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权力比养身体更重要

　　赶快回到“总统府”上班，可以说是宋美龄对蒋介石苏醒后，最急切的一种渴望，然而，老先生又何尝不是做如此想？

　　蒋介石在苏醒后不久，曾经一度想叫我们为他准备纸笔砚墨，要想练练毛笔字。可是，他自己试了几次，知道自己的右手萎缩得相当严重，已经没力气握笔了。但他还是很努力地练习握笔写字，只是仍有力不从心的感觉。试想一个当年是“一国之尊”的“总统”，曾经批过多少重要文件、下达过多少命令，可是，当年那只指挥千军万马的右手，如今却不听使唤了，他的内心怎能不暗自神伤？

　　为要老先生赶快痊愈，然后可以立即销假上班，夫人宋美龄和她四周的亲信，莫不伤透脑筋。他们在照顾老先生的工作上，也费了很大的功夫，像孔二小姐便是最好的例证，孔令伟被赋予的任务之一，是夜里的查勤。

　　老先生从昏迷状态苏醒之后，若遇天气比较热的时候，就叫我们副官为他打扇子扇风，但是老先生也体谅我们站着扬风很辛苦，有时候他会叫我们坐着扬。这一坐，反而我们的瞌睡都来了。尤其是入夜以后，六号病房只开了盏小灯泡，昏黄的光线下，隐约见到他躺在病床上，一旁的心电图发出有规律的鸣叫，加上已经忙了整个白天，我们差不多都会在值班时忍不住打起瞌睡来。

　　正班的副官通常是和两位值班照顾老先生的护士，一起在老先生病榻旁守候，防止有任何突发情况。护士一般来说，她们是专业人员，晚上若有轮值守夜，白天大致上不会有太重的任务给她们，和我们情况不同，所以她们也极少有打瞌睡的事情发生。

　　可是，孔二小姐她可不管这些，反正值班的人不能尽职，就是不对。她晚上经常是一身暗色的西装，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她就身轻如燕地从外面走进六号病房，先在进来的地方探个头看看，到底有没有人在打瞌睡。要是有人敢打瞌睡给她瞧见，她会毫不留情面地给那个睡觉的人一顿狠骂。

　　不过她的理由也很有道理：“要是你们睡着了，先生心电图有什么不正常的反应，谁能够及时回报？这是性命交关的事情，岂可如此随便？”

　　当年我们多半是40岁以上的中年人了，体力大不如年轻时代那样丰沛，何况我们有时是24小时不眠不休地工作，一天没有多少睡眠时间，所以，值班打瞌睡可以说是人的生理自然反应，其实，我们又何尝不知道本身任务的重要性。

　　孔二小姐始终没有为了值班打瞌睡的事责备过我，我还记得有一回，我轮值夜班，守在老先生床榻边，不知不觉中，禁不住白天的疲累，我竟然意识昏沉地打起瞌睡来。隔了一会儿，护士小姐把我唤醒，她说：“翁元！刚刚总经理(指孔令伟孔二小姐)来过，她知道你在打瞌睡，没有把你叫起来，你运气很好！”

　　我振作起精神，咬紧牙关，再也不敢打瞌睡了。

　　蒋介石自己也对病情十分着急，他时常很焦急地想起床试着走动一下，长期躺在床上，他内心有说不出的苦闷和焦躁。他也巴不得马上回“总统府”上班复职，但是，他的体力和医官的要求，不允许他做这样的事情。有一次，他听蒋经国报告，说高速公路已经通车到桃园的杨梅，他很兴奋地说想去高速公路上兜风转一转，我们只好为他备车，在车队当中，少不了要一辆救护车随护其中，以防特殊情况。

　　谁知车队不过到了泰山附近，他觉得非常疲倦，身体受不了，又要求车队立刻折返台北，就这样，我们的车队就在高速公路上来个大转弯，直接回到台北。

　　他自己非常清楚心有余力不足的窘境，已让他处于一种极度低潮的状态下。

　　宋美龄非常了解老先生的心境，她其实更希望老先生赶快——最好是明天就能和从前一样，回到“总统府”办公，重新掌握实际权力。因而，老夫人也无所不用其极地动各种脑筋，要让老先生很快就能恢复活动力。

　　1974年间，老先生的心脏仍然没有显著改善的迹象，但是，夫人宋美龄却听从孔二小姐的建议，从振兴复健医院请了一位外国复健医生，每天专门为老先生做各种复健运动，并且按摩全身肌肉，但是成效却十分有限。

　　宋美龄的心急和烦躁，可以从1974年11月23日，她不顾医疗小组阻拦，硬是要搬回士林官邸中看出她对老先生病程的漫长，和医院病房生活孤寂的不耐。

　　她对着医疗小组的医官吼叫：“我不管！他(指蒋介石)如果不搬，我还是要回士林官邸过CHRISTMAS(圣诞节)！我搬回去！”

　　在宋美龄的坚持下，老先生也没有反对的意思，医疗小组只好从命，连同老先生一起搬回士林官邸。为了老先生回士林官邸休养，差点没把整座六号病房的所有医疗设备都折回士林官邸。所以，我们当时就戏称士林官邸几乎成了一座小型荣民总医院，各种医疗器材应有尽有，连可以搬动的X光摄影机虽然体积过于庞大，还是整部一起搬到士林。

　　在夫人宋美龄的执意坚持下，蒋宋夫妇回到士林官邸过圣诞节，可是，这也是两人一起过的最后一个圣诞节，这一点大概是宋美龄所始料未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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