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人对陆贾的评论主要集中在其思想的学派属性上，而陆贾的思想又集中保存在《新语》中，故不少的论者在谈及陆贾的思想属性时，便不能不涉及《新语》。纵观历代学者对陆贾的评论，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
（一）儒家说
这种观点，把陆贾归之儒家，并认为是汉初"最早最纯"的儒家。
最早将陆贾归入儒家的是班固，他在《汉书·艺文志》的儒家类列有"陆贾二十三篇"。据后人考证，这二十三篇就包括了《新语》十二篇。班固在《宾戏》中对陆贾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近者陆子优由，《新语》以兴；董生下帷，发藻儒林；刘向司籍，辩章旧闻；杨雄罩思，《法言》、《太玄》。皆及时君之门闱，究先圣之壶奥，婆姿乎术艺之场，休息乎篇籍之圃，以全其质而发其文、用纳乎圣听，列炳于后人。"（《汉书序传上》）所谓"究先圣之壶奥"，就是认为陆贾继承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当然是儒家的忠实传人了。班固在《汉书序传下》又指出；"贾（指陆贾--引者）作行人，百越来宾，从容讽议，博我以文。"这就是说，陆贾在出使南越时，也是用儒家的道理讽喻南越王赵忙，使之去帝制向西汉王朝称臣。
与班固同时代的唯物主义哲学家王充说："《新语》陆贾所造，盖董仲舒相被服焉；皆言君臣政治得失。言可采行，事美足观，鸿知所言，参贰经传，虽古圣之言，不能过增。陆贾之言，未见遗阙；而仲舒之言零祭可以应天，土龙可以致雨，颇难晓也。"（《论衡·案书篇》）在王充看来，陆贾不仅可以与西汉大儒董仲舒并列，而且董仲舒还是陆贾思想的继承者。因为所谓"相被服"具有服膺、继承之意。《汉书·河间献王传》云："被服儒术，造次必于儒者。"颜师古注曰："被服，言常居处其中也。"胡三省在注《资治通鉴》中所引的这句话时说："余谓被服者，言以儒术衣被其身也。"（《资治通鉴》卷十八）王充认为陆贾和董仲舒的言论皆"参贰经传，虽古圣之言，不能过增"，这就评价更高了。王充对董仲舒著作中的天人感应思想颇不以为然，认为"颇难晓"，而肯定陆贾书中的反天人感应思想，所以说它"未见遗阙"。王充这一分析是有片面性的。因为陆贾既有反天人感应的一面，也有宣扬天人感应的一面。这后一方面不仅同样为董仲舒所"被服"，而且大大发展了。
自从班固和王充定下了这个调子以后，历代许多学者均沿袭这一观点，认陆贾为儒家。宋人黄震认为，"贾庶几以道事君者。"（《黄氏日钞》卷四十七）"汉初诸儒，未有贾比。"（同上，卷四十六）明人钱福则云："汉班固论列刘向父子所校书为《艺文志》，又即所奏《七略》中序六艺为九种，首之以儒家者流。称其出于司徒之官，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宗师仲尼。以重其言。虽未必尽然，要亦有近似者矣。书凡五十三家，而陆贾《新语》十二篇实存焉。予读其书，信固之知言。"（《〈新语〉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今但据其书（指陆贾《新语》--引者）论之，则大旨皆崇王道，黜霸术，归本于修身用人。其称引《老子》者，惟《思务篇》引上德不德一语，余皆以孔氏为宗；所援据多《春秋》、《论语》之文，汉儒自董仲舒外，未有如是之醇正也。"清人严可均曰："子书《新语》最纯最早，贵仁义，贱刑威，述《诗》、《书》、《春秋》、《论语》，绍孟荀而开贾董，卓然儒者之言。"近人余嘉锡则称："贾在汉初，粹然儒者，于诗书煨烬之余，独能诵法孔氏，开有汉数百年文学之先。较之贾董为尤难，其功诚不在浮邱伯、伏生以下。故班固王充皆亟称之。汉高以马上得天下，不知重儒，贾独为之称说诗书，陈述仁义。本传言其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论衡·书解篇》云：'高祖既得天下，马上之计未败，陆贾造《新语》，高祖粗采。'则汉初之拨乱反正，贾有力焉，非叔孙通辈陋儒所敢望。"（《四库提要辩证·新语》）通过这段简单的历史回顾可以看到，认《新语》为儒家者颇不乏人，且越往后评价越高。
（二）杂家或道家说
有的论者则认为陆贾并非纯粹的儒家，而是杂家，有的则认为是道家。
较早指出这一问题的是宋人石介。他在《汉论》一文中指出："噫嘻！王道其驳于汉乎？汤革夏，改正朔，易服色，以顺天命而已，其余尽循禹之道。周革商，改正朔，易服色，以顺天命而已，其余尽循汤之道。汉革秦，不能尽循周之道，王道于斯驳焉。"（《涵芬楼古今文钞》卷二）石介所讲的"王道"指"井田"、"什一"、"封建"、"乡射"、"学校"等夏、商、周三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他认为"汉革秦之祚已矣，不能革秦之弊，犹袭秦之政"，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那么"汉改三王之道，作之者其谁欤？日曹参、陆贾、叔孙通之罪也。"为什么把罪责归之于此三人呢？石介指出，这是因为"汉高祖豁达大度，聪明神圣，温恭清哲，英威睿武，其资材固不下乎汤禹与文武，道之使为帝则帝矣，使为王则王矣。方平定祸乱，恩为汉家改正朔，定礼乐，立制度，明文章，施道德，张教化，一风俗，兴太平，以垂于万世。（陆）贾若能远举帝皇之道，致于人君，施于国家，布于天下，（叔孙）通若能纯用三王之礼，施于朝廷，通于政教，格于后世，以高皇之材，而不能之乎？乃龊龊进夫当时之近务，王霸之猥略，贵乎易行，孜孜举夫近古之野礼，亡秦之杂仪，求夫疾效，使高祖上视汤武有惭德，汉家比三王为不侔。可惜也哉！"（同上）石介说的"王霸之猥略"，表明他认为陆贾之思想并不纯乎儒，而是霸王道杂之的。
到了近代，怀疑其非为儒家思想者越来越多。胡适在《陆贾新语考》中说："《新语》一书，很有见地，其思想近于荀卿、韩非，其《道基篇》叙文化的演变尤有独到的见解。陆贾亲经始皇、李斯的急进政策失败之后，故在政治上颇主张无为，正与他身遭诸吕之乱，晚年自隐于醇酒妇人，同一用意。然其人绝不是一个消极的人，此书末篇有'圣人不空出，贤者不虚生'的教训.很可以表示他的生活态度。第六篇中很沉痛的攻击当日人士的'避世'态度，与此正是一贯。"（《古史辨》第四册，第198 页）这表明在胡适看来，《新语》中既有儒家思想，又有法家和道家思想。在《述陆贾的思想》一文中，胡适更明确指出此书是杂家。他说："此书仍是一种'杂家'之言，虽时时称引儒书，而仍不免带点左倾的色彩，故最应放在《吕氏春秋》和《淮南子》之间。"（见《张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纪念论文集》）
孙次舟也指出《新语》中多道家语。尽管他指出这一事实的目的是为了证明《新语》系伪托，但却从反面证实了《新语》的确是儒道混杂。孙氏指出："然今本《新语》有《无为》一篇。'无为'者，道家之说也。??今本《新语》既有《无为篇》，而篇中所论，亦尽道家变化于无为之意。若曰：'故无为也（旧注曰有误）乃无为也'，恐系'故无为也，乃无不为也'之误，即司马谈所谓'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也。'夫《新语》儒书也，而有道家之言，讵不令人眩惑乎？况儒家重'仁义'而道家尚'道德'。孔氏重仁不重义，至子舆氏始'仁义'并称。道家卑薄'仁义'尊重'道德'。若《老子》曰：'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庄子》曰：'毁道德以为仁义，圣人之过也。''道德'、'仁义'儒道之所异也。今现行《新语》书，不惟《无为篇》多道家之旨，即其他诸篇亦多言道德，不滋令人生疑乎？《道基篇》曰：'是以君子握道而治，据德而行，席仁而坐，杖义而强，虚无寂寞，通动无量。'《术事篇》曰：'立事者不离道德，调弦者不失官商。'《本行篇》曰：'故圣人卑宫室而高道德，□□服而谨仁义。'《新语》本儒家书；乌得有此？（《古史辨》第六册，第120 页）显然，孙次舟是站在以《新语》为儒家学派的书的传统立场，对其中居然有许多道家语表示疑惑，进而把《新语》斥之为伪书。这是由于孙氏不懂得汉初思想史发展的特点所致。
到了当代，一些学者更把陆贾称之为"新道家"。例如萧董父说："陆贾《新语》所提供的以道兼儒的'无为'原则，虽尚粗浅而未形成明确体系，但符合形势需要，反映了时代思潮。所以，陆贾在中央的这一建议与盖公在齐地对曹参的指教竟不谋而合，表明秦汉之际崛起的新道家思想，适应了当时封建统治者的迫切要求。"（《秦汉之际学术思潮简论》，载熊铁基《秦汉新道家略论》）熊铁基认为，《新语》是汉初新道家的代表作。他说："《新语》的指导思想显然是道家思想，在十二篇中，除《资质》专讲求贤，没有涉及道之处，其余十一篇都是大讲道和德的。??道家著作的特点则是：一方面讲道讲得比较多，另一方面（也是更主要的）是承认道是宇宙的本体。是万物之源。我们又认为，以道为指导思想，把'道法自然'的思想创造性的用之于人生和政治，是新道家的主要特点，《新语》正是有这样的特点。"（《秦汉新道家略论》第77 页）
（三）评论
上述两种看法各有所据，但仔细研究一下，我们便可以发现，均有各执一偏之嫌。
主儒家说者，往往有意无意地突出陆贾继承孔孟，"崇王道；黜霸术"的一面，而抹煞其受道家或法家思想影响的一面。例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其称引《老子》者，惟《思务篇》引上德不德一语，余皆以孔氏为宗".便显然是贬低了道家思想对陆贾的影响。在这方面倒是孙次舟实事求是一些，他比较全面地论列了《新语》受道家影响的主要方面。但是孙氏由于受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关于儒家思想那段话的束缚，以为儒家只能是"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是困《新语》有道家之言，而将其断为"伪书"。
这里，实质上便涉及到如何看待儒家的问题。笔者认为，《汉书·艺文志》中关于儒家的那段话，用之于衡量先秦儒家，特别是孔孟，是比较符合的，但到了荀子之后，特别是到了汉代，儒家已经不再是纯乎仁义了。荀子的礼法结合思想，已开汉代霸王道杂之的思想先河；而其道法自然的思想，更是受道家思想的启迪。荀子的两个大弟子韩非和李斯，将其师的的法治思想发展而成严刑峻法的法家思想，其在秦王朝的政治实践最终以失败告终；但韩非在哲学上却发展了老子的道论，提出了"道理相应"的规律论，并主张天道无为，人道有为；主道无为，臣道有为。西汉初期的思想家陆贾、贾谊等人，总结了秦王朝失败的教训，看到片面地实行严刑峻法的不合民心，于是突了地强调仁义。礼治。但是他们所强调的懦家思想已不是孔盂为代表的原始儒家，而是以荀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即融合了法家。道家等各派长处的一种新形态的儒家思想。我们在前面几章论述陆贾和贾谊的生平及其学术渊源时曾指出，他们二人都是荀子的再传或三传弟子，这一事实就有力地说明，他们的确受了荀子的影响，继承了荀子的思想。
认陆贾为儒家的学者，往往喜欢将他与董仲舒相比。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就认为"汉儒自董仲舒外，未有如是之醇正也。"这里便有一个如何看待"醇正"的问题。如果我们将董仲舒的著作与孔孟的言论仔细加以比较，就会发现它并不"醇正"。他在儒家思想的基础上，吸收道家。法家和阴阳家的某些思想，创造了一个适应地主阶级中央集权的**主义的思想体系。关于这一点，金春峰同志有一段比较全面的分析，他说："董仲舒思想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吸收了黄老思想。法家思想。阴阳家思想，是一个在更高的阶段上融合了各家思想的更发展了的思想中系。它否定了法家强调法治。以吏为帅、不要文教德治的片面性，吸收了它的集权**和注重刑、法的思想；否定了黄老消极无为。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片面性，吸收了它的自然观（如养生之道。元气。精气学说）阴阳刑德思想。它更全面地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对'王道之三纲'的理论根据问题，给予了当时所能给予的适应地主阶级根本需要的答案，因而成为地主阶级在全国确立大一统统治以后第一个占居统治地位的庞大的全面的思想体系。"（《汉代思想史》第213 页）我认为这一分析是比较符合董仲舒的思想实际的。它说明董仲舒的思想并不象原始儒家那么"醇正"。这本来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时代发展了，一个思想体系如果不能适应时代需要，而只是重复其创始人所讲的那一套，那是没有生命力的，无法为当时统治者服务的。而董仲舒的高明之处，正在于他能随着时代的发展，广搜博采，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儒家思想，在这方面，陆贾和贾谊与董仲舒有相似之处。而事实上，陆贾和贾谊是董仲舒的先行者，董不过是"被服"者。我们不能为陆贾思想中吸收了道家思想或其他各家的因素就断言其书为伪书，也不能因此而否定其为儒家。所谓"醇正"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要看其主要思想倾向，并不排斥吸收其他各家思想。从中国思想史发展的实际来看，自荀子开始，已开创了以儒为主，兼采各家的兼容并蓄的学风，到了西汉，陆贾。贾谊承其风，董仲舒则集其大成。后世学者也莫不因之。许多学者之所以认陆贾和董仲舒为"醇正"，正说明他们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承认这种以儒为主兼收并蓄是必然的。合理的发展趋势。
我不赞成把陆贾归于新道家，这是因为：
一、陆贾并没"承认道是宇宙的本体，是万物之源"的思想。关于这一点，我在本书第十二章已经作过论证。
二、熊铁基同志说："以道为指导思想，把'道法自然，的思想创造性地用之于人生和政治，是新道家的主要特点，《新语》正是有这样的特点。"我认为这一说法也不全面。《新语》固然有主张"道法自然"即实行无为政治的一面，但另一方面也十分强调有为。关于这一点，我在第十三章也已作了详细论述，不再重复。这里要说明的是，到了汉代之后，将"道法自然"运用于政治生活，即实行无为政治（准确些说，应是主张君主无为），决不止限于道家。就以历来被人们称为"醇正"的大儒董仲舒来说，他也是主张君主应无为的。关于这一点，熊铁基同志的业师张舜徽先生有过一段精辟的论述。他说："刘向尝称董仲舒有王佐之材，虽伊吕无以加。（见《汉书·董仲舒传赞））盖向有见于仲舒深通帝王之术，足以辅世主以临驭天下，其所操术，固不在伊 尹、太公下也。今读《春秋繁露》，所以发明帝王之术者，明切甚矣。而《离合根》。《立元神》、《保位权》三篇，几于字字珠现，悉道论之精英也。其言有日：'天高其位而下其施，藏其形而见其光。高其位，所以为尊也；下其施，所以为仁也藏其形，所以为神；见其光，所以为明。故位尊而施仁，藏神而见光者，天之行也。故为人主者，法天之行。是故内深藏，所以为神；外博观，所以为明也。任群贤，所以为受成；乃不自劳于事，所以为尊也。泛爱群生，不以喜怒赏罚，所以为仁也。故为人主者，以无为为道，以不私为宝。立无为之位，而乘备具之官。足不自动，而相者导进；口不自言。而滨者赞辞；心不自虑，而群臣效当。故莫见其为之，而功成矣。此人主所以法天之行鸠。'（《离合根第十八》）"（《周奏道论发微》第75 页）张先生还引证了《春秋繁露》的《立元神》。《保位权》两篇中的话，证明董仲舒对道家理论领会是很深的。但他并没有因此而将董氏归之于道家。我认为对陆贾《新语》中的无为思想亦应作如是观。不能因为他强调了无为，就说他的思想体系是道家，何况陆贾论有为之处也并不少。金春峰说："汉初黄老思想对儒家思想的影响，不能低估。??但是另一方面，又绝不能夸大这种影响，以为陆贾、贾谊甚至韩婴的思想可以划为黄老派或新道家。因为不仅这些人的思想主线，著作的主要内容不是黄老思想或老子思想的新发挥，而是儒家思想；而且他们引用黄老思想的目的也是为了更好地补充和修饰儒家思想，使儒家思想具有时代的适应性；不仅黄老思想在他们的著作中不占主要地位，而且即便他们引用黄老思想，许多也是用儒家思想折射了的，是在儒家的立场上重新解释了的。"（《汉代思想史》第71 页）我认为金春峰同志这一分析是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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