甚至为自己起了一个带有儒学味道的名字。其名叫卫礼贤,是从“礼贤下士”四字中取来的。其字为卫希圣,是从宋代儒家周敦颐所说的“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中取来的。他还将自己的中国之名命作他所创办的学校之名,起初称作礼贤书院,后来改称礼贤中学。

  礼贤学校从创办时起就沿用了大清皇帝钦定的高等学堂章程,实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方针。所谓“中学为体”,就是以“四书五经”、“三纲五常”作为对学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体系。所谓“西学为用”,就是以数学、物理、化学等方面的科学知识作为学生的主要学习内容。学校为了防止反帝反封思想的渗入,特别强调“闭门读书,不问政治”,规定学生不得与校外有任何来往,甚至不准学生看报,谈论国家大事。实际上,他们是借助于中国传统封建思想这一精神支柱,来培养会说德国话,能通西方技术,能为德帝国主义掠夺中国资财服务的帮办。清政府于一九〇六年,以“提倡读经有功,办校有方”为由,封卫礼贤为四品官。卫礼贤得意洋洋,立即穿上黄袍马褂,拍了照片,展览于“礼贤书院”的藏书楼(即现在青岛九中的图书馆)。后来,清政府垮台了,卫礼贤还把清朝的遗老遗少,残渣余孽,召集在藏书楼供养起来,专门让他们谈经论道,发泄覆灭之恨。一九一六年,窃国大盗袁世凯组织了一个所谓“尊孔会”。卫礼贤立即跑到上海去拜会,并捧上二十块大洋作为入会的会费。卫礼贤由上海回到青岛,还同前清三孙恭亲王、遗老劳乃宣、沙俄分子盖沙令等人一起组织了一个所谓“尊孔文社”。并且写信给前清皇室,声称代表德皇支持复辟。

  所以,礼贤中学一方面是个洋学堂,另一方面也是一个遗老遗少的黑据点。

  康生进入礼贤之时,正是该校由书院改为中学之时,也是礼贤收罗清朝残渣余孽于藏书楼,搞尊孔搞复辟之时。康生进校后,入的是德语班。他在这里学了德语,接受了德国人的训练。这样,封建主义的教育和洋化的买办教育,在礼贤就融合在一起了。他通过礼贤中学的栽培,野性有所收敛,封建思想大为增长,忠于大清王朝的思想有所巩固。这是他父母当初送他进礼贤中学时所没有料到的。无怪乎,他在谈到自己在礼贤中学的情况时,津津乐道地说:“我在青岛曾结识过宣统的老师陆润养庠、山东状元王寿彭、曹鸿勋以及刘探花等清末民初的一些遗老遗少”。其实,这些人未必认识康生其人,但是从康生兴致勃勃的回忆来看,他当时对这些人确实寄于了无限的崇拜和敬仰。

  但在礼贤中学,康生最为迷恋的不是孔教,而是洋教。他特别崇尚的是德国。康生冲破家庭的目的,是到德国人主办的学堂里,吸取洋化教育,以给自己和家庭带来点西方的色彩。经过礼贤的栽培,康生确实学到了在私塾里学不到的东西。这里除了孔孟之道以外,还有奴化之道,这正是礼贤要学生们日浸月染的。这一点,尽管康生从不向人宣扬,可是,他的处世作人之道,确实兼蓄混杂着中西奸诈之术,这不能不说是康生在礼贤的一大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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