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魂初定
蒋氏到台后，最首要的任务是如何防守台湾。美国国务院三人小组认为，国民党已无希望，为免台湾被中共解放，于1949年11月11日议决由联合国接管台湾，国民党军队则迁驻海南岛。但这个决议一直未予实行。
蒋首先对台岛的“匪谍”进行残酷镇压，重要的有三百多起，牵扯人数在千人以上。蒋介石经常一车车地屠杀“匪谍”其中也有因为“一言之失”而被判死刑或长期徒刑者；有敲诈不成而被判刑者。故以“匪谍”名义送入军人监狱、台东绿岛者，不知凡几。有人未经法律手续，而被丢人大海喂鱼。有人因为家有马克·吐温著的《汤姆历险记》一书，而被无故错押者，待查清误抓后，还要留一段时间，作“参考资料”。这位被押者事后谈及此事时，仍心有余悸，他说：“那里无需法律程序，随时可以枪毙人。”
在蒋初到台岛的愤怒报复心和发泄心理支配下，彭孟缉的保安司令部及其附属保安处游查组，更以抓人破案为升官手段，甚而宁可错杀三千，决不留情一个。彭后来竞以此镇压之“功”，直线上升为参谋总长。由于这种大规模镇压，台岛一时形成五十年代大屠杀的恐怖局面。
对于这种局面，蒋派人士认为这种镇压是必不可少的；开明派省主席吴国桢等则大不以为然。他指责这是肆意践踏民权，违反民主和自由的旗帜。以后吴不得不辞职去美，避居海外。
中共方面，也决不允蒋介石安居台湾从事大屠杀，曾决定于1950年适宜的时候，进攻台岛，欲一举而克之。本年4月海南岛解放后，这种进攻台湾的准备就更加积极。这时中共有四百架飞机，三十个空军基地，同时又准备了大量登陆艇。到五、六月间，蒋氏最为担心，认为解放军进攻台岛不可避免。
蒋接受海南岛教训，于5月中旬及早主动自舟山等沿海岛屿撤走十五万军队。于此连连溃败之中，蒋介石深感被动。现实状况如此之糟，怎么办呢？于是发表了一篇《军人魂》讲话。他于讲话中除重弹“不成功便成仁”的老调外，更荒唐地提出“一年准备，二年进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的空头支票来鼓动士气。
这时台湾防卫力量，大体情况如下：十九个机动步兵师，两坦克师、一个空降师、两海陆炮兵师、两火箭师、空军八万二干名、一千三百架现代化飞机，其中七百架f86、100、104型。海军三万五千人现代化军舰一百八十艘。总共约六十余万人。
这时，台湾的“中央党部”举行“宣誓式”，宣布：“宣誓效死，确保台湾”。5月19日，蒋经国又秉承蒋介石意旨，在《中央日报》以复函形式，公开答复明丰先生。为舟山撤退辩护和斥责“失败主义者”。他说：
“你还提到舟山的撤退，使得抱失败主义的人更加倾向于失败，动摇分子更加动摇。……最可耻的，就是这些拿不定主张，为了苟且偷安而出卖灵魂的人，他们将来的结局，恐怕将是最可惨的。”
他接着又教训人们，要坚持到底，争取最后胜利！他说“总有一天，我们的战争将要胜利地结束，那时候一切自然都会水落石出的。总而言之，事在人为，今天的日子虽穷，生活虽苦，环境虽然险恶，人心虽然浮动，但是只要有志气有骨气的人，大家肯咬紧牙关，真正能够觉悟，并且体会到环境的危险和困难，一心一意来从事于反共抗俄的大业，我相信，不远的将来，台湾会有新的胜利和乐观现象产生出来的”。
这是蒋氏父子给台湾的军、政人员打的一支精神强心针，以免台湾出现精神崩溃的局面。
在此台风来临之前，五十年代第一个年头的初夏时节，台湾处于最惊恐的时期，有一夕数惊之状。蒋介石甚至为此于日本请来了一批军事将校，其中包括前侵华日军华北派遣军司令根本博中将。
《中央日报》于5月27日发社论指出，“台湾进入战时状态”。这时台湾在蒋氏父子导演下，处处充满悲壮气氛，由蒋经国主持的总政治部，发动各部纷纷举行“誓死效忠领袖”活动。并成立“反共敢死队”，以“成功成仁，誓为国死”为口号。《中央日报》于同日发表《发扬同舟共济的真精神》一文，号召台岛上的每一个人，忘掉个人私利，追求保卫台湾的共同目标。文章说：“我们国家实在已到空前未有的危险时期，每个处在这个孤岛上的人已没有什么可以撤退和逃避的地方。每个人的利益和整个国家的利益，再也没有一个时候能比现在更加一致。”又说：“在这个目标下，我们首先要求每个人，把所有的私人利益完全克服下去。”
于是台湾进入“战时生活”时期。至6月初，又成立“战时生活运动促进会”，其宗旨是“向奢侈者挑战，向腐化者开刀……人人生产，戒除浪费；个个动员，参加战斗”。随后又杀害吴石、陈仪，公布“检查匪谍条例”。条例中强制机关、部队、学校实行连坐法，迫令告密检举。更加重了台岛的恐怖气氛。总之是以节俭、生产、总动员和大肃“匪谍”来过“战时生活”的。有的人说台湾只要七百五十万人一致行动，就可以取胜；有的人仍然老调重弹，说是有三民主义和蒋“总统”就可以胜利。实在也没有新东西可以拿出来。蒋介石也仍然是提倡“成仁取义”的陈腐哲学。
这种备战，老实说是不成的，台湾如果真地于6月刮来战争台风，蒋介石是决无法抵挡的。
但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本年（1950年）6月25日拂晓，战争风云突然降临到南北朝鲜之间。北朝鲜军队于南韩防御薄弱的情势下，突然攻击，迅速占领开城、春川等处，才遭遇到南方有力的抵抗。此时距南韩首都汉城仅二：十五英里。
这个消息传到台北，蒋介石正在用早餐，不禁为之一振，但情况仍不清楚。直到深夜10时，才接到邵毓麟大使首次报告，这时，蒋盼望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终于有了希望，自是分外欣喜。但不能溢于词表。邵氏的分析大体是符合实际情况和蒋的心情的。他说：
“韩战对于台湾，更是只有百利而无一弊。”接着又说“我们面临的中共军事威胁，以及友邦美国遗弃我，与承认匪伪的外交危机，已因韩战爆发而局势大变，露出一线转机。”对于“韩战”的前途，他也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今后韩战发展如有利于南韩，亦必有利于我国；如韩战演成世界大战，不仅南北韩必然统一，我们还可以由鸭绿江，由东北，重返中国大陆。如果韩战不幸而不利南韩，也势必因此而提高美国及自由国家加紧援台，决不致任令国际共产党渡海进攻台湾了。”
很显然，朝鲜战争的发生，是对蒋介石的援救，是使台湾转危为安的契机。朝鲜战争的爆发，或许是一个历史之迷。总之，它使美国对台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
战争爆发后，美国鹰派主张以牙还牙，出兵朝鲜，杜鲁门也于6月25日急忙自密苏里家乡返回白宫，召集国家安全会议。27日发表声明说，为了保卫太平洋地区安全和美国在该地区活动的部队，必须确保台湾，为此，他进一步说明：“本人已命令美国第七舰队防止对台湾的任何攻击，并且本人已请求台湾中同政府，停止对大陆的一一切海空活动。”
两天以后，第七舰队已进抵台湾海峡。这个舰队共有六艘驱逐舰、两艘巡洋舰，一艘运输舰。舰队司令为史枢波。7月底，贾德纳少将派驻台湾，接着麦克阿瑟访台。由于第七舰队到台湾海峡，中国人民解放军自然必得推迟解放台湾的行动。从此之后，台湾的蒋介石，得以度过难关，起死回生，国民党或蒋政权的癌区终于被割除了。于是蒋介石有了一个安定的居地，甚至又产生了“收复失地”的幻想。毫无疑问，这一切均来自朝鲜战争。蒋介石也无疑是朝鲜战争的唯一受益者。
汉城被北朝鲜占领后，蒋介石曾向麦克阿瑟提出台湾出兵朝鲜三万余人的建议，被美国拒绝了，原因是英国等国坚决反对。美国也怕问题复杂化。
美国于7月28日派兰钦为驻台湾“公使”。麦克阿瑟又于8月4日派其副手福克斯少将率二十余军官到台，作为东京和台北间固定联络员。又有巴克准将也来台北，帮助改进台湾的交通系统。麦氏同时又派六架喷气式飞机，以加强台湾的空军。美国国会还通过拨款七千一百万美元援台。这又大大加强了台湾的“地位”。
8月29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又发表对台政策声明四项：（一）美国并未侵犯中国领土，也未对中国采取侵略行为；（二）美国对台湾的行动，系出于对海峡两岸紧张局势的考虑；（三）美国之行动是中立的立场，同等对台湾与大陆双方的军队；（四）美国对台湾的未来政治解决并无成见。该岛的实际地位，因系“得自日本的领土”，“此正与此类其他领土一般，其法律上的地位，在国际行动尚无决定之时，是不能确定的。如果安全理事会有意研究台湾问题，吾人当支持而协助此项研究。”
同一日，安理会接受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对美国在台湾驻有海空军的指控。这个动议是由印度代表劳氏所提出。美国为表示公允起见，也投票赞成此一动议。
安理会于9月29日又决议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于11月15日出席对台湾的讨论。当台湾代表蒋廷黻提出使用否决权时，美国也投了反对票，结果以九比一否决了蒋的提议。董显光在蒋传中说：“联合国此一行动使自由中国惊骇震动。对中共的被邀请，被视为接受“中共代表”以取代自由中国在联合国所占席位的初步。”这当然对蒋介石是一个阴影。但一时还未能出现实质性变化。
至10月20日，美国和联合国军侵占北朝鲜的首都平壤。又过一个星期，竞侵抵鸭绿江边。这时北朝鲜军队尚余二万五千人左右，对中国造成严重威胁。
这当然势必引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出兵援朝。中共经过反复考虑，决定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中国人民志愿军即于10月25日渡过鸭绿江，赴朝参战。本年11月底，经数次激战美军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打得大败，将美军和联军驱逐出鸭绿江边，使其退到五十至一百英里处。11月24日，志愿军又从西路由两个装甲师为前导。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击溃美军。26日收复平壤。这一仗，是美国自珍珠港事件以来最大的惨败。
中国代表伍修权于11月27日出席联合国安理会，严厉谴责了美国政府和“联合军”的侵朝行径。并强烈要求联合国制裁美国、和美军，“联合军”退出台湾和朝鲜。后由于美国的坚决反对，伍修权未获准在联大政委发表关于台湾问题的演说。
麦克阿瑟于1951年4月5日再一次提到关于台湾问题的信函，由众议院议员马丁在众议院宣读。其中有存中国大陆开辟第二战场的主张。他说：“如果进行全面战争，美国必须接受蒋介石元帅所提供的军队，并支持台湾在中国大陆开辟第二战场。”并且又强调指出：“如果我们在亚洲反共之战失败了，则欧洲的沦陷是不可避免的。”从而批评欧洲第一主义者。麦氏显然把社会主义诸国的力量夸大的太离谱了，所以杜鲁门并不理会他。而且于4月10日突然宣布解除麦克阿瑟的职务，以李治威继任，以避免把战火烧到中国大陆。杜鲁门所以绝对避免攻击中国大陆，是深恐苏联参战从而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杜鲁门必须同英国一道，以防卫欧洲为第一任务。因为他深知，如果苏联参战，英国不一定支持美国。
此后，美国五十六名（过半数）参议员签名，发誓反对美国承认中共。美国政府又拨给台湾一笔美援。同时助理国务卿鲁克斯又转而支持蒋介石，认为蒋代表多数中国人意见。台湾不管如何，已渡过了台风时期，转向风平浪静的太平洋了。
到台后的工作、生活情况
蒋到台湾后，以“不忘在莒”的田惮“复国”精神，坚抱“反攻复国”之“志”，不断总结教训和培养干部，工作量非常大。
他兼任“阳明山革命实践研究院”院长时，就亲自抽阅学员自传和作业，并对作业进行批改。学员一百五十人，受训期间至少被召见两次。
这时，他虽已年近七十，仍精力过人，对军政大事，事必亲躬。所有军事演习也必亲自参加。对于军事干部，陆军团长以上，空军大队长或联队长以上，海军大型舰长以上，他都一一接见过。平常，客人也是络绎不绝。他在总统府见客时，由侍卫长和秘书陪同；在官邸见客，则大多由秘书陪同。并在接见客人时，十分注重进退礼节，每次均以客人身份、年龄、国籍等分别对待，一丝不苟。
他在官邸设有新闻、言论秘书二人，协助他的日常工作。对他的新闻、言论秘书的工作要求有五项：（一）整理、搜集若干资料，供他写作时参考。或者笔录他的口述文件、讲稿，或交大纲与秘书，令其起稿。（二）陪见客人，笔录谈话要点。（三）处理一般新闻，划出每日新闻重点。（四）·联系传播媒介，即报纸、广播电台、通讯社、电视台等。（五）旁听各项会议，了解全貌。
每年双十节、元旦、青年节，蒋均发布文告。他的文告一般是先由秘书记录他的讲话要点和大纲，然后根据这些记录写成讲稿，呈送他校阅。通常的文告要修改三、五次。而：“国庆”、元旦、青年节文告，则要副秘书长亲自起稿，并修改十次左右才成定稿。改稿时，蒋常常改得很多，有时纸上无一点空隙。为了怕出错，改后又念给秘书听。对于政策、关键性问题尤其注意反复交代说明，惟恐出错。
会见客人时，蒋自己也有时亲自记录一些要点。但主要由秘书记录大纲、建议事项、或蒋的交代事项，供蒋参考。蒋会见政府最高层负责人时，秘书就自动退避。
蒋的秘书长主要是把关和过滤两重任务。凡不重要的公文多由秘书长处理。重要公文要呈送蒋亲自处理。至于重要与否，则要由秘书长自己的方寸来作决定。如果掌握不准，就要受到责备。凡是有事要晋见总统的官员，也必须由秘书长安排。连蒋经国晋见，也要统一安排。而副秘书长则一般是蒋的文胆，都是深知蒋氏文气和意旨的人。
蒋的秘书，大部分是湖南人，据其秘书楚崧秋说，可能是因为湖南人个性朴拙，或者是对湖南先贤曾国藩的钦仰，爱屋及乌，特对湖南子弟加以垂顾。
对于看报，外界传言甚多，都以为蒋氏因日理万机，看报必然很少。也有好奇的人，关心蒋氏每天都看那些报纸？也有人认为他每天不过只看《中央日报》，哪还有时间看其他报纸！
其实蒋氏每天看报至少有十份以上。如到外埠，因当地报纸出得早，就先看当地报纸。平时看报，先看哪一份后看哪一份，都有一定次序。蒋早晨起床，秘书人员最迟要在七点一刻把整理好的报纸呈送到书桌上。整理报纸时，先用红蓝铅笔划出当天的要闻。当蒋早餐时，由口齿清楚的武官读报。早餐罢，他又自己亲自翻阅，整份报纸他都看，连地方版、社会版也都看。例如某地警服不整，警察态度不好，或是民间疾苦、冤屈，他看后，就交代侍卫长或武官调查处理。
下午如无重要公事时，蒋往往又把读报人找来，继续朗读，或重读重点新闻全文。每天下午3时许，他都要看香港报纸。对于中共或国际问反对他的消息，则从“中央通讯社”的《参考消息》上看到。蒋对这份参考报纸，更是逐日阅读，不稍遗漏。
对于国际间的大事，则从外交部、新闻局、或情报部门获得。另外的一个了解国际动态的捷径，是宋美龄将每天英文报纸的有关重要事项向他告知。
对于秘书人员，蒋总不给一个完整的星期天。通常是每星期天上午11时后，秘书自由活动，另有一个秘书可以回家听传。
除新闻、言论秘书外蒋还设有英文秘书。如沈昌焕、沈锜、沈剑虹、钱复等都先后当过蒋的英文秘书。这些秘书，担任蒋介石直接和美国来访人士交谈的口译工作，深知蒋的意旨。因之以后都出任要职。如沈昌焕以后出任新闻局局长、中央四组主任、外交部长。1950年后，任中央改造委员会委员、中常委。后任“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总统府”秘书长。沈剑虹任外交部长。沈锜、钱复均曾出任大使。“外交三沈”都是蒋的英文秘书。
蒋的侍卫长，是最辛苦的，其责任也特别不寻常。平时侍卫总统，如蒋用餐时，侍卫长就要侍立一旁，待蒋用毕，自己才能用餐。蒋出外时，侍卫长要负责蒋的安全。有时蒋吃完饭就出门，侍卫长就要放下饭碗，饿着肚子随侍。到晚饭时，就只有吃饼干。因此，侍卫长多患胃病。如侍卫长皮宗敢，就患有严重胃病。当然也可以因侍卫长干的好而有好出路，例如侍卫长郝柏村，就已出任参谋总长要职。曾任侍卫长的邹坚，也升任驻韩国大使。
但是就全面看，侍卫长比秘书要苦的多，为升官所付代价很大，一般人均视为苦差。随蒋出巡，就更苦。侍卫长一般坐吉普车，甚至有时坐大卡车，有时，还得步行。住的地方，多是因陋就简，有时要睡地铺，并随传随到。而且为保密起见，说走就走，不能和家里人打招呼。一走几天，连打电话时，都不能将自己所在地告知家里人。有的人于不了，只好辞职。
到台后，蒋批阅公文更加精细，对于错字、漏字，必用红笔勾出，或在旁写出正确字。还对词句进行修饰，常常在修改处加一大段。有时干脆不用原稿，而由自己另写。
对于宴会安排席次，他也要亲自过问或审核，“丝毫不苟”。对于外交官任职的批示，也同样亲自过问，甚至批上“此人仪表如何？”。
蒋向来很讲究办事方法，他早年就注重科学方法。但他的科学方法，是来自《大学》首章：“物有本末，事有始终，所知先后，则近道矣”。至于科学方法的要旨，则是由近而远，自低而高，先微后大，由易而难。其办事精神，则是“实事求是，精益求精，继续不断，贯彻始终”。他于1953年元旦，又提出“新速实简”四字办事要纲和三联制（计划、执行、考核）大纲相结合的工作要则。使“一切人事财物的管理，重要业务的推行，都各有一个组织，由各单位派员参加，……在群策群力集思广益共同负责之下，切实办理，故在行政效率上，有显著成就。”
他在口理万机中，于每一时期又均有一专注的中心工作，进行重点处理。为此而晨夕垂询和核查，“锲而不舍”。但一等这一中心工作完结，就马上到青山绿水之间，欣赏湖光山色，忘情尘世，以松弛精神保持身心平衡。这个习惯从大陆到台湾，均一直末变。这也是他高寿的原因之一。
蒋到台湾后，也开始比较注意民间疾苦了。他出巡时，常常步行访问乡村，察看民间疾苦，询问人民生活、工作情况。有时还和他们合影留念。步行时，如果侍卫人员阻挡面前行人，他就立刻予以制止。其作风与在大陆时，已大不相同了。
1955年蒋游日月潭时，正逢久旱不雨，禾苗枯槁，蒋深为忧虑，每日傍晚散步时就令侍卫人员挖掘田土，察看干燥深度和状况，甚至为求雨而祷告。五、六天后，忽降大雨，蒋为之喜形于色：如遇台风，必嘱侍卫人员打听风向和有无灾情。
他在读书时，多以红蓝铅笔批注，并写心得，数十年如一日，到台湾后，也未改变。他读书有一个很大特点，就是对某一种书，不终卷是不中途改看他种书的。除工作、出巡、读书外，他每天必记开记，这也是数十年中毫无间断。他说：
“几十年来，我每日必有日课，每日必有日记，虽在造穴颠沛之中，也没有一日间断。我在阅读某一种书籍时，没有终卷以前，绝不旁鹜其他书籍。”
在待人接物中，他对文职人员一般最为优容，人必命坐，出必再会。凡所陈言，必令其畅所欲言，虽有时激昂慷慨，他也含笑对待。对党部和民意机关中的乱说话，也不再生气，并“能集中不同之意见，团结众心为一心”。可见蒋到台湾后，在性格、思想上，均有不小变化。
至于尊重师道，自是一直未变，而于老年后更加倡导。他到台后常说：“学生一定要尊敬师长，无论问业请益，要必诚必敬。”
他在台湾的每天安排时间，大体是这样的：每日6时起床。7时许盥洗完毕，然后做早操。早操毕，即穿起蓝色长袍或普通军服进入书房，与宋美龄共同祈祷。祷告毕，用早餐，一般是稀饭和咸菜，多为腌竹笋。早餐时常用口齿清楚的武官为他读报纸。早饭后，自己再看整版的报纸。看完报纸后或批阅要电、重要公文，或接见高级官员和主持重要会议等。
下午1时半用午餐。在刚到台湾时，午餐是：一盘蔬菜、一盘瘦肉，一个汤，或者以鱼代肉。台湾经济发展后，午饭改为四菜一汤，外加点心、水果。蔬菜以青菜、豆腐为主，多为家乡风味。
他从不吸烟和饮酒。其孙蒋孝杰说他因此长寿。
午饭后，睡半个小时左右。睡罢再看重点新闻然后又阅公文或接见重要官员。3时许开始看香港报纸。至4时半，便带一个随从出去散步。有时高兴了，边走边唱旧军歌；或唱《满江红》，以及“反攻复国”歌。有时也在小池塘观鱼和投食喂鱼为乐。
散步约半小时左右，便回室喝乌龙茶。茶中加稍许糖。茶毕，再继续办公。至7时，结束一天的工作。继用晚饭。
晚饭后，就看电影。一般要有人在旁为他专门解说。他喜欢看台湾自己拍的电影。也爱听京戏、绍兴戏。话剧也爱看。在音乐方面，喜欢民族音乐，即“国乐”。有时也看美国电影。
晚10时，人另室祈祷和沉思。然后洗硫磺温泉水。洗毕写日记。日记写完后，息灯就寝。
初到台时，他每次静坐仍坚持大陆时默念孟子养气章和王阳明、曾国藩的名言。以后就不再念这些旧道了。
他的总统府办公室陈设也很简朴。他在南京时，有人把室中旧椅垫换成黄缔花缎垫子，他见到后叫马上换成兰色布垫，以示节俭，避免华丽。到台北后，其办公室在介寿馆三楼，只藤椅十四张。有人建议更新，他却阻止说：“国难方殷，一切从简，不必更换。但注意清洁”。
蒋到台后，生活穿着仍是比较简朴。在经济上也注意公私分明。凡非必须支出者，慨不准支出。自1958年起，总统府的支出直到七十年代，未曾增加预算。
他穿的衣服，多为细软旧衣。一件衣服，总要穿六、七年以上。他在重庆的一年旧黑披风，虽领口已破，也一直未制新的，照旧穿用。平时军服三套，内衣和毛衣各两套。多是补了再穿，不忍扔掉。
他的座车，是从大陆带去的1946年的旧车。1950年11月有人签请另购新车，蒋却指示“不必”。到1956年，宋美龄自美国带来旧车一辆，才替换他的旧车。1960年，行政院始拨款购置新车一辆，一直使用到七十年代他去世时。总统府的车辆蒋也不许过多，并不准随便增加。
此外，他对家内一切开支，每月也要过目账单，如发现支出过大，即令撙节。他每次走出房门，都主动关上电灯。坚持人走灯灭。
台湾的“总统府”
“总统府”位于台北市介寿路，原是台北的最大建筑，于1912年6月1日开工建造。外贴红色砖面，结构坚实，材料均为当地最好的上品。1915年6月完成主体工程。1919年3月正式完工。是欧洲“文艺复兴”式的建筑，也是全台当时最宏伟的建筑。日寇侵华时期，为战火焚烧，三日不止，损坏严重。1946年重建。完工后改称介寿馆，以纪念蒋介石六十诞辰。建好后，先作东南军政长官公署。蒋介石于1950年3月1日“复职”视事后，便以此馆为“总统府”，沿用至今。
该建筑前面的两边，左右各有一个庭园，各占一百五十坪。园中布置以绿地为主调。其花木有榕树、台杉、墨松、黄槐、杜鹃、山茶等。单杜鹃就有十二种之多。园内均有梅花型喷水池。1975年以不好维持洁静又去掉喷水池另行种植花木。
“总统府”正门门楣上高挂“总统府”匾额。正大门两侧各设一电动玻璃大门，宽三米高四米。进入大门后，是一中空敞厅，高16．5米。内以文艺复兴式高柱擎立。地板为花岗岩，光可映人。两侧有巨型棕榈。后厅有孙中山铜像。蒋介石逝世后其铜像置于前厅。敞厅之后是主楼。由敞厅登上三楼，蒋的“总统办公室”和大小会客室礼堂均设于此。1971年总统府才设冷气。
总统府全结构为井字形，办公室围绕天井四周而建，有三百多间，可容二千人办公。总统府人员上、下班均走四边的边门。
总统办公室内挂有不少中国字画并陈设许多书籍。字画中有蒋经国画的“寒梅图”。图上有蒋介石的题字。
蒋接见客人在大会客室。室内挂有孙中山遗像，以红毯铺地，上置黄色沙发，围成椭园形。室中还挂有孙中山手书赠蒋的一幅对联：“穷理于事物始生之处，研几于心意初动之时”，再就是宋美龄所画的一幅山水画，也有蒋氏的题字。大礼堂叫“介寿堂”，可容纳四百人开会。介寿堂三字由吴稚辉于八十八岁高龄时所题。
每天晨5时50分，有四十人的乐队，自台北宾馆步伐整齐地走向总统府。6时正，“国歌”奏起，“国旗”在晨曦中冉冉上升。路上车辆、行人，均面向“总统府”静止肃立。
“总统府”设置整洁大方，不求华丽。每逢“双十节”、元旦时，“总统府”即张灯结彩，光芒四射。节过，复又简朴依旧。
“总统府”在大陆原设六局、二室、三处，以秘书长负责府中工作，另设参军专理军务。蒋到台湾以后，于1950年又将机构简化为_二局二室一处：政务第一局、军务第二局、综理总务第三局、机要室、侍卫室、人事室、会计处。另有参军十余人。至1967年“总统府”内特设“国家安全会议”机构。蒋兼主席，为“国家大政方针”的决策中心，很像清朝的军机处。另设秘书长一人和国家建设委员会、科学发展指导委员会，附属于“安全会议”。
第一局，重要任务之一是撰写文稿。其前身，是军事委员会侍从室第二处。处长是陈布雷。抗战胜利后，二处改组成第一局。1950年迁台，又照旧复原，下辖文书组和政务组。黄伯度任局长，兼典玺官。副局长为曹圣芬，原任侍从秘书。以后有唐振楚、符涤泉、周应尤、刘垕相继任局长。此外有关报告、请示，也由该局整理后，呈蒋阅审。
第二局，原是军事委员会侍从室第六组的演变，主要负责情报、反间谍和审查所有总统约见的人员及准备送给当局的物品。总之要联络党、政、军各界情报单位。自1954年以来，因国家安全局的建立，第二局则偏重于军事情报的收集和承转。
第二局局长，都是最为蒋所信任的人物，才能则居其次。迁台后第一任局长为俞济时。以后是张立夫、孟宪庭等。
第三局，是由军事委员会侍从室第一处总务、参谋、警卫三组逐次沿革而成。在迁台之前，已经形成总务、军务、典礼三局。迁台后，以上{局合并成“总统府”第三局。其主要工作是办理“国庆日”和其他纪念日典礼，接见外国使节，招待外宾的大典以及兼办“总统”官邸的内务和“总统府”的警卫等事项。
历任局长多为中将军人，计有俞济时、刘牧群、乌铖、张麟德、彭传梁、朱季昌等人。
机要室是存机要档案处。机要室主任更是蒋的亲信人物，这种机要档案除蒋和家人之外，很少有人可以触及。主任周宏涛就是蒋的乡亲，黄埔军校时期军需主任周骏彦之子。且周宏涛白大学毕业后，一直于蒋的官邸服务，深为蒋所信赖。
侍卫室，辖勤务、警卫、总务三组，最为辛苦。但侍卫长的出路大抵均能出居军中高位。如顾祝同、钱大钧、周至柔、俞济时、楼秉国均当过蒋的侍卫长。蒋介石到台湾以后的侍卫长也都出任军事要职，或出任参谋总长，或出任副参谋总长。
参军长，是“总统府”的军职人员的总管，下设参军十余员。参军长无军事实权，只承“总统”之命办理军务。到台湾后，参军长权力影响更小，是个虚职。一般是当过总司令后，再当参军长，以待退休。但也因人有别，如黄杰任参军长以后，又出任过警备总司令、台省主席。
此外，总统府设资政若干人，由勋高望重者遴选，备总统咨询。还有秘书十余人，承秘书长之命办理撰拟审核重要文件等事。另设参事四人至六人，办理撰拟审核重要方案等事。必要时置专门委员三人至七人，襄助秘书长办理必要之事。设编审十四人，承秘书长之命办理上呈府内备案各项规章及机关工作报告之审核、编辑等事项。
以上就是蒋的个人办事机构，是一个庞大的秘书班子。
蒋在台湾一省有行馆四十七座。这是封建帝王的遗风。莲花县池南行馆于1971年修好后，就未进驻过。日月潭行馆，则为讨论军国大事时必往之地。1972年“退出”联合国的决定，就是在这里做出的。
“复职”逼李
李宗仁带着沉重的心情，于1949年12月7日抵纽约，进住长老医院。19日动手术。1950年1月20出院，租住医生家隔壁，继续调养。此前，李宗仁于17日答复白崇禧15日来电对蒋介石复职要求表示反对。他的理由是蒋的复职不合宪法有关规定。代总统引退，应由行政院长代理，三个月后，代总统不能复职，则另行选举总统，不能由前任总统复职。
李宗仁对蒋的怨恨由来已久，任代总统后，这种积怨达到高峰，因此对蒋毫不妥协，对他的复职要求反对到底。
白崇禧接电报后不大以为然，又于26日复电李宗仁，给李指出两条方策：（一）不回国而辞职，由蒋复职；（二）返国不辞职，甘当监印代总统。如果不辞职又不返国则最为不利。
黄旭初和顾孟余、张发奎等在1950年1月13日交换意见后，也自香港电李宗仁，请李宗仁辞职组党。李宗仁又于16日电复黄旭初，表示既不辞职，也不组党，说组党尚非其时。
白崇禧、李品仙、雷殷、刘士毅等，也于同日电李宗仁，建议如不返台，就应辞职，以免“久旷国务”。李宗仁立即叫黄雪村电复四条，表示不同意见：
（一）李宗仁身体尚未复原，不能返国。（二）关于引退一事，考虑到现在无法召开国民大会，由行政院长代理过三个月固然违宪，而蒋介石复职也不合法。因此，不引退，以护党国之法。（三）李在美国，也可以行使职权。（四）美国对台不支援，实因对蒋介石有意见，对李宗仁则无意见。并要黄至香港代其面陈一切。
黄又于1月18日函告台北洪兰友、黄少谷：“美国当局秘密对人表示，如蒋离台，则美不特接洽军援，且可派海军援助。”蒋见此函，深受刺激，反应亦极为强烈，他愤怒地表示，决不离开台湾一步，声言在台反共到底。
自此以后，蒋、李关系更加紧张。
台北监院于1月20日电催李宗仁返国，并多有指责之词。李宗仁于29日回电答复：因身体欠佳，小能立即返台。力逼李宗仁返台，后台当然是蒋介石。台北更于2月4日刮起了抨击李宗仁的台风，《中央日报》、《中华日报》、《扫荡报》同时发表社论，抨击李宗仁29日复电。《中央日报》干脆呼吁蒋介石复职。监院再于2月14日电催李宗仁返台，并质问李宗仁是返国，还是辞职？如果李不能按时返国，则由蒋介石依据1949年11月27日临时中常会议决议，继续行使总统职权。
四日以后，李宗仁只得回电说明，即使要回台北，因身体尚未复原，也不能够，这是医生嘱咐。
形势发展很快，蒋介石在台复职，已为大势所趋，不久即可实现。但杜鲁门却不理会这一切，决定请李宗仁以国家元首身份到白宫赴宴。蒋介石闻知后，便加快了步伐，于2月23日召开国民党中央常会，议决蒋介石复职。第二天，立法院全体委员电请蒋氏复职视事。2月25日，监察院弹劾李宗仁。3月1日蒋介石发表文告，宣布复职。
蒋复职后，于总理纪念周上对两千名中下级干部讲了话，表示他接受大陆失败教训，要彻底改造中国国民党的决心，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争取“最后胜利”云云。
蒋复职的同一天下午，李宗仁在纽约举行记者招待会，公开指责蒋介石复职是违宪行为，杜鲁门则于第二天将李宗仁接进白宫，待以元首之礼，从旁助威，表示仍支持李宗仁。并和李宗仁个别讨论了中美关系和国际形势问题。谈后李宗仁回纽约定居，静观时局的演变。
此后美国将于1952年举行总统竞选，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共和党欲以民主党援蒋不力，导致国民党失败，追究民主党责任，从而击败民主党。1950年7月，共和党领袖罗伯特·塔夫脱邀李宗仁夫妇至佛罗里达州迈阿密海滨的一个小岛上游览，礼之以上宾。一天，塔夫脱在海滨别墅表示要与李长期合作。他对李说：“在1952年的总统选举中，对华政策的失败，将成为两党竞选中的主要问题。我们正在调查民主党政府未能对国民党政府采取有力支援的责任，阁下如能从旁证明这一点，那么彼此之间，就会出现合作的广阔前景。”
李宗仁想了一下，坚定地说：“就我所知，国民党所以失败，实由于蒋介石二十年的独裁专制，政治腐败，人心离散；军事上指挥错误，全无斗志。这些是主要因素”。他表示不能和共和党合作。这给塔夫脱当头一棒。
共和党人这次实在是找错了人。他们想为蒋介石开脱罪责，李宗仁怎么会作证呢？但他们仍不死心，便对李的外交顾问甘介侯说，李宗仁如果拒绝合作，将来参议院外委会就举行听证会，公开讨论李宗仁致民主党的密信。就是李宗仁于1949年5月5
日给杜鲁门写的，信中谈到一个重要机密，就是蒋当政时对美援的使用问题。李当时是这样说的：
“可惜由于我们当时的政府未能对此项援助作正当的使用，未能采取政治经济与军事适当的政策，以致此项援助未能产生预期的效果。”
美国国务院收到这封信后，把它作为最后的对华政策根据。塔夫脱为要挟李宗仁，要求参议院外委会举行重新检讨美国对华政策的听证会，并函请李宗仁到会作证。李的朋友克拉布劝李不去，因为参院外委会无权召一位外国的副总统出席听证会，李便派甘介侯和一律师前往，本人拒不到会。此听证会自然也就无法举行。外委会主席汤姆·康纳利也坚决支持李宗仁。这之后，美国不愿再继续援蒋。
几个月后，即到11月初，毛邦初自美返台述职（负责驻美空军购料处工作）。蒋要毛将一千万美元外汇款汇返台北。这些款项毛已奉命存入私人名下，现在又要提出汇往台北，毛很不情愿，就于返美后向李宗仁报告了这事。此款原为蒋引退后汇到美国的，李宗仁有权审查，即嘱毛邦初不得移交。毛又进一步向李宗仁汇报了蒋介石上年命驻美大使陈之迈和武官皮宗敢在美国向共和党人游说的机密。李暂不声张。美国俄勒冈州参议员摩尔斯于1951年7月，突然脱离共和党，投向民主党，向参院建议，由军委会和外委会联合调查台湾当局是否利用美国援台专款进行游说活动。参院旋作出决议，进行调查。这当然是民主党对共和党进行的反击，以争取大选胜利。
听证会上的资料，均为陈、皮向台北发电的影印本，这当然就是毛邦初提供的了，因为陈、皮的报告，均由毛邦初负责发电。其内容共三个方面：（一）1949年11月28日，陈之迈致电台北，说美参议员兰诺和众议员周以德，曾向大使馆说出许多国务院制订的远东政策机密情报。（二）1950年4月7日，陈电台北称，周以德将赴台北访问宋美龄，调查前太平洋学会主要负责人，霍普金斯大学教授拉铁摩尔亲共材料。（三）1950年7月，陈曾向塔夫脱说，当世界局势世变时台湾将站在美国一边，但美国必须援台“反攻大陆”，以获取中国广大人力、物力资源，不久，这些听证材料又由美国《报导》杂志发表。蒋介石看后，自然对此极为恼火，于是决心罢免李宗仁。
蒋介石为作准备，于1953年9月27日以行政院建议，批准1946年11月选出的“国民大会代表”继续行使职权。立法院则于10月1日公布《国民大会代表递补条例》，由台湾补齐所有未到台湾的缺额。然后公告各代表前来报到，报到日期自10月14日至12月底止。蒋又于12月29日促立法院修正《国民大会组织法》第八条条文，将法定出席人数改为三分之一以上（原定为过半数）。
李宗仁见蒋介石任意修改宪法和国民大会组织法，便致函蒋介石，批评他在重蹈袁世凯和曹锟覆辙。并指出他的这一切活动和他的“国民大会”、“立法委员”均不合宪法和有关法规。李宗仁信文内容如下：
（一）“中外人士，均认为此种选举违法乱纪，决不可行。（二）国民大会代表任期六年，小能延长。（三）“动员戡乱临时条款”，只能为紧急时期之非常处理，小能用来延长国会代表任期。（四）立法委员任期三年，现在立委已于1951年任满，不能行使权力。因此，无权修改《国民大会组织法》和通过《递补条例》。
但蒋介石并不理睬。立法院和监察院将弹劾李宗仁的案卷于1954年2月19日交“国民大会”秘书处。蒋并派洪兰友赴美促李返台答辩。李宗仁因为这一切均不合法，置之不理。李宗仁于3月10日由“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罢免”，蒋介石再次当选为“总统”。
为长子经国开道
蒋复职后，立即组织“新内阁”。由陈诚任行政院长”接替阎锡山；周至柔任“参谋总长”兼“空军总司命”；孙立人任“陆军总司令”；佳永清任“海军总司令”一元老何应钦和重臣顾祝同，离开“中枢”。
1950年儿子经国，则委以“国防部政治部主任”，后又改称“总政治部主任”。同时兼管“总统府资料室”，总管台湾各系统特务机构。政治部第四处，负责保、防业务，取代保密局。
彭孟辑原任台湾保安司令部副司令，此次因于蒋复职前一日，协助破坏了三大地下组织案（苏联地下电台、中共地下组织和中共经济案），而被委为“台湾情报工作委员会”主任，为台岛特务机构的总揆。
关于总政治部工作，蒋介石规定了五项：
（一）领导军队政治教育思想和建立精神武装。（二）军事组织的筹划和官兵思想的考核，以及防止士兵逃亡和思想反动。（三）监督人事经费，核实人员、马匹。（四）鼓动官兵斗志。（五）推行保密防谍教育及其工作。其主要任务是教育监督和检举两大任务。
蒋又于1950年9月建立政工干部学校（台北近郊北投竞马场）。次年招收新生。其建校方针为：“以培养笃信三民主义，服从最高领袖，忠党爱国，坚决反共抗俄之健全政治工作干部，使能参与陆海空军各级部队，……共同完成国民革命第三任务之使命为教育宗旨。
实际上，这就是蒋经国的黄埔军校，用之掌握三军，把军队完全变成了蒋经国政治部控制的新的蒋家军。校中标榜信仰“伟大领袖”——蒋介石和“青年导师”蒋经国，其目的是为造成蒋经国的新的个人独裁和新的封建王朝。董显光说蒋经国并不想当“总政”主任，当然是违心之言。
1952年10月，又成立“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直隶蒋介石和蒋经国。前者任团长，后者任主任。建立该团的宗旨，是为了反共和“复国”。他认为过去大陆青年被中共解除了精神武装，所以导致他蒋家军队的失败。但他不敢说大陆青年当时为什么拥护中共。不少人说，蒋介石只检讨技术上的失败，而不俭讨本质上的原因。他从来不公开承认他的政治腐败是其失败的根本原因。这个“反共救国团”即是大陆上的原“三青团”。蒋介石把蒋经国安排好以后，就开始把二陈挤走，为小蒋让位子。此时，陈果夫多病在身，无足轻重，陈立人成为真正的cc头子。蒋于1950年就将陈立夫放逐到美国新泽西州去养鸡。当他走的时候，宋美龄送他一本圣经，让上帝给他以慰藉。但陈立夫却忧伤地指着蒋介石的肖像说：“夫人，那活的上帝都不信任我，我还希望得到耶稣的信任吗？”陈立夫走了，中统解散。余下的障碍是陈诚，但陈已年老。还有孙立人虽年轻，但无根底，不是嫡系；加之蒋经国又任总政治部主任。“总政”抓军队，孙自然不是小蒋的对手。
彭孟辑任“台情会”要职，数年来权力炙手可热，众人侧目。但其父，早年追随孙中山革命，对儿子的职务很不为然，就劝他激流勇退，不可恋官。彭即于1954年力辞此职，果为蒋氏所准，即由蒋经国以“总统府”资料室主任兼管“台情会”。
彭辞职后，升任二级上将、参谋总长、陆军总司令等职。后又升一级上将，可谓“扶摇直上者九万里”！
蒋经国接管特务机构后，对台湾特务机构进行整编。中统解散，把军统改成“国防部情报局”，主持对大陆军事情报。
这时，蒋经国一手抓总政，一手抓台湾特务总部，成了名符其实的特务头子，权力膨胀可称神速。但每次开特务工作会议，那些戴笠的部下，总是张口“戴先生”闭口“戴老板”，并表示要听小蒋的话，像狗一样效忠蒋介石。蒋经国觉得和戴笠“并驾齐驱”不甚光彩。便于同年又提议建立“国家安全局”，以取代“台情会”，并且自己退居第二线。但在幕后却牢牢控制特务机构，丝毫不放。
1964年委小蒋为国防部二级上将副部长，实主部务。1965年任一级上将部长。1969年任“国家安全会议总动员委员会”主委。1969年任行政院副院长。1972年又升任行政院院长。
至此，蒋介石已为蒋经国出任总统完全准备好条件。
蒋日关系
英美等国于1951年9月4日召开旧金山和平会议，决议对日媾和，蒋“政府”未能参加签字。
美国于1951年7月在远东委员会十三国会议中，由三分之二多数通过对日讲和。苏联对此坚决反对，坚持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美苏英四国外长会议，并需一致通过方可。双方坚持不让步，民国政府亦未能参加旧金山和平条约签字，特发一声明“中华民国”有与一切盟国的平等地位，日本必须尊重“中华民国”领土主权完整，视“中华民国”为主权国，代表整个中国；中日和约可以和旧金山和约精神一致。
1950年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主要是防美。美国则怕日本成为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一员，便急于扶植日本，将日本拉入他们美国的势力范围之内。朝鲜战争6月25口爆发后，美国扶植日本的步伐更加快了。蒋之驻美“大使”顾维钧10月20在纽约城外成功湖，与美国国务卿顾问杜勒斯（后任国务卿）会谈对日媾和问题。
杜勒斯对顾氏转达了五项提案：
（一）凡参加对日战争之任何国家，同意媾和者，均得为缔约国。（二）考虑日本加入联合国。（三）日本承认韩国独立。（四）日本同意以琉球群岛、小笠原群岛交联合国托管，并以美国为治理国。（五）关于台湾、澎湖列岛、南库页岛及千岛群岛之地位，将来由英、苏、中、美四国决定。
台湾和澎湖各岛归还中国，是在1943年11月的《开罗宣言》肯定，并由1945年《波茨坦宣言》中再经认定的事。为此，顾维钧向杜勒斯提出质问。杜勒斯说，“冻结”，对“中华民国”是有好处的，不然，台湾就有落人中共和苏联控制下的危险。他的理由如下：
“美国虽切望世界大战不再爆发，但并无把握，不愿台湾落人仇视美国者之手，尤不愿为苏联所利用。美国人力不足，对太平洋防卫，只能利用海军、空军树立强国防线。倘一旦有事，美国能控制亚洲大陆沿海，而台湾岛正在防线之内。是故冻结台湾地位，即是维持中华民国地位”。
顾维钧复于同年（1950年）12月19日，第二次和杜勒斯会谈，再次表示：台湾等领土地位明确地由开罗、波茨坦两宣言予以规定，“毋须日本各别追认拨归何国”。到1951年1月22日，顾又受命表示愿缔结对日和约意向，同意台湾冻结议题。美国遂于3月底将和约草案分送五十三个国家。蒋为自保又一次对外妥协，同意了台湾地位冻结的条件，因为这时他自己对能否守住台湾，也无把握。
一向对蒋介石没有好感的英国，于4月中旬提出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对日议和。5月和6月间，苏联也两次主张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美、英三国共同举行四国外长会议，讨论对日和约，杜勒断为说服英国政府跟美国走，于6月15日赴英见莫礼逊外相，结果是杜勒斯失败而归。他与英外相的协商结果是：由日本自主对海峡两岸任何一方签约。杜靳斯即将此结果于6月17日转告顾维钧。并要求顾维钧严守秘密为条件。同时又对顾说：“日本政府对贵国态度甚好，必愿与贵国签约，而反对与中共建立关系。”
对杜氏向英让步态度，蒋介石未能接受，他于杜氏谈话第二天，6月18日（1951年），就发表声明，坚决反对这种折中方案。他说他是参加对日战争的盟友，绝不容许歧视。
杜勒斯于7月6日将最后和约草案在美国务院面交顾维钧。但条约未列“中华民国”名字。9月4日，旧金山歌剧院五十一国对日媾和会议召开。原参战国五十五国中，有印度、缅甸、南斯拉夫和蒋之伪政府未参加。会议中，苏联代表葛罗米柯仍然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应参加会议的要求，但被会议否决。日本代表为首相吉田茂，于7日晚间发表接受和约讲话，并对蒋之伪政府未能参加表示遗憾。同时公开表明强烈的反共立场，叫嚣“共产主义的压迫、专制相伴随的阴险势力，加深了远东的不安与混乱。一面对此集体性的侵犯，日本为谋自由国家的集体防护，将与美国缔结安全保障条约。”
晚上，签订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于是以美日联盟对付中苏同盟的局面开始形成。联军对日占领，也随之而解除。日本开始以一个独立国家，又回到国际社会，遂迅速发展和强大起来。日本国会于1951年11月26日最后通过“金山和约”。对此，台湾当局声明三项原则：（一）中华民国必须维持与对日作战各盟国平等的地位。（二）中、日双边和约，应与金山和约内容大体相同。（三）日本必须承认中华民国对中国全部领土的主权。蒋氏终于按美国的导演扮演角色，单独对日媾和，只是不断地祈求与各盟国地位平等而已。
但日本政府对与蒋单独媾和，出于自身利益，又顾虑重重，犹豫不决。日本官房长官冈奇胜男，于10月25日对董显光讲明了日本政府对单独与蒋媾和的忧虑。他说：“我国深恐与贵国订立双边和约后，势将引起大陆中国国民对我之仇视。”又说：“俟我国独立自主后，自将充分研究于何时与中国政府签约。我国固极敬重贵国政府，所借者目前领土仅台湾耳。”日首相吉田茂态度也不积极。他于10月29日在国会条约委员会上发言时，说：“如果中共要我国在|二海设置驻外事务所，则为了通商，我们可以设置。”次日（30日）又于答复羽仁五郎质询时表示：“日本现有选择媾和对手之权。关于如何行使此权，应考虑客观环境，考虑中国情形，及其与日本将来之关系，不拟轻予决定。”吉田茂在美国金山会议上，大唱反共反华滥调，以博美国好感。但一回国，他就变了调子，自主外交，表示不事事跟在美国屁股之后，对美开始表现出离心力。
31日，蒋之外交部长叶公超约见美国驻华代办兰钦，对他提出警告，谓“吉田的言词已构成对自由世界的一项挑衅行为，美国使日本立于自由阵线，竭力设法使中、日间早日媾和，但如任吉田长此以往，旧金山和约业已完全失败。”兰钦则答称马上报告美国政府，并以副本送东京。美国于11月5日答复，坚决“反对日本与中共拉拢关系之任何企图”，并反对日本政府与中共之间交换海外代表。又于12月10日派特使杜勒斯赴日，与吉田茂会谈。12月24日，吉田便完全改变态度，写信致杜勒斯，表示准备与“中华民国政府”缔结和约。美国终于迫日本就范。这是蒋介石的一个小小胜利。
英国再于1952年1月5日表示反对日本承认“中华民国”。但美国态度坚决不变，英国也就无话再说。1月30日，日本政府即派河田烈为首席全权代表赴台。台湾当局任叶公超为“全权代表”。双方会谈于2月20日开始，到4月28日，在台北签约。日本第一任“大使”于8月9日派驻台北。七天后董显光任“驻日大使”。双方“建交”。
但日本为自身利益计，决不会“忠于”蒋介石和美国，而不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来往的。自1949年底，日本即在盟军总部允许下，开始和中国大陆接触。1952年4月，日本正式恢复独立后更进一步开展积极活动。4月22日，成立“口中贸易促进会”。继而有左派社会党人帆足计等三人乘出国开会之便，自莫斯科秘密来北京，6月1日在北京签订了三千万英镑的“第一次中日贸易协定”。10月29日，签订了“第二次日中贸易协定”，数目与第一次相等。在蒋的牢骚影响下反华人物岸信介开始加强对蒋的关系。同时，蒋也派其“立法院院长”张道藩访日。日众议院议长石井充次郎又于8月访台。议决成立“中日合作策进会”。1957年6月2日，岸信介首相访台，对蒋声明，决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决定亚洲政策方面，尊重中华民国意见”。但岸信介为其本国商界的利益，力图说服蒋氏同意民间对大陆的贸易关系。他在台北士林官邸对蒋委婉劝说如下（由张群任翻译）：
“日本对中国之观念渊源甚深，中国有五千年之历史，中、口有两千年之关系，故日本人一谈到中国，即有十分亲切之感，初未计及思想问题。因之日本谈到对中国大陆贸易，尤其以大阪为中心之中小企业，只要大陆有生意可作，即群趋若鹜。故现在日本政治上决定不与中共建立外交关系，亦不在联合国内对中共作何帮助，但对于日本人民断绝与大陆来往，不做贸易，在理论上固可如此说法，而事实上绝不可能。此点希望予以谅解。”
蒋见此状，也不再坚持以往要日本民间不与大陆通商的作法。他说：“顷谈日本对大陆贸易，也是现实的问题，我保留置评。”但是他又警告岸信介，说中共渗透力最的厉害、叫他紧防，不能让中共在日设立什么机构。他说：“如日本容许共党在日设立贸易代表机构，任其公开活动，则共党在日有此渗透活动之凭藉，阻碍日本反共政策之实行，其害甚大。故余以为贵国对于共党的此此种要求，决不能予以许可”
接着，蒋对岸信介宣传他的“中日共存论”说台湾与日本，谁也离不开谁，一分离就彼此都有危险。他说：“中华民国政府在大陆失败，搬迁到了台湾，地位较弱，因不容讳言；而在日本除了有远见、有抱负的大政治家仍能了解台湾今日之重要性外，一般的人或已不甚重视，现在而谈中日合作，若仅就此点而论，余甚慨然。
“不过，我们需得知道：现在苏俄对亚洲，有两个最紧要的目标，一为消来台湾；二为赤化日本。此二目标如能达到，则其统治亚洲即无问题。所中、日两国，断无一个灭亡另一个尚能存在的道理。帮此两国家必须衷心合作，日本得到安定，中国又能反攻收复大陆，两国合作，方有真正的力量。
因此，我认为我们应该共同认定：
第一，苏俄是日本与中国共同的敌人。
第二，日本与中同一定要共同反共。
因为中国大陆在苏俄控制之下，我国不反攻，不打倒共党，不收复大陆，单靠日本的力量对付苏俄是不够的；必须中国收复大陆，联合中国与日本的人力与物力，共同对俄，才能成功。”
接着岸信介虽明白地表示支持蒋“反攻大陆”，但却无在经济上，表示一钱之助。
蒋于9月16日派张群（总统府秘书长）为特使访日，仍然宣传反对日本民间和中国大陆贸易的观点。10月2日，张群和岸信介发表共同声明。其中特别提出“特使与首相并承认：日本经济之安定，系于对外，贸易者甚大；然其扩大对外贸易之际，应有注意勿使其阻碍与自由国家协调之必要。”这种声明，对于精明强干，惟以发财为念的日本政府来说，不过是安慰病危者的催眠曲，骗骗人而已。
日本钢铁代表团（稻山嘉宽为团长）于1958年2月26日来北京缔结二亿英镑的“钢铁五年贸易协定”。继之于3月5日，又签订“第四次日中民间贸易协定”。并在第四次协定《备忘录》中规定：（一）对通商代表团所属人员之出入境给予方便。（二）准予悬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蒋之政府立即提出抗议，并于3月14日中止正在台北举行的“中”、日贸易交涉。17日，又向日本政府提出备忘录：“（一）日本政府声明：不承认中共，中共商务代表未有公务身份，不给予外交特权。（二）不准悬挂中共旗帜。”
日本政府在4月9日由内阁官房长官（秘书长）爱知揆一发表谈话承诺台湾当局之要求：“（一）日本政府现无承认中共意向。（二）对于民间通商代表部无承认其有公务地位的特权。（三）尊重日本和中华民国的关系及其他国际关系。（四）不承认中共之所谓在民间通商代表部有悬挂其国旗的权利。”
于是5月2日发生了长崎一青年将中国五星红旗于邮票剪纸展览会场中扯下来的事件。中国政府立即停止了对日的民间贸易。1959年中苏公开决裂。1960年6月，岸信介内阁总辞职，池田勇仁继组内阁。池田表示对中国以“前进态度并保持弹性和双方打交道”。中国总理周恩来则提出“政府协定、民间契约、个别照顾”的“贸易三原则”，并由中国指定中意的日本的企业为“友好商社”从事对华贸易。池田当然抱着经商获利的原则，乐于响应。
自民党领袖松村漾三于1961年9月和中国政府总理周恩来确认了“政治三原则”、“贸易三原则”。前者是（一）不敌视中华人民共和国。（二）不参加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三）不妨害中日关系正常化。到1962年11月9日，又由廖承志和日本高碡达之助签订了《觉书贸易》。12月南汉宸又与日本三个贸易团体签订《中日贸易协定书》。一年后，日本的友好商社增至两百家。1963年10月，中国成立中日友好协会，廖承志任会长。
池田对推进中日关系甚为积极，他于1963年8月20日批准了仓傲公司对大陆输出分期付款维尼龙工厂成套设备。并决定由输出入银行给予二百万美元的融资周转。输出人银行为日本国家金融机构，此机构出资资助，当然超越了民间范围。于是台湾当局又提出了抗议，要求池田停止进行此种资助。但池田不是岸信介，坚持不理。池田于9月19日在与美国赫斯特报系总编辑等人谈话时说：
“中共在三、五年内不会有变化；台湾的反攻大陆政策，没有根据，近乎幻想。”
这一下激怒了蒋介石，他于同月21日接见访日美国人士，说了许多失态的话。他说：
“九·一八事变之前，池田是在中国东北的一名低级官员。当时，日本军阀曾夸口说，他们只需要三师军队对付我们，在三星期内，就可使中国屈服，但是那三星期变成一个更长的期间，变成一场自1931年一直进行到1945年的战争。
池田像一九三〇年代初期的一些日本人士一样，预言非其所长。池田对于我们在战争结束后对其战败的人民所表现的以德报怨，宽大为怀的态度，似乎未有所悟。
自战争结束以来，日本由于美国的慷慨援助，已获得一种可观的经济成就。显然的，那种成就已使日本产生虚娇的自负心理。
“遗憾的是，诸位未曾向池田提出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可能是：‘当九·八事变时，你在何处，与所作何事？’
第二个问题是：‘你们军方夸称将在三周内击败中国一节，不是真实的吗？还在那次行动中领导中国人民不依然是同一蒋介石吗？’这是池田原可以从历史取得的教训，但他并未领悟。”
同年9月21日，蒋召回驻日大使张厉生。立法院则主张应与日本断交。
10月18日，发生中国访同油压机械代团团员周鸿庆叛逃事件，池Ⅲ内阁将周引渡与我国政府，不理会台湾欲引渡周氏归台的要求。蒋列对此也极为恼怒，说日本政府“亲共媚共”。台湾当局“外交部”于1964年1月10日向日本发出最后通牒。蒋并质问日本究竟是完全倾向于中共还是坚持反共立场？还说：“须知中日邦交的恶化，我们固然有若干不利的地方，而将来受害最大，尤其是将要自食其恶果的——都是日本。”
池田首相于2月23日派吉田茂访台，以安慰蒋氏，吉田茂与蒋介石三次促膝谈话，达成了《中共对策要纲》五项：
“（一）解放现在共产主义控制下之中国大陆民众，使其参加自由国家阵营。
（二）日、华应具体提携，藉使大陆民众离弃共产主义，并诱导之将共产主义自大陆驱逐。
（三）日本对反攻大陆予以精神上、道义上之支持。
（四）日本反对所谓两个中国之构想。
（五）日本与大陆之贸易，以民间贸易为限，避免给予政府援助。”
该协议由吉田带回国去，经日政府斟酌，以《吉田书简》形式确认下来。吉田发书信，张群为受信人。其实这是日本耍的一个骗蒋花招，故不以政府间形式，给蒋以精神安慰而已。但此书简，不知为什么与在日本流行的内容完全不同。
曾任台湾省政府主席和驻美大使的魏道明于6月11日任驻日大使。7月3日，日本外相大平正芳访台，蒋介石于4日上午10时45分在“总统府”与大平会见。大平传达天皇对蒋的问候，蒋也请大平代向天皇致意。然后大平对蒋给日本新泻地震的慰问表示谢意。蒋遂追忆当年在高田联队时周末常去新泻，并说：“昔日之长官及友人在该处者甚多。新泻为余之第二故乡，故对之特别关心。”
寒暄后，两人谈论了在亚洲分担的任务。蒋说：东亚之问题，实乃中共问题。中共问题不解决，东亚即无安定和平可言。日本经济虽然发达，但中共问题如不解决，则其社会与经济基础随时将发生动摇。池田首相及日本政治家应悉心研究中共问题。困中日两国不仅为近邻，而且利害与共。现韩国、越南、缅甸、印度均受中共“威胁”，对于此种局势，希望慎重注意。我们是亚洲国家，绝不能脱离亚洲，对亚洲友邦，必须扶助合作，生死与共。日本又为亚洲最富庶的大国，自应特别负起责任。目前，日本经济虽不依靠大陆，但中共问题解决之后，日本经济与我合作，不仅可获安定繁荣，前途也无可限量。
大平则接着表示：“承蒙阐示，有关东亚安定繁荣等重要问题之卓越正确见解，至深铭感，并完全同感。……亚洲必须有自由之亚洲，绝不可沦为奴役之亚洲。……”蒋接着又说：日本必须与亚洲各国同时共进，不可先谋一国的安定；今日本对中国或对亚洲须有一个具远见的中心政策。亚洲之问题即中共问题。如中共不消灭，今后五年至十年内亚洲各国均有被赤化的危险。希转告日本池田首相及其政治家。日本今日既不能援助我国反攻大陆，消灭中共，但至少也不可助纣为虐，增加我大陆人民“痛苦”，“危害”我反共力量。
大平在回答中只是空洞地对蒋的论说赞扬了一番，便转而说明“日本在本质上是反共的”，并再次表示道义上支持蒋“反攻大陆”。但话又说回来，他希望谅解日本不得已之苦衷。
佐藤荣作于1964年11月9日组织新阁。佐藤又转向积极支持蒋介石。1965年4月26臼，日本和台湾当局签订了一亿五千万美元契约。第二年10月，又于台湾高雄开设总领事馆。蒋于1967年5月派外长沈昌焕和副总统严家淦先后访日。日首相佐藤也于9月7日访台。
蒋对佐藤当然老调重谈，仍是坚决反攻大陆，消灭中共势力的口头禅。但对佐藤则进一步要求其作亚洲支柱，应当有所行动。他说：解决中共问题绝非难事。日本为亚洲支柱。为亚洲之安全计，日本应有所主张。中共存在，不仅“危害”中国，也“威胁”日本。
但佐藤的答复则是“日本在世界上曾扮演丑恶角色，所作所为诸多错误，今后自不再如此”，所答非所问，语意不清，意有
蒋又转而表明自己要独立行事，不需任何人的援助。但他此时很想乘中苏交恶之际反攻大陆。他说：“美国人总认为中共是一个整体，此是绝大错误。须知中共政权与中国七亿人民是截然两事。中国历史背景、传统文化如何能与中共相容。“中国人民无一不是反共的，只要我们吊民伐罪，大陆人民都会揭竿而起。目前，中共与苏联关系破裂已达极点。苏俄内心愿见毛泽东早日灭亡；此时反攻，不必恐惧苏联驰援，至少我军收复中国南部，决不致引起苏联的介入。美国总以为中华民国如果实行反攻，必将牵涉美国，美国不愿卷入漩涡，于是有两个中国的想法，藉以苟安于一时。殊不知两个中国办法，因为我所绝对反对，而也不是中共所能接受，仅为一种幻想而已。至于我“政府”之反攻，不但不须美国援助，而且美国介入更授中共以口实，反与我不利。中国的事自可由中国人自己解决。”
同日下午8时，蒋在台北阳明山中山楼举行晚宴招待佐藤。并对佐藤说明苏联对日本北方领土决不肯交还。此时佐藤对蒋说：日外相三木武夫访苏时，柯西金说中共已不可救药。蒋则说中共的领土野心比苏联还大，连朝鲜、缅甸等国均在其扩张范围之内，促日本积极支援他“反攻大陆”。佐藤仍未予明确表态。
蒋经国（国防部长）于同年11月17日应佐藤之邀访日，对日本政界表明“中华民国光复大陆的决心不变。”
1970年4月15日，中国政府对日本提出了“四条件”。即凡和“中华民国”有交易关系的工商企业，不许与中国大陆来往。台湾当局也于7月23日发表声明：凡接受四条件者，台湾拒绝与其贸易。这其实是为了面子发表的声明，既接受四条件，当然不会到台湾去贸易了。
中国政府声明对日本企业界是一极大冲击，许多企业家纷纷转向中国大陆，形成一种风潮，都有“不要搭错了巴士”的急切感。
改造中国国民党
蒋到台湾后，以“田单复国”精神，发愤图强，虽未卧薪尝胆，却也是励精图治，欲有作为，幻想有朝一日，反攻大陆，重上宝座。
他发愤图强的最主要口号是“反攻复国”，并以此为各种工作的核心和动力。为此，他首先必须在经济上建设台湾。而要发展经济，又必须改革政治，改造他的腐败不堪的国民党。这是他在大陆失败中得到的惨痛教训。他虽在公开场合不好意思承认这个关键性的失败原因，但心中却对此十分清楚。
因此，他下决心改造中国国民党。
中国国民党的改造，开始于1949年7月18日，蒋介石于广州举行的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中提出，并获通过。蒋氏又于9月20日发表《为本党改造告全党同志书》，号召全党研讨改造方案。提出彻底肃清失败主义毒素；痛除派系倾轧；铲除官僚主义作风等问题。“革命实践研究院”于10月展开积极的讨论。在1950年7月22日的国民党中常会上，蒋又发表《关于实施本党改造之说明》。通过了“党务改造案”。于8月5日成立“中央改造委员会”后，提出中国国民党改造纲要，称《本党改造纲要》。共十一大项：
一，改造方针：
总则：中国国民党为民主政党并扩大基社会基础；对于其他反共抗俄的民主政党尊重并与他们合作，共同“为拯救国家维护民主政治而奋斗”。
国民党的构成：以广大民众为社会基础；以爱国的革命分子为构成。
国民党的组织原则：民主集权制，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
国民党的组织整顿共十条。主要是“淘汰腐恶分子，加强革命阵容，实行彻底整肃”。其整肃对象为：“叛国通敌”者、“跨党变节”者、“毁纪反党”者、“贪污渎职”者、“生活腐化”者、“信仰动摇”者、“放弃职守”者。
国民党于1952年10月10日召开七全大会，至20日闭幕。
蒋介石在大会的开幕词中，总结了丽年来的党的改造运动，展望了未来，其内容主要四项：
检讨过去：反省过去在大陆失败的教训，寻求“救国救民的努力方向”
“认清敌我”：悉心研究中共和苏联的强弱优劣之处；“认清敌人、克制敌人”
审察环境：审察国际反共形势的发展，认清自己在“反共阵营”中的地位和责任，从而改善国际环境和局势，“以消弭第三次世界人战的浩劫”。
“策励未来”：制定“反攻大陆方案”和完成国民革命第三期任务的正确目标。
为此他说：“中兴不仅是从败亡中从头做起，而且还要从腐烂中刷新重生，从废墟中奠基再造。尤其要从自信的丧失之中，来重新建立自信。更是要从被击败的敌人手中，回转头来击败敌人。所以中兴实比任何创业更加艰巨，更加困难。”
蒋在政治报告中，又谈了六个问题：
从三民主义思想、国际外交、政治、经济、教育、军事各个方面，对过去的失败作综合检讨。
国民党应负战争失败的责任，关键在于党员同志对三民主义信仰未固，未能实行三民主义。同时强调建立党内民主制度。
就国际局势和“韩战的发展”，探讨其对中共，对世界，“对救国复国的影响”。
今后努力方向，为澄清党内的思想，确认三民主义中绝对无共产主义成份在内（这和他1925年的论点完全相反）。并解释说，三民主义以人性的发扬为首要。
“革命建国”的艰险前途，勉励自力更生。
蒋在这个报告中，又一次重点检讨了大陆失败原因的八个方面：
（一）三民主义信仰不纯。蒋认为大陆失败的第一个原因，是国民党的大多数党员对三民主义认识不正确，因而就谈不到什么信仰问题。以至于很多人认为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这样，就产生了信仰的混乱，认为反对共产主义不合孙中山的联俄容共和三民主义即共产主义的思想，于是瓦解了斗志，“一到他马克思共产主义的面前便迷惘了下来，拿他共产主义来解释三民主义，……还有一些党员籍总理所讲‘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一句话，曲解了三民主义。”最后“致令本党思想失去主动，共产主义乘机渗透，党中同志对于三民主义没有信仰，对于国民革命没有认识，到了这个地步，那就无怪乎要失败……了。”
（二）“国际外交上的失败”：“帝俄东侵”，造成日俄战争，从此东北问题已成国际问题。苏促使美国共产党和其同路人在美国舆论界为侵略中国制造舆论，从美国政治上击败中国国民党，然后取得中国战场的胜利。雅尔塔密约以牺牲中国权利换取斯大林对日宣战。因而失去外蒙，加大了苏联对华的影响力；由于斯大林解散第三国际，放弃世界革命，使美国发生对苏联和中共的错觉：苏联可以和欧美各民主国家和平共存；中共不是共产党，乃是土地改革者；苏联不参战，日本“关东军”仍将继续顽抗等，帮助了苏联和中共，尤其有助下中共的发展和壮人。但蒋认为信任美国没错，只是由于“信任友人，而缺乏自力更生的决心，那就是我们铸成今日悲剧的一大错误。”
他还认为：无条件投降，迫使德国顽抗到底，导致东欧分裂，对苏联有利；日本由于他蒋氏努力，得保天皇帝制，免其分裂，对“自由世界”有利。
（三）“政治上的失败”：政党政治的失败，主要是1948年副总统的自由竞选，导致只争派系，不分敌我，“而招致整个的崩溃”。但又说：“这不能归咎于民主宪政”。“共产主义是在民主政治的弱点上生存和发展的”。由于实行民主，国际间谍可以渗透和操纵，这是弱点。既“尊重民主宪政体制”，又要“增强组织力量”。
（四）“经济上的失败”：抗战时期经济的破坏，1947年宋子文行政院长擅自动用中央银行币制改革基金，“打破了政府改革币制的基本政策……游资走向投机垄断，正当的企业不能生存，中产阶级流于没落，社会心理日趋浮动，……经济崩溃的狂澜，就无法挽救。这是大陆经济总崩溃的最重要的环节，亦是今后经济事业最重要的教训，不可不特别警惕。……而政治军事与社会，也就在这经济崩溃的危疑惶骇之中，为之瓦解了。”
（五）“教育上的失败”：都市中的电影、广播、书刊，“不是国际主义的文字，便是赤色组织的宣传”。大专院校“充斥了共产主义的国际思想，否则就是自由主义的个人思想，而对于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几乎消失殆尽；对于三民主义和民生哲学，不但讽刺、讥笑，而且破坏反对，惟恐不至。”个人自由主义者要求学术自由，要国民党退出学校，结果中共“城工”部便以学校为大本营，“演出扰乱社会，破坏社会秩序的暴行。”“民主与科学”的口号，“演成了仇视民族文化的口实，‘民主’的口号更做了帝俄奸匪窃取我抗战成果，消灭我民族精神的手法。”
（六）“军事上的失败”：对此，蒋的检讨如以上一样，完全是不着边际和自欺欺人。他竟把军事失败完全归结于“三人小组”的调处，阻挠了他的进攻计划。最后他总结为“我们军事失败，可以说仍然是失败在外交上的。”
（七）“从战争本质上综合的检讨”：中共是打的“总体战”。即从“社会的、文化的，政治的和军事的一切手段，达成他们的目的。所以他的武装叛乱，在本质上乃是一种总体战”。至于土改和民主口号，他认为是“军事动员的手段”和“瓦解反共阵线的武器”。
国民党军队作战的失败：对此，他认为，他未实行总体战，失败是必然的。但他今后要采取的总体战，不是阶级斗争，而是“以民族精神融合阶级意识，以国家利益结合个别利益”的“民族革命运动”。
“唯物主义的流毒”。蒋氏对唯物主义的解释是功利主义，是斯拉夫主义的伪装。“他攻入我们中国文化的根源……把中国历史上为国家存亡民族生死而‘成仁取义’的精神和气魄，扫地无余。”从而发动阶级斗争，有的国民党人也出卖机密和投共。为此，总体战必以“民族文化为基础”。
（八）国民党本身的失败。这一条，他认为最主要的失败原因，“是三民主义信仰的动摇”：中共“曲锯”三民主义，提出“革命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等名词，以致有些国民党人也相信，说“中共不是共产党”。蒋在讲到他“本人下野的考虑和决定”，说他当时不想下野，他下野后，美援更不会来，和谈更无希望，又说当时国内舆论主潮，是趋向中共一方的，“只要共党有一句话，便辗转传说，奉为真理，……对我个人，不仅不认为领袖，不认为同志，甚至更视为囚犯，肆意侮辱。我……不得不顺从其意，决心下野”。
在这个报告中，他对外蒙独立，特别表示了个人的责任，甚至认为这是他的罪行，并且表示以后国家自强起来后，外蒙仍会回来的。
除以上检讨之外，蒋于此政治报告中，又提出五大方针、五种办法和三大要目改革方案：
五大方针：“（一）稳定经济。（二）整饬军纪。（三）安定社会。（四）团结内部。（五）建立民主制度。”
五种办法：“（一）保持币信充实。（二）贯彻命令，剔除腐败。（三）保密防奸，肃清匪谍。（四）打破派系，集中意志。（五）养成守法精神，实行地方自治。”
对此，他说“这就是我们在台湾救亡图存的基本工作。”
三大要目：“第一是建立制度。……使人人的工作顺着一定的正规轨道”。“第二是注重组织。……就是使每一个人都纳入组织，使其各尽所能，各本所长，各负其应有的责任。”。“第三是改造风气。……就是祛除失败主义、投降主义和依赖主义的心理，打破无法律、无国家、无政府的状态”。
在这个会议上，还通过了蒋的著作《反共抗俄基本论》。该书是共分八章的小册子，1952年10月16日发表。第一章是前言，指出反共抗俄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第二章，先批评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出马克思主义“是社会病理学”；“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张阶级斗争的社会病理学与俄国的残忍、狡诈、阴谋、暴行的综合生产的变态心理学的结晶。”
然后是说中共既是“俄国大斯拉夫主义征服中国的工具”，又说是“中国历史上的流寇”。
他把自孙中山以来的革命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元前20年至1911年为政治革命时期；第二期1911年至1945年抗战胜利，为民族节命时期；第三期，自抗战胜利开始。
第三期的特点，“为人民生活的社会斗争”时期，任何国民均不能自居其外。因而他认为这种斗争或“反共抗俄”的特点是军事、政治、社会、文化与人民生活各方面综合的战争”，并要在社会斗争与社会改造之中，消灭中共。
同时，他又分析了中共的优点与弱点。他认为中共的优点是军事力量大于他蒋氏的台湾，主要表现在队军数量和总体战上。并且在组织、宣传、情报、谋略诸战上，均有突出优越性。
中共的弱点，他认为主要是：（一）政治上有派系之争，而且日益“安富尊荣”，逃不出“否定之否定”规律。（二）经济在发展生产上有困难。（三）军事上，无经济强大后盾，士兵又是“被迫入伍”，均“怀恨在心”，只要中共“败征一露，就会倒戈相向”。（四）苏联为控制中共，就不会叫中共有休养生息时间，“只有使他们力竭精疲，才能使他们始终俯首帖耳仰赖苏俄，听他牵着鼻子走。”
然后又分析台湾的“反共抗俄”有利条件。都是老一套，惟一与过去不同处，是他现在特别强调民族独立性和靠自己的力量解决本国的问题，“决不把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寄托在国际变化之上”。
第四章，是“国民革命的本质与方略”。他认为鸦片战争后中国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是“次殖民地社会”。至于封建制度，他认为两千年前已经破坏了。
关于“次殖民地”的特点，他认为是由于异族入侵，使中华民族“丧失了自信心”；生产力极其落后；“人民没有基本权利，丧失了一切自由”。这一条与前面说的中国人民过惯了自由生活，自由太多了，大相矛盾。
针对以上中国社会性质，他认为中国革命的性质不是“阶段斗争”与“阶级革命”，而是“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含有这三种共同性质的国民革命”。而“三民主义乃是这三种革命的指导原则。”对三民主义，他认为是“必须确立民族主义为基础，籍民权主义的力量，达到民生主义的目的”。所以他认为：“国民革命，最初动因，和最后目的，都是在于民生”。
因此，他认为国民党既是争取民族独立，“中国国民党也就不是单一阶级的党。他认为农民也不是一个阶级。至于中国国民党的社会基础，他认为是“以青年、知识分子及农、工、生产者等广大劳动民众为社会基础的。
关于国民革命的方略，他根据孙中山的学说和建国大纲总结为：（一）由破坏到建设，即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二）“两个战略的斗争”。他说他反对中共的阶级斗争战略，而主张破坏只在军事、政治范围内，对经济、社会问题，“则在革命建设阶段中来求整个的解决。”
§§§第五章，是讲三民主义的哲学，即对三民主义的“新认识”。
他主要以人性论和宇宙、物质运行论，以及心物合一论来解释人生、社会和自然、精神诸多性质与关系的。他认为宇宙、物质，都是一个运行活动，都是行，物质分析到最后，已成为“力的发放中心”，成为“非物质了”。因此“宇宙的本体，总是心物合一的”。这是王阳明的主观唯心论。
关于人性，他根据孙中山的人类互助学说，反对将达尔文的“物竞天择”学说施之于人类进化。他认为人性就是人既“受自然法则支配，又能利用自然法则改造自然，改变自然环境”。这又很像唯物主义者的论说了。这和他以前人类是宇宙的主宰论略有不同，与其“心物合一”论也是互相矛盾。但他又一转，说，“精神与物质均为本体中的一部分，既不是对立的，也不是分离的，物质不能脱离精神而存在，精神也不能脱离物质存在”，又与他的“心物合一”论相一致了。他称他的“心物合一”论为“民生史观”，既反对唯物论，也反对唯心论。
然后他以人本位来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反对以阶级为本位来观察和解决问题。他说：“人类之所以为人类，全在于由知识而进于智慧，能互助而达到共存，尤其在于不断力行创造，求得永恒的进步”。而“人类求生存，才是社会与历史的动力”。
这是以意志作为历史发展的动力，又是唯意志论。
§§§第六章，是到台以后实行三民主义的提纲。民族主义方面，对“国内”民族平等；对“国外”寻求集体安全。民权主义的任务是实行“主权在民”的全民政治和地方自治；并以法治保障民权。因之其国民党，也要成为“革命民主政党”。对于个人，要尊重人格，使其在经济上有基本生活条件。总的目标是“人民有权，政府有能”，但反对“民权限制政府权力”。
民生主义：计划中之平衡发展：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与工业化。
§§§第七章，是说他“反共抗俄”必胜，老调重谈。
§§§第八章，规定反共抗俄的总目标是建立“人同世界”。
总的说，他的三民主义和反共思想，在《反共抗俄基本论》中，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大陆时期，他主要提倡礼义廉耻即三民主义的新生活运动，并在民生哲学或力行哲学上，用主观唯心论（自称心物一元论），来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共的共产主义和新民主主义思想，的确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对手。逃到台湾后，蒋发表了这本小册子，在理论上全面地阐述了三民主义的原则和对三民主义的新认识，以及“反共抗俄”的思想。
他对三民主义的新认识和反共抗俄理论的主要内容是：首先改释中国国民党为“革命民主政党”，不再标榜“三民主义”即礼义廉耻”，这是一大变化。
其次是国民党的吸收对象包括了工、农等劳动人民，扩大了社会基础。
再者，是国民革命性质和方略的进一步说明：性质是民族、政治和经济革命；方略是在军、训、宪三政时期之外，加上了经济和社会问题在建设中解决，而不在破坏中解决。
此外：就中国社会性质和马列理论方面进一步“研究和批驳”，（见前），说明国民革命无阶级斗争之事。同时进一步阐述民生史观，指出民生是精神和物质的统一；并以人类求生存为社会历史之动力，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社会历史的动力。
他还认为，反共抗俄，必须进行军事、政治、文化思想、经济、社会诸方面的总体战，才能成功。
故蒋到台湾后，其反共思想有了深入一步的发展，由以武装反共，转向以理论、思想方面为指导的总体反共为主，军事则居其次了。
修改中国国民党党章
国民党党章于1924年1月28日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在广州）。先后曾作四次修改。七全大会进行第五次修改，定该党章为十二章八十条。这次将“总章”二字改为“党章”。所增加的新内容有十点：
主要是：明确规定“中国国民党为革命民主政党”；以青年、知识分子及农、工等广大劳动民众为社会基础；党的领导原则是以政策领导政治，以工作考核党员；党政关系是以主义定政策，以政策定人事，以组织管理党员，党的决策要责成十部党员贯彻实行；党员应为民众服务；每年举行党籍总检查一次，以考核党员，加强党的组织性；小组为党的基本组织；各级委员会执行纪律；中央设评议委员；区、乡、镇设区党部。
国民党“七大”规定的政治任务是：反攻大陆，重建“中华民国”；厉行民主廉洁政治；保障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
外交，促进太平洋地区反共友邦团结，与非共产国家合作贸易。军事上，厉行精兵政策；加强在大陆的军事游击；改善军人待遇和生活。经济上，自力更生，加速工业化，实施限田政策；稳定物价；改善合作事业；健全社会经济。
教育方面，以三民主义为中心，培养伦理、道德、民主精神；普及“国民教育”和实行军事训练；注重人格教育。
在社会上，辅导“国民就业”；举办社会保险；改善农民生活；保障劳工妇女权益；扶植“青年爱国组织”。
对华侨则确保侨胞权益；奖励侨民教育；扶植海外文化事业，鼓励侨胞回国服务和投资于生产事业。
10月18日，大会通过《中国国民党反共抗俄时期工作纲领》，共三个部分：（一）巩固自己。（二）结合民众。（二）“摧毁敌人”。
中国国民党七全大会，使中国国民党开始走上了一个新的里程：加速建设台湾的时期。
《苏俄在中国》
1956年12月25日，蒋介石发表他的最后一本专著《苏俄在中国》。蒋写此书的目，是对苏联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论进行的批驳，劝美国切勿上苏联的当。因而对苏联和中国的和平共处历史，进行了系统深入地分析。然后指出世界范围内的反苏反共策略：在美国领导下，对苏联和中共进行有准备的总体和重点主义的战争。
此书初稿，只有四、五万字，后经蒋多次修改、不断补充，最后成书时，共二十四万余字。
本书共分四编，二十一章。
第一编，关于“中俄和平共存的开始与发展及其结果”。
他首先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当时欧美民主革命的一股逆流”，“他的企图是破坏民主政治而建立专制制度”。其次他说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和毛泽东的“人民民主”，也是“集权主义政权”同时谈到他1923年访苏的观感，在当时即认识了苏维埃“乃是专制与恐怖的组织”。
文中分析，当时被列强压迫下的中国，成为苏联传播共产主义种子的大好园地。于是形成孙中山与中共、苏联的“和平共存”关系。但为时不长。他追述了1927年至1937年间以后国共之间斗争的历史，他认为是斯大林在指导中共的行动。
1931年“九·一八”后，蒋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1935年7—8月间，在第三国际指挥下，中共提出统一战线和建立联合国防政府的问题。以后，又形成国共再次合作和互相间摩擦、谈判的历史。蒋表明拒绝联介政府的原因是苏联灭亡东欧的公式欲运用于联合政府，和1924年、1927年的经验教训。
然后说中共于抗战末期，想夺取政权与破坏国家统一。由于“苏联破坏调停”，企图利用中共为其第五纵队，达到其独占中国的目的。因此，得出与苏联、中共“和平共存”的结果，是造成苏联独占中国的态势。
第二编，关于反共斗争的成败得失的检讨。
他认为抗战胜利后，人民的厌战情绪和反共意识的瓦解是“中国反共战争惨遭挫折的一个基本根源。
他分析了反共失败的组织和技术上的缺点以及政策和战略的错误。此与他1952年的检讨有些不同之处，主要是把对中共的和谈说成是战略错误，把与中共的和谈，归之于和平共处的错误。他对雅尔塔条约、中苏复交、东北未能交联合国解决“遂使我们遭受这军事上无可挽回的失败。以至于他认为根本不应和中共合作抗战。他说：“而我政府对共党谈判和对共军收编，乃是政策和战略上的一个根本错误”
另外，在理论上不充实，宣传反共不主动，导致了“宣传的失败”，在社会上，“反共即是法西斯”的思想占了丰流，致使他必须受这种国际和国内思想的牵制，不能自主行动。再者，其“反共意志不能集中，且手段不够彻底”，如对中共的外同组织和同路人就“过于轻忽”等等。
对经济崩溃问题，他推责宋文任行政院长时的政策失误和美国对华贷款（1946年于抗战胜利后，因中共的反对）突然停止，致使国家金融紊乱，通货膨胀。
同时，对世界民主集闭的反共策略问题，也进行了探讨。他认为民主集团不能直接对苏联为首的共产集团作战，应间接作战，并打破中立主义者的幻想，使军事战术与政治战术协调一致，使“铁幕外的民族运动与铁幕内的革命运动互相策应，……以确保永久和平”。
第三编是讲苏共“和平共存”目标及其最后构想。
他首先说明列宁于1913年即对中国革命表示关注。1920年8月，在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中，列宁又认为东方的民族革命可以和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相结合，并且该观点成为第二国际的决议。1923年后，中国更成为苏联的“渗透对象”。
斯大林当政后，斯大林一改列宁的作法，使各国共产党的革命“支持苏俄的政权”，并说中共就成为“斯大林个人权力之争的牺牲品”。不但如此，斯大林还进一步企图以中共的武力“推翻国民政府”，采取“西守东进的政策”。以后斯大林的国防政策也有变化：
1928年，斯大林于国际第六次大会上规定只有战争才是达到共产党世界革命和世界专政的道路。1935年国际七大时，斯大林又改变“统一战线”政策，造成东欧、东亚的有利于苏联的局势。在东亚中共打败了国民党，使他蒋氏逃到台湾。
赫鲁晓夫当政后，提出了“和平共存”的政策，认为战争不是不可以避免的，企图破坏“反侵略阵线而实施其战略的攻击”，这是第一日标。
接着，蒋指出，苏共的战争思想来臼马克思和列宁。而列宁的世界革命战争思想，则来自马范思的阶级斗争论和克劳塞维茨的战争基本原理。斯大林的战争思想则来自列宁。蒋还认为，苏共也吸收了法国的拿破仑和中国的孙子的军事思想。
然后蒋对克劳塞维茨的军事学说进行解释；并特别指出列宁的“迂迴战略”，在地理上、从亚洲向欧洲，是“苏俄征服世界的路线”。
他分析苏共的总军事思想原则为四条：
（二）“绝对性即毁来性的无限战争之最后决战”。
（三）“总体性的政治与军事综合作战之迂迴战略”。
（三）“阶级性‘革命民军’之全民武装战争”。
（四）“国际性的‘世界革命’之终极目标”。
蒋认为，依照这些原则，苏共和中共展开亚洲“和平共存”五原则的“政治攻势”。对中非则“以反殖民主义口号”展开中立运动，迫欧洲国家退出中非。对西欧则以各国共产党影响其政府转向中立化。
对美国，中共开始接触谈判（在第三国），同时由中共对中南美洲开展反美运动，迫使美国退出亚洲。蒋认为，这就是苏共和中共的迂迴战略。
蒋认为，苏为达其控制全球的目的，主要设置了欧洲、中东、远东三个战场。在欧洲使西欧各国脱离美国。在中东，将西方势力驱逐出去。在远东，则要控制中国等亚洲国家。
在各战场上，蒋认为苏共有四种作战方式：（一）对自由国家，使其内战；（二）对自由地区制造国际战争；（三）以志愿军形式派红军进入一个自由国家作战；（四）直接派军出国作战。
根据以上分析，蒋认为远东反共战争胜利的唯一道路是：“以东亚局部战争代替世界全面战争，以普通传统战争代替核武器毁灭性的战争。他认为这样便可以瓦解苏俄集团，成为“保障人类自由的唯一道路”
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对策，则是：（一）反共斗争的总目标是为“维护人类自由和解放被压迫民族与人民，重建世界和平与安全”。（二）为达“此目的”，必须结合和协调三种力量：东方的民族独立运动、“西方民主集团的资本主义”、“共产铁幕中的反共革命运动”。（三）民主集团“要采取弹性的与多元的斗争方式”，包括军事、政治、社会各个方丽。（四）“必须维持并加强军事实力”。
此时他又特别为美国出谋划策，美国只可负起责任，决不可直接参加作战；可以做为世界反共战争的兵工厂，决不可做为主战场。因此，美国在全球反共战争中，他认为“应该采取间接作战的迂迴战略”和作战三原则：第一个原则是：只璎俄共对美国不首先奇袭，或不于其他地区参战，美国也不应随时随地参战。第二个原则是：反共战争必须选在铁幕之内或铁幕的边缘地区，不应在远离铁幕的地方。第三是对俄共必“采取重点主义”，即按预定地点，对“共产集团向任何国家的进攻作出反击，而且不应限于“被侵略的当地”。在作战中，不应普遍设防或用到处参战方略，而应选择主战场，给“共产集团”“以致命打击”。
对于亚洲，他指出国际共产主义威胁世界的焦点在亚洲，而亚洲的共产主义威胁在中国大陆。于是蒋强调对中国大陆的作战。他劝美国应综合东方各民族反共力量，支持他蒋氏的“反攻复国”战争，并且对此进行计划和指导。
他认为“民主集团”若实行这个“反共战争的基本原则”，就可以进免第三次世界大战，而“重建世界和平”。
最后是补编。补编中，他主要对苏共在中国的各种政治斗争战术和运用辩证法的方式，进行综述。总归起来，共有以下几点：
（一）退却、防御、攻击三步调。他指的是苏共和中共，以“和平共存”为掩护或手段，有时双方妥协退却，如1935年以来所提统一战线，就是以妥协要求“和平共存”。有时又立足于防御，如1926年“三·二〇”事件后，鲍罗廷接受《整理党务案》就是以“和平共存”为防御。有时又采取进攻策略，如抗战胜利后，中共要求和谈，就是“政治上积极的攻击”。
（二）“中立主义、统一战线与孤立战术”。他认为中立主义是使中立者由不反共转到反对他蒋氏政府的策略。关于统一战线，他认为是苏共和中共在抗日统一战线中，吞并他的势力的作法。关于孤立战术，他认为对方是把孤立与反孤立同时并用的。他说苏共与中共均是孤立敌人，同时反对敌人孤立自己；又对自己采取关门或“闭关主义”决不“让敌人渗透进来”。有时这三者同时并用以孤立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
（三）“攻心战术”。“时间攻心术”，长期进行；“空间攻心术”，在你的左右前后关系人中进行，最后说服你；环境攻心术，渗透自由国家，造成对政府的压力，或使用“恐怖和多方胁制”手段。最后一种攻心术，是制造二种社会政治气氛，促使其敌人不得不接受这种气氛下的政治要求。
（四）矛盾战术。给对方制造种种矛盾。
（五）发动群众运动。
（六）进行贸易战与基地战。“走私”、“投机”和利用国家主权观念反对敌人军事基地。
（七）伪装、奇袭和宣传战。
（八）和谈和停战协定。利用和谈延缓敌方攻击；扩张外围势力，争取同情，打击敌方士气。
（九）利用合法地位与议会政治。
（十）联合政府。他认为中共所主张的联合政府，是推翻其国民政府的三步法：第一步先参加政府；第二步发展反政府势力和组织；第三步则实行政变，推翻政府。
此书在深入、全面、系统的分析苏共和中共的政治、军事思想及其战略战术原则的基础上，提出“民主阵营”或“自由世界”“反共抗俄”的政治、军事的对策和战略战术原则，最主要的原则，是在美国领导下，进行全世界范围的政治、军事、社会、经济、文化等的总体而又采取重点主义的反共战争。这部专著，也是蒋的反苏反共的理论之大成，为全世界、为美国政府的反共斗争，出谋划策，制定了一个系统的方案和战略战术原则。
突然的试探
中共中央于1956年春发出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呼吁。并将此呼吁通过香港由章士钊传送到台湾。这时大陆正在倡导向科学进军，努力于国家的振兴大业。日本政府也日益和大陆加紧贸易关系。这对蒋压力很大。蒋介石得此呼吁后考虑了一年时间，于1957年初，决定派人来北京一行。首先召见了香港主持国民党宣传工作的许孝发，令其寻找人选。许选了三个人：童冠贤、陈克文、宋宜山。童根本拒绝前往，陈、宋均表示愿意一行。最后选中了宋宜山。选宋的原因有三：（一）宋忠于蒋。（二）宋为立法委员，官方身份不重。（三）宋为宋希濂之胞兄，万一被人发现，可以当作探亲者（当时宋希濂在大陆狱中）。另外，宋为湖南人，中共统战部长李维汉亦为湖南人。还有湖南同乡唐生明也在北京。宋于4月经香港到达北京，住北京饭店。当天即见到唐生明。第三天，于东兴楼饭庄和周恩来总理见面。具体问题，则由李维汉出面商谈。中共提出台湾自治，中共不派人去，仍由蒋氏管辖台湾，国民党则可派人到北京，参加对全国的领导。但海峡外国兵力，则必须完全撤走。宋将此案自香港转达蒋氏后，因其报告书中赞扬了中共成绩，被取消回台资格。从此永住香港，安度晚年。后因大陆反右斗争发生，蒋迄未答复。
这说明蒋介石在当时曾经考虑过和大陆的关系问题，甚至同意派人来大陆试探海峡两岸的统一问题。
以后蒋未对和谈方案答复的原因，因无资料而不明。可能与大陆反右斗争有关。
反右之后，接着就是反右倾，大干钢铁、人民公社，更使蒋在反共方面振振有词。而三年灾害又接踵而至，蒋则磨刀霍霍，准备“反攻大陆”了，后因肯尼迪坚决反对而未能付诸行动。
· 推荐：《抗日战争书籍》 《心理学书籍》 《茅盾文学奖作品》
点击收藏 小提示：按键盘CTRL+D也能收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