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底，日本军事情报机关决定以蒋介石的家乡，尤其是蒋家宅院，作为攻击目标。有一天上午，光天化日之下，两架俯冲式轰炸机出现在溪口镇上空，武岭街上的警报登时大响。毛福梅和女佣阿王正在丰镐房二楼，赶紧扶著后头楼梯（为了方便缠足妇人，刻意盖得狭窄）下楼，预备跑向屋子后方，阿王听到炸弹呼啸落下。他们打开后门时，炸弹已落到庭院。阿王后来伤癒，可是毛夫人当场殞命。不到几小时，蒋经国通过短波电台听到噩耗，立刻兼程赶往溪口；这段路有七百公里之遥，必须穿越赣、浙两省的山区小路。他的汽车连开二十小时，遇到桥烧燬，还得涉水而过，总算在毛夫人遇害次日赶到家门。检视母亲炸得粉碎的遗体之后，他安排临时葬礼，并且在她遇害的地方立了一块一公尺高的石碑，这块石碑今天还屹立在溪口，上面鐫刻四个大字：“以血洗血”。
蒋经国检视母亲遗体之后，安排临时葬礼，并在遇害地点立了一块米高的石碑，上刻：“以血洗血”此后四个月，日军连续轰炸溪口十三次，终于在1943年4月进佔小镇，并以丰镐房作为总部，日军司令官和汪精卫傀儡政府代表或许出于争取蒋介石的心理，把经国的母亲、祖母等蒋氏先人的坟墓打扫清洁，拍下照片，寄给蒋氏父子；不过，这一招并未奏效。蒋经国回到赣州后，一连好几个星期不刮鬍子，也不见笑容。他全力投入工作，紓解内心的痛苦。他认为要把专区管好，执行改革，必须有一批信得过的助手，尤其是一群廉洁公正的督察员以确保地方官员落实他的改革方案。要得到这样一批干部，最好的办法就是自己开班培训，他的父亲认可同意，于是中央军校由当期政治训练班一千名结业学员中挑选出七十二人，送到经国在赣州城外数里的赤朱岭新成立的三青团干部训练班学习。通过竞争极为激烈的招考，经国另外录取七十二个学员。蒋经国定期到干训班讲话，有时也睡在学校里，早会时带领学员呼口号，宣誓效忠国家和领袖。蒋经国极力推动向他父亲效忠的热情，但是不搞个人崇拜。在对保安司令部一群士兵演讲时，他注意到每当他提到“蒋委员长”或“蒋总司令”时，人人都立正。于是他改口称他父亲“老先生”，可是听众还是由座位站起来、立正。经国只好停止演讲，不耐烦地说：“我改口称呼委员长‘老先生’，就是要避免立正致敬这一套。这是法西斯作风，以后都不要再这么做！”干训班有位学员王昇，出身赣南一个富裕的地主家庭。王昇果敢勇毅，精力充沛，以第一名毕业，被派为主管三个县的主任督导，由于表现良好，经国在1940年把他召回赣州专员分署，让他管理七个乡镇。干训班第一期学员当中有位女生章亚若，出身南昌一个读书人家。亚若十七岁时就依父母之命，嫁给一位表亲。她的丈夫自杀身亡时，亚若只有二十来岁，还有两个小孩。她是个有决心的爱国青年，决定参加抗日工作；听说干训班招生，她把两个小孩托付给公婆，毅然投奔赣州。[1]根据她的照片以及朋友们对她的描述，章亚若是个漂亮、活力充沛的女性。她在干训班里最好的朋友就是王昇和另一位女同学桂辉。结业之后，亚若被分发到专员公署的“抗日动员通讯社”工作，由于卖力工作，经国注意到她。她唱平剧的功力已臻职业水准，有时候还在赣州城里票戏。某个星期六夜里，经国听完她唱戏，跑到后台称讚。亚若告诉她的暱友桂辉，她当夜失眠！不久，蒋经国调章亚若为私人秘书。她偶尔会到蒋家，教孝文、孝章做功课。显然她与方良也彼此认识。亚若和经国都是无可救药的浪漫派，两人发展出亲密感情，私底下相处时，她称呼他“慧风”，他则称她为“慧云”。蒋经国只送过她一份礼—他在重庆旧市场买来的一面欧式镜子，他说要让它照出她的美丽容貌。方良对于他们俩这段恋情显然毫无所悉.[2]
由于背景影响，蒋经国非常注意心理作战（包括宣传）的重要性。当时，不少青年在“到延安去”的口号号召下，奔往毛泽东的陕北基地，蒋经国提出“到赣南来”的口号予以反制。他自己办一份《正气日报》，还设立通讯社、新赣南出版社、新赣南书店，以及《江西青年月刊》。这些媒体事业正在和国民党已在江西省及赣州成立多年的单位竞争。国民党地方官员对此颇为不满，认为蒋经国意在贬抑他们，捧自己。蒋介石有一封信提醒儿子：“你应该专心地方上的实际工作，不需要对外界宣传你的作为，因为我们家越能隐蔽，越不致招忌”。陈氏兄弟掌控的中统，以及戴笠主持的军统，此时已向重庆当局提出报告，指称共党分子已经潜伏进蒋经国的文宣机关工作。蓝衣社旧成员也打报告，蒋经国的办公室本身遭到共党分子渗透。地方士绅重弹经国在南昌时期已经被指控的旧调，认为小蒋的做法和口号，与共产党一模一样。1940年6月，戴笠手下抓到一个中共地下党员，此人负责中共在江西和广东的青年工作。旋即同意与国民党合作，指认潜伏在赣南工作的若干中国共产党员之身份。蒋委员长把儿子召到重庆，让他读这些报告。被指控是中共党员的名单中，头五名里赫然包括蒋经国的主任秘书兼情报主管黄中美。蒋经国替这五个人担保。他在回到赣州后，逮捕了其他涉嫌共党分子；12月，保安队在赣南突袭中共党员一次秘密会议，逮捕了二十多个共党分子。
为了处理这类安全问题，蒋经国派王昇担任专区警察首长。此后，王昇就统管赣南的情报和警务工作。蒋经国又派王昇兼任军事科科长，职责包括徵兵入伍。按照中央配下来的徵兵名额，赣南地区落后，还「欠」中央三千名新兵。王昇处理徵兵问题颇有一套，有一回逮捕两百名拿不出身份证的年轻人，把他们统统送去当兵。不久，赣南就符合中央徵兵员额的要求了。[3]蒋经国扫除土匪和其他“坏分子”之后，发动一项计划要把赣南改造成模范经济区。1940年1月，他公佈“三个计划”，提出“五有”的远程目标——人人有衣穿、人人有饭吃、人人有屋住、人人有工作、人人有书读。专员公署开办经济开发单位。蒋经国到任前。赣南的经济主力是矿业和艰苦的农业，生产只够地区消费量的一半。他推动成立一些小型工厂、碾米厂、烧窑等乡村企业。新组训的农业官员下乡，鼓励农民养蚕，并发动每个“保”（百户为一保）挖掘一个池塘，不仅可以养鱼，还能用来灌溉菜园。三年计划里头有一个重要项目，即是教育，包括青少年强制入学唸书。他把村子里的宗祠借来办学校，“把新神带进旧庙”。他又命令没念过书的成年人参加识字班，每十家为一组，强迫大家每天花两小时读书、写字、做算术、通晓时事。他用粗纸印出简单的教材，有时候一个村子只够配到一份教材。小蒋下乡视察时，穿著普通的棉布衫，会检查老百姓的作业簿，听他们唸唸书，还会检查巡迴老师填写的成绩单。有位美国记者跟他一起下乡，看到村民向他下跪，经国立刻扶起他们，一边说：“别跪！别跪！”
1939年夏天，蒋经国的弟弟纬国自德国慕尼黑军校毕业。前一年，纬国身著士官（军官候补生）制服，坐在山地师卡车，开进奥地利。纳粹进佔奥地利的过程并未发生战斗；德军轻易就接管了奥地利部队；纬国和其他军官候补生成了指挥奥地利军队的小军官。10月间，德军又佔领了捷克的苏台德地区（Sudetenland）。纬国没有参加这次行动，不过他在1996年6月5日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时，承认他会乐意参加。纬国毕业后，中国陆军颁授他少尉军阶。重庆的军政部派他以观察员身份到敖得河（Oder River）前线参加德国某步兵师。可是纬国很遗憾没有机会随德军进佔波兰。他在前往德、波边境途中经过柏林，向中国大使馆报到，却接奉新命令，要他到美国受训。他在阿姆斯特丹登船，抵达美国之时，欧战正好爆发。蒋纬国先在一个中国空军访美代表团担任侍从军官，然后到阿拉巴马州麦斯维尔基地的美国陆军航空队学校受训。然而，美国军方获悉纬国有在德军服役、受训的经验，请他到诺克斯堡新成立的装甲兵中心担任顾问。此后四个月，他参加训练以及师级的兵棋演练，也因此学会一口流利的英语。[4]1940年11月，蒋纬国由夏威夷搭机回远东，中途停了六站，才抵达香港。此时，中环英国总督官邸还飞扬著英国国旗，因此由国民党控制地区仍可前往香港。在码头上迎接纬国的，是一位童年的老朋友和另一个年轻人。招呼完毕，这位朋友问纬国：“你认得这个人吗？”纬国说：“很面熟”。这个朋友才说：“他是你哥哥呀！”阔别十五年的经国、纬国拥抱成一团，回到思豪酒店，两兄弟竟夜未眠，边喝啤酒边互叙别情。次日，经国带著弟弟去见宋美龄。纬国出发到德国之前，宋美龄和蒋介石成婚已有九年，可是他从来没见过她，她也不晓得有他的存在。1927年，蒋、宋结婚之前，蒋介石就把姚夫人和纬国送回她老家苏州居住。1928至1936年，纬国都在苏州念中学、大学。这段期间，纬国偶尔会到南京住几天，见见父亲；蒋介石刻意安排，不让纬国碰上宋美龄。然而，香港之会，蒋夫人热烈欢迎纬国，对于蒋先生不让他们亲近，殊表遗憾。蒋夫人是到香港治病，经国奉父命陪她到香港。这是经国唯一一次亲睹大英帝国东方明珠的景色。蒋家兄弟在香港住了三天，然后分途回中国。法国在1940年6月21日对德投降，但是到了10月，英国在不列颠之役击败德国空军之进袭。斯大林因此有理由希望，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残酷血战，还会鏖战一段时间。然而，希特勒已经把目标秘密瞄准东方。日本此时宣佈要建立大东亚新秩序以及大东亚共荣圈。9月间，日本、德国、意大利签订三边同盟条约，目标不是共产主义苏联，而是资本主义的民主国家--美国。斯大林批准开始跟东京当局谈判日苏互不侵犯条约或日苏中立条约。苏联对国民政府的援助也开始减少。
欧战战火炽烈之际，中国方面国共之间的紧张亦急速升高。蒋介石命令长江以南的中共新四军，在1940年底以前全部开往长江以北。1941年1月，有一支新四军部队却往长江以南移动，国军对它发动攻击。这场“新四军事件”（译按：中共方面称之为“皖南事变”）证实，即使抗日战争到了紧要关头，国共双方都对战后必须摊牌对决，非常重视。“联合阵线”自此以后最多只是武装停火而已。新四军事件亦进一步降低了苏联协助国民政府的兴趣。然而，美国总统罗斯福在这个时候送给中国一百架P40战斗机，并同意美国空军“志愿队”担任飞行员。陈纳德指挥的飞虎队开始对日军造成重大伤害。美国对于力抗法西斯侵略的英国和中国这两个国家，增加物资及财务援助，战争的态势开始起变化。斯大林则乐得在世界政治两极化的大局势里袖手旁观。1941年4月13日，斯大林面带笑容参加观礼，俄国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和日本外务大臣松冈洋佑签署一项效期五年的日苏中立条约。条约中附带一份双边联合声明，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领土的完整与不容侵犯，日本也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土的完整与不容侵犯。日本因而可放手由满洲国调动精锐部队，投入即将对东南亚及太平洋地区西方民主国家属地的作战。苏联与日本眉来眼去之际，蒋经国开始公开高唱反共。他在《青年日报》上发表两篇反共文章，也不再发表演说替苏联辩护。在莫斯科方面，1941年的暖春似乎预示著俄国人民会有和平的日子过。不料，德军却在6月22日对俄国发动闪电突袭。希特勒邀请日本联手瓜分苏联，可是日本对德国会撕毁德苏协定又是事先完全不知情，它决定按照新订的南进政策扩张势力。7月21日，日本皇军佔领印度支那（中南半岛）南部，美国宣佈对日本实施全面贸易禁运。东京的军国主义者决心南征，认为与美国交战已无可避免，决定突袭珍珠港，摧毁美国海军武力，夺佔整个东南亚。
蒋介石和毛泽东，也跟丘吉尔、斯大林一样，非常高兴美国加入战局。罗斯福指派史迪威将军担任他和蒋介石之间的军事联络人、中印缅战区美军司令，以及美国对华“租借法案”执行官。史迪威同时与何应钦共同担任蒋介石的参谋长--名义上是蒋的部属，也是美军的战场指挥官。飞虎队正式纳入美国第十四航空队，陈纳德以将军之阶正式回役。美国已经参战，斯大林觉得他已没有必要协助国民政府或娇宠蒋介石。1942年，苏联新闻媒体再度开始批评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蒋经国在赣南对朋友提到，美国人参战之下，中国内部的冲突会日益激烈，而他们本身的工作，也会越发重要。1942年1月，蒋介石把他手下的德式装备、训练之第五军、第六军投入缅甸战场，协助英国人保卫其殖民地，尤其是要确保滇缅公路。仰光在2月底沦陷；几星期后，蒋委员长飞到腊戍，检阅国军部队。蒋经国随侍在侧，但是并未对外公佈。史迪威在前往重庆报到途中，由加尔各答飞来，与蒋氏父子同一天抵达腊戍。蒋介石和史迪威有一个简短的会晤。史迪威提到，他受到蒋“热烈的欢迎”——这恐怕是他最后一次对蒋介石的好评。蒋经国到达腊戍，史迪威并不晓得。经国在腊戍又多逗留一星期，走遍国军第六军每个连队。他每天比士兵早起床，等著和士兵一起做早操。他参观营区厨房、厕所，鼓励军官主动替士兵（几乎全都不识字）写家书。经国和军官谈话时，强调部队士气是制胜的关键，一般士兵晓得为何而战、官兵团结，非常重要。回到赣州后，蒋经国还写信给他见过的每个军官。蒋介石让史迪威全权指挥驻缅甸的中国部队。可是中国将领常不执行史迪威的命令，有时候蒋介石没有照会史迪威，就推翻史迪威的命令。史迪威虽有驻华经验，也通晓中文，个性却难以与蒋委员长或当时任何一位中方领导人打交道。史迪威沉默寡言、个性急躁、主见极强、作风直率，使他在许多情况下是个优秀的战地指挥官，却不是一个干练的外交官。蒋介石不愿意改组国军部队，投入攻势作战，或开革腐化无能的将领；史迪威因而备感挫折，乃是可以理解的反应。然而，从蒋委员长的角度思考，要采取上述任何动作，都会对国民政府派系势力均衡产生重大影响，不能不谨慎从事。史迪威听到外界对经国的好评，可是两人没有碰过面，实在是一大憾事；因为史迪威提议的许多改革，经国也有同感。
蒋经国在赣南主政三年之后，他的父亲对他的表现相当欣慰，曾经拍发一个电报说：“儿任专员已足三载，人民爱戴，建设进步，时用快慰！”蒋介石现在开始认为，经国通晓俄文，又有行政才能，可以培养为新疆省主席。到了1942年，虽然俄援不再经由新疆进来，这个关键省分的政治发展却转而对国民党有利。新疆有崇山峻岭、沙漠广袤、平原不毛，是回族定居的一块大地，一般又称它为大西北。1934年，曾经在北伐时期于蒋总司令麾下担任过参谋的盛世才，借俄国部队之助，掌控住新疆。盛世才的省政府实质上是苏联的傀儡，新疆实际上由俄国顾问经管。但是1942年初，苏联岌岌可危，显然已濒临遭德军击溃的噩运，盛世才开始重新评估他和苏联的关系。因此莫斯科与重庆关系冷却之际，盛世才与中央的关系却开始改善。4月底，也就是蒋氏父子视察缅甸国军部队后不久，蒋介石命令经国到西北考察，还要他带纬国同行。此行目的是让经国有机会第一手观察新疆局势，并提供政策建议。此行非常危险，经常要在前线附近出入。起程之前，蒋介石给经国一颗毒药，以备一旦遭日本人俘虏时可以服用。[5]经国由重庆搭飞机飞成都，转火车到宝鸡，再乘汽车到西安与纬国会合；蒋纬国当时服役的装甲兵部队，驻扎在西安郊区。两兄弟搭火车到达与日军防线相距颇近的潼关；再沿著一条民工以手开挖的壕沟，搭乘卡车到达洛阳。为了防止日军炮火攻击，确保军事运输安全，民工挖了这条四公尺深，足容两车交会的大壕沟。数以万计的中国农民在洛阳城内外，献身国防工事，使得经国大受感动，写了一首普罗大众的诗：“许多劳动者的声音汇合起来，变成了一支伟大的劳动进行曲”。两兄弟以二十辆卡车组织一支车队，载满佈匹和礼物，预备送给沿路见到的少数民族领袖。他们俩谢绝军方派兵护送，来到长城西端的嘉峪关这个远眺一片大漠的边城。边塞的壮丽景色让经国大为感动，他写下：“西北，伟大的西北……你这个中华民族的古老的故乡，我们祖先的坟墓，我们祖先留下的灿烂的文化、遗产都在那里蕴藏著……那里丰腴的物产，坚强淳朴的人民、灿烂的文化，都是抗战建国唯一的力量……有志青年，应当回到我们这古老的故乡去，有志的青年应当到西北去”。
他对父亲报告：只要经济发展起来，“新疆的政治问题一定可以解决”。他也相信，必须加强在西北地区对抗苏联和中共的努力。蒋经国到访后不久，盛世才加快和蒋介石的修睦。1943年初，盛世才重新加入国民党，最后一支苏联部队撤离新疆。同年，盛世才宣称获苏联和中共一项阴谋，大肆逮捕境内共产党员，统统处以极刑。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身为共产党派在迪化（乌鲁木齐）的代表，也未能倖免。珍珠港事变新闻传抵赣州的两个月前，蒋经国的秘书章亚若告诉经国，她怀孕了。不久，这两位恋人话别。亚若在好友桂辉的陪伴下，坐上一辆破旧的巴士跋涉长途到桂林。她选择景色秀丽的桂林待产，是因为她有个弟弟在桂林附近担任县长。亚若和桂辉在丽狮路觅得一户民宅落脚，见过医生，就隐姓埋名等待临盆。经国给了她们足够的生活费。亚若已经生过两个小孩，可是她立刻发觉比起前两次怀孕，腹部似乎隆肿更大，医生猜测她恐怕怀的是双胞胎。1942年5月21日，章亚若生下两个男婴，在经国还没赶到之前，她以当时居住的丽狮路各取一字，替他们各取乳名“丽儿”、“狮儿”。几天之后，经国赶到，很高兴地抱著两个儿子，他仅停留两天，就赶往重庆向父亲报告他和亚若的恋情，以及添了两个儿子。[6]蒋介石接受这个事实，以祖父的身份给这对双胞胎取名“孝严”、“孝慈”，纳入蒋家第三代的“孝”字辈。可是蒋介石提议双胞胎跟从母姓。亚若明白这项建议的意义--她和两个儿子不会是蒋家成员。
章亚若是个解放女性，不愿过著隐姓埋名的日子，开始在桂林活动。当时桂林有十多个美国机构，她请了一个美国人教她英文。桂辉说，大约六个月之后，11月的某一天，她和亚若上街买东西，感觉有人跟踪她们。两天后，有小偷侵入她们住处。广西省民政厅厅长邱昌渭闻讯，派兵保护她们住家。亚若到邱家致谢；当她回到家后，开始泻肚子，腹部严重绞痛。桂辉赶紧把她送到医院，彻夜陪伴著她。亚若在剧痛中要求桂辉，如果她不幸死了，务必代为照料两个小孩。她说，蒋经国曾经答应她，日后会让儿子认祖归宗。她也把蒋经国送给她的镜子、粉盒给了桂辉。翌晨，亚若腹痛未止，但似乎病情好转。医生检查完，给她打了一针。几分鐘后，亚若惊呼她眼睛看不见！医护人员冲进病房，派桂辉去取冰块。桂辉回来时，医生告诉她，亚若死了。按照南方的习俗，第二天就埋了。王昇把噩耗向蒋经国报告，经国放声痛哭，此后一连多日，戴著墨镜，遮掩哭肿的双眼。桂辉把双胞胎送交给亚若的母亲周锦华，并告诉章母，她怀疑有人下毒手。照她的说法，章家也相信亚若遭到谋杀，背后另有主谋。他们担心双胞胎也会遭遇不测，故意把小孩登记出生在不同年份，以掩人耳目。直到今天，依然有人传闻、臆测亚若的死因。赣州《正气日报》编辑漆高儒，在他写的蒋经国传记中声称，亚若死前不久，他偶然听到黄中美（蒋经国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特务）说，章亚若在桂林自称是蒋经国夫人，制造出麻烦。据说，黄中美指示一名部下，“把她杀了，我来负责”。漆高儒还记得，黄中美曾抱怨他替经国做了不少事，可是小蒋“不瞭解我”。漆高儒猜测，黄中美自作主张，下令杀害章亚若。许多中国传记作者都相信这说法。可是除了漆高儒事隔数十年后这段记载，以及桂辉的猜疑之外，我们找不到其他根据支持亚若是在中共、蒋介石或蒋经国本人命令之下遇害。
方良对于先生和章亚若的恋情，生下双胞胎，浑然不知。她从来不问先生的公事，他对她的交往也定下严格规矩，譬如不准方良和富商太太等有心攀附的人来往。她和经国似乎是一对摩登的亲密夫妇。方良经常在机场迎送丈夫时，拥抱他、吻他，旁边的中国人有时还挺难为情。这段时间，经国和太太在一起，经常以俄语交谈。经国也还喜欢读俄国文学作品，譬如美国记者傅尔曼就曾经看到他读19世纪乌克兰诗人捨甫琴科（Shevchenko）的作品。后来为了免人猜疑他们的亲苏，他和方良放弃了与俄罗斯的文化关系。蒋经国在1942、1943年仍在赣南盯紧推动三年建设计划。访宾对于原本十分穷困落后的赣南，与中国其他地方的情况相对照，印象格外深刻。《纽约时报》记者艾特金森（Brooks Atkinson）报道，经国的改革计划使得赣南地区面貌一新。战前，赣州只有三家工厂，现在已有四十四家工厂，包括一家酒厂、一家麵粉厂、一家火柴厂，若干纺纱厂。通过一年两作及新的农耕方法，赣南原本是粮食严重短缺的地区，现在的产量却足可供应十个月的消耗量，预期到了1944年就可完全自给自足。在艾特金森眼里，赣州是中国最现代化、最乾净的城市。[7]
1943年，数千名青少年失去父母，住在贡水岸边难民营里的破房子，破帐篷里。蒋经国下令在离赣州城一小时车程的贡水岸边，兴建一所学校（命名为中华儿童新村）。学校盖好后，大约一千三百名中、小学学龄青少年孤儿迁入新村。蒋经国打破中国传统，禁止校中有任何体罚，他要学生组成自治会，推选自己的市长，选派自己的纠察。[8]1943年夏天，经国经常住在新村学校里。他早晨和学生一道起床，带领学生做体操，然后跳进冰凉的溪水里。他的办公室门口只掛著一个牌子：“蒋经国先生”。今天的访客在接待室还可以看到一排泛黄的旧照片，其中有一张是经国、方良夫妇合影，还有一张照片当年一定不会在那里，影中人正是漂亮的章亚若。楼上是一间小办公室，摆著一张破旧书桌，经国在这里至少接见了两个美国客人，一是新闻记者傅尔曼，一是美国驻桂林领事馆副领事谢伟思（Richard Service，译按：与派驻延安的谢伟思John Service同姓，但不同名）。陈纳德和史迪威自从1942年以来就为战略观点争执不下。陈纳德主张空战优先，史迪威却认为首要目标应该是建立训练精良的地面部队。蒋介石和罗斯福支持陈纳德的观点，于是陈纳德1943年沿著国民政府统治地区外缘，开始构工兴建一系列机场。陈纳德计划以这些机场作为B29轰炸机出击基地，它们可以远及日本本土，以及日本在泰国的基地。根据这项战略，美国第十四航空队要在赣州附近盖一座机场，以便P38侦察机由日本上空执行任务回航途中紧急降落之用。
谢伟思搭乘一辆载运武器的货车颠簸到赣州，安排机场兴建事宜。谢伟思在新村学校蒋经国的办公室见到他；这位美国外交官记得经国“很友善，合作，肯帮忙”。他跟谢伟思驻华多年所见过的绝大多数中国官员不一样，“真心关怀民众福祉”。经国邀请谢伟思到他家吃饭，这也是谢伟思第一次获邀到中国高级政府官员家中做客！谢伟思记得蒋经国那位漂亮的俄国太太，说得一口宁波话，但是她话不多。每个人“尽欢，尤其是划拳划得真热闹，经国是划拳高手，老是赢”。经国随口就是一些笑话，逗得客人大笑。餐后，经国表演一套绝技，更令人佩服。他拿出一排三张椅子、躺上去，头在第一张椅子，脚搁在第二张椅子，屁股放在中央的第三张椅子。方良把中间椅子抽走，他竟能悬空好一会儿。美国宾客认为经国这类大男人英雄表演，和他在俄国多年沾染的脾性有关。据谢伟思说，蒋经国治理赣南十一个县，在美国人心目中，彷彿“在中国打造出乌托邦”。蒋经国消灭娼妓、赌博，让犯人做工，训练犯人有一技之长，出狱后能找到工作，甚至史迪威也在日记里记下，他听说蒋经国“表现很好”。赣州机场兴建期间，经国几乎每天都到现场观察，与美国陆军工程师结成朋友，邀请他们到家里吃饭。机场竣工，他还开车到桂林，在美国总领事凌华德（Arthur Ringwalt）寓邸，和谢伟思等人吃晚饭。席间，蒋经国还是很风趣、可亲、开放。据谢伟思的回忆，小蒋没有架子、平易近人，可是“已经隐然有要人之姿，不是池中物”。当时绝大多数美国驻华外交官员认为，蒋委员长擅长调度对日作战，治理中国却显然心余力絀，可是他这位三十三岁的英年长子，却给人“中国就是迫切需要这一型领导人——精力充沛、干练又廉正”的印象。谢伟思还记得涉及蒋经国的另一桩事件。1944年中，甘介侯将军告诉谢伟思，省里军事领袖底下有个秘密组织，对于战事的进展不满意。谢把他和甘介侯谈话内容以秘电呈报给驻重庆美国大使馆。美国大使却犯了专业上的重大失误，把电报交给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过目。虽然电文没有提名道姓直接点到甘介侯，宋子文却认出这项报告的消息来源。戴笠手下立刻以洩露敏感资料给美国人的理由逮捕甘介侯，军事法庭判处甘介侯死刑。谢伟思找到蒋经国，蒋介入此事，救了甘介侯一命，戴笠为此大大不高兴。[9]蒋介石继续在百忙中写信给经国，指示他读书、做学问。1943年8月，他曾提示儿子，读书学习“欲速则不达”。他建议经国，学习算术和英文“每週均不宜超过6小时”。除了要经国研读中国古籍、总理遗训之外，他还鼓励儿子多读《圣经》和其他基督教书籍。1956年经国在介绍父亲行谊时，强调基督教信仰在父亲一生中起极大作用。显然父亲的宣教工作收到成效。蒋经国1939年抵达赣州后不久，就开始读起《圣经》。1943年复活节，经国一家人在重庆由毕范宇牧师施洗，正式成为基督徒。
蒋经国受洗成为美以美教派信徒（Methodist），就跟他尊奉孔、孟圣贤之道一样，是出于父亲的意旨。他和父亲一样，对誓言遵奉不渝，此后一生，经常带著两本书——一是日记本，一是《圣经》。在父亲推荐下，经国也读《荒漠甘泉》。这是一本每日一题、阐述基督精神的文集。蒋介石每天读后，就在空白处记下自己的灵思心得，他建议经国一样读完做眉批。《荒漠甘泉》的主旨大致是面对失败、灾祸或悲剧要如何坚毅忍耐、信念不渝。蒋介石每日批注的那本《荒漠甘泉》，现在陪著他的遗体放在慈湖的棺木中，等候有朝一日落叶归根，归葬故土。不知是出于孝心，还是真心喜欢，《荒漠甘泉》也成为蒋经国喜爱的读物之一。20世纪50年代初期，美军官员可以看到蒋经国在战地翻读一本已经快翻烂了的《圣经》。陪他一起出差的副官，夜里到他房里听取最后指示时，经常看到床头或桌上有一本《圣经》。蒋经国把《圣经》从头到尾读了好几遍，每读完一遍，他在第一页就做个记号，在他逝世时，总共有十七个记号。但是据蒋家在台湾的家庭牧师周联华说，经国在宗教信仰及其他问题上，都不坚持教条，不会有封闭心态。他只是“追求者”（seeker）。他自己研读《圣经》，不跟周联华或其他传教士讨论宗教问题，也仅只偶然参加做礼拜。他可以到美以美会以外的基督教会做礼拜，也可以到佛寺上香，譬如雪竇寺就是他年幼时常去的地方。蒋经国对于三民主义青年团不能成为动员中国青年的大力量，颇有挫折感。他认为，跟他主持赣南专区一样，三青团要成功，就得靠一批廉洁、坚贞的青年干部。1943年蒋经国到重庆出席三民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中他提议扩大干部训练班，成立青年干部学校，大量培养青年领袖。在父亲的赞同下，大会通过这项提案，12月间，蒋介石任命经国为中央干部学校教育长，负责筹办工作及从零开始规划课程。
蒋经国仍保留赣南行政专员职位，经常往来重庆、赣州两地。日本军机两次追逐他搭乘的飞机，不久他就把大部分时间花在重庆。王昇和他在赣州的若干部属，跟随他到战时陪都重庆，进入中央干部学校当学员。1944年1月17日，日本发动“一号作战”，针对美国空军新闢建的一系列机场进袭。数天之内，日军已推进到赣州城郊，经国赶回赣州处理此一危机。情势显示赣州守不住时，他把跟政府以及他本人关系密切的人统统疏散，方良、子女和毛夫人的侍婢阿王也都撤往重庆。2月3日，山区里枪声阵阵，蒋经国搭乘DC-3飞机从他替美国人盖的机场起飞。2月5日，日军进入赣州城，已是十室九空。扣除掉宣传和传闻的部分，蒋经国在赣南的治绩按照当时的环境条件，殊为不易。他最可观的一项成绩是推动治安，又不失地方民心。其中关键诀窍在于他个人清廉正直的官声，真正与百姓同甘苦，因此得到百姓信任他的确为民服务。上级交付的徵兵员额，他可以如命达成；但是和中国绝大多数地区不同的是，在赣南农村徵兵，并没有造成百姓害怕、仇恨当局的情绪。至少，在赣南没有人记恨，也没有这类的记载。但是撇开领导人独特的意志以及一批忠勤干部的努力不谈，在全中国要推动打造新赣南，还有其他原因，使得它困难重重，甚至寸步难行。譬如，地方上收缴的田赋，通常要上缴省政府，经国却可以保留而增添财源--这个政策其他的地方官员就无法延用。或许，他比其他同层级官吏，更有本事说服银行做低利放款。此外，经国得到省政府、中央政府的援助，也是其他行政专区专员所无法企求的。据当时在赣南工作的一位中国新闻记者说，经国得到的特殊协助包括保安队、自卫队的兵丁员额增多，宪兵、警察员额也多。此外，他可以直接指挥调度这些单位，其他的专员就没有这种权力。赣南的政府文职公务员也比其他专区多。根据一个消息来源，经国的办公室属员一百人，其他专员平均只有二十来人。中央政府特别拨款，或许蒋夫人自掏腰包协助，帮助赣州若干项目（如大型操场）的建设。
赣南经验为蒋经国的前途打下坚实的基础，他挣得干练、有活力、有创意、清廉正直的领导人之名声，具有行政及地方发展的经验，包括教育、青年工作和地方治安等工作经验。他也累积起一批可信赖的部属追随左右，当然同样也树立若干政敌！蒋经国通过在江西省经验，深刻瞭解到国民党的弊病--贪污腐败、派系斗争。他深入瞭解新兵受到的非人待遇、军队组织吃空缺等问题。他到重庆，也有助于掌握国军军中的基本问题--派系林立、割据为王、兵力不足等。他愈来愈不能相信中国共产党。他在演讲和编造口号上，能巧妙地把他重视平等、反抗既有体制的名词，与他父亲钟爱的新儒家思想结合在一起。可是国民党内最保守的一些人士晓得经国不喜欢他们，因此以牙还牙，一再散佈谣言，指控经国是苏联的秘密工具。蒋介石这人没有真正的朋友，现在只剩下太太和儿子两个人可以信任。父子之间开始交换日记阅读——这是父子关系密切的跡象。此时，经国与继母相处上没有问题。至于纬国，并没有重要的政治角色，因此他跟蒋夫人的关系纯属家庭亲人关系。一般人认为宋美龄比较喜欢纬国，因为他英俊、儒雅，说得一口流利英语。然而，经国在孝道上也无懈可击，农历新年，他会到重庆向父母亲拜年，致敬；他穿传统长袍，进门就跪下磕头。[10]10不过，经国在江西的生活与工作，跟他这些遵守礼仪的动作大相逕庭，呈现出他不肯太死板、顽固的一面--这种平易作风在重庆、延安高级领导人当中，都相当罕见。
[1] 章孝严1996年5月15日在台北接受本书作者访谈之记录。原书注9。
[2] 王力行，《蒋孝勇的最后声音》，载1996年9月15日《远见杂志》。这是蒋经国和方良幼子蒋孝勇接受访问的一篇文章。原书注13
[3] 见王昇1995年9月8日接受本书作者的访谈记录。原书注20。
[4] 蒋纬国，《千山独行——蒋纬国的人生之路》，台北天下文化出版，1996年，第78页。另见本书作者1996年6月7日访问蒋纬国的谈话记录。原书注25。
[5] 蒋孝勇1996年5月19日在台北接受本书作者的访谈记录。孝勇的祖父告诉他，每次派经国从事危险任务，都会给他毒药。原书注40。
[6] 章孝严1995年9月15日在台北接受本书作者的访谈记录。原书注49。
[7] 艾特金森的报导刊在1943年11月5日《纽约时报》第5页。原书注58。
[8] 作者1996年6月13日走访新村学校，访问了当地方姓导游所悉。原书注59。
[9] 谢伟思1996年4月11日接受本书作者电话访谈。原书注63。
[10] 某位与蒋夫人关系密切的华裔美国人，1995年12月接受作者访谈时，提起这个故事。原注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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