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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助接班人

　　封建宗法观念是蒋介石思想的核心，对于权力不仅要终身拥有，还要传诸子孙，他着力栽培儿子蒋经国为接班人，逼走了吴国桢，软禁了孙立人，查封了《自由中国》，想法设法为蒋经国清除接班绊脚石。

　　蒋介石同中国历史上大多数统治者一样，视权如命，至死都不肯放弃，1950年，已是64岁高龄的蒋介石在台湾宣布复行“中华民国总统”职权，此后便一再地连“选”连任，直到死在第五届“总统”任上。在此期间，他排除一切法律上、程序上的障碍，从而达到了使自己成为“终身总统”的目的。然而这还不能令他心满意足。封建宗法观念是他思想的核心，对于权力，不仅要终身拥有、而且还要世袭万代，这才符合他的心愿。儿子是自己生命的延续，将权力传至儿子手中，权力便和生命一样具有了再生的意义；即使自己撒手人寰，而蒋家王朝还会依然留在世上。他这种传子接班的安排在40年代就已初露端倪，退据台湾之后，则更加紧了对儿子的培养和扶持。

　　雄心勃勃的蒋经国有着旺盛的精力和热情，还有一套扎实勤勉的工作作风，在父亲的着意提携下，他在党政军各界都插手，一步步向最高权力迈进。蒋介石在1950年复职“总统”后，即安排蒋经国担任“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直接主管军队的政治工作和情报特务工作，以控制空军和特务系统，同时还兼任“青年反共救国团”主任。同年7月，蒋介石下令组成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蒋经国也名列16名成员之中。

　　在掌握干部的同时，蒋介石还让蒋经国进入特务情报系统。特务专门从事秘密活动，其中不乏暗杀绑架等不法事情，在我国社会中长期是贬义词，当时有政治抱负的人是不愿意轻易踏入特务门槛的。台湾省主席吴国桢曾经劝过蒋介石说：“如钧座厚爱经国兄，则不应使其主持特务，盖无论是否仗势越权，必将成为人民仇恨的焦点。”吴国桢是吃过洋墨水的博士，对西方自由民主了解甚多，但他忘记了这些洋墨水在中国不但毫无用处，反而是有害的。蒋介石不是不知道特务名声不好，但就是要让蒋经国控制台湾所有的情报系统，只有这样才能最充分地控制政治，才能更好地稳妥接班。

　　历朝历代，特务系统都具有位卑而权重的特点。蒋经国资历很浅，在国民党当中没有什么地位，如果立刻让他担任重要职务，会使众人不服气，白白增加工作阻碍。而且如果过早地透露出“家天下”的图谋，不但使岛内反对势力增加，而且也使标榜资本主义民主自由概念的美国主子不悦。为了既让蒋经国迅速掌握大权，而又能够掩饰耳目，让其先从事特务工作是最好的选择。

　　1949年7月，蒋介石在高雄召开秘密会议，准备在台湾布置特务网络，成立了“政治行动委员会”，指定郑介民、蒋经国、唐纵、毛人凤、叶秀峰、张镇等人为委员，由唐纵做召集人。该机构的基本任务就是：“统一情报工作，并使之充实强化。”

　　蒋介石在台湾初步稳定下来之后，很担心组织结构混乱的特务系统会出现纰漏，决定成立一个统一组织，以统领特务。根据这个意见，成立了“台湾情报工作委员会”，由彭孟辑担任领导。该机构负责协调党、政、军、群各特务机构。后来又成立了直接属于台湾当局的“总统府资料室”，该资料室由蒋经国负责。至此，原来蒋介石在大陆时期的两大特务系统中统和军统，宣告结束历史使命。

　　为了便于协调和指挥，蒋经国重新将各个情报系统的工作范围予以明确。与此同时，蒋介石还要求其他政府部门必须配合情报工作。20世纪50年代初，蒋经国手下的特务系统工作人员已经达到5万多人，蒋经国遵照蒋介石旨意，为“台湾存亡的必要，实施铁腕政策，只要行动可疑，经人检举，一概列入危险分子，格杀勿论”。

　　台湾的特务机构在蒋经国的掌握下，权力无边，无所不能，可随时插手政治、经济、军事和文教等各个领域。上自国民党高级官员，下至平民百姓，他怀疑到谁的头上，谁就倒霉。当时有很多人早晨还在家，晚上就可能失踪，可能被监禁。

　　蒋经国领导特务系统神通广大，也引起台湾很多人的反感，当时的省主席吴国祯就是反对最激烈的。当时，蒋经国抓的人，很多是吴国祯直接领导下的，小蒋抓人根本不与吴商量，与吴矛盾冲突很大，但蒋介石始终偏袒蒋经国，使堂堂台湾省主席都无可奈何，这也是吴后来与蒋经国闹翻，出走美国的一个重要原因。

　　特务权势很大，但他们所干的杀人放火的事情毕竟名声不好，背后有很多人议论，对以后蒋经国上台执政势必造成障碍。蒋介石自己也是知道这一点的，他采取偷梁换柱的办法。当时台湾全省特务系统名义上的最高长官是彭孟辑，他承担了特务的骂名，主动为蒋经国承担错误。当时实际上的控制者蒋经国，只是“总统府资料室”主任，一般人不知道他是最大的特务头子，这一秘密保持得如此之好，就连省主席吴国桢也不知道其中奥妙，遇到事情大骂彭孟辑，而彭也乐于为蒋经国担罪，只好一脸苦笑听骂。当台湾局势好转之后，蒋介石有意识地让蒋经国从特务系统抽身。1954年，台湾恢复“国防会议”组织后，蒋经国向蒋介石建议组织“国家安全局”代替所有特务系统机构，蒋介石立即答应，蒋家父子通过设置新的特务机构，加强了对台湾军事、政治、经济领域的控制，同时也使蒋经国脱身，而免遭众人诟病。

　　控制了特务系统之后，就剩下了军队，蒋介石戎马生涯几十年，深知道军队才是命根子，只有军队支持，才能够让蒋经国安全接班，但蒋经国对军队工作可以说是先天不足。蒋经国在苏联的时候，虽然也参加过军事训练，但对于如何带兵打仗实在是外行，他在军队中也没有干部系统可以依靠，虽然在赣州训练了很多干部，但这些干部大都是笔杆子，拿不起枪杆子。为了让蒋经国控制军队，老谋深算的蒋介石决定从军队的政治工作系统着手，使蒋经国插入军队系统。

　　国民党军队仿照苏联红军模式，在军队设置政治工作系统，专门负责灌输反动政治理论，进行政治动员的组织。对政治工作，蒋经国是陌生的，他在台湾政坛的第一个明确公开的职务是“国防部政治部”（后改为“总政治部”）主任，为二级上将。从军衔来看，蒋经国可以说是火箭般上升的速度，当时他还没有打过一次仗，就成为二级上将，而像戴笠这样的人，到死的时候也只是少将，最后才追认为中将。当时国民党军中很多人不服气。当时的空军“总司令”周至柔晋升为一级上将的时候，众人都来祝贺，谁知道周满腹牢骚地说：“现在连老百姓都可以当上将，我在沙场拼了几十年命才升了这么一个一级上将，想想也没有什么可喜欢的！”不言而喻，这是说给蒋经国听的。

　　蒋经国知道军队派系复杂，非常讲究论资排辈，自己辈分低，进入军队不能操之过急。他充分利用自己的政治手腕，逐渐在军队站稳脚跟。

　　首先，蒋经国虽然为二级上将，但他从来不穿军服上班，也不在公众场合突出自己的上将军衔，这种谦隐的态度，逐渐赢得了军队中“老一辈”好感。

　　其次，蒋经国知道自己对军事是外行，他索性也不充当内行，凡是涉及军事上的问题，他总是依靠军队专业人员，自己不越轨，不擅权，尽量不触犯军队人员的利益。他管军事但却不管军队，这看起来矛盾，但蒋经国将其处理得很好，他只抓军队中人的工作，主要是抓干部。1952年，蒋经国开始筹划建立政治工作干部学校，任命自己在赣州训练的干部胡伟克、王升担任校长。训练的学生全部充实到部队之中，这些学生没有军事才干，只是蒋经国派到军队中的监视者。当时的很多国民党军官对此不以为然，孙立人特别反对，他以美国军队没有这个体制为理由，强烈反对，但蒋经国以蒋介石为后台，坚持向军队委派干部，这场冲突以孙立人被监禁结束。

　　再次，为了化解与国民党军队将来的隔阂，也为了赢得将士爱戴，蒋经国确实下了很多工夫。他十分关注普通士兵的利益，经常下连队等基层单位，和广大士兵同吃、同住，时常到海防第一线访问。当江山岛被我军队攻击的时候，蒋经国以“政治部主任”的身份，坚持到最后一刻才撤离，这种临危不惧的拼命精神赢得了国民党士兵的佩服，也使很多老将看在眼里。最后，为了弥补蒋经国在军事上的外行，蒋介石刻意在军事上培植蒋纬国，这个蒋介石的小儿子早年在德国学习军事，主攻装甲车辆，二战之后，装甲战成为战争主流，装甲部队也成为设备质量最高的军种，蒋纬国在部队中担任实职，有力补充了大哥的不足。

　　就这样，通过蒋介石精心安排，也通过蒋经国自身的努力，这个从来没有打过仗的二级上将，终于在军队中站稳脚跟。

　　干部、特务和军队是蒋介石赖以发家的三大法宝，他手把手地将这三件法宝——交给儿子，终于使蒋家王朝的基业有了再续的根基。但蒋经国毕竟资历很浅，难以让众人服气，蒋经国从边缘到成为权力中心，还需要一番布置。

　　蒋介石选择cc系为第一个开刀对象。

　　蒋介石到台湾之后，就开始总结失败教训。他特别提出，“外交”、经济、军事、教育等方面的失败还不是最大的失败，最大的失败是政治上的失败，而导致政治失败的最重要原因是党的建设的失败。蒋介石认为国民党组织涣散，没有核心领导力量，到台湾之后仍然出现这种情况，派系斗争十分激烈。

　　其实国民党的派系斗争从来都没有停止过，蒋介石本人还鼓励派系斗争，以从中控制，他长期的政治谋略就是不允许一派坐大，使各个派系相互斗争，自己居中调停。在军事上陈诚和何应钦，财政上宋子文和孔祥熙斗个不停；党务方面的斗争最为激烈，二陈与朱家骅之间，cc系与复兴社之间；特务系统中中统和军统之间相互倾轧，在共产党的打击之下，最后土崩瓦解。蒋介石深感派系斗争的严重性，决心对国民党进行改造，消除异己力量，将国民党牢牢控制在蒋家手中。

　　因为cc系长期控制国民党，整顿国民党自然要从cc系看手。

　　cc系控制国民党凡20年，与蒋介石关系也非同寻常。陈氏兄弟是蒋介石大恩人陈其美的侄子，陈立夫跟蒋经国的关系也很好，当时蒋经国在上海读书的时候，蒋介石要求陈立夫照顾蒋经国，没有钱随时找陈立夫要，两家应该说是世交。但在cc系控制国民党的过程中，逐渐产生了巨大矛盾，这种矛盾的产生是从蒋介石培植蒋经国势力开始的。

　　蒋介石为了让儿子接自己的班，准备让蒋经国从控制党务着手，而党务是二陈的地盘，如果蒋经国进入党务系统，势必会使二陈的政治作用下降，二陈虽然感到难以与蒋介石对抗，但事关自己的政治生命，不得不进行抗争。1946年3月，蒋介石要陈果夫担任浙江省主席，以把位置腾挪出来，跟陈果夫说：“你做中央的事情做不好，你到地方一定能够做好。”谁知道陈果夫根本不买账，说：“你说谁在中央能把事情做好？”蒋介石被陈顶撞，心中气愤不已。

　　之后，蒋介石为了让蒋经国抓干部，特地派蒋经国到中央政治大学担任教育长，中央政治大学是二陈地盘，二陈就唆使学生闹事，有人在中央政治大学高喊：“同学们，请看老子任命儿子，要拿我们当孙子呀！”

　　“我们不当孙子！”

　　“反对儿子教育长！”

　　蒋介石知道后大怒，让蒋经国退出中央政治大学，但将这笔账记录在二陈头上，随时准备报复。1949年1月，蒋介石在南京被迫“下野”前召见有关人士，愤怒地说：“共产党没有打败我，都是自己人打败的。”然后手指陈立夫说：“就是你们这班人。”

　　cc系还不得美国人喜欢，当时的美国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最讨厌二陈，多次在蒋介石面前透露美国讨厌二陈的意思。到台湾后，台湾安危与美国关系很大，为了照顾美国意思，蒋介石也决定对cc系开刀。

　　cc系与陈诚矛盾也很大，陈诚当时担任“行政院长”，cc系控制“立法院”。“行政院”通过的行政法令必须经过“立法院”才能生效，本来“立法院”也就是一个橡皮图章，而二陈为了控制陈诚的力量，多方制约，使陈诚大为恼火，斗争激烈的时候，陈诚要求将陈立夫抓起来，送火烧岛监禁。蒋介石依赖陈诚，对陈立夫自然也是深恶之。

　　更重要的是，蒋经国当时已经逐渐控制了特务系统，在蒋介石的接班顺序中，蒋经国还要控制党的系统，二陈是老资格，又是蒋经国的兄长一般人物，二陈不去，蒋经国在党务系统难以开展工作，蒋经国本来对二陈就没有好印象，现在终于是消除二陈影响的时候了。

　　1950年国民党中常会开会，决定原有的全部中常会委员自觉辞职，让总裁对国民党进行改造，并派于右任、居正等去请蒋介石出席中常会。蒋介石先见陈果夫，当时陈果夫已经病入膏盲，没有几天活了。蒋介石问二陈：“你们弟兄俩跟着我这么多年，没有想到会被共产党赶到这海岛上来吧？”

　　陈立夫不知道蒋介石的意思，只好顺着话说：“确实没有想到今天这个局面，惭愧了！”

　　蒋介石又问道：“不知道你对我党的改造现在有什么考虑？”

　　陈立夫想了片刻才说：“我是认为，大陆失败，党、政、军三方面都应有人出面承担责任。党的方面，当然由我和果夫承担。我俩就不适宜参加党的改造了。”

　　陈立夫本来是准备投石问路，以退为进，哪知道蒋介石顺坡赶驴，果然让二陈下台了。

　　7月，蒋介石宣布了由他指定的中央改造委员会及中央评议委员会名单。中央改造委员会中有10人原来在国民党党中是名不见经传的人物，5人曾经当过蒋介石的侍从秘书，这些人都同蒋经国和陈诚关系非常密切，平均年龄只有48岁，是国民党的最高权力机关，也是国民党到台湾之后最年轻的领导班子。在这个机构中，蒋经国成为核心人物，而过去的陈立夫完全靠边站了，连陈果夫也只是在安慰性的中央评议会中挂了一个名而已。

　　蒋介石通过国民党改造委员会的设立，将一些年纪轻资格浅的人组合进来，对以前党政军界的老资格人员，则给予象征性的位置，基本予以冻结，使他们成为蒋介石的表决机器。

　　大陆时期叱咤风云的何应钦，一直是仅仅次于蒋介石的军界要人，到台湾后，自称要“闭门思过”，蒋介石给了一个“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一职，好像很重要，实际上只是一个咨询机关，何应钦宦海风波几十年，对蒋介石的意图和了解，连咨询都懒得做，闭门在家“著述”。但蒋介石有时要何出来应付一下场面，所以何参加了“世界道德重整运动”，何跟共产党斗了几十年，败了几十年，现在觉得需要从“道德”角度再跟共产党较量，对这个运动十分热心。何应钦到日本留过学，跟日本上下关系很好，在抗战结束后，对日本俘虏礼遇有加，因而在对日“外交”上有特长，蒋介石要求他紧跟日本要人联系，尽力展开对日“外交”。何应钦虽然事情很多，但做的是闲职，不能对台湾政治产生什么实质性影响。

　　阎锡山是蒋介石的把兄弟，也是民国政坛风云几十年的人物，到台湾之后，无法得到蒋介石的重用和信任。在蒋介石复职之后的第五天，就免去了他的“行政院长”职务，由陈诚替代。阎锡山这个政治老油子，知道在台湾跟大陆不同了，在大陆他有山西这个老巢，现在则是看蒋介石脸色行事，多年的政治风浪使他非常明了自己的处境，在免去“行政院长”职务之后，立即去阳明山，用石块堆了一个种能洞，埋头著述，要以文字传天下。蒋介石看到这个老朋友兼老对手，很明白自己的意图，对他当然是尊敬有加，经常去看望他，而阎锡山也不辜负蒋介石的“重望”，在“种能洞”写书，为蒋介石对抗大陆服务。为了继续参与政治，阎锡山还多次出席蒋介石主持召开的各种重要会议，除按照蒋介石意见，大力鼓吹反共之外，阎锡山没有别的意见。

　　在“种能洞”呆了几年，阎锡山果然“著作等身”，出版了十几种书，包括：《共产主义的哲学、共产主义、共产党的错误》。《人应当怎样》《反共反什么，凭什么反共》、《收复大陆与土地问题》、《怎样胜过敌人》、《共产党何以中国文化为敌》等等，阎锡山为反共不遗余力，受到蒋介石的赞赏，蒋介石说：“中央政府率有阎院长锡山，苦心孤诣，撑持危局，由重庆迁至成都，复由成都迁移台湾，继续至当年3月为止，政府统绪赖以不坠者，阎院长之功实不可泯。”正当阎锡山废寝忘食著述反共理论之际，身体越来越差，1960年5月23日病逝。蒋介石为其致祭，并葬其于阳明山七星之阳。

　　白崇禧是桂系头目，也是蒋介石长期的政治对手，但在解放前夕，却听信了蒋介石的甜言蜜语，跑到台湾。当时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就说，白在军事上很在行，但在政治上是门外汉，他到台湾不会有好的结果。果然被周恩来说中，蒋介石非常讨厌桂系，桂系也与蒋介石斗了一辈子。之所以让白崇禧到台湾，主要是针对李宗仁。蒋介石在台湾稳定之后，给了白崇禧一个“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的职务，还让其担任了“中国回教协会理事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等名号，看起来很多，但实际上毫无权利。蒋介石还是对他不放心，在国民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后，连原有的评议委员也给拿掉了，当时的很多老朋友很为白鸣冤，但蒋介石以含混的态度说：“健生，这个，这个，他的问题我知道。”此后就无下文了。

　　白崇禧没有权利，但人在屋檐下，还不得不为蒋介石服务，一旦蒋介石要拿李宗仁说事，白崇禧就得第一个站起来，支持总统。李宗仁跟白崇禧合作几十年，可谓比亲弟兄还亲，但在蒋介石淫威之下，只得听命蒋介石。郁郁之中，白崇禧1966年死去，死的时候全身发绿，怀疑为别人所害。

　　除阎锡山、何应钦、白崇禧之外，在大陆时候位置很高，但低于以上三人的，也先后被闲置冻结，逐渐失去了政治上的价值。例如胡宗南到台湾后，蒋介石给了一个“国防部战略顾问”的位置，实际上是不顾不问，汤恩伯也是顾问之一，但蒋介石因为陈仪一案对汤不信任，很少召见汤，后来汤发病，连动手术的钱都没有。胡和汤是蒋介石最信任的黄埔学生，看见这二人的命运如此，别人也不好再说什么了。

　　通过对国民党改造，提拔了一大批新人，又通过对国民党元老的整顿，国民党算是“焕然一新”了。少壮派逐渐占据上风，担任了实际的领导责任。在这些新人之中，大部分都是大陆时期默默无闻之人，他们在资历上和蒋经国一样，这就为蒋经国的核心作用奠定基础。过去，蒋介石有意让蒋经国担负更多的责任，但碍于“元老”的面子，蒋经国不好开展工作。现在经过大动乱淘汰清洗，不再需要顾虑内部的平衡和倾轧，蒋经国顺利成为少壮派的核心，蒋介石的接班策略取得了第一回合的胜利。

　　蒋介石在台湾为重建自己最高权力所作的努力，遇到了一些人事上的麻烦。他与台湾省主席吴国桢之间的矛盾和较量，即为显著一例。

　　吴国桢，字峙之，湖北建始人。早年就读清华大学，后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哲学博士，素有“民主先生”之称；先后曾担任过南京政府的汉口市长、重庆市长、外交部政务次长。上海特别市长，以及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1949年12月任台湾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他本来很受蒋介石的器重和宠爱；但是，由于与蒋经国之间发生的一次又一次矛盾，使他与蒋介石的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1948年8月，蒋经国以“协助督导”的身份到上海执行严厉的限价措施，曾与时任上海特别市市长的吴国桢意见分歧，发生正面冲突。1950年，蒋经国、彭孟缉又为逮捕台湾火柴公司总经理王哲甫事，与台湾省主席吴国桢发生矛盾。蒋介石的贴身秘书周宏涛告诉吴，抓王是蒋介石的意思。吴仍不让步，曰：“大家都为蒋先生做事，上级命令，无违抗余地。但王案涉及到一个是非之争，是非是原则问题。此刻台湾既风雷震荡，敌人伺机而动，政府标榜民主法治，焉能言行不一。”结果，蒋介石将王由死刑改判7年徒刑；不过，吴与蒋氏父子之间的距离却愈拉愈大。经过此事，蒋经国、彭孟缉任意捕人的作风仍旧不改。他们曾令全省特务以户口检查为名，于一夜之间，逮捕398个，其中只19人有轻微的违警记录，后经吴国桢出面干预，方始予以释放。到1952年2月，吴终按捺不住，向蒋介石当面进言：“如钧座厚爱经国兄，则不应使其主持特务，盖无论其是否仗势越权，必将成为人民仇恨的焦点。”蒋介石当然听不进吴氏之谏，不仅让蒋经国继续控制特务，且又于同年10月，任其为新成立的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主任。

　　事情的发展，远远超出了吴国桢的预料。1953年4月5日，既是中国传统的清明节，又是西方的复活节。吴国桢在台北士林官邸与宋美龄作长时间晤谈后，携夫人同车返回日月潭休养地。吴氏夫妇辞宋下山时，发现自己车子的驾驶员不在了，只得另请一名。途中吴夫人胃疼，不能继续于车内食“三明治”，便在台中无锡饭店用餐。其时驾驶员发现，汽车两只前轮的螺帽俱失。无螺帽，则插销极易丧失；无插销，则车轮不能转向。吴氏认为：此事与蒋经国有关，“弄手脚者将两螺帽用法做坏，看去似好，但走走则坏落”；“走直路时尚可勉强”，“若上山走曲路，则危险不堪言矣”。

　　对此，吴国桢深感惶恐。加之，吴氏与“行政院长”陈诚亦素不相合。他遂于1953年4月以“健康欠佳”为由，辞去台省主席职务，仍留“行政院政务委员”和国民党中央常委身份，5月飞美“养病”。

　　11月，美国副总统尼克松来台访问。蒋介石向尼氏寻求美援。尼克松说：“中国政府似不需要过多的美援，因为中国官员在国外存有大批款项。”他并告以吴国桢在美国银行存有50万美元的事实，美联邦调查局与国会均有此项调查记录。尼克松离台后，蒋介石追查吴氏之巨额外汇存款事，首当其冲者为“总统府秘书长”王世杰。王似有难言之隐，蒋于震怒之下，斥王“蒙混舞弊”，将其免职。

　　1954年1月初，蒋介石收到吴国桢通过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张其昀转致的有关巨额外汇案的函件。吴要求蒋“转知政府对所传彻底查明，公布真相”。中旬，张其昀向吴转达了蒋的答覆：“外间流言，原属毫无根据，兄可不必介意。”但在此前，吴已将一份“辟谣启事”交驻在台北的父亲联系登报。蒋介石得知此举后，表示“此事已经证明”，“不必登报”。吴国桢以“含冤莫白”，分别呈请“行政院”、国民党中央党部，坚辞“政务委员”、中央常务委员两职。1月29日，吴在纽约《民气日报》以公开信形式谈及辟谣事；接着，台湾《中央日报》刊登原送“启事”，并由张其昀函告：“前次总裁指示不必登报，纯出于爱护之意，以为此类无稽之谈，不必与之计较，今兄在纽约侨报既有公开信谈及此事，此间自亦无妨同时发表也。”吴氏在“启事”中宣称：“此次来美，曾经由行政院陈院长批准，以私人所有台币向台湾银行购买美金五千元，作为旅费，此外并未由政府或政府中之任何人员批准拨给分文公款”；自去年10月起，居住于伊利诺州艾凡斯登城一座公寓旅舍中，“房屋二间另一小厨房，内子执炊，桢自洗碗”，“为国服务三十余年，平生自爱，未曾贪污，在此国难当头之际，若尚存心混水摸鱼盗取公帑，实际自觉不侪于人类”。

　　与此同时，吴氏在美国还通过新闻媒介，公开表示：他之所以离开台湾，是由于“健康”和“政治”两个原因，“因为我主张台湾民主化，而别人则认为反共须用共产党的手段”；他深信，“目前的政府过于专权”。

　　对于吴国桢的批评，蒋介石当然不能容忍，也组织了有力的反击。“立法院长”张道藩首先发难，于2月26日、3月4日和12日，三次就此在“立法院”会议上向“行政院”提出质询。3月17日，“国民代表大会”通过临时动议：“吴国桢身为现任官吏，在美竟发表荒谬言论，诋毁政府，迹近叛国，应予严厉制裁。”该议案要求“政府”：明令撤免吴政务委员职务；彻查其在省主席任内之各种不法行为，依法究办；饬令吴迅即回国，听候查办。蒋介石于同日发布了将吴撤职查办的命令：

　　查该吴国桢，历任政府高级官吏，负重要职责者二十余年，乃出国甫及数月，即背叛国家，诬蔑政府，妄图分化国军，离间人民、政府及侨胞与祖国之关系，居心叵测，罪迹显著，应即将所任行政院政务委员一职，予以撤免，以振纲纪。至所报吴国桢，前在台湾省政府主席任内，违法渎职情事，并应依法彻查究办。

　　同时，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决定，开除了吴国桢党籍。

　　通过修改“临时条款”，蒋介石不仅第三次当选“总统”，还获得了当“终身总统”的“法律保障”，本该高兴一阵子。可这时台湾政坛上一股长期存在的不利于蒋介石独裁统治的暗潮却活跃起来，使他大伤脑筋，以至最后以极端手段解决问题。这股政坛暗潮的代表是雷震和他主持的《自由中国》半月刊。

　　雷震系国民党元老，1917年即在日本由张继等介绍加入国民党。1935年国民党“五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抗战期间任国民参政会副秘书长，抗战胜利后曾任“政治协商会议”秘书长，是国民党内的开明分子。到台后，曾任“总统府国策顾问”和“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考核设计委员会委员”，负责与滞留海外的“第三势力”联络。使雷震扬名台湾内外的是他长期主持的政论性刊物《自由中国》。《自由中国》半月刊于国民党大陆失败前即由胡适与雷震等人筹办，由胡适为发行人，雷震实际主持的。杂志取名《自由中国》，意在效仿当年戴高乐的《自由法国》，1949年11月20日在台正式出版。

　　《自由中国》是一群受西方自由民主思想影响较深的人办的刊物，他们在“反共抗俄”问题上与当局有共识，但又不满当局的政治经济措施，希望建立西方的“自由民主的社会”，用胡适的话来说，即要把刊物办成当局的“诤友”。

　　《自由中国》本其宗旨，创刊以后不断有批评当局腐败的言论，台湾当局虽然恼火，可限于时局，对其采取“容忍”态度，以博取美国的好感。

　　待到台湾局面稍稳，蒋介石地位巩固之后，蒋介石便越发觉得《自由中国》的言论刺耳，必欲除之而后快。

　　1954年，《自由中国》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抢救教育危机》的读者来信，抨击当局教育政策的失误。“蒋中正闻之勃然大怒，说开除雷震党籍好了。”有人说雷震“没有归队，等于没有党籍”，蒋介石愤愤地说：“没有党籍也要开除。”这样，1954年12月28日雷震被“注销党籍”。

　　被开除党籍的雷震不惧怕高压，无丝毫改弦更张的意思，反意欲同当局对抗到底。《自由中国》的矛头所向，也由一些具体社会问题转向了“反攻”、“法统”等国民党当局不许讨论的“禁止”，甚至指向蒋介石本人。

　　1956年10月，是蒋介石70周岁生日，他让“总统府”函知各机关，“婉谢祝寿”，“盼海内外同胞，直率抒陈所见，俾政府洞察舆情，集纳众议，虑心研讨，分别缓急，采择实施”。《自由中国》乘机出版“祝寿专号”，在题为《寿总统蒋公》的社论中，雷震等人对蒋介石“歌颂备至”的同时，提出了三点希望：选定继位人才，学习华盛顿，不做“第三任总统”；确定责任内阁制；实行“军队国家化”，而不要在军内设立国民党党部。“专号”还发表胡适的《述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两个故事给蒋总统祝寿》，劝蒋不要只管小事，要将注意力放在大事上，要仔细领悟古人“无智、无能、无为”的统治术，以达到“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众智之所为，则无不成也”的境界。胡适及《自由中国》发人想发而不敢发之言，引起轰动，一时洛阳纸贵，该期《自由中国》共再版了11次之多。蓄意不肯让位的蒋介石视胡适及《自由中国》的这番“好心”为恶意，认为这是企图把自己“冻结起来”，对胡适、雷震及《自由中国》的敌意加深。

　　导致当局与《自由中国》彻底决裂，蒋介石下令逮捕雷震的直接原因，是雷震等人要组织一个反对党——中国民主党。

　　随着台湾社会的发展变迁，不满台湾现状的人士逐渐增多，他们要求组织起来，以自己的力量和意志来改造台湾社会，促使国民党实行于他们有利的政策。组建新党的酝酿已有多时，中心人物仍是胡适、雷震等。到1960年初，“必须建立反对党”的思想为不少台湾人士所接受，报刊上公开讨论，连“副总统”陈诚也表示他支持在一定条件下成立反对党。美国人对台湾新党的孕育也表现出极大兴趣，感到“兴奋”，“驻台大使”庄莱德说，如果新党建立，台湾就“可以步上民主国家”。

　　在舆论准备的同时，组织筹划也在进行。雷震曾计划请胡适作党魁，自己作秘书长负责具体工作，胡适竭力推辞，只愿做党员。1960年6月间，雷震等人宣布成立“地方选举改进座谈会”，由青年党、民社党、无党派及台湾实力派人物参加，表面上是检讨选举的弊端，实则为新党雏形，6月15日，“地方选举座谈会”宣布“立即筹组一个新的政党”，由李万居（《公论报》社长）、高玉树（曾任“台北市长”）和雷震为新党——“中国民主党”发言人，新党计划设七人主席团，成员除三位发言人外，还有夏涛声（青年党领袖之一）、杨毓滋（民社党秘书长）、齐世英、郭雨新，以李万居为主席，雷震任秘书长，负责日常工作。新党定于9月底成立。

　　新党的领导成员，包括了除国民党之外台湾两个最大的政治利益群体：国民党反对派（包括民、青两党及党外人士）台湾籍实力人物，他们有相当的社会基础。国民党面对着这样一个在孕育中即将出世的新党十分恐惧。蒋介石素来坚持“党外无党”的一党专政理论，接受大陆失败的教训，他对追随其来台的两个“友党”——青年党和民社党也大施手腕，使其内部分裂，实际陷于瘫痪。对台湾籍人士，也处处限制他们从政的范围。如今面对一个反对党平地而出，这是他绝对不允许的，不惜将之扼杀在摇篮中。

　　9月4日，台湾“警备总司令部”以迅速行动拘捕了雷震及《自由中国》的三个工作人员，并搜走了包括新党“所有即将完成的纲领政策及宣言的底稿”。“警备总司令部”宣布，雷震等的罪名“涉嫌叛乱”，将由军事法庭审判。

　　雷震是台湾内外令人瞩目的一种象征，被捕又发生在新党诞生的前夕，立即引起舆论的关注。雷震的亲属故友四处鸣冤叫屈。远在美国的胡适立即表示，雷震被捕是极不寻常的，“完全出于意料之外”，希望当局能以普通法庭而非军事法庭审判。他还给陈诚打电报，表示意见。民社党主席张君励连续两次自美国电蒋介石，明确反对逮捕雷震，并要求蒋辞职，“将其责任交副总统陈诚”。美国上下对蒋介石也是一片谴责声，要求美国政府进行干涉。如斯卡拉皮诺在《纽约时报》上著文质问美国政府：“我们的大量经济及技术援助维持着这一政府（指台湾当局）当权时，我们必须继续装作我们不能有所作为吗？”他要求制定新的对台政策，“其中包括一项原则：所有台湾公民必须有意见决定他们的未来及参加政府工作，否则，……历史将再度指摘我们庇护一个衰微的独裁政体。”

　　10月3日，台湾“警动司令部”高等军事法庭仅用一天的时间就匆匆审完了“雷震案”。8日，公布审判结果：雷震因“明知为匪谍而不告密检举”、“连续以文字为有利于叛徒之宣传”而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这里，对逮捕雷震的直接原因——“组织新党”完全不提。使案件成了单纯的“法律事件”，这是蒋介石的“高明”之处。’

　　11月23日，胡适听到“国防部”驳回了雷震的上诉，维持原判的消息，默然地说：“很失望，很失望。”

　　“监察院”在多方压力下，也曾成立“雷案调查小组”，但蒋介石亲自下命令，不准该小组成员和雷震谈话，其调查结果便也可想而知。雷震案引起国际注目，“大赦国际”也曾要求蒋介石为雷震减刑，蒋介石根本不予理睬。

　　蒋介石终于通过逮捕雷震，查封《自由中国》，使“中国民主党”死于胎中，沉重打击了政治反对派，稳住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局面。

　　垂暮之年半退隐病死台湾无归期晚年的蒋介石虽传位于子，但并没有感到多少喜悦，原因是台湾在国际舞台的一落千丈，蒋介石被讽喻为“国际孤儿”，在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悲凉气氛中，蒋介石的身体状况也每况愈下，至1975年，在未能“反攻”的愤恨和埋骨异乡的遗恨中过世，代表着一个绝代枭雄走进了历史，强人时代由此终结了。

　　经过一番努力，到50年代中期，蒋经国已经在干部、特务和军队扎下牢固的根基，可以说接班大局已定。但蒋经国职位很低，要一步步提起来，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在蒋经国爬升的过渡期，还需要很多的配角来帮助完成这一过程。

　　50年代后期，到台湾的国民党元老中，惟一能够和蒋经国较量一番的只有陈诚了。陈诚是当时的副“总统”，是国民党“法定”继承人，一旦蒋介石不能视事，陈诚是理所当然的继承人。随着蒋经国接班势成骑虎，陈诚越来越成为一个必须搬走的拦路石了。蒋介石虽然想挪掉这块石头，但陈一生对蒋介石可以说是忠心不二，又没有犯过错误，搬掉他肯定将使元老们心寒，况且即使搬掉陈，也不能让蒋经国立即担任副“总统”，这样就会使“家天下”过于明显，蒋介石是不愿意承受这样的舆论的。

　　就在蒋介石为陈诚“苦恼”的时候，陈诚自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陈诚有严重的胃病。他虽然比蒋介石小16岁，比蒋经国大12岁，但身体既不如老蒋，也不如小蒋。1963年的时候，陈诚感到自己来日无多，决定向蒋介石辞职。

　　陈诚辞职后，“行政院长”一职空了出来，由谁任“行政院长”一职，成为岛内注目的焦点。

　　在陈诚正式辞职之后，蒋介石推出了“行政院长”新人选——严家淦。

　　严家淦，江苏人。长期从事技术工作，是一个典型的技术官僚，他虽然到台湾时间很早，但长期在岛内默默无闻，猛的被提拔为“行政院长”，令人十分震惊，但吃惊之余，人们又不禁为蒋介石政治手段之老辣而心服口服。

　　从蒋介石的角度来说，他要儿子接班就不能为儿子制造竞争对手，担任“行政院长”的人，必须是一个只知道做事情，但没有自己班底，更没有野心的人，这样的人有大权，却不会跟儿子斗，更不会给儿子造成威胁。严家淦是非常符合这样的条件的，严家淦个性温和，工作严谨，生活朴素，不争功，不争权，是一个政治才能相当平凡的人物。江南曾经评价严家淦说：“严的才具、建树，连勉强及格都困难。充其量只是一个循规蹈矩的政客，无条件服从的men。”

　　从严家淦的履历和个性看，严家淦很早就到台湾，跟台湾本土人士的关系很深，而蒋家父子由于在台湾高压控制，与台湾本土人士的关系紧张一些，有严这个老好人通融，自然会增加蒋家人在台湾的地位和分量。最重要的是，严家淦对自己的政治地位已经非常满足了，他深知自己本来是一个搞技术的，只是因为蒋介石的赏识才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他对蒋家感谢还来不及，何谈争夺权利呢！

　　1963年12月14日，国民党中央常委会，正式通过了严家淦“内阁”组成名单。严家淦替代陈诚，成为蒋经国走向权力顶峰的铺路石。

　　因为对自己定位清楚，严家淦在担任“行政院长”期间，一切按照老蒋和小蒋的意志办事，不敢有丝毫的越轨。他上任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任命蒋经国为“国防部副部长”。

　　蒋经国虽然长期在军队和特务系统担任职务，但真正进入“内阁”是“国防部副部长”开始的，这一任命更显示了蒋介石的“政治才华”。此时的“国防部长”俞大维，是国际著名的弹道专家，是技术官僚的典型。蒋介石找一个专家当“国防部长”，本来就不是要他“管事”的。俞大维虽然是弹道技术专家，但对政治技术也毫不陌生，他对蒋经国这个“副部长”礼遇有加，在位期间，多次给予蒋经国以“锻炼”机会。蒋经国一上任，他就以身体不好为名，到美国看病，一去就是半年，“国防部”事务完全由蒋经国负责。有一件事情很能说明俞大维的政治艺术，一次部队有一个很重要的文件要“国防部长”批，找到俞大维后，俞看了看文件，马上说：“我碰巧有一件事情要出去，你这个文件等副部长来了之后，我再决定。”说着就出去了，一直等到蒋经国到“国防部”来，他才回来。这样的人自然得到蒋家父子的高度认同，蒋经国特地跟俞大维结成儿女亲家，这样在政治友好的同时，又用亲情连接起来。

　　两年以后，俞大维看到蒋经国逐渐控制了“国防部”，就向蒋介石提出辞职，并要求蒋经国担任“国防部长”，蒋介石心中很高兴，但表面上又谦虚一下说：“你这样看得起经国，他能行吗？”俞大维说：“这两年来，我为了检查身体，大部分时间都在美国，国防部的事情，大部分也都是经国兄弟在处理，可以说，他对整个部务都已经娴熟，由他来做要比我做，或现在的其他任何人来做都更好。”

　　蒋介石听了高兴地说：“你既然这样看得起经国，那就让他试试吧。”对于俞大维的让贤，当时有人这样评论：

　　“国防部长”俞大维的计划，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这位做了10年“国防部长”的弹道专家，最近决心挂冠的原因，是由于他所患的糖尿病，影响他的健康，同时右耳也聋得比过去厉害。因此他决定向严院长保荐他的副手蒋经国先生。严院长虽然很恳切地予以慰留，但他的去意甚坚，他向严院长表示，他在“国防部”已经整整10年，也该换一换比他年纪轻一些的人，来接替一下，他告诉严院长说：“他的亲家蒋经国将军比他能干得多，他并且说，他推荐蒋经国将军，并不是由于他们是儿女亲家，而是因为国防部需要蒋经国这样能干的人。”最后，严院长乃接受了俞大维的辞呈，但有一个条件，那就是请俞继续留在内阁中，担任政务委员。

　　就在蒋经国担任“国防部长”之后的两个月，久病在床的陈诚去世了。这就将国民党副总裁和副“总统”的位置留了出来。

　　1966年3月，台湾又举行了“总统选举”，蒋介石再次当仁不让，连任“总统”，这时他已经79岁了。蒋介石当时不提名蒋经国担任“总统”的原因，是因为时机还没有到，虽然蒋经国在特务和军队以及行政系统布了很多棋，但离“总统”宝座而言，无论威望和资历都还不够，为了替儿子保住江山，蒋介石只好继续当下去了。

　　但陈诚死了，副“总统”和国民党的副总裁由谁担任呢；蒋介石肯定不能选蒋经国，这样会出现父子“总统”的笑话，他决定将台湾的政治“矮人”严家淦继续拔高。在国民党三中全会上，蒋介石提名严家淦为“副总统”候选人，他指出：

　　严家淦同志的长处，正是我的短处；我的短处，也正是严家淦的长处。

　　严家淦有什么长处呢，他最大的长处就是不争权，没有野心，不会跟“太子”争夺权位。“国民大会”后，严家淦以刚过半数的选票当选为副“总统”，成为国民党名义上的“二把手”。蒋经国成为“行政院长”。

　　前有俞大维做榜样，严家淦自然知道如何当好国民党的“二把手”，他为了使蒋经国有更多的出头露面机会，经常委派蒋经国出国访问，以加强国际社会对他的了解和认同。

　　就这样，国民党的接班顺序已经确定，蒋介石最终在儿子接班问题上打了大胜仗。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去世了。严家淦按照“宪法”成为台湾的“总统”，但这时的蒋经国早已经完全控制了台湾的局势，大家都明白严家淦这个“总统”只是聋子的耳朵——摆设而已。好在严家淦有自知之明，他在担任一届“总统”之后，就坚决推荐蒋经国继承。

　　1978年3月21日，蒋经国以1184票“当选”为“总统”。

　　早在第四次“国大”期间，就曾有“代表”看透了蒋介石的意图，不知是出于真心，还是其他什么目的，发起了一个推举蒋经国为“副总统”候选人的签名运动。当然，这种帮倒忙的举动被“有关方面”立即制止。蒋介石为其子的接班，作了20余年的准备，他要为蒋经国创造“政绩”，树立“威信”，以造成水到渠成的局面。出于这种目的，所以蒋经国虽然仅仅是一名“部长”，但地位却愈加显赫，并经常出头露面。其后一段时间里，他经常代表蒋介石出访，在国际舞台上频繁亮相，而且受到极高的礼遇。

　　1967年11月，作为“国防部长”的蒋经国被日本首相佐藤邀请访问日本，本已不同寻常，更令人惊异的是，日本政府还宣布以外国副元首的礼仪来欢迎他。同时动员了2万名警察来保卫他的安全。而且，本不见部长级官员的裕仁天皇也破例召见了他。佐藤则公开吹捧他是“中华民国的军政重镇”。

　　1969年2月。以“国防部长”身份访问南朝鲜的蒋经国，数次同总统朴正熙、总理丁一权举行会谈。

　　同年3月底，他以“特使”身份代表蒋介石赴美国参加艾森豪威尔的葬礼，并且成为同尼克松会晤的第一位台湾要员。

　　同年5月，蒋经国访问泰国时，地位进一步提高，泰国决定以“总理”的礼仪来接待他，国务院总理他侬亲至机场迎接，并下榻专门接待国家元首的玛南加席拉宾馆。正在海滨避暑的泰国国王与王后，亦破例召见了他。

　　同年6月1日，蒋经国在日月潭同来访的南越总统阮文绍单独密谈达90分钟之久。

　　所有这一切，除了刻意向岛内外显示蒋经国显赫的实力地位与暗示其将进一步升迁之外，恐怕没有其他含意。

　　果然，十全大会以后一直盛传的“行政院”局部改组终于完成。1969年6月25日，蒋经国升任“行政院副院长”。同时，以黄杰任“国防部长”，陈大庆任“台湾省主席”，李国鼎任“财政部长”，钟皎光任“教育部长”，陶声洋任“经济部长”，俞国华任“中央银行总裁”。这批“内阁”新“阁员”，不是蒋介石的心腹，就是蒋经国的亲信，“院长”严家淦实则是挂名而已。

　　更引人注目的是，“行政院”还设置了一个新的机构——“财经会报”，由蒋经国兼任“主席”。这一新机构，不仅包括了“经济部”、“财政部”和“中央银行”，还领导“经合会”。“经合会”是台湾重要的经济机构，原由“行政院院长”兼“主任”。由于“财经会报”的建立，严家淦辞去了“经合会主任”，改由李国鼎兼任。7月，此职也由蒋经国兼任。于是，台湾的经济大权又落入蒋经国的控制之下。

　　蒋经国升任“行政院副院长”，实则是蒋介石公开将权力传给蒋家第二代的一个重要信号。台湾舆论界的估计是：蒋经国“今后会有较多时间处理全盘性的政务”，“在未来的岁月中，他自然会在政治上多负些责任。因此人们认为蒋经国的担任行政院副院长是政治革新的起步”。

　　最精彩的，是严家淦在蒋经国就任新职时所说的一段话。他说：

　　经国先生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及埋头苦干、任劳任怨的精神，不但为大家所熟悉，而且深为同仁所钦佩。

　　他担任副院长的职务，将给同仁们最大的帮助，因为经国先生能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需要下决断的时候，能够下决断，同时他能为大家背责任，负责任。

　　经国先生来担任副院长，就像球队增加了一个好队员，不但加强了球队的实力，而且也加强了每位队员的精神和力量。

　　从严家淦的溢美之词中，我们不是可以听出一些弦外之音吗？

　　自1970年以来，垂暮之年的蒋介石在精神上遭致接二连三的打击，“外交”上的溃败与第三次“反攻大陆”美梦的破灭，使他意识到所剩时间不多，必须加紧巩固蒋经国在台湾的统治基础。惟一的机会，就是利用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五次会议”再次担任“总统”，将权力完全、彻底地过渡给蒋经国。

　　蒋介石第五次担任“总统”是十拿九稳的事，不啻其党政军大权在握，“国民大会”由其操纵，而且在个人崇拜风愈演愈烈的情况下，“威望”越来越高，头上的“帽子”也越来越多。粗算一下，有“领袖”、“家长”、“保姆”、“导师”、“统帅”、“舵手”、“救星”、“巨人”等十几顶之多。下面是一段吁请蒋介石复任“总统”的社论：

　　复国建国成功的关键，端赖不可屈服的民族精神；而民族精神的启发激励，仰赖于领导革命的领袖。总统肩负国民革命承前启后的重责大任，是国军的保姆，全民族的大家长，海内外爱国同胞的导师，大陆人心之所寄，是足可改变历史、决定历史的巨人。国民革命的未来历史，不可没有总统的领导。

　　“国民大会”每6年一次的选举“总统”只是一种象征性的形式，这是人所共知的。但是这次同以往不同的是，国民党所控制的新闻媒介在“国大”开会前，就大肆鼓吹蒋介石的“功绩”，进行再次“选举”蒋介石任“总统”的舆论导向。

　　同时，1972年2月20日，“国大”一开会，大会“主席”张知本就一反前态地暗示蒋介石必须连任“总统”。他说，“现在会议的前夕，国大秘书处已收到海内外团体民众纷纷表示热忱拥戴蒋公连任，这是指示我们这次会议的方向。”

　　蒋介石在吹嘘了一番6年以来的政绩后，却假意推辞当选提名。

　　然而，3月4日，国民党发言人陈裕清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曾在2月20日表示希望退休的中华民国蒋总统，将接受‘征召’，出任一次任期六年的总统。”他说，“蒋总统将听从国家的愿望行事”，“蒋总统事实上殊难拒绝接受国民党将在3月10日的提名。”他又称，自从2月20日蒋介石“透露其让贤意向后，一个全国性的运动，立刻展开，吁请他连任总统”。

　　3月9日，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一致建议十届三中全会推举蒋介石为“总统”候选人。

　　3月10日，国民党十届三中全会亦一致拥护蒋介石为“总统”候选人。

　　下面是蒋介石接受“总统”候选人提名的经过：

　　大会推派谷正纲、林挺生、刘季洪三位代表，向总统报告选举结果，并请总裁俯顺舆情，接受大会决议。

　　谷正纲等三位代表旋即赴总统官邸，向总裁报告选举结果，于上午11时50分返回中山楼会场，并由谷正纲向大会报告，总裁已欣然接受全会的推举。

　　总裁表示，他本年事已高，但在艰难的局势下，为了报效国家，他接受全会的推举。

　　3月21日，蒋介石以1308票当选第五任“总统”。

　　蒋介石每次当选“总统”，总是要根据需要来修订“动员勘乱时期临时条款”，以赋予自己某种权利。这次，迫切的问题是要让蒋经国顺利接班，因此，根据蒋介石的明示，国民党十届三中全会制定了《修订临时条款案》，由谷正纲在“国大”上提出。其内容是：原有动员勘乱临时条款第五项“总统为适应动员勘乱需要，得调整中央政府之行政及人事机构”一条，只能守常，不足应变，“范围较狭，难收因应制宜之效，尚须酌予修订，加强总统应变权力，俾对于中央政府之机关及组织，皆得斟酌实际需要，予以调整”。最后，修改成“总统为适应动员勘乱需要，得调整中央政府之行政机构，人事机构及其组织”。使其权力范围扩大，“今后中央政府机关的人员、编制等，都可依临时条款之规定，视实际需要而相机调整”。这就为将“政府”大权移交给蒋经国取得了“法律”依据。

　　本届“副总统”仍由严家淦担任。严氏深知蒋介石的用心所在，同时对蒋介石的再度提携感激不尽。他表示要“追随我总统蒋公，继续为国家服务”，“使个人得一竭忱尽瘁之机会”。

　　然而，就在5月20日蒋介石、严家淦宣誓就职典礼时，电视台捅了一个不小的漏子，引出了一场风波。事情是这样的：

　　1972年，蒋中正、严家淦当选连任总统副总统，5月20日宣誓就任，接着即到总统府阳台上接受20万人群的欢呼。台湾电视公司担任电视实况转播，该公司副控室的职员，不知为什么会鬼迷心窍似的，在总统接受欢呼的画面转到副总统的特写时，居然荧幕下端出现国语连续剧的对白字幕：“大哥不好了……”，好像是严家淦在诅咒总统的“话”，对这个大日子而言，的确造成很大的煞风景。“中华文化复兴委员会”的党国元老，更有人认为是故意在“触霉头”，而兆头比宣统登基时摄政王载沣说：“……快了！快了！快完了！”的语谶还要严重。

　　事后由蒋孝武带了情报单位人员到台视去彻查：幸好追查的结果，只追出副控室的值班人员个人的疏失。

　　虽然这只是一个疏失，但后来蒋介石的身体状况似乎也恰恰映证了这个小小的插曲。

　　蒋介石就任第五任“总统”后，组织“新内阁”的工作立即开始。5月11日，严家淦上书蒋介石，提出辞去“行政院长”职务，并推荐蒋经国继任。他说：“蒋副院长坚忍刚毅，有守有为，献身党国数十年，自地方行政单位作起，扬历军政要职，于整军经武，加强战备，安置退除役官兵，领导青年，延揽人才，充裕财政，发展经济，推进建设，以及折冲樽俎，肆应世局请大端，均有卓越之成就……洵属最理想之行政院长继任人选。”

　　5月16日，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也作出吁请蒋介石“征召”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的决议，声称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为政府当前最适切亦最需要之举措”，吹捧蒋经国“忠纯宏毅”，“综绾财经”，“深为国人之所寄望与推重”，“确属今日主持国家行政最理想之人选”。呼吁蒋介石“不以内举之微嫌，废国家兴复之至计，允即征召蒋经国同志出任行政院院长”。

　　同时，新闻媒介大造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的舆论，并集中宣传“内举不避亲”，以造成蒋介石“大义举亲”的假象。如《联合报》5月18日发表社论说：“蒋经国先生是最适当的人选。我们就环境论人选，就国家社会需要论人才……今天我们朝野上下，对于蒋经国先生的推崇，纯系发乎对他本身具备有领导国家政务的优越才识、器度。党和国家考虑征召蒋经国先生出任行政院长，应以蒋经国先生个人衡量蒋经国先生，而秉古人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的荐贤求才原则。”“所以国家用人，……但问其才识，气魄，胸襟，而不论其人事关系。”并称“这是以国家社稷之利为依归，以全民之公意为准绳，其中无所谓内举之微嫌，乃是天下为公的作法”，“亲疏之义，对于国家领袖，全民家长，又何存之有”？

　　这一切竟配合得那么天衣无缝。于是，5月20日，蒋介石“心安理得”地正式提名蒋经国任“行政院长”，其给“立法院”的咨文曰：

　　行政院长严家淦，恳请辞职，已勉循所谓，予以照准。兹拟以蒋经国继任行政院院长。蒋员坚忍刚毅，有守有为，历任政要职，于政治、军事、财经各项设施，多所建树，其于行政院副院长任内，襄助院长处理院务，贡献良多，以之任为行政院院长，必能胜任愉快，依宪法第五十五条第一项之规定，提请贵院同意，以便任命。此咨立法院。总统蒋中正。

　　对于“总统”的咨文，“立法院”不敢怠慢，当即召开紧急会议。26日，“立法院”开会表决蒋介石的咨文时，创了几项记录：一是出席院会的“立法委员”人数之多创记录。“立委”共有425人，由于多数年老体弱多病，平时出席人数在半数左右，此次却来了408人，连几位身体不好和年事太高的“立委”都一早赶到。二是蒋经国在历届“行政院长”中获票率最高：同意381票，不同意13票，白票13张。三是会上发言人数最多，且一致支持蒋经国。

　　面对蒋经国就任“行政院长”，台湾当时流传不少符谶，其中黄蘖禅师预言诗，更被人们解释为应验在蒋氏父子身上。黄蘖禅师是郑成功、郑经父子的军师，后东渡日本做和尚。郑经曾派人去日本向他请教台湾将来的动向，黄蘖禅师便写了一首预言未来500年的长诗。其中有“中兴事业付麟儿，豕后牛前耀德仪”等几句。300多年以后的台湾，1972年（阴历壬子年），即鼠年，蒋介石果然把“复兴”大业交给了蒋经国。陶百川亦指出：“蒋经国先生在此时此地出任行政院长，可说是受命于‘危急存亡之秋’，不仅要安内攘外，简直须旋乾转坤。任务的艰巨，恐非一般人所能想象。”

　　实事求是地说，台湾多数民众对蒋经国寄于希望，他们实际亦默认了蒋家第二代获得权力。权势所趋，非蒋莫属。于是，所剩无几的蒋家第一代重臣纷纷解甲归田。张群率先辞职，所遗“总统府秘书长”一职由蒋经国的嫡系接任。新的“行政院”组成人员更是阵容一新，彻底换班。蒋经国的班底，从此基本形成。

　　“政务委员”俞国华、周书楷、叶公超、郭澄，“外交部长”沈昌焕，“国防部长”陈大庆，“财政部长”李国鼎，“教育部长”蒋彦士，“司法部长”王任远，“经济部长”孙运璇等，均是蒋家的心腹重臣。尤其是一批政治上无根底的台籍人士被蒋经国网罗，委以重任：如“副院长”徐庆钟，“政务委员”连震东、李登辉，“内政部长”林金生，“交通部长”高玉树，“台湾省主席”谢东闵，“台北市长”张丰绪等。这样，在所谓“求新求行”、“台人治台”、“推进廉能政治”、“破格起用人才”、“耀拔青年才俊”等口号下，蒋经国培养的所谓“第二代政治精英”的基本核心开始形成。

　　蒋经国就任伊始，就提出了“平凡”、“平淡”、“平实”六字方针。不久又提出“行政改革”10项指示，包括停建一切办公楼；公共工程开竣工不得举行典礼；出国考察人员必须有专长；减少不必要的视察；行政人员应谢绝一切非规定内的应酬；公职人员不得滥发喜帖布告；行政人员禁止出入夜总会、酒吧等公共场所；各级首长应谢绝剪彩揭幕；提高办事效率等。

　　同时，他大刀阔斧地惩治贪污腐败。“海关副税务司”兼“稽查主任”白庆国，贪污受贿，被处死刑；高雄“市长”杨金虎贪污卖官，被判五年徒刑。特别是蒋家至亲，“行政院人事行政局长”王正谊（王太夫人亲属）涉嫌士林外双溪中央社区工程舞弊案，贪污美金13．75万元，被判无期徒刑。蒋经国的声望当然随之提高。蒋介石对其子的政治前途倾注了大量心血。就在蒋经国就任“行政院长”前后，曾不厌其烦地向他传授“治党治国”之道。

　　第一，要蒋经国“注重内部的团结”。“团结的方法，是应当以党的思想、党的政策作为一个精神的中心”。

　　第二，要蒋经国把“反共复国”政策坚持到底。总括起来，就是坚持四个不变：台湾的“国体”，“反共复国”目标，“为伸张公理正义维护世界和平而奋斗”的职志和对中共绝不妥协的“坚定立场”均绝不改变。

　　第三，要蒋经国重视“民众”。在蒋经国就任“院长”前一天晚上，要他“用爱心来结合群众，用诚意来对待群众”。

　　第四，要蒋经国“强化现代化的组织”，“加强领导的功能”。他说，“领导和服务是不能分的，有的人有权力，就只会用他的权力领导，这不是一个好的方法，好的方法应该是领导和服务相结合。”

　　第五，要蒋经国加强个人修养，要其“在危险的时候，不忧不惧，一切当作没有忧惧这回事”。他说：“忧虑有什么用，忧虑不会帮助你什么，愈忧虑心情也愈烦乱，头脑也就不清楚了。所以说在最危险最紧急的关头，要力持镇定，不要惊慌。”“当共匪敌人疯狂的时候，我们要冷静，要等待，但是所谓等待不是守株待兔的坐等，而是要积极加强自己的力量，当共匪敌人萎缩的时候，就是我们急起攻击的时候。”

　　可见，蒋介石把“反攻复国”的希望完全寄托在蒋经国的身上。

　　进入70年代以后，国际局势的发展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愈来愈不利。尤其是美国对华政策的改变，抽掉了台湾赖以生存的国际反共基础。尼克松访华的震动与日中建交的冲击，使蒋介石精神上受到极大刺激，喊了20余年的“反共复国”的可能性愈见渺茫，年近85岁的老人如何经受得住如此严酷的打击，心憔力瘁之下，病重住院。

　　蒋介石早在1962年春，就因前列腺肥大，作过切割手术。1972年6月，旧病复发，在阳明山官邸休养，7月中旬，又因感冒发高烧而转成肺炎，8月6日住进荣民总医院治疗。但这仅是台湾“官方”的报道，其中隐匿了一件鲜为人知的事故。刘雍熙先生在《蒋经国在台三十年》一书中，指出蒋介石住院系车祸所致。他写道：

　　这一天（六十一年八月六日），蒋公的座车驶至士林外双溪官邸的路上，突然在交岔道口被一辆某少将驾驶的飞驰汽车撞上了；蒋公因而受伤入荣民总医院医治疗养至第二年（民国六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蒋介石的健康从此一蹶不振。所幸的是，蒋经国的根基已经牢固，继承权位的布局已安排就绪，他也就能够安心养病，尽享天伦之乐。从此，他在政治上基本处于半隐退的状态。但是，为了蒋家大权的稳固，蒋介石生病住院的消息对外界实行封锁，秘而不宣。由于蒋介石晚年一贯深居简出，短时间有一定效果。但时间一长，便引起了关于蒋介石健康状况的种种传闻。

　　1973年元旦，由于蒋介石没有出席并主持“开国纪念典礼暨元旦团拜会”，引起岛内外对蒋介石身体情况的关注。“官方”宣布的原因是他“政躬违和”。1月18日，蒋经国在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称蒋介石因患肺炎长期疗养，现已康复，以正视听。

　　可是，4月12日，南越总统阮文绍访台，蒋介石一直未露面，仅由宋美龄代表其举行了一次晚宴。

　　4月16日，约旦王储哈桑亲王访台，蒋介石仍未出来接见。

　　自从1972年5月20日宣誓就任“总统”以来，蒋介石已有一年未露面了。于是，关于蒋介石已秘密隐退，病入膏育；蒋夫人已将存款存往美国等传闻不胫而走，在海外广为流传。

　　为了“辟谣”，证实蒋介石身体“健康”，台湾当局于7月24日在各大报纸上刊登了一幅蒋介石同其孙蒋孝勇夫妇的照片，并作了下列报道：

　　蒋总统之四孙蒋孝勇与方智怡女士，昨（23日）日上午在台北士林凯歌堂举行婚礼。典礼完成后，蒋孝勇即偕新娘晋谒总统及夫人，祖孙并合影。

　　蒋总统伉俪与其孙蒋孝勇新婚夫妇合影照片，是一年多以来，中华民国政府发表之第一张蒋总统照片。足以显示总统健康情形良好。国人及关切蒋总统的友邦人士多表欣喜。

　　金门前线军民在报端获悉蒋总统政躬康泰，认为这是国运中兴的象征。

　　台湾省议会议长蔡鸿文表示，省民自报纸上看到蒋总统玉照后，都神情欢愉，争传总统康复的消息。足见省民爱戴领袖的热忱。

　　中央社同时报道了蒋介石的活动情况：

　　接近总统的人士说，总统健康业已复原，足以恢复部分公务，有时批阅政府报告，每日并接见行政院蒋院长，商议重要公务，总统并常在官邸特设之放映室中，欣赏电影，且不时作轻便的散步。

　　同年11月，国民党召开十届四中全会，整个会期，没有蒋介石参加会议的报道，只是11月11日曾在官邸召见严家淦等9名大会主席团成员。

　　12月22日，蒋介石出院，返回士林宫邸休养。

　　1974年3月25日，蒋介石夫妇在官邸设宴招待即将离任的美国驻台“大使”马康卫夫妇。

　　同年8月15日，蒋介石接见了日本《产经新闻》记者并发表谈话。这是蒋介石自患病以来第一次公开的活动。同时，台湾各大报转载了《产经新闻》关于蒋介石健康状况的报导。报导称：蒋介石的“肺炎已经痊愈，肺功能也很正常；腿部肌腱的运动机能也在恢复之中。目前起居举止已经没有困难，每天早晨的柔软体操和上午由专家指导的一个小时筋肉和关节运动，从不间断，只是前列腺仍有轻微肥大，有时还会发炎。住在台北市郊外士林宫邸的日常生活，上午六时起床，下午十时就寝的规律很少改变。起床后举行早晨祈祷，柔软体操，早餐时大约翻阅一下当天的早报。上半天，除了处理当天的公务之外，就是在看书和接受专家指导作动作。午饭后，约一小时午睡；然后听从侍从人员朗读当天的新闻。傍晚，乘车到郊外或市区巡行一匝，为每日常有的活动。晚饭后也偶然听音乐，看电视电影，或欣赏朗颂诗等。宋美龄夫人只要是没有公务的时候，总是侍陪在总统身旁的”。“蒋经国行政院长每天至少两次到官邸定省，和总统及夫人同进晚餐”。这大约就是蒋介石半隐退生活的全部内容。

　　1974年底，台湾爆发一场流行性感冒，蒋介石亦受到感染。12月1日，蒋介石突然发高烧，并使肺炎复发，且胸腔积水。12月27日，慢性前列腺炎再度复发，同时膀胱出血，脉搏增快，并发现其患有心室性期外收缩症。经过紧急抢救，输血，始脱险。

　　但这以后的时间里，他因心肌缺氧，心脏跳动缓慢，有时每分钟仅二、三十跳，多次危及生命。我们从蒋经国的日记中可见一斑：

　　——1月1日，元旦向父亲拜年，父亲在睡眠中，病情颇重，儿心殊苦。

　　——1月4日，父亲病情无好转，惟神志甚清。每日探病至少三次，体温不退，常呈不安，儿心伤痛，夜不成眠。

　　——1月9日，父亲之病，仍无好转迹象，想起前天晚上，父亲在病床上以左手紧握儿子右手良久，语音甚低，儿心忧苦。

　　12月10日（阴历除夕），父亲卧病以来，多次均能转危为安，此乃天意，佑我邦家。惟望兔年开始复元，是儿之大愿也。

　　——3月26日，父亲之病，于今晚八时恶化，经三小时治疗后好转。

　　3月29日，神志尚清醒的蒋介石可能预感到所剩的时间不多了，便在病榻上口授遗嘱，由秦孝仪笔录，遗嘱全文如下：

　　自余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无时不以耶稣基督与总理信徒自居，无日不为扫除三民主义之障碍、建设民主宪政之国家，坚苦奋斗。近二十余年来，自由基地日益精实壮大，并不断对大陆共产邪恶，展开政治作战；反攻复国大业，方期日新月盛，全国军民、全党同志，绝不可因余之不起，而怀忧丧志！务望一致精诚团结，服膺本党与政府领导，奉主义为无形之总理，以复国为共同之目标，而中正之精神自必与我同志、同胞长相左右。实践三民主义，光复大陆国土，复兴民族文化，坚守民主阵容，为余毕生之志事，实亦即海内外军民同胞一致的革命职志与战斗决心。惟愿愈益坚此百忍，奋励自强，非达成国民革命之责任，绝不中止！矢勤矢勇，毋怠毋忽。

　　4月5日夜，蒋介石因突发性心脏病去世，享年89岁，蒋介石的医疗小组叙述了他病逝的经过：

　　4月5日晨八时，蒋公即起床梳洗，因昨夜蒋公睡眠安稳，故精神颇佳。惟是日蒋公未曾午睡，午后即感觉腹部不适，因此情绪极度不安……晚间八时一刻，即行入睡，及后，医生发现蒋公之脉搏又突然转慢，当即施行心脏按摩及人工呼吸，并注射药物等急救，一、二分钟后心脏跳动及呼吸即恢复正常。但四、五分钟后，心脏又行停止跳动，于是再施行心脏按摩、人工呼吸及药物急救，但此次效果不佳，心脏虽尚时跳时停，呼吸终未恢复。此后且有三度发生心室性心室颤动，须赖电击以中止此种不正常心律。此时蒋公之脉搏、血压已不能测出。至十一时三十分许，蒋公双目瞳孔，已行放大，但心脏仍偶有轻微之跳动，故急救工作，仍继续施行，曾数次注入心脏刺激剂，但终不能恢复心脏正常之跳动，最后乃应用电极，直接刺入心肌，刺激心脏，但仍属无效，于是群医束手，回天乏术，一代完人，终于是晚十一时五十分崩殂。

　　称蒋介石之死为“崩殂”，这完全袭用了封建帝王去世时的笔法。刚巧，蒋介石去世之际，台北突然下了一场雷阵雨，于是，不少人借此大作文章。蒋经国称之为“风云异色，天地同哀”。《联合报》称之为“异象”，认为“是上天为巨星的殒落而伤感”。

　　蒋介石弥留之际，宋美龄、蒋经国一直侍奉在病榻边，同蒋介石泣别。严家淦暨“立法”、“司法”、“考试”、“监察”各“院长”亦赶到官邸，向蒋介石的遗体告别。“司法院长”田炯锦描述了当时官邸的情形。

　　他说，6日凌晨11时许，狂风骤雨大作，雷电交鸣，他突然接到了来自官邸的电话，请他赶快到官邸去。当他到达时，立刻被请上2楼，瞻仰蒋介石遗容。蒋介石睡在床上，盖着一床被单，很安详的长眠。蒋经国悲恸莫名，当他和“立法院长”倪文亚、“考试院长”杨亮功、“监察院长”余俊贤等人向蒋介石遗体行礼致悼时，蒋经国曾下跪回礼，他们再三拦阻，蒋经国坚持不已。宋美龄则坐在床后的一张椅子上，神态哀戚，但镇定逾恒，并安慰蒋经国不要太悲痛激动。接着，在官邸举行了在蒋介石遗嘱上签字的仪式，宋美龄、严家淦、蒋经国、倪文亚、田炯锦、杨亮功、余俊贤等7人在遗嘱上签名后，交由“新闻局”迅速发表。

　　蒋介石的遗体随即移往荣民总医院进行防腐处理。

　　蒋介石的去世，使台湾出现权力真空。同日深夜，蒋经国向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提出辞去“行政院院长”职务，他声称：

　　经国不孝，侍奉无状，遂致总裁心疾猝发，遽尔崩殂，五内摧裂，已不复能治理政事，伏恳中央委员会矜念此孤臣孽子之微衷，准予解除行政院一切职务。

　　不过，蒋经国此举仅是做做样子而已，国民党内，谁敢当真？6日清晨，国民党中常会立即举行临时会议，决定了下列事项。

　　（1）接受蒋介石遗嘱。

　　（2）对蒋经国请辞“行政院长”职务予以慰留，并“至望蒋经国同志深维古人墨经之义，勉承艰大，共竭其效死勿去之忠荩”。

　　（3）以严家淦继任“总统。”

　　同日上午，严家淦宣布就任“总统”，并宣布从4月6日起，为蒋介石服丧，为期一个月，服丧期间，下半“旗”，停止一切娱乐活动。

　　4月28日，国民党中央举行临时全会，会议内容是：

　　（1）在国民党内保留“总裁”职务，藉申对蒋介石的“哀敬与纪念”。

　　（2）推举蒋经国为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这样蒋经国迅速独揽了党政军大权。

　　蒋介石去世的消息于4月6日凌晨2时由台湾新闻机构发出。同时，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宣布自7日起，在台北国父纪念馆大厅内设置“灵堂”。台湾省各县市、乡镇、机关、部队、驻外机构亦普设“灵堂”。

　　9日，遗体又由“荣民总医院”移放于台北“国父纪念馆”任人公开瞻仰15天。

　　4月16日，当局为之举行了隆重的“奉厝”典礼——将蒋的灵枢再移至台北市以南60公里处“慈湖”之滨。

　　当时与国府保持外交关系的国家已经不多了，参加典礼的贵宾中有美国副总统洛克菲勒和南韩总理金锺泌。

　　蒋对日本的恩情说不完，日本人总觉得：

　　“因为有日本，所以才有蒋介石（蒋留学日本学军事——引者）；因为有蒋介石，所以才有战后的日本（不要战后赔款——引者）”。

　　这到底是：“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还是“涌泉之恩滴水相报”？我们没有考察。总之是日本来了几个显赫的人物，他们是佐藤荣作、岸信介和滩尾弘吉，但都已不是在朝重臣。佐藤当初的身分是：自民党总裁代表。为此，在太平洋西域，掀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波澜：中国方面对日本政府两面讨好的作风有极大的反感，认为“在此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正在交涉缔约的阶段，日本政府此举是给日后的中日友好关系予以恶劣的影响”，三木（首相）听到中国责难的声明以后，“为了不加深对中国方面的刺激”，改变了主张，认为最好是以“私人”的名义前往吊丧。结果，自民党的会议上，佐藤荣作成了自民党的“友人代表”去出席蒋介石的葬礼。所以，在他所能献的花圈上，只有他自己的名字，不加任何头衔。

　　蒋遗体经过防腐处理，身着长袍马褂的“礼服”，胸前佩戴勋章，仰卧于正厅黑色大理石浮厝之中。

　　正厅一侧的厢房，保留着生前所陈设的原貌。陈设人独具匠心，在茶风上面陈列着蒋生前用红铅笔书写的便条：

　　能屈能伸。

　　这是蒋一生中在身处逆境时多次说出的话，把这张随手写的便条选出来予以陈列，其味无穷：可进可退，可行可止，亦阴亦阳，亦柔亦刚，后人怎么理解都行，任何解释都可以无错。

　　蒋介石写得好，陈列人选得好，蒋经国“认可”得好！如果这是蒋生前最后写的几个字，后人应该感谢他，这是近乎“大彻大悟”的遗言。

　　人们可以作番比较：

　　总理弥留之际说的是：“和平奋斗救中国”。

　　总裁的最后遗书却是：“能屈能伸”。

　　4月28日，国民党中央召开临时全会，选举蒋经国任中央委员会主席和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设留“总裁”位置，以为纪念。

　　中国国民党历史上的蒋介石时代结束了。但人们对这位“总裁”的一生说三道四还只是开始。国民党的继续改造

　　蒋自改造国民党以来，对历次大会都有新的改革内容。其中心目的是服务于经济建设和发展。

　　1957年10月10日，在台北阳明山召开第八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时，正值大陆进行反右斗争；台湾则正是第一个四年计划完成的时候。蒋针对大陆反右斗争和粮食困难以及台省进行第二个四年计划建设的开始，又修改党章。重点是第四条。把“民主集权制”删除，改为“由选举产生干部，以干部健全组织，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在决议以前自由讨论，一经决议，需一致服从”；强调党内讨论和自由发言的一面，以加强“党内民主”。第五条，将“重在检讨实践以求进步”改为“以政策领导政治，以检讨促成进步，以实践取得信任”，突出实践二字的重要性，落实在以行动取得民心上。

　　政纲有三章：基本纲领；建设台湾；策进反共；“光复大陆，拯救同胞”。其中心内容是早日“反攻大陆”。

　　大会宣言中，指出三点：

　　（一）反共战争是全体“国民”的责任。

　　（二）“六大自由”：恢复工人劳动、择业的自由；农民温饱康乐的自由；人民思想、研究的自由；人民经济生活的自由；生命安全的自由；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

　　（三）反共战争可以消弭世界大战。这些自由，是针对大陆的反右斗争而来的。

　　从1952年的七大到1957年的八大，蒋介石均提出消弭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决心。这是蒋氏到台湾后的又一转变。他在逃离大陆前后，总梦想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自1952年以来，他又一次提出消弭第三次世界大战，这说明他在台湾地位已初步巩固，正努力于台岛的经济建设，准备不久的将来反攻大陆，需要一个和平环境。否则大战一起，他也不得安宁。

　　第九次代表大会召开时，正是大陆经济的困难时期，蒋为进一步加快台岛经济建设，尽快“反攻大陆”，再次修订党章，以适应当时任务和需要。1963年11月12日在台北市大直三军联合参谋大学召开，历时十一天，至22日结束。他指出要以台湾的政治、经济、社会各项制度，“以为大陆重建的示范”；加速经济建设与发展，充裕国计民生，制定长期发展经济计划；最后归结为“光复大陆”。

　　这次大会重点提出了乘大陆困难之时，积极准备消灭中共政权。其中规定了具体政策。主要是：瓦解中共武力，策动中共党政军人员“反共起义”；除中共领袖之外；一切中共人员“均不咎既往”；对边疆进行破坏；从经济上促成中共崩溃；保障台湾人民经营农、工、商业自由；非国防和独占企业，鼓励民营；从社会上促成中共崩溃；强调道德、自由、家庭、伦常、人性和学术自由，解散、反对人民公社、劳改场所，释放政治犯。

　　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69年3月29日在阳明山中华文化堂召开。这次代表大会召开时，大陆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蒋以为反攻大陆机会行将到来，就再次召开党的全会，为“反攻大陆做好各方面准备”。重点是岛内加速建设和反攻大陆两问题。

　　这次大会，蒋讲了很长的开幕词《革命历史的启示和革命责任的贯彻》，共分七大部分：“革命历史的回顾和启示”、“对匪情九大的分析”、“对世界局势演变的分析”、“党务工作的检讨与革新”、“党的本质和党的时代化的意义”、“革命事业与革命方法”、“精神一到何事不成”，提出了党的全面革新和“时代化”，但反对“现代化”，即反对“西方化”的问题，以及党的民主功能问题。

　　其具体措施是：

　　推动全面革新运动，“厚植复国建国力量”；广揽优秀青年志士，“参加党的决策”，发扬革命意志；加强对中共政治作战，以为军事反攻的前导和准备。团结“全国”军民，“共为复国建国效力”。

　　这次大会提出了全面革新的任务。不难看出，中国国民党自蒋介石逃台以后，其民主的因素不断增加，决策上一直坚持民主集权制。第十次大会上又通过让优秀的青年志士参加党的决策，更是一个飞跃的发展。青年参加决策可以增加其活力和远见。

　　其次，由于台湾土改的实施，和工农大众在其党内人数的迅速增加，地主阶级转而经营工、商业，中国国民党的性质也在改变。在台湾的中国国民党，已经基本上是中产以上阶级的政党，代表中产以上阶级的利益；但也反映全台省人民的利益，以至于工人的利益。例如增加就业率，就对工人们大有好处。由于社会上人与人的利益是互相关连在一起的，只代表一个阶级的利益的政党，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蒋所允许的国民党的“时代化”的内容主要是什么呢？概括言之，既不是仿西方的民主国家政党，也不是“以个人自由的民主主义为中心”的政党，而是“中国”的“时代化”。就是在“中国（台湾）这个圈子里“时代化”。再进一步说，就是在国家民族精神文化的主宰下，在“自己立国主义”的主宰下，执行人民大众所需要的政策和原则，以满足民众在该时代的愿望。并以“有我无敌，死中求生”的精神，领导今天的时代，开创明天的时代。而要完成“时代化”，蒋认为“必须要有一个革命民主的政党”。

　　为什么呢？蒋认为：“因为民主而不革命，断不足以适应这个大时代的变局；革命而不民主，乃是违反了人性与时代，丧失了革命的目的”，由此可知，革命民主，简言之，其革命乃为民主而革命，其民主乃为革命而奋斗；也可以说是以民主的精神，行革命的手段，所以我们坚持‘有组织的民主，有纪律的自由’”。接下去，蒋又说，自其来台对党进行改造以来，党的“民主本质”，已形成三民主义的主流。

　　“我们的党，既是一个革命民主政党，所以不但有其民主政党的民主本质，更有其革命政党的基本精神。这就是说，……本党自改造以来，就充分发挥了这种小德川流、大德敦化的民主本质，形成三民主义的主流。”

　　他又称国民党已进入“伦理、民主、科学的三民主义时代”。

　　最后他总结说：“我们在民主的本质上要扩大其时代化政党的民主功能；在革命的精神上，要发挥其时代化政党的战斗力量。”

　　因此，中国国民党自到台湾以后，不但所代表的对象有所变化，其本身的民主功能也有所增加。这是蒋介石自逃台后，思想的一个转变。他尽管未能实行民主，对他本人和国民党也绝不许批评和反对，仍以封建专制主义为其核心，但此外的“党内民主”程序则有所建设；对于言论，也给予了除中山先生和他本人与党禁区之外的自由。甚至于对《自由中国》督促政府宣传民主、自由的宗旨也表示不反对，对其批评军中设政治部，反对蒋氏连选连任，也给予了暂时的容忍。但当《自由中国》在他当选后，仍是穷追不舍，“大干蒋氏尊严”后，他就断然逮捕雷振等人，并判雷氏十年徒刑，一天不少。蒋仍然是一个君主，而且是凌驾于宪法之上的、个人独裁的绝对君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