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蒋介石全传 > 巧攀孙中山，乱世中夺权 孙文病逝，趁机夺权
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创办黄埔军校，开创了革命新局面，蒋介石在黄埔树立个人权威，平定商团叛乱，两次率师东征，成为冉冉升起的一颗政治新星。1925年孙中山逝世，蒋介石以“左派”面目出现，迷惑革命群众和共产党人，地位随之步步抬升，成为国民党中的二号人物。
国共两党都很重视黄埔军校，人员配备甚为整齐：廖仲恺为党代表，军事总教官为何应钦，学生总队长乃邓演达；王懋功和张治中则为入伍生总队长和总队副。
中共派张申府、周恩来、叶剑英、聂荣臻、恽代英、萧楚女、包惠僧、高语罕、周逸群和熊雄等到该校工作；周恩来从1924年11月开始，任军校政治部主任。（廖仲恺要求政治部副主任张申府推荐在国外留学过的优秀人才来黄埔，张乃推荐周等人）
黄埔军校还聘有好几个军事顾问。汪精卫、胡汉民、邵元冲也到该校兼政治课。
6月16日，黄埔举行开学典礼，孙中山偕宋庆龄亲自主持，中执监委胡汉民、汪精卫、林森、张继，外交部长伍朝枢、军政部长程潜、粤军、湘滇军的3个总司令许崇智、谭延闿、杨希闵和西路讨贼军总司令刘震寰等都出席了会议。
这一天，天朗气清、惠风和畅、军号悠扬，正好是两年前“永丰舰事件”的发端之日。当时因为孙身边没有强有力的部队，只好把司令部设在游动的兵舰上。“追往事，叹今吾”，孙以及蒋当会有很多感叹吧！
孙在典礼上发表演说，指出：
消灭曹锟、吴佩孚，根本上还要有革命的精神……俄国在六年之前，一经发动革命，便同时组织革命军，以后着着进行，所以能够消灭旧党和外来的敌人，大告成功；我们现在开办这个学校，就是仿效俄国。
黄埔开学，应该赠送它一些什么？孙是经过长期构思、打好腹稿的。这一天，他题写了“亲爱精诚”的校训，还发布了对黄埔的训词：
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前锋，夙夜匪懈，主义是从。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
经孙中山批准，军校大门上端装嵌着“革命者”的匾额，门两侧是一副令人精神为之一振的对联：
升官发财，请让他处；
贪生畏死，勿入斯门！
张治中有一段回忆：
当时那一种革命的空气，紧张的空气，无处不令人得到深切的感召和鼓舞。无论是什么人，只要你一进了黄埔的大门，你便为这种革命而紧张的空气所笼罩。当时一般革命青年，到了那种环境，就显出一种活泼、快乐、向上的精神。
李宗仁的说法是：黄埔每期不过数月，实际上只是一些军士教育。因为受革命风气的熏陶，颇有朝气。
军校前后办了七期，从1926年1月12日起，由“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改称为“国民革命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自第五期起，除炮科，工程和政治科的学员先期随军北伐、毕业于武汉外，其他各科学生则被调往南京举行毕业仪式，宣誓反共。1930年9月17日停办。
黄埔初建，蒋介石是颇为尽职的。
他在日本留学就养成了起早床的习惯。天将晓，他已独自在军营漫步。起床号音一落，他便直入军官或学生宿舍。贪睡的或动作迟缓的常提着裤子被他训得狼狈不堪，被训的是不敢顶嘴的。军令如此！军官当众厉声斥责士兵或部属，被责者，俯首听命，唯唯称“是”，这是军营中的一道风景线。
蒋校长在校必与教职员一起就餐。八个人一桌。整个餐厅，惟闻碗碟声，不见人说话，一心一意吃饭。“食不语，寝不言”，这是古训，符合卫生之道，蒋身体力行，蔚成风气。
校长经常集合全体人员训话，他站着讲，下属都站着听。讲到建军宗旨，他说：“我们军人拿枪的目的是保护百姓与国家的，不是杀害百姓，败坏国家。”“拿了枪来实行我们的三民主义，这个枪才算有效用”。“我们军人的职分，只有一死字；军人的目的，也只有一个死字。偷生怕死，不单是不能够做军人，而且没有人格，就不能算是人。”
遵守纪律，他讲得最多：“若是没有纪律，精神就散漫不能一贯，意志也不能一致，组织更无从统一了。所以在学校里面，只有服从命令……这就是遵守纪律”。
间或，也讲讲军人的生活作风——“完全要脱了依赖的劣根性”。扫地和“烧饭、煎菜、挑水、洗衣、揩地板、出粪缸这种事，将来都要自己来做。”
他也介绍日本的经验：“本校长自己做学生在军队的时候，一餐只吃一碗饭，三块萝卜或者一块咸鱼。”“麦食不但可以助消化，而且能够疗脚气病。”
校长还公开号召向俄共学习：俄共党员“个人肯负责任、守纪律，始终努力奋斗，视死如归。”“俄国共产党员只愿为国家、为群众谋幸福。”“他们一举一动都以主义为前提，都以精诚求团结。”
蒋校长更推崇湘军曾国藩、胡林翼的治军精神。1924年10月，他亲手编成《增补曾胡治兵语录》，在序言中写道：
辛亥以前，曾阅曾文正全集一书，……民国二年失败以后，再将曾氏之书与胡、左诸集，悉心研究，不禁而叹胡润芝（胡林翼）之才略识见，与左季高（左宗棠）之志气节操，高出一世，实不愧当时之名将。由是益知事业成败，必有所本也。
治心即为治兵之本，吾故择曾胡治心之切要者，另列一目，兼采左季高之言，可为后世注者。
该《语录》发给师生，说这是“治兵者之至宝”，“只要带兵官长，待遇士兵像对待自己子弟一样，实力奉行”，就可以“把所带的兵放在自己掌握之中，叫他东就东，叫他西就西，叫他生就生，叫他死就死。”
黄埔附近有长洲要塞：1924年秋，要塞司令一职由蒋兼任，从此他便经常住在要塞司令部里；陈洁如（黄埔学生称她为“蒋师母”）在侧。英雄，美人在珠江之滨度过了几个春秋。
值得一提的是，要塞前曾竖起一面大旗，上书一个斗大的“蒋”字，令人联想起舞台上的“岳”家军和“杨”家将。这个“蒋”字，过去当参谋长时是挂不得的。明乎此，也就知道以往这位将军的南来北住飘拂难定之缘由了。
“黄埔”是一棵生命力极强的柳树，蒋介石是一个有心插柳人！
蒋每到黄埔办公，必着戎装、穿马靴、披斗篷，前有副官提皮包引道，后有卫兵荷枪械相随。出入营门，卫兵长高呼“立正”，两侧门卫持枪注目敬礼；蒋昂首挺胸、举白手套还礼。威严有度、气宇轩昂。
蒋在黄埔还经常演练“阅兵式”——它最能反映训练成就，可以壮观瞻、振军威、鼓士气。
蒋当黄埔校长，可谓博采众长，自成一家。西方的、东方的和苏联的，他都吸收了一些。三民主义自然是经常讲的，但他更着力的是培养一支听命于自己一人的部队。黄埔一期学生徐向前回忆说：蒋“每个星期要找十个学生见面、谈上几句，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和蒋介石见过面，谈过话”。因此“认识了不少学生，也拉拢了不少人”。为此，他极力推行曾、胡的“爱兵如子”；一幅“蒋”字帅旗，最是画龙点睛之笔。
黄埔初建，内部并不平静。中共在军校发展党团员组织“青年军人联合会”，对此蒋并不反对，为什么？
当时，总理以容纳共产分子为革命原素之一种；而中正自开校以来，唯恐同学因怀疑而起决裂，是以时时以总理之意为意，务使本校革命之基础，免除共产与非共产之分。但期其精神之团结，完成国民革命之责任。
戴季陶是反对三大政策的，他与陈诚等在军校发起组织了“孙文主义学会”，也得到了蒋的支持。
“青年军人联合会”主要负责人，学生中有李文龙、蒋先云、周逸群、傅维钰、徐向前、许继慎、左权、张际春等人；“孙文主义学会”主要负责人，学生中有贺衷寒、缪斌、杨引之、冷欣、曾扩情、胡宗南、桂永清、酆悌等人，此外还有王柏龄、陈肇英、欧阳格、吴铁城等教职员。同床异梦，他们和他们开始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以上这些名字，有的还将在以后出现，甚至反复出现）。
1924年10月，在广州发生了陈廉伯商团叛乱事件，这是国共合作以后不久，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及其买办势力的一次较量。在镇压商团叛乱中，黄埔学生表现得十分坚强，蒋介石也因此声誉大增。
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建立黄埔军校，开创革命新局面的举措，引起了英帝国主义及广东买办资产阶级的恐惧和仇视。他们互相勾结，利用广州商团发动了一场反革命叛乱。在与商团的斗争中，孙中山的态度有一个变化过程：始为扣械警告，继而同意调停，最后坚决以武力平乱。
事初，孙中山得知商团私运军械的阴谋，即电令蒋介石将私运军械的船只押至黄埔。当时蒋介石兼任长洲要塞司令，其军事力量除了几门要塞炮之外，只有要塞司令部一连卫兵、500名黄埔学生和学校的一个卫兵队。扣械之后，商团煽动罢市，制造风潮，以此胁迫革命政府发还枪械。支持商团的英帝国主义也公开以武力威胁广东革命政府。孙中山不为反动势力的淫威所屈，于9月1日发表对外宣言，并向英国麦克唐纳政府提出强烈抗议。但是不久孙中山又同意了和平解决的意见，把商团事件交给胡汉民、汪精卫去处理，自己则转移大本营于韶关，决心“宁弃广州为破釜沉舟之北伐”。孙中山之所以有此决定，是因为他深感广州处境的困难。他在9月9日写给蒋介石的信中指出：英国之压迫、东江敌人之反攻、客军贪横，是致广州革命势力于死地的三死因。因此，“宜速舍去一切，另谋生路、现在之生路，即以北伐为最善”。
然而，基于这种认识去北伐，非但广州的事情不能得到妥善处理，而且必然给北伐带来不利影响，这个决策显然是错误的。在胡汉民主持下，广东政府对商团做了让步，但事情非但没有平息，反使商团的反动气焰更加嚣张。至10月9日，商团再次发出罢市通牒。孙中山意识到形势的危急，命令蒋介石迅即成立革命委员会，以备在胡汉民不能维持局面的时候，做出“快刀斩乱麻”之举。但随后却又密电蒋介石“望即舍去黄埔一孤岛，将所有枪弹并学生，一齐速来韶关，为北伐之孤注掷。此事电到即行，切勿留恋，盖我必不回救广州也”’。蒋介石认为广州是革命根据地，不应放弃，建议孙中山回师平乱。复函称：“埔校危在旦夕，中（正）决死守孤岛，以待先生早日回师来援，必不愿放弃根据重地，致吾党永无立足之地”，建议孙中山“早日回省，是为今日成败最大之关键也”。
次日，商团枪杀庆祝双十节游行的革命群众的惨案发生后，鲍罗廷立即让蒋介石电问孙中山处置意见，蒋介石在密电中提出“严办商团”的主张，孙中山即批示“严行查办”。此时，孙中山对商团的态度虽然有了改变，但仍处于矛盾之中，因广州革命军力量单薄，孙中山能指挥得动的兵力大部都在韶关，所以蒋介石再次电请孙中山回师平乱：“……中正料不久逆敌必来反攻韶关。各军非先准备南下，击灭逆敌，断难北伐。中正当死守长洲，尽我职务。尚请先生临机立断，勿再以北伐为可能，而致犹豫延误。”孙中山没有采纳蒋介石的意见，表示“北伐必可成功，无款亦出，决不回顾广州，望兄速舍长洲来韶，因有某军欲劫械，并欲杀兄，故暂宜避之，以待卫队练成再讲话……乱无可平，只有速避耳。或更激汝为同带其可用之部队齐来尤好。”
12日，广州形势更加险恶，孙中山想以广州的现有军力解决商团，令蒋介石和许崇智细查广州各部队，如有不为奸商所动摇“肯为我杀奸杀贼者”，就将黄埔的枪械发给他们“立即起义杀贼”。但这显然很难办到。至13日，广州已危在旦夕，孙中山终于下决心以部分军队回师广州。次日，下达手令，委蒋介石以平定商团之全权：“兹为应付广州临时事变，未平定期内，所有黄埔陆军军官学校、飞机队、甲车队、工团军、农民自卫军、陆军讲武学校、滇军干部学校、兵工厂卫队、警卫军统归蒋中正指挥。以廖仲恺为监察，谭平山副之。”
15日政府军与商团军展开决战，在中国共产党和广大群众的支持下，很快就平定了叛乱。这一胜利挫败了帝国主义及买办资产阶级企图颠覆广东命政府的阴谋，使广州革命根据地得到巩固，为北伐奠定了基础。在平乱过程中，蒋介石坚持正确意见，坚守黄埔待援，最后又承担了平乱的领导责任，依靠共产党和工农革命群众的力量，取得了这场斗争的胜利，发挥了一个军事助手应有的作用。
就在南方悉心平定商团暴乱的时候，北方的燕山深处，平地一声雷，掀起了一场自东北刮向西南的“龙卷风”。这就是1924年的“甲子北京政变”。原直系将领冯玉祥，弃暗投明，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前线倒戈入京，囚禁贿选总统曹锟，驱逐前清废帝溥仪，逼得“讨逆军”总司令吴佩孚南逃湖北。
冯将军莽莽身躯，燕赵气概，在“不惑”之年做了一件不惑的事：畿辅重地，强敌如林、孤军举事，快刀斩乱麻、做得如此干净利落，此举是需要极大魄力的。
但孤军难支大厦，皖奉势力乘虚而入。稍后，北京便成为冯玉祥、段祺瑞、张作霖三股势力又联合、又斗争的天下。段毕竟是“出将入相”的老手，被举为执政，时人称为“段执政”这是一个不违背官场惯例，又略带有讥讽意味的称呼；国人对这位几上几下的政府首脑，很有几分厌恶了。但是他脸皮厚，“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官场中没有这一套本事是不行的。
冯玉祥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段、张也表示欢迎；这一则因为孙中山乃开国元勋，且不断革命，威望压众；再则，也是因为他们彼此虽有“司马昭之心”，却无司马氏的实力，乐得做个顺水人情。
行前，孙中山在广州召集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张人杰、戴季陶和孙科等人商议，决定：胡汉民留守广州，代行大元帅职权；谭延闿驻守韶关，负责大本营事务；汪精卫、宋庆龄、戴季陶、李烈钧、邵元冲和孙科等20人随行。孙太爱黄埔了，太有望于黄埔了。
11月13日，孙等人在广州登永丰舰北上时，还特地安排在黄埔停留，作了一次视察。
是日，学员们一大早起床集合，军容整洁，列队迎接于码头一一校门之间，蒋校长更是全副武装在码头恭候。永丰舰刚一靠岸，他便跳上军舰，一路左右不离，将孙引到营内。孙拣一些主要场所巡视了一遍。他是满意的，对蒋说：今观黄埔军校学生，能忍苦耐劳，努力奋斗如此，必能继吾之革命事业，必能继续我之生命，实行我之主义。凡人总有一死，只要死得其所……若二三年前余即不能死；今有学生诸君，可完成吾未竟之志，则可以死矣！
孙是位医生，在中国讲究“出行大吉”的日子里，说出这些话来，固然是由衷地流露出对黄埔的信任，或者也夹杂着对自己的病势已有些预感吧！
傍晚，孙一行再登舰前往上海，蒋一直送到码头。没料到孙蒋之间的黄埔握别，竟成永诀！孙一行是由上海取道日本长崎、神户经天津前往北京的。因为当时津浦铁路不通，且上海至天津船票客满，两星期内不能成行；孙也有意在日本做番宣传工作，乃绕道日本。
13日，孙中山北上。24日自沪抵日本神户，停留6天，于神户高等女校讲演劝诫日本国民对日本的对外扩张政策以予警惕和制止，并劝日本政府带头废除不平等条约。12月4日返抵天津，驻张园，已开始发烧，肝区作痛。31日抵北京。但段祺瑞拒绝召开国民会议，孙先生震怒，1925年1月20日病情急剧恶化。26日住进协和医院，确诊为肝癌末期。2月18日，孙中山回铁狮子胡同行辕养病。归后病情无大变化。24日孙中山胸胀，痰壅，不思饮食。26日，医嘱准备后事。
2月22日至24日之间，孙中山口授遗嘱大意，由汪精卫等写成。遗嘱共有两个：一个是国事遗嘱；一个是交代家事。致苏联政府信，亦由孙中山口授大意，由陈友仁、孙科写成。3月11日，孙中山在遗嘱上签字，12日晨9时半，孙中山逝世。
孙中山临终时，目视宋庆龄，欲语无声。并没有提蒋介石和汪兆铭的名字，也未定接班人之事。只是病中谈及同事时，意由廖仲恺、汪精卫、蒋介石三人负责，而蒋则负责军事，亦只是谈话中的意思，并无什么正式手续或文件。
孙中山死后，遗体予以防腐处理。先于协和医院进行耶稣教祈祷仪式，后抬人中央公园停灵吊唁。中央公园此后改名为中山公园。送殡者，沿途有30万人以上，由吴稚晖、戴季陶、汪精卫等多人抬灵枢至中央公园。
李石曾、汪精卫于3月16日选得西山碧云寺石塔暂厝灵枢，并派兵守卫，待南京奠都后，再归葬紫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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