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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转进

　　

1949（牛年）伊始，蒋介石拒绝接受他已不再拥有“天命”的事实。他在《荒漠甘泉》之中寻求慰藉，从《孙子兵法》，尤其是《欺敌篇》中寻找灵感。蒋介石一辈子恬淡自持，此时益发坚韧。面临中共胜利，他一如频遭日军击溃的逆境一样，坚信如能撤退、苦撑，世界局势终有转为有利的一天。但是他需要尽可能争取时间执行转进台湾的计划，毛泽东也一样需要一段时间整备部队，准备渡江作战。蒋介石冷静地策划保存实力，不过他必须先付出重大代价。撤退到台湾，现在只是时机和战术问题。他需要审慎构思自己的政治动作，与大陆即将丢失这个危机保持距离，争取时间，让毛泽东难以下达军事决定。蒋经国天生的乐观、热情又恢复。宋美龄正在美国大力推动“自由中国”，儿子成了蒋介石惟一的亲信。12月，国民党中央发表蒋经国为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但是他并没有急急忙忙到台北接篆。这个反常现象也是要让中共摸不清蒋介石的意图。蒋介石住在南京城外紫金山上宋美龄盖的大宅，经国随侍在侧。谈到撤退转进的优先，就出现两大项目，一是中国丰富的艺术珍藏，一是黄金与外币储备。在日本1937年发动侵华战争之前，北平故宫博物院就把庞大的珍藏装箱，先送到南京，后转运重庆。抗战胜利，故宫人员又把这些宝物运回南京，转运过程有不少宝物遗失或遭窃，包括北京猿人骨骸此一考古人类学的无价珍宝也不见了。不过故宫典藏实在太丰富，少了几样也有如九牛一毛，无损其价值。1949年初，蒋介石派经国负责把故宫宝物安全运送到台湾。数天之后，经国已经出现在海军码头，监督水兵把上百箱宝物运上两艘军舰。夜里，两艘军舰悄悄拔锚，全速沿长江而下。它们在上海不停留，载著这些无价珍宝直接开往台湾北部的基隆港。[1]接着，蒋经国秘密前往上海，开始设法把中央银行库藏黄金、银元和外币运走。他遵照父亲指示，把第一批资产运到福建厦门，这是蒋介石要让毛泽东摸不清他是否会固守大陆部分疆土的策略。

1949年初，挤满难民的军舰、商船已经不断穿梭往来大陆和台湾的基隆、高雄。有一艘轮船不幸沉没，一千多人丧生蒋介石下令把张学良和赵四小姐迁移到台湾，把他们及守卫安置在新竹。[2]许多人并不以台湾为最后落脚的目的地。在美国或海外其他地方存藏了钱的人，计划退到更安全、更接近他们财产的地方。蒋经国一度想到把妻儿子女送到香港或英国，但是他没有钱供养他们，又不肯接受宋家的资助。[3]更重要的是，他晓得这么做，对他父亲是雪上加霜，经国送信给杭州的蒋方良，要她准备好随时接到通知就全家行动。他也通知了章亚若的生母章周锦华。章家包括孝严、孝慈，祖母和舅舅，以及舅母，六七个小孩，及时转进到福州，政工人员协助他们上了一艘军舰，前往台湾。[4]1月15日，华北重镇天津被围困不久，即向人民解放军投降。此时已经秘密和中共有联繫的贾亦斌，到南京励志社招待所见蒋经国正在烧燬文件。贾亦斌问他，为什么把一叠请帖也丢进火里？经国说：“我们不会再请客吃晚饭了”。1月19日，蒋介石主持他在大陆时期最后一次行政院院会，在李宗仁带头下，与会者过半数呼吁停火、和谈。两天之后，蒋介石宣佈由总统职位上引退，但仍保留国民党总裁职务。同一天，蒋介石率领儿子及比平常较少的随扈，搭乘宋美龄私人拥有的飞机“美龄”号离开南京。蒋纬国正在上海，忙著监督把坦克装上轮船，让他懊恼的是，经国竟然忘了通知他，父亲即将宣佈引退，离开南京。他从报上读到相关消息。蒋氏父子由南京出来，先到杭州。当年主持台湾省政失当，导致二二八血腥镇压的陈仪此时担任浙江省主席，为他们父子举行盛宴。蒋经国并没有笑容，陈仪的日子已经不多！美龄号载了蒋方良母子，再次降落已是象山机场。一队军车载运“未能视事”的总统、经国全家人以及卫队、随员前往溪口。车队穿过武岭街上城楼时，村民如往常出来欢迎。只是这一次，除了小孩子之外，蒋氏老家乡亲神情相当紧张。当天夜里，全家睡在丰镐房。蒋方良把子女放到楼上冷冷的房间睡觉，故作镇静，装作这是另一次到溪口度假，不是逃亡。

第一个早晨早餐时，蒋介石对经国说：“我们将在这里住3个月”。这个预言还真准确到一天都不差。他还要经国转令空军立即在舟山岛定海兴建一座机场。舟山离宁波不远，距上海也只有100多公里。蒋介石脑海里盘算的是，他的部队如何从上海这个大都会撤退。当天第一通电报赫然就是报告，北平守将傅作义率领20万守军不战而降，毛泽东兵不血刃，大军开进古都。同一个上午，毛泽东在北平市郊夏宫圆明园废墟附近，边喝茶，边读蒋介石到达溪口的报告。毛泽东很可能抚著下頷微笑，尝试研判旧敌的下一步往何处去。蒋经国飞回上海监督押运中央银行的黄金和其他资产——这次送到台湾。蒋介石提醒儿子务必保密，因为李宗仁一定会想利用这些黄金库存，作为与共产党谈判的筹码。2月10日，经国动员青年军旧部当司机和守卫，深夜把最后一批黄金搬上停在军用码头的一艘军舰上。黎明之前，船已啟碇，驶往基隆。搬运到台湾的这批资产，依1998年总值是3亿到5亿美元之间，照1998年币值换算，则至少为100亿美元。[5]但是经国向父亲覆命时，蒋介石还不满意。他记起来，政府战时向个人没收充公而来的一大箱钻石和珠宝，还存在中央银行库房里。他派经国再去取这些珠宝。这时候，代总统李宗仁获悉经国运走整个国库黄金、外币，大发雷霆。他下令中央银行不得把珠宝交给经国，把掌管库房钥匙的官员派到香港出差，经国觉得不值得为这批珠宝和李宗仁公开争执，空手回到溪口。这下子换成蒋介石震怒。他说：“当我们在台湾需要付兵餉时，每一分钱都重要”。播迁台湾，还有一个重要的准备动作逮捕浙江省主席陈仪。李宗仁对此事先并不知情，指控是经国在幕后安排。陈仪不备，束手就擒，被押到台湾，旋即以阴谋勾结共产党的罪名枪决。然而，蒋经国真正的动机在于平缓台湾人对二二八事件的民怨。[6]

大约在蒋介石父子抵达溪口这时期，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Anastas Mikoyan ）秘访北平近郊的中共总部。中共官员日后声称，米高扬替斯大林传话，力促毛泽东不要争取全面胜利，因为这样做可能刺激美国人替国民党出面介入，因此建议人民解放军打到长江就止步。[7]米高扬就此行向斯大林提出的报告现在已经公开，指证中共此一说法不确。事实上，米高扬力促毛泽东不要鬆手，要加快佔领上海及其他城市，建立新的共产党政府的动作。毛泽东和斯大林在函件往来中讲定，革命战争应坚持到底。[8]在外交政策方面，毛泽东重申他预备在反帝战争中，让新中国与莫斯科结盟。米高扬投桃报李，讨论到苏联未来对共产党中国可提供军事及经济援助，不久，毛泽东就对全世界公佈，一旦爆发第三次大战，中国共产党将与苏联站在同一边。溪口方面，蒋介石大部分时间住在雪竇山上28年前他盖的那栋小屋，距母亲王太夫人墓地不远。有时候，他身穿黑袍，花很长时间散步。蒋经国通常也一样穿著，随侍在父亲身旁。有时候父子俩一起拾径而上，走到雪竇寺，问起蒋介石当时都在做什么？目前还在世的旧属夏功权说：“他都在沉思”。然而，不久，访客蜂拥而至，忠心的军事指挥官、焦虑的党政官员，纷纷前来向总裁请示。每天上午5点，有一班飞机由上海飞来，夏功权忙著迎送，这段期间每天只能睡上三四小时。蒋经国也把贾亦斌、胡轨、陈正卿等部属，召来溪口个别会晤。陈正卿表示愿意冒险留在大陆，经国给他一些银元，以备他改变念头时可做路费。已经秘密投共的贾亦斌，担心经国已经对他起疑心。不过，即使经国曾经起疑，此时已不再介意，他要贾亦斌率领预备干部总队这支约10000人，拟培训为排、连长的人马，前往福建，准备撤退到台湾。美国此时的政策是接受共产党中国不可避免会出现，盼望最后会出现中国的铁托主义。然而，台湾依旧是个棘手的政治、道义难题。1948年底，参谋首长联席会议照会国家安全会议，台湾若遭共产党掌控，将对美国的安全构成“严重不利”的战略影响。白宫和国务院也希望台湾不致沦入即将赤化的中国手中。但是他们也相信，在大陆如此惨败的国民党政权，即使得到美国大规模物资援助，也不可能守得住台湾。

同一时期，参谋首长联席会议表示，美军若公开表态承诺防卫台湾，“只要我们的军事实力和我们的全球责任，仍存在当前的差距”，殊为不智。同样重要的是，美国的盟国也会强烈反对美国以兵力直接介入，阻止台湾落入中共手中。因此美国在1949年一整年，直到1950年6月为止，采取各种不同的政治、经济措施，企图阻止中共掌控台湾，但是并没有抱太多希望，认为这些作为能够成功。为了达成这个目标，国务院开始评估以下各种可能性：在国民党内扶植更有效的、民主的领导人，取代蒋介石；鼓励台湾“独立运动”；或在台湾建立联合国托管。起初，国务卿艾奇逊一度认为，如果国民党没有了蒋介石，还不能统治台湾，确保台湾不落入共产党手中，则美国应该检讨发展“自发性的台湾独立运动，进而导致联合国就台湾前途达成协议，国际间可准许美国干预”的可能性。负责调查这些可能性的美国外交官员莫成德（Livingston T. Merchant）认定，美国依然有好感的陈诚，可能不能产生比现有政府更有效率、更得民心的政府。依据莫成德的建议，美国官员向南京的代总统建议，请李宗仁派孙立人取代陈诚，出任台湾省主席。孙立人此时在台湾，指挥青年军的三个师，还负责主持高雄附近的陆军训练中心。他徵召台湾青年人伍，补足兵力员额，可是并没有太多军火弹药，也没有重机关鎗或大炮。3月初，麦克阿瑟邀请孙立人到东京访问，孙得到蒋介石同意后，飞往东京。麦克阿瑟已经先跟莫成德交换过意见，他告诉孙立人，国民政府气数已尽，如果孙立人承担起台湾安全的责任，美国愿意支持他。孙的答覆是，他忠于蒋介石。回到台湾后，孙立人立刻把麦克阿瑟一席话报告给陈诚，陈诚急忙到溪口向蒋介石面报。[9]隔了几星期，孙立人也亲自晋见蒋介石表态效忠。蒋告诉他：“回台湾，好好训练部队”。同时代总统李宗仁告诉司徒雷登大使，他没有实权派孙立人为台湾省主席，只有已经下野引退的蒋介石有办法发表派令。[10]美国就此作罢。可是这件事却让蒋介石证实了已经很明显的事态——华府当局亟欲摆脱他。这件事当然也让他确认了孙立人的忠诚，但是同时也加强了他们父子对这位美国宠儿的戒备。美国人这次接触孙立人，难保下次不会再试探孙的心意。事实上，孙立人也继续向美方表示对时局的悲观评估。5月间，他告诉美国驻台北总领事馆官员，上级许诺派他出任台湾地面部队总司令，可是由上海撤退来台湾的部队却又不交给他节制。孙立人说，他认为台湾会沦陷，原因将是内部斗争和缺乏组织，不是因为外敌来犯。

美方对台湾的前途可比孙立人还更焦虑，但是他们此时认为，任何企图弄垮蒋介石及其军事班子的行动，都不可能成功。国民党对在台湾武装部队的掌控，在蒋经国指挥部建的政工人员运作下非常坚牢。联合国托管的构想也消散。蒋介石必然不会答应，苏联一定会作梗阻挠，英国及其他的美国盟国也不会支持。“台湾独立”则更不可行。3月间，中央情报局的结论是，短期内“相当不可能”出现台湾人起事成功的情势。此后15个月，美国国内针对中国局势发展的政治压力有增无减，杜鲁门政府的官员继续苦思，美国不要军事干预就能解救台湾的方法。同一时期，美国的经济、军事援助继续送到台湾，美国政府也支持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Joint Commission on Rural Reconstruction, JCRR，即农复会）这个规划，协调台湾农村开发的中、美政府合作机构的运作。1949年4月初，张治中将军率领国民党一个和谈代表团到北平，惊觉大势已去，势不可为，他和几位代表（包括蒋介石的秘书、1925年介绍蒋经国在北平认识中共领导人的邵力子在内）一起投共。张治中是蒋介石最亲信的部属，因廉洁正直颇受经国敬重。他的投共对业已低迷的国民党士气构成严重冲击。邵力子变节，也使经国吃了一惊，开始担心共产党人是否已渗透到他週遭的亲信当中，过去他对此种威胁并未太过重视。当他获悉，几个星期前才刚说过话的贾亦斌，率领1万名预干总队学员“附匪”，更加强了这份忧虑。李宗仁相信，蒋介石已决定弃守中国大陆，如果李宗仁领导的政府能设法守住长江防线，蒋一定不会高兴。如果情势如此转变，可以使美方转变态度，对李提出具体支持。可是蒋介石却把海、空军调到台湾，又把许多中央军残部派到上海，使得李宗仁在军事战线上取得上风的机会全然不存。蒋氏父子有一天正在溪口武岭学校听平剧表演，消息传来，陈毅率领人民解放军沿长江350公里阵线抢渡，攻陷南京。李宗仁率领政府逃出，迁到广州，南京丢失当天，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诺兰（William F. Knowland） 在美国国会提案，要求调查美国在远东的外交政策。几天之前，参议员布里吉（Styles Bridges）才指控国务卿艾奇逊“破坏中国国民政府欲图至少保住部分中国自由的英勇行动”。

溪口方面，蒋介石下令转进，但是坚不透露目的地是福建还是台湾。4月24日，蒋经国和方良及四个子女话别，他们将坐车前往宁波附近的机场。小婴儿孝勇发著高烧。蒋家母子在忠心耿耿的女僕阿王陪伴下，坐上军机，第四次逃避追击。他们降落在当时人口还不多的台中。次晨，经国和父亲到祖母王太夫人坟前祭别，蒋经国也独自到母亲坟前话别，然后登上溪口镇后的小山，对这块祖先家园投下最后一瞥。

蒋介石带着经国、夏功权少校、几位秘书、一位医师及一小队员额减少的安全随扈，乘车离开溪口。蒋经国行李里头东西不多，有一样是母亲墓碑上拓下的题字，一是原来摆在武岭学校里的一本蒋氏家谱。这时候，溪口镇已经少了许多人。有点办法的蒋姓人家多已上路，退往台湾。地方上的警察及蒋介石相当多的卫士，绝大多数是奉化老乡，却被弃置。一伙人在象山小码头准备上船时，蒋介石瞥见夏功权，问他：“你在这里干什么？”夏功权说，帮忙搬运人员、东西上船。蒋介石命令他：“回溪口去，从上海调条船把所有的警察、卫士和他们的家属送到厦门”。很可能是蒋介石没有想到遗弃了一堆低阶随从在溪口，蒋经国提醒了父亲。上了船之后，蒋介石第一次宣佈，他既不去台湾，也不去厦门，而是要到上海。这个宣佈让经国等人大为意外，因为上海局势已十分危险。夏功权回到溪口，透过无线电，调来一艘登陆艇，把400多名安全人员及眷属接上船。夏功权旋即搭军机到上海，向蒋介石报到。夏功权报告已经安排好随员由溪口撤退事宜，但是他问到，把大家直接送到台湾，而非厦门，不是更好吗？蒋介石在办公室内踱步，接著宣称：“陈诚有政治上的困难”。夏功权敬礼，赶回溪口。他瞭解，把安全人员送到厦门，其实也是混淆中共地下人员对蒋意图研判的策略，另外也让陈诚争取时间，加强台湾防务，巩固国民党的掌控。另一场欺敌戏则在上海演出。蒋介石发表好几场演讲，宣称上海将是另一个斯大林格勒，国民党军队将坚决固守，奋斗到底，预料三年之内即可全面胜利。汤恩伯的部队及大批民伕、苦力砍尽大树，连高尔夫球场内的树木也不能倖免，构筑工事，沿著上海挖筑一条大壕沟，并削尖竹子竖立一道3米高的栅栏。美国总领事报告，“部队在屋顶设置阵地，在主要建筑物和街口佈置砂袋......显然预期会爆发激烈街头作战”。然而，美国外交官没有注意到，飞机、船舰正在把大部分汤恩伯部队运往台湾及舟山。蒋介石虽然经常命令岌岌可危的城市守军坚持到底，他却无意死守上海。但是他也不希望整个军队在这个时候一起奔向台湾。

5月5日，李宗仁送一封私函给杜鲁门，责怪蒋介石把中国断送给中共，要求美国支持他。华府很为难。经国批判李宗仁这封信“向外国人乞怜摇尾”。这时候，上海的工人如果够幸运，可以拿到产品当工资，挤上街头换取本身需要的宝物。数十万人挤满了黄浦江码头和城西的机场大厦。在这种紊乱局面下，令人担心共产党会大举渗透到台湾。经国手下政工人员忙著防堵安全漏洞，每个难民登上驶往台湾的机、船之前，都得出示政治部准予疏散的文件。5月6日，蒋家父子登上一艘军舰，它在翌日清晨缓缓驶出蜿蜒迟滞的黄浦江。中共三野部队已经佔领大运河边的古城苏州，距上海只有80公里。但是蒋介石似乎依然不慌不忙，好整以暇。盯住这艘军舰行动的中共地下人员大惑不解：它没有开往台湾，反而停在舟山群岛。蒋介石在舟山镇静地检阅由上海撤下来的12万5千名部队。5月15日，蒋介石指示经国飞回上海督导。经国抵达时，已可听到远处传来炮声。江湾挤满了附近县市拥进来的难民，轮船甲板挤满乘客，缓缓驶出港口。蒋经国与后卫部队指挥官开会，指示他们退出上海之前，不必做破坏动作。逮捕、公开处决黑市奸商和涉嫌或实际共产党地下人员的动作持续到最后，不过显然只有数十或数百人受到惩处，不再是成千人受惩处。翌日，蒋经国飞到台湾西岸海峡中的澎湖，再转往福州，与福建省主席商量建防御碉堡事宜——这又是刻意混淆的动作，要让中共地下人员抓不住真正动向。回到台北，经国和陈诚讨论如何处理难民拥入。提供粮食、住处给数十万挤在两大港口的男女老幼，甚至士兵，就是一项不简单的任务。每天约有5000名难民拥入。蒋经国也跟陈诚、彭孟缉检讨防务部署及内部安全准备。彭孟缉1945年奉派到高雄担任要塞司令，因1947年镇压二二八事件有功，此后即主掌台湾省保安司令部。他统辖的6万至8万名部队有粮有餉，因此较守纪律。然而，某些国务院官员认为他是“中国陆军中最彻头彻尾的无赖之一”。[11]这是台湾人所说的“白色恐怖”时期的开端。陈诚已宣佈戒严，彭孟缉的保安司令部和其他安全机关忙著清扫嫌犯，不论是共产党员或被认定是台湾民族主义者，全在扫除之列。台湾大学学生读书会里不少人遭到逮捕、杀害。

蒋经国利用在台北的这段时间，替家人在长安东路18号租下房子。这栋房子和土地的共同主人是华南银行和第一商业银行。两家银行立刻表示愿意廉价让售，经国不肯。40年后经国故世，他跟方良从来未曾拥有过一份不动产。夏功权5月22日在台北读到上海传来新闻，指出上海市危在旦夕，即将失守。他急忙赶到无线电通信室，拍发急电给仍在上海监督坦克车装船的蒋纬国。纬国反过来协助夏功权母亲及自己的太太上了最后一班船。经国告诉夏功权，虽然上海已被重重包围，他仍要回上海。5月25日，他们搭乘C-47运输机起飞，越过台湾海峡。距上海机场还有20分鐘航程，塔台紧张地报告，人民解放军部队已打到机场周边外围。夏功权把飞机转向南方，向蒋介石的座舰（当时在舟山附近）以无线电报告。夏奉指示，把飞机降落在定海。人民解放军就在这一天进入上海。上海市“软性终结”(Soft Ending)。美国总领事馆官员预测蒋经国会乐意夷平上海，破坏全市公共设施、码头及其他基础建设。事实上他下达命令，尽量别去破坏。根据美国人接下来的报告，国民党军队飞机并未滥炸上海，而是集中轰炸市郊的机场及储油设施。同一位总领事评估经国下令退出上海后的一个月的经济情势，指出公共设施照常运作，大约还有40天的燃料油库存，基本粮食供应无缺。码头、工厂没有被破坏，上海联防厂甚至还有约六星期原棉供应量。汤恩伯后卫部队撤退时，上海副市长吴绍澍并没有跟著逃走。他留下来而且把国民党在市内各组织的成员名单、档案交给中共，蒋经国三青团和复员青年军联谊会旧部属名单通通曝光。吴绍澍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参事，显示他恐怕早已是潜伏在国民政府中的中共地下党员。蒋经国忙得不可开交之时，他父亲继续在舟山停逗留了好几天，汤恩伯部队则卖命的构筑工事，蒋介石到一座观音寺以及当地的著名的两座寺庙参拜，花很多时间沉思。数以千计的国民党军队官兵依然拼死一斗，迟滞人民解放军向舟山的对岸海边推进。诚如夏功权所说：“我们对蒋介石盲目的信服”。蒋介石座舰悄府悄的驶入高雄港时，孙立人将军亲自迎接。6月25日，蒋介石父子飞往台北，参加一项重要的军事改组会议。蒋经国坚持，军中有些事必需立即改革，如今金钱粮餉（包括发放粮餉）必须全部集中管控，指挥官不再掌控属下部队的粮餉。然而军中更基本的改革还得等候一段时间。蒋介石搬进台北近郊草山（后改称阳明山）顶上的一栋房子，他的产权属于公营事业——台湾糖业公司所有。这座房子可以眺望美景，可是却有一个缺点——美国总领事拥有的週末度假别墅可以看到官邸的院子。蒋介石入主之后，中方安全人员立刻筑起一道高高的竹墙，阻住美国总领事的视线。美国人提出抱怨，但是毫无结果。

在国际政治前线上，有许多人提出警告，认为共产党中国对美国的亚洲地位构成强大威胁，应该保全台湾作为未来反共斗争中的主要盟友。毛泽东的言行使得这些人士更是振振有词。毛泽东不仅向米高扬强烈保证合作、团结的意思，4月4日公开宣称第三次世界大战在所难免，更在6月30日发表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再次鲜明的正式表态，共产党中国意欲与苏联结盟。他在这篇文章里说，“中国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毛泽东讲话后次日，他的重要副手刘少奇由北京前往莫斯科秘密会谈。刘少奇此次访苏，在意识形态及政治局势上而言，都是一道里程碑。斯大林在和刘少奇会谈时，宣佈他的世界观有一项重大新发展——新兴的社会主义中国和苏联之间要分工，这等于明白承认中、苏是平等伙伴关系。斯大林对刘少奇表示，世界革命的重心已从欧洲移到亚洲。中国共产党的命运就是领导亚洲的反帝国主义革命。斯大林相信，第三次世界大战在所难免，这场大战会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发出致命打击。苏联需要尽可能争取时间增强实力，同时要设法让美国分心，并削弱美国的同盟体系。针对这个目标，斯大林鼓励共产党中国在亚洲扩张活动范围，让中共在苏联大伞之下活动，可又不致于让苏联直接涉入。这个全球战略有一个关键的运作目标：共产党中国持续与西方国家孤立，并仇视美国。胜利来得太快，使毛泽东、斯大林都亢奋、自信。可是冷战在欧洲呈现僵持对峙，核子对峙接踵而来，对美国及盟友的斗争焦点现在转到亚洲。在这个战场上苏联与中共结盟将发挥关键影响。可是刘少奇要求苏联直接提供海、空支援一解放台湾，斯大林予以拒绝。他说帝国主义者会利用苏联申援为藉口而发动世界大战，而社会主义阵营还未做好大世界大战的准备工作。斯大林只愿提供军事设备及顾问协助，包括协助中共建立现代化空军，苏联军事顾问旋即大批抵达中国，苏联米格机进驻上海附近的机场。

刘少奇和斯大林讨论中苏新伙伴关系。蒋介石也没闲著，他努力争取东亚地区反攻政府的支持。1949年7月11日，蒋介石父子飞到碧瑶会见菲律宾总统季里诺（Elpidio Quirino），发表一项联合公报，号召在东亚成立反共联盟。蒋悄悄的提到万一趋势需要，要把一部份国民党在台湾的黄金储备移往菲律宾。蒋介石父子旋即飞到广州，和代总统李宗仁会谈。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发表谈话，承认对当前败局他必须承担相当大责任，可是广州必须死守，他本人“愿意与广州共存亡”，可是他又不肯应众人要求，把国民党空军部队调回大陆，协助防守广州。经国在这些行程中扮演父亲的私人助理。蒋介石在广州时，李宗仁以广东菜招待贵宾。李发现用餐时小蒋“忙进忙出”。李宗仁在回忆录中提到，蒋经国检查每道菜的材料以及烹煮。李宗仁认为：“显然他猜疑我要毒害他父亲”。八月七日，蒋介石父子到南韩会见支持反恐联盟之一的李承晚总统。稍后不久，吉里诺总统到华府访问，接下来他和李承晚总统都搁下这个提议。同样在八月，美国国务院发表对华外交白皮书，把国民党大败归咎于民心普遍不满，政府无能又贪瀆成风。胡宗南率领的30万大军，此时仍在四川。8月24日，蒋氏父子飞往重庆视察胡宗南部队，逗留几近一个月。在如此危急关头，逗留如此之久，使人相信蒋介石的说法，认为他有心在四川及其周边地区再度集结兵力，徐图再起。同一时期，白崇禧率部由湖南退守广东、广西。到了11月，总数几近两百万的军、民撤退到台湾。尽管人口暴增30%，由600余万跃升为800万军民，美方预测会出大乱，陈诚和农复会却能增加农业生产，台湾并没有发生粮食短缺和重大公共卫生危机。陈诚告诉美国官员，他订下收容难民的限额，暗示如果有机会，还有更多难民会拥入台湾。他也监督推行由农复会设计的一项土地改革计划，这项计划手段渐进，影响至为深远，国民党在大陆执政23年，无法有效推行孙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既有的经济和社会利益纠葛，一再破坏国民党推动土地改革的努力。但是到了台湾，国民党可以改革别人的土地——反正土地大多属于台湾乡绅所有，而他们多数被视为亲日分子。台湾可耕地面积的21%属于日本人所有，国民政府没收过来，也可以把它们出售给贫农。

土地改革先于1949年8月推出强制大幅降租（译者按，三七五减租），它的成功立即产生重大的政治、经济及社会效应。此后7年，陈诚陆续推出土地改革的其他项目，台湾农民成为国民党的重要支撑基础。旧地主释出土地，拿回公债及政府接收日产成立的公营事业的股票，终于演化成为新的资本主义阶级，政治稳定攸关到他们的重大经济利益。蒋经国在这些经济决策中没有任何角色，但是根据某些参与经济决策的人士透露，他经常列席一些讨论土地改革之类重大议题的会议，把会议情形汇报给蒋介石知悉。[12]1949年底，蒋经国亦与好几位台湾大地主会晤，促请他们在土地改革计划当中配合。其中一位大地主辜振甫，回想起当时蒋经国提醒他，辜家一向爱国不落人后，要求他协助劝说其他地主支持土地改革。[13]毫无疑问，蒋经国鼓励父亲，迅速、果断地推动陈诚主持的土地改革，它远比小蒋当年在赣南能达成的成绩更为深远。9月，蒋介石派孙立人为台湾卫戍司令，部分原因是为了讨好美国人。孙立人统辖10个师的兵力，其中有5个师（即青年军3个师，及52军的2个师）原先由美方训练及装备。然而，孙立人告诉美方，陈诚是区域军事长官，拒绝给予孙适当的支持及补给。因此他认为大陆方面入侵的胜算很大。他预测，中共可以发动1000艘民船，24 小时之内登陆20万兵力，而他所辖30万部众，只有6万人是战斗兵员。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站上紫禁城城楼，宣佈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站在第一排的人士，有中共第二梯队领导人，如邓小平、杨尚昆这两个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生（译者按，邓只是短期进修）；以宋庆龄为首的一群非共人士；以及若干蒋介石的旧部，最著名的是傅作义和张治中。再次一级的贵宾有些是蒋经国自莫斯科时代及稍后所结交的朋友，如邵力子夫妇及儿子、屈武、贾亦斌等。几天之后，白崇禧放弃广州，率领久战已疲的部队退回20多年前他们起家的广西。蒋介石在台北发表“双十节”谈话，谴责“苏联帝国主义”，保证奋战到底、击溃共产主义才罢休。五天之后，广州失守。国民党军队若干部队逃到海南岛，“政府”迁到重庆，而非台北。

不过，最后总算发生几件振奋人心的大事。10月底，共产党军队佔领厦门后，数千人登陆金门，可是守军把绝大多数来犯敌人或杀、或捕。人民解放军另一支部队进攻舟山，一样失利。11月3日，美国驻台北总领事亲自送达一份美方重要政策文件给蒋介石——这是1948年以来，美国官方第一次与他接触。这份政策声明反映出华府当局对于台湾朝不保夕的焦躁，其目的在于震醒蒋介石，强调“对台失政”，目前台湾本省同胞有不稳趋向，要让他知道美军不会援助他。这份文件宣称，美国对台湾的态度“大体上要看目前国民党政府是否能建立有效行政，设法为人民带来更高水平的政治、经济福祉”而定。蒋介石见过美国“总领事”之后，立刻召集蒋经国、陈诚、吴国楨及少数几个人讨论，会议持续到“深夜”。蒋介石不仅没有觉得受到羞辱，反而十分兴奋。美方官员亲自传递讯息给他本人。他说，美国人现在再次“愿意和他打交道”了。而且，美国似乎表示，如果蒋介石能实行充分改革，美方可以从基本上改变援助台湾的态度。蒋介石11月10日召见美国总领事，读出答覆，其口气“不像受到警告通知的人，倒像是华府的伙伴，要英勇拯救台湾”。当然他向美国总领事担保，华府希望见到的改革，他统统会去实现。陈诚也向美方表示，国民党政权愿意照单全收美方的建议。蒋介石受到美方接触的重大鼓舞，意欲展现出他依然未放弃大陆。11月14日，他和经国搭乘夏功权驾驶的飞机，再次飞往重庆。四川的局势显然已无希望。邻省云南军阀卢汉省主席，8月间曾答应蒋介石父子，他会奋战到底，此时正在香港和中共代表秘商起义事宜。蒋介石抵达重庆之后，白崇禧率部由广西转进越南。“代总统”李宗仁通电，照会蒋介石，他要赴美国治病。逗留重庆时，蒋介石派经国到西康山区国民党军队某基地，传达“告诉他们要轰轰烈烈战死，绝不放弃”的指示。

由西康回来后，经国劝父亲事不宜迟，应该离开重庆了。但是蒋介石不肯，声称他要等负责殿后护卫的指挥官由前线回来，指示他如何执行转进任务。几天后，这位将领回来听令。翌日，蒋介石带著经国到重庆市军事委员会视察，发现已经人去楼空。省政府官员也逃跑了。由于难民太多，蒋介石座车开不回老鹰巖寓邸，父子只好弃车步行回到下榻之处。当天夜里，他们听到阵阵炮火声。天未破晓，夏功权叫醒大家，乘车前往机场。蒋介石命令基地指挥官杜将军，机场一队P47飞机若是不能飞走，统统把它们炸毁。天一亮，蒋介石父子一行起飞前往成都。翌日，杜将军抵达成都，报告说，由于气候不佳，加上共产党军队同时进袭，一大批军机来不及炸毁。过了几天，邓小平率军进入重庆——29年前他前往法国留学时即已阔别的大城。他接任重庆市长，又兼任西南军区政治委员。蒋氏父子在成都，到自杀身亡的纬国生父戴季陶坟前上香。1949年12月8日，国民党政权终于正式“播迁”到台北（美国大使馆也迁至台北）（译者按，南京失守后，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仍滞留南京，美方心存观望，期待与中共有所接触，未果，此时才随中枢迁台北）。12月16日，邓小平大军已进逼到成都市郊，蒋家父子才搭上满载燃料的一架DC-4运输机。夏功权担任导航员。云层挡住观察地面方位，也没有无线电台提供方向。夏功权只能大胆推断，飞机飞越业已被共产党佔领的莽莽神州上空，天色逐渐暗下来。夜里9点鐘，云层略为打开，夏功权往下一望，依稀辨认出底下就是福建外海的平潭岛。他走到乘客舱位向蒋介石报告，24分鐘后将在台湾降落。夏功权立下大功，可是蒋介石只是点点头，跟平常一样，没有说声谢谢。[14]回到台北，国民党内发生激辩。陈立夫等人力促蒋介石“复行视事”，恢复“总统”职位。蒋经国坚决主张不应该这么做。他认为，如果父亲回任“总统”，就会让“代总统”李宗仁有借口，把未能争取美国支持的责任全推諉到蒋介石身上。蒋介石接受了儿子的建议。他又做出另一个重大决定，指派前任上海市长吴国楨出任台湾省主席。吴国楨悄悄对美方施压，争取美方承诺援助，以强化他对抗国民党内反对改革的死硬派的地位。孙立人也加入，呼应要求美方援助。美国驻台北“总领事”与孙立人谈过话后，报告说孙立人的工作显示出成绩，“就本岛防务而言，整个局势可以说比起两个月前，更有鼓舞跡象”。同样的，通货膨胀也控制住，2000名台湾人进入省政府担任中、下级职务，吴国楨亦颁布规定，举办地方选举。

现在是稍事休息的时刻。蒋介石带著儿子来到台湾中部山区名胜日月潭。刚到达，电报呈上来，国民党军队在大陆最后一个基地失守！蒋介石静坐约一小时，起身跟儿子说：“我们到山上走走吧！”挥手示意卫士不用跟上来，他们走到树林边，蒋介石又坐下来沉思良久。然后，一名渔夫摇船送他们到湖中，蒋介石撒下网，等他收网时，发现逮到一条大鱼。可能是夸张吧，渔夫大声说他年来从来没抓过这么大一条鱼。蒋介石说：“这是好兆头！”[15]然而，此时也有其他恶兆。苏联试爆原子弹，对美国人产生的震撼犹胜最近的世界大战。毛泽东的言行更证实了巨大、可怕的红色中国与苏联结盟，对美国及其盟国威胁极大。毛泽东坐著原来蒋介石使用的装甲专车，在天寒地冻中经过10天旅程，于12月16日抵达莫斯科，会见中、苏集团的老大哥、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斯大林，更彰显出新世界势力的相对关系。宋美龄在美国代表她丈夫积极奔走，得到强大的“中国游说团”的支持。“中国游说团”乃是政客、商人、利益团体、保守的新闻媒体人士、退役军事将领及其他强烈支持蒋介石立场的一批人物的非正式大集合。麦克阿瑟与“中国游说团”呼应，也由东京致电向参谋首长联席会议力陈防止台湾丢失的极端重要性。国防部长江森（Louis Johnson）也竭尽全力要扭转对台政策，甚至把进展不时透露给宋美龄知悉。接近1949年底，美国联合参谋本部改变立场，建议政府提供少量军事物资援助给台湾。不过它依然重申反对派出美军部队到台湾。国务卿艾奇逊反对军援台湾，理由是这会让莫斯科有机会在外交上、宣传上大作文章。尽管台湾的防卫战备已有改善，中央情报局和国务院的评估意见依然不变——中国共产党将在1950年底以前佔领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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