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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围剿”

　　1932年5月24日，蒋特兼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副总司令为李济深，总参谋长为曹浩森。蒋又赴汉口亲自督战，开始对鄂豫皖的“大围剿”。并拟定口诀云；“以少击众，以实击虚，以整击零，以正击奇。”总动员二十四个师，重点进攻鄂豫皖洪湖地区；对中央苏区则采取箝制性包围。其目的是解除对中国中枢地区武汉的威胁，以便有利于实行“先安内”的政策，以解除后顾之忧。

　　此次“围剿”，蒋介石对其军队和行政干部大讲先安内而后攘外的谬论。

　　1932年6月22日，蒋介石对鄂豫皖湘赣军政长官发表讲话，提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口号。他说：“剿共不能专靠武力，这次剿匪，要七分政治，三分军事。”他已开始认识到政治对军事的重要影响，并具体说明要有军事的胜利，必须有政治的清明。

　　他认为政治清明的标志，一是赏罚分明和严刑罚。处罚时，不准再实行辞职、革职、撤差的做法，而只有降级、监禁、杀头三种，目的是以此杜绝做事不负责任和混日子的行为。他说：“现在只有雷厉风行的方法，重重处罚，才能使各负责人员有所畏惧，不能不负责作事”，以养成一种严正风气。

　　二是官员知廉耻，肯负责，不互相推诿，提高效率。他也已认识到他的政权下面“政治完全不能推动”，各级政府官员均是不愿负责任，互相推托，不做事情，非常腐败。因此也很想使他的政府机构成为一架灵活的机器，为他服务和运转。但他对此的救治方法，就是知廉耻。上一条是以重刑推动政治机器，此一条是以礼义廉耻养成负责心理；亦即以刑与礼相结合而完成其政治机器的正常运转，然后取得国人拥护。这两条属于政治清明。

　　此外是丈量土地，清查户口，进行社会改良。他说这是中国社会的组织。他想用土地来缓解农民的反蒋情绪，以便有利于围攻红军的战争。他认为处理土地的方法，不要用一个格式，可以多样化，可以采用耕者有其田，平均地权的方法，也可以地还原主，二、五减租。此目的无非使贫苦农民得到或多或少的土地，可以活下去，以减弱其反抗心理，使其不跟红军走，甚或协助他进攻红军。

　　但是蒋介石以封建独裁君临中国，人民绝对无权，因而无人监督高级或中、基层官吏，则各级官吏便可以为所欲为，称王称霸，上则瞒蒋，下则压民，均是千百个小蒋介石各自为政，蒋欲推动其政治机器，实是万万不能。因而土地政策也好，赏罚分明也好，均是一纸空文，徒然自欺欺人而已，是绝无人实行的。封建的土地关系丝毫未变，而腐败的政治，依然如故，他也只能依靠其军事力量来进攻红军。

　　第四次“围剿”。蒋部署了两个战场，一个主战场在鄂豫皖；一个次战场在江西中央苏区。在中央苏区，以吴奇伟、孙连仲部守北面永丰崇安；十九路军守东线；粤军自南进攻。7月初，粤军自南北进，大举入侵赣南。7月中旬，红三军击溃李汉魂部十三个团。7月17日，击溃孙连仲二十七师，克乐安、宜黄，高树勋四个团被缴械。20日，又于南丰地区击溃毛炳文、许克祥十个团。22日收复南丰。10月，红军转入福建，连克清流、归化等数城。继进闽北，攻克金溪等地。

　　1933年1月，三军团协同五军团西上赣东，迎接方志敏红十军南进，使蒋军无法得逞。

　　主战场方面，是蒋介石亲自指挥，对鄂豫皖红军作战。

　　对鄂豫皖的围攻，开始于1930年12月中旬，至1931年12月下旬结束，是为第一阶段。本阶段总兵力为十七个师又两个旅、两个骑兵师。蒋采用互相联络，严密包围，逐步进剿战略原则，于1月15日，以主力军从霍山、固始、潢川、罗田方面向麻埠进犯。另以偏师自六安、霍山地区进行协助作战。

　　红四方面军则在邝继勋指挥下，采取乘隙捣虚、避强击弱战略原则，突围进入皖中，威胁安庆。红军以金家寨、新集为中心地区，保存实力，避免决战。战斗至12月下旬，该方面红军开始分散于鄂豫皖各地区，化整为零。蒋第一阶段的“围剿”至此暂告一个段落。

　　前在一月上海抗战时，是由派何成浚、刘峙、刘镇华、郭汝栋、王陵基、曾以鼎、王均诸部分路围攻鄂豫皖红军。5月5日，上海停战，蒋对日妥协，转而再加强对该处红军的作战力量。

　　6月初，武汉组成总司令部。7日蒋于庐山召开五省军事会议。何应钦、何成浚、熊式辉、陈诚、陈调元、夏斗寅、高凌百等均予参加。会议决定军分三路，按照堵剿、进剿、清剿、追剿顺序，按期进军。并以飞机撒传单，劝导民众和引诱红军指战员投降。各路军部署如下：

　　右路军：司令官李济深兼，副司令官王均。下分三个纵队：第一纵队指挥官为第四师长徐庭瑶兼任，辖本师和宋世科独四十旅；第二纵队，以第十二师长曾万钟兼领，辖本师和王均第七师；第三纵队以二十五路梁冠英兼领，辖本路和胡宗南第一师；预备队以五十五师长阮肇昌兼领，辖本师和范熙积四十六师、岳盛宣五十七师。

　　中路军：司令官为蒋中正本人兼，副司令官刘峙。下辖第一纵队，以七十六师长张钫兼领，包括本师和戴民权四十五师、宋天才七十五师、郜子举新编二十师；第二纵队以陈继承任指挥官，下辖黄杰第二师、李玉堂第三师、李思想第八十师、陈耀汉第五十八师和骑兵十三、十五旅；第三纵队，以马鸿逵为指挥官，下辖马腾蛟三十五师、骑三旅；第四纵队以三十一师长张印湘兼领，辖本师和二十二路特务旅；第五纵队以四十七师长上官云相兼领；第六纵队以卫立煌为指挥官，下辖李默庵第十师、蒋伏生八十三师；预备队以钱大钧为指挥官，下辖俞济时八十八师，汤恩伯八十九师。

　　左路军：以何成浚兼司令官，徐源泉为副司令官。下辖第一纵队，以万耀煌任司令，下辖本十三师；第二纵队司令为四十四师萧之楚兼；第三纵队司令为四十一师长张振汉兼；第四纵队司令为独三十七师长刘培绪兼。

　　长江上游剿匪总指挥，为王陵基，下辖杂牌军两个路，两个旅和一支队。

　　左路军重点进攻洪湖地区贺龙部红军（军团）和孔荷宠十六军；中、右路军主攻第四方面军。第四方面军徐向前第四军、蔡申熙第九军、邝继勋二十军等。贺龙二军团等曾北上河南嵩县，再转陕南，后化整为零，转进巴东。

　　第四方面军初获胜利后，与敌转战，使敌疲于奔命。但自12月28日起，因四方面军不再执行原来的正确的战略原则，而用张国焘的“坚决地进攻”，不后退的错误战略，蒋得以用“筑堡修路，稳扎稳打”策略击败了红四方面军。张国焘被迫率主力军西撤陕南、川北。蒋之武汉威胁遂解。遂又于1933年1月1日，开始对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

　　对中央苏区之第四次“围剿”，到4月29日结束，共经三个多月时间。围剿地区在江西省中、南部和赣省与闽、粤、湘交界处，地区比以往均为广大。蒋介石动用兵力二十九个师，四个旅，空军两个队。中央红军则为三十五个师，又八个团。

　　先是蒋介石于1932年5月特任何应钦为赣粤闽湘边区“剿总”司令部总司令，广州绥靖主任陈济棠为副总司令。何于5月抵赣，分军队为九路：

　　第一路以余汉谋为司令官，进攻赣南；第二路以陈诚为司令官，进攻赣西；第三路以李扬敬为司令官，进攻闽南；蔡廷锴为第四路司令官，进攻闽西；第五路司令官为白崇禧，进攻赣南；第六路司令官为朱绍良，进攻南丰地区；第七路司令官为谭道源，进攻赣西北地区；赵观涛为第八路司令官，进攻赣东北地区；第九路司令官为孙连仲，进攻宜黄地区。

　　1933年春，实行对中央红军第四次“围剿”时，又分编各军为左中右三路军，仍以何应钦为总司令；以贺国光任参谋长。中路军以陈诚任总指挥，辖罗卓英、吴奇伟、赵观涛一、二、三纵队，共十一个师；左路军蔡廷锴，辖六个师，又一个暂编旅；右路余汉谋，辖六个师又一个独立旅（陈章）。此外总部又直辖五个师，两独旅，空军三、四队。以陈诚中路军为主力军。

　　蒋之作战构思，是分三路，自闽西、赣中、赣粤边向红军地区黎川进犯，企图一举消灭红军主力于黎川。所用策略和战法是以党政军密切配合，对占领区宣传主义、澄清吏治、修公路、建碉堡、设保甲、编民团，严加防守。具体作战是于赣、粤、闽三省派军扼守要隘，实行封锁，然后各路齐头并进渐次缩小包围圈，围攻红区中心地点。

　　红军则采取诱敌深入，各个击破战略原则，并以一部于赣东北、赣西牵制和分散蒋军兵力。此为周恩来制订之作战计。

　　此次战役，共经金谿、南丰、霍源、蛟湖、东陂、乐安、新淦、金羚（前者是在金谿附近）、清流、大田、光泽、遂川、路口、赣江西岸、湘赣边、大庾岭以北诸战斗。蒋未能获胜。

　　4月末，蒋介石为应付日军进攻长城所引起的更加高涨的抗日浪潮，不得不派中央军抵挡一下，以掩人耳目，就改任何应钦为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蒋介石将长城抗日任务交与何应钦，自己又亲自赴南昌继续指挥“围剿”，并撤销“剿总”，成立南昌行营。命刘峙任北路军总司令，重新部署“围剿”。至此第四次“围剿”结束。

　　蒋认为第四次“围剿”中，经常追随红军行动，陷于被动，致使中路军受损失重大，士气不振，没有什么成果，承认了第四次“围剿”的失败。又于5月1日，亲自下手令，改变作战策略为：“今后剿匪务以守为攻，乘机进剿，主要用合围之法，兼采机动之师，远探密垒，薄守厚援，层层巩固，节节进逼；对峙则守，得隙则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