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民本思想的内容十分丰富，既包括关于民的重要性的论述，又包括民何以为本以及如何做到以民为本的具体分析。以下，我们就分别对这些方面进行介绍和分析。
（一）论民之重要性
对于这一点，贾谊《大政上》的开篇有一段集中的论述：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命也。国以为命，君以为命，吏以为命。故国以民为存亡，君以民为盲明，吏以民为贤不肖。此之谓民无不为命也。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功也。故国以为功，君以为功，吏以为功。国以民为兴坏，君以民为强弱，吏以民为能不能。此之谓民无不为功也。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力也。故国以为力，君以为力，吏以为力。
这里，贾谊用"本"、"命"、"功"、"力"等概念，高度地评价了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在这四个概念中，"本"是一个最重要的概念，具有"根本"、"本体"之义，而"命"、"功"、"力"等概念，则是说明这个"本体"的作用的一些概念。因为道理很清楚，正是由于人民群众在国家中所处的这种根本地位，他们才能够制约国家的命运，决定国家的兴坏和强弱。
贾谊这里讲的"命"，是与"天命"相对立的"民命"。就是说，他认为不是天决定国家的兴亡，而人民才是国家命运的决定力量。所以他说；"故夫灾与福也，非粹在天也，必在士民也。"（《大政上》）把人民群众的作用提到与"天命"相对立的高度，这正是民本思想与神本思想区别的分水岭。这一思想强调的重点既然是人民群众，就必然要否定"天意"，同时它要求统治者以对民的态度来检验自己的言行，而不要动辄归咎于天命："行之善也，粹以为福己矣；行之恶也，粹以为灾己矣。故受天之福者，天不功焉；被天之灾，则亦无怨天矣，行自为取之也。知善而弗行，谓之不明；知恶而弗改，必受天殃。天有常福，必与有德；天有常灾，必与夺民时。故夫民者，至贱而不可简也，至愚而不可欺也。"（《大政上》）"德"这个概念，在西周时就是作为与天命相对立的一个范畴而出现的，《书·君奭》有"天不可信，我道惟宁王德延"的说法。贾谊重德，是对这种思想的继承，他将德与重民联系起来，则又是这种重德思想的发展。在《春秋》一文中，贾谊讲过一个故事：楚惠王食寒菹而得蛭，吞下去之后腹内便得了病，在对令尹谈到为什么吞蛭时，楚惠王说是因为他觉得"谴而行其诛，则庖宰、监食者，法皆当死，心又弗忍也。"于是令尹避席再拜而贺曰："臣闻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王有仁德，天之所奉也，病不为伤。"楚惠王讲的"不忍"就是孔子所说的"不忍人之心"，而所谓"仁德"正是对这种爱人之心的概括。虽然令尹的话中有"天之所奉"的说法，但这里的"天意"实际上已经是以"民意"为转移了。
贾谊既然否定了"天命"对历史的主宰作用，就必然强调民在历史上的重大作用，他讲的"功"与"力"就是对这种作用的具体描述。民之"功"就表现在不仅可以决定国家的兴亡，国君的强弱，而且可以检验吏的"能不能"，这就是贾谊所说的"故夫为人臣者，以富乐民为功，以贫苦民为罪"（《大政上》）。民之"力"就表现在民心向背可以决定战争的胜负，"故自古至于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同上）。贾谊对人民的作用如此重视，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对古代，特别是秦王朝统治者轻视人民因而导致失败的经验教训的总结。在《过秦》中，贾谊曾经指出，秦始皇灭六国，统一天下，克服了战国时"诸侯力政，强凌弱，众暴寡，兵革不休"的混乱局面，本来形势对秦王朝是十分有利的，因为"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就是说广大人民群众迫切希望有一个休养生息的机会。"夫寒者利裋褐而饥者甘糟糠，天下嚣嚣，新主之资也。此言劳民之易为政也。"（《过秦中》）这说明战乱之后的人民要求并不高，新的统治者只要措施得当，使自己的政权稳定是并不困难的。但秦始皇和二世却不懂得这个道理，一个"不亲土民"，"以暴虐为天下始"；一个"重以无道"，"赏罚不当，赋敛无度"，"百姓困穷，而主不收恤"，这样做的结果，就必然使"人怀自危之心，亲处穷苦之实，咸不安其位，故易动也。"因此农民起义就是不可避免的了。所以贾谊说："是以陈涉不用汤、武之贤，不借公侯之尊，奋臂于大泽，而天下响应者，其民危也。"（同上）"民危"二字深刻地反映了秦未农民起义在汉初统治阶级心理上留下的后怕，所以他们不能不重视人民对政权巩固的重要作用，而贾谊的民本思想则是从理论上对民的这种重要性的概括。
（二）民何以为本
贾谊不仅论述了民的重要性，而且论述了民为什么能为本。他从三个方面作了论述：
一、人民在人口中占绝大多数。他说："夫民者，大族也，民不可不畏也。放夫民者，多力而不可适也。呜呼！戒之哉！戒之哉！与民为敌者，民必胜之。"因为人民在人口中占绝大多数，且力量是最大的，所以统治者绝对不能与人民为敌，相反，不论做什么都必须因势利导，善于把握和利用群众："故夫战之胜也，民欲胜也；攻之得也，民欲得也；守之存也，民欲存也。故率民而守，而民不欲存，则莫能以存矣；故率民而攻，民不欲得，则莫能以得矣；故率民而战，民不欲胜，则莫能以胜矣。故其民之为其上也，接敌而喜，进而不能止，敌人必骇，战由此胜也。夫民之于其上也，接而惧，必走去，战由此败也。"（《大政上》）
二、民是国家的基础。贾谊说："王者有易政而无易国，有易吏而无易民。"（《大政下》）这句话说明一个道理：政令可以改变，国家却无法更换；官吏也可以随时罢免，只有人民群众才是永恒的、不可任意易置的。正因为如此，所以贾谊说："故天下者，非一家之有也，有道者之有也。"这个"道"就是爱民之道，但要真正把握这个道又是很不容易的，所以他说："故夫天下者，难得而易失也，难常而易亡也。"（《修政语下》）。贾谊不仅认为民是决定国家负亡的基础，也是衡量官吏功罪、贵贱的根本标准："故夫为人臣者，以富乐民为功，以贫苦民为罪。故君以知贤为明，吏以爱民为忠。??故官有假而德无假，位有卑而义无卑。故位下而义高者，虽卑；贵也；位高而义下者，虽贵，必穷。"（《大政上》）这些，都说明了民的基础作用。
三、民是物质生产的主体。在《无蓄》中，贾谊说："古人日：'一夫不耕，或为之饥；一妇不织，或为之寒'。"这段话虽然是借古人之口说出来的，但却表明，贾谊对人民群众在生产、特别是农业生产中的作用，已经有着较为明确的认识。这种认识与他在经济领域中强调"以农为本"是一致的。
民既然是"不可易"的"大族"，既然是"多力"的生产者，所以他们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国家不可缺少的基础。因此贾谊说："夫民者，万世之本也，不可欺。"又说："故夫士民者，国家之所树而诸侯之本也，不可轻也。呜呼！轻本不祥，实为身殃。戒之哉！戒之哉！"（《大政上》）这就是贾谊得出的基本结论。
（三）如何以民为本
贾谊认为，既然民为国本，那么君主在施政过程中，就必须真正做到以民为本。至于如何做到以民为本，他着重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
其一，要爱民。关于这一点，贾谊的论述很多，一则日"凡居于上位者，简士苦民者是谓愚，敬士爱民者是谓智"（《大政上》）；一则日："为人君者敬土爱民，以终其身"（《修政语下》）；一则曰"德莫高于博爱人"（《修政语上》）。为了说明这个道理，贾谊举了很多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故事：商汤看见捕鸟鲁的人将网四面张开，还口中念念有词："自天下者，自地出者，自四方至者，皆罹我网。"汤曰"嘻！尽之矣！非桀其孰能如此？"于是叫捕者去掉网之三面，只设一面，并且教其祷祝曰："蛛蝥作网，今之人循绪，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请受其犯命者。"老百姓知道这件事之后都说："汤之德及禽兽矣，而况我乎！"于是。下民们都愿意亲近和拥护他。
楚昭王严冬时穿着皮裘站在宫殿内，仍感到十分寒冷，便说："寡人朝饥时，酒二醒，重裘而立，犹惨然有寒气，将奈我元元之百姓何？"于是当天便将官府之衣服分发给寒者，将官仓中之粮食分发给饥者。两年之后，吴王阖阎攻击楚国的都城郢，昭王出逃到隋国。这时，当年受昭王之赐的老百姓坚决抵抗，吴王阖阎寝不安席，无法在楚国立足，最后退兵而去。贾谊认为，楚昭王之所以能重新返国执政，是老百姓的功劳。
周文王白天睡觉时，梦见有人在城墙之上向他呼唤："我东北队这槁骨也，速以王礼葬我。"文王答曰"可以。"醒来之后，文王要有关官吏去城东北察看，发现确有枯骨。回报文王以后，王曰："速以人君礼葬之。"吏曰："此无主矣，请以五大夫。"文王曰："吾梦中已许之矣，奈何其倍之也？"老百姓听到这个消息后都说："我君不以梦之故而倍槁骨，况于生人乎！"从此以后，老百姓都十分信赖文王。（以上三例均见《谕诚》）
商纣王背道弃义，释敬慎而行骄肆，"势为民主，直与民为仇"，结果当纣王与周武王决战之时，纣王的士卒不仅临阵指挥不动，而且倒戈相向，将纣王杀死。广大群众对纣王恨之人骨，围观者均去蹂躏其尸，"蹈其腹，蹶其肾，践其肺，履其肝"。周武王不忍其惨状，派人用帷幕将纣王的尸体围起来并进行看守，群众便捧帷而入，将纣王的尸体予以抛掷。这是一个多么可悲的下场啊！（《连语》）
贾谊用这些生动的事例说明一个道理："夫忧民之忧者，民必忧其忧；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礼》）；"爱出者爱反，福往者福来??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诸侯有道，守在四邻。"（《春秋》）就是说，只有坚持爱民之道，忧民之忧，乐民之乐，统治者才能使自己获得可靠的保卫者。其二，要惠民。所谓"惠民"，就是要给人民看得见的好处和实惠，换句话说就是要注意人民的物质利益，贾谊曾引帝喾的话说："政莫高于博利人"。又引大禹的话说："民无食也，则我弗能使也；功成而不利于民，我弗能劝也。"（《修政语上》）就是说，人君要指挥人民，首先要让他们吃饱饭，凡做什么事情，首先必须考虑到是否有利于人民。如果不这样做，那便是"不惠于庶民"（《傅职》）。如何才能做到惠民呢？贾谊认为，最关键的一条就是要做到富民。他引用周成王的话说："寡人闻之，圣王在上位，使民富且寿云。"（《修政语下》）就是说，"圣王"当政，就必须保证人民生活富裕，身体健康。怎样做到这一点呢？必须发展农业生产。贾谊认为，当年楚庄王就是这样做的："昔楚庄王即位，自静三年，以讲得失。乃退僻邪而进忠正，能者任事而后在高位，内领国政，辟草而施教，百姓富，民恒一，路不抬遗，国无狱讼。"（《先醒》）所谓"辟草而施教"就是开垦荒地教民耕种。发展生产，使民富裕，当然是惠民的一条最基本途径。
其三，要慎刑。贾谊说："天之诛伐，不可为广虚幽问。攸远无人，虽重袭石中而居，其必知之乎！若诛伐顺理而当辜，杀三军而无咎；诛杀不当辜，杀一匹夫，其罪闻皇天。故曰：天之处高，其听卑，其牧芒，其视察。故凡自行，不可不谨慎也。"（《耳痹》）尽管贾谊在这里还打着天命的旗号，但其目的是为了警告人主要慎用刑罚，是为了爱民。贾谊的慎刑主张表明，他并不是反对一切刑罚，只不过是主张必须谨慎用之而已，这与他的礼法统一的思想是一致的。为了贯彻其慎刑主张，贾谊提出了以下几个原则：一曰约法省刑。贾谊曾批评秦王朝"繁刑严诛，吏治刻深"，所以他认为法贵简约，量刑也要适度，而不要搞严刑。他主张"去收孥污秽之罪"（《过奏中》），除"忌讳之禁"（《过奏下》），就是说，反对以言论治罪。贾谊认为，约法不等于不要法，而是要按等级制度"建法以习之"（《服疑》），即要建立成文法，而不能由帝王说了算。法律健全了，人人便都应遵守，"缘法循理谓之轨"（《道术》），一切均按法制办事，社会才能保持正常秩序，老百姓也才会服从法制。所以贾谊说："人主法而境内轨矣，故其士民莫弗辅也。"（同上〕
二日疑罪从去，疑赏从予。贾谊讲了一个故事：梁国曾经发生疑狱，执法的官吏中一半认为是有罪，一半则认为没有罪。梁王说："陶朱之叟，以布衣而富侔国，是必有奇智。"于是便请来了陶朱公。陶朱公说："臣鄙人也，不知当狱。然臣家有二白壁，其色相如也，其径相如也，其泽相如也。然其价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梁王问道："径与色泽皆相如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何也？"朱公曰："侧而视之，其一者厚倍之，是以千金。"梁王说："善。"从此以后，"狱疑则从去，赏疑则从予"。梁王的这种作法，受到全国人民普遍欢迎。从这个故事，贾谊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墙薄咫（则）亟坏，缯薄咫亟裂，器薄咫亟毁，酒薄咫亟酸。夫薄而可以旷日持久者，殆未有也。故有国畜民施政教者，臣窃以为厚之而可耳。"（《连语》）贾谊这里讲的"厚"，乃宽厚。厚道之意，实际上也就是仁。这一点，他在《大政上》讲得更加清楚："诛赏之慎焉，故与其杀不辜也，宁失于有罪也。故夫罪也者，疑则附之去己；夫功也者，疑则附之与已。则此毋有无罪而见诛，毋有有功而无赏者矣。戒之哉！戒之哉！诛赏之慎焉，故古之立刑也，以禁不肖，以起怠情之民也。是以一罪疑则弗遂诛也，故不肖得改也；故一功疑则必弗倍也，故愚民可劝也。是以上有仁誉而下有治名。疑罪从去，仁也；疑功从予，信也。戒之哉！戒之哉！慎其下，故诛而不忌，赏而不曲，不反民之罪而重之，不灭民之功而弃之。"这就是说，慎刑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要谨慎地对待和处理疑罪，对于那些缺乏足够证据的罪行，不要轻易治重罪，以防上"杀不辜"。
三曰绝恶于未萌。贾谊引孔子的话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毋讼乎！"就是说，孔子处理讼诉的目的，是要使诉讼不再发生。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先秦法家主张"以刑止刑"，而儒家则主张以礼止刑。贾谊是主张后者的。他认为"以刑罚治之者，积刑罚"；相反，只有"以礼义治之者，积礼义"。为什么呢？贾谊说："若夫庆赏以劝善，刑罚以惩恶，先王执此之政，坚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时，据此之公，无私如天地耳，岂顾不用哉？然而日礼云礼云者，贵绝恶于未萌，而起教于微吵，使民日迁善远罪而不自知也。"（《治安策》）这就是说，贾谊一方面虽然不否认刑罚的必要性，但是另一方面又认为，还有比刑罚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礼教。只有通过礼教，才能使老百姓避恶而迁善，绝恶于未萌。贾谊这种思想教育与法治并重的思想，有其合理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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