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伦理思想的要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最早提出和使用"伦理"概念
"伦"和"理"二字，在先秦典籍中就已出现，但尚未连用。"伦"的本意为"辈"，后来引申为"类"、"比"。"理"的本意为治玉，后来引伸为条理、值理的意思。在先秦的著作中，有所谓"人伦"，但尚无"伦理"的概念。盂子说："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孟子·膝文公上》）显然，这里讲的"人伦"是指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当前，一般关于中国伦理学史著作均认为，"伦理"一词出现于秦汉之际，但未确指最早见于何种著作。我认为，从现存资料来看，贾谊应该算是在中国伦理学史上最早使用"伦理"这一范畴的人。在《贾于新书》中，既有"人伦"的说法，也有"伦理"的提法，且后者使用的频率更高一些。贾谊说：卑尊已著，上下已分，则人伦法矣。（《服疑》）君臣同伦，异等同服，则上恶能不眩其下？（《等齐》）
故历天时不得，事鬼神不序，经礼仪人伦不正，奉常之任也。（《辅佐》）在这三条引文中，如果说所谓"君臣同伦"的"伦"字，主要作"类"解的话，那么其余两条的"人伦"则明显地是指伦理。至于贾谊直接使用"伦理"二字，我们可以举出以下例证：商君违礼仪，弃伦理，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其慈子嗜利而轻简父母也，虑非有伦理也，其不同禽兽仅焉耳。（《时变》）桃师典春，以掌国之众庶，四民之序，以礼义伦理教训人民。（《辅佐》）
这里三次使用"伦理"之处，均与我们现今使用的伦理概念意思是一致的。
（二）论道德产生的根源及社会作用
贾谊论述了道德产生的根源及其重大社会作用。他曾引述管子的话，以说明道德产生的经济根源："管子曰：'仓凛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民非足也，而可治之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古人曰：'一夫不耕，或为之饥，一妇不织，或为之寒。'生之有时而用之无节，则物力必屈。古之为天下者至悉也，故其蓄积足恃。今背本而以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从生之害者甚盛，是天下之大贼也；汰流、淫佚、侈靡之俗日以长，是天下之大祟也，残贼公行，莫之或止；大命泛败，莫之振救。"（《无蓄》）贾谊这段话虽然主要是从政治上立论的，但它同时也说明了道德的起源有其一定的经济原因。因为管于的话本身就是说的政治、道德等东西与物质生活资料的富裕程度有着密切的关系。管子的原话是："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厚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张则君令行。"（《管子·牧民》）管子这段话，既说了政治对经济条件的依赖关系，即经济因素对政治、道德等因素的制约作用，也说了道德对政治的影响。这些观点是具有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因素的。贾谊引管子之后的话，是对管子思想的发挥。他所谓"从生之害者甚众"，也就是《忧民》中所说的，如果不重农抑商，注意积蓄，势必导致"兵旱相承，民填沟壑，剽盗攻击者兴继而起，中国失救，外敌必骇"的危险后果，这显然是从政治方面立论的。而他所说的"汰流、淫佚、侈靡之俗日以长"，则是说轻本重末必然导致社会风俗和道德的败坏，这是从伦理方面立论的。由此可见，贾谊继承了管于的思想，认为一定的道德是一定经济条件的产物，同时认为这种道德又会对政治发生巨大的影响。所谓"残贼公行，莫之或止；大命泛败，莫之振救"，不就是说的这种情况吗？
对于伦理道德的社会作用，贾谊有很多论述。他认为秦王朝的覆亡，与其不重伦理直接有关："秦国失理，天下大败。众掩寡，知欺愚，勇劫惧，壮凌衰；工击夺者为贤，善突盗者为哲；诸侯设制而相饬，设輹而相绍者为知。天下乱至矣！"（《时变》）贾谊讲的"失理"，是既包括政治方面的"理"，也包括道德方面的"理"在内的。因为所谓"众掩寡，知欺愚，勇劫惧，壮凌衰"，既可以是不同阶级、集团之间的对抗，也可以是同一阶级或集团内部的人们矛盾。前者虽然属于政治方面的失理，后者则往往更多的属于道德方面的失调。我们且看贾谊说"商君违礼义，弃伦理"，导致"秦俗日败"的具体事例即可清楚："秦人有子，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假父耰锄杖慧耳，虑有德色矣；母取瓢椀箕帚，虑立谇语。抱哺其子，与公并踞；妇姑不相说，则反唇而睨。其慈子嗜利而轻简父母也，虑非有伦理也，其不同禽兽仅焉耳。"（同上）这里讲的不孝父母，即属于"壮凌衰"的范畴。
贾谊还用许多古代和当代现实的事例，说明道德修养对于统治者巩固政权的极端重要性。他说："纣，圣天子之后也，有天下而宜然。苟背道弃义，释敬慎而行骄肆，则天下之人，其离之若崩，其背之也不约而若期。夫为人主者，诚奈何而不慎哉？"（《连语》）这是说作为"圣天子之后"的纣，尽管他"有天下而宜然"，但是当他一旦"背道弃义"，不按道德规范行事，那么天下之人就会不约而同地起而反对他。"纣将与武王战，纣陈其卒，左臆右臆，鼓之不进，皆还其刃，顾以乡（向）纣也"（同上），这一事实便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
楚怀王骄做自大，目空一切，自己既不注重道德修养，却一心想称霸天下。"铸金以象诸侯人君，令大国之王编而先马，梁王御，宋王骖乘，周、召、毕、陈、滕、薛、卫、中山之君皆象使随而趋。诸侯闻之，以为不宜，故兴师而伐之。楚王见士民为用之不劝也，乃征役万人，且掘国人之墓。国人闻之振动，昼旅而夜乱。齐人袭之，楚师乃溃。怀王逃适秦，克尹杀之西河，为天下笑。"（《春秋》）这些例子都说明，如果人君不注重道德修养，那么必然危及自己的江山。贾谊认为，不重道德，国破人亡；重道德修养，小国也可以国若金汤，甚至遇难呈祥。他认为邹穆公的例子就说明了这一点。邹国是一个小国，但穆公很注意自身的道德修养："王舆不衣皮帛，御马不食禾寂，无淫僻之事，无骄熙之行，食不众味，衣不杂采，自刻以广民，亲贤以定国，亲民如子。邹国之治，路不拾遗，臣下顺从，若手之投心。是故以邹于之细，鲁、卫不敢轻，齐、楚不能胁。邹穆公死，邹之百姓若失慈父，行哭三月。四境之邻于邹者，土民乡（向）方而道哭，抱手而忧行。酣家不讎其酒，屠者罢列而归，做童不讴歌，舂筑者不相杵，妇女抉珠瑱，丈夫释玦靬，琴瑟无音，期年而后始复。"（《春秋》）贾谊由此得出结论："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诸侯有道，守在四邻。"（同上）
在《礼容语下》篇，贾谊还曾记载一个周室复兴的故事。叔向曾经预言，周室因有单于为臣，必将复兴。叔向的理由就是，单于特重道德修养。他说："昔史佚有言曰："动莫若敬，居莫若俭，德莫若让，事莫若资。'今单子皆有焉。夫宫室不崇，器无虫镂，俭也；身恭除洁，外内肃给，敬也；燕好享赐。虽欢不逾等，让也；宾之礼事，称上而差，资也。若是而加之以无私，重之以不侈，能辟怨矣。居俭动敬，德让事资，而能辟怨，以为卿佐，其有不兴乎。"贾谊说周代至平王东迁之后，王室"稍稍衰弱不坠，当单子之佐政也，天子加尊，周室加兴。"这说明，只要注重道德修养，衰弱者亦可复兴。
显然，贾谊的这些说法有过于夸大道德作用之嫌，但其重视社会道德作用的思想，却是应该肯定的。
（三）对一些重要伦理范畴的分析
贾谊曾引管于的话："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日丑。""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见《俗激》）这表明，他对管于讲的"四维"，即礼、义、廉、耻（丑）是十分重视的。贾谊不仅从整体上论述过"四维"的重要性，而且在他的著作中对礼、义、廉、耻等范畴也分别作过很多论述。关于贾谊对礼的论述，我在第三章曾进行过详细的分析，这里要说的还有两点。其一，贾谊的礼治思想，固然主要是一个政治概念，但也包含有许多伦理道德方面的内容。他曾说："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礼》）。这堤说，礼是道德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他又说："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大和妻柔，姑慈妇听，礼之至也。"这里是进一步说明，礼是调整人们各种关系和行为的最高标准，这个标准又因人们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因而又需要若干具体标准来落实，这就是为君应仁，为臣应忠，为父应慈，为子应孝，为兄应爱，为弟应敬，为夫应和，为妻应柔，为姑应慈，为妇应听。处于不同地位的人，按自己应遵守的行为规范行事，也就是遵守了礼这个最高标准的要求。其二，贾谊还对与礼相近的一些范畴，如敬、信等作过分析。"敬"字在中国伦理学史上是一个重要范畴，有时作对工作严肃认真解，如孔子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这里的"敬事"就是指严肃地对待工作；"信"则是指诚实无欺，讲究信用。敬，亦可作待人真心诚意有礼貌解，如孔子说："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论语·里仁》）这里的"敬"就是指恭敬。贾谊论敬，大体上也是这两个方面的含义。例如在《修政语上》他说："帝舜曰：'吾尽吾敬而以事吾上，故见谓忠焉；吾尽吾敬以接吾敌，故见谓信焉；吾尽吾敬以使吾下，故见谓仁焉。是以见爱亲于夭下之人，而见归乐于天下之民，而见贵信于天下之君。故吾取之以敬也，吾得之以敬也。'故欲明道而谕教，唯以敬者为忠必服之。"这里，所谓尽敬以事上，尽敬以接敌，尽敬以使下，其"敬"均有严肃认真。诚实无欺之意。贾谊还曾引用鬻子答周成王的话："为人下者敬而肃，为人上者恭而仁，为人君者敬士爱民，以终其身。"（《修政语下》）这里前一"敬"字，作严肃认真解，后一"敬"字，则作"恭敬"解，所以贾谊说："接遇肃正谓之敬，反敬为嫚。"（《道术》）"不以礼节无以谕敬也"（《修政语下》）。贾谊颇重"信"的作用。他说："期果言当谓之信"（《道术》），并认为信是"守道"的一种表现："是以道高比于天，道明比于日，道安比于山。故言之者见谓智，学之者见谓贤，守之者见谓信，乐之者见谓仁，行之者见谓圣人。故惟道不可窃也，不可以虚为也。"（《修政语上》）所谓"不可以虚为"，也就是不要虚伪，虚伪的反面便是信、诚实无欺。贾谊认为"信"是政治道德中一个首要的原则："故黄帝职道义，经天地，纪人伦，序万物，以信与仁为天下先。"（同上）作为一个人主，要使天下人相信自己，自己之"所信"必须正确，而且必须确实相信这些信仰。所以贾谊说："故君之信在于所信，所信不信，虽欲论信也，终身不信矣。故所信不可不慎也。"（《大政下》）贾谊所讲的"所信"为何物？即道。因为他认为"教者，政之本也；道者，教之本也。有道，然后教也；有教，然后政治也；政治，然后民劝之；民劝之，然后国丰富也。"（同上）人君只有自己信道笃，人民才会相信他，这便是贾谊说的"君之信在于所信"。贾谊论义，往往与利相对而言。一方面，他继承了儒家重义轻利的传统，主张"为人臣者，主丑亡身，国丑亡家，公丑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义所在。"（《阶级》）他认为一个大臣，只有"顾行而忘利，守节而服义"，才"可以托不御之权，可以托五尺之孤。"（同上）贾谊这里所说的"利"，显然是指个人利益，而"义"则是指国家利益，天下之公利。贾谊曾给义下过一个定义："义者，德之理也"；"德生理，理立则有宜，适之谓义。义者，理也，故日'义者，德之理也。'"（《道德说》）这种"理"在实际生活中，便表现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关系，即后世所说的三纲。所以贾谊具体讲到义的时候，往往就是指封建社会中的这种等级伦理关系。我们看他在《时变》一文中批评商鞅"功成而败义"，其所谓"义"的内容就是讲的这些关系。贾谊认为，一个人人格的高下，关键在于他是否重义。他说："官有假而德无假，位有卑而义无卑。故位下而义高者，虽卑，贵也；位高而义下者，虽贵，必穷。"（《大政上》）一个人只要他重义，即使他位卑，其人格也是可贵的；反之，即使他官居高位，其人格也是可鄙的，总有一天会倒霉。因此，为了培养高尚的品德和人格，人们便要重义轻利。惩忿忘欲。贾谊认为太傅的职责，就是要辅助天于做到"惩忿忘欲"（《傅职》），就说明了这一点。
另一方面，贾谊也并不是绝口不言利。他认为人们虽然不要计较和追求私利，但是要为人民大众谋利益。他曾以大禹的口气说："民无食也，则我弗能使也；功成而不利于民，我弗能劝也。"（《修政语上》）这说明贾谊对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还是十分关心的。正是从这种观点出发，贾谊认为，人们固然应该注意君臣之义，不能臣放君、下拭上，但是当人君暴虐无道之时，为了人民的利益，臣下还是可以放君。拭君的。他说：殷汤放桀，武王弑纣，此天下之所同闻也。为人臣而放其君，为人下而弑其上，天下之至逆也；而所以有天下者，以为天下开利除害，以义继之也。故声名称于天下而传于后世，隐其恶而扬其德美。立其功烈而传之于久远，故天下皆称圣帝至治。（《立后义》）
对于汤放桀，武王伐纣，盂子也曾有过议论，但由于他讳言利，所以不敢直截了当地承认武王"杀君"，而要替圣人讳，名之日"诛一夫"。因此当人们问他"臣杀其君，可乎？"时，他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拭君也。"（《孟子·梁惠王下》）孟子的这种说法，在古代固然是一种大胆的言论，但毕竟不如贾谊这样直接痛快。因为贾谊不象孟子那样，处处讳言利害，而是承认"为天下开利除害"的正义性，并且认为为了天下人之利益，可以先讲利，然后"以义继之"。基于同样的理由，他也充分肯定汉高帝为天下"兴利除害"的正义性："高皇帝起于布衣而兼有天下，臣万方诸侯，力天下辟，兴利除害，寝天下之兵，天下之至德也。"（《立后义》）显然，贾谊这种观点与孟子相比，更加开明和进步一些。贾谊不仅讲天下之公利，而且认为在处理人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包括亲子关系时，亦应讲利。例如，他说："亲爱利子谓之慈，反慈为器；子爱利亲谓之孝，反孝为孽；爱利出中谓之忠，反忠为倍；心省恤人谓之惠，反惠为困"（《道术》）。这说明，在贾谊看来，在忠、孝、慈、惠这些属于"义"的伦理范畴中，同样内含着"利"的成份。这一认识是符合辩证法的。因为在人际关系中，不可能只有义的一面，而无利的一面。试想，父母如果只在口头上讲爱护子女，而不给他们以必要的衣食供养，又怎能谈得上"慈"呢？同理，子女只在口头上讲尊敬老父老母，而不从经济上赡养父母，又怎能谈得上"孝"呢？当然，"利"既有物质方面的，也有精神方面的，一定的义总要辅之以一定的利，离开利而谈义，义往往便成了虚伪的空谈。
贾谊对廉的论述颇多。他认为"辞利刻谦谓之廉，反廉为贪。"（《道术》）这就表明，廉是与贪相对立的一个范畴，其基本要求就是反对贪污腐化。贾谊说："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废者，不谓曰不廉，曰'簠簋不饰'；坐污秽男女无别者，不谓污秽，曰'帷簿不修'"（《阶级》）。这段话尽管是从礼的角度讲如何对待大臣的贪污腐化行为，但同时也表明，所谓"廉"是针对贪污腐化而言的。要反对贪污腐化，就必须坚持廉洁奉公，励行节俭。在《礼容语下》篇，贾谊就曾提出"俭而敬"的主张，认为"居莫若俭"；"夫宫室不崇，器无虫镂，俭也"，"若是而加之以无私，重之以不侈，能辟怨矣。"这就表明，提倡节俭，反对奢侈浪费，是实行廉政的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贾谊认为，廉的范围包括很广，衣、食、住、行乃至用人行政，无不与廉有关，而廉之要点在于"自刻以广民"（《春秋》）和"无私"。
贾谊说的"耻"就是孔于说的"行己有耻"（《论语·子路》），即要使自己的行为保持羞耻之心。贾谊著作中，常常廉耻并用。他认为，最高统治者要特别注重培养臣下，特别是大臣的廉耻之心，使之成为有气节的人。他说：顽顿无耻，溪苟无节，廉耻不立，则且不自好，则苟若而可，见利则趋，见便则夺。主上有败，困而揽之矣；主上有患，则吾苟免而已，立而观之耳；有便吾身者，则欺卖而利之耳。人主将何便于此？群下至众，而主至少也，所托财器职业者率于群下也。俱无耻，俱苟安，则主上最病。（《阶级》）
如何才能使臣下养成廉耻之心呢？贾谊认为，就在于人主必须礼貌大臣："遇之有礼，故群臣自喜；厉以廉耻，故人务节行。上设廉耻礼义以遇其臣，而群臣不以节行而报其上者，即非人类也。"（同上）反之，如果人主对大臣戮辱太迫，那么"大官"便会产生"徒隶无耻之心"（同上）。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贾谊伦理思想的范畴体系，是以礼、义、廉、耻为其纲。他对这些范畴的诠释，虽有不少合理因素，但不可讳言的是，也有不少封建的糟粕。这两方面的东西，在中国封建社会均长期发生过影响.就是在今天，仍值得我们加以批判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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