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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金融

　　台湾的财政上在收支方面是有盈余而少赤字的，只有1961年至1963年有三次赤字。其余（至1972年）每年均是收入大于支出。其中支出以“中央”为最大，收入亦以“中央”为最大。

　　其支出特点：国防、外交、政务支出在总支出中的比例呈递减趋势。从1961年的60．9％降到1972年的43．3％。但绝对值，则是日益增加的，196．1年为13亿2300万元；1972年增长至61亿8100万元。但这不妨事，因为是总的收入日益增长，所占比重却日益减少，这是富有的必然结果。这叫吃饭穿衣量家当。

　　教育科学文化的支出，则从1961年的20亿5300万增加至1972年的110亿4600万元，增长了4．4倍。自1965年以后，每年增长21．9％。但所占总支出的比例仍不高，1972年占17．6％。

　　经济建设和交通支出，则低于教育文化经费，约占总支出的10％左右。这说明台当局在经济建设上，并未投入多大资金，主要依靠的是私人资金和华侨、外人投资。事业基金支出，在1972年上升至8．6％；原来为3．3％，共增加10．8倍左右。债务支出自1961年至1972年也增加8．8倍。政府公债也大幅度增加。它和事业基金增长的倍数差不多。

　　在税收方面，主要有：赋税，国税，省、县、市税，关税，房屋税，货税，所得税等。

　　税收和工业增长率相比大体相当。赋税收入的增长率比工业增长率低一些。“政府”赋税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率是：

　　1961年为13．6％；1972年为22．1％。赋税收入和国民生产毛额之比，1961年为13．6％；1972年为17．4％。1961年至1972年间平均每人税负和每人所得的比率，各年均不相同，大致在20％左右上下变动。比1961年至1964年间增加较多。其原因是“政府”开支不断增长。

　　金融机构于1961年后有所增加：

　　1961年7月1日，“中央银行”在台复业。原由台行代理业务转回“中央银行”者为：新台币发行权，准备金；黄金白银转移“央行”（“台行”为外汇银行）。银行准备金转移“央行”；国库台北支库由“央行”收回自办。地方支库仍由“台行”办理；因“央行”无支行，各金融机构分支业务仍由“台行”办理。

　　“中央银行”的金融业务为：

　　（一）调节金融。

　　（二）调度外汇。

　　（三）发行货币。

　　（四）经理国库。

　　外国银行在台设立分行的家数在六十年代开始后增加很快。办理外汇业务的国内外银行也逐渐增加。

　　在台设立分行的外国银行，1959年只有日本劝业银行一家。本年“财部”取消增设银行的限制。1964年2月20日，行政院又颁布《外国银行设行原则及业务范围》。从此，外国银行在台设立分行者逐渐增加。至1972年底止，已增加七家，计有日本劝业银行、美国花旗银行、美国商业银行、泰国盘谷银行、美国运通银行、菲律宾首都银行、美国大通银行（按设立年代排列）。

　　其主要业务是办理外汇业务，以及一般生产外销贷款和保证业务，不得经营一般存款业务。总之是放款和投资二者为主业务。存款业，仅限于外币存款，数目不大，约为1亿6000万元。

　　外国银行的总资产1961年为2亿3100万元。至1972年增长为84亿7300万元。共增长36倍。

　　办理外汇业由台当局管制。办理外汇的银行除外国银行外，还有中国国际商业银行、台湾银行、中央信托银行、上海银行、农民银行、第一银行、彰化银行、华南银行等，加上外国银行共十六家。

　　此外又增加新的金融业务如信托投资工业和保险公司的设立和发展，并准许民间经营。

　　对于占比重较大的中小企业，更加强投资和放贷机构。如信用合作社，是对社员放款，主要是帮助小企业。从1961年的12亿1200万元增加到1972年的100亿2000万元，增加7．3倍。

　　合会储蓄公司，放款对象大部分为中小企业和个人。其放款由1961年的6亿100万元增加至1972年的57亿6700万元。放款余额增加到8．6倍。

　　农会信用部放款对象为会员，属于农民金融。其放款由1961年的7亿8800万元，增加到1972年的52亿5400万元。

　　这些对中小企业的放款，大大支持了中小企业主，对台湾的经济发展有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而且中小企业是民族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补充大工商业的不足。

　　货币方面：1961年供给额76亿9900万元。至1972年底，包括活期储蓄量在内，供给量613亿5700万元。增加近7倍。若除去活期存款，则551亿2600万元，共增加6．2倍。以后对活期存款提取次数加以限制：如六个月内提取次数超过十九次者，利息按七折付给。

　　其中净额货币的增加，由1962年的30亿2300万元增加至1972年的201亿8200万元。共增加约5．7倍。放存款货币额的增加占相当的比重。总供给货币量增加近7倍，而存款货币量却增加7．8倍。存款量增加很快。所以金融机构在台省的工商业发展中，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而存款增加量超过总供给增加量，则说明通货稳定和不膨胀。如果反之，则通货必然膨胀。

　　金融机构的放款对象：自1961年开始，逐渐转向民营企业。1961年至1972年，对政府和公营事业放款比重由21．31％降至4．65％；对公营事业的放款由1962年的26．94％，降至1972年的12．86％。对民营企业的放款数量，则由1961年的53．51％，增长至1972年的82．49％。以此情况可知金融机构的主要放款对象为民营企业。亦知台湾是以私人经济为主导的社会经济结构。

　　台湾金融，由于大多数银行为公营，货币市场并不发达。初期主要有公债券交易。1962年2月，台湾证券交易所成立，由统一市场公开进行，使过去分散的，无组织的证券市场统一起来，有组织地进行。1966年，修正《证券商管理办法》，准许“中央银行”和其委托银行于场外进行公债券交易。

　　证券交易分为债券（政府、公司发行的两种）、股票。分公开发行股票和上市股票。前者为经核准后公开发行；后者指在交易场上进行公开买卖的股票。先公开发行，后进入买卖市场。1961年6月，台当局公布《证券商管理办法》，1968年4月，又公布《证券交易法》。规定股票必须上市买卖，这叫强迫上市原则，目的是增加货币活动量，广收生产资金。

　　债券交易数量很少，平均各年成交额不超过一亿元。

　　股票交易较发展，1962年有十八家股票公司，至1972年已增加到四十九家。上市股票种类，也由1964年的三十七种增加到1972年的五十四种。上市股票总面值也由1962年的54亿9000万元。其总市值则由68亿4000万元增加到301亿7000万元。共增加3．4倍。其成交值则由4亿4700万元增至540亿5100万元。但台湾当局对此尚认为不甚理想。

　　1966年台湾已完成三个四年计划，工农业经济发展已取得重大成就。

　　在这个基础上，蒋于1966年推行台岛的社区发展计划。1972年，又制订了《社区发展十年计划》。其具体办法是自省到县、市、乡、镇都划分社区。全台共划出了3890个社区。

　　社区中进行三项基本工作：

　　一、基层工程：各种地方建筑工程、包括水利、交通、旅游等项建设。

　　二、生产福利：主要是改进各项生产技术、职工工资和生产园地，如办渔塘、农业作物、林场等技术作物作业区，作为社区地方公共经济体。还有各种卫生设施。

　　三、精神伦理：伦理道德、精神风貌方面的建设。

　　到1978年已完成3359个社区的建立。

　　这种社区制，实是一种全台性的经济、福利、精神三者的综合建设，对提高台湾人民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有重要作用。也可以叫分区承包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