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的散文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说理文，主要阐发有关哲学和政治的一些基本理论。《新书》中题下标有"连语"和"杂事"字样的文章，大体都属于这一类。这类文章基本上是沿袭先秦诸子说理文的手法，没有多少自己的特色。但其中所叙述的某些历史故事往往十分生动。一类是政论文。这些文章主要是针对时弊提出作者自己的政见。《新书》中题下标有"事势"字样的文章大体上属于这一类。这些文章实际上主要是一些奏疏的片断。例如《汉书》本传中所载的《治安策》，就是班固利用这些材料剪裁而成的。它历来为人们所称道。此外，象《论积贮疏》、《请封建子弟疏》等等，都属此类。一类是史论，即《过秦》上、中、下三篇。这类文章性质虽与政论文相近，但它主要不是就现实问题而是就某一历史问题立论，所以就其侧重点来说还是有区别的。且自从贾谊开创了这一文体之后，后代仿效者不乏其人，后来史论便从政论文的附庸蔚成大国。因此贾谊的首创之功是不容淹没的。
（一）思想特色
贾谊文章的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忧国忧民的感情十分真挚。
在本书前面的章节中我们曾经指出，西汉朝廷自汉高帝战胜项羽掌握了全国政权之后，经过三十多年的休养生息，生产力虽然有所恢复，但是各种社会矛盾也或明或暗地在发展之中，并严重地威胁着中央政府的统治。对此，贾谊以他敏锐的政治家眼光，洞察人微的分析能力，对当时的社会矛盾作了深入考察，并且以极其沉痛而尖锐的语言描绘出来。例如《治安策》起首一段：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进言者皆日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独以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则谀，皆非事实知治乱之体者也。夫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方今之势，何以异此！本末舛逆，首尾衡决，国制抢攘，非甚有纪，胡可谓治！陛下何不一令臣得孰数之于前，因陈治安之策，试详择焉。
这段一开头就指出事态的严重性，须为之"痛哭"、"流涕"、"长太息"，几句话就把作者忧国忧民之心和盘托了出来，同时也给读者以极大的震动。问题的严重性不仅在于事态发展的危急，而且还在于人们对这种严峻的形势缺乏认识。"进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独以为未也"，大家都在粉饰太平，我却以为大缪不然，正是这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状况，使贾谊更加感到忧虑。所以他要大喝一声："曰安且治者，非愚则谀，皆非事实知治乱之体者也。"为了拯救这种危急的形势，他要向皇帝"陈治安之策"了。
短短的两百多字，便把贾谊对时局的忧虑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贾谊忧虑时局的沉痛心情不仅表现在前面所引的这段话中，而且浸透了整篇《治安策》。他用反复嗟叹的笔调，着力刻画当时中央政府面临的种种具体的社会矛盾。例如，当他说到同姓诸侯王势力膨胀给中央政权造成的威胁时说：天下之势方病大瘇。一胫之大几如要，一指之大几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搐，身虑亡聊。失今不治，必为铜疾，后虽有扁鹊，不能为已。病非徒瘇也，又苦蹠戾。元王之子，帝之从弟也；今之王者，从弟之子也。惠王之子，亲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亲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权以逼天子，臣故日"非徒病瘇也，又苦蹠戾"。可痛哭者，此病是也。
在谈到匈奴侵掠之危害时，他说：天下之势方倒县。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蛮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侮侵掠，至不敬也，为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汉岁致金絮采缯以奉之。夷狄征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贡，是臣下之礼也。足反居上，首顾居下，倒县如此，莫之能解，犹为国有人乎？非亶（但）倒县而已，又类辟，且病痱。夫辟者一面病，痱者一方痛。今西边北边之郡，虽有长爵不轻得复，五尺以上不轻得息，斥候望烽燧不得卧，将吏被介胄而睡，臣故日"一方病矣"。医能治之，而上不使，可为流涕者此也。在这两段话中，贾谊都是用形象的语言、生动的比喻反复他说明中央政权处境的险恶，从而使他的忧虑之情更加充分地渲泄出来。值得注意的是，这两段的结尾一是以"可痛哭者，此病是也"，一是以"可为流涕者此也"，这样既更进一步渲染了自己的感情，也使它们与《治安策》第一段所说的"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等前后呼应。这里，"可痛哭者，此病是也"，"可为流涕者此也"，是为点明前面所说的"可痛哭者"、"可为流涕者"到底是怎么样一件事，古人称之为"缴回语"。王夫之说："贾生《治安策》偶用缴回语，亦缘'痛哭'、'流涕'、'长太息'说得骇人，故须申明以见其实然耳。"（《夕堂永日绪论·外篇十二》）这说明，在《治安策》的开头，贾谊说的"痛哭"、"流涕"、"长太息"等字眼，虽然"骇人"，但由于他在后文中对有关事实作了充分的论证，因而就表明他的那些尖锐的字眼决不是虚声吓人，而是以确凿的事实作根据的。
正是由于贾谊优国之心深沉，又能准确地抓住当时社会问题的症结，所以他的批评往往也就是直言不讳，毫无顾忌的。这种直言不讳的作风尤为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不回避矛盾，敢于揭露问题的实质。例如《治安策》中所揭示的同姓诸侯王与中央政权之间的矛盾，匈奴与汉帝国的矛盾、破坏礼制与维护礼制之间的矛盾，等等，都是当时社会中存在着的一些最尖锐的矛盾。从站在维护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立场来看，这些现象也的确如贾谊所说，是"本末舛逆，首尾衡决，国制抢攘，非甚有纪，胡可谓治！"钝刀子割肉是割不出血来的。贾谊如果不用这种尖锐的言词，也是打不动统治者的心的。其二，是敢于直斥最高统治者的"无为"，实际上是回避矛盾，纵容恶势力的发展。例如贾谊在谈到文帝不愿及时削藩，让诸侯王任意发展自己的势力时指出："既已令之为藩臣矣，为人臣下矣，而厚其力，重其权，使有骄心而难服从也。何异于善砒莫邪而予邪子？"（《藩伤》）贾谊认为这种"力当能为而不为"（《权重》）的作法，"甚非所以安主上，非所以活大臣者也，甚非所以全爱子者也"（《藩伤》），因此是"不知且不仁"（《权重》）的。其三，反复用亡秦的经验教训，告诫统治者要因时变法。贾谊在谈到及时削藩的重要性时说："黄帝曰：'日中必， 操刀必割。'今令此道顺，而全安甚易，弗肯早为，已乃堕骨肉之属而抗刭之，岂有异秦之季世乎！"（《宗首》）"夫秦自逆，日夜深惟，苦心竭力，危在存亡，以除六国之忧。今陛下力制天下，颐指如意，而故成六国之祸，难以言知矣。"（《权重》）宋人真德秀在评论贾谊《治安策》中"生为明帝，没为明神"一语时说："汉去古未远，故人臣言事无所忌讳如此。"（《古文辞类纂评注》）普国藩在评论该策中"使顾成之庙称为太宗"一语时说："此疏陈于文帝时，便谓文帝死后，庙号应称太宗，足见当时风俗近古。"（《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86 年版，第484 页）贾谊这样直言不讳地谈论帝王生死和国家在亡，固然与"汉去古未远"或"当时风俗近古"不无关系，但我认为更重要的还在于贾谊有敢于直言极谏的大无畏精神。
曾国藩说："古今奏议推贾长沙、陆宣公、苏文忠三人为超前绝后。余谓长沙明于利害，宣公明于义理，文忠明于人情。"（同上，第520 页）曾氏对陆蛰和苏轼奏疏的评论是否恰当此处不加评说，但我觉得他对贾谊奏疏的评论可谓切中肯綮。贾谊在他的一系列奏疏中所谈论的一个最中心的问题，就是如何使汉王朝的政权长治久安的问题。这个问题对于汉代统治者来说，的确是一个生死攸关、利害切身的头等重大的问题。贾谊清醒地看到当时社会存在的一系列矛盾的发展将直接危及汉王朝的地位，而一些权臣面对这些矛盾却视而不见，所以他才更加感到忧虑。为了维护汉代统治者的根本利益，贾谊只有采取直言不讳，痛陈利害的办法，才能引起最高统治者的警觉和重视。宋人张拭在比较贾谊的《治安策》和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时说过这样一段话："贾生英俊之才，若董相则知学者也。治安之策，可谓通达当世之务，然未免乎有激发暴露之气，其才则然也。天人之对，虽若缓而不切，然反复诵味，渊源纯粹。??以武帝好大喜功多欲之心，使其听仲舒之言，则天下蒙其福矣，孰谓缓而不切邪？"（《张南轩先生文集》卷五）张拭的这段话虽然具有浓厚的理学家的气息，但却可以给我们两点启示：其一，所谓"通达当世之务"，正好说明贾谊善于分析形势，权衡利弊，提出自己的改革主张。这与曾国藩说的"明于利害"是一致的。其二，如果说董仲舒的《天人三策》的"虽若缓而不切"是针对汉武帝的"好大喜功多欲之心"而采取的一种文风的话，那么贾谊的"激发暴露之气"则除了激于忧愤之情以外，也是针对文帝"其治尚清静无为"的。因此尽管贾谊的文章言词尖锐激烈，即有"激发暴露之气"，但由于他善于晓之以利害，所以他最终还是感动了皇帝。这一点，我们只要看看他提出的很多政治主张在不同程度上被西汉朝廷采纳和实施，便可清楚。
（二）艺术特色
贾谊文章的艺术特色之一是气势比较磅礴，具有一种阳刚之美。在中国古代，明确使用"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这对范畴论文，始于桐城派的姚鼎。曾国藩继承和发挥了这种观点。曾氏曾说："吾尝取姚姬传先生之说，文章之道，分阳刚之美。阴柔之美二种。大抵阳刚者，气势浩瀚；阴柔者，韵味深美。浩瀚者，喷薄出之；深美者，吞吐而出之。??论著类、词赋类宜喷薄??奏议类、哀祭类宜喷薄。"（庚申三月十七日日记）可见，阳刚之美与气势是分不开的。曾国藩又说："奇辞大句，须得瑰伟飞腾之气驱之以行。"（辛亥七月日记）这就是说，具有雄直怪丽风格的阳刚美的作品，其创作者胸中必有一种雄奇之气，蓄之既厚，然后发而为文，则其气奔腾而出，犹如黄河一泻千里，使文章瑰伟壮丽。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所以曾氏对贾谊的文章十分推崇。他说："奏疏以汉人为极轨，而气势最盛事理最显者，尤莫善于《治安策》。故千古奏议，推此篇为绝唱。"（《曾国藩全集·诗文》第495 页）他在教育儿子如何作文时又说："少年文字，总贵气象峥嵘，东坡所谓蓬蓬勃勃如釜上气。古文如贾谊《治安策》??有最盛之气势。尔当兼在气势上用功，无徒在揣摩上用功。"（《曾国藩全集·家书二》第1204页）我认为曾国藩的这些论断，抓住了贾谊文章的艺术特色。他的这一认识与前人的一些论述大体上也是一致的。宋人杨时说贾谊"其文宏妙"（转引自《长沙贾太傅祠志》卷一）。清人姚鼐则说："贾谊之文，条理通贯，其辞甚伟。"（《惜抱轩文集》卷五）这些话，实质上都是认为贾谊文具有阳刚美。
说到文章的气势，当然首先与作者的思想修养有关。因为这里讲的"气"是属于主观的意识形态的东西。韩愈曾经形象地将气与文章的语言文字比作水和浮物的关系。他说："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这就是说，文章是不是有气势，与作者主体是否"气盛"是分不开的。要"气盛"就必须养气。所以韩愈说："将薪至于古之立言者邪，则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竢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韩昌黎全集》卷十六，《答李翊书》）可见，所谓养气实际上就是要加强思想修养。我们在本书的前面几章，曾指出贾谊具有深厚的政治文化修养，在本节前半部分又指出他有强烈的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这说明其气积蓄颇厚，因此当他发而为文时，便气贯长虹，势如破竹，表现出一股不可遏止的强大气势。
文章的气势固然与作者主观的气盛，即思想修养分不开，但它要转化为一种客观的感人的力量，又离不开语言这个物质外壳，即设段、造句和典故比喻等的适当使用上。而贾谊的文章恰恰在这些方面处理得较好，所以能够自然地形成一种气势。
首先，让我们看看贾谊的设段。曾国藩说："为文全在气盛，欲气盛全在段落清。"（辛亥七月日记）。所谓"段落清"实际上是指的文章的逻辑结构问题，各段的内容既要相对独立。又要紧密相联，这就是曾国藩所说的"每段分束之际，似断不断，似咽非咽，似吞非吞，似吐非吐，古人无限妙境，难于领取。每段张起之际，似承非承，似提非提，似突非突。似纤非纾，古人无限妙用，亦难领取。"（同上）以这个标准来看贾谊的《过秦》，其上、中、下三篇的段落安排都是比较清楚的，具有强大的内在逻辑力量。以《过秦中》为例，全文主线是贯串一个"安"字。第一段从"秦灭周祀"至"安危之本、在于此矣"，说明秦王朝之所以能统一中国，是因为战国长期的分裂战争，使士民罢弊，"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第二段从"秦王怀贪鄙之心"至"名号显美。功业长久"，写秦始皇不懂得广大人民要求安定生活的心情，"以暴虐为天下始"，所以"其亡可立而待也。"第三段自"今秦二世立"至"天下响应者，其民危也"，写二世本来可以利用始皇死亡的机会，"缟素而正先帝之过"，"塞万民之望，而以盛德与天下，天下息矣"。可是二世"不行此术，而重以无道"。使得"自群卿以下至于众庶，人怀自危之心，亲处穷苦之实，咸不安其位，故易动也。"既然各方面"成不安其位"，造反便是必然的了，所以也就真的暴发了陈涉起义。第四段结论："故先王见终始之变，知存亡之由。是以牧之以道，务在安之而已矣。下虽有逆行之臣，必无响应之助。故日'安民可与为义。而危民易与为非'，此之谓也。"第一段是提出论题，第二、三段是展开论证，第四段是结论。论题清楚明确，论据强劲有力，论证也合乎逻辑，所以结论也就令人信服。各段的内容划分十分清楚，但又不露痕迹；各段的联系十分紧密，但又不似八股文那样机械地搞起承转合，而是象曾国藩所说的"似断非断"、"似承非承"。
其次，让我们看看贾谊的造句选字。曾国藩说："雄奇以行气为上，造句次之，选字又次之。然??未有字不雄奇而句能雄奇，句不雄奇而气能雄奇者。是文章之雄奇，其精处在行气，其粗处全在造句选字也。"（《曾国藩全集·家书》第629 页）又说要使造句有气势，必须"偶句多，单句少"（同上，第1204 页）。所谓偶句，包括对偶句和排比句。这两种造句方法在贾谊的文中使用均十分普遍。先看《过秦上》中的对偶句："据峭函之固，拥雍州之地"；"明智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强国请伏，弱国人朝"；"蹑足行伍之间，俯起阡陌之中"；"率疲弊之卒，将数百之众"；"斩木为兵，揭竿为旗"，等等。这些句子字数相等，结构相同，音节和谐，符合美学上的均齐原则，因而能使文章产生整齐的美感，并能增强语言的声音美，形成一种响亮的气势。排比句能够加强语势，它可以使文章既写得概括，又铺张驰骋。例如《过秦上》未段："陈涉之位，非尊于齐、楚、燕、赵、韩、魏、宋、卫、中山之君也；锄耰棘矜，不敌于钩戟长铩也；谪戍之众，非抗九国之师也；深谋远虑，行军用兵之道，非及囊时之士也。"就是排比句。论者早已指出，《过秦上》具有明显的辞赋化倾向，其实所谓辞赋化倾向，就是充分运用排比句的形式，给予铺张的描写。例如人们讲贾文辞赋化倾向举例最多的就是《过秦上》第二段，就有很多排比句："南取汉中，西举巴蜀，东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齐有孟尝，赵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重士，约从离衡"；"六国之士，有宁越、徐尚、苏秦、杜赫之属为之谋，齐明、周最、陈轸、召滑、楼缓、翟景、苏厉、乐毅之徒通其意，吴起、孙膑、带佗、倪良、王廖、田忌、廉颇、赵奢之朋制其兵"，等等。正是这众多排比句的运用，所以大大增加了这段文章的气势。
第三，是贾谊对比喻的使用。曾国藩说：苏东坡之文"善设譬喻，凡难显之情，他人所不能达者，坡公则以譬喻明之。??他人所百思不到者，既读之适为人人意中所有。"（《曾国藩全集·诗文》第520 页）东坡喜爱贾谊之文，其用比喻。当受贾谊之影响。其实，比喻的作用不但有助于明事理，而且可以增加文章的生动性。贾谊文章生动有气势，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善用比喻。在《治安策》中他就用了很多比喻。例如用"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比喻形势的危急；用解牛的髋髀之所非用斤斧不可，比喻权势法制不可缺；用瘇病和蹠戾比喻诸侯王势力膨胀；用头足倒悬比喻夷夏关系颠倒；用渡江无维揖比喻经制不定，等等。这些比喻不仅非常贴切，而且使文章更加生动有气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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