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传记文学 > 贾谊评传 > 三 陆贾、贾谊、晁错不同遭遇的思想史意义
在本书第一章和这一章，我们先后介绍了西汉前期几位最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陆贾。贾谊。晁错的生平及其不同的遭遇。我们看到，陆贾作为西汉初期第一个有系统理论著作的思想家，他的《新语》实际上为汉初统治者提供了一个指导思想的基本模式，即以道家提倡的"无为"为体，以儒家的《诗》、《书》为用，而他个人的处世态度也是与时消息，能屈能伸。当他觉得形势对自己有利时，便出来当官从政；当他觉得形势于他不利时，便功成身退，明哲保身，结果得以"寿终"。贾谊继陆贾而起，成为汉文帝统治前期的一位最重要的思想家、政论家。他年轻气盛，意气风发。他虽然也受过道家影响，并不完全否定无为，但更多的是主张有为，所以向文帝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政治的建议，有些改革主张终因时机不够成熟，未能在当时实行；而他本人满怀忧国忧民之心，一往直前。毫无顾忌地抒发自己的政见，因而得罪了一帮元勋大臣，被斥为"专欲擅权，纷乱诸事"，结果遭到贬抑，郁郁不得志而早死。晁错虽与贾谊同庚，但他的政治活动则是继贾谊之后，即主要在汉文帝统治的后期及景帝初年。此公法家思想比较浓厚，一心想的是使皇太子"知术数"，尊刘家天子之势，却毫不顾及个人身家性命，结果终遭人暗算，被"衣朝衣斩东市"。在西汉前期，从汉高帝即位的前206 年，到汉景帝三年（前154）的短短62 年之中，思想界的这三颗慧垦便先后逝去。他们大体上处于一个相同的时代，但其思想。政见和个人遭遇却很不相同。这种不同，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说明了什么问题呢？我以为至少说明了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思想必须符合时代需要
任何一种思想，只有当它符合统治阶级需要时，才得以流传。而统治阶级的需要，并不是统治阶级的某些个人的兴趣或爱好，而是受当时时代的政治的和经济的条件所制约。如前所述，汉初社会由于秦未农民起义和继之而起的楚汉战争，造成民生调敝，国力空虚，广大人民亟需在一个和平的环境下休养生息，而国家也亟需要通过发展生产充实自己的实力。统治者鉴于秦王朝实行严刑峻法、导致"十三岁而社稷为墟"（贾谊语〕的历史教训，因而力图寻找一种新的理论为指导，改进自己的统治策略，使自己的江山得以长治久安。汉高帝刘邦及其大臣萧何、叔孙通等在改定制度方面虽然做了一些工作，但却未能从理论上和指导思想上解决问题。这一任务是由陆贾于高帝十一年（前196）与刘邦那次著名的对话完成的。在这次对话中，陆贾好象是主张在取天下后应该"行仁义，法先圣"，但其实他的基本观点还是"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而这种"文武并用"的思想不过是对黄老帛书中的阴阳刑德思想的继承和发挥。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黄老帛书中就有"丈武并行"的说法："因天之生也以养生。胃（谓）
之文。因天之杀也以伐死，胃（谓）之武。文武并行，则天下从矣。"（《经法·君正》）这里的"文"指"德"，"武"指"刑"。所以《十六经·观》说"先德后刑以养生"，"夫并时以养民功、先德后刑，顺于天。"在以后两章中，我们还要详细分析陆贾《新语》与黄老思想的关系，这里要指出的是，《新语》一书是汉初人系统地宣传黄老思想的代表作。由于它是通过给皇帝上书的形式发表的，又得到刘邦的首肯，因而它对当时政治的影响之大、是不难想象的。
刘邦与陆贾对话之后一年便去世了，所以他当时尚未来得及推行陆贾主张的无为政治。但刘邦逝世后，许多帝、后或大臣均奉行过"黄老术"。最早的当然要数曹参。史称曹参是从胶西盖公学黄老之言、其事在其相齐期间。而参任齐相国是在高帝五年（前202），即要早于陆贾《新语》的写作。这一事实一方面证明，无为而治的确是汉初社会的客观需要，即使陆贾不提出来也会有其他人提出；另一方面又说明，曹参毕竟还只是在一个局部地区进行了实践，尽管这种实践是有成效的，但要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还要有相当的舆论准备才行。陆贾与高帝的那次著名的对话及随后进说的《新语》，实际上就起了这种造舆论的作用。正是有了这种舆论准备，所以当惠帝二年（前193）萧何逝世，曹参接任丞相之后，才能够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其无为政治。继曹参任左丞相的陈平，"少时，本好黄帝、老子之术"，从政后，虽如他自己所说，"我多阴谋，是道家之所禁"，然观其在"吕后时，事多故矣，然平竟自脱"（《史记·陈丞相世家》），可见他对道家全身远害之术的运用还是得心应手的。正因为曹参、陈平等大臣的努力，所以在"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吏记·吕太后本的》）这说明黄老思想的确是适应了汉初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的。
汉文帝、景帝及窦太后，也都是推崇黄老的。《史记·儒林列传》云："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风俗通·正失》引刘向的话说："文帝本修黄老之言，不甚好儒术，其治尚清静无为。"正因为如此，所以当贾谊提倡有为（如前所述贾谊并不完全否定无为），并提出一系列积极进取的改革措施时，文帝却"谦让未遑"（《史记·贾生列传》）。这种"谦让"正是为"尚清静无为"的思想和政治态度所决定的。诸大臣斥贾谊"专欲擅权".文帝疏远贾谊，其原因都与此有关。而贾谊自己却对这一形势估计不足，一个劲地主张改弦更张，却得不到文帝的全力支持，终于郁郁寡欢，忧伤早逝。继贾谊而起的晁错，更是主张积极有为，而且其思想更多法家色彩，所以文帝虽然"奇其才"，但对他的许多建议却"不听"。特别是文帝对贾谊和晁错的削藩主张，始终未认真实行，这的确反映了文帝"听其自然"的无为而治的态度。对于这一点，王夫之曾有过分析。他说，贾谊、晁错对吴王刘濞反叛的阴谋"日画策而忧之。文帝岂不知濞之不可销弭哉？赐以几杖而启衅无端，更十年而濞即不死，亦以衰矣。赵、楚、四齐，庸劣无大志，濞不先举，弗能自动。故文帝筹之已熟，而持之已定。文帝幸不即崩，坐待七国之瓦解，而折塞以收之。是谊与错之忧，文帝已忧之。而文帝之所持，非谊与错所能测也。"（《读通鉴论》卷二《汉文帝》）王夫之讲的"文帝之所持"，就是黄老之道。所以他接着说："吉凶之消长在天，动静之得失在人。天者人之所可待，而人者天之所必应也。物长而穷则必消，人静而审则可动。故天常有递消递长之机，以平天下之险阻，而恒苦人之不相待。智者知天之消长以为动静，而恒苦于躁者之不测其中之所持。若文帝者，可与知时矣。可与知时，殆乎知天矣。知天者，知天之几也。夫天有贞一之理焉，有相乘之几焉。知天之理者，善动以化物；知天之几者，居静以不伤物，而物亦不能伤之。以理司化者，君子之德也；以几远害者，黄老之道也；降此无道矣。庸人不测，恃其一罅之知，物方未动，激之以动。激之以动，而自诧为先觉。动不可止，毒遂中于天下，而流血成渠。国幸存，而害亦潘矣。呜呼！谋人之国者，可不慎哉！"（同上）王夫之说的"相乘之几"，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时机。把握时机，这是人们从事一些重大活动，特别是政治、军事活动时，要获取胜利的一项重要保证。俗话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当时机还不成熟时，硬要草率从事，叫做盲目冒进；当时机已成熟时，还优柔寡断，迁延时日，叫做消极保守。王夫之把贾谊。晁错归之于"庸人"之列固然有些过分，但他说贾、晁"物方未动，激之以动"则确为事实。正因为如此，所以尽管贾谊和晁错满腔报国之心，却不为当政者所理解和接受，特别是晁错还授人以柄，终遭暗算。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一个沉痛教训！
（二）符合时代需要的思想终有实现的一天
改革者的政治主张，尽管一时不为当政者所理解和接受，但只要它符合时代潮流和历史发展的总趋势，终有一天会实现的。我们在评介贾谊时就曾指出，他的一些重要政见，虽然在其生前未能实现，但在其死后却大都实现了。例如，贾谊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主张，后来在武帝时通过主父偃建议的"推恩令"而得以落实。关于这一点，工夫之作过深刻的分析。他说："分藩国、推恩封王之子弟为列侯，决于主父偃，而始于贾谊。谊之说至是而始售，时为之也。当谊之时，侯王强，天下初定，吴、楚皆深鸷骄悍而不听天子之制裁，未能遽行也。武帝承七国败亡之余，诸侯之气已眉，僵单车临齐而齐王自杀，则诸王救过不逞，而以分封子弟为安荣。僵之说乃乘时而有功。因此而知封建之必革而不可复也，势已积而俟之一朝也。"（《读通鉴论》卷三《汉武帝》）王夫之这里说的"时"指时势；而所谓"势已积而俟之一朝"，是说只有当客观的形势和时机成熟时，某种矛盾才能迎刃而解。贾谊的削藩主张因时机不成熟而无法实现，主父僵时，时机成熟了。西汉时期藩国对中央政府那种尾大不掉的局面便彻底扭转过来了。我们能够因为贾谊在时机尚未成熟时提出削藩问题而责备他吗？我认为这是绝对不可以的。作为一个思想家，应该是一个先觉者，当风乍起于青萍之未时就能辨其风向，察其来势。贾谊正是这样一个先觉者，晁错步其后，也不失为一个先觉者。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能够站在时代的最前列，总揽全局，及时察觉和揭露那些潜藏着的或刚刚露头的社会矛盾，指出其发展趋势及危害性，从而唤起当政者及广大人民群众的警觉。这就是他们对时代的最大贡献。至于他们对解决这些矛盾的方法的种种设想，难免有简单。粗糙乃至幼稚之处，同时也有操之过急的毛病，但这些都是次要的东西，无法掩盖其智慧的光芒。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所以我不同意王夫之把贾谊和晁错归之于"庸人"之列，并且说他们是"恃其一罅之知，??而自诧（夸耀）为先觉"（见前引）的说法。
（三）改革者必须十分注意斗争策略
在历史上，许多有为的政治家和改革家，往往不得善终。在西汉前期，贾谊和晁错的情况便是如此。但是情况也不尽然。有的政治家在政治上也颇有作为，但能够根据客观政治形势的发展，而及时调整自己的行动策略，因而既能够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又善于保存自己的力量。陆贾的情况便是如此。这里，便涉及到一个政治斗争中的策略问题。在本书第一章评述贾谊的生平时，我曾引用宋人苏轼的《贾谊论》。苏氏认为，"君子之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则必有所忍。"这里讲的"待"便是时机问题，也就是前述工夫之说的，不能"物方未动，激之以动"。苏轼说，贾谊"立谈之间而遽为人痛哭"，欲使文帝于"一朝之间尽弃其旧而谋其新，亦已难矣。"显然，贾谊是过于急躁了。苏轼讲的"忍"也就是等待时机的问题。当然，这种等待并不是消极坐等，而是要积极创造条件，特别是要注意团结各方面的力量。如苏轼所云："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绎灌之属，优游浸渍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后举天下而唯吾之所欲为，不过十年可以得志。"苏轼的这些分析，从策略上讲是有道理的。我觉得，作为改革者，特别是改革的思想家，他们的最可贵之处，就是能洞察社会矛盾的底里，敢于言人之所未言，言人之所不敢言，从而以先觉觉后觉。在西汉初期，陆贾、贾谊、晁错都具有这种特点。但是，当改革者或政治家要把自己的言论付诸行动，使改革的思想转化为现实时，便必须十分注意斗争的策略，既要善于把握时机，也要善于团结各方面的力量，化阻力为动力。不能只相信自己理想的正义性而不去注意斗争策略的正确性。这样，即使再好的思想也难以实现。在这方面，陆贾做得比较好，而贾谊和晁错则欠缺一些。他们三人生命结局之不同，与此是不无关系的。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要使一项改革事业取得成功，不光要有指导思想的正确，而且要求得斗争策略的正确。当然，有时这两方面都是正确的，但由于力量对比中保守势力过于强大，也可能使改革遇到暂时的挫折。那时，人们就应该坚信这样一条真理：尽管历史发展的道路是曲折的，但前途总是光明的，进步总要战胜保守，公理总要战胜强权，因而永远对前途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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