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蒋介石全传 > 发动内战，国军溃千里 举行茶会，调整国民党
蒋介石是永远不会真正放权的，1950年3月1日“复行视事”，他总结了大陆失败的教训，排斥了元老派和“变节”者，使处于危殆中的国民党站稳了脚跟，为传位蒋经国和台湾的稳定奠定了基础。
3月6日下午4时，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于中山堂举行茶会，招待国民党籍的“立法委员”共260余人，并邀国民党中常委于右任、居正、吴忠信、吴铁城、张群、何应钦等参加。蒋介石在会上故作姿态，征询对于“行政院长”继任者人选的意见。与会者对于蒋氏的心理，当然清楚。于是，会上出现了提议由陈诚“组阁”的一边倒意见。立法委员白大成说：“由于陈诚同志过去一年治台政绩的表现，陈氏出组新阁实为适当人选。”立法委员黄健中列举了陈诚具有“行政院长”所必须具备的4项条件，即“有能、有力、有守、有容”。这次茶会的结果，令蒋介石非常高兴。同日，国民党中常会举行临时会议通过准“行政院长”阎锡山辞职，并提名陈诚为”行政院长”。蒋介石复于3月7日，以“总统”名义，将提名陈诚继任“行政院长”的咨文，送交“立法院”。咨文中对陈诚的能力和“成绩”，作了极高的评价。咨文全文为：
总统咨卅九年台统（一）字第一零一号。
中华民国卅九年三月七日。
行政院院长阎锡山呈请辞职，情词恳挚，已予照准。兹拟以陈诚继任行政院院长。陈君籍隶浙江青田，毕业保定军官学校，忠贞干练，公政勤廉，历任师军长、总指挥、总司令、司令长官、政治部长、军政部长、参谋总长、行辕主任、省政府主席等职，部署周详，绩效彰著。去岁受任东南军政长官兼台湾省政府主席，对于整军御敌，政治经济诸项设施，尤多建树，深为台省人民所爱戴。现值巩固台湾，策划反攻大陆之际，以陈君扬历中外，文武兼资，对于剿匪勘乱，夙具坚定信心，任为行政院长，必能胜任愉快。爰依宪法第五十五条第一项之规定，恳请贵院同意，以便任命。
此咨
立法院
总统蒋中正
“立法院代院长”刘文岛在接到蒋介石咨文后，遂于3月8日下午在台北中山堂大礼堂主持“立法院”临时会议，行使对“行政院长”提名的同意权。经投票，在388票中有306票赞成陈诚出任“行政院长”，获得通过。
陈诚在得悉“立法院”对其出任“行政院长”一案已予同意的消息后，对于蒋介石的信任和提拔深表感激，并决心遵照蒋介石意旨，效忠蒋氏。他在其官邸向记者发表谈话说：“诚此次蒙总统提名，立法院同意，受命出任行政院院长，当此国家艰危之际，不胜临深履薄之惧。台湾为国家存亡世界安危所系，其地位之重要，无待赘述。今后一切措施，当恪遵国父遗教，以台湾为三民主义实验区。遵照总统训示，巩固台湾及其他反共基地，以确保全体民众生命财产之安全，并积极作反攻大陆之准备。同时，根据民众需要，贯彻‘人民至上，民生第一’之主张。并依据宪法规定，实行民主政治，团结一切反共力量，以消灭卖国殃民之共匪，抵抗对我侵略之苏俄。尤其国际间反共民主国家之联系合作，当本自助助人之精神，而力求加强。”陈诚在匆匆结束了向记者发表的讲话以后，于6时半，驱车赶赴蒋介石官邸，向这位授予他“行政院长”大权的领导者致敬。
经过5天的紧张筹划，陈诚新“阁”的班底于3月12日得到蒋介石“总统”的批准。陈诚呈蒋批示的名单共两件，一件为全体“阁员”名单，一件为请准任命黄少谷为行政院秘书长、陈良为主计长。蒋介石于此二件呈文上均批示“照准”、“中正”字样。陈诚“内阁”的“阁员”如下：“行政院副院长”张厉生；“内政部长”余井塘；“外交部长”叶公超；“国防部长”俞大维；“财政部长”严家淦；“教育部长”程天放；“司法行政部长”林彬；“经济部长”郑道儒；“交通部长”贺衷寒；“行政院秘书长”黄少谷；“行政院政务委员”除前列“部长”、“秘书长”外，尚有吴国桢、王师曾、杨毓滋、田炯锦、蔡培火、黄季陆、董文倚。
蒋介石按照惯例，于14日晚，在草山官邸设宴招待即将卸任的“行政院长”阎锡山，以示安慰。出席宴会的还有“行政院副院长”朱家骅、“秘书长”贾景德、“副秘书长”倪炯声。
在蒋介石一手导演下，新旧“内阁”于15日交接。阎锡山双手将黄色锦缎包扎的“院篆”，亲交陈诚。阎氏表示：“锡山出任行政院长，九月于兹，回忆在此期间未能扭转时局，惭愧实深！”“相信新阁为极健全有力的内阁，不只是能益国，而且能补锡山任中不逮之过。”陈诚继之起立致词，称：“本人此次奉命出长政院，本赖总统指示及各方面之鼓励，乃决心担起这个任务。”“阎院长九个月来所遭遇的艰苦，众所周知，其反共剿匪之决心，更足使吾人钦佩。本人学问能力，俱感不足，尚望诸位多多指教和协助，并盼本院同仁一致努力。”
对于蒋介石来说，既然已经组建了得力的“内阁”，7个月前设置的“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当属多余。时至今日，“国家”、东南区和台湾省，实际已成一体。于是，蒋介石于3月15日下令：
（一）东南军政长官公署着即撤销，其政务部门归行政院接管，军事部门归国防部接管。
（二）该署军事人员，着编并于国防部，并限三月底以前编并完毕。
（三）该署所辖军事机关、部队、学校，着按国防机构组织系统表分别改隶调整。此令。
陈诚亦从此结束东南军政长官之任职，而专心致力于“行政院长”之供职。他根据蒋介石所定“恢复中华民国，解救大陆同胞”的“复职使命”，循其精神确定“政府当前任务”为：“竭尽一切力量，确保以台湾为中心的基地，准备反攻大陆；而外交内政的一切措施，皆以达成这一中心任务为目的。”陈诚“内阁”以忠诚和顺从于蒋介石而闻名。
对于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失败，蒋介石认识到，“勘乱失败的最后一步，还是在党的失败，而党的失败主因，是在三民主义信仰上的动摇。”惟其如此，他在向国民党“七全大会”所作的政治报告中说：“我从下野到复职的这一期间，经过了深长的考虑，最后决定一定要改造本党，认为这是改革政治和改造风气的动力。”
早在1949年7月18日，那时国民党政权还占据着大陆南方和西北部“半壁江山”，蒋介石便在广州国民党中常会第204次会议上提出了《本党改造案》，并将全案颁发各地党部，组织讨论。9月20日，蒋复于重庆发表《告全党同志书》，阐述国民党改造的意义，提出今后的“革命方针”，号召全体党员研讨改造方案，以求实现“新组织、新纲领、新风气”。后来，随着整个大陆的解放，不仅国民党改造工作未能进行，即连原经国民党中常会通过的《本党改造案》也需重新修订。1950年1月，蒋介石在回顾筹备改造工作时说：“中正又约集中央同志若干人，就原案和各级党部及各地同志提出的意见，综合研究，另订方案，作为审订全案的参考。”在蒋介石直接领导下，研拟改造方案的主要参与者，有张其昀、谷正纲、蒋经国等人。
在酝酿国民党改造的过程中，蒋介石成功地争取了在台中央执、监委的支持。7月中旬在台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111人、中央监察委员65人、候补中执委25人、候补中监委14人、共计215人，联名上书蒋介石，要求其“断然决策，彻底改造本党”，表示“全体同志仅当一致服从，率循努力”。中央常会更推出居正、于右任、邹鲁三位元老，向蒋进言，“党的改造为当今根本之图”。这一舆论的制造，使国民党改造方案的正式出台，具备了必要的条件。
7月22日，经过半年的紧张准备，在蒋介石亲自主持下拟订的《本党改造纲要》及《本党改造之措施及其程序》，经国民党中常会临时会议讨论通过。《纲要》规定：“原有本党党员，对于党的主义、政纲、政策真诚信仰，并愿为党继续工作者，仍准保持党籍。”“本党为淘汰腐恶分子，加强革命阵容，原有本党党员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应予彻底整肃：
（一）有叛国通敌之行为者；
（二）有跨党变节之行为者；
（三）有毁纪反党之行为者；
（四）有贪污渎职之行为者；
（五）生活腐化，劣迹显著者；
（六）放弃职守，不负责任者；
（七）信仰动摇，工作弛废者；
（八）作不正当经营，以牟取暴利为目的者。”党的制裁为：“
（一）警告；
（二）停止党籍；
（三）开除党籍；
（四）集体违犯党纪者，解散其组织。”党的改造的主要措施为：
1，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暨中央监察委员会，均停止行使职权。
2，成立中央改造委员会，行使中央执行委员会及中央监察委员会之职权。中央改造委员会名额为15人至25人，由总裁挑选。
3，中央改造委员会下设各种工作部门或委员会，其人员由总裁遴选之。
4，设中央评议委员会若干人，对党的改造负督导与监察之责，由总裁聘任之。
5，台湾省各级党部及海外各级党部之执行委员会、监察委员会与特别党部工作人员，暂均照常工作，承中央改造委员会之命，进行党的改造。党的改造之主要程序有：宣布中央评议委员及中央改造委员名单；中央改造委员会宣布成立；中央改造委员会接管中执会、中监会及中执会所经营的事业机构；中央改造委员会订颁原有党员整肃办法及征求新党员办法；中央改造委员会订颁各省市及海外党务改造程序，成立各级改造委员会；完成县区级党部改造工作，成立县区党部，并次第成立省市级党部；召开全国代表大会。
在整个改造方案中，以中央改造委员会代行中执会、中监会的职权，乃是一项关键性的决策。剥夺中央执、监委的权力，非同小可。但是，蒋介石说：鉴于“党的信誉之失坠”。“党的失败之惨痛”，“详审本党当前环境，默察革命客观情势，深觉六届中委如不停止行使职权，则今日党的改造，不能发挥其政治革命性的效能，亦即本党今后将无以负荷革命的责任”。他坦率地承认：“在实施本党改造方案的时候，我乃不顾一切反对，排除万难，这是毅然决然地替国民革命打开了一条生路。”
7月26日，蒋介石宣布了16名中央改造委员名单和25名中央评议委员名单。由蒋介石精心挑选的中央改造委员是：陈诚、张其昀、张道藩、谷正纲、郑彦棻、陈雪屏、胡健中、袁守谦、崔书琴、谷凤翔、曾虚白、蒋经国、萧自诚、沈昌焕、郭澄、连震东。蒋经国踏进这个“事权集中”的“太上内阁”，对于他个人、对于蒋介石、对于国民党来说，都意味深长。从国民党耆宿中产生的评议委员为：吴敬恒、居正、于右任、钮永建、丁惟汾、邹鲁、王宠惠、阎锡山、吴忠信、张群、李文范、吴铁城、何应钦、白崇禧、陈济棠、马超俊、陈果夫、朱家骅、张厉生、刘健群、王世杰、董显光、吴国桢、章嘉、张默君。
中央改造委员会于8月5日正式成立，16名委员由蒋介石亲自盟誓，举行了宣誓仪式。蒋介石在改造委员宣誓后，宣读了孙中山1924年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词全文，并致训说：
回忆自民十三年迄今，已历二十五年，在此期间，不知牺牲了多少的军民和革命同志，然而我们的革命事，今天却遭遇了空前的失败。我个人固然要负很大的责任，现在痛定思痛，为亡羊补牢，希望大家今后依照总理的训示，就是牺牲个人的自由和贡献个人的能力，然后才能有自由有能力担负起革命的大事业，才能改造国家。时至今日，全党同志必须团结一致，同心合作，彻底改造本党，达成反共抗俄的任务。
在是日举行的改造委员会首次会议上，通过了《中央改造委员会组织大纲》；经蒋介石提名，由张其昀任中央改造委员会秘书长。张氏以其诚恳、勤劳而深得蒋之信任，犹如昔日陈布雷之获蒋信任。该委员会下设党组，分由陈雪屏、谷正纲、郑彦英、曾虚白、袁守谦、唐纵、郭澄任主任；其纪律、干部训练、财务、设计及党支史料编纂委员会，分由李文范、蒋经国、俞鸿钧、陶希圣、罗家伦任主任委员。
蒋介石于8月14日，主持了新成立的中央改造委员会首次联合扩大纪念周，并在会上作了《本党今后努力的方针》的重要讲话。蒋介石在这篇讲话中，着重阐明了国民党的组织方针和作风，他特别强调了党和民众的关系，指出：国民党“要成为民众自己的组织”，“党要集中民众的意见以为主张，综合民众的要求以为政策”，“要痛改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作风”。他从三个方面论述了党的思想路线：一是自由与纪律的问题，强调党员应“为整个国家、全体人民的自由，而牺牲个人的自由，遵守党的纪律，执行党的决议。”二是斗争与合作的问题，提出“一定要肃清阶级斗争的思想”，“依据大多数民众共同的利益，平衡各阶级、各职业的个别利益，促进其互助合作。”三是科学与道德的问题，主张“一定要维护民族历史文化，发扬以仁爱为中心的伦理和国民道德。”
由蒋介石亲自主持制定的纲领性文件《本党现阶段政治主张》，于8月31日在中央改造委员会会议上获得通过。他在这一文件中，表明了国民党反共和改造的决心。他说：“我们自承本党过去的缺失，我们也自信，此后反共抗俄的重任，必须由本党肩负起来。”“我们誓死达成这神圣的任务，赎回以前的罪愆。所以我们痛下决心，做这一次党的改造。”文件中提出了国民党现阶段的下列各项政治主张：第一，“坚持反共抗俄战争，恢复我中华民国领土主权的完整”；第二，“实行民生主义的经济措施”；第三，“完成三民主义的民主政体”；同时，“在反攻收复时期，对于奸匪的元凶首恶，残暴的重要匪干，以及为虎作伥的无耻败类，决不宽赦；对于一般匪党分子，许他们带罪立功，对于胁从民众，概予宽宥”。
9月29日，中央改造委员会通过《党员归队实施办法》，旋即在全台掀起“党员归队”热潮。通过“党员归队”，一方面将因战乱而脱离国民党组织的党员重新纳入组织，一方面藉以清除贪污腐化、“动摇”、“变节”分子。党员办理登记的时间规定在20日以内，不得延展；主办党部在登记结束后15日内，应将报到党员完全纳入组织；党员接到通知后10日内，若有尚未参加组织者，应受党纪处分。与此同时，10月1日中央改造委员会通过《中国国民党省改造委员会组织章程》及《县（市）改造委员会章程》；20日，国民党台湾省改造委员会组成。台省各地方党部国民党改造工作迅速展开。在党员登记和“整肃”的过程中，一批老资格的国民党员宋庆龄、颜惠庆、邵力子、张治中、傅作义等，因留在大陆参加新中国的建设，而被开除党籍。
由蒋介石一手发动和组织的国民党改造工作，前后共经过2年时间，至1952年10月召开国民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方告完成。10月9日，即“七全大会”召开的前夕，在蒋介石亲自主持下，举行了中央改造委员会的最后一次会议——第420次会议。会议宣告了改造委员会工作的结束。蒋介石在大会“开幕词”中正式向全党宣布，“今日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集会之时，就是改造工作的结束”；并认为，“这回改造的成就，真是本党起死回生的辛酸历史最重要的一页”。是年11月1日，中央改造委员会与新选出的第七届中央委员会举行了交接仪式。中央评议委员王宠惠负责监交并致词，称中央改造委员会共经开会420次之多，“以新的精神，新的气魄，获得了党的新生”。旋由谷正纲代表中央改造委员会将印信移交给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秘书长张其昀。
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改造，并没有使国民党在性质上发生什么变化，但却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改革和整顿的作用，使处于危殆中的国民党，通过调整人事、重新分配权力，以及整顿作风，稳住了阵脚。国民党的稳定对于台湾的政治、军事、经济，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丢失大陆、退据台岛一隅，对于蒋介石来说，当然是件十分痛苦的事情。自1927年成立南京国民政府以来，他一直是疆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大陆的最高统治者，而今却只能面对茫茫的大海，哀叹在大陆“已看不见青天白日光明灿烂的国旗”。他不甘心就此失败。从他退守台湾的第一天起，在其言谈和文章中，就开始增加了一条新的政治口号：“光复大陆。”
1950年元旦，蒋介石以“在野”的国民党总裁身份，发表了一个《告全国军民同胞书》，呼吁“全国同胞”、“救国复国”、“反共抗俄”，要求大陆同胞“接应”“国军的反攻”，台湾同胞“努力生产，增加反攻的力量”。他赌咒发誓，表明了自己反攻大陆的顽固决心。蒋介石说：
今天是三十九年元旦的令节，又是中华民国开国的光荣纪念日，中正谨在我全国同胞的面前，重申誓约，只要俄国共产侵略主义者在我们中国占有一寸的土地，我一息尚存，必不中止反侵略、反集权的奋斗。我竭诚号召我国同胞，团结一致，万众一心，与共产国际奋斗到底。深信上帝必护佑我为独立、自由而战的军民同胞，终能战胜黑暗的暴力，争取光荣的最后胜利，完成我们反共抗俄，救国保种的神圣使命。
时隔1个半月，蒋介石又利用春节的机会，专门发表了一个告大陆同胞书。在这一文件中，他完全不顾新中国人民以空前热情，积极支前，建设新生活的事实，梦呓般地说：“希望你们坚强地站立起来，绝对不同共匪合作，个别的或有组织的，去参加游击队，使共匪要人无人，要钱无钱，要粮无粮，使他们在你们有组织的封锁，与积极的反抗下，加速地崩溃灭亡，以迎接我们光明的日子，和我们革命的胜利。”
蒋介石在鼓吹“反攻大陆”的同时，还自欺欺人地不断地提出和修正其反攻的具体日程表。1950年春，他提出：“一年准备，二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如此算来，反攻的准备应在1950年至1951年间完成，并于1951年至1952年问发动反攻。然而，自提出这个日程表后，原为国民党军控制的海南岛和舟山群岛又相继被解放，到了1952年6月，蒋介石宣布的这一年的“总目标”，仍为要“继续以全力推行总动员运动，完成反攻大陆的一切准备”，并没有开始“反攻”的行动。按照最初的估计，最迟应当在1955年春天，最后完成反攻“大业”；可是，伴随1955年的到来而降临的是，1月江山岛被解放，2月国民党军自大陈岛撤退。形势的发展，恰恰与“反攻”的要求背道而驰。是年11月，蒋介石不得不全面修正5年前所提出的“反攻”日程表。他说：“……反攻复国的使命，自今天算起，政府确信多则七年，少则五年以内，必定可以完全达成这一任务。”往后的事实证明，不仅1962年没有实现“反攻”，即使到1975年蒋介石去世，也没有能从台湾向大陆移动一步。或许，蒋介石可以用“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一语来聊以自慰吧。但是，人们还是要问他，为何原定的5年反攻计划没有能实现呢？蒋介石并不避讳，正面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自1950年夏季以来，由于苏联大事装备中共陆军部队，并积极建立其海、空军，尤其空军方面，中共部队“飞机数量与质量，竟超过我方数倍以上”，“这是当时意料所不及的”；“如此形势，我们如照原来计划，仍旧冒险反攻，则不啻为孤注之一掷。”此语虽属实话，但以“敌人”力量的增强作为不反攻的理由，岂不令人泄气！
蒋介石在国民党的中央全会上宣称：“我们今日惟一的目的，就是反攻大陆。”何时反攻，或称何日可以完成反攻？时间表已作如上修正。如何反攻？蒋介石设想了三种或者说四种方式。他说：
我想我们反攻，总不出以下三个方式：
第一，是迫不及待，不问美国同意与否，我们自动地单独地来反攻大陆。
第二，是等到世界大战开始，与美国并肩作战。
第三，是在获得美国的赞助与支援之下，对大陆发动反攻。
他认为除开以上三种方式以外，还有一种反攻的方式，就是我们应该加强对大陆人民的心理作战，和发展游击战争，造成大陆革命的形势，使大陆同胞在精神上、在心理上，消极的、积极的，到处对匪展开战斗。
按照蒋介石的分析，在以上几种反攻方式中，不得到美国的同意单独反攻，是“孤注一掷”的做法，不到万不得已时不能作此“冒险”；等待世界大战爆发后再行反攻，虽较为有利；但“寄望于渺不可期的世界大战”，未免被动；只有在获得美国的赞助与支援下，实施反攻，方为“策之上者”；至于通过心战，不断扩大中共内部的“危机”，那当然是“里应外合”作战方式的一个有效手段。
为了加强“心战”，蒋介石在1957年“双十节”发表的《文告》中，提出了“反共复国的六条共同行动目标和三项保证”。六大目标是：1，劳动就业自由，废除“奴工”与“集中营”；2，温饱康乐自由，废除合作社、集体农场、粮食配给“暴政”；3，思想研究自由，根绝“洗脑筋”；4，经济生活自由，取消统购统派与公私合营；5，生命安全自由，发扬民族精神，保证言论、集会、结社、出版之自由。三项保证是：1，凡脱离共军来归官兵一律一视同仁，论功行赏；2，凡参加反共工作的各政治集团、民间组织一律享有平等合法权利；3，凡参加中共组织者，除“元凶”外，一律予以赦免。
蒋介石还异想天开地设立专门机构，来设计反攻“成功”后的大陆“重建”工作。
1951年1月16日成立了“行政院设计委员会”，由“行政院长”陈诚兼任“主任委员”，专司设计反攻大陆后的各项“建设”方案。蒋介石亲自出席了“行政院设计委员会”成立大会，并作训话。他指出：“在反共抗俄的今日，筹划将来建国大业的设计工作，比抗战时期筹划战后复员的工作困难得多。”他要求以孙中山的实业计划和他自己写的《中国之命运》作为“张本”，并指出“设计委员会”工作的重点：“一为收复后一般青年学生如何重新教育，二为经济金融如何稳定，三为粮食土地如何调查改革。”这个隶属于“行政院”的设计委员会，在陈诚的主持下，依据蒋介石提出的要求，在以后3年多的时间里，设计出了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各种“复国”方案。
1954年3月，陈诚“当选”为“副总统”，并辞去“行政院长”职。陈诚地位的这一变化，当然使他不好再兼任隶属于“行政院”的“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但是，“反攻复国”的设计重任，又非陈莫属。于是，蒋介石将原“行政院设计委员会”改组为隶属于“总统府”的“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由“副总统”陈诚兼任这一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委员由“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和原“行政院设计委员会委员”组成，共1883人。7月16日，蒋介石将担任“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聘书，颁发给陈诚。11月1日，蒋介石出席该委员会的成立大会，指出：“我们一方面要设计光复大陆，一方面不要忘记巩固台湾。这是多年来，我全国军民奉行的最高国策，今后依然是本会的工作重心。”此后，该会每半年开大会一次，“设计”了数以千计的“重建国家”方案。只可惜，这些方案不是建立在和平统一祖国的基点上，而是以“反攻大陆”、推翻人民政权为基点。因此，它们永远只能是纸上谈兵。它们只是“一厢情愿”的产物，在现实生活中，当然是行不通的。
台湾蒋氏政权的生存依靠国际环境，其中尤以美国的态度为最重要。蒋介石知道如果美国将他抛弃，他不但“反攻大陆”无望，台湾也将处于危险境地。为了拉美国人“下水”，替他“反攻大陆”“埋单”，极力怂恿美国进攻大陆，挑起世界大战。但美国虽然出于对台湾战略地位的重视，表示愿意对台湾尽“义务”，却并不支持台湾任何意义的“挑衅”，蒋介石虽然拉美国“下了水”，可对于“深水区”，美国是坚决不愿意踏进的。
美国是蒋介石的后台老板。多年来，美国给予蒋介石大量的政治和经济援助，尤其是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中，美国更是从全球战略利益考虑，把蒋介石作为其在中国的代理人。但是，到了解放战争的尾声，美国的对华政策却发生了微妙变化，美国人开始试图从中国的内战中脱身。因为，美国人对中国的局势是清楚的，他们可不愿将政治和经济资本投入到蒋介石政权这艘“沉船”上，美国人要同他拉开距离，等待所谓的“尘埃落定”。
美国人从支持蒋介石发动内战，到等待“尘埃落定”的政策，这一转变经历了一个过程。
抗战结束后，美国人给予国民党大量支持，大约有20亿美元，还将其在太平洋上的过剩军舰，无偿拨给了蒋介石。但使美国人纳闷的是，蒋介石从美国手中获得了源源不断的美元和先进武器，为什么还不敌小米加步枪的共产党？
最后，他们将其失败的原因归结为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的贪污腐化和无能，他们用金钱催生出了一群寄生虫。美国确信如果要挽救国民党，避免其被共产党击败，必须将以蒋介石为首的“贪污腐化的一伙”赶下台，另选比较有作为的人上台取代蒋。这样，便出现了1948年美国支持李宗仁竞选副总统的一幕。
由于杜鲁门对蒋介石的不友好态度，蒋介石一直希望杜在担任一届总统之后下台，结果在这个问题上，蒋介石又下错了赌注。1948年在美国也是大选年，从选举一开始，民意测验的结果就对杜鲁门大为不利，以后杜鲁门虽竭尽全力，但仍不能摆脱不利的局面，共和党候选人杜威的民意测验得分远远超过杜鲁门。
杜威如果获胜，就意味着美国政府不仅不会像杜鲁门那样设法赶他下台，反而会坚决支持他。加上看到杜威胜利在望，蒋介石便毫无顾忌地以杜鲁门之道，还治杜鲁门之身，支持共和党候选人杜威当选。他先是特命中国驻美大使顾维钧向杜威授特种“吉星勋章”，并命当时在美国的孔祥熙、孔令杰父子大肆活动，为杜威拉选票。
结果杜鲁门继续当选，蒋介石的希望破灭，还使杜鲁门非常恼火。
因此，美国政府对蒋介石是十分看不起，内阁很多成员称其为“花生米”。
1949年前后，美国对蒋介石政权可以说毫无好感，相反他们却期望能够同新中国发展关系。2月初，艾奇逊在与国会议员的一次谈话中尖锐地指出：“不管有没有军事指导，再多的援助，也不能拯救国民党政权。”中国对美国“只是一个烂泥坑，而不是进攻的跳板”。艾奇逊的谈话被美国各大报刊以醒目的大标题登载，转而传遍欧洲、亚洲舆论界，人们谓之“等待尘埃落定”说。杜鲁门政府现在已经不需遮掩对蒋介石政府的厌恶和绝望，艾奇逊的谈话是公开表明要与蒋介石国民党这艘“沉船”拉开距离。新中国成立之后，住在南京的美国大使司徒雷登，迟迟不愿意走，就是以此试探新中国的态度。
但美国的对华政策还要受国际因素的制约，这不是对蒋介石个人的讨厌感情所能解决的。二战结束后，在全球范围内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形成对峙状态，国际关系进入“冷战”时期，苏联上升为美国的头号敌人，世界也由此构成两极对立的格局。此时，正值美国在国际上全面推行其“遏制”政策的时期，冷战的格局使华盛顿形成了一种强烈的“战后不安全感”。美国人当然知道中国的分量，绝对不是一般小国可以比，他们想方设法避免中国与苏联结成同盟，在这个目的达不到的情况下，台湾将是他们不得不考虑的选择。实质上，是否拉一把漂落孤岛的蒋介石，美国一直处于犹豫之中，因为，蒋介石的生死虽无关紧要，而台湾的“失陷”将直接关系到它在亚洲的战略利益。
一旦失去台湾，美国在亚洲的战略地位就会下降，甚至有被驱除出亚洲的危险，这是美国绝对不能容忍的。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杜鲁门政府重新卷入中国事务，从而也“挽救”了蒋介石政权。
朝鲜战争爆发，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这使台湾在美国外交天平上的地位增加。确保台湾“安全”成为美国亚洲政策的基础。
为了保证台湾“安全”，美国第七舰队从菲律宾向北移动，以阻止人民解放军进攻台湾。同时劝阻国民党当局不要采取任何针对大陆的行动。第七舰队是美国海军四大主力舰队之一，与第三舰队同属美国太平洋舰队。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是对中国统一的阻挠和对中国革命事业的粗暴干涉。新中国成立后即确定的解放台湾的方针，因为美国第七舰队的重新部署和对台湾问题的武装干涉，而不得不搁置起来，从而使中国统一的日程表无限期地向后推移。美国派遣第七舰队干涉台湾这个严重侵害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行径，使得中国和美国这两个本来就没有外交关系的大国，无可挽回地走上对峙的道路。
有了美国人撑腰，蒋介石腰板硬了许多。但蒋介石根本不满足“安全”问题。他认为，一旦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就能够重新回到大陆，再次建立他的独裁政权。但仅仅依靠他自身的力量，还远远不够，只有将美国“拖下水”，让美国担任进攻大陆的急先锋，他返回大陆的计划才能成功。
为了将美国“拉下水”，蒋介石在朝鲜战争爆发后，表现得非常积极，先后三次要求出兵半岛。
在朝鲜战争爆发的当天晚上，蒋介石收到南朝鲜总统李承晚发来的求援急电。他随即回电声援，并表示将采取有效措施予以援助。紧接着，蒋介石在阳明山“总统官邸”召开紧急军政会议。陈诚、王世杰、谷正纲、黄少谷、何应钦、周至柔、孙立人、蒋经国等人应召而至，研究局势变化及对策。会议决定：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地区从6月26日零时起，全面进入紧急备战状态，实行宵禁，停止“三军”官兵的休假和外宿，大肆进行反共宣传，叫嚣“打回老家”、“勘平共匪”。
6月26日晨，李承晚再次急电蒋介石请求支援。蒋介石立即召开党政军要员会议，研究出兵问题。
经过4个多小时的争论，蒋介石发言说：“国民党之所以痛失大陆，就在于不敢痛下决心，不敢冒险。今日党国已无路可退，惟有拼死一搏，方可收复河山。诸公勿需再议。中正决心已下，定得参战。”蒋介石一表态，一帮反对的将官顿时噤若寒蝉，纷纷表示：“一旦校长立下决心，学生万死不辞，甘为党国舍身成仁。”于是通过了出兵朝鲜的决议。
6月27日，国民党“陆军总司令”孙立人奉蒋介石之命对国民党军队五十二军人员进行调整充实。6月28日，台湾派顾维钧、胡适到白宫会见杜鲁门。他们面交了蒋介石6月26日向杜鲁门建议派五十二军驰援南朝鲜的电报副本，以示台湾方面的诚意。杜鲁门表情愉悦，胡适将此情报告蒋介石，蒋介石也大为振奋，以为参战在望了。
但美国政府内部在接受还是拒绝蒋介石援助南朝鲜的问题上意见分歧。杜鲁门认为可以接受。但美国军事将领向来看不起蒋介石的军队，事实也确实如此。三军参谋长们认为，蒋介石所提供的3万人“尽管他们说是他的最精锐部队，却很少现代化装备，根本不可能打仗，即使出兵也只是象征性”。杜鲁门总统从倾向同意变得一下子犹豫起来。
美国政府不敢贸然接受蒋介石的出兵要求，也由于英国的反对。1950年1月6日，中英两国建立外交关系，英国政府同时宣布撤销其对国民党集团的外交承认。英国一再向美国表示，不能和台湾军队并肩作战，因为一旦这样，刚建立的中英关系势必受到损害。
1950年10月1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金日成的要求和朝鲜局势，决定出兵援朝。8日，毛泽东任命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揭开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争的序幕。蒋介石见中国共产党派军队进入朝鲜，即于11月份再次向美国提出出兵助韩，美国再一次拒绝了蒋介石。
当朝鲜战场在激战正酣之际，蒋介石于1952年2月第三次向美国提出出兵朝鲜。但美国政府越来越意识到：蒋介石的惟一希望在于挑起美国和中共之间的大战，而在朝鲜战场上，美国和中国都想把战争控制在一定规模内，因此不能让台湾通过出兵朝鲜来达到他的企图。
艾奇逊曾清晰地道出了蒋介石的用心：蒋介石知道，单凭自己实力，绝不可能打回大陆，而我国政府一旦答应其请求，朝鲜战争就有可能演变成美中战争，到那时，美国除了死心塌地帮蒋介石打垮共产党中国外，别无选择。可这场战争，一切成果归国民党政府，但一切负担只能由我国负担。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对我国利益会带来极大的损害。
可见，蒋介石的小算盘精明，但有人比他算得更精明，也许到这个时候，蒋介石才真正明白曾国藩所说的一句话：关键时候，只有靠自己才能站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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