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传记文学 > 贾谊评传 > 一 晁错的几项具体政见
我们在分析贾谊的思想时曾经指出，西汉前期社会存在着三大矛盾：其一是匈奴为代表的边境少数民族与汉王朝之间的矛盾；其二是地方诸侯王的割据势力与中央政府之间的矛盾；其三是广大农民和地主、大工商业者的矛盾。晁错与贾谊生活在同一个时代，面临着相同的矛盾，但由于他们的认识水平和经历的不同，以及所处环境的发展变化，所以他们在解决这些矛盾的方法上，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
（一）绝匈奴不与和亲
对于匈奴的侵扰和西汉王朝中央政府的消极的和亲政策，晁错和贾谊一样，都是不满的。不过在如何对付匈奴的问题上，两人的作法有所不同。贾谊主张用"三表"、"五饵"之法，与匈奴争其民。我在第十章曾指出，这是一种积极的诱降手段，而不能不加分析的称之为"迂疏"。晁错对匈奴的态度比较强硬，开始主张武力平定，此议不为文帝所接受后，他仍主张积极备战。
汉文帝前十一年（前169），时任太子家令的晁错给文帝上了一道《言兵事疏》。疏云：臣闻汉兴以来，胡虏数入边地，小入则小利，大入则大利；高后时再入陇西，攻城屠邑，驱略畜产；其后复入陇西，杀吏卒，大寇盗。窃闻战胜之威，民气百倍；败兵之卒，没世不复。自高后以来，陇西三困于匈奴矣，民气破伤，无有胜意。今兹陇西之吏，赖社稷之神灵，奉陛下之明诏，和辑士卒，砒项其节，起破伤之民以当乘胜之匈奴，用少击众，杀一王，败其众而大有利。非陇西之民有勇怯，乃将吏之制巧拙异也。这里讲的"今兹陇西之吏??起破伤之民以当乘胜之匈奴"，是指这年匈奴侵陇西郡的狄道县。从晁错的叙述可以知道，这次由于守将的努力，能够团结士卒，采取以少击众的战术，杀了一个匈奴王，取得了重大胜利。晁错由此得出结论："故兵法曰：'有必胜之将，无必胜之民。'由此观之，安边境，立功名，在于良将，不可不择也。"这一结论从军事上来看是有道理的，但是晁错由此而认为汉王朝与匈奴之力量对比已达到"以一击十"的程度，因而主张主动地向匈奴出击，却是过高地估计了自己方面的力量。尽管晁错在这篇疏中对敌我力量的分析和战略战术的分析反映了较高的军事辩证法的水平，但是从西汉前期社会矛盾的全局来看，与匈奴的矛盾虽是一个重要矛盾，然而毕竟还只是一个局部，除此之外，中央政府与诸侯王地方割据势力的矛盾、农民与地主和大工商业者的矛盾，从政治和经济方面都制约了中央政府的手脚，使之无法也无力倾全力向匈奴主动出击。所以晁错的这个建议被文帝委婉地拒绝了，关于这一点，我在第十一章已作了分析，此处不再赘述。
晁错的这篇《言兵事疏》还有一点值得指出的，就是提出了"以蛮夷攻蛮夷"的观点。晁错说："臣又闻小大异形，强弱异势，险易异备。夫卑身以事强，小国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敌国之形也；以蛮夷攻蛮夷，中国之形也。"从这一段话中可以看出，晁错是比较注意从实际出发制定战略战术的，所以他认为从中原国家的实际出发，需要采取以夷制夷的策略。但是光有需要还不行，如果没有可能，以夷制夷的策略还是无法实现。晁错认为，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他说："今降胡义渠蛮夷之属来归义者，其众数千，饮食长技与匈奴同，可赐之坚甲絮衣，劲弓利矢，益以边境之良骑。令明将能知其习俗和辑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约将之。即有险阻，以此当之；平地通道，则以轻车材官制之。两军相为表里，各用其长技，横加之以众，此万全之术也。"可见，晁错并不是主张单纯地依赖蛮夷，而是企图使之与中国的军队相结合，使"两军相为表里，各用其长技"，这一思想还是有可取之处的。晁错主张主动向匈奴出击的《言兵事疏》虽未被文帝采纳，但他并未灰心，接着他又向文帝提出了积极防御的策略，这就是《守边劝农疏》和《募民实塞疏》。
在《守边劝农疏》中，晁错首先分析了秦王朝戍边政策的失误。他认为这种失误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其一，秦王朝的戍边政策的性质不是自卫的，而是扩张主义的。晁错说："臣闻秦时北攻胡貉，筑塞河上，南攻扬粤，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粤者，非以卫边地而救民死也，贪戾而欲广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乱。""非以卫边地"，"贪戾而欲广大"，正是扩张主义的特征。其二，将屯戍变成"谪戍"，使民望而生畏。由于边境之地气候条件恶劣，胡貉之地严寒，扬粤之地酷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于边，输者偾于道。秦民见行，如往弃市，因以谪发之，名曰'谪戍'。"把戍边、屯边当成一种惩罚手段，当然无法调动戍边者的积极性，相反，只能激起人们的怨恨："发之不顺，行者深怨，有背叛之心。"晁错指出，民众在战争中之所以能战死而不降，是因为盘算着这样做对自己有利。因此，战胜敌人、固守阵地的有拜受爵位的奖赏，攻克城镇、杀死敌人的可以得到掳掠的财物，使家室富裕，所以士卒们也就敢冒矢石，赴汤蹈火，视死如生。可是秦朝征发士卒戍边，却只有送死的份，而无丝毫报酬；战死之后，家里连一个人的人头税也不能减免，普天下的人都清楚地看到，大祸将要临头了。接着晁错指出："陈胜行戍，至于大泽，为天下先倡，天下从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晁错用秦王朝灭亡的教训告诫文帝，在戍边问题上如果政策失误，将造成多么严重的后果。
其次，晁错分析了匈奴民族活动的特点。他指出，匈奴人吃肉食，饮奶酪，穿皮毛，没有城镇、田地和房屋作为归宿，好象飞鸟走兽在旷野一样，遇到美草甘水则停下，吃光喝干又转移。这种往来转徙，时至时去的生活，就决定了匈奴势必要侵扰中原的边境地带。对于匈奴这种侵扰，"陛下不救，侧边民绝望而有降敌之心；救之，少发则不足，多发，远县才至，则胡又已去。聚而不罢，为费甚大；罢之，则胡复人。如此连年，则中国贫苦而民不安矣。"晁错这一分析是符合西汉前期与匈奴的斗争情况的，它说明当时尚未找到一种有效的制服匈奴的方法。
正是针对这种状况，晁错提出了"徙民实边"的主张。其具体办法就是，在边境地区有计划地建立一批永久居留地，先建好房屋，准备好农具，然后招募有罪的人和免去徒刑罚作劳役的人到那里定居；不够，就招募那些为了赎罪而送来的成年奴婢和为了得到爵位而送来的奴婢；还不够，就招募民众中愿意去的人。晁错认为，这些边境城镇要建立在要害的地方，在平川的道路上，每个城镇不少于一千户人家。至于城镇的建设，要根据当地情况，建筑高城，挖掘深沟，准备好雷石，布置下铁蒺藜，在城内再修建一座城，两城之间相距一百五十步，而在城镇四周还要设置防护篱笆。晁错指出，徙民是否能行得通，关键是政策上是否有优惠条件。为此，他主张对移民实行一系列优惠政策，如对移民都赐给较高的爵位；免除家人的赋税；给予冬夏的衣服和粮食，直到他们能够自给为止；郡县的民众可以买爵位，甚至可以买到相当于卿这一级；移居边地的人没有妻子或丈夫的，官府可以买来给予婚配；能够阻止或夺回被匈奴掳去的人口和牲畜者，把其中的一半奖给他，再由官府用钱将人口赎回。晁错认为，徙民实边的好处是，一方面不需要再调东方之戍卒，"使远方无屯戍之事"，况且这种远戍之卒"不习地势而心畏胡"，效果也很不好；另一方面，由于徙边的人居住在一起，既熟悉地势，又了解敌情，一旦有事，"则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塞下之民父子相保，无系虏之患"。因此它"与秦之行怨民，相去远矣。"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晁错的"徙民实边"的主张，与其在《言兵事疏）中主张主动出击的意见相比，的确是退了一步，但还是属于一种积极的防御，比较符合当时社会的实际，所以被文帝所采纳："上从其言，募民徙塞下。"（《汉书·晁错传》）对此晁错当然十分兴奋，于是接着又上了篇《募民实塞疏）。疏云：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实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输将之费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诚能称厚惠，奉明法，存恤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壮士，和辑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乐而不思故乡，则贫民相慕而劝往矣。这就是说，皇帝决定募民实边，这是一件使屯垦戍边更省事、减少运输费用的大好事。现在的关键就要看下属官吏能否认真贯彻陛下旨意，把这件事办好。为了使募民徙边的工作做得更好，晁错在这篇疏中又提出了两条建议：其一，对如何安置移民生活提出了十分具体的措施，其中包括要根据气候、水土、自然环境，确定边境城镇建设的地址；要划分住宅范围，规定耕地的界限；要修建一堂两屋的住宅，准备好生活和生产的器械，这样就可以使民"轻去故乡而劝之新邑"。同时，还要派医生和巫祝去，以治疗疾病，祭把祖先。要使男女成婚，生老病死互相照顾，坟墓相连，种植树木，饲养牲畜，住房完备，这样就可以"使民乐其处而有长居之心"。
其二，要学习古代的方法，将移民按军事建制严格地组"织起来。具体来说，使五家为一伍，伍有伍长；十伍为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为一连，连有假五百；十连为一邑，邑有假候。这些官吏都要选择有才能、有保护能力、熟悉地形、了解民心的人担任。居住时让民众练习射箭的技术，出外时教民众如何应付敌人。在内有一支训练成熟的队伍，在外就能凭军威镇定局势。训练成熟后，不要让他们再迁徙。这样，边民"幼则同游，长则共事；夜战声相知，则足以相救；昼战目相见，则足以相识；欢爱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劝以厚赏，威以重罚，则前死不还踵矣。"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晁错对募民徙边的措施，考虑是比较具体和细致的。后人对晁错的这一主张评价也颇高。例如，王夫之指出："晁错徙民实边之策伟矣。寓兵于农之法，后世不可行于腹里，而可行于塞徼。天气殊而生质异，地气殊而习尚异。故滇、黔、西粤之民，自足以捍蛮、苗，而无踉岭以窥内地之患。非果蛮、苗弱而北狄强也，土著者制其吭，则深入而畏边民之捣其虚也。"王夫之还特别肯定晁错关于根据气候、水草等自然条件确定边境城镇地址的思想。他说："沿边之地，肥硗不齐，徙而授以瘠壤，不逃且死者寡。吏失其人，绥抚无术，必反而为北狄用。此二患者，轻于言徙，必逢其咎，而实边之议，遂为永戒。错之言曰：相其阴阳之和，尝其水泉之味。'始事之不可不密也。"（《读通鉴论》卷二）晁错移民实边政策，开后代屯田政策的先河。汉武帝时赵充国实行军屯，三国时曹操的屯田政策，都是晁错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当然，对晁错徙民实边政策的评价也应实事求是，因为它毕竟不过是当时对付匈奴的措施之一。纵观西汉一朝对付匈奴的方法凡四：其一为和亲政策，贾谊的"三表"、五饵"大体上也属于这一范畴，不过如我们在前面有关章节所指出的，贾谊只是希望更加自觉地利用这一政策，以达到分化、瓦解匈奴的目的。晁错的"以夷蛮制夷蛮"的主张，与贾谊此说有相通之处。和亲政策在西汉前期是对付匈奴的一项主要政策。其二，是徙民实边，这是晁错的主张。这一主张虽为文帝所采纳，但实行的情况如何，由于史料有缺，不得其详。不过从工夫之说的"实边之议，遂为永戒"来看，可能执行的情况并不太好。其三，是当匈奴大举入侵时，临时派军队进行驱赶，但也只是赶出边塞为止。这样的战役在西汉前期曾多次发生，从总的来说还是属于战略防御的性质。其四，是有计划有步骤地向匈奴进攻，长驱直入，将匈奴赶到远离中原边塞之地。这属于战略进攻，主要发生在武帝一朝。在西汉前期，前三种措施实际上是同时并用，且以和亲政策为主。情况既然如此，因此我认为在评价贾谊的"三表"、"五饵"政策与晁错的徙民实边时，就不能说那个"疏阔"，那个是"深识"，二者都是为当时的实践所需要的。这是其一。其二，晁错虽然提出了徙民实边的政策，但就其思想实质来说，他还是希望速胜的。这不仅表现在他的《言兵事疏》主张主动出击，而且当他提出徙民实边建议的同时，还是希望文帝"绝匈奴不与和亲。臣窃意其冬来南也，壹大治，则终身创矣。"（《募民实边疏》）所谓"壹大治"，就是要狠狠地惩治一下，并认为这样就可以使匈奴一蹶不振。对晁错的这种求速胜的思想，王夫之有过批评。他说："特其曰：'绝匈奴不与和亲，其冬南来，壹大治，则终身创矣。'此则未易言也。非经营于数十年之久，未能效也。羁縻以和亲，而徐修实边之策，或不待大治而自不敢南犯。其不悔祸而冒昧以逞与，大治之，无虑其不克矣。"（《读通鉴论》卷二）可见，在王夫之看来，在对付匈奴时，和亲、实边、大治，三者不可缺一。
（二）重农贵粟，务民于农桑
汉文帝十二年（前168），也就是贾谊逝世的那一年，晁错上了一篇《论贵粟疏》。这篇疏继承了贾谊的重农思想，强调重农抑商。
在这篇疏一开始，晁错就和贾谊一样，揭露了当时国家粮食匮乏的严重局势。不过晁错不象贾谊在《忧民》和《无蓄》篇那样言词激烈，直斥当时之时弊和帝王之不省；他主要是正面论述粮食不足的危害性。而这种危害性就在于它势必引起社会动乱，导致民心离散。晁错指出，圣明的帝王在位，老百姓之所以能安居乐业，不饥不寒，并不是帝工能亲自耕种粮食给他们吃，织布给他们穿，而是为他们开辟了获得物质财富的道路。所以古代的帝王尧、禹、汤都很重视粮食生产，即使遇到九年之水、七年之旱，也没有饿瘦、饿死人。现在国家统一，土地辽阔，人口众多，这些都不比夏禹、商汤时差，加之几年来风调雨顺，无水旱之灾，可是粮食却没有禹、汤时多。晁错认为究其原因，就在于"地有遗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也，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显然，这些原因都是人为造成的，尤与朝廷的政策不当有关，其中特别是不重视农业。所谓"游食之民未尽归农"，正是不重视农业生产的结果。晁错指出，不重视农业，必然造成老百姓的贫困。"民贫，则好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 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民如鸟兽，奸邪丛生，当然只能给社会带来动乱。
晁错在这篇疏中还细致地分析了农民与商人之间的矛盾，导致农民流亡，粮食匮乏的严重状况。他指出、如今一个五口之家的农民，服徭役的不少于二人，能耕种的土地不过百亩，百亩的收获不过百石。他们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一年四季忙到头，既要替官府办事，供应官差，还要应付急政暴赋，苛捐杂税。当交纳赋税时，有东西的半价而卖，没有东西的以加倍的利息借债，于是有的农民只好"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矣。"晁错揭露的当时社会农民破产状况，与贾谊讲的情况完全一致。贾谊在《忧民》中说："今汉兴三十年矣，而天下愈屈，食至寡也，陛下不省耶？未获年，富人不贷，贫民且饥；天时不收，请卖爵鬻子，既或闻耳。"贾谊和晁错的这些话，说明当时农民的处境的确是十分悲惨的。可是当时的商人情况如何呢？晁错指出，那些富商，大的积贮资财获得成倍利息，小的坐在商行里贩卖货物，他们屯积居奇，牟取暴利，成天在城市中游逛，乘朝廷急需之时，成倍提高物价。他们"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梁肉；无农夫之苦，有仟佰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遨，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所谓"因其富厚，交通工侯"，说明商人不仅物质财富力量雄厚，而且在政治上也在发展其势力。商人之所以要"交通王侯"，是因为汉初采取抑商政策，商人要在政治上求得出路，便只有和那些与中央政府处于离心离德状况的地方诸侯王割据势力相勾结。由于商人既有经济势力又有政治势力，所以他们就更加有力量去"兼并"农人，造成农人大量流亡。
面对这种商人势力日趋膨胀，农民不断破产的局势，晁错向中央政府建议采取两个方面的措施：其一，是贵五谷而贱金玉。晁错认为，对于民众，要看帝王如何治理他们。他们求利的倾向就象水往低处流，东西南北没有一定的选择，关键在于统治者如何引导。珠玉金银，饥饿时不能吃，寒冷时不能穿，然而大家都珍贵它，是因为朝廷使用它的缘故。况且珠玉金银这种物品，轻便微小容易收藏，便于携带，拿在手里走遍全国也没有挨饿受冻的顾虑。这就使得臣下轻易背叛自己的君主，民众轻易离开自己的家乡，盗贼有所鼓励，逃亡的人也得到便于携带的资财。至于粟、米、布、帛生于土地，长于一定的季节，需要很多的劳力，不是一天就能成的；几石粮食，气力平常的人拿不起，不会被奸诈邪恶的人所看重，可是一天得不到它就要挨饿受冻。所以圣明的君主都珍重五谷而轻贱金玉。晁错这种"贵五谷而贱金玉"的思想与陆贾有相通之处。陆贾说："圣人贵宽而世人贱众，五谷养性而弃之于地，珠玉无用而宝之于身，故舜弃黄金于崭岩之山，禹捐珠玉于五湖之渊，将以杜淫邪之欲，绝琦玮之情。"（《术事》）陆贾和晁错对货币流通从道德观点出发所进行的秤击，反映了自然经济对商品生产的一种排斥心理。如果说舜禹弃黄金、捐珠玉，在商品生产尚未产生或还很不发达的条件下是可以理解的话，那么到了汉代，商品经济己相当发展，有商品交换，就必然有商品的一般等价物货币，而黄金和珠玉由于其自然属性决定了它们充当最好的货币的职能。这是不以人们包括"圣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企图靠一二纸法令去禁止是禁不了的。其实这个道理晁错并不是不懂得，在同一篇疏中他说："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己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既然法律无法限制商人之贵，又如何能限制金玉不贵呢？何况汉文帝在当时对金属货币的铸造上，不仅不采取国家垄断政策，反而任民私铸，这就实际上更加助长了商人势力的发展。在货币问题上，贾谊的观点倒比陆贾、晁错实际一些，他不主张废除货币，只是主张禁民私铸，而且主张国家垄断铸币的原材料--铜。
其二，是贵粟。晁错说："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其具体做法就是，给国家交纳粮食，可以拜爵，可以除罪。晁错认为，凡是能纳粮受爵的，都是富有的人，从富户取得粮食，供给朝廷使用，贫穷农民的赋税就可以减少，这就是损有余而补不足，是有利民众的。这种顺应民心的事，有三种好处：一是君主所需用的粮食充足；二是减少农民的赋税：三是鼓励农民从事农业生产。晁错对他的入粟拜爵建议的可行性充满信心。他说，爵位是帝王专有的，从口里说出没有穷尽；粮食是农民的，从地里长出来不会缺乏。得到高爵和免除罪刑，是人们非常向往的。使人们交纳粮食运往边塞，得以受爵和免罪，要不了三年，边塞的粮食就一定会很多了。对于晁错的这篇疏，文帝接受了，"令民人粟边，六百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为五大夫，万二千石为大庶长，各以多少级数为差。"（《汉书·食货志上》）接着，晁错又给文帝上了一篇关于减收农民租的疏。疏称：陛下用拜爵来号召人们把粮食运送边塞，这是很大的恩惠。我估计塞下的军队消耗不了各地运去的粮。如果边塞的粮食能够支持五年，便可以叫人们把粮食运到郡县去；如果郡县的粮食能够支持一年以上，就可以有时豁免，不收农民的租税。这样做，恩德施于万民，他们就会更加勤奋地从事农业生产。即使遇到兵役、劳役，民众也不会穷困贫乏，国家也就安宁了；如果丰收，民众就富裕安乐了。文帝读了晁错的这篇疏之后下了道诏书，诏曰："道民之路，在于务本。朕亲率天下农，十年于今，而野不加辟，岁一不登，民有饥色；是从事焉尚寡，而吏未加务。吾诏书数下，岁劝民种树而功未兴，是吏奉吾诏不勤而劝民不明也。且吾农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将何以劝焉！其赐农民今年租税之半。"（《资治通鉴》卷十五）文帝诏书中所云"朕亲率天下农，十年于今"，指文帝二年九月接受贾谊建议，下了一道关于"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务本而事未，故生不遂。朕忧其然，故今兹亲率群臣农以劝之"的诏书，到文帝十二年，刚好十年了。在这十年中，虽诏书数下，但从晁错的批评和文帝的自责来看，当时社会上轻视农业的倾向并无根本改变。当然，我们也不能说这些年农业生产没有发展，否则文帝就不可能在十二年减收租税之半，十三年又"除民田租税"（《汉书·食货志上》）。
对晁错人粟拜爵兔罪的主张，王夫之颇为赞赏，他说："入粟而拜爵免罪，晁错之计，亦未失也。其未为失计者，非谓爵可轻而罪得以赀免也，谓其可以夺金钱之贵而授之粟也。轻意折色，有三易焉：官易收，吏易守，民易输。三易以趋苟简之利便，而金夺其粟之贵，则宁使民劳于输，官劳于收，吏劳于守，而勿询其便。此参数十世而能纯成其利，非俗吏之所知也。"（《读通鉴论》卷二）从这一段论述可知，王夫之立论的基础与晁错是一致的，他们都是站在自然经济的立场上，否定商品生产和货币流通的。可是商品生产既然已经发展起来了，要人为地取消或抑制是不可能的，这就决定了晁错"贵五谷而贱金玉"的愿望难以实现。对此王夫之也认识到了。他说："虽然，人粟六百石而拜爵上造，一家之主伯亚旅，力耕而得六百石之赢余者几何？无亦强豪挟利以多占，役人以佃而收其半也；无亦富商大贾以金钱笼致而得者也。如是，则重农而农益轻，贵粟而金益贵。"（同上）这说明，在大地主和大商人掌握国家经济命脉的条件下，所谓入粟而拜爵免罪，只能对地主和商人有利，它不但无益于农民，而且反而加重农民负担。工夫之说的"强豪挟利以多占，役人以佃而收其半"这一事实，不正好说明了这个道理吗？农民既然加重了被剥削的程度，其结果就只能是"重农而农益轻，贵粟而金益贵"了。
（三）坚定的削藩主张
晁错的削藩主张是对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思想的继承，然而其态度比贾谊更坚决。贾谊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是针对与文帝关系较疏的诸侯王而言的，至于对文帝的亲子，他却主张扩大其地盘，因而使其对待诸侯王的政策自相矛盾。关于这一点，我在第五章已作过分析。我们说晁错削藩的态度比贾谊坚决，除了他没有贾谊那种自相矛盾的主张外，还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他不是停留在一般地论证削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上，而是始终抓住藩国中最强大也最危险的吴国，不断进行揭露。在文帝时，晁错就曾数上书言吴过，可削，文帝没有采纳他的建议；景帝即位的第三年，晁错又上疏言吴过，主张坚决削吴。疏云：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诸子弱，大封同姓，故孽子悼惠王王齐七十二城，庶弟元王王楚四十城，兄子王吴五十余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吴王前有太子之隙，诈称病不朝，于古法当诛。文帝不忍，因赐几杖，德至厚也。不改过自新，乃益骄恣，公即山铸钱，煮海为盐，诱天下亡人谋作乱逆。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显然，晁错在这里是抓住了矛盾的主要方面，其解决矛盾的态度又坚决，所以才引起了那么大的麻烦。
二、晁错不仅有削藩的言论，而且参与了削藩的行动。例如，景帝"三年冬，楚王来朝，错因言楚王戊往年为薄太后服，私奸服舍，请诛之。诏赦，削东海郡。及前二年，赵王有罪，削其常山郡。胶西王卬以卖爵事有好，削其六县。"（《汉书·吴王刘濞传》）接着，在晁错的策划下，景帝又"削吴会稽、豫章郡"（同上），这样便引起了吴楚七国之乱。
由此可见，晁错不只是一个政论家，更是一位政治实践家。为了实现他的政治主张，晁错虽然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但吴楚七国之乱的平定，却极大地巩固了西汉王朝的中央政权，故其功不可没。李贽说："错但可谓之不善谋身，不可谓之不善谋国也。"（《藏书·晁错》）这一说法是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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