拨开云雾探真容
行文至此，该表一表本文的主角——江青了。
江青曾在自己拍摄的一幅庐山云雾照片上，洋洋得意地题诗一首：
江上有奇峰 锁在云雾中
寻常看不见 偶尔露峥嵘
大抵“锁在云雾中”的缘故，她的本来面目“寻常看不见”。
然而，越是“锁在云雾中”，人们倒越是想知道个究竟。在三十年代，各报刊曾有过许多关于蓝苹（亦即江青）身世的报道。那些报道，在猜疑中掺杂着真实，也确有几篇大体上是准确的。
好在她也有着“露峥嵘”的时候，虽说只是“偶尔”。当她在一九七二年跟美国的那个路易斯女士谈话的时候，眉飞色舞地讲起自己的身世，露出了“峥嵘”。
不过，她习惯于信口开河。本来，她的谈话是供维特克写作“江青记传”（也就是后来出版的《江青同志》又名《红都女皇》）之用，应当百分之百真实，她却掺进了种种虚假之词。
幸亏有大量档案材料在，有好几位三十年代蓝苹的见证人在，才算为破云拨雾提供了依据。
一九三六年七月十日出版的《沪光》杂志，对蓝苹的身世概述，基本上是那么回事：
“蓝苹，原名李云鹤，山东诸城县人。幼失恃，倚其姐丈度日。在家曾受小学教育数年，后入济南实验剧院从赵太侔、王泊生等学戏剧艺术。李尚在幼年，唯个性极强，常恃强好胜，故对于课程极为努力。十九年（即一九三○年——引者注）
实验剧院因时局之转变而停办，赵太侔调至青岛大学。多数学生随王泊生赴北平，组‘海鸣剧社’，独李随赵至青岛，任图书馆职员，半工半读得以饱览群书，智识猛进，思想亦随之前进，且亦能写作。当时有人认其有‘左’倾嫌疑。后与俞珊（田汉创立的“南国电影剧社”的著名女演员。郑君里亦为该社演员。详见田海男著《田汉小传》——引者注）之弟某相识。由爱而婚。后俞某团共产党嫌疑被捕，李亦离开他去。此后数年，不知其音信。唯传闻李曾居沪，因参加秘密工作被捕。
去年秋，李忽返济探望其母。同学有见之者，问其数年经过，皆模糊回答，但知其曾在江南之乡村任小学教员。再问其有无被捕事，则笑谓无之。然观其行动，确似艰苦奋斗之人物。在济不数日，又翩然他去。初不知其他往，后电通公司出品之《自由神》一片到济公演，则与王莹配演女兵之蓝苹女士，即李云鹤也。由是济南友人，方知其已至沪入影界，后于报章杂志中得知李与其电通公司男演员唐纳结婚。……”
一九三六年七月一日，《辛报》所写的蓝苹经历，也大体上是准确的：
“蓝苹的真姓名是叫李云鹤。在未来上海之前她曾在各地干过话剧运动。除了演剧之外，并且还参加政治活动，加入过好几种不同派别的政治团体；但，因为她不忠于所参加的政治团体的关系吧，她也曾被所有参加过的政治团体开除出来。山东济南本来是她的故乡，到最后就为了她那种善变的政治活动，一时站不住脚了，她才偷偷的避到上海来，想冷冷场再回去的。至于她的恋爱生活，过去原已非常丰富：她以前虽则没结过婚，可是事实上的丈夫是早已有了的。女演员俞珊女士的弟弟小俞（他的名字连干话剧的人们也不知道，虽则他一向也是干话剧的，同伴们都只叫他小俞），就是和她同居了三年多的丈夫，在她到上海来之前，她和小俞是在北平闹翻了。在一个夜里两人争吵，她就不别而行。回故乡不久就转避来沪。蓝苹倒的确可以说不是一个普通女人了。……”
不错，蓝苹真的并非一个普通女人。一九三三年七月。当她拎着一只已经破了一只角的黑皮箱走下火车，第一次踏进十里洋场，她不过是十九岁的山东姑娘而已。
她已经有着相当丰富的人生经验，有着一套自己的人生哲理，尽管人地生疏，她居然在上海闹得沸沸扬扬，在舞台上演戏，在舞台下也演戏……”
“今天从出身谈起。我一九一四年生在一个很贫苦的手工业家庭，三月生的，究竟是哪一天不告诉别人，保密，怕人祝寿。”
“我父亲从一个学徒，上升到作坊主。父亲脾气很暴躁，我说他是骂人艺术家，每天打人，骂母亲。有一年元宵节，父亲把母亲的小手指打断了，母亲背着我跑了，从此我学会走夜路……”
成为“旗手”之后的江青，曾用这样的口气，向美国的路易斯女士自述身世。
她，生于山东诸城东关。
诸城是山东东南部的一个县，位于淮河上游，以生产小麦、甘薯、大豆、高粱、玉米为主。
她的祖父李纯海，本是拥有一百多亩土地的地主。但是，到了她父亲手中，已经破落了。她的父亲名叫李德文。所谓“很贫苦的手工业家庭”，其实，就是木匠铺。李德文启了小徒弟，自己也做木匠活，“上升到作坊主”。后来，在诸城城关开了爿旅店。
李德文娶了两个妻子，小老婆生下的女儿，便是本文的主角——江青。她的乳名叫李进孩（后来，江青的摄影作品署名“李进”，便源于她的乳名。）
江青的出生年月，通常说成“一九一四年三月”，这因为江青一九四四年在延安填表时这么写的，一九五○年，她在干部简历表上也这么写，此后她也一直这么说。大抵也由于这一缘故，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三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决书上，也写道：“被告人江青，女，现年六十七岁，山东省诸城县人。”
六十七岁，亦即一九一四年生。本书也依此说法。
不过，美国记者斯诺所著《西行漫记》（一九六八年增订本）则称江青生于一九一二年。另外，曾任共产国际联络员的弗拉第米洛夫在他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三日的日记（后来以《延安日记》为题公开发表）中也记载：
“江青很友好……据她告诉我们，她在一九一二年生于诸城（山东）一个贫苦家庭。”
因此，江青可能生于一九一二年。后来，又改口说成一九一四年，以显得更年轻些。
曾有不少报导说江青本姓栾，名淑蒙。其实，她的母亲姓栾，山东临沂人。
江青有个哥哥，名叫李建勋，又叫李干卿，生于一九○一年三月十三日。她还有一个姐姐，名叫李云霞。江青出生时，父亲已六十岁。
除了乳名李进孩之外，江青的正儿八经的名字叫李云鹤。
大抵由于她向来张嘴就说，今天说的跟昨天说的常常不一样，关于李云鹤这名字的由来，她曾有过两种不同的“版本”。
“我原来的名字叫李云鹤，我很喜欢这个名字。你想，蓝天白云，仙鹤飞翔，多美！你听说过中国有句成语叫‘鹤立鸡群’吗？鹤不仅站在那里比鸡高，而且鹤能从鸡的头顶上飞过去。鹤是出众的！”这是江青在路易斯女士面前絮絮叨叨说过的一段“台词”。
她颇健忘。在此之前，她曾如此说过：
“我上小学的时候，还没有‘大名’。看到我长得又高又瘦，双腿细长，薜焕登先生给我取了个名字，叫‘云鹤’。”
薜焕登何许人？在诸城，是一位知名人士。他是江青读书的那个小学的校董。
相比之下，第二种“版本”显然离历史的真实要近得多。
李德文脾气急躁、粗暴。特别是在手头拮据的时候，肝火更盛，往往把怨气发泄在妻子身上。
江青的母亲离开李德文，确实是在元宵节：那年，诸城淮河岸边，有钱的人家早早地挂起一盏盏瑰丽多彩的花灯。眼巴巴地看着人家财大气粗，而自己却没有闲钱给孩子买花灯，李德文满肚子的气。正在这气头上，江青的母亲失手摔破了一只碗。李德文盛怒之下，抓起一把铁铲揍她，先打背，后打手，竟打断了她的小手指，痛得她泪如泉涌。江青吓得放声大哭。父亲给了江青一巴掌，打掉了她的一颗牙齿。
母亲无法忍受这样痛苦、屈屏的生活，背起江青，连头也不回，离开了李家。
江青的母亲出走之后，生活没有着落。她没有文化，只有气力，就靠着给人当佣人，维持母女生活。
她把江青寄养在亲戚家。
江青曾记得：
“有一次，母亲把我放在亲戚家。母亲出去了，我靠在炕上等母亲。炕上没有东西吃。我一动也不动。屋里点了一盏小油灯。后来，我就靠在炕上睡着了。母亲回来看到我这样，就抱着我哭了，很凄凉……小时候，一是穷苦，二是走夜路找母亲，一次印象最深的是我到处找母亲，找不见，我穿过青纱帐，狗咬了我的腿江青曾叹道：
“在我的记忆里，童年的生活是充满了恐怖、凄凉的情调。”
维特克在《江青同志》一书中还这么写及：
“江青的家境实在太穷，买不起制服，有什么便穿什么，但大多数是男孩子不要了的旧衣服，别的孩子觉得她的模样滑稽可笑。江青的破烂鞋子，其中一只露出了大脚趾，同学们刻薄地称她为大哥；至于她那突出的脚趾，则被谑称为‘鸭蛋’。”
学戏生涯
从未对人提及的一段往事，在这里却不能不提：
江青的母亲，曾在诸城张家帮佣。张家是大地主，与臧、王、孟家并称为诸城“四大家族”。
张家的二少爷，名唤张少卿，又叫张叔平。此人生于一八九八年，比江青大十六岁。他对于江青后来的“革命生涯”影响颇大，对于江青成为“旗手”也是出了大力。
张少卿当过诸城县小学校长。
一九二四年，张少卿入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改名为“赵容”。翌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此后，他担任中共上海大学特支书记，上海沪中、沪西、沪东、闸北区委书记。
后来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委员、省委组织部部长兼秘书长。自一九三○年起，他投靠王明，成为王明手下一员干将。
一九三三年七月，张少卿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主要负责人，在苏联莫斯科工作。他给自己取了一个俄文名字，曰“KAHLHEH”，音译即“康生”。此后，他以“康生”为名。至于作为张家二少爷而命名的“张少卿”，几乎无人知晓了。
康生与江青有着同乡之谊。当江青在一九三七年秋进入延安时，正值康生和王明也回到延安。这位同乡曾鼎力相助江青——这是后话。
江青只有小学学历，念过五年小学。维特克在《江青同志》一书中这么写道：
“江青最讨厌的课程是孔子之道的‘修身’。有一天，上修身课的时候，江青在课室上心不在焉，老师把她拖到厕所，用戒尺打了五下。下课后，那位教师似乎有些歉意，主动地和她和解。可是江青后来又因其他事故而发生两次冲突，一个学期结束后她被开除。她的小学经历，就这样在第五年便突然结束了。”
一九二六年，十二岁的李云鹤小学毕业了。她跟母亲一起，离开了诸城，来到天津她姐姐家。姐夫王克铭，当时是奉系军阀部队军官。李云鹤没有上中学，在姐姐家闲住。
“一九二九年念过一年艺术学校，也被人瞧不起，文化水平低，衣服破破烂烂……”
她所说的“艺术学校”，其实就是山东省实验剧院。
那是在一九二九年春，姐夫王克铭奉调济南，她跟母亲、姐姐一起来到济南，住在城内按察司街二十七号。老是在姐夫家吃白饭，毕竟并非长久之计。
“一九二九年，我进入济南的山东省实验剧院，这是一家实验剧院。我所学的以话剧为主，但也有一些古典音乐和戏剧。当时我只有十五岁。学校免收学费和膳费，而且每月有两元津贴。因为剧院只招收初中和高中毕业生，甚至还有大学生，而我没上过中学，严格来说，我是没有入学资格的。我被录取，只是因为剧院的女学员实在太少了。就在那儿只读了一年……”
步入山东省实验剧院，是李云鹤人生的转折点。没有话剧演员李云鹤，就不会有日后的电影演员蓝苹。
结识赵太侔，也给了李云鹤的人生道路以极为深刻的影响。
赵太作颇有声望。他是山东实验剧院院长，也是国民党山东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委员。
赵太侔此人颇有来历。梁实秋在他的《谈闻一多》一文中，曾多次提及跟闻一多一起留学美国的赵太侔：
“常往来的朋友们如张禹九、赵太侔、熊佛西等都是长发披头，常常都是睡到日上三竿方才起床。”
“赵太侔是一个整天不说话的奇人，他在纽约从Norman Geddies学舞台图案……”
①梁实秋，《雅舍怀旧——忆故知》。中国友谊出版公司一九八六年版。
一九二五年五月，赵太侔和闻一多、余上沅一起回国，担任北平国立艺术专门学校戏剧系主任。
不久，赵太侔在山东泰安创办“民众剧场”。后来迁往济南，改称“实验剧院”，聘工泊山为教务主任。
这所山东省实验剧院，直属山东省教育厅，教授京昆、话剧。每逢周末及星期日晚上，实验剧院对外售票，学生们登台演出。院址设在济南贡院墙根，学生宿舍则在济南文庙。
赵太侔又兼任青岛大学教务长，迁往青岛居住，但仍挂着山东实验剧院院长之职。实验剧院，实际上由王泊生及其妻子吴瑞燕主持。
王泊生是河北遵化县人，吴瑞燕则是广东人，他俩是北平国立艺专同班同学。
除了王、吴之外，实验剧院的教师还有马彦祥、张鸣琦、刘念渠。主持话剧组的教师万籁夫，则是王泊生的国立艺专同学。
江青进入实验剧院时，女同学很少，有王墨琴（王泊生的幼妹）、陈崇娥，男同学有王庭树、谭纹、马君价、王广良、郭建英、陈贻。
顺便提一笔，一九二九年跟李云鹤同时考入山东省实验剧院的，有一个来自天津的中学生，名叫魏鹤龄。他从一九三五年起，也转入上海电影界，一直做电影演员，他先后参加《马路天使》、《中华儿女》、《乌鸦与麻雀》、《祝福》、《家》、《燎原》、《北国江南》等许多部影片的拍摄，担任主要演员，他在济南、上海跟李云鹤（蓝苹）共事，后来在“文革”中也遭到江青的迫害。
关于江青考入实验剧院的经过，她的同学王庭树后来在台湾发表《江青是我老同学》一文，写道：
“剧院招生，虽是分为两地（济南与北平）考试，重点都在北平。江青不是北平考区考取的，而是在济南考取的。这一点，我是记得很清楚的。”
“论学历，入剧院要中学毕业，江青似乎当时是以同等学历考取的。因为当时我也是学生，自然对她考取的经过不甚深知，然而剧院的师长之一吴瑞燕女士，曾在重庆时（抗战期间，剧院迁到后方）向我内子说过江青入学考试的旧事。据说，江青虽然一口土腔，可是外貌还可以，对演戏虽然不是材料，可是她那光溜溜的、长长的拖在身后的大辫子，却吸引住了吴老师，于是心想：“女生既不易得，就是她吧！还可以演个乡下姑娘什么的。”可是当录取了她之后，她却已把大辫子剪了来报到，使吴老师大失所望。”
王庭树还写下关于江青的印象：
“山东剧院是利用济南的文庙上课与充当学生宿舍。建校初期，我们年事都轻，文庙又大，自然有不少玄之又玄的怪事被渲染着，大家胆子都小，入夜便不敢出宿舍乱走动。不知是谁，出了个馊主意，试验同学是否迷信，夜半走上大成殿，去摘回至圣先师头上的平天冠来，才是真不怕鬼神的。这是男同学们构想出来富于刺激的新花招；可是男同学们只能空口说白话，无人前往。真的有了个大胆的人，拿了平天冠来，可把大家唬住了，这个人便是李云鹤，也就是今日的江青。”
在山东实验剧院学习了一年光景，江青到北平演出去了。
她曾对维特克说道：
“一九三○年，西北军阀韩复渠主政济南，山东省实验剧院停办。剧院的一些老师和同学组织巡回话剧团到北京去演出，我也参加了。”
“那年我只有十六岁，在北京吃尽苦头。我的行装简陋得很，甚至连内衣也没有。虽然我拿了家中最好的一条棉被，依然冷得发抖，因为被内的棉絮早因年深日久而磨薄了。那个时候的北京，漫天风沙，晚上阴阴沉沉。那时我还不懂政治，根本不明白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意义。我只晓得我要养活自己，我爱话剧。”
李云鹤还在一个京剧班子里当演员，曾在济南、青岛、烟台演出。
“我很早就演京剧。天刚麻麻亮，我就起来吊嗓子。我那时候成天练功、排练、演出，瘦得很，哪像你们现在这样舒服？舒舒服服，怎么能搞京剧革命？”
三十多年以后，“旗手”江青在谈“京剧革命”的时候，吹了起来。
其实，她的京剧“本钱”，也就是在一个七拼八湊的京剧班子里，混了几个月而已。
王庭树也回忆了这一段生活：
“剧院因军阀混战，韩复渠入鲁，以致停顿了一段日子。我们追随王院长（泊生）回北平，但海鸣社在北平演戏。王泊生的《打金砖》是有名的，倒数第三的戏码，曾有李云鹤的《玉堂春》。我当时任后台管理之责，虽对这位师妹能单独唱一出，已觉可喜。不过，她戏龄太短、土音太重，北平人对她是难接受的。加上是创新的，北平演出又不是经常的，样样都对李云鹤不利，既不适宜她发展，她回山东也是一法，也许就在这次回去后，她竟跑到青岛去找到赵太侔院长（时赵已任青岛大学校长）。”
赵安置她在校中任图书馆管理员的工作；当时梁实秋正任青大图书馆馆长。”
就这样，江青离开了北平，进入青岛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不料，那里成了她的人生的转折点……
成为梁实秋的部属
青岛是镶在黄海之滨的一座美丽的城市，碧绿的海水有节奏地拍打着米黄色的沙滩。一群红瓦别墅掩映在绿树丛中。这是一座充满诗意的城市。
青岛大学在当时刚刚创立不久，坐落在万年山麓。那里过去是德国的万年兵营。
五、六座楼房，便成了这所新建的大学的校舍。校门口，高悬着蔡元培题写的“青岛大学”四字。蔡元培曾任北京大学校长，在教育界颇有声望。他那时担任青岛大学筹备委员会主任，也住在青岛大学内，所聘教师，不少来自北大、清华，如杨振声、闻一多，梁实秋等。梁实秋担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
江青曾向维特克说道：
“一九三一年春，我到了青岛。我的同乡又是旧老师赵太侔，一度曾是济南省实验剧院院长，现在出任青岛大学教务长兼文学系教授。通过这些关系，他安排我进入青岛大学。……事实上，赵太侔属于国民党的革新派，他在文学方面的观点，和胡适的观点接近，我一度曾受资产阶级赏识……”
“在青岛，听闻一多的课，名著选读、唐诗，也选读诗歌、小说、戏剧，我写的小说在全班第—……”
梁实秋也曾忆及他的部属江青。一九八一年一月十三日台湾《中央日报》所载报导《梁实秋先生今庆八秩华诞》，有那么一段：
“席闻欢然道故，谈到在大陆惨死的小说家老舍……由老舍又谈到正在北平受审的江青，江青曾是梁氏的部属，时在五十年前梁氏担任青岛大学图书馆长，当时叫李云鹤的江青，是图书馆中的办事员。根据青岛大学同仁名册上的记载，馆长月薪四百元，江青的薪水是三十元，有人说：‘难怪她后来要造反。’……”
据梁实秋夫人韩青清女士从台北来沪时对笔者述及，梁实秋一边看公审江青的电视，一边说过：“当年，在青岛大学，她忽地向我借两角钱。我问她干什么用，她说买酒心巧克力吃。她借了钱，到现在还没有还我呢！”梁实秋说罢，大笑不已。
据江青自述，十七岁的她一边在图书馆当管理员，一边在青岛大学中文系旁听。
她很喜欢听闻一多的课。她曾向赵炳欧教授请教，学着写了一个剧本《谁之罪？》。
她结识了沈从文的姐姐沈楚楚，常去看望沈楚楚，认识了沈从文。她写过短篇小说，向沈从文请教。她也写过诗，只是未敢拿出来请闻一多指点。生活在良好的文化氛围中的她，那时很想在文学上有一番作为。
就在这时，一个物理系的十九岁的学生，深刻地影响了她的一生。
江青结识他是很自然的，因为他是赵大侔的妻弟。
赵太侔之妻俞珊，中国话剧界的明星，“南国社”的一员。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九日至八月五日，南国社在上海公演英国作家王尔德的名剧《沙乐美》，演女主角的便是俞珊。此后，她又主演了根据法国作家梅里美的小说《卡门》改编的同名话剧。她，轰动了上海，成了名演员。
江青朝俞珊投来了羡慕的目光。她常常去看望、请教俞珊。在俞珊那里，邂逅了俞珊之弟俞启威，陷入了热恋之中……
最初的爱侣黄敬
俞启威成了江青最初的爱侣。他，也就是后来改名黄敬的中共高干——一九四九年初当天津市人民政府宣告成立时，他被任命为第一任天津市市长，兼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
为了详细了解俞家身世，笔者几经周折，于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三日在北京访问了俞珊的胞妹俞瑾。当时年近古稀的俞瑾，眉目清秀，个子瘦弱，戴一副老花眼镜，穿一身老式的蓝卡其衣服，独居于一幢很普通的宿舍楼。步入她的住屋，墙上竟挂着从一九八五年起的一本本挂历——过时了她也不取下。她说从未有人前来采访。
看罢我的介绍信，她陷入了回忆。她谈吐缓慢而清晰，思维很有条理。面对我的录音机，她谈起了她的三哥俞启威……
俞家是名门望族。原籍浙江绍兴，鲁迅的同乡。祖父俞明云（一八六○——一九一八），字恪士，号弧庵，晚清知名于诗界、教育界、政界，甲午中日战争时，曾协助唐景崧据守台湾。俞明云曾任南京江南水师学堂督办，亦即校长。一八九八年，十八岁的鲁迅进入该校，成为俞明云的学生。《鲁迅日记》中多处提及的“恪士师”，就是俞明云。俞明云著有《弧庵诗存》四卷。俞明云还曾担任厘捐总局局长，甘肃省学台、藩台等职。
俞明云之妻也是名门闺秀，乃曾国藩的孙女，曾记泽之女。
俞明云的许多学生成了社会名流。内中有一个做了大官的学生，曾在杭州买了一幢房子送他，那房子人称“俞庄”。俞家在北京、上海、南京也都置有房产。
俞明云三兄弟，他是长兄。他的小弟弟的长子俞大维，导弹专家，后来成为蒋介石政府的国防部长、交通部长。俞大维是蒋经国的儿女亲家，即蒋经国女儿蒋孝章嫁给了俞大维的儿子。
俞大维之妹俞大彩，则是傅斯年夫人。傅斯年曾任北京大学校长。一九五○年一月起，任台湾大学校长。
俞明云的长子俞大纯，即俞启威之父。算起来，俞大维是俞启威的堂叔，一个成了国民党政府大官，一个成了共产党高级干部。
俞大纯曾留学日本、德国，回国后任铁道部技正、陇海铁路局局长。据俞瑾回忆，俞大纯在日本学化学，回国后在南京家中制造炸药，不慎爆炸，幸未受伤。在当时，私制炸药要判杀身之罪，俞大纯赶紧躲往德国，直至几年之后才悄然回来。
俞大纯娶妻卞洁君，生下四个儿子和两个女儿，性格各异，职业不同，人生道路也各走各的：
长兄俞启孝出生于北京，后来留学美国，回国后在天津当教授。
老二俞启信在德国出生，专攻化学，在一家兵工厂工作，后来长期患病。
老三便是俞启威，生于北京，幼年随母住在南京，人称“三少爷”。在兄弟姐妹之中，唯独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政治活动。
老四俞启忠，学农，五十年代从美国回国，在北京当教授。
大姐俞珊其实是“老大”，出生于日本，喜爱文艺，成为演员，父亲以为名门出“戏子”，很不光彩，一度要登报脱离父女关系。后来，俞珊主演《沙乐美》、《卡门》，上海各报登载她的剧照、报导，受到社会的尊重，很多朋友在她父亲面前称赞她的成功，父亲也就只得作罢。
小妹便是俞瑾，一生从医，洁身自好，既不过问政治，也不爱好文艺。如今退休，独自在家看看电视。她说，她看过印着姐姐剧照的画报，也看过姐姐演的戏，觉得姐姐确实是一位很有才华的演员。
俞瑾记得，她出生后，家里还很阔绰。那时，俞宅在上海哈同路（今铜仁路），父亲出入总坐小汽车，只消给霞飞汽车公司挂一个电话，轿车马上便会应召而来。
在俞明云去世之后，俞大纯依然花天酒地，家道日渐衰落。到了一九三○年前后，俞大纯在担任交通部陇海铁路局局长时，得罪了山东新军阀刘峙，丢了官，躲到上海家中“赋闲”，家境一落千丈。
据俞瑾回忆，三哥黄敬（由于他后来以“黄敬”之名传世，下文均以“黄敬”
相称）从小就与众不同。他没有“少爷”架子，跟佣人、轿夫们挺讲得来。那时，有一个名叫小亭的佣人专门伺候他，“三少爷”待小亭如同手足。“三少爷”上大学之后，每逢假期，一回到家里，佣人们就非常高兴，跟他有说有笑。
俞谨记得，俞家在北京先是住西单劈柴胡同一号，后来迁往阜内大街五十九号鄂家大院。那是一幢豪华住宅，院子里种着海棠树、杏树、牡丹、芍药。暑假里，黄敬穿一身白绸衫，戴一顶白草帽，回家住几天就出去了，不知道住到哪里去了。
家里谁都不知道他参加了共产党。后来，母亲跟人搓麻将，在牌桌上听人说起老三是共产党，惊诧不已……
其实，黄敬加入共产党，最初是受大姐俞珊的影响，虽说俞珊并不是中共党员。
他随俞珊一起，也参加了南国社。
南国社是田汉创办的。田汉，字寿昌，笔名陈瑜，湖南长沙人，一八九八年生。
一九一二年入长沙师范学校，校长便是徐特立。一九一七年随舅父去日本，最初学海军，后来改学教育，热心于戏剧，和郭沫若结为挚友。一九二二年田汉回国，在上海中华书局任编辑，和妻易漱瑜创办《南国月刊》，发表剧作。一九二五年，田汉创办“南国电影戏剧社”，拍摄了由他编剧的电影《到民间去》。一九二七年，扩大为“南国社”，分文学、绘画、音乐、戏剧、电影五部。南国社有着明显的左翼文化团体色彩。
黄敬在南国社，结识了演员宗晖。他本名谢伟棨，中共地下党员。在宗晖影响下，黄敬在上海静安寺等处参加了散发革命传单等活动，这位“三少爷”的思想逐渐左倾。
一九三○年初冬，由于姐夫赵太侔、姐姐俞珊在青岛，黄敬进入青岛大学作旁听生。翌年暑假，他成为青岛大学物理系学生。
在青岛大学，黄敬和王弢（后来改名王林）同住一屋。这位王弢，便是中共青岛大学地下支部书记。
虽说王弢已经注意到黄敬思想左倾，不过，并没有马上发展他加入中共，其原因是黄敬的家庭背景颇为复杂，需要对他进行考察。当时的中共青岛市委书记祖茂林（当时化名李春亭），向王强说过了这样的意见。这样，当江青初识黄敬时，黄敬尚不是中共党员。
十九岁的江青加入了中共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关东军突然炮轰沈阳北大营，几天之内占领了中国东三省。
中国各地掀起了反对日本侵略、反对蒋介石“不抵抗主义”的浪潮。
江青和黄敬，都投入了学生运动。
江青曾这样自述：
“青岛学生请愿，我被大势所激发，对赵太侔老师说：‘我要参加请愿。’他立即反问：‘你也要去捣乱？’我一时答不上来，转身离去，知道他一定因此非常不高兴。……我终于明白他的见解是错误的，便决定参加青岛的左翼演员同盟。”
黄敬成了学生运动中的活跃分子，他领导青岛大学的学生罢课，抢占火车，去南京向国民党政府请愿。经过这番实际考察，中共青岛大学地下党支部决定批准黄敬加入中共，举行了秘密的入党仪式。
黄敬加入中共，也就影响了江青。江青的思想，也渐渐激进。那时，江青和黄敬从热恋而同居。
在此之前，据云江青有过一次婚姻。徐铸成曾这样写及：
“一九二八年前后，我那时已开始从事新闻工作了。有一个山东实验京剧团到北平（那时北京刚改称北平）演出，记得我曾去看过《打金砖》，演的是汉光武的故事。这出戏唱词很多，特别在最后凌烟阁自责一场。主角就是该团的团工王泊生，其他的演员姓名，都没有刊登海报，是否有女角李云鹤登台，我就无从查考了。”
“但李云鹤当时确是该团刚培养出来的小旦，而且当他们回到济南后，不久就由媒的之言，和一个后生结婚了。……大概是因为嫌弃新结婚的小丈夫太‘土头土脑’吧，也许那时自认为是‘江上有青峰’，怕长期隐没在白云之中？总之，这个小女人是逃出了家庭，偷偷到了青岛，投奔赵老师求助。自然，她的学历是不够上大学的，无可奈何，赵太侔给她在该校图书馆安排了一个图书收发员的位置。没多久，她竟和正在山大（引者注：山大，即山东大学。青岛大学曾改名山东大学）读书的赵教授的内侄黄敬，由卿卿我我而正式宣布同居。”①①徐铸成，《蓝苹与唐纳》，《书林》一九八八年六期。
江青的那位“小丈夫”究竟是谁？徐铸成没有说及。美国罗斯·特里尔所著《江青正传》一书，根据江青当年的老同学、后来在台湾的王庭树的回忆，写及了这一段往事：
“云鹤回到济南，没有人提出给她一个工作职位。她也没有舒适合意的家可归。
她当时知道，她缺乏正规高等教育和可靠的家庭背景，构成了她的障碍。在她看来，只有凭自己的才能、个性或阴谋抓得到的东西才会是她的。
“有个姓费②的青年，是中学毕业生，爱好京戏和地方戏，到艺专去看《湖上惨事》的演出。可巧云鹤那天晚间上场。费君这个济南商人的儿子，被云鹤的风度和美貌迷得如醉如痴。费君是个禀性孝顺、务实的人，比云鹤大几岁，人长得也很像样。云鹤非常高兴，她在《湖上修事》里出场，引起了观众当中一个人的激动。
她和费君会过几次面。
②此处误译为费，应为裴，即裴明伦。
“艺专一关门，云鹤没有事做，而且手头桔据，因为她在艺专呆了几学期，她和留下的家庭成员的距离比以前更远了。不止一个朋友劝她顺从大势，求得保障：
‘不可让金龟跑掉。’这是面临‘好出价’的姑娘的座右铭。一九三○年底，她和费君结婚，按照社会风俗，去费姓商人家里住下，做一个受拘禁的儿媳妇。……”
“这段姻缘只有几个月，最末几星期家里一团骚乱，喧闹争吵不休。人家闲谈议论，说云鹤懒惰，‘睡觉睡到日上三竿’（大约上午十时）才起，‘像个指使别人去厨房给她端来菜的阔太太’似的在那里坐着。人家指责她对费君的母亲缺礼教，受不惯家规的约束，总离家跟一伙人聚会或找不三不四的朋友，她不能理解她已经不是在舞台，而是处于费家排行最低的新媳妇在现实生活中的地位。……”①①罗斯·特里尔，《江青正传》，世界知识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
就这样，江青的第一次婚姻告吹，从济南前往青岛。她后来的历史表明，她的每一次婚姻的破裂，总要离开原先居住的城市，跑到另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开始一番新的生活。
江青跟黄敬的相爱，倒是真心实意的。当时，他们的一位同学张栋材（现在台湾）这么回忆：
“在青岛大学时，李云鹤虽只是图书馆的一名小职员，但靠了和赵太侔的关系，被允许到中国文学系旁听闻一多的‘名著选读’，她就坐在我的邻桌。同时我和她的爱人俞启威则共一宿舍，所以对他们两人的一切都看在眼里。……”
江青和黄敬志同道合。黄敬虽说读的是物理，却喜爱文艺，在南国社当过演员。
他在青岛组织了“海鸥剧社”，江青也参加了。海鸥剧社是中共外围组织，成员除黄敬、江青外，还有王弢、崔鬼、王东升、张福华，王弢为社长。当时，在中共领导下的上海《文艺新闻》，称青岛大学的海鸥剧社是“预报暴风雨的海鸥”。海鸥剧社和上海左翼剧联领导人赵铭彝取得了联系。
江青和黄敬结合，没有办理结婚证书，也没有举行婚礼。一方面由于双方都是新潮人物，不拘泥于这些礼仪；另一方面也由于俞家是名门望族，择媳择婿总希望门当户对，江青出身低微，这样的婚事难以得到俞家父母的认可。
江青曾这样谈及自己当时生活的困境：“我每月拿三十块钱薪水。十块钱汇给娘，因为青岛的生活费很高，除下的二十元不够我开支。……”
中共在青岛大学的活动，受到青岛国民党警察局的密切注意。一九三二年春夏之交，中共青岛大学地下支部书记王弢成了密探追捕的对象。
“到上海去躲一躲，我的家在上海。”黄敬对王弢这般说道。
于是，黄敬秘密地陪伴王弢前往上海。安顿好王弢的生活之后，悄然返回青岛。
黄敬接替了王弢的空缺，担任中共青岛大学地下支部书记。他是赵太侔的内侄，几乎没有人怀疑他是中共党员。
不久，黄敬担任了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长。
经黄敬介绍，江青于一九三三年二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就在这年七月，一桩突然发生的事情，使江青仓皇出逃，拎着一只小皮箱奔向上海，失去了党的组织关系。
这是因为叛徒出卖，黄敬被密探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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