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此，张学良已下定决心扣蒋了。
张学良于10日到华清池见蒋，报告在灞桥对学生的讲话和学生请愿情况。蒋却对张责备说：“一人绝不能做两方面代表而站在中间。所谓信仰领袖，应如此乎？”同日蒋又写下一则日记曰：“对张学良说话，不可太重。张学良为人大事精明，而心志不定，可悲也。”蒋似乎也感到张学良有可能因他咄咄逼人而生变，因而应注意分寸。但总是未曾预卜到事变终会发生。
10日晚，张学良对其幕僚应德田说：“委员长太差了，竟要对爱国学生开枪，昨晚我把学生的请愿内容向他报告，他不但不接受，反而说我不站在他的立场上说话，不代表政府，而代表学生，失掉了国家大员的身份。我尽了最大的努力，他坚持错误到底了，非强制不能扭转。”
应问：“那么，我们怎么办呢？”
张答：“我们逼他，把他抓起来，逼他抗日。”这一手，蒋介石无论如何也没想到。应接着又问：“抓起来逼他抗日，他答应了又怎么办呢？”
张又答曰：“他答应了，仍拥护他作领袖，联共抗日；不答应对他不利，他不能不答应啊！”应说：“即使他答应了，他以后对副司令还能信任吗？对副司令能不想法报复吗？这件事要考虑周全。”张说：“对个人不能想得太多，只要他答应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我们总会有办法的。现在这样，他逼我们“剿共”，我们简直没办法。我们还能再和共产党打仗吗？”
这时应德田还和张学良谈到杨虎城。张告诉他，半年以来，他们已推心置腹，无话不讲了，说杨虎城和他完全一致，“什么都可以合作了。”这样，张、杨两人便最后决定临潼捉蒋。
11日清晨，张学良政训处副处长黎天才到临潼见蒋，又受蒋申斥一顿。蒋自己说：“黎谈话时，对剿匪方针表示怀疑，与汉卿昨日所言者，如出一辙，知其受毒已深，痛切戒斥之。”所申斥的内客，据黎自己回忆，是：“西安已成红城，政工人员所司何事，闹到这种地步？”上午，张学良又带白凤翔和刘桂五到临潼见蒋，目的是令白和刘认清路径，但对蒋则说派二人到热河去发动敌后游击战，向蒋请训。白当时任骑兵师长，刘任白之团长，极忠于张学良。去前已把捉蒋计划告诉了他两人，叫他两人在华清池认清路径，以便直入蒋室，将蒋抓住，但决不许伤害蒋。下午3时许，张学良又打电报调刘多荃一○五师第二旅旅长唐君尧自平凉到西安。唐乘张学良波音专机于5时抵西安，等学良约四个小时。旋奉张命率孙铭九特务团具体负责兵谏之事。他为此向他的老婆撒了一个谎，说是今晚要陪师长等打一夜的牌，原因是师长输了钱，不许走，没有办法。张的卫队一营则于灞桥配合行动。
杨虎城负责城内任务。主要是解除省公安局、宪兵第二团和北门火车站上过往的蒋军，扣押飞机场蒋方飞机，拘留西京招待所蒋介石的军政要员。为此张、杨请蒋之军政大员到新城大楼赴宴。
蒋介石于11日晚召张学良到华清池赴宴，蒋观张行色匆遽，心甚疑之，并记日记曰：“余思汉卿今日形态之奇异，但终不明其故”，并“嘱以行辕警卫加严”。遂决计次日离开西安（但没有来得及）。
11时，张学良将黎天才、第四处处长卢广绩、办公厅副主任洪钫和应德田叫到张学良住处金家巷楼下客厅，对他们宣布立即捉蒋。在宣布之前简单地讲述了时局和蒋之不抵抗政策的错误，说明只有联共抗日，才能救国。“11月在洛阳，最近在临潼，我屡次向委员长陈说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必要，要求他改变政策，做领导全国抗日的领袖，他非但不予考虑，反而表示要将错误坚持到底，对日投降，对内剿共。现在，他竟然还要硬逼我们打内战，彻底打内战；不听他的，他就要把我们调离西北而后加以消灭。我们怎么能听任他的摆布呢？我已经和杨主任商定，实行兵谏，把他抓起来，现在就开始行动，我们一起到新城去。”以新城大楼为指挥部。由缪征流于公馆坐镇。
张到新城大楼后，就与杨虎城一起指挥捉蒋军事行动。同时叫黎天才、卢广绩、高崇长、洪钫、应德田起草八项主张的宣言稿。最后由黎天才将稿拟出，等待十二日捉蒋后，立即发出。
唐君尧、孙铭九、刘桂五等人于12月12日凌晨2时许率部亲到临潼指挥。晨5时，孙铭九率卫队营副商亚东、张万山和连长王协一及卫士五十名冲进华清池。蒋的卫队立即进行抵抗。蒋此时正穿睡衣作床上运动。闻枪声急令人打探。蒋初认为是红军煽动东北军一部所为，非张学良有计划行动。便决定先逃到后山，暂避一时，以图躲过，由侍卫官竺培基、施文彪二人扶着从后门逃走。但后门正锁着，一时无暇开锁，便只好跳墙。翻过墙后，不巧正坠入深沟，蒋摔坏腰椎，疼痛难行，勉强走到一个小庙前，由蒋孝镇背着登山东行，经半小时，攀上东麓山顶，择一平坦地稍事休息。蒋不慎，失足陷入一洞穴，才可容身，又杂草丛生，蒋就趁势躺下，正好藏以观变。此处现修建了兵谏亭，游人如流，颇为拥挤。
孙铭九的冲击，并不顺利，刚到头道门就被蒋的卫队发现，开始枪战，二道门蒋的卫队更早有准备，组织火力网阻击。孙见势不妙，就分兵两路，一路由连长王协一率领，包围禹王庙，将宪兵缴械；一路由孙自己带领强冲击二道门。待冲过二道门进入蒋的卧室时，蒋已逃走。孙见蒋的假牙未带走，被窝仍然温暖，知蒋尚未逃远，急命卫队四处搜寻，未见踪影。这时唐君尧也已赶到蒋的住处。唐在蒋的卧室里发现两封电报，一份是张群打来的，大意是：“欧洲多事，英美无暇东顾。”第二封是对宋哲元的态度尚不清楚。还有一份假想的未来抗战的战斗序列，共分成七个方面军。唐便用电话告知张学良、杨虎城。张、杨听到后，也都十分着急和不安。当张、杨了解到以上室内情况和蒋的汽车未动时，断定蒋未自杀，是逃走了，但也逃不远，一定是翻墙逃到山中去了，便立即命令唐赶快搜山。
首先在山腰上捉到蒋介石的侄子蒋孝镇，孙铭九用枪逼问他：“委员长在哪儿？”蒋孝镇吓得回头向东望一望。8时许，卫队班长陈思孝搜到蒋藏身之洞，有人要向洞开枪，陈制止之。此时蒋怕开枪，乃大声说：我就是蒋委员长。并说：如你把我当俘虏，可把我枪杀，但不得稍加侮辱。陈即大喊一声：“报告团长，委员长在这儿啊！”孙铭九跑过去一看，只见蒋介石上身穿一件古铜色的绸袍，下穿一条白色睡裤，面色苍白，冻得发抖，正从一个山洞里钻出来。蒋于《西安半月记》中则说孙铭九曾向他“跪而泣，连言请委员长下山”。
这时，唐走到蒋近前立正行礼，甚是恭肃。并报告说：“报告蒋委员长！千万不要难过，这次东北军不是闹兵变，也不是暴动或赤化，主要是张副司令要请委员长到西安去主持抗战大计！”蒋介石于大石旁见唐对他执礼甚恭，不由得向唐凝视一阵，接着就轻声问了一句：“你是谁？”唐立即答出番号和名字。蒋氏听罢，一面点头，一面沉思。
唐见蒋冻得发抖，立即请蒋下山。蒋听罢，望了唐一眼，便慢慢地点了一下头，并声音微弱地说了一声“好”！已不见当日威仪了。唐便挽扶着蒋绕道华清池墙外下山，怕蒋看见院内尸体。到了大门口后，就赶紧请蒋上轿车回城，已是上午9时至10时的时辰了。
唐一路上尽量想办法和蒋说话，解释兵谏的目的。但蒋只是点头静听不语，对于是否纯属兵谏，或者有否生命之险，他还未能真正清楚，故对唐的话反应冷淡。
十七路军也于城内依计而行，顺利完成任务。将蒋的随从大员蒋鼎文、朱绍良、陈诚、陈调元、蒋作宾、卫立煌、陈继承、万耀煌等扣押于西京招待所。侍从室主任钱大钧也自华清池押到招待所拘留。蒋秘书萧乃华中弹身亡。宪兵三团团长蒋孝先恶贯满盈于华清池就地处决。十七路军则于城内将宪兵二团团长杨镇亚处决。对此，人心大快！
邵元冲于招待所跳窗外逃，被击毙。蒋百里有事刚到西安，也同被扣押。
捉蒋以后，张学良立即通电全国，提出著名的八大主张，同时向中共中央电告已将蒋介石捉住。于是全国活跃起来，政局呈现动荡局面。
八大主张电报是给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林森主席、各院部、绥靖主任、各省主席、团体及报馆打的。前面的电文写得激昂慷慨，激动人心。文云：“东北沦亡，时逾五载，国权凌夷，疆土日蹙，淞沪协定屈辱于前，塘沽何梅协定，继之于后。凡属国人，无不痛心。近来国际形势多变，相互勾结，以我国家民族为牺牲。绥东战起，群情沸腾，士气激昂。于此时机，我中枢领袖应激励军民，发动全国之整个抗战，乃前方之守土将士，浴血杀敌，后方之外交当局仍力谋妥协。自上海爱国冤狱爆发，世界震惊，举国痛愤，爱国获罪，令人发指。蒋委员长受群小包围，弃绝民众，误国咎深。学良等泣涕进谏，累遭重斥。昨日西安学生，举行救国运动，竟令使警察枪杀爱国幼童。稍具人心，孰忍出此。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介公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进反省。西北军民一致主张如下：
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派，共同负责抗敌；
二、停止一切内战；
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
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
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
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
七、确实遵守总理遗嘱；
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原电签名，只有东北军和西北军几位高级将领。后来发电报时，又加上了所有蒋介石在西安的随从人员陈诚、蒋鼎文、卫立煌、陈调元、万耀煌等人。
上午10时，唐陪蒋到西安绥靖公署所在地新城大楼后，唐即进去报告，张学良立即出来施礼迎接，表示歉意！同时希望和蒋谈救国大计。但蒋却拒绝和张谈判，并且态度倔犟，说话赌气，例如说什么“我不是你的长官，你不是我的部下，你不要叫我委员长。你承认我是你的长官，我现在就命令你的部下马上把我送走。否则，……你就是叛逆，将我枪杀好了。我没有什么话和你讲。”说完后就用手捂着耳朵，伏在桌子上，不再听张学良说话。然张对蒋谈此事变动机，是为革命救国，不是叛变，要求谈判，并说“即是敌人，亦有谈判余地”。蒋则愤然曰：“敌人尚有话可说乎？尔以余为何如人？余岂能屈于叛逆？”张学良曰：“此间事非我一人所能作主，乃多数人共同之主张。我今发动此举，当交人民公断。倘国民赞同余等之主张，则可证明我等乃代表全国之公意，委员长即可明我等之主张为不谬，请委员长退休，由我来干；如舆论不赞同，则我应认错，请委员长再来收拾。余始终自信为无负于委员长之教训。现在请委员长息怒，徐徐考虑之。”
蒋闻交人民公断，非常恼火，愤怒责问张学良：“尔妄想国内民众舆论能赞同尔等叛乱乎？尔自称为革命，叛逆亦可称革命乎？”然后蒋对张即进行利害轻重之陈述，要张学良自留身后之路，谓：“尔犯上作乱如此，又将何以率属？何以为人？尔能保部下之不效尤尔今日之所为者以施于尔身乎！……今日以后，茫茫大地，何处是尔容身之所？尔真生无立足之处，死无葬身之地矣！”张学良听后，顿时变色反问蒋介石：“尔尚如此倔强乎？”蒋则又反问张：“何谓倔强？余为上官，汝为叛逆，国法、军纪对汝叛逆均应执行惩罚。余身可死，头可断，肢体可残戮，而中华民族之人格与正气不能不保持。余即代表整个民族四万万人之人格。尔小子何知，乃视余今日之正气为倔强乎？尔如有勇气，则立时毙余。”
张闻蒋这一段反责的话以后，据蒋自己说，是“低头不语。移时间：‘真无考虑余地乎？’”应德田对此没有记载。蒋并“挥之日‘去休！’”而王氏所编蒋氏年表则说张学良是自己提出走的，张说：“尔真无考虑余地乎？余去矣。”蒋才挥手令去。蒋是尽量把自己打扮得英勇和威武一些。
下面，蒋就张要他搬家和吃饭之事，进一步强硬起来。后张学良因为杨虎城部下冯钦哉和王敬哉投降中央军，怕蒋于杨虎城处被劫走，便劝蒋移居高公馆，以保蒋之安全。张学良对蒋说此处不安全，请蒋换一个住处。蒋言“余不需汝保护”，并闭目不理。半小时后，张又请蒋吃饭，蒋则拒之曰：“余生已五十年矣，今日使国家人民忧危至此，尚何颜再受人民血汗之供养，而食国家之粟？况义不食敌人之食！”张见此况，久而辞去。邵力子即进室劝蒋辞职。蒋表示回京后可以向中央辞职，但在部下劫持之下，决不辞职。他说：“余信人太过，疏于戒备，使国家蒙受重大损失，回京以后，当然向中央引咎呈辞，并请严加议处。但断不能在部下劫持之形势下，在西安表示辞职。即彼欲要挟余发布何种命令，或答应何种条件，余亦宁死不受胁迫。余若稍事迁就，以求苟全性命，将何以对四万万国民之付托耶？”
此时黄埔八期宋文梅又来劝蒋和张学良谈判。蒋更侃侃而谈，以炫耀他的人格：“我在学校如何教诲尔等？尔当能忆之。革命者所恃为人格，余今不能苟全性命以亏损人格。在校如何教，自身即应如何做。若行不顾言，何以为人师乎？”
13日晨8时后，张学良又来见蒋。蒋言无精神说话。张退出。宋文梅不久送早餐至，说是私人给蒋买的早餐，蒋表示谢意后，仍拒不用，说是尚不饿，如需用时，再向你要。同日，蒋给宋美龄写了一个电报，说是“余决心殉国”。张、杨看后，未发。11时，邵力子来见蒋，转达张学良之意，请蒋移居高桂滋公馆。这是因为12日夜，绥靖公署参谋长李兴中接到一封匿名信，声言要营救蒋介石。张为了防备万一，决定将蒋迁移金家巷高公馆。而且孙蔚如曾因张学良的军队不在西安，劝杨虎城将张学良等扣押，释放蒋介石。杨为不背叛张学良，婉拒孙的主张，与张学良合作到底。但蒋又拒绝移居。并说：“决不能迁往何处。此为西安绥靖公署，亦即行政院在陕西机关，余为行政院院长，唯居此，乃无亏于职守。汉卿如不能送余回宁，余即死于此，可以此言告之也。”
张、杨见蒋不迁，乃于13日夜10时，令刘多荃、孙铭九、宋文梅等持枪请蒋迁居。蒋见此情况，顿时紧张起来，据应德田的记载，吓得蒋浑身发抖，并说：“我是兼行政院院长，西安绥靖公署是行政院的直属机关，这是公家的地方，让我就死在这里吧，我绝不到别的地方去。”孙、宋一再向他解释，请他迁居，蒋干脆吓得抖抖索索地把被蒙上头，赖在床上不动。孙、宋只得回去复命。
但蒋自己则说是孙铭九、宋文梅服从他的命令，立即离开的。并且还大谈他的视死如归和代表四亿人民的人格的大无畏精神。14日晨张学良再劝蒋移居，蒋仍拒绝。张即持端纳电文请蒋看。蒋答应见端纳后再说。下午4时杨虎城见蒋。蒋问何以收拾此局，并叫杨等向中央请罪，并送他回南京。杨答以自己不能作主。即辞去。下午5时，端纳见蒋，向蒋交上宋美龄的信，并表示和蒋同住，蒋当然同意，这时蒋始定下心来。宋美龄给蒋信的全文如下：
夫君爱鉴：
昨日闻西安之变，焦急万分。窃思吾兄平生以身许国，大公无私。兄所作为，无丝毫为自己个人权利着想。即此一点，寸心足以安慰。且抗日亦系吾兄平日主张。维兄以整个国家为前提，数年来，竭力整顿军备，团结国力，以求贯彻抗日主张。此公忠为上帝赐福。兄早日脱离恶境。请兄亦祈求主宰赐予安慰。为国珍重为祷。临书神往，不尽欲言。专此奉达、敬祝康健
妻美龄卅五年十二月十二日
此信系暗示蒋介石应同意抗日主张，不要一意孤行。
端纳是英籍澳大利亚人，新闻记者出身。先是张学良将军的顾问，张出国后，任蒋的顾问。此次端纳受宋美龄委托，也受张学良之请，来西安担任调解和劝说蒋介石的特殊任务。端纳在了解张、杨意图后，对蒋进行了劝说。他说：“我这次是受蒋夫人的委托而来的，到这里之后与张汉卿将军进行了晤谈，对这次事变情况有了一些了解。我首先告慰您，就是张将军对您并无加害之意，只要您答应他们的主张，他们还是忠心地拥戴您做领袖。我认为这不仅是张、杨两将军的个人意见，也是全中国人民的迫切要求。而且许多西洋人也赞同这样的政见。您若是接受他们的主张，今后更成为世界之伟人；若是拒绝接受将成为渺小的人物。国家和委员长个人的安危荣辱，全系于委员长自己心思的一转。”听了这些话后，蒋介石同意转出新城大楼，脱离了西北军的直接控制。此后蒋对张学良和杨虎城的想法已经了解，既不狐疑也态度温和多了。
苏联政府听到西安事变后，也反对张学良，骂张为叛逆。其《真理报》则说张学良投机，假借反日为号召，“事实将促成中国国家之分裂”。《消息报》则说张学良此举“足以破坏反日力量之团结”。这是因为斯大林深怕中国从此大打内战，为日本所乘，削弱中国抗日力量。日本政府和天皇则怕国共合作，加强抗日力量，反对国民政府对中共和谈，惟恐中国不打内战。正是各为自谋，态度鲜明。
而蒋介石终于接受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既是对裕仁天皇的强硬反击，也是顺应全国人民的抗日愿望，这无疑是明智和正确的决策，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张学良杨虎城之兵谏对团结抗日，对中共的存在和发展，均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对今后中国历史的影响，更是深远莫测。
14日，张电请宋美龄来西安。15日，端纳又乘飞机由西安抵洛阳，用电话向宋美龄报告他会晤蒋介石和张学良的情况。并特别对宋强调说明张学良的只是兵谏的善意和蒋本人的安全情况，以及和平解决的光明前景。
此次兵谏后，张学良曾专门给孔祥熙打了一个电报，告知兵谏本意。电文云：
“……不意介公违反众论，一意孤行，举整个国家之人力财力消耗于内战。吾兄执掌财政，当能洞悉。绥东战起，举国振奋，乃介公莅临西北，对于抗日，只字不提，而对于青年救国运动，则摧残备至。弟陈词再再，置若罔闻。伏思中华民国非一人之国家，万不忍因一人而断送整个国家于万劫不复之地。弟爱护介公，八年如一日，今不敢因私害公，暂请介公留驻西安，促其反省，决不妄加危害。我兄遇弟至厚，当能谅其无他。披沥奉闻，并乞明示。……张学良叩。震印。”
这封电报，可以当作张学良兵谏目的的全面深刻的说明，也是张氏在自言其志。张氏此心，可以光照日月，尤感人肺腑！为人赞佩难已！
16日，南京何应钦已兴兵讨伐张、杨，向西安进军，并对西安郊区进行轰炸。宋美龄怕蒋介石被炸死，又请端纳返回西安，对张学良说明宋的意思。要蒋向何应钦下手令停止军事行动。同日晚，由张学良请被扣押的蒋方震说服蒋介石向何应钦写手令，停止轰炸西安和军事行动。蒋正好利用这个机会，令何停止军事行动和停炸西安三天，逼张学良于三天内送他回京。信文如下：
“敬之吾兄：昨闻空军在渭南轰炸，望即令停止。以近情观察，中正于本星期六前可以回京，故星期六前万不可冲突，并即停止轰炸为要。中正手启。十二月十七日。”
此信于17日下午由蒋鼎文乘飞机专程送往南京。第二天此信刊于京沪各报。18日晨，南京方面停止轰炸西安。
12日捉蒋后，国人要求杀蒋者很多，东北军与西北军中也是如此。张学良、杨虎城更加急需中共方面参加解决。即日电请中共中央派代表团到西安解决西安事变问题。中共中央时在陕北瓦窑堡。当毛泽东于12日深夜接到张、杨电报后，极为高兴，并建议和张、杨组成“三位一体”军事委员会。14日，张学良派飞机接中共代表团。据日文资料《秘录》（十）所引斯诺的《中共杂记》书中说：同日，斯大林电复中共中央，指示十天内放蒋，“采取联蒋抗日政策”。斯大林是怕中国从此大打内战，迅速为日军占领，对苏不利。苏《消息报》曾发表评论，认为西安事变可能引起内战有利于日本，希望中国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英国《字林西报》则主张南京联共抗日。
中共中央派周恩来为团长，由秦邦宪、叶剑英、罗瑞卿、童小鹏为团员，于15日自瓦窑堡出发。16日到肤施。17日下午乘飞机启程。6时余，抵达西安。驻张学良金家巷公馆东楼三层。东面两间房内，一间为卧室，一间为客厅。当日晚举行欢宴。饭后即在周恩来住室内进行了会谈。会谈内容仍是拥蒋抗日。等蒋答应抗日后，就放他回京，并拥为抗日领袖。周仍同意张的这个主张，并指出杀蒋后，就会引起更大规模内战，于抗日极为不利。因此周、张会谈后，就决定了只要蒋同意抗战，就放他回京的原则。同时周、张商谈了对南京进攻的防御问题。（后组织了临时的东北军、西北军、中共三位一体的军事委员会）为了对付蒋军的进攻，将东北军主力调渭南地区，阻击由潼关进入之敌军；另调一部主力在固原、平凉地区监视胡宗南部。同时，东北军自肤施、甘泉撤防，由红军接防，驻肤施至三原一线，目的是可以南下渭北，配合渭南东北军侧击蒋军。东北军防守西安和蓝田、三原一带。
18日，周恩来和杨虎城会谈。杨虎城对蒋能否答应抗战，深感疑虑，更担心蒋介石事后会报复。后经周一再解说，杨虽同意放蒋原则，内心疑虑则始终没有打消。但只好同意周、张意见。
蒋移居后，对张学良态度虽然稍有缓和，但总是拒不谈任何正题，并以背脊骨被摔伤，终日赖在床上，常常发火。张学良无奈！只好请宋子文于二十日偕同端纳到西安。陪同宋到西安者有陈康齐等。宋子文到西安后，先和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见面。张学良向宋明确表示：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已经决定，只要蒋介石答应八大主张，就放蒋回南京。然后宋子文见蒋，交宋美龄致蒋信函，谓“如子文三日内不回京，则必来与君共生死！”蒋看后，据王德胜年表说，“不禁潸然泪下。”此时宋示意端纳和张学良出去，开始和蒋单独会谈。蒋于谈话之前先交遗嘱与宋，请转交宋美龄和两个儿子。然后宋子文告知蒋氏，邵元冲已于12日晨被击成重伤不治而死，以及张、杨、周的决定。蒋表示悲痛后，就对宋讲明，欲救他脱难，必须迅速进兵。同日晚，宋又见蒋，说明蒋必须答应一、二事，方可尽快和平解决此次事变。蒋仍拒绝，谓不回南京后，什么也不谈。21日，宋向蒋辞行回京，蒋示宋五日内进攻西安，则他的生命可保安全。临别蒋又告宋曰：“尔切勿再来！且嘱余妻，无论如何勿来陕。”
22日，宋美龄和宋子文、端纳、蒋鼎文、戴笠一同到西安。宋美龄一见蒋，蒋介石就哭了，并说了一大堆讨好其妻的基督教圣经中话，语云“余虽屡嘱君千万勿来西安，然余深感无法相阻也。今晨余展圣经，适阅及耶和华今将有新作为，将令女子护卫男子句。今君果来此。”宋美龄态度若常，并告以外间情况，要他先设法离开西安，以求脱身为要。脱身而后再言其他不迟。蒋则故作什么以身殉国，决不谈判之态，以示其人格不凡。据蒋自己记载，几经宋美龄劝说答应抗日条件，蒋终于口头答应。遂于25日下午4时离开西安，26日中午12时回到南京。
此次宋、蒋谈话中，宋美龄要蒋为她讲孙中山蒙难广州的事。讲后，宋美龄悲叹孙中山蒙难时尚有蒋去赴难，而今蒋氏蒙难，却无一人到西安赴难。蒋自我解嘲说，情况不同，这不是有你来赴难吗？
由宋氏兄妹代表蒋氏，和张、杨、周谈判，并由周恩来最后归纳八条为六条主张。这六项主张是：
一、双方停战；中央军撤至潼关以东。
二、改组南京政府，肃清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
三、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
四、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
五、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
六、与同情抗日的国家合作。
双方谈判自23日开始，至24日结束，这次谈判的记录者，为应德田。据他的记载，谈判内容如下：
“一、关于停止内战，中央军撤出西北一项，宋子文答应与宋美龄负责办理。
“二、关于改组南京政府，蒋介石辞去行政院长，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一项，原则通过。具体办法，张学良将军提宋子文长行政院；宋子文之意以为孔祥熙长行政院更合适，他本人任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张学良将军提张伯苓长教育，一致通过，此外还有颜惠卿长外交，卢作孚长实业；任邹韬奋、章乃器、杜重远等抗日救国运动领袖为中央各部副部长等。
“三、关于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障人民民主权利一项，原则通过。宋答应回去后即陆续释放七君子和其他政治犯。
“四、关于‘剿共’联合抗日一项，宋子文提出现在不能马上爆发抗日战争，只能作抗日的准备工作。‘剿共’政策可以立即改变，内战可以即时停止；抗战爆发时，共产党活动公开，国共合作公开。红军更改番号，由国民政府统一指挥。周副主席指出，进行准备的一切抗日工作，必须是积极而非消极的，日寇如再进犯，应当坚决抵抗。大家都同意了这个意见。
“五、关于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一项，宋子文说，回去后须先召开国民党中央全会，解决开放政权问题，然后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通过。
“六、关于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一项，一致同意。
“七、关于对红军接济一项，宋子文答应由周副主席、张学良将军商定，他保证拨发。
“八、关于西北善后一项，今后西北军事、政治工作由张学良将军、杨虎城将军负责主持。一致通过。”
关于其中第一项，高崇民遗稿《西安事变杂谈》中有成立西北绥靖公署，由张学良、杨虎城和中共三个方面担任正、副主任。关于第七项，高文有更具体的说明：原来的东北军饷每月二百万元，仍由中央担负；十七路军军饷，由一百万元增加到一百五十万元；红军军饷由中央每月拨给五十万元，总共四百万元，由西北绥靖公署发放；中央军从西北撤出；被扣之南京文武大员应予释放。最后归纳为一个五条和一个六条两文件。《解放日报》等于12月17日刊载五条件和六条件。五条件是：“一，准备抗日。二，陕甘宁青新五省交张杨负责。三，东北军与十七路军五百万元薪饷，按月由中央拨给。四，停止剿共，红军改编问题由张学良负责。五，所有参加西安事变之人员，一概不究。”六条件为：“一，日本入侵华北，必须抗日。二，划陕甘十八县、宁三县共二十一县为边区自治政府，直属中央管辖。三，中央承认共产党军编成三师。四，中央逐月供给军政费六十八万元。五，如与日军开战，中央每月供给枪弹八百万粒。六，以上条件在手续上需经行政院通过，并宣布全国。”
周恩来于24日上午和张、杨于张学良公馆西楼和宋子文对面谈成以上八项。当日晚周恩来见蒋介石，第一句话是“蒋先生，十年不见了。”蒋显得十分尴尬，说不出什么话来。日方材料《秘录》则说周仍称蒋为校长。并郑重说明，希望和平解决，拥护蒋为抗日领袖。周恩来并问蒋：“我们要求停止内战，为什么不停止？”蒋答说：“我等你们到西北来。”周又问他“我们已经到西北一年多了。”蒋于是无话可说。周恩来说：“他的意思很清楚，是要在西北消灭我们。”蒋还向周恩来表示：“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
宋美龄于同日晚劝张学良立即送蒋回南京，并说这是“赠给国家以最贵重的圣诞礼物”。
谈判完成后，蒋介石为维护其领袖尊严，坚不肯签字，只“以领袖人格担保”。但蒋自己的《西安半月记》则根本不承认有谈判和他的人格担保之事，则实是作伪不实之词，用以吹嘘个人的什么人格。事实上，西安事变后就实行了以上谈判内容，进入了国共合作的道路。而且蒋于城下立盟，为脱身计，这些条件于回京前必然答应。但认为蒋的改变全系出于其诺言，就非常不准确了。蒋介石从完全妥协转向坚决抗战，是由如下原因决定的：
一，日本政府在天皇指导下，步步紧逼，不稍放松，以致使蒋介石深感如果放弃北平，南京也会成为第二个北平，日本是无止境，是要灭亡中国而后已。因此，他已认识到，他的局部的有限妥协政府已经无用了，再不抗战，就是投降。对此，他决不能选择投降之路。这是由他的强烈的个人王朝第一，个人地位第一，以及中华文化优越感所决定的。而且他的个性，也是忍一时之辱可以，而甘为人下则绝对不能，他从小就声言要当没有人管的大官，他现在已为一国至尊，怎么会甘心向裕仁俯首称臣呢？因而决心抗战。这是最根本的原因。同时他认为抗战有胜利的希望。
二，是西安事变与全国舆论。他必须顺应大势，此与军心也有密切关系。如果他一意孤行，人民固然反对，广大军人也不会完全盲从的，杂牌军队更是到处在请缨抗战，其嫡系军人也大都希望抗战。如张治中、宋希濂等都是。
总之，蒋抗战是逼出来的，其内战之心，并没有死。
谈判结束后，对于放蒋问题有一些不同意见，张和中共均赞成放蒋，但张主张快放，中共之意并不一定太急于放，也担心蒋不守诺言。杨虎城对放蒋面有难色，有顾虑，怕蒋报复。东北军和西北军少壮派则反对放蒋，或放蒋之前应有蒋对答应条件的签字以及释放七君子。对张学良送蒋，则大家都不同意。
但张学良为表示自己的坦诚无私和发动事变的光明正大目的，同时也堵住何应钦的进军西安借口，决心送蒋至南京。其实放蒋回归，就已表明大义所在。张的送蒋，还有私谊之交的感情，同时也有意取得蒋的谅解，以后得以继续相处。否则，即使此次不送，蒋以后欲扣张也总是免不了的，除非他改依中共，永不见蒋。但这在张学良当时，他是办不到的，他对蒋仍抱有幻想，加之有宋氏兄妹和张的私谊，不免更加重了这种幻想。他当时对应德田的一段谈话，应当说是其内心真言。语云：
“照你这样说，我为了避免他扣我，就只有不送。但是他是领袖，以后开会、办事，我怎么能老不去见他呢？他邀我去南京，我能回避吗？他不是一样地能采取措施扣我吗？他若决心扣我，迟早他是能办到的。如果因此畏首畏尾，我以后简直无法和他共事了。怕危险是不行的，不怕危险也许能免掉危险。我们本着大公无私，无所畏惧的精神，亲身送他回京，表露了我们的诚心，总比不送他，随便打发他走好得多吧。况且我并不是光杆一人，我一个人能搞双十二事变吗？我们有东北军的力量，有三位一体的团结，还怕什么呢？你不要固执了。我走后大家好好团结，我想我几天之内就能回来，没问题，我们这里还押着南京的十八位大员呐，他们能扣我吗？他们不让我回来，我们这里能让吗？怕什么！”
送蒋之前，张说服了杨虎城同意放蒋和送蒋。对此，周恩来也知道，但不知走得这样快。25日下午3时半，张学良陪同蒋介石夫妇同乘一车，杨虎城、宋子文、端纳同乘一车悄悄离开高桂滋公馆，向西郊机场驰去。一到机场，蒋看见大批的学生、群众队伍，因他事先不知这些学生和群众是欢迎傅作义的，以为是对他而来，就十分惊慌，深怕走不成，赶快对张学良说“我答应你们的条件，我以领袖人格作保证，我再讲一遍！”
对此，高崇民的追述如下：
“蒋临上飞机前，对张、杨说：二十五日（即蒋起飞之日）以后，如果国内再有动乱，我负责任。我答应你们的条件，一定负责实现，否则你们就不要再拿我当领袖看待。此外就根本无所谓对张、杨训话。”又说：“今后绝不剿共。我有错我承认，你们有错，你们亦须承认。”高说蒋介石的《西安半月记》是“将无作有，吹牛说谎，使人阅之肉麻”。
张陪蒋起飞后，东北军和设计委员会知道后都目瞪口呆（由张公馆打来电话报告）。杜斌承更是捶胸顿足，大声地感叹说：“竖子不足与谋。”孙铭九得知后，赶快去问周恩来，周也不知走得如此快，至此周便同孙赶快赶往机场，到机场后，飞机已经起飞。周认为张学良是负荆请罪。
25日下午5时20分，蒋至洛阳，西安各将领于5时通电全国，告知蒋已离开西安的消息。由杨虎城、马占山、王以哲、冯敛哉、孙蔚如、何柱国等领衔。26日9时45分，蒋由洛阳起飞，午后2时到达南京。“蒋介石从飞机上下来时，见到他的部下，面有惭羞之色，不如平日昂首仰视，目中无人的神气了。”同时发表谈话，说明他在西安从无在危险之中；张、杨二人主张完全纯洁，国事至此，惟有以国家民族前途为念，其余可不计及，遂引咎辞职，自请处分。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自然开会挽留，更为蒋吹捧一番，有语云：“蒋同志对此事毫无引咎可言。所请辞职，应予恳切慰留。自请处分一节，应毋庸议。”以此转圜和下台阶。同日，西安王以哲、何柱国作主，在得张学良电报后将所扣南京军政大员一齐释放。少壮派反对放回，欲等张回西安后再放。王、何不同意。27日，吴佩孚从北京致电蒋介石，表示慰祝，蒋仍觉不好意思。30日再次提出辞职。中央常委会自然再次慰留。并给假一个月，回籍养病。同日蒋偕宋美龄返回浙江老家。同时发表《对张、杨训话》于各报。说明此次脱离是因他的人格伟大所至。28日，毛泽东发表声明，驳斥蒋氏声明，文日《对蒋介石声明的声明》。其中警告蒋氏曰：“蒋氏如欲在抗日问题上徘徊，推迟其诺言的实践，则全国人民的革命浪潮将席卷蒋氏以去。语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蒋氏及其一派必须深切注意。”同一天，王以哲、何柱国又作主放走蒋之五十架飞机和五百余人。应德田等又一次进行反对，认为王以哲把迫蒋放张的最后资本也放走了，对王大为不满。
蒋介石一到南京，就变了脸，将张学良看管起来，不许回陕。宋子文对此非常愤慨，和蒋发生了较大的争执，甚至于吵起来。为此，他到蒋的办公室问蒋：
“你不放张学良回去，你说话算数吗？这对中外的影响，都不良呀！”
蒋气得当场反驳宋子文：
“汉卿犯上作乱，应交法庭审判，不这样，我还能当委员长吗？”
说完后，又重重地拍了一下桌。宋子文则气得咚咚地连跺地板，并说：
“你不讲信用，叫我怎么做人！”
蒋则吼叫着：“我不能放他回去，军事法庭一定要开！放他走，今后，我对部下，怎样治理！”
宋子文则气愤地警告蒋：
“你不要做人，我是要做人的！你碰汉卿一根毫毛，我非给你拼到底不可！我就把全部内情公布于世，不仅让国内老百姓知晓，而且向全世界发布新闻，让外人也可以了解你！”
蒋介石根本不予理睬，气得急忙走出办公室，嘭地一声把办公室门关上了。宋子文则气得大跺地板，并大骂蒋介石失信。宋美龄则再三劝解她的兄长，也无法使他消气。
宋子文原是张学良人身安全的担保者，并以此劝说张氏送蒋回宁。蒋氏如此翻脸，使宋子文深感自己人格受到了损害，而宋又是个不爱拍马屁的人，对蒋氏的言而无信难以接受。他到西安去时，曾经声明：
“我之所以单枪匹马先去西安，并不是为了挽救我的私亲妹夫，而是为了民族大业，为了国家前途。为了抗日。”
关于张学良的审判大体情况如下：
李烈钧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审判长；朱培德、鹿钟麟任审判官。消息公布后，宋子文自然极为关心此案，亲自找李烈钧详细询问情况。李答以一切秉承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意旨办事。
30日（12月），李特别去见蒋介石，探试口气。蒋问李如何办理此案？李回答说：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是叛逆行为，但能送委员长回来，是有悔改表现，愿委员长以宽大为怀，赦免对他的处分。
接着，李又对蒋介石讲了两个春秋时期历史人物宽大为怀的史事。一个是齐桓公，他不念管仲对他的一箭之仇，而能拜他为相国；一个是晋文公，不念寺人披曾几次要谋害他的旧怨，而听到寺人披说明来意后，就接见了他，遂获知有人要行刺，使晋文公得免于暗害。说完后，李对蒋说，这两桩史事，能否作为本案的参考，请委员长核示！蒋当时未置可否。李接着又说，本人当以军法审理。蒋则说：“君宜慎重理之。”李于是告辞而出，并表示一定慎重处理。
31日，开庭答辩。当李问张知否自己所犯罪行时，张学良答言“我不知道”，并面带笑容，从容镇定。然后李便把罪状交与张学良看。等张看完后，李问张胁迫统帅是受人指使，还是自己所策划时，张答言：“我自己的主意。我所作的事，我自己当之。我岂是任何人所能指使的？”然后张又问李可否向他请教一个问题？李答：“当然可以。”张学良就问李参加过江西起义讨袁吗？李答参加过。张又问：“审判长江西起义讨伐袁世凯，为的是反对袁世凯专制与称帝，对吗？”李答“是的。”张学良于是理直气壮地说：“我在西安的行动，为的是谏止委员长的独断专行。”李烈钧当即斥责张学良，说袁与蒋不能相提并论。稍息片刻后，李烈钧又劝张据实陈述，否则欲求一生路也不可得。张据实而陈。
1936年12月31日，判决张学良有期徒刑十年；褫夺公权五年。判决主文为：
“张学良首谋伙党，对于上官暴行胁迫，减处有期徒刑十年，褫夺公权五年。”
但未对执行军官们追究责任，只把“账”记在张、杨身上；这比起滥杀无辜者，尚高出很多。但他对杨虎城一家却终于没有放过，于1949年杀害。
审判之后，蒋介石为表示自己的宽大和仁德，又呈送特赦文与国府，请求特赦张学良。呈文与张的判决书同时发表于1937年元旦的报纸上。
蒋的呈文如下：
“呈为呈请事，窃以西安之变，西北剿匪副司令张学良，惑于人言，轻干国纪，躬蹈妄行。事后感懔德威，顿萌悔悟，亲诣国门上书待罪，业蒙钧府饬交军事委员会，依照陆军刑法，酌情审断，处以十年有期徒刑。大法所绳，情罪俱当，从轻减处，已见宽宏。中正负疚在假，本不敢有所陈渎，惟念论事，当究其所极，执法不害于施仁。……尚幸迷途迅复，悔祸及时。观其亲向中正涕泣自白，知良知激发，尚以国家为重。因一念转移之故，捩全局祸福之机，酌理原情，似宜上邀宽赦。……是否可行？理合备文呈请，仰祈鉴核实行。谨呈国民政府主席林。蒋中正谨呈。”
国府立即开国府委员会议，一致通过特赦，“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
这个管束，大有甚于十年徒刑，而是终生囚禁。
宣判完以后，张回到宋的家中（玄武湖后面小山上北极阁）。宋美龄和端纳也已赶到。宋美龄劝张学良道：“汉卿，你先到溪口乡下去休息，住一段时候再说。”
张学良回答说：
“同室操戈，我个人是很渺小的。如何处置我，都不计较，只要委员长能认清大局，大家团结起来，一致对敌，挽救国家厄运，就了却了我的心愿。”
宋子文听了妹妹的话，实在气愤不已，于是把对蒋介石的一肚子怨恨，一下子向妹妹倾泻而出：
“美龄，你说得这样轻松，汉卿现在已经没有自由了。他（指蒋介石）这种行为，真无一点人的气味。你也说这种话，我同样为你羞耻！”
端纳也忍不住大声斥责说：
“我要说的话，同大哥一样，蒋委员长不放张学良，我辞职，不当顾问。”
宋美龄十分难堪，不禁掩面哭泣起来。
端纳越说越有气，又接着大声说：
“我当时出于义气的冲动，想到汉卿，想到你们的国家民族，才担风险，三进三出西安。现在不但伤害了汉卿，使我无限痛心，也毁了我自己！”
宋美龄看来不敢违拗蒋介石的意思，便向张学良赔礼道歉。她哭着说：
“汉卿，我对不起你。你到溪口后，安心养身，我会吩咐他们（指军统），不许对你稍有冒犯。你暂时在那里住住吧，我会电告凤至来陪你的。”
第二天，军统人员较有礼貌地进入宋宅，要接张学良上车。宋子文见状，大发雷霆，对军统特务说：“你们给我滚出去！”宋回头又对张学良说：“汉卿，要去，我同你一起去！”
军统特务们挨了一顿骂，便没趣地回去报告了戴笠。蒋介石得悉，也无办法，只好请宋美龄再去劝说她的兄长，也请端纳去协助劝说，但端纳已无影无踪，宋美龄只好再次硬着头皮劝说她的十分恼怒的兄长。她一到北极阁，见到兄长和张学良后，便有些张口结舌，不知所云；镇定下来后，又于内疚中婉言相劝。她说：“如汉卿久留南京，他们会经常变花样来干扰的。”
宋子文听后，就对其三妹说：“你是为人所不能为呀！”
宋美龄见兄长略有缓和，便赶快哀求地说：“大哥呀！大哥呀！汉卿不离南京，会使你经常发火的，也会使汉卿不得安宁。我今天要他（指蒋介石）当着戴笠的面，吩咐戴笠，不许乱动。到溪口，汉卿可在千米以内自由活动，可带几个携带武器的亲信卫士，照顾他的生活。那边青山绿水，风景优美，汉卿有兴时，可以随便走动。也允许……探望他，允许他有对外通讯的自由，要什么，吃什么，都可以叫人说一声，或写信给我，给你大哥。以上我保证做到。”
宋子文听后，对宋美龄没好气地说：
“你想得这么周到，只不过目前敷衍门面而已！”
张学良赶快上前一步，对宋子文说：
“大哥呀！你对我的情谊，我铭记在心，绝不会怪你没有做到我安全的诺言。权在他手中，我是不会难为你的。我决定明天开始过囚犯生活，我会自解的。”
说到这里，张学良眼里流出了泪水。接着又转身对宋美龄说：
“我不是禽兽，你为我操心，我不会背恩忘义，能让赵一荻（赵四小姐）和我同去最好。”
宋美龄听罢张氏之言，触痛心事，她的“眼泪禁不住像断了线的珍珠，沿着两颊滚落下来”。张学良也深受感动，遂举起右手，与宋美龄握手告别。宋更是泪如雨下，连忙说：“sorry！sorry！……”
目睹这种情景，宋美龄在蒋这个暴君的身边，根本谈不到协和亲密的夫妻情趣，她多半是个步履维艰的调人，直到台湾，也是如此。他们的政治见解，是不会完全相同的，但这无直接资料，只能从她的行事中得见一些端倪。
张学良到溪口后，才表示出对他的“送行”，有后悔之意。他对陪读的邵力子说：
“当时，我出于一时的冲动，毅然决然，亲送蒋返京，当天到洛阳后，蒋的背信弃义的态度已有所暴露，翌日不许我同机飞往南京，此时，我应该冷静头脑，可以自驾飞机回西安；在洛阳，我又碍于宋子文、端纳的面子，不能不顾他们而去。其实，当时宋子文和端纳是可以谅解我的。现在，我只有高呼‘悔不当初了！”邵力子对张的后悔，亦深谓然。
蒋介石计谋多端，又有军队在手、实权在手，是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打击异己、抬高自己、扩大自己实力的。张学良送蒋之举，实青年人考虑欠周，情感大于理智。蒋丢这么大面子，怎么会轻易饶人呢？但蒋囚禁张学良，面子、威信均在其次，而最主要的是吃掉东北军，此正千载难逢之良机。他自1929年到1930年的讨李宗仁、冯玉祥和中原大战，就是吃掉异己力量。张学良对此并非不知，但当局者迷，他竟忘了，蒋是时刻要吃掉异己力量的。当然，蒋的这种思想是绝不会说之于口，亦不会笔之于纸的。如单从史料学观点看，则对此无法判断。而事实是，东北军从此被分割于他的中央军系统中，东北军不复作为一个实体而存了。蒋的这种内心思想活动，恐怕连宋美龄他也不会告诉。
蒋到南京后，马上进行军事部署，临时以五个集团军包围陕西东北军与西北军：
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顾祝同，驻华阴；第二集团军总司令蒋鼎文，驻甘肃；第三集团军总司令朱绍良驻宁夏；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驻渭南；第五集团军总司令卫立煌，驻商洛。
1月5日南京政府下令：将杨虎城的西安绥靖主任职撤职留任；免邵力子陕省主席职。任顾祝同为西安行营主任；孙蔚如为陕省主席。6日，下令裁撤“西北剿总司令部”。同日，杨虎城、于学忠、孙蔚如、何柱国、王以哲、董英斌、缪征流、刘多荃等联名发表歌电，对蒋介石进行回击。电云：
“凡我国人，均应公认张副司令只知爱国，纯洁无他……”
蒋扣押张学良目的，就是对东北军进行分化，并破坏红军、西北军、东北军三位一体的阵容，进而消灭东北军和西北军。王以哲、何柱国不留住被扣人员和五百架飞机，确使张学良无回西安的可能了。这与何柱国、王以哲的私心应有关系，尤其张学良是支持少壮派，而抑制旧派，新、旧派之间自然有矛盾。王曲训练团张撤王以哲教育长职，王当然不高兴。而应德田、孙铭九当时确实欲张早归西安也是实情，因为少壮派只能依靠张学良。而应、孙以后于二月二日杀死王以哲，故然使东北军大受损失，但仍有于学忠、何柱国、缪征流、刘多荃等人，何至于因一王之死而全军瓦解。如张学良得归，则东北军可不瓦解，张之不归，东北军即有王以哲，亦必瓦解；故王之生死，不决定东北军之前途。
2月2日，在孙铭九具体部署下，连长于文俊将王以哲杀害。何柱国避入杨虎城绥署，由连长王协一进绥署执行，被杨虎城阻止。何后来送杨一个银鼎，上刻“再生之德”四字。但何对杨虎城事前不将应、孙暗杀行为告知他，总是有怨意。
蒋扣张后，即将东北军调至安徽和淮河地区。原许何柱国为江苏省主席和于学忠为豫皖绥靖主任之职，全未实行。于学忠改任淮海警备司令，后又改任为江苏绥靖主任。西北军移驻甘肃省，中央军进驻西安。红军仍驻陕北，划二十一县为边区政府。从此，红军、西北军、东北军便被分割开来，最后东北军被慢慢吃掉，西北军也被改编。
对西安事变，蒋介石深为遗憾，他认为如不是西安事变发生，他再有两个星期，就可以“剿灭”中共军队。他说：“此次事变，为我国民革命过程中一大顿挫。八年剿匪之功，预计将于二星期（至多一个月）可竟全功者，几全隳于一旦。”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完全不承认自己有错，反而利用此一事件，吃掉东北军与西北军，化整为零，编入中央军各部，或予以监视。但无论如何，他暂时停止了“剿共”，并开始和中国共产党谈判改编红军为国民革命军问题。但至于抗战，还未立即采取行动。他首先急于处理的，还是对付东北军和西北军问题。
蒋介石经多方考虑，于1月7日向张学良写了一封亲笔信，要东北军、西北军服从中央：
“中在乡医嘱静养，山居极简，略愈当约兄来此同游。关于陕甘军事善后办法，中意：
（一）东北军应集中甘肃，其统率人选，可由兄推荐一人，前往率领，免使分散，以备为国家效命。
（二）（杨）虎城可酌留若干部队在西安，使其能行使绥靖职务，可属其与墨三（顾祝同）切商办法，应照已发电令办理。请兄手翰告虎城及各将领，免以切实服从中央命令，不可再错到底。如是不但部队与地方得以保全，亦即所以救国自救也。尤须使虎城知全国公论。此次中央只令虎城撤职留任，而对部队又妥为处置，备极宽大，若不再遵中央处置，则即为抗命，国家对于抗命者之制裁，决不能比附于内战。而且中央此次处置，全在于政治，而不用军事，亦已表示于国人，故彼等必须立即决心接受，不可有丝毫犹豫，方为自救救国之道。知兄近日关怀时局，必极望早日妥善之解决，以利国家，务望即以此急函告虎城及各将领，使之安心遵从命令。兄如有所见，并请函酌为补充。”
但1月6日，据王化一回忆文章，戴笠已主动找王化一、吴瀚涛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办法。戴对王说：
“拟要求蒋、张同时出面，阻止双方军事接触，准备和谈。今天上午和副司令晤谈，他同意，希望化一、瀚涛两兄，能持他亲笔函件，赴西安一行。……宋部长昨晚已由上海去溪口，我即赶去，和宋部长一起商请委员长，阻止洛阳大军前进！”
1月8日下午4时，王、吴二人由戴笠陪同，去见何应钦。戴于同日并将蒋给张学良的亲笔信自溪口带来，交给张学良。王、吴见何应钦后，对何说：
“我们愿意去西安一行，但有一个问题，到西安后，必定有人问到，为什么不放张先生回来？什么时候恢复张先生自由？我们怎样答复呢？”
何应钦回答说：
“你们此行，就是为了解决双方误会，军事行动停止，和平实现，保证汉卿先生即回到西北去，这当然是很重要的一点，希望两位能代为转达西安有关人士。”
然后，又由戴陪同，去孔祥熙公馆见张学良。张学良对王、吴（戴已离去）说明了如下的情况和心愿：
“当时对蒋是否采取这样行动，考虑至再至三，总是希望能用说服的办法，联合一致，抗日救国。接到你的电报，和他当天斥责黎天才的情况，肯定他不但不能接受抗日主张，反而相逼过甚，迟则必遭意外，因之临时决定，临时布置。白凤祥、刘桂五等行动，又不恰当，闹得破头乱齿，至使蒋先生受了伤害，还使他随行人员遭伤亡，出我意外，非常抱歉。中央扣留我，西安将领发出歌电，何应钦调兵遣将，战事有一触即发之势，如果发生冲突，不可收拾，使抗战力量因内战而消失，敌人更可不费兵力，消灭我们，和我初衷完全相反，这是最令人痛心的事情。”
说到此处，张学良禁不住失声痛哭。王、吴也相对落泪。“张学良此时边说，边从抽屉里取出写好的两份遗嘱，交给王化一。一份是给家属的；一份是给万福麟、于学忠、王以哲等东北军全体将领。”后一份遗嘱中“表示造成混乱不可收拾的局面，他将自杀以谢天下，以明夙志。”
张学良还嘱咐他们到西安后如何注意与如何谈话以及诸种军事要事。
1月9日，王、吴即带着蒋介石和张学良的亲笔信飞至西安。王以哲、高崇民、卢广绩、孙铭九等人前去机场迎接。先到西安招待所，略坐后，即去见杨虎城，转交信件和转告一切。
杨即时召开一个圆桌会议，中共方面有秦邦宪参加会议。马占山、鲍文樾、米春霖等老将领们也参加了会议。王化一把张学良的话转述一遍后，就散会。晚上，西安方面的“设计委员会”召开会议。讨论结果，议决如下四条：
（一）释放张副司令即日回陕主持一切。
（二）蒋介石必须执行在西安的诺言。
（三）中央军队须撤回原防。
（四）待和杨虎城将军商谈后，再派代表去南京商谈。
晚上，王、吴又在米春霖公馆同东北军高级将领们恳谈，传达张学良对东北军的具体指示；主要是要东北军团结一致，同时和西北军密切联系，不要中国民党分化离间之计，并与国各方同情者加强联络。
蒋致杨的信，主要内容是“要杨虎城和将领息兵听命，不要为共产党所利用，许诺改编后予以种种优越待遇”。
张学良致杨的信，则是“以抗日救国为前途，谁胜谁败，都要损失抗战力量，为了保存抗战元气，达到事变之初衷，应当双方和解”。
杨虎城则表示：
“我不同意张副司令亲身送蒋，自投罗网，但抗日救国主张，和张副司令始终是一致的。昨夜已同东北军将领和有关各方交换意见，遵照张副司令意见，停止军事行动。关于张副司令恢复自由、军队改编待遇善后诸问题，须双方协商，然后决定。……我个人去留无成见，一俟局势稳定，能够全国一致抗日，我无条件地牺牲一切干下去，否则我要出国考察去。”
于是同意和驻洛阳的顾祝同互派代表，就停战问题进行谈判。
东北军的老人，高级将领多主和，而少壮派以孙铭九等人为代表，则主战。少壮派坚持不释放张学良回陕，则不惜一战。
张学良致东北军将领的信，则嘱咐东北军一切以国家为念，不要以他一人为念。其信云：
“话不知从何处说起，泪不知向何处流……
为国家努力杀敌。为东北雪耻复土，一切以国家民族为重，勿以学良个人为念。……西望云天，不胜依依。”
此时，王化一又专门对孙铭九说明张学良的意思，他并直接转告张氏的话：
“我能否返陕，全在大家能否一致。”
王、吴在西安住三天，完成转达使命，于1月11日上午飞南京；赵四小姐也随机同行。下午4时，王、吴抵南京，晚8时，即向何应钦报告情况。王、吴还特地谈到杨虎城要求张学良回陕之事。但“何避不作答”。12日，戴笠由溪口返南京，王、吴又向戴转达西安方面的意见。
同日午后，米春霖代表西安方面到达南京，住励志社。即邀杜重远、王卓然、王化一、吴瀚涛一起于首都饭店会见东北籍元老莫德惠和刘哲，共同商定：
（一）向各方面努力争取，使张学良恢复自由。
（二）东北军受国民党分化，对外调或留西北，意见分岐，设法团结。
（三）东北军与十七路军已显裂痕，应力求团结。
（四）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等少壮派可能有过激行动，破坏和谈，应设法制止。
12日晚，戴笠陪同王、吴到孔公馆见张学良，报告一切，以及米春霖到南京的消息。张表示很愉快，并再次说：
“我心平气和地尽我最大力量，挽此危局，保存国家元气，准备抗日。”
张于此时，还正颜厉色地对戴笠说：
“不但东北军、西北军应当同中央军团结，中央军和红军也必须团结一起，全国抗日力量都须团结一致。只要全国一致抗日救亡，我个人生死安危，无足计较。”
同时又挖苦戴笠道：
“雨农，你的特务工作怎么做的？连这样重大的行动，事前一点也不知道？”
戴无可奈何地回答说：“副司令，我过于相信你了。”
1月中旬，西安方面以谢珂、米春霖为代表，顾祝同以祝绍周为代表，在潼关双方进行多次接触、谈判。在谈判中，西安方面处于和战两派的激烈斗争中，杨虎城于此争论中，仍是徘徊不定。并一再要求张学良回陕。为此特令李志刚带信至蒋，再次要求蒋释放张学良。
此时蒋介石于1月14日复函杨虎城，由原“西北剿总办公厅主任”米春霖带给杨虎城。此信云：
“米主任来奉，详诵来书，藉悉一是。汉卿兄问题。中已于志刚同志带奉函中详述之。此时为国为友为公为私计，皆无回陕之理，明达如兄者，当能了然，望勿再以此为言。须知中与彼同一境地。中虽在乡休假待罪，要知陕甘事变未了，与汉卿兄为国家计，皆不能置身事外，否则国不成国，人亦非人，复何革命抗日之可言。兹为陕甘袍泽与革命前途计，汉兄特提二案，对兄等之意见，决不抹煞，望兄以国事为重，应知革命创业之艰难，历史养成之不易，耿耿此心，惟冀览眢。余托米主任转达。”
尽是堂堂皇皇大道理，其实是为一己之私——个人威信和瓦解东北军。
但是杨虎城仍然坚持原意见。其意见，按蒋氏复信的概括如下：
“一则为西北军之善后与人事分配，须一以兄（杨虎城）之意为可否；二则限制中央军之驻地，使不得越潼关以西；三则部队之人事行政与训练，均须一任各部之自由。质言之，即不许中央过问西北之一切，亦无异使陕甘不为国家军令政令不及之陕甘，直欲使西北沦亡为东北之续。而一方面，则以要求汉卿回陕主持为解决一切之关键。兄等此举，如或尚有爱护国家拥护统一以御侮救亡之诚意，如兄等通电所云云：则三尺童子有以知其南辕北辙也。”
然后蒋又直陈自己之见解与政策曰：再为兄等质直言之：其一，见等应知中央无论如何决不能放弃西北，中央数年以来，确认西北，尤其陕西，为北方国防之根据。关于开发西北与建设西北之事业，无不本于国防之见地，按照计划，尽力进行，不特国家资本，对于开发西北经济交通水利铁道等建设，不遗余力，尤奖励全国企业界大量投资，综计三年以来，合政府人民之资力，总数当在一万万元以上。而陇海线之向西延展，及其连络之增筑，尤为国防上既定计划，无论如何困难，断不中止进行。财政困顿如此，而不惜竭全力以图之者，诚欲使后方交通与国防要地，得有相当之规模，以为御侮复兴之根据也。兄等前电缕以中央军向西进迫为言，而今则更欲限制中央军之驻地与兵额，此无论在国家纪纲与统一意义上，兄等不得为此要求，且以中央军队入陕，其意在威胁屈服，更属误会曲解之至。诚以去岁西安事变，既已引起内外之忧疑，如中央军队不进驻陕省，国内外经济界，即不能确信其投资之安全。信用一有动摇，一切建设将无法继续。更就国防军事而言，亦何能坐令此根据重地与后方交通无确实之保障，此均为事理所必然，不待隐讳，亦无可否认。中央如放弃西北，即无异于放弃国防，亦即无疑于自弃其职责，故无论任何困难牺牲，势不能确实掌握此重要之国防根据。”
这一段话，极为重要，它清楚说出了蒋氏无论如何，要进军西北，掌握西北。即无西安事变，张杨共同与红军作战到底，蒋亦要将中央军派驻西北，最后吃掉或分割东北与西北军，这是其以上明言的既定方针与计划。这是从其军事统一与武人独裁的立场上考虑国家大政方针的，按他的这一立场，最后消灭一切地方实力，乃是其根本方针，乃是其最后完成军事统一的大计划。但这不是民主的统一。他不管是在大陆，还是在台湾，不管是训政还是宪政时期，他都没有实行过一天的民主政治。如果认为蒋氏于军事统一之后能够实行民主政治，恐怕是无人相信的。因此，对他的军事统一，必须持否定的态度。以他的专制政治实行军事统一，当然在以民主与自由为旗帜的反对党面前，在实行土地改革的反对党面前，是必然要失败的。因为民主与科学已成为时代大潮，席卷全球，谁逆其潮流，必然失败，蒋即失败于这逆动。
蒋氏至死，恐对此亦无真正认识。
蒋氏在说了以上的大道理和中央军必须进驻西北的决心后，他更进而振振有词曰：
“兄等既以积极对外为标榜，以领导救亡望中央，而今所要求，乃欲摈中央军力于陕西以外，使其放弃国防基础，且不得过问西北，诚不料兄等之昧于事实，一至于此！事实发生以来，国内舆论之痛心疾首于兄等者，皆以干犯纪纲，劫持统帅，为兄等咎。若就国家生存大计而言，则劫持统帅之咎犹小，而破坏国防之罪实大，如不迅谋补救，举国同胞皆将不能为兄等恕。千秋万世，无所逃于历史之谴责，此兄等万不可不察者也。
“其二，关于汉卿回陕问题，……如为国家整打算，稍明爱人以德之义，则应知汉卿在陕甘变局未定之前，即令国府许可而遽回西北，其自身在责任观念上，亦无以对陕人与国人，无以对军中之袍泽，不独汉卿如此，即中正以数年来力主建设西北为国防重要根据之人，而托付无方，处理未善，以肇此空前之事变，使国家蒙受损失，反躬自省，实亦无以对国家，无以对国人，更无面目以再论国事。故陕甘之统一一日未复，即中与汉卿之罪责不得一日而卸除，汉卿深知此意，故并无回陕之请求而惟望问题之速了，日前彼托瑞峰携回之函，即可知其耿耿西望于兄等者为何如？兄等诚以国家为重，即应体汉卿之心为心，克除成见，迅下决断，确实接受中央之处置，使陕甘之事大定，中得稍减神明之咎戾，届时自当续请政府，俾汉卿仍有以自效于国家，前函已详晰言之，愿兄等勿再作此不可能之要求，以增汉卿与中之罪戾也。其三、兄等当知集中国力，应无害于国家之统一，而不能假此以遂其把持割裂之私图，此次西安事变，中央不惜枉法以求全，固为国难当前，凡属国家力量，均应逾格爱惜，然国家之统一，则不能任其有丝毫之毁伤，今日一般国民，均知非统一不足以御侮，而意志之统一，与军事政治之统一，尤为对外必要之条件，为求得意志之统一，即不能有危害国本之主张，与离间煽惑之宣传，为保持军事与政治之统一，即不容自划区域而形成割据独立之形态，过去二旬间，陕省之宣传与行动，其为分散国力，抑集中国力，固不必多所追述，今日兄等之要求，则何异将陕甘一切，悉令特殊化，何异于要求中央放弃其国防建设与后方根据地，试问如此情形，能达抗敌救国之目的乎？西北为我中华民族发祥之地，全国人民方将不惜全力以之为基础，断不能任其有赤化恶化之情势，沦为危害国本之根据地，兄等诚明此意，应勿使其造成复杂特殊之情形，否则兄等以爱国救国为名，而竟不惜危害国家，妨及民族生存，甘与全国为敌，试问将何以自存？自事变迄今，中央爱惜国力，多方委曲之苦心，昭然予天下以共见，兄等同是炎黄胄裔，果有自谋之志与谋国之忠，即应简单坦白，放弃错误，昭示诚悃，表里一致，接受命令，确实服从国家之处置，而迅使西北规复统一之常态，则中央只求国防之基础不受影响，统一之政令得以保持，必使兄等及所有部队，均得其所，亦必无负于兄等救国之初志，不然则是兄等必欲以国事为儿戏，不惜自误以误国，此即非中正之所忍言，亦不愿再向兄等有所辞费矣。中正负疚之身，休假山居，本无任何之职责，兄等若必孤行到底，此后不独西北问题非中所欲置喙，即汉卿今后之行止如何，亦非中之所愿过问，追念多年患难与共之情，及国家不堪再误之危况，辄不禁质陈所见，而致其最后之忠告，何去何择，惟兄及东北诸将领共察焉。”
这一长信，就是强调中央统一西北，强调先统一而后抗战，并声明决不允许有地方割据之事发生。并且声且言断不许赤化西北，仍是咄咄逼人。
接着，他于1937年2月18日，向五届三中全会报告西安事变始末。
“谨报告者，中正于去年十二月以西北剿匪军事，按照预定计划半月至一月间即可完成。特由洛入陕，亲加督促。不图张学良等突然构乱，致有十二月十二日之事变，在临潼西安同时发难，托兵谏之名，行劫质之实，在陕中央军政长官同被留置，凌乱纪纲，震惊中外。中正推诚过笃，虑患不周，仅携少数警卫，皆因抗拒以殉。彼时遘变仓皇，与外间音问隔绝，唯以舍生殉义之决心，求无愧于革命之天职。且深信我中央必能秉总理遗垂之精神，对于戡弭变乱，巩固国本，定有至当之措置。其后卒因中枢决策攸宜，全国军民同心一德，昭宣正义，使倡乱者慴服悔祸，事变得以弭止，中正旋于十二月二十六日回京，张学良则束身自投，愿领受应得之罪罚。对于事变经过，理宜详陈始末。惟自十二月十二日以后，中正虽蒙中央优容，未加谴责，而有亏职守至此，实早以待罪之身自居，未敢更以公职之地位，有所报告。只就当时躬历情形，按日追记，辑为小册，藉答同志之垂询，谨以检呈，乞赐鉴察。查当时陕变诸人，曾经发出通电，陈述其所谓国事之主张，颇引起外间注意。中正在事变发生之日，对张学良始终严词斥责，彼遂不得尽所欲言。及事变发生之第三日，始知其有所谓八项主张者，……张学良以此为彼等共同主张，坚请中正允其实行。中正始终命其立即悔罪，送中正回京，此外不欲听其有何陈述，除指出其行动背谬及此等主张之无意义外，并诰谕以党国自有一定之组织与系统，即有意见，亦应向中央依法陈请，张以回京后向中央提出为请，中正即向之说明纵可提出中央，但余必声明不赞成尔等之主张，此段谈话经过，亦具详于小册，惟此节关系较大，不得不特为提叙，俾到会各同志注意。兹值全会开议，对于西北善后，当必有确当之指示，对于国事亦必有详审之检讨，一切取舍可否，自当取决众议，爰特将张学良向中正陈述八项主张之经过，据实叙述藉供察酌。除中正手辑小册之西安半月记，一并检送请予鉴核分发到会各同志外，特此报告。”
蒋氏的立场是自己无错，错全在张、杨二人。中央军进驻西北，乃国家统一大计，不能违抗。同时，令李志刚传言给杨虎城，令杨就近和顾祝同洽商一切，不必再到溪口。同时，蒋限以1月24日为限，否则即动用武力。顾祝同对此回忆说：
“蒋公并告李志刚，嘱其转告各将领，如至1月24日（1937年），再无接受中央命令的表示，即认为有意反抗中央，意谓和平即告绝望。”
22日顾祝同进驻潼关，准备作战。但至1月23日，西安方面仍未答复，顾祝同就按既定计划，先令空军轰炸渭南东北军；并于华县对东北军开始炮击。在咸阳，中央军亦采取攻击行动，“藉以压迫张、杨所部将领就范”。
24日，西安方面即派米春霖、何柱国、谢珂到潼关见顾祝同。顾氏回忆说：
“二十四日，米春霖偕骑兵师军长何柱国、……来潼关见我，表示杨虎城等愿接受中央命令，但有几项请求：
（一）在张、杨各部及共军撤退时，由中央与张、杨两部各派十人组织之视察团，分作两组，分派在两方部队前沿，担任监视任务，以免在撤退时，遭中央军攻击；
（二）张、杨各部撤退时，请借给伙食费若干；
（三）张部在西、兰公路上，酌留少数部队；杨部酌留少数部队在西安。以上三项，当经我一一允诺，并准各借给一个月伙食；视察团即由中央与张、杨各派定人员组成。此外，张、杨两部要求发给善后经费，我只允代向中央转陈，不能肯定。”
“米等返陕后，杨虎城于三十一日下令，先将渭河北岸部队撤退，次将渭河以南撤至渭北，第二步再逐渐开往甘肃。二月二日起，张、杨部队开始移动。”
但是，以苗剑秋、孙铭九、应德田等为首的少壮派，则坚持以释张学良为与南京谈判的先决条件。否则不惜一战，以解救张学良。1月29日的渭南会议上，少壮派占了上风，决定“张副司令不回来，我们就不撤兵。”
1月31日，西安高级将领召开了最高会议，杨虎城、周恩来、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均出席了会议。会上决定接受和平条件。这与中国共产党政策完全一致。而1937年1月中旬，蒋已开始与中共单独会谈。对此，斯诺有一段说明（转述苗剑秋语）：
“一月中旬，潘汉年（作为密使）由南京抵达西安。我们怀疑他，把他作为一个‘嫌疑犯’逮捕起来，结果，我们从他身上，发现了直接与国共谈判有关的文件。其中包括将原来苏区改编为特区，分发给红军士兵军饷，允许共产党合法存在等等。”
对此，王以哲、何柱国、于学忠均表示高兴，认为此有助于和平解决。而少壮派则大不以为然，他们坚决要求中共方面支持他们以释放张学良为先决条件，否则就决心应战。于此情况，中共方面表示，如果东北军一致表示以释放张学良为先决条件，否则决不撤军，则中共方面一定和东北军、西北军站在一起，共同奋斗。但1月31日的西安最高会议，却否决了少壮派的意见，决心接受蒋介石的条件。这就使东北军的少壮派的意见无法实现，于是他们决定铤而走险，于2月2日上午发动兵变。以苗剑秋、孙铭九、应德田为首，率领军队按黑名单捕人或处决。黑名单上的人有：王以哲、何柱国、缪征流、刘多荃、米春霖、鲍文樾、李金洲、徐方、蒋斌、谢珂。他们首先闯入王以哲家，将王以哲将军杀害于床上。他们认为主和的核心人物是王以哲和何柱国，所以一定要除掉二人。据何镜华（亲历者）回忆：
“杜维纲、刘佩苇等人，曾到王以哲家进行劝告。杜维纲给王以哲下跪，刘佩苇哭着恳求王军长念及和张副司令的关系，并为了东北军，一定要向蒋介石……哪怕只要求张副司令在撤兵以前能回来给东北军讲一次话，见一次面就回去也都可以。”
但王以哲没有耐心说服，只是说：
“于主席现在已到西安来了，有人主持，究竟怎么办，需在今晚（三十一日）三方面会谈后，才能决定。”
结果三方最高会议否决了少壮派的意见。少壮派便于2月2日晨在孙铭九家中开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少壮派人物有三十多名。他们有人提出：
“他们（指王、何二位军长）出卖副司令，出卖东北军，出卖我们，我们应当除奸，杀掉他们。”应德田即问大家：“除掉王、何，拥护于学忠，执行渭南决议，坚持营救副司令，大家同意吗？”与会者一齐表示“同意！”并且没有反对意见。
就这样，少壮派们“宣判”了王以哲的“死刑”。
同时，他们还杀害了交通处长蒋斌、参谋处长徐方、六十七军副官长宋学礼三人。
何柱国事先躲到杨虎城新城大楼，未被捕杀。
事件发生，一○五师师长刘多荃，愤慨已极，立即向西安进军，要严惩孙、应等人。东北军广大官兵，也同样表愤慨。这时，中共方面为避免事态扩大，赶快将孙、应、苗等人，接出西安。刘多荃将一些少壮派扣押，并将高福源处决。
事后，周恩来首先率中共代表团到王家吊唁。毛泽东又电唁王以哲将军。认为王以哲将军的和平行动是正确的，爱国的。
毛泽东的唁电是：
“鼎芳先生遇难，不胜惊悼。鼎芳先生努力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但是国家民族之干城，亦爱国人民之领袖。此次主持和平，力求统一团结，乃见恶于少数不顾大局之分子，遽以身殉。苏区军民，同声悼惜。特电致唁，敬候起居。毛泽东、朱德、张国焘四日。”
同年，毛泽东和史沫特莱谈这件事时，又一次予以论述。他说：
“有一部分患着‘左倾幼稚病’的人士，这种人各地都有，枪杀王以哲的那位孙铭九，就是这类人物的极端代表。他们爱国出于热忱，他们为丧权失地的悲惨历史而愤激，他们的心地是纯洁的。但是他们缺乏政治经验，在大事变中认不清方向，不知道局部与全体，过去和现在，今日与明日的差别与联系。”
孙铭九和应德田也于解放后认识了这一错误。应氏说：
“我们背着周副主席打了二？二的一枪，给西安形势带来了无法估量的损失。若不是周副主席力挽狂谰，西安事变的伟大意义，将被我们二？二事件所断送。”
少壮派忘了放蒋的目的，就是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在东北军、西北军和中共中央三方努力下，终于取得和平解决，促成了抗日统一战线。
2月8日，宋希濂驻西安西半部；阮肇昌部驻西安东半部。8日12时，顾祝同到达西安。于学忠、何柱国、孙蔚如到车站迎候。顾到西安后，即劝杨虎城出国，令东北军移防苏、皖。
顾立即派何柱国飞溪口见蒋介石和张学良，向蒋报告一切。顾并希望何氏请张学良写一手书，指示东北军按中央指示，办理善后。何柱国偕王卓然、田雨时于2月16日下午（1937年），由杭州抵达溪口，见到张学良和于凤至。晚上同桌吃饭，夜宿溪口招待所。翌晨，张学良一连写了三封信：一致于学忠和东北军将士；一致旅居平津的东北人士；一致万福麟。三封信内容大体相同。
致于学忠的信，内容如下：
“孝侯兄大鉴：
柱国兄来谈，……弟不肖，使兄及我同人等为此事受累，犹以鼎芳兄之遭殃，真叫弟不知从何说起，泪不知从何处流。目下状况，要兄同诸人，大力维护此东北三千万父老所寄托此一点武装。吾等必须将吾们的血及此一点武装，贡献于东北父老之前。更要者，大家共济和衷，仍本从来维护大局，拥护领袖之宗旨，以期在抗日战场上，显我身手。盼兄将此函转示各军师旅团长，……大家必须对兄如对弟一样。……此颂近安
弟张学良手启。
二月十七日于溪口雪窦山”
东北军调动如下：
刘多荃一○五师改编为第四十九军，移驻南阳；缪征流五十七军调周口地区；吴克仁六十七军调蚌埠、商邱地区；周福一二九师归还保定五十三军建制；于学忠五十一军与一一○师开驻安徽蒙城。一一○师并入五十一军两个师内；何柱国骑兵第二军仍驻咸阳。
于学忠任豫皖绥靖主任；王树常为开封绥靖主任；刘尚清为安徽省主席；何柱国为西安行营副主任。以后于学忠又调任江苏宿迁一带，任江苏绥靖主任，驻淮阴。至6月份，东北军调编完毕。
西北军十七路军调驻三原，红军开至陕北。原来三位一体的联合阵线被蒋拆散。
蒋氏所以采取和平解决方针，原因有四：一是宋子文对他不妥协；二是国内各军人大多反对再打内战；三是日寇步步紧逼，使他无暇“剿共”。四，是西安方面表示接受中央处置，延安方面表示接受改编，使蒋无所借口。所以，是时势造成了蒋的停止内战，非其人格所致也。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国国民党于1937年2月中旬召开五届三中全会。2月20日，三中全会上通过了《根绝赤祸案》。此前，2月10日，中共中央向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发了一个电报，电文如下：
“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诸先生鉴：
“西安问题和平解决，举国庆幸，从此和平统一团结御侮之方针得以实现，实为国家民族之福。当此日寇猖狂，中华民族存亡千钧一发之际，本党深望贵党三中全会本此方针，将下列各项定为国策：
“（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
“（二）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
“（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材，共同救国；
“（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
“（五）改善人民生活；
如贵党三中全会果能毅然决然确定此国策，则本党为着表示团结御侮之诚意，愿给贵党三中全会以如下保证：
“（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
“（二）工农民主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
“（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
“（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
“国难日亟，时不我待，本党为国忠诚，可矢天日；诸先生，热心为国，定能允许本党之请求，使全民族御侮救亡之统一战线从此实现也。我辈同为黄帝子孙，同为中华民族儿女，国难当前，惟有抛弃一切成见，亲密合作，共同奔赴中华民族最后之伟大前程。谨此电达，伫候明教。并致
民族革命敬礼！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三七年二月十日”
2月20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通过《根绝赤祸案》，此案内容共有四条：
“第一：一国之军队，必统一编制，统一号令，方能收指臂之效，断无一国家可许主义绝不相容之军队同时并存者，故须彻底取消其所谓红军以及其他假借名目之武力。
“第二：政权统一，为国家统一之必要条件，世界任何国家，断不容许一国之内，有两种政权之存在者，故须彻底取消所谓苏维埃政府及其他一切破坏统一之组织。
“第三：赤化宣传与以救国救民为职志之三民主义绝对不能相容，即与吾国人民生命与社会生活亦极端相背，故须根本停止其赤化宣传。
“第四：阶级斗争以一阶级之利益为本位，其方法，将整个社会分成种种对立之阶级，而使之相杀相仇，故必出于夺取民众与武装暴动之手段，而社会因以不宁，民居为之荡析，故须根本停止其阶级斗争。
“……吾人须知必先恢复中华民族固有之精神与道德，树立中华民国独立自主之人格，乃能恢复中华民族固有之版图，承继我中华民族历史之光荣，以实现三民主义。故赤祸之必须根绝，乃为维护吾国家民族至当不易之大道。凡喻斯旨，果俱决心，而以事实表曝于全体国民之前者，均所容与；否则，仍当以国脉民命为重，决不能轻信诡言，贻国家民族以无穷之患；此乃本党责任所在，敢为全体同胞昭告者也。”
这个根绝案，实质上接受了红军改编问题。但对民主、释放政治犯，并无任何表示。并且绝对禁止赤化宣传和阶级斗争，而且咄咄逼人。但无论如何，他停止剿共，实行改编，总可以保存红军力量和共同抗日，使其以后进攻红军或搞磨擦，不再是合法行为。在这个意义上说五届三中全会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但他对共产党的根本政策，并没有改变，只是暂停“剿共”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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