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蒋介石全传 > 密谋反共，五次“反剿” 第二次下野

第二次下野

　　蒋介石在中原大战中，战胜了阎、冯大军，名义上统一了中国，有些飘飘然，更“踌躇满志”，欲当大总统了。于是一面进攻中央红军，一面筹备召开“国民会议”，制订“新约法”。对此，蒋的亲信人物或拍马者均表示赞成，其代表人物为吴稚晖、刘健群、陈立夫等。

　　但胡汉民则首倡异议，反对蒋制定“新约法”，并于《中央日报》上发表文章，得到国人响应。于是中央执行委员会上一致通过胡的提议。蒋见大势所趋，也只得附和，但心里却仍是要制“新约法”，当总统。主意既定，便产生了囚禁胡汉民的想法。

　　这在以前，他是根本不敢以此对待孙中山的同事和国民党元老的。正是一朝握军权，便要登大宝，便要以武力对待任何不俯首听命的人。什么民意，什么“宽仁厚德”、“礼义廉耻”，便抛之九霄云外了。

　　当然，蒋之怨恨胡汉民，并不只因此一事，还有胡汉民多次对他的尖锐批评和挖苦，使他“难以忍受”，或“忍无可忍”。

　　胡汉民在党的地位原在蒋介石之上，是和孙中山共同创立同盟会的国民党和民国元老，又曾代理孙中山大元帅职不只一次。蒋掌权以后，胡一直很反对蒋个人专断独行。蒋虽对他以师辈相称，但内心里很不以胡为然，深感胡碍了他的事。1929年、1930年间胡曾反对蒋介石任意以派官拉拢人；也反对把部长、陆海空军副司令给冯、阎、张，认为此为国之名器，不应滥给人。他对蒋说：“在一个政府的立场，不应该用这种拉拢凑合的卑劣手段。在过去，把这种手段施之于阎、冯，我已经反对，现在施之于张，我当然反对。我以为合作并不是在分配官职，国家的名器，也不应该这么滥给人。而且既然是一个中央政府，在‘中央’的意义之下，对于国内的任何个人，都谈不到什么合作。”

　　蒋介石当即站起来对胡说：“胡先生向来看功名权力之事不是很平淡的吗？何以对于这几个国府委员和部长之类，竟这么隆重起来？”两人谈话不欢而散。过了几天，王宠惠就告诉胡汉民：“为了胡先生反对把几个委员、部长给张，蒋介石发愤要辞职了。这是李石曾、吴稚辉说的，他们要我转告你。”蒋仍是不听他的决定和意见，他就以辞职来要挟，和过去一样。

　　胡汉民更反对蒋介石独裁，经常批评他，也公开讽刺、挖苦他。有一次，胡在中央党部对陈立夫说：“其实什么机关都可以不要，只存一陆海空军总司令部便可以了，既简捷又经济，这样一实行，对于减少目前财政恐慌，大概也不无小补！”又曾说：“蒋介石是不是什么事都要闻问，我不得而知，但陈立夫、陈果夫等对任何事件，总说，‘不知蒋介石意思如何？’其实既然有中央党部，有国民政府，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又有各院部会，事有专司，何可以某一个人的意思来掩盖各机关。难道在政府党部之外，又有一个太上政府和太上党部，总持一切吗？”蒋于1931年2月，对胡的一次次批评，再也不愿忍耐了，决定囚禁胡汉民，便以请柬请胡于2月28日晚8时来家赴宴。胡无戒备之心，便坦然于这天下午8时三刻，开完立法院会议后，驱车前往蒋介石住处赴约。

　　胡一到蒋家大门，胡的八名卫士便被蒋的十余名警卫请到别室去了。胡就自拿着衣帽、手杖大步进门，经过一条长甬道，被高凌百请到靠左边一间房子里。胡入室一看，别无他人，是首都警察厅长吴思豫坐在那里等他。不觉心里一怔，疑云顿起。但已入套中，无可奈何了。不一会，高凌百也来到室内，和吴一左一右站在胡坐两旁。高并向胡转上一封厚厚的信。胡看完信后，信又被要走。

　　信中蒋先说他如何尊崇胡汉民，仅次于总理；然后又说胡近来反对政府，反对他蒋氏，无论在党务和政治方面，都与他处处过不去。接着就给胡列出一条条罪状。在每一条罪状之旁，蒋介石亲笔加注。有的注说他“断不敢放弃自身责任也。”与胡对他的责备，针锋相对。

　　信中还说胡以斯大林自居，而他不敢自认为是托洛斯基。胡则说：“我看完这信，又气又笑。”接着胡便吩咐高凌百，“找蒋介石来，我有话说。”高和吴便忸怩作态，拖延时间，叫胡先吃饭。胡说：“我不想吃！”于是他们又打电话。半个小时后，邵元冲跑来，问胡汉民“有什么意思？”胡便大声说，“你去找蒋介石来，我要问他是什么意思？”邵元冲吞吞吐吐，又悄悄走了。过了一会，邵元冲又转回来对胡汉民说蒋没有什么意思，并请入另室，然后对胡说：“蒋先生想请胡先生辞去立法院院长。”胡生气地说：“何止辞立法院院长，我什么都可以不干。……但必须找蒋介石来，这样便可以了事了吗？”约到12点钟，蒋介石来了，并跟着十几个卫士，他一进门，卫士皆站门外静待。只有蒋的表弟王世和持枪随蒋进屋，并立即就坐。蒋进屋后就坐在胡的对面。

　　胡即问蒋近来有病吗，蒋说没有病。胡不客气地说：“那很好，我以为你发了神经病了。……你给我的信，我已经看了，但你何所据而云然？你应该明白告诉我。”

　　蒋不作声。胡即问蒋：“你说我勾结许崇智，这有什么根据？”蒋答云是“听人家说的。”胡又说：“许在党内是一个老同志，在私人是数十年共患难的朋友。就党的历史来说，你配说我勾结他吗？”

　　然后胡又发问一系列问题，蒋多是不作声。最后蒋又对胡说：“胡先生，你反对我的约法呢！”胡一听这话，更火冒三丈，便问蒋：“你的约法吗？你有你的约法给我反对吗？”蒋介石讲不过，又说胡汉民“常常严责党务政治工作人员也太过分，这些人都不自安。”又说胡汉民反对他，又反对张学良，不赞成让张学良当陆海空军副司令等。

　　最后胡汉民说，我辞职，不干了，什么也不干了。蒋介石马上说：“胡先生能辞职很好，但不能不问事。我除总理以外，最尊敬的便是胡先生，今后遇事还要向胡先生请教。今晚胡先生火气太盛，我又不会说话，讲什么事向来辩不过胡先生。不过我蒋中正断不肯冤枉胡先生。如果冤枉了胡先生，我蒋中正不姓蒋。”并一面说，一面拍着胸脯。

　　胡汉民又对蒋不客气地进行了教训：“你不对，只有我教训你，除我以外怕没有人再去教训你了。你不当以为我不敢教训你，如果我畏死，也不至今日才畏死，早就不出来革命了。”蒋介石默然地听着，然后向胡汉民鞠躬告退，并道了休息！

　　第二天，胡于被蒋拘留中写了因病辞职信，并要求移居汤山。29日，胡被押送汤山，幽禁起来。

　　广东陈济棠等闻讯反蒋，把亲蒋派陈铭枢驱逐出广东，然后与广西联合。4月30日，粤方中央监委邓泽如、林森、萧佛成、古应芬联名通电弹劾蒋介石。5月3日，陈济棠领衔，发十人通电拥护弹劾。23日，又二十人联名通电，要蒋介石于四十八小时内辞职下野。27日，广州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非常会议，发表讨蒋宣言，组织广州国民政府，将粤、桂军编成第一、第四两集团军，陈济棠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李宗仁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陈和古应芬为非常会议主持人）。陈和李宗仁立即派军北上湘赣，要求恢复胡汉民自由。

　　5月5日，南京召开“国民会议”。会议前一日，即5月4日，蒋到汤山见胡汉民，请胡参加国民会议。胡拒绝参加。蒋又不吭一声，起身就走了。

　　5月12日，国民会议通过了《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6月1日公布实施。蒋终于未敢违抗众议，制定“新约法”，实行宪政，充任总统，仍实行训政，蒋也只能仍当国民政府主席。该约法共八章，八十九条。其重要的原则是“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行使中央统治权。”平时常务，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使之。“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种治权由国民政府行使之。”“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政权之行使，由国民政府训导之。”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则“总揽中国民国之治权”，有宣战、媾和、缔约之大权，并决定政府预算。“总揽治权”，而不是负责执行权，其权力与国民会议、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的“统治权”可以说是相等同，不受监督，故蒋之权力，实同君主然，比立宪君主之权还大。因为立宪君主尚有宪法、议会予以限制，并且另有政府负责执行政务。

　　蒋之未敢贸然当总统，并不全是众议反对，而是两广有军事实力对抗，他尚不能任意左右全国政局，如无军事反对派，蒋是不怕众议的。这是专制国家的特点，众议没有军事势力的支持，是无根本效用的。

　　7月23日，蒋鉴于日军在东北积极部署武力侵占东北的军事，便向全国发表《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电》，正式提出“先安内而后攘外”的国策。

　　9月18日，发生“九·一八事变”，日寇武力侵占了沈阳，继而迅速扩大侵略，旋侵占我东三省全境。蒋以“先安内而后攘外”为国策，坚持不抵抗政策，电令张学良一枪不放放弃东北。

　　此时陈铭枢、张继、蔡元培便仆仆风尘，奔走于粤、宁双方，促进和议。10月13日，蒋答应放胡。胡于当日下午与蒋在中山陵辞行；相见十分钟，胡便辞去。14日晨8时，胡乘快车赴沪，蒋和张静江到车站送行。在车站上，蒋介石对胡说：“过去的一切，我都错了，请胡先生原谅。以后遇事，还得请胡先生指教。”

　　胡马上纠正蒋说：“不然，你说过去的一切都错，这又错了。你应当检查出在过去的一切中，那几样是错的，然后痛自改正。错而能改，并不算错。如果说统统错了，便无从改，这却是大错。”

　　蒋马上回问：“据胡先生看，错些什么呢？”胡答：“过去最大的错，是大家并没有为党为国为中国革命去奋斗，只是努力于私人权利的斗争。人人将所有心思才力，用以对付党内同志，党以此不能团结，党的力量以此不能表现，整个中国革命也以此完会失败。这种错误谁都有份，不过我个人比你们少些。”胡还想滔滔不绝地谈下去，被张静江顾左右而言他，给挡回去了。然后蒋即告辞，并说到上海再见。

　　胡于9时乘车赴沪。平心而论，胡对蒋的批评十分中肯。

　　同日，胡汉民发表宣言一篇，对蒋介石的独裁政治大加抨击。文云：

　　“……统一之基础，在于实行本党之主义，维护国家之利益，尤在于建树一开明之中枢。顾今日中国政治之现象，一绝对军阀统治之现象也。枪之所在，即权之所寄；政令所由不在政府，而在于军事委员长。……国计之决，不在于党部，而在于庐山、南昌之会议。……一切措施，既尽反人民之公意，又尽背本党之政纲。掌兵者威权愈大，言莫予违；由专制而任意杀人，祸变相寻。……，乃尚放言统一，统一何为之？将统一于军阀，以成其帝皇万世之业耶？抑以军阀之卖国误国为未足，故必统一之，以助其长乱为恶耶？……故日，必军阀统治倒，而后中国可以致统一，盖惟军阀统治倒，斯内政可以求改造。”

　　这是胡汉民对当时蒋介石独裁政治的总剖析和批驳，说理精深，确实指出了蒋本人君主自为的根源，是军队私有制，是军阀集团。并且断定，不除军阀，中国无法改造。此尤为至理明言。

　　这年11月，粤、宁双方在各自地点，召开中国国民党第四次代表大会，各自选出中央执、监委员会。蒋介石于12月15日辞国民政府主席和兼行政院长职（1930年9月，谭延闿死后，蒋兼行政院长）。28日选林森任国民政府主席。孙科任行政院长，陈铭枢任副院长。蒋介石仍列名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与汪精卫、胡汉民同列。

　　蒋在这次和两广、胡汉民的斗争中失败了。当然，也是汪精卫利用此胡、蒋矛盾，联合两广力量，将其逼下台的。这时可以说暂时形成了汪、胡联合阵线共同对蒋的局面。

　　次年1月28日，孙科、陈铭枢辞职，由汪精卫任行政院长。

　　蒋虽辞职，但仍军权实握，从南京政府建立以后，就进一步为其独裁统治而奋斗了。国家民族之利益，早已置诸脑后，居于第二位地位了。

　　北洋军阀和蒋介石时期都有私家报纸，蒋虽实行个人独裁，但仍不能一手遮天。社会上的一些对政府的批评，仍可以见于报端。例如天津《大公报》，就经常对政府提出一些批评。并提倡监督和鞭策政府。1932年5月初签订上海中日停战协定后，《大公报》就发表社评《上海停战协定签字后》。社评曰：

　　“此项协定，比之前此外间所传，不如其所传之严重，然日军何时撤退回国，固未定期，何时撤入租界或撤回舰上，亦遥遥无期，战虽停而不撤兵，则随时可以作战，兵虽退而仍驻中国境内，则随时可以进兵。如此协定，不但未符国人之期望，即政府中人，以及参与停战会议，签订停战协定诸公，恐亦未能满意也。”

　　又说：“窃以为今后国人之工作，一方应监督政府履行其不签订丧国辱权条约之宣言，一方应鞭策政府准备收复失地之方法。……”

　　5月10日，又发表社评曰：“政府对整个的抗敌计划，亦应当立即宣布，马上实行，打开此危机的局面。”

　　又如天津铁道部扶轮中学学生驱逐校长风潮，则一连报道。1931年“九·一八”之后，北平学生请愿到达南京，蒋介石也顺应潮流亲自接见学生代表，并向他们许下抗日诺言。1932年5月30日，北平商会开会发出通电，响应废止内战运动，也予详细报道。至于1931年5月，西安学生抗日会被查封，平津院校教职员工罢教、罢工，也均予报道。

　　其他各私家报纸也均如此。国共合作时期，亦有中共的报刊发行，其他党派报纸自然更是普遍自办。他们有一定的报道自由，只不触犯蒋氏本人的威信，各种社会活动和一般性学潮均可报道。但至解放战争时期，蒋则转而严厉镇压学生运动，而学潮也就更加汹涌澎湃，势不可挡，成为反蒋第二战线。顺民者昌，逆民者亡，自古已然，蒋氏竟然昏聩到不知顺民心的地步，焉得不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