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叶20世纪初，乃是中国四千年以来最屈辱的时期。1636年，为数二百万的满洲人入关，击败明朝统治下一亿二千万汉人，建立大清帝国。但是这个“蛮夷”征服者的王朝，一如蒙古人等夷狄君主，承认汉文化的优越，采纳其语言典章制度，维繫传统社会，依赖儒绅和乡间精英来安定政权。中国领土虽被征服，大汉文明则昂然得胜。西方列强在19世纪叩关中国，却又是另一番景象。这些“洋鬼子”不仅兵力强盛，也不接受中华文化的卓绝高妙。历经五十年的否定，虽然间歇起而抗拒，却频频在欧洲列强和日本手下尝到羞辱败绩，中国人的信心已失。中国这种失落、惶惑的感受很难以文字形容。中国博大精深的文明，已经倾覆。到了19世纪末叶，蒋氏家族在溪口镇山村卜居已有数百年之久。蒋经国的曾祖父蒋斯千拥有五亩山麓竹林和一小块水稻田，后来他取得贩卖盐、酒专利，家境大为改善。溪口蒋家盐铺在玉表公（蒋斯千）儿子肃庵的经营下，业务蒸蒸日上，蒋家晋陞为“非士绅的精英”之列。肃庵公决心要子弟以中国人的方式--读书，参加科举考试，更上层楼。溪口镇位于华东滨海的浙江省，距奉化县城坐轿子或步行，足足要花一天的工夫。平民百姓也可以坐船由水路到达宁波这个鸦片战争后开放给洋人通商往来的港埠。山林四周的丘陵散佈著野花、野鸟、稻田和茶林；不远处是陡峻的高山，距溪口镇十公里路，就是一千公尺的雪竇山，山上有一座驰名的雪竇寺古剎。蒋家盐铺有围墙和内庭，一家人就住在盐铺楼上。肃庵公的正室生下一子一女后谢世；第二房太太不曾育子，也先行辞世；1886年，肃庵公第三度做新郎，娶进王采玉为妻。王氏来自一个非常贫穷的村落，当地唯一的农作物收成就是竹子，但是她精明干练。王氏和当时绝大多数中国妇女一样，自幼缠脚。即使两代之后的蒋经国，依然可以见到农民背负著行动不便的妻子到田里，胼手胝足，爬伏在田里劳动。1887年，王氏在蒋家盐铺楼上一间小房间里，生下一个男孩。祖父玉表公给这个孙子取名瑞元，也就是日后的蒋介石。王氏教子甚严，但是却不脱中国传统，对孙子十分溺爱。蒋家盐铺慢慢发展成供应一般物品的商店，全家薄有积蓄。1889年，蒋家搬到武岭街上约三十公尺外的一栋中产阶级、两层楼的新房子。新居周围多数房舍（事实上，整个溪口镇都是）属于蒋氏宗亲所有。王氏不久又生下两个女儿，但其中一人早夭。蒋介石的异母兄长蒋介卿自幼聪颖好学，极受父亲宠爱。介石也早早进入私塾，接受古典教育。1894年，王氏又产下一个可爱的男婴瑞青。1896年，肃庵公突然逝世，得年仅五十。家庭骤遭变故，于是将蒋介卿过继给一位伯父，并继承了盐铺。由于当时女子不得拥有财产，九岁冲龄的介石，继承了住家的房子，以及每年可有四五十银圆收入的竹林及水稻田。[1]蒋介石十四岁那年，王太夫人决定给儿子成亲，她挑选了邻近巖头村一位十九岁的姑娘毛福梅，毛福梅当时还有一名大约同年龄的陪嫁女婢阿王跟进门。福梅体格强壮，个性和蔼可亲，略为缠脚，较能方便做事，王太夫人特别看中这一点。毛福梅在家时可能也学了几个字，但是基本上，她和婆婆一样只能说是文盲，在晚年还得央人替她读儿子寄回的家书。婚礼在1901至1902年的冬天举行。毛福梅后来表示，她和夫婿婚后头两个月非常快乐，可是婆婆责备她教坏儿子偷懒，小两口一起出门散步，躲在房里说笑谈天，于是她便听话而对夫婿保持距离，以致夫妻感情不睦。
1899年，义和团这个狂热反外的秘密社团在全中国兴起，拆毁铁轨、杀害传教士。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并以烧燬颐和园来报复义和团的蹂躪暴行。1900年这场动乱，在奉化县跟在全中国一样，更进一步挫伤清廷的威信。中国国内及海外华人社会已经出现了革命主张。19世纪保守的“自强运动”维新主张逐渐失势，代之以更激进的救国主张。蒋介石还在私塾里读书之际，在香港学医出身的孙逸仙已在世界各地旅行，争取华侨支持他的革命目标--通过平均地权的主张，重新分配土地，把中国改造成为准社会主义的共和国；通过一段时间长短不确定的“训政时期”，把中国带到民主的道路上。帝俄借武力和“不平等条约”在中国东北满洲取得极大特权。1905年1月的日俄战争，日军把俄国人赶出旅顺和奉天。更戏剧化的一幕是，日本舰队5月间在东乡平八郎（Togo Heihachiro）大将率领下，歼灭俄国由波罗的海开来参战的大型舰队。四十年之前，日本跟中国一样是个传统、保守的国家，可是在略为超过一个世代的时间里，日本富国强兵政策已经奏效，具备工业基础和海军兵力，能一举击败欧洲强权。蒋介石因而有志投笔从戎，决心东渡日本学习军事。蒋介石由于无法取得日本军事学校的入学许可，于1907年进入北京附近的武备学堂（即日后的保定军校）。不久，他被选拔进入日本振武学校此一日本军官学校的预备班研修。週末在东京的休假期间，蒋介石与中国流亡人士交往，并进而加入孙中山成立的革命同盟会。蒋介石利用暑假回到上海，参加同盟会设在法租界秘密总部的工作，并没有回溪口老家。毛福梅秉持中国礼教，依然忠诚可亲，可是此时的蒋介石已经嫌弃这个老式的配偶不识之无。毛福梅曾向友人诉苦，说蒋介石时常殴打她。[2]二十年之后，蒋经国有一封致母亲的信函，提到父亲如何抓住她头髮，把她拖下楼的往事。[3]因此1909年夏天，毛福梅似乎不会有生子的机会。但是一位算命先生铁口直断，说蒋介石第一个太太生下的儿子，日后必是贵人，官位极高，王太夫人深信不疑。这是好消息，可是预言若要实现，总得安排夫妻俩有鱼水之欢呀！王太夫人带著媳妇到上海。蒋介石起先不肯听从母亲的安排，王太夫人以自杀威胁，他才不得不从。毛福梅在这年夏天与丈夫共处了一段时间，总算怀了身孕，才回到溪口。[4]1910年4月27日，农历三月十八日，毛福梅临盆。王太夫人请来接生婆，陪嫁婢女阿王也在旁协助。福梅在蒋家宅子楼上待产时，王太夫人和亲友在楼下品茗等候。好不容易，男婴落地，接生婆切掉脐带，用红盆温水洗净婴儿包好，送给累坏了、可又骄傲的毛福梅抱抱。王太夫人听到婴儿啼声，赶紧上楼探望。同一天，她口述一封信给蒋介石，通知他已为人父，母子均安。她也要求蒋介石准许她把男婴在族谱上登记为瑞青的儿子（瑞青是蒋介石幼弟，极受母亲宠爱，但是四岁就夭折）。蒋介石一口答应。因此根据蒋氏族谱和奉化县的记录，蒋经国不是蒋介石的儿子。[5]蒋介石已从振武学校毕业，派在日本陆军当列兵，准备升入军官学校。他没有记下获悉做了父亲消息的感想；1910年夏天，他又回到上海参加同盟会地下工作，也没有回溪口探视。
蒋经国一週岁生日（照中国人算法是两岁）当天，正好是同盟会发动一次最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日子——1911年4月27日广州起义（译按，即俗称“黄花岗之役”）。虽然革命军起义失败，但是规模之大、牺牲之烈，对革命运动产生极大的心理振奋效用。革命党人再接再励，计划10月底在长江流域的武汉三镇举事。10月9日，革命党人的秘密炸弹工厂内，一枚炸弹意外爆炸，事机洩露。寄身清廷部队中的革命党人军士，狙杀军官，发动革命。武汉义帜一起，一个月之内共有十三省纷起响应，决定宣告脱离清廷而独立。在许多省份，清军高级军官摇身一变，成为实质上的政府领导人。有些地方甚至是土匪酋首结合军事单位，夺得掌控权。中国开始进入军阀割据时期。武汉义军起事时，蒋介石人在日本，闻讯立刻离开驻地军营，驰赴东京；他把制服付邮寄还部队，搭轮船赶回上海。抵埠之后，他奉命回到浙江老家，率队攻打省会杭州城内的巡署。蒋介石率领的这支敢死队，成员来自上海秘密社团青帮徒众，以及由奉化县某渔村募来的义勇兵。这位年仅二十四岁的青年军人给母亲一封信，声称献身革命，请恕不能尽孝。佔领杭州城，在革命战役中称不上重大事件，但是革命党人的勇敢，民众有目共睹。事后蒋介石婉谢出任浙江都督，以革命军高级军官身份回到上海。此后十年，蒋介石一再参与各种军事行动--有传统的攻击作战，有游击式的突袭，也进行恐怖活动。由于当局悬赏缉拿他，通常他必须化名匿跡。身为军人和革命党人，他傚法心目中的英雄人物，勇敢、忠诚和自律；但是当他不参与战事，没有搞规划或读书时，却在上海流连花街柳巷，纵情声色。他几度得了性病，因而失去生育能力，但他在多年后才晓得自己失去生育能力。[6]1912年，蒋介石在上海青楼邂逅姚冶诚，把她纳为侧室，此后八年，姚氏与他断断续续同居多时。[7]蒋介石在这段期间也发展出许多关键关系，譬如他与曾留学英法的吴稚暉交情深厚；与留学日本期间就结识的戴季陶义结金兰；陈果夫在这段期间开始追随蒋介石，日后与弟弟陈立夫成为国民党内CC派（组织派）祖师。蒋介石与秘密社团（尤其是青帮）的关系，也在这段期间建立。蒋的行径与上海租界的欧洲人当局、孙逸仙以及日后的中共领导人并无二致，都试图结纳秘密社团及帮派，作为自己政党及个人野心的羽翼。毛泽东20世纪20年代末期，在江西省井岗山时，也与当地农民武装结盟。帮派分子不论是在上海或在山野，都乐于与革命党人结交，一方面由于传统上反清，另一方面也盼望有朝一日与革命党人的关系能转为助力。
蒋经国在这段期间平静地成长，周围是一些溺爱他的妇人。除了母亲、祖母和婢女阿王之外，外曾祖母也不时来探望。经国是个快乐、听话的小孩，就他的年纪而言，个头较小，也没有儕辈那么强壮。溪口镇当时根本没有接种预防疫苗这回事；为了替他祈福保平安，王太夫人婆媳俩平日勤于烧香拜佛，还要他佩掛铜钱剑护身。然而，经国在三岁那年，还是染上天花。祖母、母亲每天都经武岭街头，到庙里祷告。经过多日烧香拜佛之后，经国复原。王太夫人婆媳俩特意捐资在雪竇寺旁建造一座亭子，还铺一条圆石子路直通雪竇寺大雄宝殿前。然而，经国的脸上已留下童年罹患天花的痕跡。家里的母亲、祖母虔诚烧香拜佛，经国的童年可谓充满宗教仪规。他经常陪著祖母上雪竇寺，一手搀扶著祖母，另一手还得帮忙提著拜佛用的谢篮。当年他不时跑到雪竇寺，夏天亦常留宿庙里和寺僧一起睡觉、一起到山间散步徜徉。
1911、1912年间发生政治大动乱，类似溪口这样的小乡镇，凡事都得自求多福。中国各地的法律与秩序荡然无存，乡间盗匪螽起，鱼肉邻里，各地必须自组团练抵抗盗匪。然而溪口这样偏远的山村，大体上逃过动乱，它最显著的变化涉及某些社会习俗。三百年来在髮式上代表向满洲人臣服的辫子，一夕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妇女也鬆开缠足旧习，强征民夫做工也正式废除，不过政府仍期望民间自动自发参与社区计划。革命过后不久，蒋氏宗亲会借本地寺庙开办武岭学校。1916年3月，还不足六岁的经国进入一年级就学。武岭学校还不是现代化的教育机构，经国的第一位老师周东是个旧派士绅，以旧方法施教，擷取古书章节，向一年级学生灌输方块字。经国在武岭学校念了两三年。
此时的欧洲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最后导致德、俄帝国瓦解，也给中国提供崭新的革命样板--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然而，欧战立即的结果是欧洲列强无暇顾及中国，日本乘虚而入。1917年11月，布尔什维克党人先后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夺得大权。很少人能体会到这些事件对中国的意义。但是孙逸仙致电列宁道贺。1919年的国际局势发展，再度震撼中国。列强议定凡尔赛和约，正式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然而在和约中，列强协议把战败国--德国在山东省的权益转移给日本，未把全部主权交还中国。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游行到达东交民巷，抗议凡尔赛和约罔顾中国权益。警察驱散示威群众，逮捕若干学生领袖，却触发全国各地学生群起抗议。上海等地数以千计的工人亦发动罢工响应。上海的外国人对这场骚乱不以为意，认为它不外又是过去八年不时爆发的示威与失序的新篇章。然而，国际环境和本地环境都已经起了变化，中国现在已有其他选择。1919年7月，莫斯科的苏维埃政权宣佈，将把帝俄沙皇不当夺自中国的一切领土归还中国，放弃对于满洲地区中东铁路的控制权，放弃俄国由庚子之乱应分得的赔偿金，放弃滞留在中国的俄国人之治外法权主张。它只要求北京承认莫斯科的革命政府，作为回报。受到欧洲马克思主义文章论述的影响，早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前，上海已经出现若干小型的社会主义研究团体。俄国革命之后，北京大学一夜之间变成革命思想的温床。左翼人物以北大校长陈独秀和图书馆馆长李大釗为首。他们主张中国应建立一个崭新、活泼、独立的马克思主义政权，啟发了当时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年轻助理毛泽东。俄国大革命也在国民党内受到注目，孙逸仙即是其中之一。蒋介石的拜把兄弟戴季陶，与陈独秀身边的人士接近，支持陈独秀等人在上海组织一个共产主义核心组织。同年，数百名左翼中国青年前往法国，参加勤工俭学计划，周恩来、邓小平也名列其中。
中国现代革命的头一个十年，自始至终都充满著分裂割据、兵戎相见和阴谋背叛的情事。这段动盪岁月虽已摆脱满清统治，却仍不脱往昔阴影，使得蒋介石、毛泽东等青年革命家脑海里深铸著一个观念：只要中国依旧有军阀、政党、秘密结社及其他争权夺利团体纠缠分立，列强必将继续荼毒中国。问题是：谁能出而统一中国？20世纪20年代，国民党唯一能掌控相当规模兵力的地方是广州市及环绕著广州的广东省部分地区。这个时候的蒋介石，不论是潜伏在上海、流亡日本或进行秘密任务，已经建立起个性刚愎、脾气阴晴不定的名声。然而，孙逸仙显然认定这位出身溪口山村的军官是无价瑰宝。蒋介石的脾气令友人不快，令敌人厌恶，然而同样的特质也使他成为国民党阵营最干练的军事领袖。他的自信心、意志力和果敢决断，无人可比拟。他虽然似乎有勇无谋，却表现出个人英勇气概。他在革命运动中曾经扮演军人、地下工作人员、组织策划者、文宣作者、股票经纪人等角色，或许也有一两次担任刺客。他和孙逸仙一样，一介不取，不会腐化。他和秘密团体的关系，甚至至少有一次据传涉及抢劫（并无事证可以证实），都是为了革命大业而不拘小节所为。蒋介石的冲动，经常厉声斥责同仁、僚属，使他一再陷入麻烦。孙中山曾在一封信里提到，蒋常因“脾气刚烈”“恃才傲物”，与人起争执，很难和其他同事配合工作。孙逸仙也瞭解他生活糜烂，纵情声色、饮酒无度。大约经国十岁时，蒋介石开始有了改变。此时，他似乎已发觉经国将是他唯一的骨肉子嗣，对这个儿子开始关心，亟欲建立身教，不时灌输儿子纪律、道德观念。1920年初，蒋介石回到奉化，亲访他的老师顾清廉，央托他协助教导经国。顾清廉是一位具有现代观念的儒者，受托前往溪口，花时间瞭解经国的潜质，替他订下研修课表，也可能一度亲自为经国授课。蒋介石在同年2月9日给经国第一封信，提到顾老师向他报告“天资虽不甚高，然颇好诵读”，蒋介石自称，“闻之略慰”。[8]他又安排奉化县另一位儒师王欧声，教经国诵读古籍和四书。虽然延聘硕儒教课，蒋介石还是觉得经国不应该像他一样躲在溪口，直到十多岁才出来见世面。经国九、十岁之际，蒋介石就把他送到自己曾经念过书的奉化县凤麓学堂上学。蒋介石在1920年2月、3月，分别在日记中记下，他亲自批阅经国的“功课表”。4月间，蒋介石写信训示儿子：“当听祖母及汝母之命，说话走路皆要稳重”。第二封信又指示经国：“不可轻佻，须要著重”。11月间，蒋介石曾经回到溪口，与毛夫人讨论到经国的教育，他在日记中记下，毛福梅的观念对儿子有害无益。毛夫人曾经未取得丈夫同意，就把经国带回溪口老家。这件事令蒋介石大为不快，以致决心翌年把儿子送到上海唸书。1920年某日，蒋介石侧室姚冶诚带著一个四岁的小男孩来到溪口。这个小男孩就是蒋介石的养子蒋纬国。小孩的生父就是戴季陶，母亲是戴氏流亡东京时结识的一个日本妇人。由于戴氏在国内已有家室，介石同意认养纬国。纬国和他视之犹如生母的姚妈妈，就在溪口蒋家宅子住下。此时，王太夫人已经病重，蒋介石和毛福梅依然维持正式夫妇关系。根据溪口当地人士的传闻和纬国自己的说法，毛夫人和姚氏相处不睦。毛夫人让她住到大宅子后面，一间原本储放柴薪草料的小房间。纬国被跳蚤咬得很厉害，最后是他伯父出面，把姚氏和纬国带到自己家住下。由于经国此时在奉化上学，两兄弟并不常见面。然而，在纬国心目中，当年仅只十岁的经国已是不得了的人物。
[1] 蒋介石异母兄长过继给伯父，以及兄弟分产的故事，得自蒋纬国1996年6月5日于台北接受本书作者访谈所述。原书注6
[2] 丁衣，《蒋介石婚姻生活考》，香港《南北极月刊》1973年元月号。丁衣即是日后写《蒋经国传》遭陈啟礼等人刺杀的作家刘宜良（江南）早年另一个笔名。原书注10
[3] 《纽约时报》1936年2月12日，第12页。原书注11
[4] 蒋纬国1996年接受本书作者访谈，以及他在1997年过世之后发表的文件，都说蒋介石不是经国生父。纬国立论基础是蒋介石1909年没有跟毛福梅见面，怎么可能跟她生下儿子。然而，根据奉化方面蒋家王姓亲属1996年告诉本书作者，王太夫人携媳妇到上海，似乎解答了这个问题。蒋介石也不可能接受毛福梅与别的男人生下儿子，把他视若己出。原书注12
[5] 蒋经国登记为瑞青之子，是蒋纬国1996年6月5日接受访谈时告诉作者的。孙义宣也证实这个说法（1996年5月14日）。当年这种做法相当普遍。孙曾任蒋介石、蒋经国父子机要秘书。他的祖母是蒋介石的妹妹，太太是王太夫人家的亲戚。原书注14
[6] 陈洁如，《蒋介石的秘密过去》（Chiang kai-shek's Secret Past，Boulder，co：WestviewPress，1993），第83-85页。原书注17
[7] 寒山碧，《蒋经国评传》（台北，1988）第23-26页。另见柯洛齐（BrianCrozier）《丢掉中国的人》（TheManWhoLostChina，NewYork：CharlesScribner'sSons，1976）第44页。陈洁如，前揭书第33页指称，蒋介石告诉她，1916年他躲避军阀刺客追杀时，结识青楼女子姚冶诚（译按，另作姚怡琴）。蒋介石的养子纬国由姚氏带大，视如己出。纬国声称姚氏是国民党地下工作人员，见蒋纬国1996年6月5日访谈记录。原书注18
[8] 蒋介石1920年2月9日给经国的信，转引自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1965年，香港朗文版）第105-106页。原书注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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