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贾，生卒年月不详，主要活动在汉高帝刘邦在位至汉文帝即位初年之间，是西汉前期的一位著名政治家。思想家。外交家。楚人。（史记索隐）引《陈留风俗传》云："陆氏，春秋时陆浑国之后。晋侯伐之，故陆浑子奔楚。贾其后。"这里讲的"陆浑国"也就是《春秋左传》僖公二十二年（前638）所说的"陆浑之戎"，本为少数民族部落名，居于河南伊、洛一带，陆浑子奔楚，事在昭公十七年（前525）。可见，陆贾之祖先乃移居于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他后来善于做少数民族的工作，或许与这种出身不无关系。
（一）前期的生平活动
对于陆贾青少年时代的情况，由于史料有阙，无法详知。清代人唐晏在《陆子新语校注序》中说："或者谓陆生为苟卿弟子。"此说不知何所据。不过从陆贾的年龄来说，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苟子死于前238 年，到陆贾在文帝元年（前179）第二次出使南越，其间不过六十年。如果陆贾二十岁以前从荀子受学，到文帝初年也不过八十来岁。如果陆贾确曾从荀子受学，那么他对儒家经典就应该有比较系统的学习。所以唐晏接着说："然则陆生固及见全经矣，其视汉初诸儒抱残守缺者何如。故其说经之言与汉人不同，而说《谷梁》者尤精。世以《谷梁》学出申公，乌知申公尚在陆生后乎？今人知重公羊而以董生为巨子，不知公羊齐学也，为历下游士之余绪，《谷梁》鲁学也，为阙里诸儒之雅言。而陆生为《谷梁》大师，又前乎董公，人知重董而不知重陆，傎矣！"因此，唐晏在他编纂的《两汉三国学案》中，将陆贾列于《春秋》学案的《谷梁》派之首。他在自己所加的按语中说："《汉书·儒林传》，《谷梁春秋》以申公为始，不知尚有陆生也。陆氏《新语》凡引《春秋》者四，其二明出《谷梁》；其一引夹谷之会，未云何传，当是《谷梁》语。然则陆生者，固《谷梁》大师也。而其年岁应长于申公，今列之《春秋》之首云。"唐晏这一作法，是有道理的。近人余嘉锡在《四库提要辨证·新语》一文中指出，申公为浮邱伯弟子，浮邱伯为荀子门人。申公的《谷梁春秋》之学是受之于浮邱伯，而不是如《谷梁传序疏》所云直接受之于苟子。高祖过鲁，申公以弟子从师人见，师，盖即浮邱伯。其时陆贾方以客从高祖定天下，居左右。吕太后时，浮邱伯在长安，楚元王遣子郢客，与申公俱卒业，其时陆贾正为陈平画与绎侯交欢之策。故陆贾与浮邱伯正同时人，又同处一地，其《谷梁》之学，完全可能出自浮邱伯。《新语·资质》篇云："鲍邱之德行，非不高于李斯、赵高也，然伏隐于蒿庐之下而不录于世，利口之臣害之也。"这里讲的鲍邱即浮邱伯。从陆贾对浮邱伯这种高度称赞态度，亦可见他对浮邱伯的尊敬。其学出于浮邱伯，尤有明征。（《古史辨》第四册，第205-206 页）陆贾的这些经历，表明他在青年时代便奠定了扎实的学术基础。
在秦末农民起义中，陆贾便以幕僚身份追随刘邦定天下。由于他娴于辞令，口才极好，被誉为"有口辩士"。刘邦对他亦颇为赏识，令其常在左右，出使诸侯。例如，早在刘邦封汉王之前的抗秦斗争中，刘邦为了抢在项羽之前攻下关中之地，便用张良之计，"使郦生、陆贾往说秦将，啖以利，因袭攻武关，破之。"（《史记·高祖本纪》）从而为刘邦先诸侯至霸上创造了重要条件。又如，高帝四年（前203）在楚汉相争的**中，刘邦又派陆贾游说项羽，请他释放被俘的父亲（见《汉书·高祖本纪》）。事虽不成，但却反映刘邦对陆贾是十分信任的。
（二）第一次出使南越
正因为汉高帝对陆贾的信任，加之他本人又善于口辩，所以刘邦于十一年（前196）曾派他出使南越。所谓"南越国"，是秦朝末年赵忙在岭南地区建立的一个地方政权。我们知道，在五岭以南的今广东、广西、越南等地，自古以来就是越族人的居留地。秦始皇为了统一中国，前后花了六年的时间，即从秦始皇二十八年秋冬（前219）至三十三年（前214），才统一了岭南地区（参见余天炽等著《古南越国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 年版，第4-11页），并设桂林、象郡、南海三郡。桂林郡所辖地区，主要在今广西境内；南海郡所辖地区，主要在今广东境内；象郡则主要在今越南境内。这三个郡当时均由南海尉任嚣节制。任嚣是秦朝从内地派去征服南越的一个武官，统一岭南地区之后，他便被任命为南海尉。随着秦末农民起义的爆发，一些旧的战国时期诸侯王子孙纷纷重打旗号，企图恢复旧国，这时任嚣也想割据南越。但这个计划未能实现，任嚣遂于秦二世二年（前208）得了重病，他便召龙川令赵佗授以计谋。赵佗是真定人（汉高帝改东垣县置，治所在今河北正定南），他是和任嚣一道南下征服南越的秦朝军官，平定南越后任南海龙川令。任嚣对赵佗说："闻陈胜等作乱，秦为无道，天下苦之，项羽、刘季、陈胜、吴广等州郡各共兴军聚众，虎争天下，中国扰乱，未知所安，豪杰畔秦相立。南海僻远，吾恐盗兵侵地至此，吾欲兴兵绝新道（指奏新修之越道--引者），自备，待诸侯变，会病甚。且番禺负山险，阻南海，东西数千里，颇有中国人相辅（指秦王朝在南越戍守和移民的中原人，约有十多万--引者），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国。郡中长吏无足与言者，故召公告之。"（《史记·南越列传》）任嚣的这种以逸代劳、封关自守的策略是符合当时形势的，因为农民起义的豪杰们正在逐鹿中原，无暇南顾。对于任嚣的设想，赵佗极表支持，于是任嚣便诈作诏书，任忙为南海尉。任嚣死后，赵佗立即命令横浦、阳山、湟溪各关："盗兵且至，急绝道聚兵自守！"（同上）接着他又杀掉了秦王朝在南海郡所任命的各级官吏，而以自己的党羽取而代之。当秦王朝灭亡之后，赵忙又击破和兼并了桂林和象郡，建立了南越国，自封为南越武王。这就是南越国建立的大体经过。
南越国与西汉王朝建立的时间大体相同，可是为什么汉高帝到十一年（前196）才派陆贾出使南越呢？这是和刘邦在当时所面临的形势分不开的。在高帝五年以前，刘邦还在和项羽进行争夺中原的战争，自身的前途未卜，遑论南越？战胜项羽之后，刘邦又面；临着异姓诸侯王和匈奴的强大压力，同样无暇南顾。到高帝十一年，异姓诸侯王被刘邦消灭得差不多了，同时与匈奴结和亲之约，使汉王朝的中央政权得以巩固。但是，由于汉初战乱频仍，国力赢弱，所以还是无法用武力去统一南越。这就是《史记·南越列传》所谓"高帝己定天下，为中国劳苦，故释佗弗诛"的真实含义，也是陆贾出使南越的历史背景。其实，刘邦对南越王赵佗不是"弗诛"。而是不能诛，是想诛而无力诛。有事实力证。我们看、还在高帝五年（前202），刘邦刚战胜项羽，大封异姓诸侯王时。就曾"以长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立番君芮为长沙王"（《汉书·高帝纪》）。文颖日："高祖五年以象郡、桂林、南海、长沙立吴芮为长沙王，象郡、桂林、南海属尉忙，佗未降，遥虚夺以封芮耳。"（同上）可见刘邦对赵佗称王是不承认的。但他面对这个现实又无能为力，于是只好采取所谓"遥虚夺之"的自欺欺人的方法。陆贾出使南越后的第二年，刘邦又封南武侯织为南海王，正如文颖所说，这是"复遥夺佗郡"（同上）。
尽管刘邦心里很不情愿承认赵佗称王的现实，但为了巩固边防，安定全国，他还是不得不于高帝十一年（前196）五月下诏封赵它为南越王。诏云："粤人之俗好相攻击，前时秦徙中县之民南方三郡，使与百粤杂处。会天下诛秦，南海尉它居南方长治之，甚有文理，中县人以故不耗减，粤人相攻击之俗益止，俱赖其力，今立它为南粤王，使陆贾即授玺绶。"（同上）这说明刘邦看到了赵佗在秦未汉初时割地自治，对稳定南越地区社会秩序的功绩。
陆贾到达南越之后，便立即会见赵佗。赵佗一副少数民族的穿着打扮，"箕倨见陆生"（《史记·郦生陆贾列传》）。可见其态度是十分傲慢的。而之所以如此傲慢，是与他知道汉王朝中央政府无法用武力惩治他分不开的。正是针对赵忙的这种心理，陆贾便施展了他的"口辩"。
首先，陆贾用中国传统的夷夏之辨和孝道对赵佗动之以情，他说：足下中国人，亲戚昆弟坟墓在真定。今足下反天性，弃冠带，欲以区区之越与天子抗衡为敌国，祸且及身矣。（同上）
中国古代士大夫历来把以夏化夷视为正道，而把以夷变夏视为大逆不道，而赵佗居然"魋结"、"弃冠带"，又置先人坟墓于不顾，这当然都是违礼的。这些指责，当然不能不对曾经接受过中原地区文化教养的赵忙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
其次，陆贾分析了秦汉之际政治斗争的形势，对赵佗晓之以义。他说：且夫秦失其政，诸侯豪杰并起，唯汉王先入关，据咸阳。项羽倍约，自立为西楚霸王，诸侯皆属。可谓至强。然汉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略诸侯，遂诛项羽灾之。五年之间，海内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闻君王王南越，不助天下诛暴逆。将相欲移兵而诛王，天子怜百姓新劳苦，故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称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强于此。汉诚闻之，掘烧王先人家，夷灭宗族，使一偏将将十万众临越，则越杀王降汉，如反复手耳。（同上）
天下共起诛暴秦，而赵佗"不助天下诛暴逆"；汉王得天意，诛项羽，平定天下，而赵忙却屈强于一隅，有不臣之意，这样便使他在道义上又输了一着。陆贾指出赵忙"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强于此"，也的确抓住了南越国新立未久，越人之心尚未完全依附赵氏这一内在矛盾，至于"掘烧先人冢，夷灭宗族"，则更会使赵佗伤心。
可见，陆贾真不愧为"有口辩士"，他这一番话果真打动了赵忙，"于是尉他（即赵佗--引者）乃蹶然起坐"，即感到那种箕踞而坐的态度是太失礼了，并且对陆贾陪不是："居蛮夷中久，殊失礼义。"这说明陆贾对赵佗动之以感情、晓之以礼义的方法起到了作用。接着赵佗问陆贾："我孰与萧何、曹参、韩信贤？"陆贾对曰："王似贤。"赵佗又问："我孰与皇帝贤》"陆贾答曰："皇帝起丰沛，讨暴秦，诛强楚，为天下兴利除害。继五帝三王之业，统理中国。中国之人以亿计，地方万里，居天下之膏腴，人众车，万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泮未始有也。今王众不过数十万，皆蛮夷，崎岖山海间，譬若汉一郡，王何乃比于汉！"显然，陆贾所谓刘邦"统理中国"是"自天地剖泮未始有也"的说法，有着夸大的成分。别的地方姑且不说，就是秦始皇统一南越之后建立的桂林、南海、象郡这三郡，他就未能"统理"。否则，又何必派他陆贾不远数千里来当说客呢？对此，赵忙心里也是十分明白的，所以当他听了陆贾的上述一番话之后"大笑"，并且说："吾不起中国，故王此。使我居中国，何渠不若汉？"不过，赵佗对陆贾来南越还是很高兴的，他说："越中无足与语，至生来，令我日闻所不闻。"（《史记·陆贾列传》）赵佗留陆贾在南越居住了数月，经常和他在一起饮晏。由于陆贾的游说，终于使赵佗接受了西汉王朝的"南越王"封号，并同意"称臣奉汉约"（同上）。陆贾临走时，赵佗赠他各种宝物价值千金，赵佗的其 他臣属所赠亦值千金。陆贾归汉后，刘邦闻知南越王臣服，非常高兴，于是拜陆贾为大中大夫。
（三）建议刘邦改变统治策略
对于陆贾与刘邦关于"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的著名对话的时间，司马迁的《史记·陆贾列传》没有明确记载，但太史公是在叙述了陆贾第一次出使南越拜大中大夫之后，再讲了这一个故事。此后班固的《汉书·陆贾传》及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都是沿习《史记》的叙述格式。清人唐晏在跋《新语校注》时说："陆氏著此书去秦焚书才六年耳。"唐氏未说明其论断的根据何在。考秦焚书是在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过了六年刚好是汉高祖元年。此时刘邦正在马上与项羽争天下，尚未得天下，不可能有这种对话。孙次舟在《再评<古史辨> 第四删》（附题《论〈尸子〉与〈新语〉》）一文中说："考陆贾之奉命作《新语》，在高帝得天下之后（据《陆贾传》推之，当在六年）。"（《古史辨》第六册，119 页）孙氏在这里说明了他定《新语》作于汉高帝六年，是据《史记·陆贾列传》推出来的，但是他没有提供其推理的论据。考《史记·陆贾列传》，司马迁叙述陆贾的生平事迹，都是严格地按时间顺序排比的，陆贾与刘邦的著名对话是排在汉高帝十一年他出使南越之后，因此我认为把它定为高帝十一年比较合理。还必须指出，陆贾虽然"以客从高祖定天下""居左右"，即与刘邦关系密切，但在他第一次出使南越以前，刘邦并未给他封什么官职。只有当他官拜大中大夫之后，才有可能议论于朝廷，而每奏一篇，也才可能出现"左右呼万岁"的局面。这一点也可以从侧面证明《新语》只可能写于汉高帝十一年而不可能更早。南宋著名理学家胡宏在《知言》中编了一段"假陆贾对汉高曰"的对话。这段对话的内容虽然是胡宏虚构的，但其时间却是具体的：其一，胡宏说"陆贾为汉高帝大中大夫时，时前说，称引《诗》、《书》"；其二，胡宏叙述高帝听了陆贾的议论后的情况："上曰：'善。然吾老矣，不能用也。'明年丙午夏四月甲辰，帝崩于长乐宫。"丙午年正是高帝十二年。这说明胡宏认为，陆贾与高帝的著名对话是发生于高帝十一年，其时陆贾已任大中大夫。刘汝霖出版于1932 年的《汉晋学术编年》，将陆贾上《新语》系于高帝"十一乙已（前一九六）"。1983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由萧萐父。李锦全主编之《中国哲学史》一书所附《中国哲学史大事年表》亦将《新语》之作系于汉高帝十一年，这些都支持了我的说法。
据《史记·陆贾列传》记载，陆贾在向高帝建言时，经常引用儒家经典《诗经》、《书经》中的话加以发挥，刘邦听了很不耐烦，有时甚至骂陆贾说，我的江山是"居马上而得之"。
即是靠武力打出来的，何必读《诗经》、《书经》之类的教条呢！对此，陆贾理直气壮地回答说："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就是说，用武力夺取天下是可以的，难道治理天下还能继续使用武力吗？接着，陆贾指出，古代那些圣君贤相，如商汤和周武王等人，打天下和治天下都是采取不同的方法，既讲武又修文，即"逆取而以顺守之"。只有文武并用、这才是求得长治久安的方法。古时候吴王夫差穷兵黩武，最后终于被越王勾践所消灭。晋国的知伯，即荀瑶，也是一个贪而好胜的人，他联合韩魏两国与晋国一道，共同攻打赵国。结果赵襄子使用反间计，反而将智伯击败。秦始皇也是一味 讲求严刑峻法，结果招致秦朝的灭亡。最后陆贾得出结论："向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史记·陆贾列传》）刘邦听了陆贾这番议论，面有惭色，心里虽然不高兴，但毕竟为之理屈。于是他对陆贾说：那好吧.你就替我将秦王朝为什么失天下，我为什么能得天下的道理，以及古人在这方面的成败得失写出来吧！陆贾根据刘邦的指示，写了一本书，名叫《新语》，共十二篇。对古代和秦汉王朝治理国家的经验和教训提纲挈领地进行了总结。每写完一篇，马上进呈给刘邦，刘邦看了之后，连连称好，其左右大臣也随声附和，高呼万岁。
陆贾的《新语》为什么在当时会得到如此热烈的反响呢？这是与西汉初期的政治思想形势分不开的。如前所述，当刘邦在位的前五年，主要还是与项羽争夺全国统治权，治天下的问题还不可能提到议事日程上来。高帝五年（前202）初，刘邦彻底击败项羽，正式称皇帝。五月，刘邦置酒洛阳南宫，要其部下讨论"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史记·高祖本纪》）但是这次讨论并不得要领，如有的人把原因归之于刘、项个人气质不同："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这样仁爱倒成了失天下的思想原因。而刘邦自己则归结为项羽不能容人，他能调动各种人的积极性。（同上）可见，讨论并未上升到指导思想的高度。其实，高帝刘邦统治的指导思想，基本上还是法家的那一套。例如，刘邦最信任的大臣萧何，"于秦时为刀笔吏"（《史记·萧相国世家》），在汉初，他"捃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汉书·刑法志》）。这表明，"汉承秦制"，刘邦开始是任刑不任德的。刘邦"溺儒冠"的著名故事，也表明他对儒家那一套是不感兴趣的。可是，当刘邦当上皇帝之后，也对原先的战友在他面前"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史记·叔孙通列传》）的非礼行动感到厌烦了，于是叔孙通趁机向他建议实行儒家的礼治，这就是所谓"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同上）。不过叔孙通的所谓"礼治"还只局限在制度方面，特别是定朝仪，以达到尊君之势的目的。无怪当这一套制度实行后，刘邦十分欣赏，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同上）叔孙通这种尊君之势的作法，与法家是相通的，何况他的仪法是"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同上）的。可见，叔孙通的那一套，也未从如何进行统治的指导思想高度解决问题。而这一任务便历史地落在陆贾身上了。司马迁在《史记·陆贾列传》中突出地强调陆贾"行仁义，法先圣"的主张是有道理的，他准确地把握了陆贾著《新语》的目的，即纠正刘邦单任刑法的片面性。其实。陆贾并不是主张放弃法治，不过是主张礼法结合，同时他还十分强调人主必须无为（这些问题本书以下几章还要详加论述）。这些在汉初均是言人所未言，它们为西汉前期统治阶级的指导思想勾画了一个基本轮廓，因而具有巨大的政治意义和思想意义。对于这一点，明代人钱福已有所认识，他说："其书（指《新语》--引者）所论亦正，且多崇俭尚静等语，似亦有启文景萧曹之治者。"（《新语序》）这一说法是符合史实的。陆贾《新语》中所宣扬的黄老思想及礼法结合的主张，的确开启了西汉前期的一代政治。萧何死于惠帝二年（前193），受黄老思想影响不多。但曹参的黄老思想是史有明载的。当参为齐丞相时，闻胶西有盖公，善治黄老言，使人厚币请之。"既见盖公，盖公为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推此类具言之。参于是避正堂，舍盖公焉。其治要用黄老术，故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后来，曹参"代何为汉相国，举事无所变更，一尊萧何约束。"（《史记·曹相国世家》）所谓"一尊萧何约束"，正是在"无为"的幌子下，实行黄老学派"刑德并重"的政治主张。这一主张在汉初正是由陆贾总结和首先提出来的，它为西汉前期的统治思想奠立了一个基本模式，其功不可没。
（四）为诛诸吕预筹方策
刘邦死后，惠帝即位，但惠帝为人仁弱，实权操于吕后之手。吕后一心想提拔自己娘家兄弟，以便扩大和巩固自己的势力。吕后十分害怕大臣中那些能言善辩者批评她这种谋私之举，陆贾当然也在被忌讳者之列。陆贾分析了当时形势，觉得无力与吕后抗争，于是借口有病退职家居。这正是道家的"功成身退"，与儒家"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的主张也是吻合的。陆贾觉得雍州好畤县（治所在今陕西乾县东）土地肥沃，便决定到那里定居。他把出使南越时赵佗送给他的宝物卖掉，得千金，分给五个儿子，每人二百金，让他们各治生产。而陆贾自己则坐着华贵的车辆，带着一个舞乐侍从和一把价值百金的宝剑，四出游食。
当时，吕后专政，封吕氏兄弟或子侄为王，导致诸吕擅权，还准备将继惠帝之后的一个小皇帝也杀掉，这种形势严重地威胁着刘氏的江山。对此，右丞相陈平忧心如焚，他不仅无力与诸吕抗争，而且觉得自己随时也有遭祸的危险，因此经常躲在家里瞑思苦想。有一天，陆贾去看望他，由于陈平在埋头沉思，所以当陆贾走到他面前时，陈平还没有发现他的到来。陆贾对陈平说："您在想什么问题想得这么认真呢？"陈平反问说："你猜猜我在想什么？"陆贾回答说："您位为右丞相，又是有三万户食邑的侯爵，从个人的地位和财富来说，是没有什么更多的追求了。您的忧虑不是忧己而是忧国。是担心诸吕篡权，少主危殆。"陈平说："你猜对了。你说该怎么办。"于是陆贾向陈平献上了一条重要的计谋，即要他处理好与周勃的关系。他说："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将相和调，则士务附；士务附，天下虽有变，即权不分。为社稷计，在两君掌握耳。"就是说，根据当时形势，要特别注意加强政治领袖与军事领袖之间的团结，这二者团结了，知识分子和其他官吏也就有了依靠。这样，各个方面的力量都团结在将相的周围，即使诸吕叛乱，也不必担心权力的转移了。由此可见，汉王朝的前途，就掌握在您陈平和周勃手上了。接着，陆贾对陈平说："我曾想把这个意见告诉周勃，但他和我谈话时总是采取一种开玩笑的态度，因此使我无法开口。现在我把这个想法告诉您，您何不设法交欢大尉，把你们之间的关系搞好呢？"同时，陆贾还和陈平一道商量了一些如何对付诸吕的计策。后来，陈平真的按陆贾的计谋，为周勃祝寿，不仅送有五百金，还有精美的食物，用乐队吹吹打打，招遥过市。周勃给陈平还礼时，也采取同样的方法。这样，陈平和周勃的关系大大增强了，诸吕看到这种情况，其阴谋活动也不得不有所收敛。为了感谢陆贾，陈平送了他奴婢百人，车马五十乘，钱五百万，名之已"饮食费"。由此。陆贾名声大振，经常出入朝廷公卿之门。后来，在诛诸吕、立汉文帝的过程中，陆贾也出了不少力。
（五）第二次出使南越
吕后掌权时，改变高帝对南越"剖符通使"的政策为所谓"别异蛮夷"，并下令："毋予蛮夷外粤金铁、田器、马、牛、羊，即予，予牡毋予牝。"（《汉书·两粤传》）对此，赵佗怀疑是长沙王在捣鬼。因为如前所述，高帝五年封长沙王时曾将赵佗实际所辖之南海、桂林、象郡封给长沙王，但长沙王却从未对这三郡行使过管辖权。赵佗怀疑长沙王想侵占他的领土也是有道理的。对南越绝关之事，发生在高后五年（前183）春。为此，赵佗曾先后派内史藩、中尉高、御史平人朝求吕后改变主意，可是吕后不仅拒不听取，还将三使留京不放：进而又将赵佗在真定的先人墓家平毁，亲属诛灭。在这种情况下，赵忙便于高后五年自称"南越武帝"，且发兵攻长沙国之边境，败数县而去。高后七年（前181），吕后派隆虑侯周灶将兵击南越。恰值天气炎热潮湿，北方士卒不习惯南方气候，军中生疫病者颇多，无法度越五岭。高后逝世之后，汉朝廷也就罢了征南越之兵。可是，赵佗却不肯就此善罢甘休。一方面，他积极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以"财物赂遗闽越、西瓯、骆，役属焉，东西万余里"（《史记·南越列传》），同时用兵力威胁着长沙国的边境，一时颇为威风，"乘黄屋左纛，称制，与中国侔。"另一方面，他乘汉文帝新即位政权未巩固之际，向中央政府提出"求亲昆弟"、"请罢长沙两将军"，同时企图要求中央政府将长沙国所辖部分土地划归南越。
汉文帝即位之后，为了安定中原，巩固自己的政权，于是遣"使告诸侯四夷从代来即位意"（同上）。文帝就出使南越人选征求丞相陈平的意见，陈平便推荐陆贾。于是再拜陆贾为大中大夫，陆贾便第二次出使南越。在陆贾出使之前，文帝为了安抚赵佗，做了两件工作：其一，是修复了赵佗先人在真定的坟墓，"置守邑，岁时奉祀"；其二，是召集赵佗尚在中原的兄弟，"尊官厚赐宠之"（同上）。陆贾第二次出使南越时，有谒者一人为副使。汉文帝除了叫他们携带了赏赐赵忙的礼物外，还专门写了一封信给他。汉文帝在信中首先通报了自己即位的过程，接着答复了赵佗提出的两个问题："乃者闻王遗将军隆虑侯书，求亲昆弟，请罢长沙两将军。朕以王书罢将军博阳侯；亲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问，修治先人冢。"（《汉书·两粤传》）关于"博阳侯"，《资治通鉴）卷十三有个注释："《高祖功臣表》有博阳侯陈濞，盖于此时为将军也。"汉文帝在信中还有这样一段话："前日闻王发兵于边，为寇灾不止。当其时，长沙苦之，南郡尤甚；虽王之国庸独利乎？必多杀士卒，伤良将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独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为也。朕欲定地犬牙相人者，以问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长沙土也'，朕不得擅变焉。"（同上）对信中所谓"犬牙相人"一句话，当代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分析，这还是秦始皇平定南越之后，把五岭以南的一部分土地划归长沙郡，采取这种"犬牙相人"的郡界划分法，是为了巩固统一，防止割据。赵佗提出"欲定地犬牙相人者"，表明他"曾经提出过希望把岭南的长沙郡境划归南越的要求。"（《马王堆汉墓出土地图所说明的几个历史地理问题》，原载《文物》1975 年第6 期）联系此信前面文帝指出赵佗发兵侵长沙境一事，这固与赵佗怀疑长沙王在吕后面前谗他有关，但也不能排除赵佗怀有扩大领土的野心。因此我觉得谭先生的分析是有道理的。所以文帝信中才有"欲定地犬牙相人者"的话。但文帝马上又用高皇帝这块挡箭牌予以拒绝了。不过通观文帝的这封信，措辞委婉，语气平缓，《史记》说是为了"喻盛德"（《南越列传》），但实际上是为当时形势所迫，不得不如此耳。因为文帝由藩王人承大统，中央政府还急需巩固，加之内有同姓王地方割据势力随时在窥视着帝位，西北边境又有强大的匈奴经常骚扰，所以根本无法用武力征服南越。因此文帝信中说派汉军统一南越是"朕不忍为"，不过是一句装门面的话，而信的后面所引"吏日：得王之地不足以为大，得王之财不足以为富"，同样是言不由衷。鉴于当时形势，文帝不得不承认"服岭以南王自治之"，"这才是问题的实质所在。不过文帝对赵佗的唯一要求是取消帝号，所以信中最后说："两帝并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争也。争而不让，仁者不为也。愿与王分弃前患，终今以来通使如故。故使贾驰谕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毋为寇灾矣。"（《汉书·两粤传》）这些话已经近乎低声下气的哀求了。
陆贾第二次到达南越后，据说"王恐。乃顿首谢，愿奉明诏，长为藩臣，奉贡职。"赵忙还下令国中，宣称："吾闻两雄不俱立，两贤不并世。汉皇帝贤天子，自今以来，去帝制黄屋左纛。"（同上）同时给文帝写了一封回信，信中除了批评吕后"别异蛮夷"的错误政策外，还特别为自己称帝一事作辩解，说是"聊以自娱"。接着他又指出，自己之所以愿去帝号，重新臣服于汉的原因："老夫身定百邑之地，东西南北数千万里，带甲百万有余，然北面而臣事汉，何也？不敢背先人之故。老夫处粤四十九年，于今抱孙焉，然夙兴夜寐，寝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视靡曼之色，耳不听钟鼓之音者，以不得事汉也。今陛下幸哀怜，复故号，通使汉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改号，不敢为帝矣。"（同上）赵佗说他"不敢背先人"这是真实的；至于他之所以"寝食不安"的原因是由于"不得事汉"的说法，则是矫饰的。其实，真正的原因还在经济方面，即吕后的绝关令断绝了中原地区与南越之间的贸易往来，使南越急需的金铁、田器、马、牛、羊之类，断绝了来源。赵佗在致文帝的信中说："老夫处辟，马、牛、羊齿已长"，正说明了这种绝关政策给南越经济造成的严重后果。
相比之下，赵佗给文帝的信比文帝给赵佗的信，态度要傲慢一些。尽管如此，陆贾这次出使还是取得了重大成果，他使赵佗同意去帝号，向汉天子称臣。所以当陆贾返朝回报文帝时，帝大悦。后来，尽管赵佗"居国窃号如故"，然终文景两朝，他在遣使至汉天子时，还是自称为王，"朝命如诸侯"。可见，陆贾在安抚南越，稳定汉王朝南部边境局势方面，是作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的。
（六）功成身退的原因
陆贾在防止诸吕篡权的过程中出过重要的计谋，在立文帝时又出过力，可是在文帝继位之后，却只任命他为大中大夫，不过是官复原职而已，而且在出使南越之后，便在政治舞台上消声匿迹了，这是为什么？人们可能会说，是因为年老。陆贾生卒年月不详，无法断定他当时年岁到底多大，不过他既然能够千里迢迢出使南越，至少说明他当时身体还是比较好的。人们也可以说，是因为陆贾黄老道家思想使然，他自觉地功成身退，因而得以"寿终"。这种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除此之外，我认为关键的还在于政治方面的原因。这个原因就是，在吕后**时，陆贾"游汉廷公卿间，名声藉甚"，不仅与陈平、周勃等交好，再且与辟阳侯审食其关系也很好。替他出谋画策过。我们知道，审食其与吕后关系暧昧，得以重用。在惠帝时期，审食其想与陆贾的好朋友平原君朱建交朋友。朱建与陆贾是同乡，"为人辩有口，刻廉刚直"、"行不苟合，义不取容"（《史记·郦生陆贾列传》）。开始，平原君拒绝和审食其来往。后来，平原君的母亲死了，家贫无力举葬，陆贾立即跑去找审食其，向他道喜说："平原君的母亲死了！"审食其说："平原君的母亲死了，向我道喜干什么？"陆贾说："前一次你想和平原君交朋友，之所以遭到他的拒绝，是因为他母亲还健在。现在他母亲死了，您如果送一份厚礼，平原君将来一定会替你卖命。"审食其于是按陆贾的主意，给平原君的母亲送了一百金的祭礼。审食其这样做，其他一些达官贵人也不得不向平原君致送赙资，合起来有五百金。陆贾这一举，使平原君体体面面地为其母亲办了一场丧事。不久，有人在惠帝面前告了审食其的状，惠帝将审食其下狱，朝廷一些大臣本来就厌恶辟阳侯的为人，纷纷火上加油，使审食其生命危在旦夕。后来正是由于平原君的帮忙，才使审食其虎口逃生。可见陆贾的主意帮了审食其的大忙。审食其对朱建、陆贾当然感激不尽。吕后死后，诸吕被诛，卷入吕氏政变阴谋很深的审食其居然平安无事，"计画所以全者，皆陆生、平原君之力也。"（同上）直到文帝三年（前177〕审食其才被淮南厉王刘长击杀。后来，汉文帝知道平原君朱建曾替审食其出谋画策，"使吏捕欲治。闻吏至门，平原君欲自杀。诸子及吏皆曰：'事未可知，何早自杀为？'平原君曰：'我死祸绝，不及而身矣。'遂自到。孝文帝闻而惜之，曰：'吾无意杀之。'"（同上〕尽管汉文帝无意杀朱建，也没有说要抓陆贾，但他对陆贾替审食其出谋画策一事肯定是知道的。不过陆贾在吕后**时安刘有功，文帝元年又出使南越，这些成绩与替审食其出主意相比，即使不是功大于过，至少也可以功过相抵，所以对陆贾也就免予追究了。而陆贾看到朱建如此下场，也吓得非同小可，赶快引退归家，保其天年。
（七）陆贾的著作
陆贾的著作，据《汉书·艺文志》所载，有赋三篇，今已失传。刘勰《文心雕龙·才略）中有"汉室陆贾，首发奇采，赋孟春而选典浩（"选典语"亦作"进《新语）"--引者〕，其辩之富矣"的话，可见其中有一篇赋名《孟春赋）。汉志"儒家"类还记载："陆贾二十三篇。"这二十三篇，除了《史记》本传说的《新语》十二篇以外，可能还包括陆贾的一些其他著作，但也都失传了。对《新语）的真伪，过去也有人怀疑过（如《四库全书提要》），但大多数学者认为还是真的。例如明代人钱福就曾指出：《新语》是"随时论奏，非若后世之著述次第成一家言也。其所分篇目，则固所称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旨意奏之者，必非其所自定。然其言既与迁传合，而篇次至于今不讹，且雄伟粗壮，汉中叶以来所不及，其为真本无疑。"（《新语序》）清代人严可均在其《铁桥漫语》卷五《新语序》、唐晏在其《新语校注·跋》中针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怀疑进行了驳斥。唐晏说："陆氏此书，见于汉。唐志及《崇文总目》，流传有序，决无可疑。乃《四库提要》独引《汉书·司马迁传》，迁取此书作《史记》之言，而是书之文不见《史记》为疑，不知《史记》载赵高指鹿为马事，正本之此书也。《提要》又以此书引《谷梁传》，谓《谷梁传》武帝时方出，不知陆氏著此书去秦焚书才六年耳。其所读者，未焚之《谷梁传》也，至武帝则为再出矣，故所引者今本无之也。《提要》又疑自南宋以后不见著录，则杨铁崖序《山居新语》固引及此书，且云而今见在，则不得云南宋后无之也。《提要》之疑全无影响，而今世和之者多，不得不为分辨之如此。"（《新语校注》跋）尽管唐晏所说的某些史实欠确，如说《新语）成书时"去秦焚书才六年"，又《汉书·司马迁传》并未说采《新语》作《史记》，而是说"述《楚汉春秋》"，《四库提要》作者未考，唐氏亦未考，但其基本论据是正确的。在本世纪三十年代初，学术界曾就《新语》一书真伪问题展开过一次讨论，胡适、罗根泽、余嘉锡等人肯定其真，而梁启超、张西堂、孙次舟等则论其伪（参见《古史辨》第四、六册），我认为前者观点是正确的。今人张岱年亦云："《新语》是陆贾的著作，这是应当肯定的。"（《中国哲学史史科学》第104 页）
《汉书·艺文志》在"春秋"类记载："《楚汉春秋》九篇。"班固注："陆贾所记"。班固的父亲班彪也说过："汉兴定天下，大中大夫陆贾记录时功，作《楚汉春秋》九篇。"（《后汉书·班彪传》）《隋书·经籍志》云："陆贾作《楚汉春秋》，以述诛锄秦。项之事。"唐人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说："《楚汉春秋》，汉大中大夫楚人陆贾所撰，记项氏与汉高祖初起，及说惠、文间事。"可见，陆贾的《楚汉春秋》在当时是一本记录秦未农民起义和楚汉相争的历史过程的现代史著作。后来，它成为司马迁的《史记》写秦汉之际史事的重要依据。关于这一点，班固说得很清楚。他说，中国古代有文字历史著作，自孔子作《春秋》，左邱明写《左传》、纂《国语》，还有人作《世本》，"秦兼诸侯有《战国策》，汉兴，伐秦定天下，有《楚汲春秋》。故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大汉。其言秦汉详矣。"（《汉书·司马迁传赞》）班固这段话，把《楚汲春秋》与椿秋左氏传》、《国语》、《世本》、《战国策》等量齐观，说明他对此书高度推崇；同时，他也说明司马迁之所以能"言秦汉详矣"，是与充分利用了陆贾的《楚双春秋》分不开的。刘知几也说过："刘氏初兴，书唯陆贾而已。子长述楚汉之事，专据此书。"（《史通·杂说上》）可惜这部重要的历史著作后来在流传中散扶，清代茆泮林编过《楚汉春秋》辑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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