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蒋介石全传 > 密谋反共，五次“反剿” 血染东南，对立下野
蒋介石在作充分准备之后，于1927年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与国民党右派和新军阀一道大肆屠杀共产党和革命群众，喋血东南，他的南京“中央”在和武汉汪精卫“中央”的争权之中落在下风，蒋介石采用以退为进的手段，通电下野，以待时机。
蒋于3月26日到上海，决心“清党”。但他对报界发表谈话时仍否认他与武汉中央的强烈冲突，并说各领袖间仍和舟共济，无大不合处，国民党也不会分裂。3月28日李宗仁到上海，先见到白崇禧。这时白崇禧的总部已被工人群众包围，白很沮丧，表示要抑制上海工人运动。随后李又见蒋介石，蒋也面色沮丧，并且声音已经嘶哑，还口口声声说：“我不干了，我不干了！”李问其原因，他说何应钦要辞职，而且他已无法掌握第一军。这是因为黄埔学生对他反对武汉中央，反对鲍罗廷，又要“清党”的突然反向转变，不知所措，纷纷质问他。他不得不百般辩解，以至声音嘶哑。而且第一军第一师长薛岳和第二十一师师长严重，均有左倾迹象；刘峙第二师内，也军心不稳。总之是军心混乱。这是因为蒋以前的左倾讲话对学生和军队的印象太深了。
这时，蒋又问李宗仁怎么办？李宗仁回答：“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清党，把越轨的左倾幼稚分子镇压下去。”蒋又沮丧地说：“我的第一军靠不住了，怎么清党？”李宗仁则慨然答应以自己的第七军调驻南京附近，监视沪宁线上不稳的部队。同时自告奋勇，为蒋整顿第一军。这时蒋对李、白二人，真是言听计从。毫无疑问，李宗仁对蒋的清党支持和援助，起了重大作用，如没有第七军，蒋的“清党”运动很难顺利进行。
蒋之反共，不但有军人基础，还有上海财界的大力支持，没有钱，蒋同样什么事也干不成的。而张静江与上海财界的关系，又是蒋的天然经济靠山，使他可以得到上海财界的信赖与大力援助。
上海财界支持蒋进行反共，首先借给他200万元。而宋子文以武汉中央政府财长身份在“上海化缘多日”，却毫无所得。最后答应借给他300万元，但仍交蒋介石使用，宋分文未见。宋只好从苏联远东银行借50万元接济武汉。这说明上海财界支持蒋介石，而不支持武汉政府。
汉口中央银行被武汉政府封存后，各地银行又拒绝和武汉政府来往，武汉政府无奈，只好由汉口中央银行大印钞票，结果通货膨胀，武汉经济终于无法支持，而一败涂地。
而以常燕生为代表的一般知识界，也自然害怕传说的苏联无产阶级专政或独裁政治，害怕共产党。
这些都是蒋介石反苏反共的社会基础。
蒋介石有了支持，遂于3月29日和国民党中央监委吴稚晖、蔡元培、张人杰、张继、古应芬、李宗仁等在上海莫利哀路孙中山住宅召开了中央监委预备会议。该会“检举”中共党人假借容共政策，在国民党内发展组织，有“篡夺”国民党之阴谋。当时立即议决咨请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电全国，推行“清党”运动，正式文件为“护党救国运动”。
这是蒋介石在武汉中央3月10日三中全会后，作出的第一个反应，也是双方对阵的第一个回合。
29日，蒋下令解散上海工人纠察队和取缔红色工会。
武汉中央也不示弱，便于4月1日，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一致通过“蒋介石的行动是反革命，请予严惩”议案。并决议免除蒋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之职。这些议案和决议，因系36名中委中之33名所表决，当然完全合法。因此，从4月1日以后，蒋不再是原来国民政府和中央执委会所委任的总司令，已系另一个“总司令”。但蒋拒不交印，并说：“革命责任，不容推诿。”总之不辞职，再也不说他本来不想当总司令的话了。至此，武汉和蒋介石之间，已势必一战。
正是这一天，汪精卫自欧洲回国，抵达上海。吴稚晖、宋子文前去迎接。汪到上海后，对吴稚晖说，他本人也不赞成阶级革命和劳农专政，国民党和共产党也很难继续相安无事。但他又说必须尽力维持国共合作局面。他对蒋则说：“介石，这一回东南与武汉开战，如果你失败了，我们国民党必就此消灭，共产党必就此起来；如果你胜利了，国民党就要恢复到民国十三年以前的状况，……无论右派的军队，左派的党员，一定不会同你蒋介石合作，你在党里的生命怕要从此消灭。”
4月2日，上海中央监委蔡元培、吴稚晖、张静江、陈果夫兄弟、李煜瀛、李宗仁、黄绍竑等8人，也于当日在上海开会，由吴稚晖提出指控中共“亡党卖国”的报告，力主断然“清党”。他说：“将来中国果为共产党所盗窃，岂能逃苏俄直接之支配。”上呈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蒋介石。
当时李济深、黄绍竑、白崇禧均先后发言，支持吴稚晖的报告，主张“清党”。李济深说：如果现在不清党，彭湃的农民运动会使“广东的局面……无法维持……”。
当日，蒋即答复吴稚晖请求“清党”的报告，并决定照办，但仍需电呈中央执委会全体公议共同处分。武汉中执委会当然不会通过，但蒋则不管这一切而一意“清党”，并立即将不稳各师调离上海。
蒋于4月3日在欢迎汪归国的欢迎词中表示拥护汪领导党政军一切，军政、民政、财政、外交均听汪精卫指导。蒋还特别劝汪不要到武汉去。他对汪说：“你如果真正为本党，那就要到南京去，然后再请武汉一般中央执行委员过来。如果你到武汉去，你还是要作本党的罪人。”蒋是想利用汪精卫将武汉中央委员拉过来，使他的未来政府合法化。
但汪因为忌恨蒋的“三·二○”政变，无论如何不肯与蒋合作，决心到武汉主持工作，然后慢慢排除中共势力，独握中枢再伺机与蒋决战。这是汪的心计，并未形诸于口、笔。以至于吴稚晖急得跪在汪面前，求汪留在南京。汪见吴跪，吓得赶紧避开，嘴里还不住地说：“稚老，你是老前辈，这样来，我受不了，我受不了！”会场非常紧张，而又令人啼笑皆非。汪始终不肯留在南京。
4月5日，正当汪与各中央监委开会时，报纸忽然登出《国共两党领袖汪兆铭、陈独秀联合宣言》。该宣言表示国共两党合作到底，绝不受人离间、中伤。此宣言一出，与会人士大哗，吴稚晖尤其气愤，当面挖苦汪以党魁自居，无人认可，也无此资格，说得汪极为难堪！汪氏至此，惟有赴武汉一途，遂赴武汉，出任国民政府主席。
4月7日，武汉召开紧急会议，鲍罗廷主张先进驻南京，以南京为首都。但蒋介石已于4月9日抢先人驻南京。蒋又先了一步。同日，白崇禧任上海戒严司令；李济深、黄绍竑电粤、桂两省实行“清党”，屠杀共产党员。
与此同时，南京中共党组织则于4月10日召开南京市民肃清反动分子大会，决议将反动分子交人民审判。会后，到蒋的总部请愿。
这几天，蒋在读曾国藩著作，当他读到“谤怨沸腾，万口嘲讥”时，十分动情，大有古今同叹之慨。
蒋于11日，断然下令全国开始“清党”。12日上午，上海在白崇禧指挥下，开始解散工人纠察队，搜查工人俱乐部等，并逮捕和枪杀共产党员。至13日，数万工人为此进行抗议游行。当大队到达宝山路时，周凤歧第二十六军第二师，突然用机枪向游行队伍扫射，当场打死三四百人，伤者无数。两广、浙、闽、苏、皖、湘、鄂等省也开始大量屠杀共产党员，不计其数。
蒋介石对杨虎、陈群说：“凡可以杀的，一律杀，宁可错杀，不可错放。”这就是“四·一二”大屠杀。至此，蒋已完全和武汉中央决裂，走上公开反共道路。
武汉中央于14日向全世界发出通电，指出：“蒋介石的叛国行为已暴露无遗，吾人要求全党同志，组织联合阵线，进行对抗叛国者。”同日，南京国民党召开南京二届四中全会，不承认武汉中委会。
蒋既已和武汉中央决裂，就径直组建南京政府。4月17日，蒋召开中央政治会议，议决改国都为南京。18日，南京国民政府正式成立并办公，声明“取消武汉中央党部和武汉国民政府”。选举胡汉民为南京国府主席。军委会和总政治部也相继成立。蒋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吴稚晖任总政治部主任，陈铭枢任副主任。
17日，武汉中央开除蒋的党籍，罢免其一切职务，并对蒋明令通缉，18日，南京政府则通缉鲍罗廷和197名中共党人。
这时的南京政府，仍是不合法的，因为中央执行委员远不到三分之一的数目，实质上是个军人政府。
在南京政府成立大典上，蒋说中共是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的孙悟空，不将其消灭，就必将自取灭亡，受治于异族；并指责苏联为赤色帝国主义者；英美为白色帝国主义者。
蒋还专门为他的反共行为在《告民众书》里做了详细说明。从8个方面分析、表白，其主要理由是：中共没有遵行容共政策中接受三民主义的规定；要篡夺中国国民党党权；离间国民革命军；武汉中央军事学校分校对不附和他们的学生就关禁闭；宣传阶级斗争；把持饷源，不供给前线等等，等等，还有中共反对他蒋介石，就是反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他用这些理由，说服了那些迷惑不解的年轻军人。
昨天还在高唱“共同奋斗”，今天却杀气腾腾。为了杀人，就得加罪；为了加罪，就得造谣。蒋介石在导演和主演这场历史剧的过程中，有许多乾坤颠倒的言论，不必举例了。
4月18日，蒋介石一班人，在南京成立了一个与汉口国民政府唱对台戏的国民政府，推胡汉民为主席（胡于1927年春回国）。这天下午，在旧江苏省议会举行成立典礼，蔡元培代表南京中央党部向代表南京国民政府的胡汉民授印。胡在大典上向国民革命军将士呼吁：
一致拥护蒋总司令，以巩固革命政府，打倒反革命势力。
这位刚从国外“考察”归来的国民党元老说的话不多，但表示的态度却很重要。它表明南京政府是一个“一致拥护蒋总司令”，即以蒋为核心的反共政权——他们把共产党称为“反革命势力”。
同一天，南京还发表了《告国民革命军全体将士书》，其中有这样两句：
蒋（中正）同志忠贞勇敢，受命以来转战七省，奠定江汉，四十年来本党军事成绩之伟大，盖无过于今日者。虽然，苟无认识主义、效命党团之全体将士、则蒋同志亦一手一足之力耳。
接着，南京政府发表了对共产党干部和左派国民党人的通缉令。
被通缉的共产党人有：鲍罗廷、陈独秀、谭平山、林祖涵、于树德、吴玉章、杨匏安、恽代英、毛泽东、夏曦、周恩来、邓颖超、董必武、罗亦农、邓中夏、林育南、李汉俊、罗章龙、易礼容、郭亮、刘少奇、张国焘、蔡和森、方志敏、彭述之、汪寿华、沈雁冰、瞿秋白、杨之华、施存统、张太雷、苏兆征、彭湃、阮啸仙、宣中华、熊雄、萧楚女、赵世炎、刘清扬、宋云彬、顾顺章、包惠僧、王若飞、周逸群、张秋人、刘伯承、李立三。
还有：徐谦、彭泽民、陈其瑷、詹大悲、柳亚子、章伯钧、郭沫若、顾孟余。
5月7日，南京成立了“中央清党委员会”，制定了《清党条例》通告各地党部。一场逮捕、屠杀共产党人的活动，在中国东南部蔓延着。
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国民党政权，他登基后的第一项任务就是竭尽全力摧垮武汉革命政府。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一片萧瑟的寒风中，武汉革命政府犹如一株怒放的梅花，它给世界带来一丝生机，它给中国人带来希翼，蒋介石绝不允许这株梅花更加怒放。
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势力支持蒋介石，一致采取行动逼迫武汉政府走向失败。长江上巡逻的英美炮舰对武汉进行封锁，武汉政府所急需的大米、石油、煤炭无法运入。湖南农民运动惨遭许克祥镇压。武汉政府财政要人宋子文、孔祥熙转而投靠蒋介石，回过头来扼武汉政府咽喉。南京政府的特工在武汉挖空心思从事破坏。一批批动摇分子离开武汉，投向蒋介石的怀抱。在日益严峻的形势面前，武汉政府内部最高领导层在加速动摇分化。
武汉政府主席汪精卫动摇了，他说：
共产党建议我们同群众站在一起……但是群众在哪里，被高度赞扬的上海工人的力量在哪里？湖南农民在哪里？根本没有这种力量。你们看，蒋介石没有群众也相当强大。同群众站在一起意味着同军队对抗。不，我们最好不要群众，而同军队站在一起。
汪精卫这副软骨头在向蒋介石靠拢，他这个蒋介石的头号政敌倍受蒋介石排挤，在向蒋介石狂吠几声后，又摇头摆尾走向蒋介石身边。
这时期武汉政府和南京政府都举行北伐。北方冯玉祥也率军出潼关与汪精卫、蒋介石在郑州、徐州汇合。武汉政府把最后的赌注压在了冯玉祥身上，冯玉祥不买武汉方面的帐，转身靠近蒋介石，逼迫武汉方面加紧分共、反共。
武汉政府失败了，汪精卫发动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中国共产党人退出了武汉政府，旋遭到残忍的搜捕和追杀。宋庆龄、邓演达两位中坚人物坚贞不屈，亡命海外。
这边蒋介石摧垮武汉政府获得巨大成功，那边蒋介石在南京自己的日子照样百般难过。喜悦和愁苦相伴于蒋介石。
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汪精卫与蒋介石仍持对立状态。在武汉，汪精卫一面反共，一面反蒋，提出所谓“在夹攻中奋斗”的口号，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宣布东征讨蒋，进取南京，威胁蒋介石。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主要靠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鼎力支持的，政变成功后，李宗仁、白崇禧腰杆硬了，开始和蒋介石貌合神离。蒋介石的第一军军长何应钦此时态度暧昧起来，向桂系李、白靠近，蒋介石有点被架空。
8月上旬、中旬，蒋介石在南京丁家花园召开幕僚会议，鼓励诸人继续向前，李宗仁、白崇禧实力派不哼不哈，不理蒋介石。8月12日晚的会议上，李宗仁、白崇禧发言强力要求与武汉方面合作。蒋介石目视何应钦寻求支持，何应钦移开目光，默不作声。蒋介石勃然大怒，不待散会，拂袖而去。会议不欢而散。
为摆脱被动局面和有被架空的危险，蒋介石使出北伐军总司令的神威，陈兵津浦路上，亲自指挥军队，讨伐北洋军阀孙传芳。
蒋介石用将可以，用兵无能，此时又利令智昏，一心想变被动为主动，犯了兵家大忌，被孙传芳打得惨败，逃回南京。又羞又愤、蒋介石找前敌总指挥王天培当替罪羊，命自己亲信蒋鼎文把王杀害于杭州拱宸桥。此招招来了国民党高级将领的众怒，群起反对蒋介石。
无奈，蒋介石宣布下野。
“娘稀皮的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你们翅膀硬了，不跟我合作了，不听我指挥了。好，我走！我倒要看看你们有多大本事！看看到底是我英雄，还是你们英雄！”
蒋介石安排了一下后事，8月13日在上海发表《辞职宣言》。认真准备东山再起了。
宁汉合流大权独揽中原大战大获全胜在无人能应付国民党内部重重的矛盾和斗争的情况下，蒋介石“顺理成章”地复职，并且在南京、武汉国民政府合流之后，党、政、军大权一把抓，成为名副其实的独裁者，随后又爆发了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的“中原大战”，蒋介石以分化、收买等手段瓦解对手，战胜各路诸侯，开始了蒋家王朝的时代。
蒋下台后，孙传芳即部署军事，反攻南京。白崇禧、李宗仁、何应钦则收军江南，防守长江，准备和孙传芳再次作战。
同时，南京派李宗仁为代表，到武汉政府洽谈和好统一之事。但武汉无人，李宗仁复追至庐山见武汉政府诸首脑。此时武汉政府首脑正在开会。李宗仁到会后，见唐生智极为嚣张和狂妄，声言李宗仁无权过问武汉进军芜湖之事。李宗仁想起他在困难中的卑躬屈膝，对他现在的狂态十分憎恶，只好要求武汉再派人到南京会谈。
这次会议上，李宗仁看到唐生智并不听汪精卫的劝说，目中无汪。这是因为汪的亲信张发奎第四军已尾追“八·一”起义军南下，唐生智独拥重兵成了武汉老大，汪自然就无力控制武汉政府了。唐生智也要建立自己的一统江山。
李回南京后，主要考虑如何对付唐生智的问题，也不再把汪放在心上了。
从8月25日到31日，李、白、何击溃反攻江南的孙传芳军。唐生智原想待李、白失败后再攻击孙传芳军，不料孙军完全败北，唐生智亦不敢贸然东下。
于是李宗仁再奔走宁汉合流。这次李宗仁击溃孙传芳反攻军后，自己也深感天下非己莫属。他认为汪是伪君子；蒋太独断，偏私；而胡汉民又太尖刻，均不足以领袖群伦。
最后，宁汉之间达成协议，9月15日组织南京中央特别委员会，不设主席，由5常委轮流任主席。汪仅为特委会委员，并不比别人高，而且还不如李、白身兼审查委员。江到宁后，南京贴出了骂汪的标语。如果说李宗仁与此事无关，是谁也不会信的。这是桂系得势后要控制南京特委会，汪精卫当然在南京呆不下去，也不再支持特委会。结果，汪精卫、唐生智、胡汉民均反对南京特委会；蒋介石自然也不赞成，并通过陈氏兄弟之中央俱乐部，动员各地党政干部反对特委会。如此以来，李、白的南京特委会完全孤立，前途自是多难了。
南京特委会于10月19日，决定讨伐唐生智，以去心头之患。11月11日，唐失败下野，逃往日本。特委会暂时维持局面，主持南京政府。这是桂系第一次掌权时期，但好景不长。
在这场你争我夺的权力战中，蒋在老家溪口观阵。9月22日，对于他复起的局势已经形成，不必担忧了。蒋决定东游日本。
他到日本的目的有二：一是了解日本意图；二是追宋美龄。29日抵日本长崎。10月3日即与宋子文乘车拜访子文之母宋夫人，向宋美龄求婚。蒋认识宋美龄，是在1922年孙中山大总统府。从那时起就决心向宋美龄求婚，但一直没有机会。这些年来，因戎马倥偬，只能向宋美龄写信。从此以后陈洁如不再是意中人。
蒋比孙中山幸运，由于他表示信奉基督教，很顺利地通过了宋夫人的严关。蒋刚从宋夫人房中出来就高兴得连声大喊老板娘，“成功了，成功了！婚约成功了！哦，对了，给你写字吧！来！来！马上替我磨墨。”当天，蒋就把定婚戒指送上宋夫人。
与美龄定婚后，就与她合影留念，到日本各名胜去旅游。然后去拜访孙中山生前的老朋友和他自己的师友。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拜访了在高田当兵时的长冈师团长和飞松联队长，并给长冈写了“不负师教”的条幅，表示尊重师道。
下面的主要任务，就是和天皇的“老大哥”们见面，肯定了1927年春天默契，传闻有密约。蒋还特别提出当他和中共作战时，日本如果中立，东北和长城以北的国土问题则好商量。此后，裕仁天皇又组织星期二俱乐部，专门从事同蒋介石的“合作”。蒋又和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会谈，但会谈结果是失败的，他事后说，田中义一毫无诚意，一定要阻止中国革命。因为田中明确表态，要蒋介石不可打过长江。蒋因与天皇有默契，坚持打过长江，但对统一前途，实是忧心忡忡。
蒋最后的结论是：中日无合作之可能；日方妨碍北伐成功，阻止中国统一。因此，他认为此次日本之行是失败了。
11月10日下午1时，蒋回到上海。宋夫人和宋美龄已于前一月回国，正于上海筹办婚事。11月26日于报纸上刊载启事，声明与姚冶诚、陈洁如均无婚约；与毛氏离婚，今后断绝一切关系。
12月1日下午3时，蒋介石和宋美龄先于宋宅举行基督教婚仪，由牧师余日章主持。观礼者只有上海少数近亲。然后又在上海大华饭店举行中国式结婚典礼。证婚人为蔡元培；介绍人为谭延闽、王正廷。这时，蒋41岁，宋美龄已31岁（她出生于1897年3月5日，光绪二十三年二月三日）。
蒋以能和宋美龄结婚，视为平生最得意之事，这从他结婚感言中，一望可知。他说：
“余今日得与最敬爱之宋美龄女士结婚，实为余一生以来最快慰之一日。”又云曰：“余确信，今日与宋女士结婚以后，余之革命工作必有进步。余能安心尽革命之责任，即自今日始也。”
接着他又大讲人生哲学：“余平生研究人生哲学和社会问题，深信人生无美满之婚姻，则做人一切皆无意义。社会无安定之家庭，则民族根本无进步。……家庭为社会之基础，欲改造中国之社会，应先改造中国之家庭。”
的确，蒋介石在前半生的个人生活中比一般名人的艳事稍多，他当时也很得意。但那些女性非名门望族，更无宋美龄之素养、文化和美貌与风仪。蒋介石一介武夫而得娶宋氏小姐为妻，的确是一门攀高的亲事。宋美龄即使不嫁蒋介石，也是全国第一；而嫁蒋氏之后，并未增色添光，实是一种下嫁。故而蒋介石得娶宋美龄后，真是受宠若惊，高兴之极，难免说出一些过头话或失态之语。
蒋婚后第三天，就从莫干山赶回上海，在蒋的新居拉都路311号参加中国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议，把宋美龄放在一边。但宋知其夫在为国操劳，并无怨言。
这次会议10日结束。最后，一致赞同蒋介石复职。汪精卫也投了赞成票。该会议还决定于四中全会召开时，取消南京特委会。
上海财界，认准了蒋介石。不支持李宗仁，不贷款给南京特委会，因而南京特委会难以维持下去。
冯玉祥因为并不被特委会所重视，也不支持李、白等人；也要求蒋介石复职。12月1日，冯玉祥以第二集团军总司令身份要求蒋介石复职。12月9日何应钦也通电要求蒋介石复职。13日，蔡元培发表谈话，欢迎蒋介石复职。17日汪精卫出国，辞去武汉国府主席之职。26日，上海各界举行“促请蒋中正复职大会”；新任第四军军长缨培南也通电拥蒋复职。
28日，南京中国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宣告结束。它只存在了百余日。
蒋于1928年1月7日正式复职。2月2日，中国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在南京丁家桥中央党部召开，组织新的政府。谭延闽任国民政府主席；蒋任军委主席，兼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又担任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蒋再次大权独揽。同时设广州、武汉、开封、太原4个政治分会，由李济深、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分任主席。
这一次蒋、李斗争中，李宗仁仅执政三个多月就一败涂地。看来李决不是蒋的对手。这主要是李氏胸怀比蒋还小，不能广揽人才和广纳各派势力。
自国民党“清党”反共后，形成了蒋、桂、阎、冯四大军事系统及后来转入国民党的东北军系统，政治派别组织也如雨后莠草，到处滋生。它们为争夺对国民党中央的控制权，翻云覆雨，今仇明友，互相攻讦，而蒋介石则以三届中央的号令要把“削藩策”进行到底，幻想尽速实现政治、军事的统一。各地有相当实力的新军阀，相继起而反抗，爆发了一起又一起的混战。蒋利用政治分化，金钱收买，封官许愿等手段，拉打结合，各个击破，最终击败了所有对手。
蒋打击的第一个目标便是桂系。桂系是1927年8月通蒋下野的主谋，蒋对此一直嫉恨在心，要算这笔旧账。更主要的是桂系势力发展过快，南有广西根据地，北有唐山地区白崇禧率数万之众虎视南京。其主力又虎踞武汉，卡住了南京上游。它对蒋介石的威胁最大。因此他要首先除掉桂系。当时桂系内部矛盾重重，又战线太长，首尾难顾。蒋桂相争对蒋有利。于是，蒋利用湘案，兴师问罪。
桂系首领也看穿了蒋介石的险恶用心，不甘心坐以待毙，积极采取防范措施，要与蒋介石争个高低。
湖南是蒋、桂争夺的焦点。桂系决心要把湘政完全控制在自己的手里，因湖南是连接广西的通道。蒋则力图截断桂系的通道，防止其势力扩大，因此也极力控制湖南。于是蒋、桂在湘省展开了激烈的争夺，遂导致湘案的发生。
1928年5月，李宗仁免去程潜湖南省主席职务，以第2军军长兼18师师长鲁涤平代替。但鲁日渐亲蒋，与桂系貌合神离。蒋为准备消灭桂系，秘运武器给鲁涤平。桂系遂决心倒鲁。1929年2月22日，桂系采取先斩后奏办法，以武汉政治分会名义，突然免去鲁涤平湖南省主席职务，由原唐生智部将领、现属桂系的第19师师长何键接任。同时派桂系将领率兵入湘，鲁涤平措手不及，被迫退入江西，这就是所谓“湘案”。
“湘案”成为蒋介石讨桂的导火线。3月13日，蒋介石操纵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做出了关于处理湘案的决议，对有关将领给予免职处分，对李宗仁则未予追究，“湘案”似乎解决，实际并非如此。蒋一面对“湘案”做出处理，一面加紧策划一举灭桂的计划。采取了先瓦解河北白崇禧部、武汉李宗仁部后再拆散粤桂联盟，以达到全胜的目的。
在蒋介石一生的军事生涯之中，借刀杀人的事例可谓无数，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在蒋桂战争中利用唐生智策反旧部打败“小诸葛”白崇禧，从而一举击溃桂系。
蒋介石第二次誓师北伐，出于对桂系的怀恨，没有派桂系的第四集团军参加北伐。但是，在日本侵略军制造了“济南事变”以后，蒋介石为避开与日本人的矛盾，决意北伐绕道进行。鉴于局势的变化，蒋介石接受了冯玉祥的建议，派第四集团军参与京汉路正面的作战。
白崇禧在郑州会晤蒋介石后，随即誓师北伐，参与对奉军的战斗。这样，北伐军势力大增，奉军节节败退。桂系携北伐以来的余威，很想藉此将京、津地区据为己有。白崇禧率领的六个军很快赶到了长辛店，在东方饭店设立前敌总指挥部。白崇禧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表达了喜悦的心清，他说：“自古以来，凡是统一中国都是由北而南，从未有由南而北完成此一神圣大业的。太平天国时两广军队曾一度进抵天津，至于北京，诚哉其为破天荒也。”
俗话说“功高震主者身自危”。随着白崇禧所部桂军在北方的威望日益高涨，蒋介石渐渐地不能容忍了。
本来，蒋介石召开全国编遣会议和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目的，就是为了剥夺了其他派系的权力，但没有一个肯俯首听命。蒋介石不能容忍这类情况继续下去，他要给不听话者一点颜色看看。不过因为自己力量所限，又不能全线出击，只能各个击破，杀一儆百。蒋的首要目标就是桂系。一来，桂系离京畿地区较近，对中枢威胁大；二来桂系军队从北向南沿京汉路一字摆开，首尾不能相顾，相对容易攻破。蒋介石为了消灭桂系，起用了唐生智。唐生智反蒋，谁都知道。宁、汉分立时唐生智与汪精卫联合，东征讨蒋，后来被李宗仁、白崇禧所败，下野去日，伺机再起。1928年他从日本到上海，国民党内的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蒋、桂矛盾激化，战争一触即发。在蒋、桂两派之间选择，他选择了蒋。唐生智虽然反蒋，但桂系把他赶下台时，蒋介石曾关照过他，所以他对桂系怀恨在心。对蒋则有所原谅。更何况他要东山再起，还得依靠蒋介石的力量支持。这样，蒋、唐这对昔日之敌，而今为友，在共同讨桂的目标下他们勾结起来。唐生智成了推倒白崇禧的一张王牌。
白崇禧带到河北的部队，即是打败唐生智后收编的唐氏旧部李品仙、廖磊的部队，其建制基本未动，只是白崇禧赶走了三十六军军长刘兴，换上了廖磊，番号变成五十三师。自进北平后，白所部想长驻河北，由于和阎锡山争利，受到阎的冷遇，日子并不好过。蒋介石提出裁兵，白崇禧主张戍边，欲带三五万人去开发西北，但手下官兵多是湖南人，又都希望早回湖南家乡，恰与白的想法相左。随着白氏在河北驻扎时间的延长以及戍边计划的披露，官兵普遍产生离心倾向，怀旧心理日强，希望唐生智能够东山再起，回到部队中来。这一倾向没有逃过蒋介石的眼睛。至此，蒋氏设计了扶唐驱白的计划。
1928年9月，蒋介石密命刘兴北上策动白崇禧部反正。刘兴被白崇禧赶走以后，对白恨之入骨。刘兴到天津后，即与他以前的幕僚长、当时的五十三师参谋长周武彝取得联系，周氏以办理三全大会代表报到手续做掩护，前往南京活动。之后便去上海拜访后唐生智。见到唐生智后，问唐是否想重返军界，重掌旧部？唐说：“我虽有此心，却无此力。”
“如果有人大力资助你呢？”周进一步追问。唐说，“当然求之不得！可是又谁知那些老部下的态度如何？”周说：“你的部下投到白崇禧的门下是不得已的权宜之计，如今也不情愿驻在河北。现在介公出资相助，你出面重新招回旧部不成问题。”
两人就这样敲定了。随后周由沪赴宁，向蒋介石表示他们竭诚拥护中央，要求唐生智重新指挥部队。蒋介石见他的部署已获成功，对周氏加以赞许，并指示他们立即动身北上。嗣后，唐生智携带巨款，在周武彝的陪同下乘日轮由上海北上去天津。
这边拉唐入伙，那边已打通了唐氏重返旧部的道路。蒋介石事前即派何成浚接替吴忠信北平行营主任的职务，旨在孤立白崇禧。又在平、津、唐地区传播唐生智复职的消息。白崇禧看到苗头不对，计划率部南下浦口，为蒋桂战争做准备。但此时部队公开闹事驱白，他的指挥已经失灵。白崇禧见局势已无法挽回，幸好廖磊与他关系很好，在廖氏的掩护下，化装乘日轮逃往上海。
这时，蒋、白已成了一对冤家。当蒋得知白乘日轮南下的确切消息后，密令上海卫戍司令熊式辉，待白到上海时立即将其逮捕，如该日轮拒绝搜查，可将该日轮击沉，日后再办国际交涉。这个信息被上海市长张定藩获知，张在北伐时作为白崇禧的部下，两人关系融洽，所以张将这一消息透露给李宗仁的夫人，李夫人当即找第四集团军驻沪办事处，和该处人员去日本轮船公司协商交涉，结果由王季文搭乘另一南下日轮，在吴淞口发出信号，使白氏所乘日轮停在港外，王季文与白崇禧互换轮船。这样，白崇禧未进上海，直趋广州，得以幸免。蒋介石要杀白崇禧是很坚决的，有一次，刘兴到宋子文公馆，便听到蒋对刘峙说：“你回去把部队准备好，等候命令。”然后蒋又同刘兴交谈了一些生活情况后，便以坚定的口气说：“我要你到北方去，把白崇禧指挥的军队夺过来，所需费用由宋子文给你准备……如果能抓到白崇禧，就把他杀了。”
这样，蒋介石就成功地上演了一出借唐生智这把刀杀白崇禧的好戏。虽杀白崇禧不着，但是桂系也无形中被暂时消灭了。
蒋介石对付地方势力，向来是打一派，拉一派；没有永久的敌人，更没有永久的朋友。而且，蒋介石总是拉拢比较弱的一派，共同对付强的。例如在阎锡山和冯玉祥之间，他总是拉拢阎锡山，抑制冯玉祥，不是因为他喜欢阎老西，只是阎的势力与冯相比比较弱，符合他瓦解地方势力的原则。更重要的是，他最害怕地方势力联合起来，共同对付他，他的另外一个原则是，尽量在地方势力之间制造矛盾，使他们心生嫌隙，最后各个击破。
1926年，国民军在广东誓师北伐后，冯玉祥和阎锡山分别在五原和山西宣布响应，共同对付北洋军阀。北伐进行得很顺利，仅仅用一年时间就打到长江流域。接着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制造了南京政府和武汉政府的尖锐对立，冯玉祥为了让蒋介石尽快北伐对付张作霖，极力反对武汉政府，声称要以武力支持蒋介石。
1928年，在成功地消灭武汉政府后，蒋介石由国民党中央推举为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并决定四个分会主席：广州政治分会主席李济深；武汉政治分会主席李宗仁；开封分会政治主席冯玉祥；太原政治分会主席阎锡山。国民党新军阀四大派别，决定继续北伐，攻击张作霖。国民党新军阀的总兵力达到70万人，张作霖的军队只有40万人。
蒋介石的第一集团军在津浦线上对付张宗昌，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孙良诚部，在鲁西南一带与孙传芳作战。阎锡山兵出娘子关，攻击石家庄。
国民党军迅速北伐，张作霖看见大势已去，于6月2日发表出关通电，6月3日黯然离开北京，逃回东北。至此，北洋军阀政府历时16年，宣告结束，国民党北伐取得胜利。国民党的第二次北伐已经不同于第一次北伐，是新军阀的分赃活动。在旧中国，军阀为了扩张势力，最看中的是地盘，有地盘就有兵、有枪，也就有了政治地位。因此，北伐结束后不久，四大集团军就围绕如何分赃，各自动起了心思。
从功劳上讲，冯玉祥的第二大集团军为北伐出力最大，承担了主要的战斗，而且第二集团军英勇顽强，给人印象深刻。在北伐前，冯玉祥被北洋军阀赶到西北地区，西北地区向来土地贫瘠，人口稀少，是没有几分油水可捞的。冯玉祥十分想获得东部有油水可捞的地区，最好是北平和天津，仅仅对外海关收入一项，就比甘肃一省还要多。按照冯玉祥的想法，他肯定将得到这两块地方，因为二次北伐，他出力最大，对蒋介石的支持也最大，蒋介石肯定会投桃报李。
阎锡山也在打自己的算盘，山西军队在北伐中出关比较晚，刚出娘子关，重要战斗已经结束了，阎锡山自知自己的贡献比较少，但这并不意味着阎锡山不想乘机捞地盘。阎锡山虽然出力少，但其政治手段圆猾，诡计多端，是冯玉祥不能比的。阎锡山考虑蒋介石的军队都在南方，一时半刻不能驻扎在北方，所以与他相争的只能是第二集团军了，他明里暗里支持蒋介石，共同对付冯玉祥。1928年5月30日，蒋介石到石家庄，会谈之中，阎锡山挑拨道：“请你翻开历史看看，哪个人没吃过他（指冯玉祥）的亏？”蒋介石点头不语，阎锡山看到效果已经达到，随之就换了一个话题。
从蒋介石的角度来说，将华北的任何地方让给别人都是不可能接受的，但蒋介石也有难处，他的军队刚刚组建，很多都是杂牌，部队战斗力不强，还难以对付第二和第三集团军。如果在华北占领的地方太多，势必会使自己的军队战线拉长，造成冯玉祥和阎锡山的联合，这样自己就危险了。所以，华北地区是绝对不能要的，但华北给谁呢？作为中央政府，蒋介石的态度非常重要。
二次北伐后，四大集团军都有很大扩张。蒋介石的第一集团军和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都扩张到40万人，而第三集团军还只有不到20万人，第四集团军的人数更少。从实力对比看，冯玉祥与自己的力量最接近，威胁最大，而且第二集团军军纪严，战斗力强，这是更要注意的。如果将比较富裕的山东、北京和天津交给冯玉祥，刺刀加上金钱，不知道会给自己造成多大挑战。这时，巧于心计的蒋介石已经倾向于将北京和天津交给第三集团军了。但冯玉祥毕竟出力最多，如果战后“分赃不均”，第二集团军说不定会闹成兵变，到时又如何收拾？想了一会，蒋介石决定利用冯玉祥这个人爱面子、讲意气的缺点，用计涮他一次。
6月2日，蒋介石又到达新乡与冯玉祥见面，对于河北和北京、天津地盘的分配，先不表明自己的态度，而是征求冯的意见。冯玉祥久居西北贫瘠地区，十分希望得到北平和天津，但是他爱好面子，不愿意给人以争权夺利的印象，而且在内心也认为以上地方非自己莫属，就没有直接地说出自己的真实意图，而表示一切都听中央的。蒋介石看到冯玉祥果然上钩，就立即说出了把河北与北京、天津让给第三集团军的主张，并以公允的口吻说出了理由：
“第二集团军拥有鲁、豫、陕、甘、宁、青6省，不算少了，第三集团军才不过晋、冀、察、绥4省，也并不算多，况且平、津两地外交关系复杂，不易对付，万一发生意外，难保不造成第二个济南惨案，大哥性情刚直，不适宜和外国人打交道，就交给阎锡山去应付吧。”冯玉祥当然十二分的不乐意，但刚刚说过一切听中央的，话音未落就反悔，实在说不出口，只好继续装出无所谓的样子说：“只要军阀国贼铲除干净了，我就十分满足了，别的事情，怎么办都可以，还是请你酌定吧。”话虽然说得漂亮，但冯玉祥并不甘心，他认为，自古以来攻城得地都是“先入关者为王”。现在，蒋介石的权术使最先到达北京的阎锡山进城接收，冯军将领无不大骂。
虽然冯玉祥不满，但蒋介石抑制了第二集团军的发展，更何况驻扎北平、天津的不是第一集团军，而是第三集团军，冯玉祥将无名之火算到阎锡山头上，给二人的不和制造了潜在因素。这样，蒋介石就以中央名义居间调停，把如意算盘打得好精。
但蒋介石小看了他的对手，特别是阎锡山这个老狐狸，他自己知道无功受禄，来之不正，况且第二集团军地盘正跟自己挨着，兵力又比自己强大，如果打起来，就会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到时蒋介石会不会帮助自己，就很难说了。所以，阎锡山占据了北平和天津后，就派人急忙跟冯玉祥修正关系，试图拉拢冯玉祥共同反蒋。蒋介石做梦也想不到的是，阎锡山的这一招居然应验了。北伐不久，阎锡山和冯玉祥开始联合反蒋。
蒋介石十分清楚，倒蒋的主要首领是阎锡山和冯玉祥，他认为上次买通了韩复榘、石友三讨冯而没有捉拿到冯玉祥，是一大遗憾；后来，施计策在郑州没有活捉到阎锡山，又是一大遗憾，反而使他们勾结起来造反。因此，这次中原大战，除了军事打击外，在政治宣传上得把阎锡山、冯玉祥搞臭。除了将阎冯罪恶行径公布于众外，蒋介石还亲自发布了《为讨伐阎冯告将士书》、《告国民革命军全体将士文》及《阎锡山扰乱党国叛迹昭彰》、《北方反动势力的丑态》、《阎冯勾结反动余孽捣乱情形》等檄文，大造讨伐阎、冯的舆论，争取人心。
4月8日，蒋介石带着其德国军事顾问到了徐州，主持召开军事会议，在研究讨论了作战部署后，蒋介石对与会的高级将领训话，他厉声说：
“阎逆实为祸首，冯逆同为逆魁，其余桂逆尚属局部之患！”
说着，他挥着手说：
“作战的关键问题，是对敌兵的杀伤。只有对敌兵的杀伤，才能解决战事。你们应当大胆放手地尽量利用我们的优势炮火，予敌人以重大的杀伤。”
是时，蒋介石用尖锐刺耳的声音，挥着拳头，声色俱厉，特别是对于“杀伤”两个字，更是加重了语气。
到这时，以阎冯为一方，以蒋为一方的中原大战已准备好了。当时双方的兵力部署是这样的：
阎锡山为首的倒蒋的联军，叫中华民国军，大致为八个方面军。即：桂军为第一方面军，由李宗仁统率，出兵湖南，进趋武汉；西北军为第二方面军，由冯玉祥统率，担任河南境内陇海、平汉两路作战任务，分向徐州、武汉进攻；晋军为第三方面军，由阎锡山统率，担任山东境内津浦、胶济两路作战任务，与第二方面军会攻徐州，然后沿津浦线南进，直捣南京；石友三部为第四方面军；内定张学良为第五方面军；内定刘文辉（四川）为第六方面军，何键（湖南）为第七方面军；又加派樊钟秀第八方面军总司令。倒蒋联军共70万人。
阎锡山抱着争夺国家元首的野心，在这次战争中拿出他的全部资本，把晋军全部兵力20多万人动员起来参加战斗；冯玉祥也把他的西北军26万兵力全部动员开赴前线。他们要对蒋介石进行一次破釜沉舟的决战。
蒋介石投入的总兵力约60万人，嫡系与杂牌军各半，面对倒蒋联军的攻势，蒋介石将其部队编作四个军团：以韩复榘为第一军团总指挥，在山东据守黄河南岸，以阻晋军沿津浦线南下；刘峙为第二军团总指挥，率蒋的嫡系部队，沿陇海路西进；何成浚为第三军团总指挥，统率驻守河南、湖北的杂牌军，集结于平汉路许昌以南地区，牵制西北军主力；陈调元为预备军团总指挥。
1930年5月1日，蒋介石在南京举行誓师典礼并发表了《讨阎誓师词》，11日下达总攻击令，双方开始大规模接触，蒋阎冯中原大战正式爆发。
中原大战的第一枪是从双方争夺陇海线上的归德开始的。
归德就是今河南商丘，为陇海线上的战略要地，它扼陇海入豫之咽喉，为安徽、山东、河南三省之要冲，这么重要的战略之地，阎、冯却把万选才、刘茂恩这些杂牌部队摆在这里，而万选才又把素质不良的万殿尊、石振青两个师放在归德城中。蒋介石遂决定选此为突破口，突破冯、阎联军防线，而后乘军威，再与阎、冯主力决战，迫使阎、冯军处于被动地位，从而争取战场的主动。
南京方面进攻归德城的军队为刘峙之精锐教导师及第一师、第二师、第十一师。攻城之战从5月15日开始，两日后，万、石部先后弃城而逃，很快向南京方面投降。蒋军占领归德后，继续西进。21日，刘茂恩在宁陵突然劫持了万先才，在战场上倒戈附蒋，晋军大受挫折，右翼阵脚发生了动摇，急向后撤。蒋介石来到归德督战，想一举把陇海线正面的晋军打垮。
倒蒋联军重新作了部署，全线发动攻势。阎锡山集中了九个炮兵团324门大炮的火力，实行墙壁射击，蒋军损失惨重。西北军大量歼灭了蒋军的有生力量，操纵了战场的主动权。一次，冯的骑兵部队郑大章部夜间急驰80多里，奇袭朱集东站附近的归德飞机场，烧毁蒋军飞机十多架，俘虏机师和地勤人员50多名。这时蒋介石就在朱集车站的列车里，守兵不过二百人，列车没有接火车头。蒋介石想跑不能，吓慌了手脚，几乎被擒。
此时，反蒋的声浪几乎弥漫全国，而蒋在军事上又打了败仗，蒋的亲信、国民党元老张静江来到前线，对蒋发火道：
“你今天消灭甲，明天消灭乙，闹得人人自危，这样发展下去，将来如何以善其后呢？”
蒋介石忿然作色而又充满自信地说：
“只要人们要官要钱，我就有办法！”
很快，蒋介石采取了以优势兵力迅速解决南方之战，然后集中兵力对付冯、阎的战略。于是，蒋介石派何应钦率领广东陈济棠部、朱绍良部和湖南的何键部，以较优势的兵力与南方的桂系、张发奎部作战。陈济棠的粤军从南面断了桂、张的归路，蒋又调了九艘军舰进入洞庭湖参加作战。桂、张军在前有重兵阻击，后有追兵截尾的困境下，掉头撤退，又遭蒋军三路夹击，大突围中损失惨重，撤回广西，从此一蹶不振。
蒋介石打败桂、张之后，集中兵力与西北军和晋军作战。这时蒋介石看出阎、冯之间的矛盾已经明显暴露。冯军奋力苦战，晋军却想保存实力，双方配合不足，而又相互拆台。阎锡山于战，争开始不久，就断了冯军的接济，使之吃穿无着，弹械匿乏，冯军吃尽了苦头，冯玉祥气得发火不已。
针对阎、冯的情况，蒋介石决定采取把晋军打垮，把西北军拖垮的方针，将军队集中到津浦线打阎锡山。8月1日，蒋军在津浦线发起全线总攻，很快将晋军逼退到泰安。阎锡山吃到苦头，赶快送给西北军大批给养，求其配合作战，但临时抱佛脚，为时已晚。
晋军的战斗力向来很弱。山西盛产鸦片，官兵几乎都是大烟鬼，时逢大雨连绵，晋军的大烟枪点不着火，吸不上鸦片，全军将士精神不振。但蒋介石从德国买来的大炮却在大雨中不停地轰鸣。晋军招架不了，节节败退，于8月15日放弃济南。蒋军各路大军追杀甚急。晋军在黄河南岸立脚不住，数万大军乱哄哄地抢渡黄河，被水淹死和蒋军飞机炸死者无数，其状惨不忍睹，晋军大败。
被蒋介石拖在陇海线上的西北军，一向待遇低，生活苦。冯玉祥的封建家长式的治军方式，表面看来军纪森严，人人尊敬，服从冯玉祥，实际上西北军整天为军阀争战，早已不耐其苦，渴望有改善现状的机会。蒋介石看到西北军的这一致命弱点，认为打西北军不应用炮弹，而应该采用“银弹”和“肉弹”的攻势。
原来，人生之中，往往跳不出酒色财气四字的圈子，在这场大战中，蒋介石把这四个字玩的相当熟，而阎、冯这些土皇帝，恰恰丢了这四个字，所以蒋介石逐渐占了上风。蒋介石的第三军团总指挥何成浚，在漯河城中一所宽大的室院里办起了“军中之家”，一应设备十分的讲究，从武汉寻来一批中外名厨师都集中在其内，又从上海、南京、武汉寻来大批的妓女，放在军中之家，名为“慰劳队”。军中之家还设有赌场。进了军中之家，吃喝玩乐样样齐全，何要用糖衣肉弹来俘虏其率领的杂牌军将领。军中之家的头头由其兵站总监督俞飞鹏兼任，俞极精赌博，自然成为军中之家赌的组织者。他和何成浚一搭一挡，配合得珠联璧合，把个军中之家办得红红火火。
这军中之家果然敌过了十万雄兵，一下子就把杂牌军将领们的心粘住了。每天军中之家内杯盏狼籍，酒酣耳热，赌博台上吆五喝六，烟灯旁吐雾吞云，妓女房中打情卖俏。何的这一手，直把那些杂牌军将领制的服服贴贴。许多关系到战争的关键问题，都在这欢乐的气氛中，顺利地解决了。
蒋介石认为这是个好办法，遂即命令陇海线六个守备区都在前沿办起阵地俱乐部，特命南京政府军事参议院院长负责办理此事，用火车车厢、或者汽车，布置成流动酒店，备有中西大餐、烟具、赌具、雇佣上海舞女、妓女充当招待。凡是西北军官兵前来，均请人内，任其受用，分文不取。玩乐之间，蒋介石的特务从中拉拢。临走时还根据官阶的高低，对蒋军的作用大小，赠送数额不等的现金，以及烟酒等物品，进行收买。饱尝艰苦生活的西北军官兵，自然就被软化降伏了，他们羡慕蒋军的这种高待遇，很多人想改换门庭，或消极，或充当了蒋军的坐探。
蒋介石将津浦线打垮了晋军的部队集中到陇海线上，9月6日，蒋军开始总攻，阎锡山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已密令陇海线晋军全部退回到黄河以北，使冯军形成孤立难支的形势。冯玉祥指挥西北军奋力冲杀，但遭到蒋介石“银、肉两弹”打击后的西北军已今非昔比，斗志锐减，开始向陕西退却。
正当反蒋联军失败已成定局时，少帅张学良于9月18日通电，要求：“凡我袍泽，均宜静候中央措置”，反对阎锡山、冯玉祥，就任南京政府陆海空军副总司令，明确支持蒋介石。19日，东北军两个军陆续入关，到10月初，平津及河北被东北军全部接收。反蒋联军的形势急转直下。
中原大战爆发前夕，蒋介石和反蒋联军双方都去争取张学良，张表示严守中立。蒋委任杨杰制定作战方针时，杨对张学良的价值估计很高，他提出：成败的关键在于能否争取到张学良。蒋介石接受了杨的建议，不惜代价，竭力争取张学良。
张学良虽是满口“王八犊子”的粗人张作霖之子，但自幼受到了极好的教育，有较好的现代文明知识，也十分洞悉世界大事。他极为聪颖，虽生在锦衣玉食的“关东王”之家，自幼没有涉世的艰难，也是吃喝玩乐惯了，但这位花花公子却称得“吕端大事不糊涂”，1928年的东北易帜，完成了全国的统一。张学良的这一步棋走对了，因此他的声望在国人的心中也顿然改掉了那“胡匪”的印象，都认为他是中华大地新升起的一颗政治明星。
在阎、冯与蒋力敌的重要当口，张学良反复权衡国家大事。他看到了上海《申报》的一幅政治漫画。那画画着阎锡山一手拿着算盘，一手拿着烟枪，冯玉祥一手拿着窝窝头，一手拿着大刀，蒋介石一手拿着一大叠崭新钞票，一手拿着一支勃朗宁手枪。不禁对左右心腹说：
“冯、阎二人，完全是北中国土窝里的土皇帝，娶小老婆都还要小脚女人，这样的人决谈不上什么开明政治主张，只能凭枪杆子称王霸，别说没有力量统一全国，就是统一了中国，凭他的智力和知识水平，也治理不了国家。”
当下，张学良与心腹谋士商定，认为只有蒋介石能统一中国。蒋手下延揽了大批的人才，文有文的、武有武的。是治理国家的样子，虽非明主，但比冯、阎这些土皇帝文明多了，中国之统一，非蒋莫属。中国只有统一了，才能抵御时时要侵吞中国的日本帝国。遂暗中决定附蒋讨冯、阎。后来的历史证明，张的这一步棋走对了。这也是张学良进入20世纪上半叶中国政治舞台后走的第二步棋子。
张学良在两派相拉入伙的形势下，静观风向达半年之久。开始，他力主和平，极力想避免东北军卷入这场内乱，他曾多次发表和平通电，希望通过协商解决分歧。因为，东北面临日本帝国主义的严重威胁，父丧未久，内部未稳，如参加内战引起内部分裂，家仇未报，还给日本帝国主义以可乘之机。他曾给东北上层元老张作相回电，内称：“名分决服从中央，举动必以东北三省福利为前提而慎重考虑。”
蒋介石为争取张学良煞费苦心，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决心要把张学良拉到南京政府一边。他派出亲信张群、李石曾、吴铁城等人轮班长期盯在张学良的身边，张学良到何处，蒋介石的人跟到何处。蒋介石指定中国银行对他们用款充分供应，只要达到目的，不拘数字。蒋许给张学良以华北地盘的实际权益，先委任张为海陆空军副总司令，又委任东北军将领于学忠为平津卫戍司令，王树常为河北省主席，以后，又委任胡若愚为青岛市长，王家帧为外交部次长。自从东北军于1928年6月被南京政府军赶出华北后，东北军和张属下的官员对于重返华北再据京津早已绝望，而今天竟然不费吹灰之力成为现实，其诱惑力可以想见。蒋介石还请出英、法公使充当说客，对张学良也有不小的影响。
同时，蒋介石还有更阴险的招法，就是分化瓦解东北军，以高官厚禄买通张学良的部下，如蒋以三百万现洋收买了东北军23旅旅长马廷福率兵叛变，这使张学良很忧虑，他知道蒋介石这个人不择手段。最后，张学良从东北军集团的利益出发，站在了蒋介石的一边。
相形之下，反蒋派拉张学良的手段就大为逊色了。首先他们拿不出什么切实的优惠给张学良，态度又比不上蒋介石那样坚决，那样“诚恳”，使张感到阎、冯对自己不够尊重。阎锡山和冯玉祥所派的代表孔繁蔚、贾景德和薛笃弼是两手空空去沈阳，“阎发给贾旅费1000元，冯发给旅费500元”不几天就花光了，在沈阳官场应付都不敢露面，更谈不上拉拢，对张学良的行动也是一无所知。他们只是卖着阎锡山一套友谊空话，什么“一心一德，共同救国，相见以诚，信守不渝”等等，根本打不动张学良。而张学良却“总是闭着眼睛打瞌睡”，和“只谈几句普通应酬话，没有涉及大局”。
有人很形象地说：蒋、阎对张学良的争取好像一场市侩流氓与乡间土财主的竞争，土财主爱财如命，一毛不拔，自然胜不过敢下赌注的市侩流氓。张学良终于倒向蒋介石，东北军主力入关，这就最后决定了阎锡山失败的命运。
反蒋联军在战场上与蒋军激战五个月，联合反蒋的改组派和西山会议派在会场上也舌战了五个月，最后演出了一幕阎锡山“五九小朝廷”的历史丑剧。阎锡山从4月1日宣誓就总司令职开始，就希望汪精卫赶快由香港北上主持局面。而汪精卫却于桂、张失败后，才把希望寄托在北平，于7月23日转道日本到达北平。在他的拉拢拼凑下，终于在8月7日召开了“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扩大会议选举了常委、秘书长及委员会主任、委员等，通过了宣言，决定组织与南京对抗的国民政府，选举阎锡山、汪精卫、冯玉祥、李宗仁、谢持为国府委员，推阎锡山为国民政府主席。反蒋派从组织形式上大联合了，但这时阎、冯军队在战场上已呈败局。
阎锡山满脑子封建帝王思想，也和袁世凯一样，作皇帝梦，想登“五九”之尊，他选择了民国十九年九月九日九时九分这个“黄道吉日”，在北平怀仁堂宣誓就任国民政府主席之职。此举，一般称之为“五九小朝廷”，是为了凑成个“九五”之尊吧？但是，第二天，张学良就让东北各省市的国民党党部致电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提出反对北平扩大会议的八项理由，并称扩大会议的参加者是：“军阀余孽，失意政客、野心党痞、不逞之徒。”
同一天，张学良召开了东北军高级将领会议。会上，张学良讲了一番很漂亮的话，他认为：
“阎、冯合作，事如有成，二人必定决裂。至于扩大会议，西山会议派本诋汪兆铭、陈公博为‘赤化’；汪、陈改组派亦骂西山会议派为叛徒，他们的结合，只是暂时，将来定要水火。”
“蒋先生系一阴谋家，但他能容纳大批人才，见过大世面，也能听些别人的意见，当今能统一中国的，只有蒋先生。他本想以军事解决西北，以政治解决西南，以外交解决东北。”
最后张表示：
“我们为整个大局计，必须从速实现全国统一，早停内战。最近阎、冯的军队业已退到黄河以北，石友三也开始动摇，如果等待蒋先生打败了阎、冯，东北军就失去了举足轻重的地位，蒋先生也就不必借助东北军了，我们也失去了恢复东北军华北势力范围的机会。所以，我们不可再坐视，必须即刻出关援助蒋先生！”
于是，张学良就在9月18日发出拥护中央、呼吁和平的通电，进兵关内。
在蒋军的强大攻击下，晋军撤回山西老巢，冯部退出河南，残部一部分由鹿钟麟统率退往河北，转入晋南，另一部由宋哲元率领退往潼关以西。
中原大战以蒋介石的胜利，阎、冯的失败而结束。11月4日，阎、冯在太原联名发出致张学良的支电，声明即日下野，“释权归田。”阎避住大连，冯玉祥移居汾阳。
蒋介石让张学良改编晋军，他自己收编西北军。张将晋军加以整编，由原来的10个军40多个师缩编为4个军8个师，以商震、徐永昌、傅作义、杨爱源4人为军长。蒋介石对冯玉祥的西北军是化整为零，各个消灭，将其变为自己的工具。蒋把西北军的主要将领委派为某路某路的指挥，调换了驻地，把几支部队隔离开来，把退入山西的宋哲元改编为29军，由宋任军长。至此，冯玉祥经营了20多年的西北军全部瓦解，冯玉祥从此失去了与蒋介石对抗的实力，不再直接参加军阀混战。这也成为他转向民主派的起点。
阎锡山后来乘“9.18事变”之机，潜回山西，与蒋介石达成妥协出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这以后阎已没有同蒋对抗的实力，更加圆滑处世。老老实实成为蒋介石的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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