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传记文学 > 贾谊评传 > 三 身处逆境，心忧天下
（一）出傅长沙之心态
文帝三年（前177），贾谊出为长沙王太傅。这时的长沙王吴差，是当时仅存的唯一异姓诸侯王。差是吴芮的四世孙。据《汉书·韩彭英卢吴传》：吴芮，秦时番阳令也，甚得江湖间心，号曰"番君"。天下之初叛秦也，黥布归芮，芮妻之，因率越人举兵以应诸侯。沛公攻南阳，乃遇芮之将梅鋗，与偕攻析。郦，降之。及项羽相王，以芮率百越佐诸侯，从入关，故立芮为衡山王，都卸。其将梅鋗功多，封十万户，为列侯。项籍死，上以鋗有功从入武关，故德芮，徙为长沙王，都临湘（今长沙一一引者）。一年，薨，谥日文王。子成王臣嗣，薨。子哀王回嗣，薨。于共王右嗣，薨。子靖王差嗣，孝文后七年薨，无子，国除。
吴芮从衡山王徙为长沙王，事在高帝五年与项羽决胜于垓下之后。与之同时封王的，还有韩信。彭越、韩王信、黥布。臧茶。张敖。这些都是所谓"异姓王"，除了吴芮以外，他们在高帝手中都以谋反的罪名被消灭。高帝曾与大臣"刑白马盟曰：'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史记·吕太后本纪》）。可是为什么长沙王这个异姓王却保存至文帝时期，只因元嗣才除国呢？按照贾谊的说法，这是因为"长沙乃才二万五千户耳，力不足以行逆，则功少而最完，势疏而最忠。全骨肉对长沙无故者，非独性异人也，其形势然矣。"（《藩强》）但据《汉书·地理志》，长沙国户四万三千四百七十，口二十三万五千八百二十五，辖县一十三个。尽管如此，它与当时大多数郡、国的户口相比，还是比较少的。
贾谊从天子的近臣，一下子发落到离长安数千里之遥的异姓诸侯小国当太傅，加之南方雨多潮湿，对于他这个一直生长在北方的人来说很不习惯，因此当时贾谊心情之不快，是可想而知的："贾生既辞往行，闻长沙卑湿，自以为寿不得长，又以适（谪）去，意不自得。"（《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贾谊在赴长沙国任太傅的途中，经过泪罗。泪罗，这是楚国的三闾大夫屈原被谗放逐自沉之处。屈原一生，忠而被谤，所以自己深感"国无人莫我知兮"（《离骚》），"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屈原的这种感情，自然引起了正遭贬滴的贾谊的强烈共鸣，于是写下了一篇千古名作《吊屈原赋》。赋中写道：共（恭）承嘉惠兮，俟罪长沙。侧闻屈原兮，自沉泪罗。造托湘流兮，敬吊先生。遭世罔极兮，乃陨厥身。乌呼哀哉，逢时不祥！鸾凤伏窜兮，鸱枭翱翔。阘茸尊显兮，谗谀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世谓伯夷贪兮，谓盗跖廉；莫邪为钝兮，铅刀为铦。于嗟嚜嚜兮，生之无故！斡弃周鼎兮宝康瓠，腾驾罢牛兮骖蹇驴，骥垂两耳兮服盐车。章甫荐屦兮，渐不可久；嗟苦先生兮，独离此咎！"（引文据《史记》本传）贾谊赋中所讲到的一些事实，如"鸾凤伏窜"。"鸱枭翱翔"。"阘茸尊显"。"谗谀得志"。"贤圣逆曳"、"方正倒植"，确为屈原生平所遭遇。司马迁说过，屈原的遭遇，是与楚怀王忠好不辨分不开的："人君无愚智贤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为，举贤以自佐，然亡国破家相随属，而圣君治国累世而不见者，其所谓忠者不忠，而所谓贤者不贤也。怀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内惑于郑袖，外欺于张仪，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兰。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于秦，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祸也。"（《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尽管如此，贾谊对自己怀才不遇，在赋中也是连类相及的，所以《汉书》本传说他是"因以自谕"，是有道理的。关于这一点，应劭《风俗通义·正失篇》讲得更加具体，它说贾谊迁长沙太傅后，"既之官，内不自得，及渡湘水，投吊书曰'阘茸尊显，佞谀得意，，以哀屈原离谗邪之咎，亦困自伤为邓通等所愬也。"
（二）长沙王太傅任内的建言
贾谊出任长沙王太傅是文帝三年（前177），时年24 岁。在长沙生活时间有四年。在此期间，他一方面竭心尽职其太傅工作，另一方面仍十分关心国事，继续向文帝上疏，陈述自己的政见。其著者，有两件：其一，是于文帝四年（前176），因周勃系狱事，上疏建议以礼对待大臣。周勃是高帝旧臣，秦未从高帝起兵，以战功封绛侯。高帝临终时尝对吕后说："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也，可令为太尉。"（《史记·高祖本纪》）吕后死后，他与陈平等诛诸吕而拥立文帝。文帝初年，勃曾任右丞相。丞相。文帝三年，诏曰"前日吾诏列侯就国，或未能行，丞相吾所重，其率先之。"（《史记·绛侯周勃世家》）于是周勃免去丞相，至绛地就国。早在任丞相期间，周勃就常怀恐惧之心，因为有人对他说："君既诛诸吕，立代王，威震天下，而君受厚赏，处尊位，以宠，久之即祸及身矣。"（同上）后来，文帝又免其相令其之国，所以更加忧心忡忡。因此，"每河东守尉行县至绛，绛侯勃自畏恐诛，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见之。其后人有上书告勃欲反，下廷尉。廷尉下其事长安，逮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辞，吏稍侵辱之。"（同上）可见，周勃当时可能还受了一些皮肉之苦。后来只是由于薄太后的干预，才得以昭雪，周勃出狱之后，十分感慨他说："吾尝将百万军，然安知狱吏之贵乎！"此事发生于文帝四年（前176），贾谊得知其情后便给皇帝上了一疏（即今《贾子新书》中之《阶级》）。疏中指出：鄙谚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喻也。鼠近于器。尚惮而弗投，恐伤器也，况乎贵大臣之近于主上乎！廉丑礼节以治君子，故有赐死而无戮辱。是以系。缚。榜。笞。凳。刷。黥。劓之罪，不及大夫，以其离主上不远也。??今而有过，令废之可也，退之可也，赐之死可也。若夫束缚之，系绁之，输之司空，编之徒官，司寇。牢正。徒长、小吏骂詈而榜答之，殆非所以令众庶见也。??夫天子之所尝敬，众庶之所尝宠，死而死尔，贱人安宜得此而顿辱之哉！
对于贾谊的这个建议，文帝还是颇为重视的。所以，《汉书·贾谊传》说："上深纳其言，养臣下有节。是后大臣有罪，皆自杀，不受刑。"其二，是上《谏铸钱疏），所谓铸钱，是指以铜铸钱。在西汉初期，铸钱的特权是属于国家的，但民间盗铸的现象也对有发生。文帝五年（前175）"除盗铸钱令，使民得自铸"（《资治通鉴》卷十四）。对此，贾谊上疏表示坚决反对。其理由有三条：一是私人铸钱必然掺假，而掺假又是犯法的事，但那些追求厚利的人，是不惜犯法也要掺假的，所以"虽黥罪日报，其势不止"。二是民间铸钱轻重不一，不利于流通。对此，国家如果要"立法钱"，则"大为烦苛而力不能胜"；放任自流吗，"则市肆异用，钱文大乱"。三是影响农业生产："今农事弃捐而采铜者日蕃，释其来耨，冶熔炊炭，好钱日多，五谷不为多。"所以贾谊最后的结论是："奸数不胜而法禁数溃，铜使之然也。故铜布于天下，其为祸博矣。"（《谏铸钱疏》）但汉文帝这次却没有接受贾谊的意见。王夫之曾指出，文帝坚持除盗铸钱令，其动机是好的，但其效果却出乎其所料：文帝除盗铸钱令，使民得自铸，固自以为利民也。夫能铸者之非贫民，贫民之不能铸，明矣。好富者益以富，朴贫者益以贫，多其钱以敛布帛、寂粟、纻漆。鱼盐。果蓏，居赢以持贫民之缓急，而贫者何弗日以贫耶！耕而食，桑苧而衣，洿池而鱼鳖，圈牢而牛豕，伐木艺竹而材，贫者力以致之，而获无几；富者虽多其隶佣，而什取其六七焉。然以视铸钱之利，相千万而无算。即或贷力于贫民。而雇值之资亦仅耳，抑且仰求而后可分其濡润焉。是驱人听豪右之役也。（《读通鉴论》卷二）
王夫之的这种分析是符合事实的。因为自从除盗铸钱令之后，"吴以诸侯即山铸钱，富埒天子，后卒叛逆；邓通，大夫也，以铸钱，财过王者。故吴。邓钱布天下。"（《汉书·食货志》）这是文帝非始料所及者。由此，我们倒看出贾谊的建议却是深谋远虑的。
（三）《鹏鸟赋》所反映的心态
文帝五年（前175），贾谊任长沙王太傅已两年多了。在长沙期间，其心情一直是郁郁寡欢。有一天，一只鹏鸟飞人贾谊的官邸，停留在一张椅子上。鹏鸟外形似猫头鹰，按古人迷信说法，是一种不祥的鸟，它如果飞人民舍，主人就要离开这座房子了①。所以贾谊看到鵩鸟飞人自己房舍，思绪：万端，引起了很多想法，于是写了一篇《鵩鸟赋》。这篇赋以拟人化的手法，借鵩鸟之口，发挥了作者的哲学观点，是贾谊的一篇重要哲学文章，在往后的篇章中我们还要具体分析。这里，我们只想指出，它比较真实地记载了贾谊当时的心情。贾谊在赋的开头写道："单阏之岁兮，四月盂夏，庚子日斜兮，鵩集予舍，止于坐隅兮，貌甚闲暇。异物来萃兮，私怪其故；发书占之兮，谶言其度。曰'野鸟人室兮，主人将去。'请问于鹏兮：'予去何之？
吉乎告我，凶言其灾。淹速之度兮，语予其期。"（赋文据《贾谊集校注》）显然，贾谊对"主人将去"这句话；即离开长沙是感兴趣的。所以他立即问鵩鸟：我将会到那里去呢？这一去是吉是凶，请告诉我；离开此地的时间还要多久，也请告我一个日期吧。这一段自白，便清楚地表达了贾谊离开长沙这个困境的迫切心情。对于贾谊提出的这些问题，鵩鸟当然是无法回答的，于是贾谊只好凭借他自己的哲学思想和生活经验，进行分析和推理："命不可说兮，孰知其极！??天不可预虑兮，道不可预谋。迟速有命兮，焉识其时！"天命是讲不清楚的啊，谁又能够知道它的真际呢？天意是无法知道的啊，天道也无法把握。事件发展的快与慢，都是由天命所决定的，人们又怎么能够知道其时间呢？这里，贾谊借鵩鸟说的"迟速有命兮，焉识其时"，是针对他自己的问题"淹速之度兮，语予其期"的回答。它反映了贾谊当时急于离去但又无术以去，因此对自己的去向和前途感到十分渺茫的无可奈何的心情。
①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说，贾谊见鵩人舍，"自伤悼，以为寿不得长。"但细玩赋辞内容，谶书之"主人将去"对去的方向并无确指，而贾谊对"余去何之"的两种可能性，即吉与凶都作了估计，故本书不采"寿不得长"之说。
（四）宣室谈鬼神
文帝六年（前174）汉文帝想到了贾谊，于是将他从长沙召回长安①。贾谊回到京城之后，便来谒见文帝。其时，文帝正坐在未央宫前之正室--宣室吃把天地的祭肉。由于当时祭把刚罢，文帝心中想的都是有关鬼神的问题，于是便问贾谊鬼神的由来和它的实质是什么？贾谊久不见天子，便利用这个机会，滔滔不绝地谈论他对鬼神的看法。对于贾谊谈的很多关于鬼神的道理，文帝过去闻所未闻，所以越听越感兴趣，贾谊谈到深夜了，文帝也不觉疲倦，反而把座位不断移近贾谊，以便更好地听取他的高论。这次谈话之后，文帝深有感慨地说："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于是便派贾谊去当梁怀王的太傅。
对于文帝这次与贾谊的谈话，后人有着不同的评论。唐代诗人李商隐对文帝只关心鬼神之事颇不以为然，他曾写过这样一首诗："宣室求仙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间苍生问鬼神。"对于这种批评，吴则虞先生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文帝贾谊之间君臣关系十分亲密，"文帝不但是贾谊的第一个知己，而且可以推测《陈政事疏》的各项主张，其中绝大部分是文帝已经接受而推行未果的。""李义山似乎惋惜着文帝错过了机会，没有把国家大事提出和贾谊商量。诗人这个看法，是不深刻的。我认为关于苍生的问题，在这以前，贾谊已经说得很多了。既然说了，听了，信了。还有什么可问的呢？正由于不问，才证明文帝和贾谊在苍生问题上已心心相印，用不着再问了。并不是文帝错过了机会。或则有意不问。"（《论贾谊》，原载《光明日报》1961 年10 月25 日）我觉得争论的双方都把这次谈话看得过于认真了。李商隐认为君臣之间只能谈国家大事，殊不知能畅谈鬼神之事也的确反映了文帝贾谊之间关系亲密的一面。吴则虞先生看到了君臣亲密关系的一面，就认为他们"在苍生问题上己心心相印"，这也不尽然。首先，"《陈政事疏》的各项主张"，大部分是在这次谈话之后提出的（关于这一点第二章要专论），尚不存在"已经接受而推行未果"的问题。其次，如前所述，贾谊提出某些正确建议（如《谏除盗铸钱令》），文帝拒而不听。所以难说他们完全"心心相印"。再次，通过这次谈话，文帝承认自己"不及"贾谊，因此才有以后的"数问以得失"。这就说明苍生问题并不是如李商隐说的"不问"，也不是如吴则虞说的"用不着再问"。李是站在贾谊这个"逐臣"的立场，埋怨文帝对贾谊信任不够；吴则是站在文帝的立场，说帝对贾谊是十分信任的，只是形格势禁，有些事情无能为力罢了（吴文下一段就是讲的这个道理）。因此都有失之一偏的毛病。我认为，文帝把贾谊从长沙召回，进行了这样一次轻松愉快的谈话之后，把他重新分派到梁国任太傅，这说明二者的君臣关系又由疏远到密切了一些。因为梁怀王刘揖，是文帝的少子，好读诗书，文帝爱他胜过其他几个儿子。文帝派贾谊去当他的太傅，当然表明了对贾谊的信任和厚望。但是、我们又不能说文帝己对贾谊十分信任，如果是那样的话，那就应该将贾谊召回朝廷，或者备顾问，或者履行文帝原来的诺言，"以谊任公卿之位"。文帝是可以这样做的，但没有这样做，这就说明他们之间还不是亲密无问。当然，这可能有多方面的原因，而从文帝① 文帝征贾谊事，汪中和王耕心均系于文帝六年（见《述学·内篇三》、《贾子次诂》），《贾谊集·贾谊生活时代大事年表》定为文帝七年。本书从汪、王之说，理由见本书第二章。
本身来说，他和贾谊在苍生问题上观点并不都是"心心相印"，可能也是原因之一。
（五）梁王太傅任内的建言
贾谊在任梁怀王太傅期间，文帝曾"数问以得失"（《汉书·贾谊传》），而贾谊也不断上疏，提出了很多建议。《汉书·贾谊传》在谈到贾谊这个时期的情况时指出：是时，匈奴强，侵边。天下初定，制度疏阔。诸侯王僭■，地过古制，淮南、济北王皆为逆诛。谊数上疏陈政事，多所欲匡建。
贾谊这个时期的上疏，其内容大体上就是围绕上述问题展开的。
首先，建议削藩。高帝时将异姓诸侯王基本上消灭了。却封了许多同姓王。高帝封同姓王的本意，是希望巩固中央政权："汉兴之初，海内新定，同姓寡少，惩戒亡秦孤立之败，于是割裂疆土，立二等之爵。功臣侯者，百有余邑；尊王子弟，大启九国。"（《汉书·诸候王表序》）但后来的事态发展却事与愿违：因为尽管同是刘氏子弟，可是当他们各自的势力强大以后，就都不愿甘居人下，所以即使是骨肉至亲，他们.也不讲情谊，要起来造反，自己争当天子。文帝六年（前174 年），就有淮南王刘长勾结闽越。匈奴谋反的事件。这一叛乱虽很快就平定了，但诸侯王国对中央政权的威胁不仅依然存在，而且越来越严重。面对这种情况，贾谊从巩固中央政权、维护国家统上的大局出发，反复向文帝建议削藩，提出了"众建诸侯而少其力"（《藩强》）的著名论点。现存《贾子新书》中的《宗首》。《藩伤》、《藩强》、《大都》。《等齐》、《益壤》、《权重》，《五美》。《制不定》。《属远》。《亲疏危乱》。《淮难》等篇，大体上都是讲的这方面的内容。其次，主张以德怀服匈奴。匈奴是秦汉时期西北方面的强敌。秦时筑长城，企图阻止匈奴的南下。汉初，由于国力疲弱，加之内政急需巩固，故对匈奴一直采取和亲政策。但匈奴之侵扰一直未断。贾谊不赞成这种消极的和亲，他认为"天子共贡，是臣下之礼也。足反居上，首顾居下，是倒植之势也。天下之势倒植矣，莫之能理，犹为国有人乎？"（《威不信》）因此他主张怀之以德，使之臣服："臣闻强国战智，王者战义，帝者战德。??今汉帝中国也，宜以厚德怀服四夷，举明义博示远方，则舟车之所至，人力之所及，莫不为畜，又孰敢然不承帝意？"（《匈奴》）今存《贾子新书》中的《解县》、《威不信》、《匈奴》、《势卑》等篇，都是讲的这方面的内容。
第三，主张别贵贱，明尊卑，以礼治国。在文帝时期，不仅诸侯王制度僭越，尊卑不明，而且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富人大贾的生活也极为奢侈和僧越，"白縠之表，薄纨之里，缉以偏诸；美者黼绣，是古者天子之服也，今富人大贾召客者得以被墙"，"贾妇优倡下贱产子得为后饰"（《孽产子》）。贾谊认为要纠正这种"君臣相冒，上下无辨"的"无制度"现象，就必须"使车舆有度；衣服器械各有制数。制数已定，故君臣绝尤而上下分明矣。"（《瑰玮》）今存《贾子新书》中的《等齐》、《服疑》，《审微》。《俗激》。《时变》。《瑰玮》、《孽产子》等篇，主要讲的就是这方面的内容。
贾谊任梁怀王太傅期间所上的这些疏，后来班固写《汉书·贾谊传》时，择其"大略"收入该传之中，这就是后世流传的著名的《陈政事疏》（又称《治安策》）。不过必须指出，班固所择要收录的并不全是贾谊在梁怀王太傅任中的疏，其中也包括了任长沙王太傅期间个别上疏的内容。例如《陈政事疏》中"人主之尊譬如堂"以后的部分，就是文帝四年（前176）贾谊困周勃事上疏建议以礼对待大臣的内容。这一点，班固书中也有说明："是时丞相绛侯周勃免就国，人有告勃谋反，逮系长安狱治，卒亡事，复爵邑，故贾谊以此讥上。"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贾谊在任梁怀王太傅时，由于觉得文帝对他比以前信任了，所以其心情也比较舒畅。当然，这个时期他也有忧愁，但更多的是忧国忧民，而不是忧个人的出处。例如，文帝九年（前171）春大旱，贾谊便作了一篇《旱云赋》。在这篇赋的开头，贾谊细致地描绘了久旱无雨的天空中的一次气象变化过程：遥远天际的一片白云，蓬蓬勃勃地向中天飘移了过来，它"象虎惊与龙骇，相传据而俱兴"；"遂积聚而合沓兮，相纷薄而慷慨；若飞翔之从横兮，扬侯怒而澎濞。正帷布而雷动兮，相击冲而破碎；或窈窕而四塞兮，诚若雨而不坠。"眼看就要落下的雨却偏偏落不下来，这是多么令人心焦的事啊！老天爷也真是作弄人，给人们一线下雨的希望，马上又夺走了："阴阳分而不相得兮，更惟贪邪而狼戾；终风解而雾散兮，陵迟而堵溃。或深潜而闭藏兮。争离而并逝；廓荡荡其若涤兮，日炤炤而无秽。"刚才还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可是转瞬之间天空若洗，万里无云，如火如茶的阳光继续炙烤着大地。接着，贾谊对在这火辣辣的太阳照射下呻吟的大地和生灵有一段生动的描写，体现了他对广大苍生的无限同情：隆盛暑而无聊兮，煎砂石而烂渭；汤风至而含热兮，群生闷满而愁愤。畎亩枯搞而失泽兮，壤石相聚而为害；农夫垂拱而无聊兮，释其锄褥而下泪。忧强畔之遇害兮，痛皇天之靡惠；惜稚稼之旱夭兮，离天灾而不遂。
正是出于对苍生的同情，贾谊便骂起"在位"者和老天爷来了"怀怨心而不能已兮，窃托咎于在位。独不闻唐、虞之积烈兮，与三代之风气；时俗殊而不还兮，恐功久而坏败。何操行之不得兮，政治失中而违节；阴气辟而留滞兮，厌暴至而沉没。"这是对"在位"者的批评，由于他们"操行之不得"。
"政治失中而违节"，导致阴阳失调，天气乖戾。"惜旱大剧，何辜于天；无恩泽忍兮，啬夫何寡德矣。既已生之不与福矣，来何暴也，去何躁也，孳孳望之，其可悼也。憭兮栗兮，以郁佛兮；念思白云，肠如结兮。终怨不雨，甚不仁兮；布而不下，甚不信兮。"这是对老天爷的埋怨：既生蒸民，为何又"不与福"呢？这岂不是"不仁"、"不信"吗！
对比一下贾谊写《旱云赋》与他写《鵩鸟赋》时的心情，我觉得两者是很不相同的：在写《鵩》赋时，他忧的是个人的命运，觉得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命不可说兮，孰知其极".即感到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因此只好自我安慰："德人无累兮。知命下忧"，这也就是所谓"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可是，在写《旱》赋时，他忧的却是广大苍生的痛苦，在分析这种痛苦的原因时，既讲到了"天意"，又注重人事，他既骂天，也骂人，从而表现出一种"怨天尤人"的抗逆精神。正是由于这种抗逆精神的鼓舞，所以贾谊在梁怀王太傅任内，才能不断给文帝上疏，陈述自己的政见，希望有所改革。
那么，这个时期，文帝对贾谊的建议采取什么态度呢？有的接受了，有的却没有接受。例如，文帝六年（前174）淮南王刘长谋反废死之后，有些同情者造出歌谣攻击文帝："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言；兄弟二人不相容！"文帝听了觉得很不是滋味，于是在八年（前172）夏，封淮南王刘长之子刘安等四人为列侯。贾谊看到文帝这样做，知道他要为这些人封王作准备，于是上了一篇《谏立淮南诸子疏》（即今《贾子新书》中《淮难》篇），疏曰：窃恐陛下接王淮南诸子，曾不与如臣者孰计之也。淮南王之悖逆亡道，天下孰不知其罪？陛下幸而赦迂之，自疾而死，天下孰以王死之不当？今奉尊罪人之于，适足以负谤于天下耳。此人少壮，岂能忘其父哉？??淮南虽小，黥布尝用之矣，汉存特幸耳。夫擅仇人足以危汉之资，于策不便。虽割而为四，四子一心也。于之众，积之财，此非有子胥。白公报于广都之中，即疑有专诸。荆轲起于两柱之间，所谓假贼兵为虎翼者也。愿陛下少留计！（《汉书·贾谊传》）
贾谊对文帝封"罪人之于"为列侯的危险性的分析，是十分直率和真切的。可是，文帝对贾谊的这些忠谏却听不进去，不仅当时封刘长之子为侯，后来又于十六年（前164）封他们为上，即刘安为淮南王，刘勃为衡山王，刘赐为庐江王。
文帝十一年（前169），贾谊上《请封建子弟疏》，建议文帝加强自己两个亲儿了诸侯国，即代国和淮阳国的势力，时梁王已死，所以贾谊建议，"举淮南地以益淮阳，而为梁王立后，割淮阳北边二三列城与东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阳。梁起于新郦以北著之河，淮阳包陈以南键之江。则大诸侯之有异心者，破胆而不敢谋。梁足以扦齐。赵，淮阳足以禁吴。楚。陛下高枕，终亡山东之忧矣，此二世之利也。"（《汉书·贾谊传》）对贾谊这个建议，文帝基本上是接受了的："文帝于是从谊计，乃徙淮阳王武为粱王，北界泰山。西至高阳，得大县四十余城；徙城阳王喜为淮南王，抚其民。"（同上）
总的来说，贾谊任梁怀王太傅时的境遇，较之任长沙王太傅时的情况要好得多。首先，由异姓王太傅改为同姓王大傅，而梁怀王又是文帝最宠爱的少子，这说明文帝开始恢复了对贾谊的信任，所以贾谊也积极献策；其次，梁国地处中原，与长沙国的"卑湿"相比，要干燥得多，且离京师也较近，政治经济也发达一些，故贾谊在此生活也较习惯；最后，梁怀王刘揖当时年纪虽小，但好读诗书，有贾谊这样一个博学多才的太傅，师徒之间也是相得甚欢的。由此可见，贾谊当时的心情，从总的来说应该是比较愉快的。可是，好景不长。当贾谊任梁怀王太傅四年之后，文帝十一年（前169）刘揖人朝时，不慎坠马死。这，无疑对贾谊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一方面梁怀王是文帝的爱子，他担心文帝因此而怪罪于他；另一方面，他与刘揖的关系相处也甚欢，这一死，使他十分悲悼。因此，贾谊"自伤为傅无状，常哭泣，后岁余，亦死。"（《汉书。贾谊传》）贾谊死于文帝十二年（前168）终年33 岁。一代天才的思想家。政论家和文学家，就这样匆匆地走完了他的人生道路，的确是十分令人叹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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