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识毛泽东
关于江青如何结识毛泽东，曾有着各式各样的传说。
传说之一，是江青来到延安的第二天，便随着徐明清和王观澜去见毛泽东。
这一传说显然与事实不符，因为徐明清不是跟江青一起进入延安，而是在江青进入延安后一个来月才到那里，不可能在“江青来到延安的第二天”带她去见毛泽东。
另外，笔者在采访徐明清时，她说她没有带江青去见过毛泽东。虽说王观澜跟毛泽东颇熟，去见毛泽东时不可能随便带一个陌生人同去。
传说之二，是上海《文汇报》前总编徐铸成的《萧桂英进宫》一文：①①一九八○年十月十五日香港《大公报》。
我有一位朋友，是中共的老党员，抗战初期就在陕北打游击。他说，他在延安住过的那段时间，曾有幸看过那位过气影星的京戏，演的是《打渔杀家》里的萧桂英。演萧恩的是解放后主持戏改工作的阿甲（十年动乱中大受批斗，可能这也是“罪状”之一）。据说这两个。旗鼓相当，演得都很出色，桂英的相，尤为秀丽。
据说，也就在这个时候，也就是这出戏，她跳进龙门，受了特达之知。据说“明皇”那天也去参加晚会，看了这出戏大为激赏，很鼓了几记巴掌，这就使台上的桂英大为感动，大受鼓舞。她灵机一动，第二天即去找那位‘李芝英’，说是自己对文艺问题，有些心得，想当面求教于“导师”；“李莲英”也看到这是他讨好国宠的好机会，三方心里相投，一拍即合。从此，就‘一朝进入深宫（其实是窑洞）
里……’。
徐铸成所说的“过气影星”，就是江青。“李莲英”，则指康生。
跟江青同台演出的阿甲，本名符律衡，江苏武进县埠头镇人氏。他自幼酷爱京剧，亦喜绘画、书法。教过书，做过工，当过编辑。一九三八年初，从山西临汾进入延安。先在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学习，不久，担任鲁迅艺术学院评剧研究团团长，和江青同台演《打渔杀家》。据云，演出时康生为江青敲边鼓。
类似的传说，说毛泽东在“陈绍禹从莫斯科回到延安的欢迎晚会”上，看了江青主演的话剧《被糟踏了的人》。
陈绍禹即王明，是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飞回延安的，欢迎晚会当然也就在此后数日。然而，话剧《被糟踏了的人》是由崔鬼编导的，他在一九三八年春才进入延安，不大可能在欢迎王明的晚会上演出《被糟踏了的人》。
崔鬼也是山东诸城人，江青的同乡，而且又同在山东实验剧院学习，同在上海业余剧人协会演出。他进入延安后，参加了筹建鲁迅艺术学院的工作。一九三八年四月，鲁迅艺术学院成立于延安，成为中共培养文艺干部的学校。首任院长为毛泽东，后来由吴玉章、周扬担任院长。崔鬼编导的话剧《被糟踏了的女人》，由江青演女主角。崔鬼在一九三八年七月加入中共。
还有一种类似的传说，说毛泽东在看江青主演的话剧《锁在柜子里》时，注意起江青。
又据当年在延安、现任“民革上海市委顾问”的翟林椿先生回忆①，一九三八年八月十三日纪念“八·一三”抗日一周年（据本书作者查考，似应是一九三八年七月七日纪念“七·七”抗战一周年），在延安钟楼东边，原“抚衙门”旧址，举行大会。上午是毛泽东作报告，下午文艺演出。翟林椿先生记得，话剧主演者是丁里。本书作者查考延安资料，查出“七·七”一周年大会，鲁艺演出三幕歌剧《农村曲》，主演为了里；然后演三幕话剧《流寇队长》。
①本书作者一九九二年五月二十一日采访翟林椿。
翟林椿回忆：“压轴戏是江青主演的京剧《打渔杀家》。纵然我当年很少看过京剧而入迷姑苏评弹，但江青扮演的桂英一角，不论唱白、身段、台风、神韵，都得到观众的一致好评。毛泽东和其他首长观看了这场精彩纷呈的演出。演出结束，江青率先和众多演员拥到台口，向热烈鼓掌的首长和广大观众致谢。尔后，她便款款步入后台，一间点有汽灯的残破空屋（临时化妆室）去卸装。”
翟林椿记得他目击的一幕：
“毛泽东等首长步入临时化妆间，慰问演员。这时，我奉命提着铁皮水壶，为首长倒开水，所以也进入那临时化妆间，见到江青上前跟毛泽东握手，然后很亲切地谈着……”
翟林椿所目击的，是不是江青第一次跟毛泽东见面，不得而知。
不论是看京剧《打渔杀家》，还是看话剧《被糟踏的人》或是《锁在柜子里》，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
第一，那时江青在延安相当活跃，主演过京剧、话剧；第二，毛泽东向来对戏剧很有兴趣，他看过江青演出的戏剧。
至于传说之三，那是江青听毛泽东的报告，故作认真，引起毛泽东的注意。
香港星辰出版社在一九八七年出版了珠珊著《江青秘传》。笔者在北京访问了“珠珊”①，即王稼祥夫人朱仲丽。据朱仲丽告诉笔者，“珠”即“王”、“朱”
也，由王稼祥和她的姓组成；“珊”也是“王”字旁，“册”乃两人之书也。
①一九九一年七月八日采访。
《江青秘传》中这么写及毛、江初识：
中央党校设在延安城东的桥儿沟。这地方原是外国人传教的场所，有一栋大教堂，许多平房；最近又添建了新屋和新窑。学员们全是中共党员，来自国民党地区、各个根据地和各方面军。江青混入党校，是她取得政治资本的重要一步。
今天吃午饭之前，各班组通知大家，下午两点钟在礼堂听报告，按时入座，不得迟到。一点多钟的时候，礼堂里已开始有学员进来。
江青最早来到，找了一个前排位子。她想，一定要坐在显眼露面的地方，不管谁做报告；做报告者必是党中央领导人。
礼堂里坐满了学员。
两点钟了，忽然响起热烈的掌声，全体起立。
台上出现了毛泽东，几百双眼睛放出喜悦的光芒。
江青也站起来鼓掌，对准台上招招手，拍拍手；再拍拍手，又招招手。她清楚地知道，这几下可以使毛泽东发现自己在前排。听报告时，她一时似乎在认真地听报告，一时又像是在思考报告的内容；有时急速记笔记，有时又似乎支颊，偏着头看台上的人。姿态变化无穷。
两个钟头的报告结束了。同学们有的兴奋得没有心思去玩，马上整理笔记；有的互相交换学习心得。晚上，全校分组讨论。一江青坐在那儿，不多发言；她的心早飞了，私心杂念，不能告人的隐情，一齐涌上心头。今天是和毛泽东第二次相见了，马上要来一个行动，否则心愿依然渺茫。学习小组会快结束时，她巧妙地作了十分钟发言，把会上同学们的发言加以归纳整理，作为自己的意见，加上漂亮的形容词重复一遍，言词动听，似乎有条有理。
晚上，等大家都睡觉了，她独自一人坐在灯下，提笔写道：
敬爱的领袖毛主席：
我今天专心地聆听了你的有着伟大历史意义的报告，你指明了光明的方向，使我鼓舞。
我是一个木工的女儿，从小受生活的折磨，在三顿吃不饱的苦难中又遭父亲酩酊大醉殴打成性的逆运；母亲受压，家破人亡，流落他乡；我被迫学京戏，登台谋生；后到上海加入左翼文联，于一九三三年入党，先后当电影和舞台明星。这是党给我的培养，是你的光辉思想哺育了我，才有今日。
我向往延安，追求真理，现在是党校十二班的学员。我因理论水平极低，革命斗争经验极少，有许多政治思想上的问题缺乏先进者的指教。
我请求，敬爱的毛主席，请你在百忙中接见我一次，这是我这个苦孩子一生的唯一的希望！我思想上有许多问题，如能得到你的当面教诲，我当获益不浅！其中一部分是今天听你的报告之后，有关目前形势的分析。在某一点上，我还不甚明白。
敬爱的毛主席，我想你会欢迎我，你是一位善于联系群众的伟大人物，我这个纯真的女孩子只不过向你提出区区小小的要求。如果准见，我将于后日（星期日）
下午三时来到你的居处。
啊！我写至此，全身热血奔腾！我将亲耳听到你的教导，的确：我已经见过你三次了，这幸福的第四次即将到来……
中央党校十二班学员
江青
一九三七年冬
第二天，她亲自把信送进城，到毛泽东居处的门口，又转身赶回党校。
她不准备再追求别人了。她已经选定了奋斗的目标。
星期日下午，她不等接到回音，就按时到了毛泽东居处……
据李维汉回忆，中共中央党校确实请过毛泽东来讲哲学。李维汉的校长任期是一九三七年五月至一九三八年四月，而江青是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入校，正是在李维汉校长任期之内。
类似的传说，说是毛泽东去“鲁艺”讲话，江青“特别坐在前面，使毛最容易看到的地方，打扮得漂漂亮亮”。虽说江青后来从中央党校调往“鲁艺”，但从时间上看，似乎以朱仲丽的说法比较准确，即在中央党校听毛泽东报告。
江青把自己的一张照片送给了毛泽东。这张照片在毛泽东的笔记本里，夹了很长一段时间……
江青在中共中央党校学习之后，曾短期调往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工作。据当时曾与江青共事的钟华女士在一九九二年六月告知笔者：
“原厅长徐特立调中央工作，新调来的厅长是陈正人。陈厅长到职不久，又来了一位女干部，即是由蓝苹改名的江青。她来后不久，就到延安县去视察教育工作。
当时听说她是个老党员，她下乡时陈厅长还照顾她给个毛驴骑。回来后她向陈厅长汇报工作时，受到表扬。我当时也认为她这么个从大上海来的明星到延安后很快就下乡，是值得佩服的。因为当时延安乡下卫生条件很差，我下去时都发怵。这说明她刚到延安时还是可以的。没多久她被调走，调走的原因是延安准备成立平剧团，江青会演平剧（京剧）”
“趁虚而入”的机会
走笔至此，该写一写毛泽东和贺子珍的婚姻。
贺子珍比毛泽东小十七岁——一九一○年中秋时节，出生在江西井冈山之侧的永新县城，丹桂飘香，圆月当空，她的奶名叫“桂圆”。父亲贺焕文曾花钱捐了个举人，当过江西省安福县县长。
贺焕文的前妻欧阳氏，生一子，叫贺敏萱。
欧阳氏去世之后，贺焕文娶广东梅县姑娘温土秀为续弦。温氏生三子三女，三子为贺敏学、贺敏仁、贺敏振，三女为贺桂圆、贺银圆、贺先圆。
贺敏学于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共，成为永新县农民自卫军副总指挥，后来成为红军团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军长。解放后任福建省副省长、全国政协常委。
受哥哥贺敏学影响，贺桂圆、贺银圆也分别在一九二六年、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共。
贺桂圆自取了“自珍”之名，意即“善自珍重”之意。后来填表时，别人误写为“子珍”，也就用“贺子珍”为名。
贺银圆改名“贺怡”。
贺子珍在一九二七年三月担任中共永新县委妇委书记。不久，调往江西吉安县，担任国民党永新县党部驻吉安办事处联络员，又任中共吉安特委委员兼特委妇委组织部长。这年八月，她随哥哥贺敏学和王佐、袁文才一起上了井冈山。两个月后，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
毛泽东在会见井冈山王佐、袁文才部队的首脑们时，惊讶地发现，内中居然有一位瓜子脸、大眼睛、挎着盒子枪的十七岁姑娘——贺子珍！
在共同的战斗中，毛泽东跟这位俊俏的江西姑娘产生了爱情。据当时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谭政（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回忆：
“毛泽东同志与贺子珍结婚就是在夏幽，是一九二八年四五月，热起来了，穿件单衣，结婚很简单，没有仪式，没有证婚人，从夏幽退出以后，两人就是夫妻关系了。”①
①《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
夏幽，也就是永新县夏幽区。讲得更具体一点，是夏幽区的塘边村。
此后，贺子珍一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担任他的秘书。
后来，贺子珍的妹妹贺恰，嫁给了毛泽东的小弟弟毛泽罩——贺怡最初在一九二九年五月和中共赣西特委秘书长刘士奇结婚，翌年八月解除婚姻关系。一九三一年七月二十日和毛泽覃结婚，当时毛泽覃任中共苏区中央局秘书长。
贺子珍和毛泽东婚后，十年生了六个孩子，因此实际上没有多少时间参加工作。
第一个孩子是女儿，一九二九年出生在福建龙岩。当时战争正忙，出生不久，只得寄养在龙岩一户老百姓家中，给了十五枚银元作抚养费。后来，贺子珍托毛泽东之弟毛泽民去龙岩寻访，据告，孩子已不在人世。贺子珍得知，泪流满面。
第二个是儿子，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出生于福建长汀，毛泽东给他取名毛岸红，小名毛毛。一九三四年十月红军开始长征时，贺子珍把毛毛交给毛泽罩、贺。冶夫妇，因为他俩当时被留在江西。毛泽罩把毛毛寄养在瑞金一个警卫员家中。后来，毛泽罩在一九三五年四月阵亡，毛毛亦不知下落。
第三个孩子也是儿子。一九三三年早产，由傅连璋接生。这孩子没有成活。
第四个是个女儿。一九三五年在长征途中生于贵州，生下后就送给当地老乡，以四枚银元为抚养费。后来渺无音讯，不知是否成活。
第五个也是女儿。一九三六年冬出生于陕北保安，是唯一成活的孩子。孩子小名“娇娇”。那是因为她出生时又瘦又小，邓颖超抱着她说：“真是个小娇娇。”
从此，也就称她为“娇娇”。一九四八年，当她上学时，毛泽东给她取名“李敏”。
在生了五个孩子之后，贺子珍希望不要再生孩子，希望参加工作、学习。娇娇才四个月，就被托养在老乡家去。贺子珍来到了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期待着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理论修养。她在“抗大”过着集体生活。
这时的贺子珍，显得精神振奋，心境愉悦。
一场意外的打击朝她袭来：她在长征中生孩子，失血太多，而营养又严重不良，从此她得了严重的贫血症。有一回，她晕倒在“抗大”的厕所里，不得不被送回家中。
回家休养后，又发生了两桩令她不快的事：
一是美国女记者艾格妮斯·史沫特莱自一九三七年初进入延安采访，多次访问了毛泽东。史沫特莱带来一位女翻译，名叫吴莉莉。采访时，毛泽东谈笑风生，引起贺子珍的误会，对那位女翻译十分不满。
关于吴莉莉之事，李德在他所写的《中国纪事》①中曾详细写及。李德本名奥托·布劳恩，德国人，当年共产国际派往中共的军事顾问，毛泽东的政敌。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所批判的，主要就是李德，毛泽东取李德而代之，掌握了红军指挥权，鉴于李德对毛泽东颇为反感，他的回忆录也明显地带有偏见。不过，他毕竟是那段历史的目击者，他的回忆可供参考：
①李德，《中国纪事》（一九三二——一九三九），现代史料编刊社一九八○年版。
一九三七年夏天或秋天，艾格妮斯·史沫特莱和埃德加·斯诺的夫人来到延安（我在一本书中看到，说是斯诺本人，其实不是）。艾格妮斯·史沫特莱为自己写朱德搜集材料，这本书名为“伟大的道路”，一九五八年出了德文版。因为她几乎不会讲中文，于是就派吴莉莉给她当翻译，这位女翻译英文讲得很好。毛泽东常常看望这两个美国人——有几次我也在场——这样也就认识了吴莉莉。由于艾格妮斯·史沫特莱从中介绍，毛泽东和吴莉莉常常在马海德的住处见面，关于这些事我一点也不知道，因为他们见面的时间总是安排在我不在场、可能马海德也不在场的时候。毛的夫人贺子珍是一位游击队员，受过伤，参加过长征。她知道了上述情况，对毛进行威吓。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八年间的冬天，我亲眼见到在毛的房间里（不是在他的窑洞）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吵。……
这期间，江青进入了毛的视线。她到达延安的初期，同李丽莲（引者注：李德在中国的第二位妻子。最初的妻子叫萧月华，在瑞金跟他结婚，并一起长征到了延安）一起在延安剧院登台演出，两人有时演古老的京剧，有时演写实主义的新剧。
为了看她演出、听她唱歌，毛令人奇怪地常常去剧院。一种关系慢慢开始了，其活动场所在离延安特别远的鲁迅艺术学院……江青在一九三八年秋搬到毛那里，开始名义上是他的秘书，后来成了他的夫人。
对于这个婚姻以及对江青本人，我都听到了许多轻蔑的议论。博古谈到她“复杂”的过去，像人们现在所说的那样，说她过着一种“甜蜜的生活”，博古还谈到她同国民党高级官员的不清不白的关系，以及同党的不清楚的关系。事实上，她到延安之后，并没有像其他从国民党地区来的所有党员那样，被送到党校去学习，一般人都认为她是非党员。后来换了一种说法，说在一九三二年或一九三三年由康生（引者注：应为黄敬）介绍她入党，说她过去那些年在政治上是消极的（后来又说是搞秘密工作的），因此先受到了审查。我在延安时，她在政治上不太显露，同时放弃了舞台生活。同朴质的延安人的习惯相反，她在公开场合总喜欢表现一种使人不可接近的傲气，骑着高马，由四个警卫陪同，大家并不喜欢她。……
李德回忆录中提及的“吴莉莉”，史沫特莱称她为“章莉莉”。史沫特莱所著《伟大的道路》一书中的《序曲》中，这么写及章莉莉：
第一天他（引者注：指李德）和我一起工作的时候，于黄昏时分，我和我的中文教师兼秘书和翻译、而原来是女演员的章莉莉，在我住的黄土窑洞前面的平台上等他。莉莉的工作是每逢我的中文水平不能够理解得清楚时，或是朱将军和我用一部分德文也不能传达意思时——这种情况时时出现——便由她从中翻译。
史沫特莱提及的“章莉莉”，以及李德提及的“吴莉莉”，其本名叫吴广惠，又叫吴光伟，河南人。生于一九—一年。她的英文名字为Lilg，被译为“莉莉”或“丽丽”。她并未加入中共，只是参加了学生运动。“西安事变”时，她在西安参加妇女运动。一九三七年初赴延安考察，并客串表演戏剧，又担任史沫特莱的翻译。
吴莉莉的出现，使贺子珍陷入不快之中，贺子珍不时地发脾气。
再说，贺子珍的体质越来越差，特别是她的头部、背部曾经受伤，弹片隐隐作痛。她要求前往西安，从那里转往上海治病，以取出弹片。毛泽东起初没有同意。
贺子珍再三坚持。
就在这时，发生了另一桩使贺子珍不快之事，她不断地呕吐，又一次怀孕了！
“我生孩子生怕了！”贺子珍为此坚决要求前往西安，一则治病，二则做人工流产手术，再也不生孩子。
毛泽东不得不同意了。
于是，贺子珍把娇娇托付给奶妈，单身前往西安。
海外有不少书籍、文章，把贺子珍的出走，说成是江青插足毛泽东家庭，甚至绘声绘色描述贺子珍如何在延安窑洞里跟江青吵架。其实，贺子珍去西安，跟江青倒是并不相干。
贺子珍去西安时，曾在那里的八路军办事处跟张国焘夫人杨子烈相遇。因此，查明杨子烈何时去西安“八办”，便可以推定贺子珍去西安的时间。
据张国焘在回忆录《我的回忆》中说，当时他和妻子杨子烈分别已经“约六年半”。杨子烈求助于南京八路军办事处，才来到西安，然后进入延安。杨子烈到达延安是“一九三七年九、十月间”。因此，贺子珍离延安去西安，也就是“一九三七年九、十月间”。另外，贺子珍后来没有做人工流产手术，那个孩子还是生了下来，是个男孩子，出生的时间是一九三八年五月。由此推算，贺子珍离开延安的时间是一九三七年十月。那时，江青进入延安不过一个多月，正住在第三招待所接受党籍审查；何况，江青进延安之初，所追求的是徐以新（后来曾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训导主任），并非毛泽东。
正因为这样，贺子珍的离去，确实并不是江青所造成的。江青这一辈子恐怕未曾跟贺子珍见过面，她跟贺子珍“在延安窑洞里吵架”纯属子虚乌有的传说。不过，贺于珍的走，恰恰给江青提供了趁虚而入的绝好机会！
历史竟会这样的凑巧：不早不晚，就在贺子珍离开延安的时候，江青进入延安！
贺子珍到了西安，在那里住了一阵子。十一月底，王明、康生、陈云从莫斯科坐飞机经迪化、兰州来到延安，这消息促使贺子珍产生了去苏联治病的念头。
于是，她由西安坐汽车来到了兰州。中共驻兰州办事处主任谢觉哉是毛泽东的老朋友，曾劝说贺子珍回延安，可是贺子珍还是坚持要走。
事后，谢觉哉曾说：“要是知道后来的事情搞成这个样子，我那时候说什么也不会让她走。”
贺子珍由兰州坐汽车来到新疆迪化，在那里等待着搭乘飞往苏联的飞机。
毛泽东曾托人带口信给贺子珍，希望她回延安。后来，又给她发去电报，劝她回延安。贺子珍是一位个性倔强的女性，仍坚持自己的意见。
就这样，她终于搭上了飞机，飞往苏联莫斯科，进入东方大学学习。不久，在那里生下了她的第六个孩子。在贺子珍到达苏联后，毛泽东仍给她发过电报，去过信，劝说她回延安。可是，她以为既然来了，既然进了东方大学，那是很好的学习机会，不急于回延安。
遗憾的是，就在这个时候，江青夺走了她的所爱。
她的命运多舛：新生的儿子，才十个月，就因感冒转为肺炎而早逝！
就在她沉浸在丧子之痛时，从延安又传来令她心碎的消息贺子珍后悔莫及。这是她终生的后悔。可是，后悔已无济于事……
调到毛泽东身边工作
据徐明清回忆，江青跟毛泽东恋爱的消息，在延安传得很快。
不久，组织上再度找徐明清了解江青的历史情况，这一回，着重了解的不是江青的党籍问题，而是江青在上海的各方面的情况。徐明清明白，这是为了江青和毛泽东的婚事，组织上第二次对江青进行审查。徐明清所谈的，跟她原先为江青所写的证明材料差不多，但是她提到了江青在上海时生活上的那些浪漫事。
组织上除了向徐明清了解之外，也向来自白区的其他人作了调查。
毛泽东会看中江青，许多人感到不可理解。笔者看来，当年毛泽东的警卫员李银桥的一席言，倒比较客观的：
那时的延安，生活环境异常艰苦，斗争形势也很严峻，到了延安受不了又离开延安的不乏其人。江青在这个时候来到延安，坚持下来了，还是应该肯定的。当然，投奔革命的不等于坚强的革命者，毛泽东曾多次指着江青鼻子训斥，你就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你是改不了的剥削阶级作风。这两句话给我的印象很深，也耐人寻味。
我想江青如果没有积极投奔革命，毛泽东不会说这两句话；江青如果是成熟的优秀革命者，毛泽东也不会说这两句话。
敬仰爱慕毛泽东的女青年不少，以毛泽东的情况，不可能选一个各方面都糟糕，如某些文章说的那样一无是处的女人作妻子。
那时江青长得还是比较出众，头发乌黑浓密，系一根发带，发带前蓬松着一抹留海，发带后面，曾经留过辫子，曾经让头发像瀑布一样披挂到肩际，眉毛弯弯的，眼睛大而有神，鼻子挺秀，嘴巴稍稍有些大，但是抿紧了嘴唇的时候还是别有一番动人之处。
她会唱戏，现在不少文章说她是三流演员①。但在延安，在陕北，我们那时把她当明星看待。她唱戏唱得好。她表演的《打渔杀家》，中央首长很喜欢，毛泽东也喜欢。
①关于“三流演员”，如果说胡蝶、阮玲玉、赵丹是一流，俞珊等算是二流，那么她算是三流也恰如其分，特别是新电影而言，她还没有主演过一部有影响的电影。
她字写得好，也能写文章，特别是楷书写得好。
江青喜欢骑马，驯烈马，越凶越爱骑。
江青不爱打枪，爱打扑克，织毛线，她织毛衣织得很好，能织出各种花样，会剪裁衣服，自己动手做，做得很漂亮。
那时，她比较能接近群众，给工作人员剪头发，讲点是文化科学知识，教教针线活等。行军路上能搞点小鼓励，有时还给大家出谜语。有个谜语如今我还记得清：
“日行千里不出房，有文有武有君王，亲生儿子不同姓，恩爱夫妻不同床。”谜底是“唱戏”。
江青喜欢打扮，也会打扮。转战陕北期间，她不再长发披肩，梳成两条辫子，在脑后盘成一个髻。在女同志中，她总是显得比较出众，女青年喜欢叫她帮助梳妆，她也乐于帮助别的女孩子，毕竟是一种荣誉。她在冬天穿军装时候多一些。有时也穿深蓝色棉衣，剪裁合体，总要显出身段才行。夏天喜欢穿翻领列宁装，带卡腰。
她满意自己的皮肤白皙，腰肢苗条，她乐意暴露自己的优点。
江青在表现她的种种优点之处的同时，也不断的暴露出她品质和性格上的缺点和弱点。她的骄傲，她的爱出风头，她的顽强表现自我，总想高居人之上的欲望，她从来不会替别人想一想的极端个人主义……
李银桥跟江青有过长期的接触，他对她的观察，评价，是比较中肯的。
笔者在访问徐明清时，她也如此说：
“人是会变的。江青也有一个演变的过程。最初，她在俞启威的影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走过一段革命的道路。她到上海以后，在‘晨更工学团’里工作，表现也还是可以的。但是，她后来进入上海戏剧界、电影界，明显地表现出争名夺利、爱出风头，生活作风乱七八糟，等等。……后来，随着地位的变化，她越走越远，以至篡党夺权，成了‘四人帮’的头子，成了反革命集团的头子，成了历史的罪人。”
一九三八年四月，当鲁迅艺术学院在延安成立之后，江青调到那里，担任戏剧教师。
一九三八年八月，江青得到重要调令，即调她到军委办公室当秘书。实际上也就是到毛泽东身边工作——对于江青来说，这是至关重要的一步。这时，江青进入延安正好一年。
“约法三章”
毛泽东毕竟是中共最高领袖，而江青又是那么一个在上海曾闹得满城风雨的影星，何况那时毛泽东和贺子珍并未办理离婚手续。因此，江青和毛泽东恋爱的消息传出，反对者大有人在。
内中，最为激烈的反对者是张闻天。他认为，贺子珍是一位优秀的中共党员，有着光荣的斗争历史，又经过长征的艰苦考验，多次负伤，应该受到尊重。
但是，也有人以为，毛泽东要跟谁结婚，纯属毛泽东个人私事，他人不必多加干涉。爱情不等于“干部鉴定”，无法勉强。支持者中最为激烈的是康生。
据传，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毛泽东的婚事，同意了毛泽东的意愿，但对江青作出了限制性的规定：“江青只能以一个家庭主妇和事务助手的身份，负责照料毛泽东同志的生活与健康，将不在党内机关担任职务，或干涉政治。”
这一规定，后来又被传为“约法三章”。这“约法三章”流传甚广，却因没有原始文件为据，那“三章”的内容也就有着许多不同的“版本”。
版本之一：
“一、不准参政；二、不准出头露面；三、要好好照顾毛泽东同志的生活。”
版本之二：
“（一）江青不得利用她和毛泽东的关系作为政治资本；（二）她只能成为毛泽东的事务助手，不得干预政策及政治路线的决定；（三）她不得担任党内机关的重要职务。”
版本之三：
“（一）只此一次，不准再娶；（二）毛与贺子珍的婚约一天没有解除，只能称‘江青同志’，不能称‘毛泽东夫人’；（三）除照顾毛的私人生活外，不得过问党的内外一切人事和事务。”
不过，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否认曾有过“约法三章”。他如此说：
“还流传什么‘约法三章’？江青打倒了十几年，真有这个约法三章，约法人早就出来证明了。没人证明么。”①
①权延赤，《卫士长谈毛泽东》，北京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李银桥的意见，可以作为“一家之见”。
值得提到的是，那位美国的维特克在《江青同志》一书中，没有说“约法三章”，但提及了：今后二十年或一生之间，江青只能专心家事，不准干预公事。
另一值得注意的是，崔万秋在其所著《江青前传》中，提及国民党军队攻下延安时，曾查获王若飞的日记本，内中记述了“约法三章”的内容。王若飞当年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他记下“约法三章”是可能的：
“第一，毛、贺的夫妇关系尚存在，而没有正式解除时，江青同志不能以毛泽东夫人自居；
“第二，江青同志负责照料毛泽东同志的生活起居与健康，今后谁也无权向党中央提出类似的要求；”
“第三，江青同志只管毛泽东的私人生活与事务，二十年内禁止在党内担任任何职务，并不得干预过问党内人事及参加政治生活。”
台湾方面公布的王若飞所记“约法三章”，文字较严谨，内容也比较准确。只是尚未见到公布原件手迹。这一“版本”的“约法三章”，是当时的原始文字记录。
其余种种“版本”，是凭借记忆回忆或口头传说，所以彼此有出入。
根据王若飞所记“约法三章”，第一条规定了毛、贺、江三人的关系，第二条规定了江青的任务，第三条规定了对江青所作的限制。这三条，条理清楚，用词稳妥，是种种“版本”中最为可信的。
终于和毛泽东结婚
二十四岁的江青，终于和四十五岁的毛泽东结婚了。
结婚的时间，一般笼统地说是“一九三八年秋”。朱仲丽说是一九三八年十一月。
倒是徐明清的回忆更具体，她记得是一九三八年十一月里的一天——那一天日本飞机第一次轰炸了延安。
笔者查阅了《中国现代史大事记》①，该书记载：“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日，日机轰炸延安，死伤三十余人。次日又轰炸。”
笔者在延安查阅当年“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报”《新中华报》，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日该报上查到《反对敌机滥施炸轰延安边区各团体致全国同胞函》，内称：
①《中国现代史大事记》，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
“最近敌在回军华北、围攻晋冀察边区，受到我全体军民重大打击之后，竟于羞怒之余，始以大飞机狂炸西安、榆林等不设防城市，继于十一月二十、二十一两日袭击延安，计前后敌机共来三十余架，投弹一百五十九枚，死伤共一百五十余人，毁民房三百零九间，牲口九十余匹，损失无算。……”
另据一九九○年八月二十日《延安精神》报所载《陈云遇险》一文记载：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日，正好是星期天，天大亮了，但太阳还未从清凉山露脸。突然从东北方向响起了一阵沉重的嗡嗡声，只见十几支黑乌鸦（引者注：指日军飞机）出现在延安上空，紧接着听到的是震耳欲聋的爆炸声……”
那天，陈云躲进一孔窑洞，那窑洞被炸坍了。七、八个人在外边扒土，这才把陈云救了出来。
笔者访问了毛泽东在凤凰山下的旧居——那是一排三孔窑洞。据介绍，这三孔窑洞在那次轰炸时被炸坍，后来重新修复的。那天被炸的，还有光华书局、组织部、训练班，以西北旅社前后为最严重。
在日军飞机轰炸的当天，中共中央机关决定迁往西北郊的杨家岭。毛泽东和江青亦于当夜迁往杨家岭，成仿吾让出了自己的窑洞给毛泽东、江青居住。
这么一来，江青和毛泽东结婚的日子，可以考证出来，即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日，也就是徐明清说的“日本飞机第一次轰炸延安那一天”。
徐明清回忆说，那天，她和丈夫王观澜接到毛泽东的通知，请他俩去吃晚饭。
她在路上见到许多被炸死者的尸体。①。
①本书作者于一九九三年四月二日对徐明清所作补充采访毛泽东不在“合作社”请客，而在他自己当时所住的凤凰山的窑洞里，请一位厨师掌勺。那天，一起被邀请的，还有洛甫（张闻天）、李富春、蔡畅、罗瑞卿等。
客人们坐满一桌。
客人们都知道这是毛泽东跟江青结婚而请客，但毛泽东却又没有明说。反正主人和宾客都明白，心照不宣。江青坐在毛泽东身边，殷勤地为客人们敬酒夹菜。
那时，徐明清是陈云的部下——她在中共中央组织部当妇女科副科长，部长便是陈云。
不过，徐明清说明道：“在那天以前，以后，毛泽东分批请客。因为一个厨师来不及烧几桌菜，所以只好分批地请。这样，很难说那一天就是他们结婚的日子，反正就在那天左右。”
结婚以后，江青名义上仍是中共中央军委档案秘书，实际上就在毛泽东身边，照料他的生活。
新婚不久，毛泽东从凤凰山迁往杨家岭的三间新窑洞。那窑洞在山脚，地上铺着砖，墙上刷了白灰，窗格子上糊了薄薄的白纸，屋里显得亮堂。有些家具是新做的，但没有用油漆漆过，因为那时油漆短缺。
三间窑洞一间是起居室，一间是毛泽东书房兼卧室，一间是江青卧室。
屋外，是一块碾平过的平地，摆着石桌、石凳。还有一小块菜地，毛泽东闲时爱种菜。
没有电灯，没有自来水。只有蜡烛、煤油灯，水则是从井里打上来，盛在搪瓷脸盆里。
江青完全成了一位家庭主妇。这时的她，收敛了，检点了，跟在上海时那般罗曼蒂克，判若两人。特别是在夫人们之中，她深知自己革命资历的浅薄：周恩来夫人邓颖超是资深革命家，朱德夫人康克清上过井冈山、经过长征，任粥时夫人陈琼英在上海做过多年地下工作，博古夫人刘群先去过苏联、经过长征，张闻天夫人刘英在长征中是中央队的秘书长……在这样的夫人群中，只有像具有贺子珍那样的革命资历才能匹配。正因为如此，江青初入毛泽东的窑洞，不能不小心翼翼，见到谁都微微一笑，点一点头，极少言语。这时的她，尚是“新媳妇”、“小媳妇”。
江青在中共中央党校学习结束后，调到鲁迅艺术学院工作。有些关于江青的传记称江青进延安后便入“鲁艺”，那是不确的。“鲁艺”是在一九三八年四月十日开始宣告成立，最初在延安城内二道街临时借用房子。后来迁至延安北门外两侧半山坡。一九三九年八月三日，迁往延安东郊十余里的桥儿沟天主教堂——那里原是中共中央党校校址。
据现存的《鲁艺通告》载：“戏剧系张庚，助理员黄乃一，编剧王震之，指导员江青。”
在《鲁字第十二号通告》上，记载着该校各种会议参加者名单。在“教务会议”
及“训育会议”的参加者名单中，有江青。
和毛泽东结婚后，江青也参加一些社会活动。例如：
一九三九年二月十日，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陕甘宁边区分会成立，江青为该会理事之一；
一九四○年一月四日至十二日，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江青当选为该会执行委员之一。
一九四六年七月底，延安电影制片厂成立，江青当选为该厂董事之一。
新婚之初的日子是平静的。她跟毛泽东相处不错。她给毛泽东结了新毛衣，给他做了充满辣味的菜。闲暇时，那架老式的留声机就在窑洞里唱了起来。这架留声机是美国记者史沫特莱进入延安时，带来送给毛泽东的。江青动作熟练地给留声机换上一张张七十八转的唱片。知道毛泽东喜欢京剧，投其所好，她在延安搜集一批京剧唱片。毛泽东听得入神，有时用脚拍打着砖地，打着节拍，有时嘴里也哼哼几句。
毛泽东的窑洞，常常高朋满座。来了毛泽东的战友，她很少露面，要么递个烟，要么倒杯茶，马上就走开。来了外国记者，她不能不露面，不过，她也只是握个手，点个头，递上盆花生米，就走开了。她显得很腼腆，如同个大姑娘。正因为这样，一位外国记者记述对江青印象时：“她直率而客气，很像一位通情达理的贤妻良母。”
这表明，这位曾经成功地扮演走出家庭的反叛女性娜拉的演员，此刻又成功地扮演着跟娜拉截然相反的“贤妻良母”型的东方女性。
生了女儿李讷
在和毛泽东结合之前，江青曾有过四次婚姻，她却未曾生育过一个孩子。
她曾怀孕。那是在她第二次来上海前，跟黄敬同居，使她怀孕。她在上海做了人工流产手术。那时的她，不想要孩子。因为她四处为生活而奔波，孩子是个累赘。
据徐明清回忆，江青在上海时体质甚差，甚至一度停经。后来，随徐明清去临海老家，徐明清之父是老中医，经他用中药调养，江青才恢复正常的经期。
跟毛泽东结婚之后，江青却盼望着早生孩子。虽说当时在延安，女干部们都不大愿意生孩子。因为生了孩子，就得自己在家抚养，意味着不能参加工作。江青却跟一般的女干部不同，她的工作本身就在家中——照料毛泽东的起居和健康。毛泽东工作异常忙碌，她就显得格外清闲。有个孩子，她就可以多一份“工作”。更重要的是，一旦有了孩子，她作为“毛泽东夫人”的地位就巩固了——那“约法三章”
一直使她耿耿于怀。
新婚不久，一九三九年初，她曾到南泥湾参加劳动两、三个月。人们照顾她，没有让她去开荒、种地。她发挥她的“一技之长”——结毛线衣。她用陕北土制的毛线，结了十来件厚厚的毛线衣，算是她的劳动成果。
一九三九年冬，她怀孕了。那是她和毛泽东结婚整整一年之后。
一九四○年八月，她分娩了，生下一个女儿。这时，她二十六岁，毛泽东四十七岁。女儿的降生，使毛泽东异常高兴，虽说对于毛泽东来说，已是他的第十个孩子——杨开慧生了三子，即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毛岸英出生于一九二二年十月，毛岸青出生于一九二四年夏，毛岸龙出生于一九二七年二月。内中毛岸龙早夭，一九三一年五月末，因“噤口痢”死于上海广慈医院。另外，贺子珍先后生了六个孩子，存活的只有一个女孩娇娇。
这样，毛泽东当时有着二子、二女，即毛岸英、毛岸青、娇娇和江青生下的女儿。
毛岸英和毛岸青在一九三六年六月离开上海，翌年初到达苏联莫斯科，从此在那里生活。
娇娇本来跟毛泽东、江青生活在一起。由于贺子珍在苏联死了儿子，万分悲痛，非常思念女儿娇娇。经毛泽东同意，四岁的娇娇在一九四○年江青生下女儿后被送往苏联，跟贺子珍生活在一起，使贺子珍得到了安慰。
这样，留在毛泽东身边的，只有江青所生的女儿。毛泽东为女儿取名“李讷”。
“李”，当然取自江青的本姓。这时的毛泽东，经过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此后又经过对张国焘、王明的斗争的胜利，已安全确立了他在中共的领袖地位。
考虑到女儿姓毛将来太惹人注意，所以他决定采用她的母姓。
至于“讷”，据云取义于《论语》中《里仁》篇中的一句：“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讷，语言迟钝之意。
毛娇娇在苏联生活了多年，在一九四八年回到了毛泽东身边。
后来，毛娇娇要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上学，毛泽东为之改名，叫“李敏”。
这“敏”字，同样取义于《论语·里仁》中的“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又据《论语·公冶长》“敏而好学，不耻下问。”
李敏之“李”，据云另有一番含义：那是一九四七年三月，蒋介石命胡宗南调集二十万大军进攻延安。三月十九日，毛泽东放弃了延安，采取“诱敌深入”之策略。毛泽东离开延安，转战陕北，为了不使敌军发觉目标，他改用化名“李德胜”，取义于谐音“离得胜”，即离开延安会得胜。李敏作为“李德胜”之女，当然姓“李”。
不过，也有人说，在给两个女儿取名之际，江青用了一番心计，“讷”、“敏”
取自唐纳之纳和章泯之混的谐音。究竟是否如此，不得而知……
李讷长得活泼可爱，使毛泽东的窑洞里充满了笑声，使江青的“夫人”地位日渐巩固。
据徐明清回忆，江青在生了李讷之后，曾再度怀孕。不过，江青不愿再生孩子了，以为生孩子伤身体。这样，她做了流产手术。
手术后，江青发高烧，病情相当危险。经检查，才知医生把纱布忘在她的腹中！
徐明清去看望她，才知道她高烧的原因。
此后，江青再不生孩子，做了绝育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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