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贾谊并不反对分封制
面对同姓诸侯王的骄恣和叛乱，贾谊十分忧虑，认为是值得"痛哭"的一个危险事态。他把中央政权比作"本"，把诸侯王比作"末"，认为让诸侯王的权势任意扩大，是一种"轻本而重未"的作法，其结果必然导致"尾大不掉，未大必折"的局面。贾谊在当时并不是从根本上反对分封制，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对秦王朝的批评中看出。他说"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而为都，输将摇使，其远者不在五百里而至；公侯地百里，中之而为都，输将摇使，远者不在五十里而至。输将者不苦其劳，摇使者不伤其费。故远方人安其居，士民皆有欢乐其上，此天下之所以长久也。及秦而不然，秦不能分尺寸之地，欲尽自有之耳。输将起海上而来，一钱之赋耳，十钱之费，弗轻能致也。上之所得甚少，而民毒苦之甚深，故陈胜一动而天下振。"（《属远》）在《过秦中》一文中，贾谊又把秦二世不能"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后，建国立君以礼天下"，作为其失败的原因之一。这种分析，从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郡县制取代分封制来看，当然是不正确的，但却有其认识上的原因，这就是如王夫之所说："汉初封诸侯王之大也，去三代未远，民之视听，犹习于封建之旧，而怨秦之孤，故势有所不得遽革也。"（《读通鉴论》卷二）贾谊虽然不反对分封制，但他却从汉初几十年分封制的实践中看出，如果不从制度上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对诸侯王加以限制；那么他们的势力就会更加膨胀，"本细末大"的状况也就会更加严重。所以他沉痛地向文帝进谏：天下之势方病大痉。一胫之大几如要，一指之大几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搞，身虑亡聊。失今不治，必为铜疾，后虽有扁鹊，不能为已。病非徒瘇也，又苦蹠戾。元王之子，帝之从弟也；今之王者，从弟之子也。惠王之子，亲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亲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权以逼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瘇也，又苦蹠戾。"可痛哭者，此病是也。（《治安策》）
当然，也许贾谊把当时的形势说得过于严重了一点，因为正如他自己所说："然而天下少安者，何也？大国之王幼在怀袄，汉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数年之后，诸侯王大抵皆冠，血气方刚，汉之所置傅归休而不肯住，汉所置相称病而赐罢，彼自丞尉以上偏置其私人，如此，有异淮南、济北之为耶！此时而乃欲为治安，虽尧、舜不能。臣故曰，时且过矣，上弗早图，疑且岁间（俞樾《诸子平议》谓"间"当"闻"）所不欲焉。"（《宗首》）也就是说，贾谊之所以反复强调本细末大的危险性，是希望能够引起最高统治者对事态发展的严重性的重视，及早采取措施，防患于未然。
采取什么措施来防止诸侯王势力的膨胀呢？贾谊提出了两个方面的措施：其一曰定礼制，其二曰定地制。所谓定礼制，就是针对诸侯王在礼制上的僭越，强调必须严格区分等级，使诸侯王严格按人臣之礼行事，从而维护天子的最高威严。关于这一方面的内容，我们在本书第三章已作了介绍，这里不再重复。然而礼制是属于外在的。表面的东西，它们虽然可以从形式上对诸侯王予以限制，但毕竟无法从根本上制止诸侯王势力的膨胀。因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诸侯王在礼制上的潜越，正好反映了他们经济实力的强大。而这种经济上的强大，在封建社会又是与诸侯王国土面积的辽阔分不开的。对此，贾谊是有着深刻认识的。所以，他除了强调定礼制之外，更突出地强调"定地制"。贾谊从汉初异姓诸侯王的覆灭，得出一条经验教训："大抵强者先反。"他说："淮阴王楚最强，则最先反；韩王信倚胡，则又反；贯高因赵资，则又反；陈兵精强，则又反；彭越用梁，则又反；黥布用淮南，则又反；卢绾国比最弱，则最后反。长沙乃才二万五千户耳，力不足以行逆，则功少而最完，势疏而最忠。全骨肉时长沙无故者，非独性异人也，其形势然矣。囊令樊、郦、绛、灌据数十城而王，今虽以残亡可也；令韩信、黥布、彭越之伦列为彻侯而居，虽至今存可也。然则天下大计可知已。欲诸侯王皆忠附，则莫若令如长沙；欲勿令葅醢，则莫若令如樊、郦、绛、灌；欲天下之治安，天子之无忧，莫如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无邪心。"（《藩强》）贾谊这里讲的"强"固然包括多方面的因素，但土地和人口却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长沙王只有二万五千户，战功又不如韩信、彭越、黥布等人显赫，所以不敢怀异心。当然，汉初异姓诸侯王的谋反，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这里，既有诸侯王本人的野心，也有中央政府出于加强集权的原因，而采取的某些阴谋手段。但是，从客观上来说，一些诸侯王国的强大，导致本细末粗，尾大不掉的局面，的确对中央政府形成一种巨大威胁。鉴于这种情况，贾谊提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可以说是抓住了削弱诸侯王势力的一个关键。
（二）定地制的思想实质
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具体实施方案，就是"定地制"。他说：割地定制，齐为若干国，赵、楚为若干国，制既各有理矣。于是齐悼惠王之子孙，王之分地尽而止，赵幽王、楚元王之子孙，亦各以次受其祖之分地，燕、吴、淮南他国皆然。其分地众而子孙少者，建以为国，空而置之，须其子孙生者，举使君之。诸侯之地其削颇入汉者，为徙其侯国及封其子孙于彼也，所以数偿之。故一寸之地，一人之众，天子无所利焉，诚以定治（制）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五美》）对于贾谊这种"割地定制"的思想，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它贯穿着贾谊一贯主张的仁政思想。贾谊提出的"割地定制"，打的是"仁"、"义"的旗号：地制一定，宗室子孙虑莫不王。制定之后，下无背叛之心，上无诛伐之志，土下欢亲，诸侯顺附，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地制一定，则帝道还明而臣心还正，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贯高、利几之谋不生，柴奇、启章之计不萌，细民乡善，大臣效顺，上使然也，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义。地制一定，卧赤子在席之上而天下安，待遗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乱，社稷长安，宗庙久尊，传之后世，不知其所穷。故当时大治，后世诵圣。（《五美》）
可是，贾谊的这些仁、义说教，一时还难以改变汉文帝的主意。因为当时文帝正信奉黄老之学，崇尚无为，加之人承帝统不久，基础不固，不敢过多地去触犯那些诸侯王。对此，贾谊是颇不以为然的。所以在《藩伤》一文中，贾谊批评这种"无为"实际上是"善低莫邪而予邪子"的自杀政策，"甚非所以全爱子者也"。他说：既已令之为藩臣矣，为人臣下矣，而厚其力，重其权，使有骄心而难服从也。何异于善砥莫邪而予邪子？自祸必矣。爱之故使饱梁肉之味，玩金石之声，臣民之众，土地之博，足以奉养宿卫其身。然而，权力不足以侥幸，势不足以行逆，故无骄心，无邪行。奉法畏令，听从必顺，长生安乐，而无上下相疑之祸，活大臣，全爱子，孰精于此。（《藩伤》）
这里，贾谊批评的出发点仍是"仁"与"义"。因为所谓"活大臣，全爱子"，正是"仁者爱人"（《孟子·离娄下》）的具体表现。贾谊不仅主张"有为"，即坚定不移地进行"众建"，而且建议文帝抓紧时机，及早进行"众建"。
他甚至批评文帝优柔寡断是"不仁"：诸侯势足以**，力足以行逆，虽令冠处女，勿谓无敢；势不足以**，力不足以行逆，虽生夏育，有仇微之怨，犹之无伤也。然天下当今恬然者，遇诸侯之俱少也。后不至数岁，诸侯偕冠，陛下且见之矣。岂不苦哉！力当能为而不为，畜乱宿祸，高拱而不忧，其纷也宜也，甚可谓不知且不仁。夫秦自逆，日夜深惟，苦心竭力，危在存亡，以除六国之忧。今陛下力制天下，颐指如意，而故成六国之祸，难以言知矣。苟身常无意，但为祸未在所形也。乱媒日长，孰视而不定。万年之后，传之老母弱子，使曹、勃不宁制，可谓仁乎！（《权重》）
贾谊的批评，都落脚到一个"仁"字之上。因为所谓"力当能为而不为"，就是说主观上既有能力、客观上也有必要去干的事，却偏偏不去做，那岂不是"畜乱宿祸"、"故成六国之祸"吗？这种作法当然也是"不仁"的一种表现。
还必须指出，贾谊之所以把"割地定制"作为施"仁政"的一种方式，是与他继承了孟子"正经界"的思想分不开的。孟子说过："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钧，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盂子·滕文公上》）本来，孟子讲的"正经界"是指土地制度，即认为只有恢复古代的井田制，才能制止暴君污吏在经济上的侵夺和扩张。可是贾谊却将孟子的思想推而广之，把"割地定制"也称为"正经界"。他说："天子诸侯封畔之无经也，至无状也。以藩国资强敌，以列侯饵篡夫，至不得也。陛下奈何久不正此？""诸侯得众则权益重，其国众车骑则力益多，故明为之法，无资诸侯。??岂若一定地制，令诸侯之民，人骑二马不足以为患，益以万夫不足以为害。"（《一通》）孟子之所以强调"夫仁政，必自经界始"，是因为他看到了物质利益上的不均，是社会不安定的根本原因。孟子的这种认识是深刻的，但他主张用"井田制"的措施来达到儒家"不患寡而患不均"（《论语·季氏》）的社会理想，却是违背当时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因而注定是行不通的。贾谊将孟子的这一思想用之于阻止汉代同姓诸侯王势力的膨胀，一方面既具有儒家"仁政"的美名，另一方面又达到了削弱诸侯王势力的实际目的。由于他的这一主张适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要求，所以尽管在实行过程中也遇到了某些曲折，但最后还是基本上实现了。
其次，必须指出，贾谊"割地定制"的主张外表虽然打的是儒家"仁政"的旗号，但骨子里实行的却包含着不少法家的思想。关于这一点，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早已指出。他说：谊之言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以为是殆三代之遗制也与？三代之众建而俭于百里，非先王故俭之也，故有之国不可夺，有涯之字不可扩也。且齐、鲁之封，征之《诗》与《春秋传》，皆逾五百里，亦未尝狭其地而为之防也。割诸侯王之地而众建之，富贵骄淫之子，童心未改，皆使之南面君人，坐待其陷于非辟，以易为褫爵。此阳予阴夺之术，于骨肉若仇雠之相逼，而相縻以术，谊之志亦奚以异于嬴政。李斯？而秦，阳也；谊，阴也；而谊惨矣！汉之剖地以王诸侯，承三代之余，不容骤易。然而终不能复者，七国乱于前，秦革于后，将灭之灯余一焰，其势终穷，可以无烦贾生之痛哭。即为汉谋，亦唯是巩固王室，修文德以静待其自定，无事怵然以惊也。乍见封建之废而怵然惊，乍见诸侯之大而怵然惊，庸人之情，不参古今之理势，而唯目前之骇，未有不贼仁害义而启祸者。言何容易哉！（《读通鉴论》卷二）
王夫之在批评贾谊时的儒家立场是十分鲜明的，因此他对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主张全盘加以否定，这种观点是我们所不能同意的。但是王夫之指出，贾谊这一主张是"阳予阴夺之术"，因而他和法家一样是主张"相縻以术"的，这一点却是道出了实情。因为尽管贾谊在《五美》一文中说，割地定制之后，"一寸之地，一人之众，天子无所利焉，诚以定治（制）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但是这种"割地"的结果，必然是使诸侯王势力逐步削弱，而中央政府的力量不断壮大。谓之"阳予阴夺"，不亦宜乎！然而，从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和实际执行的结果来看，这种"阳予阴夺"并不坏，它的确起到了巩固中央政权的作用。王夫之对贾谊的批评，更多地是一种道德评价。如果从当时现实情况的需要出发，我们还是应该肯定贾谊的这种"术"的。
贾谊"割地定制"主张中包含的法家思想，除了王夫之所指出的"阳予阴夺之术"以外，我们还可以指出两点：其一，是"法"。贾谊提出的"割地定制"中的"制"实际上是一种法制。就是说，要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从法制上加以明确。在《制不定》一文中，贾谊把诸侯王比作"髋髀之所"，把法制比作"斤斧"，说："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顿者，所排击，所剥割，皆众理解也。然至髋髀之所，非斤则斧矣。仁义恩厚，此人主之芒刃也；权势法制，此人主之斤斧也。势己定，权已足矣，乃以仁义恩厚因而泽之，故德布而天下有慕志。今诸侯王皆众髋髀也，释斤斧之制；而欲婴以芒刃，臣以为刃不折则缺耳。"这里，贾谊把仁义与法制都看作人主的工具，各有各的用途，既反映了他的礼法结合的思想，同时也表明，为了对付那些为非作歹的诸侯王，更着重地是要实施法制。
其二，是"势"。法、术、势相结合，这是先秦法家思想的特点。贾谊也吸收了这一思想特点。他之所以反复强调"割地定制"，就是要削弱诸侯王的"势"力，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势。贾谊说："树国必审相疑之势"（《藩伤》）。就是说，天子封国建藩必须特别注意的一点，就是不能让诸侯国的势力无限膨胀，以至达到"上下相疑"（同上）的程度。只有这样，才能使"海内之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从制。诸侯之君敢自杀不敢反，心知必葅醢耳，不敢有异心，辐凑并进而归命天子。天下无可以侥幸之权，无起祸召乱之业。虽在细民，且知其安。"（《五美》）可是当时的现实情况却是"本细末大"，即中央政府力量薄弱，而诸侯王的势力十分强大，因而造成一种"一胫之大几如要，一指之大几如股"的本末倒置的状况。对此，贾谊十分忧虑。所以他用楚灵王的教训警告汉文帝："昔楚灵王问范无宇日：'我欲大城陈、蔡、叶与不羹，赋车各千乘焉，亦足以当晋矣，又加之以楚，诸侯其来朝乎？'范于宇曰：'不可。臣闻大都疑国，大臣疑主，乱之媒也；都疑则交争，臣疑则并令，祸之深者也。今大城陈、蔡、叶与不羹，或不充，不足以威晋；若充之以资财，实之以重禄之臣，是轻本而重末也。臣闻'尾大不掉，末大必折'，此岂不施威诸侯之心哉？然终为楚国大患者，必此四城也。'灵王弗听，果城陈、蔡、叶与不羹，实之以兵车，充之以大臣。是岁也，诸侯果朝。居数年，陈、蔡、叶与不羹或奉公子弃疾内作难，楚国云乱。王遂死于乾溪尹申亥之井。为计若此，岂不可痛也哉！悲夫！本细末大，弛必至心。时乎！时乎！可痛惜者此也。"（《大都》）这个故事说明，楚灵王只顾眼前利益却不顾长远的危害，结果导致"尾大不掉"，臣主之间形成一种相疑之势，最后使自己遭至灭身之祸。正是鉴于这种教训，贾谊强调要审微而知著，防患于未然。他说："善不可谓小而无益、不善不可谓小而无伤。"非以小善为一足以利天下，小不善为一足以乱国家也。当夫轻始而做微，则其流必至于大乱也，是故子民者谨焉。彼人也，登高则望，临深则窥，人之性非窥且望也，势使然也。夫事有起奸，势有召祸。老聃曰："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管仲曰："备患于未形，上也。语日：焰焰弗灭，炎炎奈何；萌芽不伐，且折斧柯。智禁于微，次也。"事之适乱，如地形之惑人也，机渐而往，俄而东西易面，人不自知也。故墨子见衢路而哭之，悲一跬而缪干里也。（《审微》）
所谓"人之性非窥且望也，势使然也"，这句话具有唯物辩证的因素，因为它肯定了人性是可以随着客观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的。既然如此，人们便可以经过人为的努力，制止那种不利于自己的客观趋势的发展。这样做既可以加强自己的地位（势），又削弱了对手的地位；同时还可以使最高统治者获得"仁"的美名：由于他削弱了诸侯王们的势，制止了他们的人性向"窥且望"的方向发展，因而能"活大臣，全爱子"。这就是贾谊"割地定制"、"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理论基础。
（三）定地制主张的自相矛盾处
最后，必须指出，贾谊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主张并不彻底，也就是说，其主张存在自相矛盾之处。这种矛盾就表现在：一方面他认为"疏必危，亲必乱"（《亲疏危乱》），另一方面又强调必须依靠亲者；一方面主张"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另一方面又主张给亲子"益壤"。
在《亲疏危乱》一文中，贾谊对汉文帝说，汉初刘邦封异姓诸侯王，"割膏腴之地以王有功之臣，多者百余城，少者乃三四十县，德至渥也。然其后十年之间，反者九起，几无天下者五六。"这种"高皇帝不能以是一岁为安"的局面，如果换成汉文帝，"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当然，文帝可能会辩解说，这些异姓诸侯王与他的关系疏远，自然难以控制。对此，贾谊进一步指出，那么"臣请试言其亲者。假令悼惠王王齐，元王王楚，中子王赵，幽王王淮阳，共王王梁，灵王王燕，厉王王淮南，六七贵人皆无恙，各案其国而居，当是时陛下即天子之位，能为治乎？臣又窃知陛下之不能也。"贾谊这里举的一些同姓王均是汉文帝刘恒的亲属。齐悼惠王刘肥是高帝的长子，文帝的异母兄，卒于文帝元年（前179）。楚元王刘交，高帝弟，文帝的叔父，卒于文帝元年。赵王刘如意，高帝中子，文帝异母兄，惠帝元年（前194）被吕后酖死。幽王刘友原王淮阳，赵王如意死后徙赵，高帝子，文帝弟。吕后七年（前181）被幽死。共王刘灰，高帝子，文帝弟，原王梁，吕后七年赵王刘友死后，徙赵，同年自杀。燕灵王刘建，高帝子，文帝弟，卒于吕后七年。淮南厉王刘长，高帝子，文帝弟。以上七王，在文帝即位前死了四人，文帝即位当年又死了两人，文帝初年健在者只剩下一个淮南王刘长。而恰恰是这样一个亲弟弟，居然在文帝六年（前174）谋反，废王之后，在谪蜀道中绝食而死。所以贾谊有理由说：诸侯王虽名为人臣，实皆有布衣昆弟之心，虑无不宰制而天子自为者。擅爵人，赦死罪，甚者或戴黄屋，汉法非立，汉令非行也。虽离道如淮南王者，令之安肯听！召之焉可致！幸而至，法安可得尚！动一亲戚，天下环视而起，天下安可得制也！陛下之臣虽有悍如冯敬者，乃启其口，匕首已陷于胸矣。陛下虽贤，谁与领诸侯，此所谓亲也者。（《亲疏危乱》）
贾谊所揭露的诸侯王的这些罪状，都是有事实根据的。例如，当淮南王叛乱被召至长安之后，丞相张苍，典客冯敬等就曾上书文帝，历数淮南王的罪状，其中有"淮南王废先帝法，不听天子诏，居处无度，为黄屋盖乘舆，出入拟于天子，擅为法令，不用汉法。及所置吏，以其郎中春为丞相，聚收汉诸侯人及有罪亡者，匿与居，为治家室，赐其财物爵禄田宅，爵或至关内侯，奉以二千石，所不当得，欲以有力"（《史记·淮南衡山列传》），等等。可见，贾谊说那些同姓诸侯王"实皆有布衣昆弟之心，虑无不宰制而大子自为者"，的确是道出了问题的实质。
然而，贾谊的这个认识并没有贯彻始终。这就表现在他一方面说"疏必危，亲必乱"，可是另一方面又建议文帝依靠自己的儿子，扩大其封地。文帝有四个儿子，文帝二年，立刘启为太子，封刘参为太原王，刘揖为梁王，刘武为代王。文帝四年更太原王刘参为代王，徙代王刘武为淮阳王。这三个诸侯王国，紧挨着中央政府所直辖的郡，将它们与其他较疏远的同姓诸侯王国隔离开来，所以贾谊说："陛下所恃以为藩捍者，以代、淮阳耳。"（《益壤》）但是，"今淮阳之比大诸侯，仅过黑子之比于面耳，岂足以为禁御哉？"而"代北边与强匈奴为邻，仅自完足矣。唯皇太子之所恃者，亦以之二国耳。今淮阳之所有，适足以饵大国耳。方今制在陛下，制国命子，适足以饵大国，岂可谓工哉？"（同上）贾谊讲的这些情况与当时这些诸侯国的实际情况是相符的。因为淮阳的确比吴、楚、齐、燕这些王国的面积为小，而代位于最北边，与匈奴接壤，自顾不暇。当时，困淮南王刘长谋反，其国正空置，由中央政府直接管辖，但其间隔着淮阳和长沙两王国。所以贾谊主张文帝将淮南之地分给几个亲子诸侯王，然后将他们的领地适当加以调整。他说：今淮南地远者或数千里，越两诸侯而县属于汉，其苦之甚矣，??此终非可久以为奉地也。陛下岂如早便其势，且令他人守郡，岂如今子。臣之愚计，愿陛下举淮南之地以益淮阳，梁即有后，割淮阳北边二三列城与东郡以益梁，即无后患；代可徙而都睢阳，梁起新郑以北著之河，淮阳包陈以南揵之江。则大诸侯之有异心者，破胆而不敢谋。今所恃者，代、淮阳二国耳、皇太子亦恃之。如臣计，梁足以捍齐、赵，淮阳足以禁吴、楚，则陛下高枕而卧，终无山东之忧矣。臣窃以为此二世之利也。（《益壤》）贾谊这种扩大文帝亲子诸侯国地盘的作法，对巩固文帝的政治地位肯定是会起到一定作用的，但与他的"疏必危，亲必乱"、"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一贯主张却是明显相背驰的。对此，贾谊自己可能也有所意识，所以他说："人主之行异布衣。布衣者，饰小行，竞小廉，以自托于乡党邑里。人主者，天下安，社稷固不耳。??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蝟毛而起。高皇帝以为不可，剽去不义诸侯，空其国。择良日，立诸子洛阳上东门之外，诸子毕王，而天下乃安。故大人者，不怵小廉；不牵小行，故立大便以成大功。"（同上）显然，贾谊这种思想是对孟子"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离娄下》）观点的发挥。所谓"义"者，宜也。
在盂子和贾谊看来，只要符合形势的需要，观点自相矛盾也是可以的，仍不妨其为"大人"。可是，对贾谊的这种自相矛盾之说，王夫之却有不同看法。他说：贾谊畏诸侯之祸，议益粱与淮阳二国之封，亘江、河之界，以制东方，何其言之自相背戾也！谊曰："秦日夜苦心劳力以除六国，今高拱以成六国之势。"则其师秦之智以混一天下，不可掩矣。乃欲增益梁、淮阳而使横亘于江、河之间。今日之梁、淮阳，即他日之吴、楚也。吴、楚制而梁、淮阳益骄，而使横亘于江、河之间以塞汉东乡之户，孰能御之哉？己之昆弟，则亲之、信之；父之昆弟，则疑之、制之；逆于天理者，其报必速。吾之子孙，能弗以梁、淮阳为蜂虿而雠之乎？??封建之在汉初，灯炬之光欲灭，而姑一耀其焰。智者因天，仁者安土，俟之而已。谊操之已蹙，而所为谋者，抑不出封建之残局，特一异其迹以缓目前尔。由此言之，则谊亦知事之必不可以百年，而姑以忧贻子孙也。封建之尽革，天地之大变也，非仁智不足以与于斯，而谊何为焉！（《读通鉴论》卷二）
王夫之说，贾谊的主张"不出封建之残局"，是符合事实的。如同我们前面所说，贾谊并不是从根本上否定分封制。王夫之指出贾谊之说"自相背戾"，也是有道理的，这种扩大亲子封地的做法，只不过是"以缓目前"，而"以忧贻子孙"。由此可见，贾谊"益壤"的主张，尽管是一种权宜之计，但毕竟是一种违反历史发展规律的错误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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