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是志得意满的日本关东军及偽满部队如今弃械投降。林彪率领十万名八路军紧跟著苏联部队拥入东北。除了大城市之外，中共迅速在各地接管地方行政，扫除偽满傀儡部队，佔取由苏军掳获的日军武器。魏德迈将军认为，国民政府实力不足以同时接收东北，又在华北重建权力，他建议蒋介石提出东北暂时交与中、美、英、法、苏五强共管的方案。蒋介石立予峻拒。国共斗争的动态关系，加上国民党内持续角力，使蒋介石实质上没有选择，必须峻拒魏德迈此一建议。广袤的东北有五千万人，与苏联毗邻，又蕴藏中国最重要的工业及矿产资源，中、日之所以爆发战争，可以溯源至日本侵佔东北，国民政府若不能在东北宣示恢复治权，就是积弱不振的表徵。靠拢到国民政府旗帜下对日抗战的东北军，势必因此不再支持蒋介石。而且，国家统一的问题乃是最关键的重要因素。自从1911年以来，不论是国民党、共产党或民主人士，统一是全体中国民族主义者的首要目标。接受魏德迈建议的方案，就代表蒋介石默认中国分裂。他不但基于历史因素考量有所戒惧，也因为此举势必使他丧失领导人地位。[1]况且，蒋介石相信他可以在东北胜过共产党。蒋介石在他的头号俄国事务顾问蒋经国的鼓励下，认为借退让及展现实力的综合运用，可以取得苏联的合作。蒋氏父子估计，斯大林有理由遵守承诺。苏联现在是全世界两个超级大国之一，声望达于鼎盛。但是俄国迫切需要休养生息、恢复秩序、重建严重残破的国家，并且必须发展核武器，以打破美国的垄断优势。因此在东北这类重要关键地区采取合作政策，应该符合俄国的利益。针对中国这块土地，苏联首要的短期目标是促使美军撤离，这也需要苏联做出合理的善意表示。两蒋认为对莫斯科的外交交涉有可能成功，但是他们父子俩也相信，这项策略必须有强劲的军事力量做后盾。美国军机对国民政府提供协助，载运十一万名国军部队飞往北平、天津及华北其他城市。然而由于苏联作梗，美机无法降落，国军根本进不了东北。同一时期，美国对国共双方升高压力，迫使双方找出政治解决方案。赫尔利大使飞到延安，陪著毛泽东、周恩来到重庆，进行一段相当长时间的谈判（由8月28日进行到10月11日)。毛、蒋自1926年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以来即未再晤面，现在国共双方态势已有变化--苏联佔领东北，中共部队（不再是军阀）则佔据华北及长城以北的乡村地区。蒋经国也列席国共重庆会谈，与毛泽东也有了生平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握手。国共双方努力摆出真心要达成避免内战协议的模样，气氛可谓正面、积极。毛泽东在好几个接待会中，还率领与会人士高呼“蒋主席万岁”的口号。然而，华北地区国共部队仍然不断发生军事冲突。
1945年9月4日，蒋经国奉派出任外交部东北特派员。蒋介石亦派熊式辉出任东北行辕主任，这是国民政府派到东北的最高级官员。因此政学系领袖熊式辉再度成为蒋经国的上司。10月1日，苏联通知国民政府，俄军将在10月底开始撤离东北。12日，经国与熊式辉飞往长春；同行者还有知名的银行家、经济学家张嘉璈，他的职责是与俄国人交涉经济事务。俄军参战，打进东北，已近两个月，中共部队现在已于瀋阳、长春近郊扎营。不过，蒋经国对于即将与东北红军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Rodian Y. Malinovsky）将军交涉，仍抱持乐观态度。蒋经国在和张嘉璈谈话时，强调中、苏关系对于中国之未来“十分重要”。中、苏双方在10月13日会面。魁梧、粗壮、讲话直率的马林诺夫斯基是苏联的作战英雄，在朱可夫（Zhukov）率领下捍卫斯大林格勒，转败为胜的一名驍将。稍后，马林诺夫斯基率领红军，横扫中国东北。这位俄军将领表现出相当友善的态度。中方代表还没发言，他就主动保证，红军会把东北的非政府部队解除武装。经国要求马林诺夫斯基，准许国民党军队在依据雅尔塔协定已由红军佔领的旅顺、大连登陆。俄方不肯，理由是大连是商港，旅顺是自由港，不宜供军队登陆。马林诺夫斯基建议蒋介石在葫芦岛登陆。美国军舰载著国民党军队，迅速开到葫芦岛，不料中共部队已经佔领葫芦岛。美军特遣舰队最后把国民党军队载到长城之南上岸，根本没能进入东北。
等到要苏联履行其他承诺时，蒋经国又一再碰壁。如果他想和马林诺夫斯基或其参谋约个时间会面，俄方常常答说不晓得上级长官现在在哪里，而且往往一连多天，不给个回音。经国在日记里记下：“国家无实力，不得不动心忍性也”。张嘉璈想和俄方详细磋商经济事务，也不顺利。苏方要求把东北全部工、矿企业实际上由中、苏共管。
东北战区司令官杜聿明于10月29日抵达长春。杜聿明是黄埔军校毕业生，曾随史迪威在缅甸作战；史迪威一度认为杜“不错……精通战术”，但是后来对杜观感大变。当月，五百名国民政府官员、僚属抵达长春，预备分发到各地接收地方政府。但是一连过了好几个星期，俄国人不准这些官员离开长春。马林诺夫斯基的政治指导员，反而责备国民政府在东北各地煽动反苏活动，以致地方不靖。蒋经国答说，煽动反苏活动的是日本人或“叛徒”。然而，在同一时期，陈立夫在中国各城市策动学生举行一系列反苏示威活动。蒋委员长在经国要求下，斥责陈立夫不应该搞反苏活动。马林诺夫斯基终于允许国民政府官员接管各地地方政府，经国请求借汽车、飞机，输送这些人出发接收，马又拒绝所请。事实上，国民党政府官员依然困在长春，动弹不得。马林诺夫斯基又照会经国，国民党军队只能在苏军撤退的四天之前，由空运送到驻地，可是苏军何时撤退？则是遥遥无期。这位苏军指挥官再度指控，有数千名国民党秘密人员破坏苏方设施。当蒋经国问起日军投降后，其武器的去向时，马林诺夫斯基却说这些武器统统运回苏联去了。11月9日，马林诺夫斯基告诉蒋经国，奉莫斯科当局命令，要把所有的邮政、电信设施及剩余武器交给国民政府。可是三天之后，林彪两千名部队已开进长春市。然而，经国依然极力主张忍耐为重。在这方面，他与熊式辉观点日益分歧。经国认为熊是个“老官僚”，反苏态度“肤浅”，缺乏“战略见识”。譬如，尽管苏方反对，熊依然希望派遣文职人员出外招募、组织地方部队。经国认为，若是这么做，必然后患无穷。经国继续要求同僚，必须尽最大努力对俄方忍让，以阻止中共在乡间稳固控制力量。可是11月7日，共军部队却把经国和数百名国民政府官员，包围在长春的南满铁路会社大楼里。几天后，马林诺夫斯基通知杜聿明，苏联将分三阶段撤出东北；他说，12月25日以后，除了俄国人控制的旅顺、大连之外，国民党军队可以在任何地区自由登陆。
大约与此同时美国总统杜鲁门照会蒋介石，他希望派遣马歇尔（George C. Marshall）将军来华，调停国共争端。陈立夫对蒋提出警告，认为马歇尔露面将会引起和苏联的问题--而且，一旦马歇尔调处失败，恐会怪罪国民政府。陈立夫建议，最好是跟苏联讨论国、共问题。蒋经国同意这个做法。根据这个方向，蒋介石致函斯大林（时间可能是11月初），建议双方会商解决危机。11月13日，经国接到父亲手諭，得知政府决定撤回东北行辕。蒋氏建议：“让我们等一两天，瞧瞧苏联的反应如何。如果仍有希望挽回局势，我们就可以表现出，我们的确并不希望在东北建立军事力量，我们也不希望挑激任何人。我们可以借普选，来建立地方政治组织。经济上，我们可以和苏联合作”。蒋介石给经国这道手諭，最令人关注、不解的一点就是，暗示在某种条件下，国民政府可以不在东北寻求建立军事力量，也会同意与苏联在东北广泛实施实质经济合作。这样的文字很可能是由经国起草的，它似乎暗示许多可能性，包括国共部队撤出整个或部分东北，让苏联军队留驻这些地区。同时中、苏可在东北全面经济合作，并举行地方选举。同时重庆当局照会苏联大使馆，由于中共部队在长春的滋扰、威胁行径，国民政府别无办法，只好退出长春，并警告苏联必须为此结果负责。除了蒋经国、张嘉璈等少数人员留下，国民政府派到东北的文职人员在11月17日退回北平，国民党军队军事总部也移驻山海关。苏联的交涉态度突然一变。11月21日，马林诺夫斯基告诉蒋经国，他对国民政府退出关外颇感遗憾，又声称他并不晓得中共部队曾包围国民政府官员总部，接下来，俄方以认真态度开始谈判经济问题。张嘉璈和蒋经国认为，国民政府退出长春，以及美国施压威胁，促使苏联坐下来谈判。11月底之际，杜聿明部队（包括孙立人的新一军）正沿著海岸向北推进，相信这也影响到俄方态度。大约12月初，斯大林回复蒋介石的信，提议南京派代表到莫斯科，讨论东北僵局。
张嘉璈和蒋经国主张政府不应太注意在东北可能的经济损失。在经国的坚持下，国民政府甚至没有针对苏联明目张胆掠夺东北之工厂、机器设备的行径公开争吵、抗议。蒋经国指出，被掠夺的设施大部分是日本人所造，在现实上，中国也必须“靠向苏联”。11月24日，俄方向张嘉璈提出一个方案，建议中、苏合作经营东北百分之八十的重工业。张嘉璈和蒋经国都赞成，同意俄方要求，依据这个方向达成协议。几天后，主持东北事务的国民党政府高级官员前往重庆，与主席蒋介石、行政院长宋子文、外交部长王世杰开会。宋主张，与苏联讨论未来的经济合作之前，中、苏之间的政治问题必须先解决--亦即苏联必须自东北撤军，国民政府必须有效地恢复全面控管行政、经济。王世杰也反对在这个时刻，在经济上做出重大让步。蒋介石显然支持宋、王两人的见解。他授权经国通知俄方，有关经济合作的详细讨论要在苏联撤军后才进行，但是双方可就东北经济重建开始起草合作计划。这项建议似乎起了正面效果。马林诺夫斯基12月5日和蒋经国会面，同意了若干重点。他保证，国民党军队一个师的兵力可以安全在长春降落；也不反对另两个师经由铁路运送到瀋阳。他又说，苏联正在加紧努力促使政府不承认的部队缴械。此外，他同意政府派任的县市长可以就职、任事。同一天的会议里，俄方表示，为了有秩序的移交，撤军必须推迟到1946年2月1日。事实上，希望苏联慢点撤军是毛泽东的主意，但是蒋经国不晓得，反而相信苏军缓撤对国民政府有利，而说服蒋介石接受。[2]四天之后，蒋经国通知马林诺夫斯基，中国政府接受苏军延迟撤退期限。又过了几星期，蒋介石甚至批准付款给苏方，弥补它“因推迟撤军日期……而发生的费用”。中共及苏联则向外散佈“延迟撤军是出于国民政府要求”的消息。
蒋经国和张嘉璈对于苏联态度一新，相当“欣慰”。蒋介石12月21日告诉马歇尔，俄国人“已经停止协助中共”，因此“共军”在和“国军”交战时，遭受重大损失，为了争取时间，他们现在才说希望政治和解。然而，蒋氏父子依然相信，国民政府非常需要展现在必要时有意愿、也有能力以军事接管东北。事实上，国民党军队已经迅速沿海岸及铁路干线向东北集结。到了12月底，国民党军队已经接收了东北绝大多数港口，只有旅顺、大连由苏联控制。马林诺夫斯基却秘密允许中共，在大连兴建军火库，并从大连市及近郊徵集数千人入伍。孙立人率领的新一军已进入东北中区，向中国的重要工业城市瀋阳前进。孙立人此时已声誉卓著，公认是不玩政治的“百分之百的军人”。对日作战结束，艾森豪（译按：当时是盟军欧洲战场总司令）邀请孙立人参观欧洲战场，确立了美方推重孙氏的地位。可是孙立人有话直说的脾气，使得他与上司杜聿明的关系并不和谐。据他一位旧部的说法，孙立人若是美国人，他的绰号大概就跟史迪威一样,也是“酸醋乔”（Vinegar Joe）[3]国民党军队佔领交通线和大城市之际，林彪却在乡村地区强固控制。经过四个月的广泛徵兵、整编偽满傀儡部队，他把麾下人民解放军正规部队扩大，组成一支大约十五万兵力的人民自卫军。他又吸收了张学良东北军旧部二万五千名兵力。张学良的弟弟（译按，张学思）被任命为这些部队的长官，并担任辽宁省人民政府主席。相形之下，蒋介石派到东北担任重大职位者，其实全不是东北人。蒋经国认为在争取东北民心上，比起共产党，国民党实在太逊色。1945年秋天，有一批人进諫蒋介石，准许张学良复出，负责筹组一支在地方上徵兵的崭新东北军，经国几可确定是其中之一。可是蒋介石不接纳，张学良依旧遭到软禁。不久，张学良、赵四小姐和卫兵就迁移到赣州城外山区的新住处——这是经国家人喜欢避暑的佛教巖洞。在这个宁静的地方，在东北仍有号召力的这位国民党将领，投闲置散、眼睁睁看著国共双方竞逐东北的接收。
蒋介石派经国到莫斯科，亲自和斯大林讨论东北问题。行前，经国接触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官员李多夫斯基（Andrei Ledovsky）。这位俄国官员告诉蒋经国，他在苏联的声誉不错，跟斯大林谈话时宜直接切入重点，不要阿諛奉承斯大林。[4]蒋经国对李多夫斯基透露了一个重要讯息，中方在全盘解决方案中预备做一项重大让步--将来不准美国到东北做资本投资，美国在中国若享有任何经济权利，苏联一体适用，一样不少。[5]蒋经国在1945年圣诞节当天隻身出发，前往苏联。此行在国民政府内部秘而不宣，但蒋介石通知了马歇尔。蒋经国12月30日、1月3日两度与斯大林会谈，这个时候正是孙立人所部持续推进，马歇尔的调处也出现第一个成绩的时刻。国共双方接受马歇尔提议，宣佈1月10日起全面停火，并同意按照蒋、毛10月间原则接受的方案，召开各党派人士的政治协商会议。若是斯大林预备接受中共不接管整个东北的解决方案，这些发展应该有助于经国和斯大林就东北未来前途达致协议。可是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在呈给斯大林的汇报备忘文件中，却对这位年轻的旧布尔什维克同志，持著怀疑的评估意见：现在我们来看看蒋经国。蒋介石企图在美、苏之间玩手法，经国身为一位旧布尔什维克党人，也跟他父亲没有两样，企图在我们和他父亲之间玩弄，偽装他是苏联的真心朋友。经国可能甚至不惜以批评他父亲为方法。然而，蒋介石除非百分之百肯定儿子会遵循父亲的政治目标，否则绝不会派儿子来莫斯科。接近蒋介石的人士不喜欢他儿子，不仅因为过去他是左派，更因为他是政治继承人。实际上，经国非常平庸，根本比不上宋子文的老练。结论：蒋经国非常不可能被授权和我方签署任何协定。他这次到莫斯科来的目标只是谈谈，可能替蒋介石本人亲自到访先做准备。[6]莫洛托夫报告说，蒋经国一定会寻求斯大林针对“即将来自左翼（中共）的危险”提供“道义与政治支持”，并盼望莫斯科支持国民政府，设法让中共部队停止争占东北及华北的战事。他指出，经国会就美国未来在华角色，丢出若干让步的讯息。他提出经国已经暗示，作为整体协议的一部分，国民政府不会让美国资金进入东北，美国在其他地方，享有的权利与苏联相等。莫洛托夫也判断，蒋经国一定会就苏军迟迟不退出东北提出质疑。
莫洛托夫建议斯大林反将一军，要求美军立即全部退出中国，南京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外蒙古），中、苏以五五对等共同经营日本原先在东北的企业。撤军问题则能拖则拖，藉词苏联可能需要驻军两三年，以保护铁路线及苏联侨民。蒋经国在会谈中的确要求斯大林介入国、共谈判，也表示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的关系，可以回复到类似1923至1924年水乳交融、携手合作的地步。蒋经国又暗示，中国可在苏联和美国之间保持中立，并放鬆目前与华盛顿的关系。[7]他承诺，美军只要完成解除日军武装、遣送日本人回国任务，立刻统统离开中国。蒋经国很可能也重提中方附带条件的保证，也就是莫洛托夫所报告的，排除美国资金参加东北经济活动之议。况且，他也有可能拋出父亲11月13日手諭所指称的政策路线试探俄方反应——蒋介石在手諭中告诉儿子，国民政府不寻求在东北建立军事力量。斯大林在答覆时宣称国共应该共存，否则国民党会越来越腐化；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是帝国主义者侵略的工具；国民政府表面对苏联友善，实则敌视。斯大林警告说，如果这种情形持续下去，中、苏双边关系不能持久。他指控，美国想以中国为工具，必要时就会牺牲中国的利益。斯大林又说他并不想干预中国内政；苏联乐意与邻国保持亲密关系，但是美军持续屯驻中国，使得局势变坏。苏联可以协助中国在东北建立重工业，在新疆开发经济，但是苏联最重要的条件就是，中国不应该允许美国有一兵一卒留在境内。斯大林在结尾时放缓口气，告诉蒋经国，如果美军撤离中国，他会让中共与蒋委员长达成理解，并支持国民政府。经国答说，如果苏方表现出若干善意行动，他或许可以设法说服父亲同意这个条件。斯大林就建议，他和蒋委员长可以在边境某地会晤，以讨论种种议题。[8]蒋经国藉著和斯大林会谈当中的空当，来到已经结冰的莫斯科河滨散步，这正是他和冯弗能、邓小平和张锡媛儷影双双，徜徉散步的旧地。他转到瓦和纳街十六号的旧楼，二十年前，他和一批青年朋友就在这里心怀宏伟大志，决心改造中国和世界。望著台阶，他或许看到门廊幽暗处，革命家拉狄克的幽魂悄然隐没。莫斯科的确有许多幽魂漂泊著。
蒋经国1月14日回到重庆，方良到机场迎接；然而他没有回家，反而直接去向父亲报告。斯大林的提议是国民政府先把美军送出中国，然后才与苏联在东北达成协议，蒋介石听了无法接受，虽然和美方偶有齟齬，现阶段的蒋介石还没有到以依然大方慷慨的美援，换取斯大林空洞承诺的地步。蒋经国安抚苏联，冀望争取合作的政策失败，引起国民党内强烈抨击。宋子文对这个议题一向采取“置身局外，漠不关心”的态度，外交部长王世杰则是“极端审慎”。回到长春，蒋经国发现赣南时代的旧师辅已奉派到当地担任戴笠驻东北的分身。1995年，此人在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否认他奉命监视经国在东北的活动。但是小蒋的托派背景，留俄经验、亲俄声名，使得认定共党谍影憧憧、阴谋处处的国民党人对他特别不放心。蒋介石在党内的政敌现在把对苏政策失败，怪到老先生决定让儿子独挑此一重任的决策头上。结果，经国在东北的角色突然消褪。张嘉璈指出，在1月底，中、苏之间的猜忌、不信赖与日俱增。2月22日，CC陈氏兄弟又在北平及其他城市策划一系列大规模反苏抗议活动。示威学生捣毁重庆中共报纸办公室，也打进苏联大使馆。蒋经国在中央干校的旧部、从赣南时期就追随他的蔡省三，计划率领干校学生参加示威活动。可是蒋经国一听到消息，立刻指示蔡省三取消计划。蒋经国说，这类示威抗议，对苏联、对中共都不会有重大影响，只会给政府带来麻烦。果然不出经国预料，东北的俄国军人以这些示威指称国民党在东北幕后策动反苏活动。他们表示，这些活动扰乱公共秩序，因此使得苏军不能遵守撤军的承诺。3月初，国民政府要求全体苏军立即退出东北。这时候，马歇尔等美国官员相信，国民政府已倾向以军事全面佔领东北的政策，若是遭遇到共军部队，预备立予歼灭。显然，中共也有同样的决心与目标。1月10日停火协议实施不久，中共部队继续大量部署、集结到东北。到了3月中旬，林彪的部队可能已超过国民党军在东北的十三万七千名兵力。3月27日，苏联照会国民党政府外交部，苏军将在4月底以前撤出东北。这时候，国民政府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一项决议，要求调查熊式辉和蒋经国处理东北问题的政策。熊式辉还被控在东北侵佔古玩珍宝，装了一百五十大箱运回关内。这项决议要求中央把熊式辉立刻解职，并结束谈判交涉“地方化”——也就是停止蒋经国的外交部东北特派员任务。[9]某些代表甚至直接抨击蒋经国秘访莫斯科交涉的行动。[10]
蒋介石公开宣佈，国民政府力图在东北达成合理的和解，中国人民不应受到“没有根据的臆测”之误导。他下令把对苏交涉东北问题的职责“交回给中央政府”，换言之，由长春交还给外交部。这代表宋子文胜利，蒋经国受斥责。然而，蒋介石同时也惩戒陈立夫策划学生示威活动显欠稳当。4月15日，苏军撤出长春的次日，业已进到城里的中共部队完成佔领工作。照美国国务院白皮书的说法：“这是悍然违背停止敌对行为命令的行动……它使得东北的中共将领得胜之余，过分自信，更不肯妥协；可是它也……大大强化政府内极端反动派的声势”。中共亦佔领东北北部大城，例如人口八十万、距中苏边境六百公里不到的哈尔滨。国民政府中枢此时已迁回南京，南京方面却认为军事前景看好。孙立人的新一军继续由瀋阳往北稳定推进。春天，新六军在瀋阳东面击败共产党部队，与孙部会师。这两支美式装备的劲旅在5月23日佔领长春。6月初，又推进跨越松花江。可是在马歇尔强大压力下，6月6日国共再次停火；这一来拯救了林彪总部，也使得东北中部地区战线，1946年，沿著松花江稳定对峙。日后蒋介石承认，这时停火是他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此时世局发展使得莫斯科、南京和延安的好战声势大涨。冷战进入初期阶段。3月5日，丘吉尔宣佈，欧洲已降下铁幕。蒋介石在信心增强下，要求共产党军队退出华北若干特定省份及城市，才能达致和平协议。毛泽东立予峻拒，并未出人意料。张嘉璈认为东北外交交涉失败，不仅是苏联野心作祟，也要怪“国民党内激进派，激起疯狂的反共、反苏运动，终于导致中、苏谈判破裂”。张嘉璈也认为，鉴于苏联的实力和东北的局势，国民政府要在东北取得军事胜利，也是极为不可能。因此他的结论是，南京应该接受能和俄方获致的最佳交涉，接受中国以长城为界分治的事实。另一方面，蒋经国则相信，国民政府若能一方面展现军事实力，一方面对莫斯科做出重大让步，就有可能获致某种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譬如东北的“暂时”分治。虽然蒋经国在苏联事务上采取低姿势，他仍在幕后深深涉入其中。他还是父亲实质的首要俄国事务顾问，仍主张保持门户畅通，改善双边关系。蒋经国与苏联驻华大使馆依然保持联繫，4、5月间曾拜访苏联驻华武官罗申将军（Roschin）。蒋经国在谈话里，一度重提蒋介石、斯大林举行高峰会议的话题。据罗申的说法，斯大林接受这个主意，提议在莫斯科会谈，也下令一架苏联飞机待命，交由蒋介石使用；可是这件事却没有下文。[11]
蒋经国不放弃与莫斯科修好的希望，还有一个有趣的例证。他在1946年4月18日向魏德迈将军办公室表达，坚持美国空军放弃南京某一招待所，以腾出来交给苏联，供做大使馆人员之用。[12]此后一年之内，军事均势发生变化，东北果然变成魏德迈、张嘉璈等人所忧心的大陷阱。然而，蒋介石觉得必须把一切筹码投注到东北的未来前途上；从政治，甚至从军事的角度来看，他这项决定可能也正确无误。不这么做，中国一定分裂，原本已经发生的内战，很可能更加惨烈。这场冲突也很有可能把美国牵扯进去。蒋经国因为在东北交涉失败，备受抨击，政治地位下降。此后两年，他的能见度、曝光率极低，然而这却另有一层意料不到的效果，在随后发生的经济、政治、军事大崩溃局势中，他的责任降低许多。
[1] 顾维钧在说明蒋介石的决定时，特别强调这一点。参见《顾维钧回忆录》（Reminiscences of Wellington Koo），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第361-362页。原书注3。
[2] 毛泽东要求莫斯科推迟撤军，可参见冈察洛夫（SergeiN.Goncharov）、刘易士（John W. Lewis）和薛理泰合著之《不确定的伙伴：斯大林、毛泽东和韩战》（Uncertain Partners：Stalin，Mao and the Korean War）斯坦福大学1993年出版，第11页。原书注25。
[3] 温哈熊1996年5月17日接受本书作者的访谈纪录。原书注33。
[4] 见李多夫斯基1997年9月提供给本书作者的文件。原书注37。
[5] 莫洛托夫在1945年12月29日呈交斯大林的第453-L号备忘录《关于蒋经国先生之到访》，第1-2页，收在苏联外交部档案中。李多夫斯基1945至1946年供职苏联驻华大使馆，后出任苏联驻华大使；他把这份文件提供给本书作者。莫洛托夫在备忘录中指出，蒋介石在经国出发前即做出这些承诺，条件是要得到全面协议。原书注38。
[6] 同上注，第453-L号备忘录，第4-5页。原书注39
[7] 艾伦‧怀汀说，有位消息灵通的中方官员在20世纪50年代，告诉他这个消息。见怀汀著，《新疆：俎上肉或枢纽》（Sinkiang：Pawn or Pivot），密歇根州立大学1958年出版，第141页。原书注43。
[8] 见1949年1月4日南京美国大使馆致国务院电文。屈武这位旧托派分子叙述蒋经国与斯大林这段对话。屈武的话未必正确。原书注46。
[9] 见1946年4月1日，上海，《申报》。原书注53
[10] 见1946年4月1日，南京，《中央日报》第二版，以及同日之《纽约时报》、上海《申报》。原书注54。
[11] 见1949年1月4日南京美国大使馆致国务院电文。李多夫斯基说，蒋经国和罗申在4月24日会面，见李氏1997年9月发给本书作者的电子邮件。原书注62。
[12] 南京总部吉连（Gillen）将军1946年4月22日致驻华司令官魏德迈之最高机密电报，收于马里兰州国家档案馆RG334，第90条，第三盒，第九项。原书注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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