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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章 建立共识

　　

1985年2月，蒋经国要求蒋彦士辞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的职务。蒋彦士比起30年代、40年代就开始追随蒋经国的人士，跟蒋经国的关系更加亲密。他的下台与全台最大的信用合作社——台北市第十信用合作社——的倒闭有间接关系。十信案涉及到将近两亿美元的非法放款，其中部分借贷人是当局官员。贪瀆是国民党在大陆溃败的主因，现在继黑道被情报机关吸收、授意杀人，令台湾撼动之后，又爆发堪可比美孔祥熙、宋子文时代的大弊案！[1]蒋经国召见“财政部长”、“经济部长”（译者按：陆润康、徐立德）之后，两位部长立刻提出辞呈，这可是在大陆时期没见过的现象。十信弊案爆发后，银行和外汇制度趋于保守，也反映出蒋经国一向倾向管制的做法又告抬头。蒋彦士的垮台还有另一个说法。据一位与蒋经国接近的消息来源说，蒋经国拜託蒋彦士帮忙看管孝武，在刘宜良命案爆发后，他觉得蒋彦士没有尽到责任。台湾驻日本的非正式“大使”马树礼以74岁之龄，回台接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蒋经国告诉马树礼，他决心在今后一两年内推动全面民主改革，他要求马树礼召集几个专案小组，非正式地讨论政治改革事宜。通常这些小型、非正式的会议只有四五个人参加，针对特定的政治改革之正、负面效应，提出各种看法。严家淦答应出任召集人。与会人士包括中常委、高阶军官及情报官员，蒋经国信赖的核心干部、立法院及国民大会里年迈的保守派，乃至受人敬重的学界人士等。[2]蒋经国本人没有参加这些小组开会，而是偶尔邀一两个人到床边垂询意见。来宾到达官邸时，他就按钮把床调整为坐式，然后对姜必宁大夫说：“对不起，姜大夫，我们有些重要事情要商量”。所谓商量，往往是一面倒，蒋经国一直问话，问个不停。不论来宾持什么观点，能被总统邀请到卧榻之侧请教，总是令人觉得荣幸。虽然“内政部”命令党外公政会解散，反对派领袖拒绝从命。国民党则持续研商，使得“党外”似乎多少有点合法性。刘宜良命案审判完结之后，警备总部恢复取缔反国民党刊物的大动作。5月至10月，警总没收的煽动性质刊物就高达976000份之多。尽管警察查禁、没收杂志，以譭谤官司箝制，台湾的反对派刊物以及香港各式各样媒体继续大量刊载刘宜良案、十信案的内幕，以及与孝武有关的种种传闻，大爆蒋家内幕的故事，如蒋方良的身世、蒋家财务的消息处处可见。刘宜良撰述的《蒋经国传》在台湾洛阳纸贵，席格瑞夫（Sterling Seagrave）那本一面倒、尖锐抨击的《宋氏王朝》）也十分畅销。

蒋经国虽然忙著规划台湾政治改革，也相当密切注意中国大陆。6月，大陆一份杂志开始连载蒋经国旧部执笔，记述一些友善往事的文章。11月，李光耀首次公开到台湾访问。他由台北第三度进入中国大陆，回程时似乎又秘而不宣在台北小停，才回新加坡。12月5日，蒋经国和丁大卫会面，故意不经意地提起，最近李光耀经过台北，曾经转达邓小平问候之意。李光耀来访之后不久，有一天马树礼向蒋经国读一份有关中国大陆发展的报告。经国挥挥手，打断他的话题：“以后别再说‘共匪’，说‘共产党’就可以啦！”[3]“经济部长”李达海4月28日公开重申他所谓的当局“长期以来的政策”——不干预与大陆的间接贸易。他引述一份智库报告，它认为当局既不需要、也不可能控制对大陆的间接贸易。这个当局出资支持的智库也宣佈新推出一份季刊，提供中国大陆市场资讯。除了数以千计民众偷偷潜回大陆探亲之外，许多台湾生意人也已经经过香港，非法前往大陆旅行。有位立法委员公然讚扬这些人“成功登陆大陆”。官方估计1985年商品流通金额约7亿美元——大约八成是台湾出口。有一股号称“港台”风的青少年文化，在音乐、电影、卡拉ok、髮型乃至服饰上，突然间在大陆青少年群中如野火般流行开来，这可是共产党中国前所未闻的事！[4]更撼动人心的是，报章杂志报导，若干台湾商人已在中国（主要是福建）设厂生产衣服、鞋子、卫生棉等。1985年，由香港到中国的直接投资总额约10亿美元。而台湾对大陆投资也首度出现估计数字——50万美元。81岁的邓小平，比起蒋经国年长岁。这一辈子，他喝的酒可不逊小蒋，抽的烟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他的身体比小蒋强多了。1985年9月，邓小平宣佈退休，不再管日常行政。台北方面，这一年夏天，眼科专家发现蒋经国视网膜退化，必须再次开刀，两位本地眼外科医生负责执刀。手术之后，蒋经国的身体健康急速走下坡，脚部神经痛也加剧。[5]即使有年轻副官扶持，他已经举步维艰，很难走到中央党部三楼的会议室。马树礼建议党部装一部电梯，蒋经国不肯。于是，中常会移到台北宾馆开会。隔了一阵子，蒋经国觉得在“政府”建筑物里举行党的会议不妥，他才同意装设电梯。

病使得蒋经国加快培养李登辉接班的准备工作，两人经常一起讨论政事。不过，李登辉从来没进到他的卧室，那是外省籍亲信才能进去的地方。蒋经国考量到李登辉与军方毫无渊源，指示参谋总长郝柏村多跟李副总统谈话。一个月之后，他又重复这道训示，特别交代郝柏村和李登辉讨论如何处理刘宜良案。郝柏村遵令去做，与李登辉建立起交情。蒋经国又安排李登辉代表他，向政战学校毕业生演讲，以及出席若干“国家大典”。为了展现李登辉处理外交事务的能力，蒋经国派他以“特使”身份出访中美洲友邦哥斯达黎加、巴拿马和危地马拉。蒋经国也告诉美国驻台代表李洁明，他希望李洁明能与李登辉多接触、多瞭解，“不要有别人在旁边”。李洁明和李登辉很快就结为好朋友，有一次两家夫妻相偕环岛旅行了三天。可是接班问题并没有止息。台湾及国外都有些政治分析家认为，一旦蒋经国殯天，李登辉只会是有名无实的“虚君”。在后蒋时代，掌控国民党才是关键，许多人依然认为这一部分将由蒋家人或军人接班。“我们不认为李登辉是个强人，可以击退外省籍强人”乃是一般典型的评语。[6]少数观察家甚至继续看好蒋孝武，因为他姓蒋，“当变动时期来临时，可以增加几分安定”。[7]刘宜良命案之后，蒋经国不再信赖情报机关，孝勇变成父亲的亲信，每星期二、五要向他报告最新的政情发展。某些反对派刊物开始称呼孝勇是“地下总统”。为了澄清事态，蒋经国8月间接受《时代週刊》专访时表示，他“从来没有考量过”由蒋家成员继任总统。当蒋经国获悉孝武、孝勇兄弟有意竞选国民党中央委员时，就交代秘书长马树礼制止。[8]12月5日向“国民大会”发表讲话时，他更是明白地针对在他身后是否有蒋家人或军人出现主政的问题，答说：“既不能，也不会”。过后不久蒋经国派孝武出任台湾驻新加坡“副代表”，形同放逐，李光耀答应他，会帮忙“看管”孝武。半个地球之遥、冰天雪地的莫斯科，另一场领导人继承的大战刚刚完成，契尔年科(Konstantin Chernenko) 安德罗波夫(Yuri Andropov) 短暂接位，相继病逝之后，戈巴契夫 (Mikhail Gorbachev)以55岁之龄，成为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戈巴契夫及其同志认为「与经济、文化、民主和外交政策有关的每件事，都得重新评估」和改造。他想给苏联共产主义添上人道、民主的面貌，此一惊人举动最后导致苏联制度的覆亡。就短期而言，他的改革运动给东欧、菲律宾和（中国）台湾的民主运动增加了旋乾转坤、改造历史的动力。[9]到了1985年底，每年到台湾的外国旅客及商人已超过100万人次。同时台湾人民出岛旅行人数也以万计，其中包含不少人溜到大陆去。台湾人越来越有余钱出岛旅游。1985年，拿整体国民所得除以台湾1900万人口，得出的数字超过3000美元。1985年世界石油价格下跌，对台湾经济及新台币币值产生助长之势。“行政院”决定每公升汽油降价新台币1元，蒋经国认为降幅不够大，行政院进一步宣告降价新台币3元。这些年下来，台湾的媒体、政客、评论家，不分亲当局或反对派，都广泛报导中国大陆人权运动勃兴的消息。因此国民党保守派也越来越难以反对岛内出现同样的吁求之声。台湾存在著一大片非政治的领域，但是这种传统的民间社会，集中在家庭、宗亲、宗教、嗜好和工作的范围，差异性不大，它并不包含愿意向当局挑战的团体。不过，在财富日增、民智大开及都市化的大环境下，岛内公民社会迅速扩张到有争议性的领域。消费者文教基金会成立于1980年，动员民众对米价、核能发电等议题关心。地方及全岛性的反污染组织也出现，有些强悍的环保组织，如台湾绿色和平组织还跟国际组织串连，互通声息。到了1985年，妇女运动组织与原住民人权运动，在岛内亦蔚为风气。甚且，劳资纠纷案件激增，也反映出早先由国民党及资方主导的工会势力已告衰退。[10]追求民权已经蔚为风潮，谁也阻挡不了。

蒋经国週遭的改革派，认为他们驾驭著民主的历史浪潮，但是只有蒋经国能够走过险滩暗礁，能够说服国民党及撤退来台的外省人自动放弃独裁权力。王昇事件和刘宜良命案凸显出蒋经国大去之后，反动派依然有可能夺得权柄。改革派担心的是，反动派夺权动作可能会得到蒋氏家族的支持。蒋纬国即将由军中退役，蒋经国有意派他出任驻沙乌地阿拉伯“大使”，或是驻南韩“大使”，但是他不肯。最后，蒋经国同意派他出任“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这个职位使得纬国具有政治地位，而且可以留在岛内，参与军政大事。纬国和他的一帮朋友可能想到，一旦身体衰弱的经国撒手人寰，国民党领导阶层可能会请他出来领导党。可是蒋经国本人认为，若是如此，才是“国家”和党的大不幸。蒋经国希望天能假年，让他得以执行改革计划，可是他也晓得时间流逝得很快。4月18日，蒋经国的心跳仅有每分鐘二三十下，非常危险。姜必宁医师认为他需要装心律调整器。进入手术房之前，蒋经国只通知了五个高级官员，他指定的继承人李登辉并不在其中。鉴于一系列的重大改革仍有待推动，蒋经国认为时机太敏感，即使是对许多亲信，也不宜让他们知道他要动手术。装了心律调整器之后，蒋经国的心跳恢复正常，但是他依然抱怨呼吸急促。中央通讯社于8月26日发佈这项手术的消息。这时候，蒋经国终于开始公开使用轮椅，可是在访客面前，他依然显得“精神奕奕，掌握下情”。[11]他经常要求宋楚瑜向他报告反对派杂志报导些什么消息。有一个例子显示出，他还继续高度管事，而且充分掌握政治脉动。1986年2月县市级选举之前，他预测国民党在彰化县、嘉义县县长选举会大败，建议马树礼秘书长，党不要提名同志参选。由于地方党部反弹，蒋经国接受折衷方案：彰化县党部不提名，嘉义县党部则照样提名。果然，嘉义县长选举，国民党候选人大败。不过，整体而言，国民党的战果相当不错——高投票率使得国民党赢得2/3以上的县市议会席次。下一个月，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产生新的中常委，本省籍中常委人数增加到几近半数（总数31席，14席本省籍）。

经历了将近一年在党内营造共识的准备工作之后，蒋经国现在要进入下一阶段，实际执行基本大改革。国民党中常会在他指示下，成立一个24人的政治革新委员会，底下分成两组，每组各12名委员，各负责处理三个议题。三个最重要的改革范围，它们的题目一点也没有直接透露出探讨的关键议题：“重振国会功能”，指的是结束资深“中央民意代表”的长期不改选现象；“研究民间团体问题”，指的是允许反对党合法化。[12]“解除戒严”是最关键的重大改革。一旦当局放弃“动员戡乱时期”紧急权力，不准组织反对党以及其他种种对民主政治的限制，就再也交代不过去。钱复等若干青壮派多年来一直向蒋经国建言，认为没有必要实施“戒严法”，它的存在只让反当局人士借题发挥。他们说，台湾根本没有把许多“戒严法”条付诸实行，又没有宵禁，纳入军法审判的只有四种罪名。过去，蒋经国答覆他们：“结束戒严，政府就不再安全”。现在“解严”的时机已到，他交代孝勇向驻节华府的钱复表示，钱复的意见是对的。可是惰性力量依然十分强大。尽管蒋经国和马树礼花了一年的功夫沟通，绝大多数中常委（并不仅限于极右派）认为前途受到真正民主制度的威胁。“立法院”、“国民大会”里年迈的“中央民意代表”，当然极力反对。严家淦召集的共识凝聚研讨小组还是依旧进行会议，直到有一天严家淦在会议中中风倒下，才停止运作。蒋经国继续在七海官邸召集非正式的会议，安抚疏通反动派，偶尔亦亲自登门去拜访这些身体比他还差、风烛残年的大老。蒋经国和这些大老讲话时，执礼甚恭，洗耳恭听他们的意见。他固然可以颁布“紧急命令”解散“立法院”和“国民大会”，可是他觉得必须根据他和父亲所奠立的“宪政”法制从事。他认为，过渡到法治、民主社会一定要依照“宪法”办理，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任何人跟蒋经国磋商时，若是公开反对真正过渡到民主的构想，不仅不礼貌，在政治上也是不智之举，尤其高阶军官及情报首长几乎都是经国拔擢任官，更是必须毕恭毕敬。因此他们只能指出每项改革方案隐藏的问题与危险。譬如，国防部长宋长志就说，如果“解除戒严”，“国家”可能根基动摇。但是他并不反对，只是提醒：“我们必须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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