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夏天，李光耀又到台湾访问三天，与蒋经国私下长谈，讨论中国大陆局势发展。蒋经国告诉李光耀，他要改造台湾政治体制的计划之最新动态，两位好友并就这些改革将对大陆日益滋长的民主运动可以产生什么动力交换意见。嘲讽的是，蒋经国的计划将使得台湾远比新加坡民主。事实上，就言论与出版自由而言，台湾一向都比新加坡先进。6月间，蒋经国在他卧室进行的私下研商中，不耐烦地重申他决心引进“逐步推动”的四项政治改革计划。显然他有意在1987年，也就是1986年12月“国会”改选之后就宣佈这些改革计划。[1]同时本省籍的党外领袖越来越被好战分子攻訐，指责他们太软弱，因而认为应该要大胆推动改革。鉴于北京和莫斯科的民主运动急剧进展，使得他们相信国民党此时此刻一定非常不愿意让人看到他们在岛内压制反对派人物。1986年9月28日，135个反对派人物在台北市圆山大饭店集会，党外领袖突然提议即日起建立新党，取名为民主进步党，与会代表兴奋地一致通过，民进党党纲主张台湾人民有“自决”权。副官闻讯，跑进蒋经国卧室向他报告，他点点头，没有回应，过了半小时才交代副官通知几位核心高级官员到官邸开会。党政军要员迅速赶到七海新村接待室。蒋经国坐在轮椅上出现，开口就说：“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接下来又讲了几分鐘这类有哲学意味的话。他说，国民党过去“太骄傲、太自负”，现在起，不能再跟从前一样。[2]虽然警备总部已准备一份抓人名单，蒋经国却说：“抓人解决不了问题......政府应该避免冲突，保持镇定”。[3]他指示“行政院新闻局”起草一份公开声明说，组织新政党的问题已在研究中，尚待做出决定，目前的政策不变：亦即没有所谓合法的反对党。因此，“政府”在此时并不承认民进党。他又说，国民党中常会应加快研究政治革新，公佈一个时间表，让民众瞭解党的改革方向。警备总部已打电话给所有的日报，“建议”大家不要刊登民进党组党消息。《中国时报》董事长余纪忠也是国民党中常委，当即正告对方：《中国时报》明天早上一定会刊登这则消息。[4]次日，中常会正式集会讨论此一问题，蒋经国重申他的潮流演变，人也得调整做事方法的论点。然后就没有再进一步讨论了。在适当程序完成前，当局不会承认民进党；但是对于民进党人士，当局也不会采取法律行动。会场上没有人对蒋经国的决定发言批评。[5]蒋经国安置许多年迈的死硬派，包括若干蓝衣社人员在内的中央评议委员会开会，可就是另一番吵闹景象。讨论到民进党组党时，有些年迈的中评委就大声直斥：“叛国！叛国！”[6]
“铁血爱国会”等激进的外省人团体举行集会，谴责反对派人士组党的动作，以血书要求当局逮捕为首的叛乱分子。有些大老向宋楚瑜抱怨：“经国太软弱了。他应该像他爸爸，把他们（‘反对人士’）丢到海里去！”宋楚瑜向蒋经国报告，他只说：“他们还在抱怨？好好对待他们，但是要坚定”。[7]由于蒋经国已打算近期内让反对运动合法化，他不预备大肆抓人，又激起各方抨击，显得台湾违背民主潮流。他告诉蒋彦士：“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10月7日，蒋经国接见《华盛顿邮报》发行人葛兰姆夫人（Katherine Graham），让副手和访宾都出乎意料之外，他宣佈：当局预备“提议”解除“戒严”。《华盛顿邮报》发表的专访，形容蒋经国“神态轻鬆、自信，脑筋清明”。蒋经国在席间透露，国民党积极研究让新政党可以合法组党的问题，他预期很快就会得出结论。10月15日，蒋经国在中常会上又提示，国民党“必须采纳新主意、新做法，以符合变动不居的情势的需求”。中常会恭顺地通过了制订新的“国家安全法”以取代“戒严法”、修订“民间团体法”和“选罢法”以允许组成新政党的议案。蒋经国相信，军方及情报机关首长，乃至几个“中央民意机构”里的反弹者，对“体制”的服从，会接受废除“戒严法令”的既定事实。当专案小组开始起草“国家安全法”条文时，高级情报首长建议可以让当局保存对言论自由随时管束的大权的文字时，蒋经国不同意。他说：“那不是新瓶装旧酒，换汤不换药吗！”10月底，蒋经国亲到机场迎迓一位远地来的稀客——他的继母宋美龄。85岁的宋美龄阔别台北将近10年之后，首度回到台湾。公开宣佈的理由是，她回来参加10月31日故“总统”蒋介石百岁冥诞纪念。可是媒体立刻猜测，保守派人物敦促她回台协助、阻滞即将落到他们头上的改革巨石。新闻工作者江春男认为，她有意集结力量促成蒋家家族继承大权。宋美龄对丈夫遗体致哀之后，并没有飞回纽约长岛舒适的居所，反而在旧士林“总统‘官邸长住下来，不时举行茶话会，邀请若干党、政、军官员谈话。在她看来，政局一定相当危疑震撼，濒于失控。她认为蒋经国岁数大了，身体差了，逐渐控制不住局势。12月6日选举前一天，各大报都刊出一篇宋美龄的文章。她说：“时下有‘即溶咖啡’，或‘即饮茶’，然而只有蒙骗才能提供立即的民主。狂暴野心分子想要的是从混乱中图利而不遵循法律与秩序”。保守派畏惧改革的心思跃跃欲现。
当年的选举可以说跟美国的任何选举都一样，百无禁忌。民进党候选人敞开“反对蒋家”、“反对一切暴政”的旗帜。有些漫画把蒋经国糗为对美国人卑躬屈膝，还有些更大胆把他画成猪头猪脑。有些候选人还公然指蒋总统是“中国猪”。这象徵著台湾帝王式“总统”的日子已一去不复回。抗议者并不仅限于言词抨击，他们焚烧“国旗”、国民党党旗，还有人向国民党中央党部庭院拋进一枚炸弹。“戒严”还没有取消，警总再度促请蒋经国批准他们逮捕若干位民进党领袖。蒋经国依然不肯同意。他还释放13名政治犯，使得牢里的反对派人士只剩110人。投票日前不久，许信良从海外企图闯关回台。高雄事件之后亡命海外的许信良被控叛乱罪，现在要飞回台北，希望当局抓他，因而制造群众同情反对运动（译者按：作者在这里因为没考量到余登发涉入吴春发案，才有许之桥头游行、“监院”弹劾、庆生会声援等等，误以为许在高雄事件后出亡海外。许信良是在1979年月已被“监察院”停职后出岛，12月10日才发生高雄事件。许因在海外发起台湾“建国阵线”才被通缉）。可是当局拒绝允许这个通缉犯回台。许信良没有入境签证，飞机降落中正机场，镇暴警察挡住通往机场的道路，大批支持民进党的群众进不了机场大厦，与警方对峙。警方用水龙头、催泪瓦斯驱散投掷石块的群众，场面乱成一团。许信良迅即遭警方押上另一架飞机，送出台湾。双方都推出录影带，以证明对方先动手，才产生暴力事件。国民党因控制电视和广播，赢得上风。国民党得票率70%，“立法院”73席改选席次，国民党佔了59位。民进党也可以声称，建党才3个月，在各项不同职务的竞选提名44人，也当选23人，已经是一股不可漠视的反对力量。民进党虽然痛批“中央民意机关”不具民主性质，当选人却立即就职，而且绝大部分时间都遵照议事规则行事。蒋经国对这个结果相当满意。他在新年元旦祝词里，情绪高昂，展现善意地说：“同舟共济，推诚相与，以忠恕致祥和，以理性化偏激，聚合全民的意志和智慧为推进全面革新的动力”。
2月5日，国民党宣佈改组高阶人事。西方观察家指出，蒋经国把“党的高阶人事换上一批新生代务实主义者”。宋楚瑜、高铭辉晋任中央党部副秘书长（另一位副秘书长马英九留任）；高铭辉是本省人，得有美国南伊利诺大学博士学位；连战升任“行政院副院长”；芝加哥大学博士邵玉铭则出任“行政院新闻局局长”。蒋经国依然遵照儒家传统，对老一辈人物执礼甚恭。在他点头下，“立法院”正、副院长（译者按：倪文亚、刘阔才）虽已高龄82及77岁，依然连任。局势的发展，加上自己随时有撒手人寰的阴影，刺激他努力要在1987年内完成政治革新。他现在已经下不了床或离不开轮椅，但是每週三照旧出席国民党中常会。通常他第一个到达会场，好让副官在没人看到之下推著轮椅进入会议室。其他中常委都晓得，会议完了，要比主席先离开会场。他的指示不会超过5或10分鐘，给他准备的文件字体有一英吋大。他的左眼已接近全瞎，右眼视力也非常有限。他的卧房的掛鐘特别大，方便他看清楚时间。他告诉姜必宁医师：“我觉得油尽灯枯”。他继续躺在床上召见人，听取意见，也经常单独在卧房好几个小时。由于不能看东西，他经常凝视窗外，沉思来日无多要先赶著做些什么事。虽然明白自己不会马上殯天，他晓得自己最多只能再活一两年了。蒋经国对于台美关系及台湾的世界地位相当满意。春天，他告诉丁大卫，对美关系“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好”（包括1950年代）。[8]他认为，长期而言，尼克松、卡特帮了台湾的忙，他们给予台湾前所未有的地位与声望。甚且，他们让台湾人民在可以自由做选择时，有理由支持国民党的统治，在可预见的将来摒弃“台独”主张。[9]5月间，蒋经国下令，高雄事件1980年军法大审犹在牢中的被告，除了施明德之外，全部释放。
要把秘密情报机关控制好洵非易事。蒋经国下令特务机关彻底改革已经两年了，可是他仍然必须时时反覆叮嘱交代。1985年8月，他指示“国防部军事情报局”与金三角地区游击队及台湾的帮派分子切断关系。同年12月，他再次下令“国家安全局”和“军事情报局”不要在“美国境内从事任何情报搜集工作”。3个月之后，他对“国家安全局”颁布新的任务提示，要求新任局长宋心濂不要召集党、政、军官员联席会议。1986年9月，他必须再度指示郝柏村转告宋心濂，“国安局”不应该在美国吸收特务。他认为，这些做法“不会给我们带来好处，只会给美、台关系招惹不必要的麻烦”。右派中央民意代表针对民进党加强街头运动，做出的回应，就是提振现有的组织（如“铁血爱国会”）的活力，以及组织新的反制团体。当年年初出现两个组织，统合了许多右派团体的力量，一个自称“反共爱国阵线”，一个命名“中华民国爱国学社”。有些分析家指称，这些团体不但从国民党的保守派及“中央民意机关”拿到经费资助，也从军方和情报机关得到财力支援。每当民进党办集会，右派一定举办反制活动，有时也不免暴力相向，譬如6月12日双方在立法院前就发生互殴。蒋经国指派中常委成立专案小组研商“政治革新”方案已历一年，当局还没有正式履行承诺开放组党及“解除戒严”。5月间，蒋经国徵求“教育部长”李焕接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一职的意愿。马树礼已经76岁，吃不消每週7天，每天12小时的这份差事。李焕本身岁数也已70，他依照官场惯例要辞谢。蒋经国坚持要李焕接篆，他跟李焕长谈，表达对改革行动遭到掣肘，迟迟不发动，已经失去耐心，他有3个目标要李焕替他达成。[10]第一， 国民党需要彻底改造才能在完全公开的政治制度里竞争。他说：“如果我们不重振国民党活力，人民会拋弃党......甚至党员都会流失”。第二，推动“全面政治民主”，也就是取消“戒严”、允许民众自由组党、“国会”全面改选、解除“报禁”。第三，“两岸统一”。这是他最明确、最强烈的一点，显示他见到在可预见的未来，甚至在他闔目之前的有限时间内，有必要、也有机会获致名义上的统一。他说：“我们必须采取主动，踏上统一之路。台湾和大陆终究必须统一。两岸若不统一，台湾恐怕将越来越难独立存在”。
美国对两岸统一这个问题的政策也起了微妙的变化。东亚事务助理国务卿伍佛维茨等保守派希望与中国维持良好关系，但是并不认为对华关系重要到必须伤害台湾的选择——虽然大家都不说，台湾的选择也包括宣告“独立”。他们并不预备鼓励台湾试探与大陆开放来往。伍佛维茨卸职之后，美方政府转为强调一个中国的原则，但是两岸关系必须以和平方法解决，美国因而欢迎两岸朝这个方向的任何进展。3月5日，国务卿舒尔茨在上海宣称：“一个中国及台湾问题和平解决”依然是美国政策的核心；美国支持“朝向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持续演进”；美国将追求“培养环境，让这种发展能持续下去”。国务院提前把舒尔茨在上海的讲话内容告知钱复。钱复气坏了，指责美方这么说，等于向台湾施加压力，逼台湾和北京谈判。第二天，李洁明也到七海， 新村官邸晋见蒋经国。蒋经国只会心微笑地说：“好，好”。[11]舒尔茨的声明其实吻合蒋经国的决心，因为他决定两岸交往加一把劲，鼓励中国大陆的民主运动。大约这个时候，邓小平在北京接见美国维吉尼亚大学教授冷绍烇。冷是严家淦的女婿。邓小平拜託冷绍烇传话给李焕，他愿意派杨尚昆和李焕晤谈，时间地点都可以由李焕指定。冷绍烇把话带到，李焕立刻向蒋经国报告。起先，蒋经国没有反应。两天后，他告诉李焕：“时机还不对”[12]在李焕推动下，“立法院”于8月23日通过新的“国家安全法”7月7日亦一致通过“在台湾地区”取消“动员戡乱法”令。邵玉铭建议蒋经国模仿美国总统的做法，召开记者会公开签署“解除戒严”的法令，他还建议用许多只笔签署，签完后把这些笔送给“立法委员”做纪念。蒋经国不接受这个主意。7月14日，“解严令”悄悄生效。内阁把所有不涉及现役军人的刑事案件，移给普通法院审判。新法依旧不准主张“台独”，但是这项言论自由上的例外规定，实际上除了招惹批评以外，毫无效用。少数几次端出来执行，反而伤了国民党。民进党继续正式、大力主张自决。当局宣佈1988年1月1日开始受理新政党的註册、登记。事实上，已经有四个政治团体傚法民进党，未经官方批准就建党了。其中一个“民主自由党”是极右派、外省人的组织。李焕和蒋经国都认为，孙中山1924年在鲍罗廷指导下，采取的列宁式政党架构组织，已经不合时代需求。国民党在台湾要争取民众支持，就必须以可信服的方式，展现出它比对手更能符合人民的日常需求。在蒋经国起用的留美回台青年才俊，以及李焕等早先的“少壮派”的影响下，国民党自从60年代末期就循这些路线在改造。到了1987年，国民党已经走上蜕化为现代政党的路，本省籍党员佔了绝大多数。“立法院”里头新的国民党籍立委，绝大多数是年轻的改革派，是在剧烈竞争中击败在野党候选人才得到席次。蒋经国明白表示，他希望党内领导结构能够更开放、活泼。他在中常会里的讲话使中常委震撼，他告诉他们，他们太柔顺了，以后应该多发言，多讲话。
几乎每个月都会发生一些世界大事，印证独裁时代将宣告终结，民主政治已成了沛然莫能御的洪流。1987年，里根和戈巴契夫华府高峰会谈之后，冷战开始快速退潮。苏联声明希望从阿富汗撤军。南韩方面，学生示威、工人罢工，加上希望能维持住1988年奥运主办权，导致军事独裁政权（译者按：全斗焕）同意和平移转政权给民主政府。蒋经国一年前认为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的观察似乎已经得到证明。这一年台湾发生的种种变化，其中最戏剧性的当推开放人民合法前往大陆旅行。[13]保守派一辈子仇共、反共，认为准许台湾人民赴大陆旅行，等于背叛了整个的反共斗争。蒋经国还是下令立即取消这道将近40年的禁令。接下来两个月里，申请到大陆探亲的台湾居民有好几万人。蒋经国很满意，事实上这也是他鼓励大陆内部演变的策略之一部分。他对部属说“不需要担心，到大陆看看，可以让台湾人民瞭解大陆的情势，大陆人民也可以瞭解台湾的情形”。官方限定旅游理由是“探亲”，绝大多数旅客根本不理它。台北的《自立晚报》派两名记者（译者按，李永得、徐璐）到北京，由北京撰发新闻报导。成千上万台商投入这股跨海旅行的大浪潮。不久以后，数百家、数千家生产劳务密集产品的台资小工厂，在厦门及其他沿海都市，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李焕在10月间公开宣佈，国民党的政策不再是寻求在大陆取代中国共产党，而是推动“政治改革、言论自由和经济自由化”。右派又是脸色铁青——国民党当家的中央党部秘书长竟然放弃了本党推翻共产党的历史责任！但是蒋经国对来到七海新村抱怨的大老表示，大陆人民有权选择是要共产党、国民党，还是其他政党来主持政府。[14]蒋经国的改革工作最难的就是“中央民意机构”的改造。李焕要马英九加入负责这个任务的专案小组。马英九先向李焕报告，他说不定会“踩到别人痛脚”，然后埋首起草一份鼓励在大陆时期选出的全体“中央民意代表”自愿退职的计划，提供退职者优厚的退职金及种种荣誉头衔（如“总统府国策顾问”）。保守派向蒋经国进言，如果要全体在大陆选出的“立委”、“国代”退职，必须在新的“立法院”和“国民大会”里保留相当席次，以代表大陆各省。蒋经国指示马英九，“我要你查清楚，民国38年政府由大陆播迁来台时，是否曾经发表任何声明说我们继续代表整个中国”。马英九研究之后回报说，台湾当局从来没有发表声明说，它的“国会”将继续代表大陆各省份。蒋经国说，既然有这个事实，就不应该划定席次代表大陆各省。[15]
12月16日，李光耀夫妇到台北做客五天。他跟蒋经国花了好几个小时私下密谈，讨论大陆局势。李光耀显然审慎乐观，认为中国会过渡到新加坡式的政体——一种控制型的民主，至少也还是民主！蒋经国对于苏联境内的局势发展也看得著迷。戈巴契夫尖锐批评斯大林，叶利钦（Boris Yeltsin）罢黜在苏共党内职位，摇身一变为反对政府势力的领袖。蒋经国和李光耀都认为，中国历史已经走到一个历史性的阶段。李光耀告诉经国，如果台湾和大陆不解决政治歧见，最后势必兵戎相见，以武力解决。[16]蒋经国觉得身体不适，没有亲自招待贵宾吃晚饭，他请马树礼、俞国华代表他做东。李光耀对老朋友身体健康日渐衰退，十分感伤。李光耀、宋美龄10年来第一次在士林官邸办圣诞夜晚餐，全家人团聚蒋经国、方良夫妇，孝文、徐乃锦、友梅这一房，孝勇全家大小，纬国夫妻及儿子，全都到了。熊丸医师也是当天的客人。当然孝严、孝慈两家人是无缘与会。蒋经国与熊丸独处时，原本一直不听医生劝告，不肯住院的他，悄悄对熊丸说：“我感觉非常不舒服，请你帮我找个专家检查一下”。熊丸说，他会立刻安排医疗小组做检查。第二天，圣诞节，熊丸打电话到蒋经国办公室预备敲定住院日期。副官说，“总统”希望延期入院。圣诞节也是“行宪”纪念日，蒋经国还有一个公开场合必须露面。尽管李焕和其他人劝阻，蒋经国坚持要参加“国民大会”传统的这个“行宪”纪念大会（由于民进党鼓动群众抗争，情势紧张）。他说：“你们怕他们打我是吧？没关系，他们要打就让他们打好了！一切照常来做”。[17]当他坐车前往会场时，3000名示威群众围住“国民大会”呼喊抗争口号，镇暴警察以铁丝网阻挡住他们。几里路之外，3000名支持国民党的群众也在游行反示威活动。会场里，11个民进党籍国大代表掀出“老贼下台”的抗议布条。其他900多名代表，包括许多被诉求下台的资深“代表”，在会场里紧张地四处张望。在场只有少数人晓得，蒋经国希望在此之前就已经宣佈资深“中央民意”代表分期退职，并且公开改选全体“立法委员”及“国民大会代表”席次。蒋经国示意副官推著轮椅上台，欢迎掌声稍止，民进党“国代”继续高声喊叫。蒋经国似乎不以为意，继续向代表们简短地问好。然后他坐在轮椅上，让国民大会秘书长（译者按：何宜武）代为宣读蒋经国大约5分鐘长的讲词。讲词提到必须“改进国会机关的组成”，但是改革不能违背宪法规定（宪法明订，台湾当局是代表全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蒋经国离开后，民进党籍国大代表也退席，与场外群众会合在市区游行。蒋经国在回家路上还面带微笑。这件事过后不久，宋楚瑜拿一份杂志给经国先生看，杂志的封面故事赫然是，蒋经国有意给自己兴建一座豪华的纪念堂。蒋经国笑了：“我连给自己盖栋房子都没有，干嘛要盖个大坟墓呀？”[18]1987年是个丰收年，不仅政治革新有进展，蒋经国鼓励投资高科技产业的政策得到亮丽的成绩。台湾现在是全世界第十大制造业产品出口地，外汇存底接近400亿美元，以每人平均持有外汇的数值来看，高居世界第一。这一年，台湾在海外投资金额将近20亿美元，大部分投资在中国大陆。官方公佈的失业率是2.5%。台湾工厂还得进口外籍劳工来协助作业。最令人惊诧的是，平均家庭所得窜升到几近5000美元。
[1] 汪道渊年月日在台北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所说。原书注
[2] 王家骅1995年8月25日在台北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所说。原书注2
[3] 宋楚瑜、余纪忠在1995年9月13日、9月26日分别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所说。原书注3
[4] 余纪忠1996年5月24日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所说。另参见王力行，《郝总长日记中的经国先生。晚年》，第313页至314页。原书注5
[5] 余纪忠1996年5月24日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所说。原书注6
[6] 同上注。原书注7
[7] 宋楚瑜1995年9月13日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所说。原书注9
[8] 丁大卫1996年8月26日在维吉尼亚州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所说。原书注35
[9] 俞国华1995年8月28日在台北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所说。原书注36
[10] 本节系根据本书作者1995年9月2日、11日，1996年5月18日、1998年3月9日访问李焕的笔记整理。原注40
[11] 国务院某位涉及东亚事务的高级官员2000年2月在华府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所说。原注42
[12] 李焕1998年3月9日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所说。原书注43
[13] 马英九1998年3月10日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所说。原书注48
[14] 原书注53
[15] 原书注54
[16] 原书注57
[17] 李焕、林荫庭，《追随半世纪：李焕与经国先生》第255页。原书注59
[18] 宋楚瑜1995年9月13日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所说。原书注61
点击收藏 小提示：按键盘CTRL+D也能收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