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的辩证法思想十分丰富。他继承先秦道家的辩证法思想，而扬弃其相对主义的糟粕，并以之来观察汉初的社会矛盾运动，因而有着鲜明的时代特点。
（一）关于物质运动的绝对性
贾谊说："万物变化兮，固无休息。斡流而迁兮，或推而还；形气转续兮，变化而蟺。"（《鵩鸟赋》）意思是说，万物的变化是没有休止的，事物的旋转迁徙也是来回不停的，有形的物和无形的气之间的相互转化也是不断地交替的。贾谊认为，不仅自然现象如此，社会人事现象亦复如此："彼吴强大兮，夫差以败；越栖会稽兮，句践霸世。斯游遂成兮，卒被五刑；傅说胥靡兮，乃相武了。"（同上）这就是说，世间没有不运动变化的事物，社会现象也不例外。强大的国家，也有衰败之时；失败了的国家，只要卧薪尝胆，也有重新振兴的机会；有的人荣显于一时，却不得善终；有的人暂时不得志，最后却又往往升迁。贾谊认为，不仅古代历史证明，社会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而且当代历史发展同样证明了这一点："秦国失理，天下大败。??囊之为秦者，今转而为汉矣。"（《时变》）秦始皇灭六国，振长策而御字内，履至尊而制**，其功不可谓不伟，其势不可谓不重，可是当他一旦"失理"，"凡十三岁而社稷为墟"（同上）。这个血的教训给汉代统治者的印象是极为深刻的。但是，他们又象一切统治者一样，总希望自己的统治做到长治久安。这样便出现了一个矛盾：一方面；是社会的客观现实的确存在矛盾，而且由于这些矛盾的运动，推动着社会不断向前发展；另一方面，作为统治者则又总是想避免或缓和这些矛盾，从而使自己的江山永固，王位传至无穷。这个矛盾的实质，是不平衡与平衡、绝对运动与相对静止之间的矛盾。因为不平衡总是绝对的，正如运动是绝对的一样；而平衡和静止则是相对的。而人类社会要求得到正常发展，特别是统治者要维持其稳定的统治，又总是希望保持社会的相对平衡。这就要求人们正确处理不平衡与平衡、绝对运动与相对静止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与贾谊同列的一些朝廷重臣，虽然也希望汉王朝长治久安，但他们看不到各种潜伏着的社会矛盾，只知道一味地高喊"天下已安矣"，"天下已治矣"。而贾谊则与此不同，他不仅认为社会矛盾是客观存在的，而且认为是十分尖锐的，因而天下并"未安"、"未治"。显然，那种无视矛盾的态度是错误的，因为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尽管人们主观上无视它或者企图掩盖它，但它仍在发展和演化，一旦矛盾尖锐化时，人们就会措手不及，想安也无法安了。这就如同贾谊所说："夫抱火措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偷安者也。"（《数宁》）"偷安"是无济于治的。唯一正确的方法，是正视矛盾，采取正确的对策，及时调节和处理各种矛盾，在绝对运动中求得相对的静止，在不平衡中求得相对的平衡。贾谊就是这样做的。他看到了当时社会的"不治"，于是"陈治安之策"（《数宁》），就是要发挥统治者的主观能动性，以正确的政策去求得长治久安。这种方法就是动中求静，即从运动中求得暂时的、相对的平衡。关于这一点，贾谊说过一段暑名的话："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因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过秦下》）这就是说，人们只有根据历史的经验教训和对现实的社会矛盾运动态势的分析，因势利导，采取有计划有步骤的方法，进行改革，才能使国家长治久安。贾谊的这种动中求静的方法是符合辩证法的。因为事物（包括社会）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并且有着自己发生、发展和消亡的内在规律。人们无法取消那些客观存在着的矛盾，但是却可以认识这些矛盾及其发展规律，并且根据这种规律，采取相应的对策，使之沿着有利于人们需要的方向发展。在社会生活中，这种调整和解决矛盾的方法便是改革和革命。如果说革命是矛盾尖锐化的一种解决方法的话，那么改革则是当社会基本矛盾并未发生尖锐对抗，但局部地发生了对抗时的一种解决或调整矛盾的措施。历史的经验证明，改革之所以重要和必要，就是因为它不仅可以解决一些局部的、次要的矛盾，而且可以从整体上缓和和调整社会的主要矛盾或基本矛盾，从而使社会保持基本稳定。反之，如果无视客观矛盾，甚至否认矛盾，粉饰太平，那么局部的矛盾不仅可能扩大，而且会影响全局，使整个社会的矛盾也渐趋尖锐化，那时革命便会到来，想安定也安定不了了。贾谊认为，秦王朝的教训就是如此。面对秦代社会各种日益尖锐的矛盾，"秦王足己而不问，遂过而不变。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祸。子婴孤立无亲，危弱无辅。三主之惑，终身不悟，亡不亦宜乎？"（《过秦下》）拒绝小的变化和改革，看来可以图安逸于一时，但最终带来的却是社会大动乱和大革命。贾谊对秦王朝的这种"遂过而不变"的教训，体会是十分深刻的，所以他向汉文帝大声疾呼："变化因时"，即要根据社会矛盾运动发展的新情况，及时进行改革和变法。他认为只有用这种局部的小改小革，才能防止社会矛盾从整体上激化，才能使汉王朝的江山永固，从而避免社会的大动乱。尽管贾谊的这些主张都是替统治阶级着想的，但他的这种从动中求静，即在运动中求平衡的方法，却是合理的，并且给人以启示，使人们看到了辩证法的强大生命力。
（二）运动的原因在矛盾
贾谊不仅指出了物质运动的绝对性，而且指出引起这种运动的原因在于矛盾，即阴阳两种对立势力的相薄、相荡。在《鹏鸟赋》中，他把"阴阳"比作"造化"造物的"炭"，说"且夫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工；阴阳为炭兮，万物为铜"。这是很有道理的，反映了他对矛盾是事物运动的动力的认识。贾谊的矛盾观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点：其一，是承认矛盾的普遍性。贾谊认为，"阴阳"（即矛盾）现象是普遍存在的，不仅天地有阴阳，社会人事现象中有阴阳，就是"声音之道"也离不开阴阳。他说："声音之道以六为首，以阴阳之节为度。旱故一岁十二月，分而为阴阳，各六月。是以声音之器十二钟，钟当一月，其六钟阴声，六钟阳声，声之术，律是而出，故谓之六律。六律和五声之调，以发阴阳、天地、人之清声，而内合六行、六法之道。"（《六术》）这就是说，音乐虽然是人造出来的，但其产生却是摹仿自然、社会和人的声音而来的。自然、社会和人的运动自身固有阴阳的对立统一和节律，故声音之道也有阴阳之节，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发阴阳、天地、人之清声"。
贾谊最关心的还是分析社会矛盾，所以他关于社会矛盾普遍性的言论最多。例如，他认为秦王朝为什么能灭亡六国统一天下，就是因为它结束了战国时期社会矛盾白热化的状况，使人民取得休养生息的机会："周室卑微，五霸既灭，令不行于天下。是以诸侯力政，强凌弱，众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罢弊。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于也。即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过奏中》）这里说的"诸侯力政，强凌弱，众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罢弊"，便是对战国时期社会矛盾尖锐化的生动写照。他在谈到秦王朝为什么那么快就覆亡时指出，这是由于秦统治者不懂得"劳民之易为政"的道理，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去缓和战国时期已存在的社会矛盾，相反，而是火上加油，进一步激化了这些矛盾："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赏罚不当，赋敛无度。天下多事，吏不能纪；百姓困穷，而主不收恤。然后，奸伪并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众，刑戮相望于道，而天下苦之。自群卿以下至于众庶，人怀自危之心，亲处穷苦之实，咸不安其位，故易动也。"（《过奏中》）这段话，既说明了造成秦末社会矛盾激化的原因，也说明了这种矛盾的普遍和严重的程度。所谓"自群卿以下至于众庶，人怀自危之心"，说明不仅下层社会被矛盾所逼无法生活下去了，而且上层社会也已经分崩离析，无法再维持其统治地位了。当社会矛盾尖锐化时，不仅社会生活中一些是非观念会颠倒，而且某些本应是互相合作的关系也会变成对抗的关系。所谓王朝末世的社会生活混乱，往往就是通过这种颠倒和对抗表现出来的。贾谊在描述秦王朝末世"天下乱至矣"的现象时，也正是揭示了这种颠倒和对抗，他说："秦国失理，天下大败。众掩寡，知欺愚，勇劫惧，壮凌衰；工击夺者为贤，善突盗者为哲；诸侯设谄而相伤，设輹而相绍者为知。天下乱至矣！"（《时变》）按理"众"应该是助"寡"的，"知"者应该是爱护"愚"者的，"勇"者应该是支援"俱"者的，强"壮"者是应该帮助"衰"弱者的，可是当人们只顾自己利益而互相争夺时，就会出现"众掩寡，知欺愚，勇劫惧，壮凌衰"的反常现象。
贾谊认为，社会生活中互相矛盾的现象决不是个别的，而是普遍存在的。他在《道术》篇论述"品善之体"时，一连举出五十六对互相矛盾的概念。如说："亲爱利子谓之慈，反慈为嚣；子爱利亲谓之孝，反孝为孽；爱利出中谓之忠，反忠为倍"；"言行抱一谓之贞，反贞为伪"；"据当不倾谓之平，反平为险；行善决衷谓之清，反清为浊；辞利刻谦谓之廉，反廉为贪；兼覆无私谓之公，反公为私；方直不曲谓之正，反正为邪"；"恻隐怜人谓之慈，反慈为忍"；"施行得理谓之德，反德为怨"；"功遂自却谓之退，反退为伐；厚人自薄谓之让，反让为冒；心兼爱人谓之仁，反仁为戾"；"缘法循理谓之轨，反轨为易；袭常缘道谓之道，反道为辟；广较自敛谓之俭，反俭为侈；费弗过适谓之节，反节为靡"；"深知祸福谓之知，反知为愚"；"行归而过谓之顺，反顺为逆"；"辞令就得谓之雅，反雅为陋；论物明辩谓之辩，反辩为纳"；"持节不恐谓之勇，反勇为怯"。凡此种种足以说明，如果没有对社会生活中各种矛盾现象的深刻认识和体验，是无法作出如此系统和准确的表达的。
（三）对汉代社会矛盾结构的分析
贾谊善于把握复杂矛盾体的层次结构及其发展趋势。社会矛盾是由诸多矛盾组成的一个矛盾复合体，汉初社会的情况也不例外。当时，既有中央政权与诸侯王国之间的矛盾，又有汉族人民与匈奴之间的矛盾；此外，还有豪强地主、富商与农民之间的矛盾，等等。面对这些矛盾，贾谊并不是井列地去分析，相反，他十分注意分清矛盾的主次。首先，他认为当时最突出的矛盾就是中央政府和诸侯封国之间的矛盾。贾谊清醒地看到，当时许多诸侯王均怀异心："今或亲弟谋为东帝，亲兄之子西向而击，今吴又见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义未过，德泽有加焉，犹尚如是，况莫大诸侯权力且十此者乎！"（《治安策》）贾谊形象地指出，诸侯王势力膨胀的结果，必然象人患了水肿病一样，"一胫之大几如腰，一指之大几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搐，身虑亡聊。"（同上）所以他认为这是一种值得"痛哭"的病。为了理正中央政府和诸侯王国之间的关系，使之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贾谊提出了"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主张。贾谊把中央政府和诸侯王之间的矛盾，看成是最突出的矛盾，从当时政治形势来看是有道理的，涸为当时直接威胁文帝统治地位的，首先是各同姓诸侯王。其次，贾谊把汉族政权与匈奴之间的矛盾，看作是仅次于中央政府和诸侯王矛盾的一个重要矛盾。他把汉王朝的天子比作"首"，把匈奴比作"足"。本来。首在上，足居下，可是当时的形势却是"足反居上，首顾居下，倒县如此，莫之能解，犹为国有人乎？"因此贾谊认为这是一件值得"流涕"的事情。贾谊把这个矛盾摆在第二位加以强调，也是有道理的。因为匈奴的势力虽不象诸侯王那样，直接威胁着汉朝天子的统治地位，但其"嫚侮侵掠"，不仅严重损害了汉统治者的"威严"，更重要的是损耗了汉朝的国力，使"西边北边之郡，虽有长爵不轻得复，五尺以上不轻得息，斥候望烽隧不得卧，将吏被介胄而睡"（同上）。再次，贾谊分析了豪商大地主和小农之间的矛盾。他把这个矛盾摆在当时社会矛盾的第三位，这也是符合实际的。当然，从根本上来说，在封建社会中，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矛盾是最基本的矛盾，对统治阶级地位威胁最严重的是农民起义。但是在汉初，农民起义平息还不久，统治者实行轻谣薄赋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地主阶级与农民之间的矛盾，因而出现了"文、景之治"的"太平盛世"。贾谊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在这个"太平盛世"之初，即揭露了这个潜在着的矛盾。他深刻地指出了当时剥削阶级奢靡成风所隐藏的危险性："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饥，不可得也。饥寒切于民之肌肤，欲其亡为奸邪，不可得也。国已屈矣，盗贼直须时耳。"（同上）因而提出了与之相适应的一些对策。
贾谊在分析矛盾时。不仅善于从各种矛盾的主次关系上加以把握，而且善于从矛盾本身发展的过程和趋势上加以把握，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他所提出的"积渐"上。所谓"积渐"，就是他认为矛盾的发展有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积渐然，不可不察也。"（《治安策》）但是，贾谊认为这种"积渐"的过程又不是人力无法加以控制的过程，相反，只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是可以控制的，所以他说："人主之所积，在其取舍。以礼义治之者，积礼义；以刑罚治之者，积刑罚。刑罚积而民怨背，礼义积而民和亲。"（同上）因此，贾谊特别强调要"审微"，他说："'善不可谓小而无益，不善不可谓小而无伤。'非以小善为一足以利天下，小不善为一足以乱国家也。当夫轻始而做微，则其流必至于大乱也，是故子民者谨焉。彼人也，登高则望。
临深则窥，人之性非窥且望也，势使然也。夫事有起奸，势有召祸。老聃曰：'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管仲曰：'备患于未形，上也。??智禁于微。次也。'事之适乱，如地形之惑人也，机渐而往，俄而东西易面，人不自知也。故墨子见衢路而哭之，悲一趾而缪千里也。"（《审微》）贾谊这段论述表明，他对事物发展的"度"的把握是十分清醒的："非以小善为一足以利天下，小不善为一足以乱国家"，这是说个别的、部分的变化虽不会立即影响大局，但是，"当夫轻始而傲微，则其流必至于大乱也"，就是说如果不注意这些个别的、部分的变化，那么当它们积累多了，形成为一种"流"，就会产生质变（"大乱"）。这种分析是符合辩证法的。
（四）关于矛盾转化的思想
贾谊不仅善于分析矛盾，而且懂得矛盾着的对立双方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他反复强调："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忧喜聚门兮，吉凶同域。"（《鹏鸟赋》）显然，这是对老子辩证法思想的继承。但是，老子看到世事的变化无常（"孰知其极"）便产生宿命论思想，因而主张无为。这种宿命论思想在贾谊被贬长沙期间所作《鹏鸟赋》中也有所反映，但其大量的政论著作中，则更多地是强调有为，即认为矛盾可以转化，通过人们的主观努力，促成事物向有利的方向发展。这就是他所说的"善为天下者，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铜布》）贾谊认为，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而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首先，要善于抓住时机。他在谈到文帝时期同姓王作乱的危险时，就反复强调及时削藩的必要性。他说："时且失矣，心窃踊跃，离今春难为已。天倾、时倾、足力倾，能孰视而弗肯理以倾时之失，岂不靡哉！"（《宗首》）其次，要采取正确的策略和方法。在《退让》一篇中，贾谊举了一个例子：梁国与楚国交界的两方边亭均种瓜，梁方由于管理得法，瓜长得好，楚方却由于没有认真管理，瓜长得很差。楚方戍卒不但不自我反省，反而心生嫉妒，去破坏梁方的瓜。梁方发现后，戍卒也要去破坏楚方的瓜，可是县令宋就不仅不同意，而且指使戍卒暗中助楚方把瓜种得很好。宋就此举，导致了"梁楚之欢"。贾谊由此得出结论："语曰：'转败而为功。因祸而为福。'老子曰：'报怨以德。'此之谓乎。夫人既不善，胡足效哉？"这就是说，只要方法对头，是可以促成坏事向好事转化的。最后，只要善于总结经验教训，也可以变坏事为好事。在《先醒》一篇，贾谊把人主分为三类：先醒、后醒、不醒，所谓"先醒者"是"未治也知所以治，未乱也知所以乱，未安也知所以安，未危也知所以危"；"后醒者"是"既亡矣。而乃寤所以存"；"不醒者"则是"己亡矣，犹不寤所以亡"。"故先醒者，当时而伯；后醒者，三年而复；不醒者，枕土而死，为虎狼食。"这说明，"后醒者"尽管失败了，但能从失败中吸取经验教训，最后，"转败而为功"。
（五）关于矛盾的斗争性与同一性
在矛盾的斗争性与同一性关系上，贾谊着重强调的是同一性。他在《容经》中指出："语曰：'审乎明王，执中履衡。'言秉中适而据乎宜。故威胜德则淳（憝），德胜威则施（弛）。威之与德，交若缪纆，且畏且怀，君道正矣。'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显然，这既是对老子"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四十二章）思想的继承，也是对孔子中庸思想的继承。这不仅可以从这段话中所引孔子关于文质关系的论述看出，也可以从这段话之前贾谊叙述有关孔子的一个故事看出。贾谊说，孔子在问子弟家人安时，其礼节是很不一样的。问其父母之安时，孔子是"举杖磐折而立"，毕恭毕敬；问其兄弟之安时，是"放杖而立"；问其妻子之安时，是"曳杖倍下而行"。贾谊认为，孔子"身之倨佝，手之高下，颜色声气，各有宜称，所以明尊卑，别疏戚也。"可是子路只看到孔子问其父母之礼，便说孔子问安都是"举杖磐折而立"。孔子批评子路这种知其一而不知其二的片面性说："由也，何以遗忘也。"就是说，子路你为什么只抓住我的礼节中的一种情况就把它说成是一般通例呢？由此，贾谊得出结论："故过犹不及，有余犹不足也。"（同上）贾谊接着又分析了《周易》的乾卦。他认为这一卦所说的"龙"是天子的象征。"亢龙往而不返，故《易》曰：'有悔。'侮者，凶也。潜龙人而不能出，故曰：'勿用。'勿用者，不可也。"在贾谊看来，"亢龙"和"潜龙"都过于走极端了，不符合天子应有的威仪，他认为只有飞龙非常适中，故曰："龙之神也，其惟飞龙乎，能与细细，能与巨巨，能与高高，能与下下。吾故曰：龙变无常，能幽能章。故至人者，在小不宝（塞），在大不窕；狎而不能作，习而不能顺；佻不惛，卒不妄；饶裕不赢，迫不自丧；明是审非，察中居宜。此之谓有威仪。"（《容经》）
贾谊这种"执中履衡"、"察中居宜"的主张，固然是对古代"中庸"思想的继承，同时也是汉初社会现实需要的反映。因为贾谊看到，秦王朝是在阶级矛盾极端尖锐化形势下灭亡的，汉王朝建立不久，又面临着许多日趋尖锐的社会矛盾，他深刻地理解，要在尖锐的矛盾对抗中求得"长治久安"是不可能的，因此在政治上积极主张因时变法，实行礼法结合的统治方术，在哲学上便积极主张调和和缓解矛盾，实现"中"与"和"。这些主张，首先当然是有利于统治阶级的，但在客观上对于长期处于动乱中的人民群众来说，也可以给他们一个相对稳定的休养生息的环境。正因为如此，所以贾谊在他的著作中反复强调中、和的重要性。例如他认为，"昊天之旱"，就是因为天气"失精和之正理"，也是由于"在位者""政治失中而违节"（《旱云赋》）。他认为人主在处世接物时，只有"刚柔得适谓之和，反和为乖"（《道术》）。这里讲的"刚"，也就是《修正语下》所说的"严"，所谓"刚柔得适"就是礼法兼备。但在贾谊看来，礼与法。和与严相比、礼与和更为重要。他引周武王问鬻子："寡人愿守而必存，攻而必得，战而必胜，则吾为此奈何？"鬻子曰："唯攻守而胜乎同器，而和与严其备也。故曰：和可以守而严可以守，而严不若和之固也；和可以攻而严可以攻，而严不若和之得也；和可以战而严可以战，而严不若和之胜也。则唯由和而可也。"（修政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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