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蒋介石全传 > 先身陇亩，巧遇“贵人” 参加同盟会，起革命开端

参加同盟会，起革命开端

　　陈其美是蒋介石生命中遇到的第一位“贵人”，他介绍蒋介石早年加入同盟会，是蒋介石参加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的引路人，这也成为蒋介石晋见孙中山的“资本”，陈氏的侄子陈果夫、陈立夫也是凭藉这层关系在蒋介石统治中国的年代里得以飞黄腾达。

　　且说陈其美，字英士，比蒋介石要大10岁，是1878年1月17日（清光绪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出生的。弟兄三人，他居二，陈果夫、陈立夫是他大哥陈其业的儿子。陈家虽然祖辈殷实，但到他的父亲陈延事占，因为屡试不第，弃儒从商，在钱庄谋事，经济已不宽裕。陈其美幼时聪颖好学，7岁时进了家塾，四书、五经都读了一些。但在15岁那年父亲去世，家庭收支顿即见绌，无奈只得为商贾之道，到邻近的石门县城（今桐乡县崇福镇）西横街的善长典去当学徒，据说他进了善长典后，开头干的活计是专门“拌猫食”。这可不是笑话。典当铺每天要收当很多，衣物储放，可是老鼠很多为害极大，老板就养了几十只猫来对付。刚进典当铺的小学徒陈其美专管“拌猫食”、每天清早要上集市去买廉价的小鱼小虾，回来精心调配。后来他当上了“寻包”，在师傅、师兄的使唤下为客户存放或寻找典当的东西。

　　说来令人难以置信。陈其美在石门的善长典一直当了12年学徒。直到1902年春天他的弟弟陈其采从日本留学回来，向他讲了日本变法维新迅速富强的情形，他顿即感到自己“见闻囿隘”，决心到只有二百多里远的大都会上海去开开眼界。第二年，27岁的陈其美到上海后，在同康泰丝栈谋得了个助理会计的职务。

　　当时的上海，已是全国爱国反清活动中的中心，《时务报》、《昌言报》、《新学报》、《苏报》、《大陆月刊》等随处可见，各种新思潮广为流传。陈其美是一个奋发上进的青年，他在新思潮的影响下，先是在夜晚进上海科学仪器馆开办的理科传习所学习新知识。他是一个好交友的人，次第认识了蔡元培、于右任、张静江等人。于是他常去中国公学，与进步青年、革命志士频频交往，受到更多的民主革命思想影响。他感到“商贾征逐末利，何补于国家的危亡”，对自己栖身一个小小的丝栈庸碌度日很感不满，乃在弟弟陈其采的资助下，于1906年东渡留学。

　　陈其美到日本东京后，先入东京警监学校学习警政法律。这是当时清政府为“预备立宪”、“实行新政”要培养新型警察而委托日本政府代办的一所学校。陈其美入学后，结识了很多同学，如周淡游、庄之盘、魏伯桢、卢钟岳、周骏彦等。不久，陈其美嫌这所学校的教师授课不多，能学到的知识太少，乃转入东斌陆军学校学习军事。他没有想到，这所陆军学校是我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请日本人寺尾亨博士出面办的，旨在秘密训练革命骨干，学生大多富有民主革命思想。陈在校结识了不少革命青年，还结识了徐锡麟、秋瑾等革命志士。因为他已30岁，在同学中多以大哥自居，又任侠好义，热心助人。他和同学们常常在一起阅读同盟会创办的《民报》和留日学生办的革命报刊，对时局抵掌而谈，慷慨悲歌，忧国忧民之情溢于言表。他在给弟弟陈其采的信中曾谈到自己的心情：“寄身海外，眷念祖国现在之状态，十分恐惧。惟望内外官吏，对于政治勿骛虚名，而求务实，则渐有希望补救。党派之猜忌，实最为害。值此外侮频来，合力抵抗，尚多碍难，再自操戈，是速亡也。危乎哉！如履薄冰，每念国事，何敢安枕饱餐？”他十分崇敬邹容、吴樾、陈天华等人的壮烈事迹，曾赋诗《吊吴君樾》曰：

　　我爱吴夫子，视死忽如归。

　　慷慨赴大义，初阳生光辉。

　　志士赫然怒，有家且不顾。

　　使吴君而在，执鞭所欣慕。

　　1906年冬，陈其美毅然加入中国同盟会，对孙中山的革命主张由衷拥护。他和一些同学还组织起了“军事体育会”，要为革命的起义和暗杀学好军事知识、练好体魄。

　　蒋介石去日本留学，是想学军事的。然而留学生要在日本学军事，必须由清政府陆军部保举。无奈，他只好进了一所学习日语的清华学校。这时，他的凤麓学堂老师，义兄周淡游亦留学日本，考入警监学校，与陈其美是同窗好友。经过周淡游的介绍，蒋介石认识了陈其美。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只身东渡来到异国他乡、又未能如愿以偿的19岁的蒋介石，懊丧之中遇到比自己年长10岁、阅历丰富又乐于助人的陈其美，兴奋得很。他们相互说起身世和抱负，竟然十分契合，一见如故。陈其美勉励他有志者事竟成，暂时不能学军事也不要灰心丧气，先把日语学好。他们频频往来，结成知交。

　　这年冬天，蒋介石因为妹妹要出嫁，乃离日回国帮助张罗。这时正巧遇上清政府陆军部创办的通国陆军速成学堂（保定军校前身）在全国各地招生，浙江招收40名。蒋介石听说这个学堂每年都要选派学生去各国留学的，乃赶到杭州去报考，幸被录取，兴冲冲地于1907年春离家北上，赴保定入学。果然在当年的冬天学堂选派留日学生，蒋介石虽然不是日语班的，可是由于他在东京的清华学校学过日语，被准予报考，在临放寒假时接到了留日通知书。

　　1906年蒋介石考入了全国陆军速成学堂（保定军官学校的前身）学习，在此前曾于这一年4月赴日本学习未能如愿。翌年，蒋介石被军校保送去日本留学。同蒋介石一起去的张群回忆当时东渡的情形说：“留日考试合格的学生，好像有六十人左右。能够畅通日本话的人，由保定起程直接前往日本；我们虽然（包括蒋在内）能够懂得日文，但因为说得不好，且先到东北的陆军部集合，然后由大连乘船前往神户，换乘火车到达东京。”蒋进的是日本振武学校。振武学校系日本士官预备学校，于1903年由日本原成城学校改办。

　　蒋到日本后，与陈其美重逢，并由陈介绍，于同年加入同盟会，继入“丈夫团”。这个团由黄郛所组织，“丈夫”二字，取意于《孟子》书中“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丈夫”。同时蒋和黄郛一同创办《武学》杂志，蒋并于其上发表军事文章。每周日即与浙江同盟会员如苏玄英、张恭、章梓等人谈驱逐鞑奴之事。

　　在振武学校学习时，校规很严，只有星期天才可以出校，蒋和张群等便租了一间只有星期天使用的房子过周日。他们很喜欢自己做饭吃。当时他们每月领13元伙食费，清政府发10元，学校发3元，每一顿早餐只花4分钱，那时日本人不知吃猪内脏，他们买下一头猪的全部内脏只花8角钱，生活很是宽裕，蒋在振武学校读书时，每年暑假告归探亲。据张群回忆，为了抗议《留学生规则》太严，他和张群两个人便写了“退学报告书”，跑到神田的中国料理店龙涛馆不出来，死守一个月左右，最后学校让步只给他们两人扣分处分，仍予恢复学业。蒋于此间，与张群最要好，张因受蒋影响，从步兵科转为炮兵科。张群每月约抽3块钱香烟，蒋则烟酒不沾，生活也很规律。他有时也游览和游泳于江之岛一带。

　　蒋这时最爱读的书是邹容的《革命军》，并经常带在身边阅读。但他主要是从该书吸收了民族主义和反满思想，而未吸收民主主义思想。毛思诚说他早晚览诵，睡觉时还抱在怀中，不忍释手，在做梦时，好像和邹容说话，并“相将提戈，逐杀鞑奴”。又接着说“蒋醉心于民族主义如此”。当时他给表兄单维则的照片上，曾写有一首诗，也体现出他的民族主义思想，诗曰：

　　“腾腾杀气满全球，

　　力不如人肯且休？

　　光我神州完我责，

　　东来志岂在封侯！”

　　在这首诗里，他一字未提民主和共和，只是“光复神州”。但此光复之志是单纯和进步的思想，是富国强兵的希求。他当时的确是一个热血的青年，毫无利禄的追求。

　　1910年6月，孙中山自檀香山到达日本，停留两周，因为日本政府不许他住下，就转到新加坡。在日本期间的一天，孙中山由陈其美介绍，约见了蒋介石。孙中山对他的印象，没有详细记录，只有一个简单说明，认为“他一定会成为革命实行家”。蒋自己则记得很清楚，他说：“我还牢牢记得，总理说：‘革命党的青年，应该不计名位，而要为革命任务牺牲、奋斗。美国建国英雄华盛顿，也并不是由他一个人的力量造成的，而是由千千万万无名的华盛顿共同奋斗，为他们的领袖华盛顿牺牲而造成的。我们革命者，不是要成为有名的华盛顿，而是要成为无名的华盛顿——无名英雄。’我听了这个训示以后，就立定了志愿，要实践这个训示，决不辜负总理对党员的期勉。”这是1963年11月他在台湾的讲话，提到了华盛顿和无名华盛顿的问题。但他对华盛顿的理解，还仅仅是基于民族独立思想。至于民主主义思想，当时他还未有萌芽。

　　蒋于1909年11月25日毕业于振武学校后，12月5日（24岁），即到驻高田的日本陆军第十三师（师团长长冈外史）野炮兵第十九联队（联队长飞松宽吾）入伍，当二等兵。以后升为“士官候补生”。当时蒋身高1，694米，体重59.2公斤，充任二等兵。高田是一个村镇，隶新泻县，靠北海道很近，天气寒冷，每年冬天都是大雪纷飞，是日本国的豪雪地带。比中国北方的雪还要大。他们每天早晨五时以前起床，自己拿面盆到井旁取水洗脸。以后蒋又用雪擦身，或用冷水洗澡，从此之后，蒋的身体开始强健起来。因此，他曾肯定地说：“可以断言，好的身体，天生成的只有三分，其余七分全靠锻炼。”以后蒋当政时，曾大力提倡冷水洗脸和吃冷饭，当时十九联队直接指导留学生的是上尉小山田三郎。

　　蒋在联队当兵时，据十三师团长长冈外史回忆，认为他并没有不平凡的表现。他说：“留学时代的蒋君，才能胆略，内蕴不露，说不出有出人头地的表现。”在野炮兵队里，日课之一是照料军马，即擦洗和喂养军马，每日早晨洗脸之后就去擦军马，由官长带领先到马厩去把马的全身擦洗干净，然后再牵马到厩外饮水和喂食。喂好马后，自己才能回营房吃饭。傍晚，再到马厩里擦一次马，然后吃晚饭。从这时起。蒋懂得了爱护马的道理。当时蒋对于扫院子等体力劳动，并不喜欢，总是鼓着眼睛，不高兴地干。当时的伙食也很不好，据蒋后来回忆，日本军队当时每人每餐，只许吃一中碗米饭，每周还要吃几次麦饭。下饭菜为三片咸萝卜，有时是一块咸鱼。只有星期天，才能吃到一点豆腐、青菜和肉片。每一个人均如此定量，不分饭量大小。蒋起初吃不饱，饿得到军营俱乐部买饼干吃，但也只准买三片，又粗糙得很。以后慢慢习惯了，身体也适应了，他也就不觉得怎么饿了。星期天，他们常到三一洋食店买食油和面粉，自已做菜、做饭吃，和店主人渡边五郎很熟。他的长女还记得蒋介石不好说话，表情严肃，很有气质。

　　每年暑假，蒋都要回国探亲。1909年夏，他又回来了，但没有去溪口，却在陈其美为他安排好的上海一所住处住了下来。他是蒋门婆媳心目中的“王子”，王氏、毛氏昼夜兼程从溪口赶来。“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而今的蒋某已不是当年那个顽皮的少年，而是一个青年革命党人了；同他交往的不是当年赤脚、穿草鞋的放牛娃，而是衣冠楚楚、谈吐不俗的新派人物了。如果说，在浙东农村，毛福梅这颗小家碧玉还是熠熠发光的话，那么在十里洋场，在“往来无白丁”的英俊小生群中，毛福梅“祥林嫂”般的形象，就显得泥土气息太重了。

　　蒋对妻子的条件要求很高，而且是“水涨船高”。蚕豆花怎能栽在花盆里？为此，他无端大发雷霆之怒，几天内不进闺房。寻寻觅觅，举案齐眉无着落，毛氏只好托着香腮，“守着窗儿”、此时此地，洋学生与土媳妇之间发生了严重的不协调。

　　秦香莲们的心情历来就是矛盾的：她们盼望良人出人头地，“夫贵”自然“妻荣”；但她们也害怕良人出人头地：“状元及第”日，几多新人换旧人！在中国现代史上，倒是有位胡适先生独树一帜，30多个洋博士头衔，却与小脚女人的糟糠之妻胡文秀厮守了一辈子。可敬！真是所谓矛盾无所不在：提倡新思想的人，仍旧忘不了“驿外断桥边”，洁身自好；而崇尚传统操守的人，却向往着樱花树影，见异思迁。

　　蒋母贤，痛责儿子不孝、忘本，声言要跳黄浦江。母命不敢违。于是毛氏依旧举案齐眉，小两口总算又共同生活了一个夏天。毛氏怀孕了。

　　1910年（宣统二年），蒋23岁，农历二月十八日，毛氏临盆，生下了一个男婴，取名建丰。蒋母喜，毛氏甜，顿觉终生有望；蒋也看到了武岭蒋氏宗祠后继有人，香火不断。

　　日本军事教育于细微处见精神，蒋有深刻体验：军官检查寝室——一进门，必先察看室内的四角，是否整洁：再看门的背面有无尘土，并且带了白手套在门的横木上擦拭，如手套沾上尘埃，却是内务整洁尚未作到实在，必须重新作过。

　　还规定检查痰盂，限定其中所盛的水量为其容积量的三分之一。

　　这些，蒋认为是“日本军事教育成功的要诀之所在”。

　　蒋还认为：日本人“早晚一定洗冷水脸”，日本人“日中出去工作，就带一包冷饭”，日本士兵星期日外出的服装在归队之后，“立即脱下收存”，日本人讲究“废物利用”，这些都是该民族所以兴旺的美德。

　　蒋介石的感受是深刻的：“明治维新”以后，国际间强敌如林，日本人为了生存、发展，节衣缩食、艰苦卓绝、朝野上下励精图治，几十年如一日，下的是真功夫。

　　日本人以绝对服从为美德，尊卑长幼，等第极严，入伍生经常受老兵的欺侮：服从老兵的差遣，为老兵擦皮鞋、洗衣服、折被褥；稍不如意，则拳脚交加，新兵则要连声道“嘿！”连眼泪也不得掉下。蒋在家里拍桌子、打板凳；在乡里逞强好胜，惹是生非，但在日本当“二等兵”受军训时也不得不领教挨打的滋味。这倒也不是日本人有意虐待蒋某，而是先当媳妇，再做婆婆，日本军人，就是这么一代一代走过来的。冬去春来，群雁南来北往，这条路他们已走熟了。

　　蒋在日本留学4年（3年“振武”+1年“候补”），开拓了视野，接受了若干民主革命思潮；虽不敢说学得了多少高深的军事理论，但起码学到了一套正规军人作风。

　　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蒋是按照中国古圣先贤的教导去看待这类事情的。几十年之后，蒋在一次对“青年军”演讲中，认为他的一生——生活之能够简单、工作之能够有恒，四十年如一日，确是由于这一年士兵生活的训练所奠立的基础。

　　蒋说这话的目的是鼓励青年乐于从军、乐于吃苦；但他在日本留学磨炼了意志，也是实情。

　　蒋一生不抽烟，壮年戒酒，白开水一杯，连茶也不喝。早起床，洗冷水澡，以及昂首挺胸、正襟危坐等这类生活习惯和军人姿态的养成，都跟他在日本的几年军训有关。蒋活了89岁，也算是高寿的。

　　蒋对日本炮兵联队的教育是感激的：1927年蒋下野去日本访问期间，拜访了当年的师团长长冈外史，蒋在绢纸上挥毫写了“不负师教”四字送给了这位老师。蒋对日本是有很深感情的：直到20世纪70年代，他还向外籍记者称颂日本是他的“第二故乡”。

　　现代行为科学和心理研究的成果告诉我们：一个人的早期经历对他的一生有着相当重要的影响。曾国藩曾说过，“未有钱多而子弟不娇者也！”

　　1911年10月10日，辛亥武昌起义爆发，湖北军政府宣告成立了，接着湖南、陕西等省相继宣布脱离清政府而独立。《淮南子》有言：”人众则食狼，狼众则食人。”该是趁热打铁的时候了。时在上海任中部同盟会庶务部长的陈其美，正积极策划举事，他打电报催蒋介石等人迅速回国。陈于1908年春回国，在浙、沪、京、津各地致力于革命运动。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兴起后，夏天，蒋也曾由日本“托故假归”，在上海参与了陈的“密商举义计划”，但很快又返日本。

　　早就盼望着这一天了！蒋回忆说：这一年我正是25岁，我觉得这是我们军人效命的时候到了，于是立即从日本回国，参加实际的革命工作，开始献身于革命事业。

　　蒋向高田野炮师团长长冈外史打了一个请假回国报告。长冈以“因受陆军省委托管理，不能许可擅自归国”为由，予以拒绝。官场中有一种所谓“官腔”，四平八稳，永远正确，是应付上下左右的几个固定公式，照着做，不解决什么实际问题；不照着做，他闭着眼睛装作没看见；出了问题，他来个“一退六二五”。但“官腔”必须经常挂在嘴上，否则就叫“失职”，这也属于《红楼梦》所说的“护官符”一类。蒋聪明，不理会长冈这一套，于是又去找联队长飞松宽吾，飞松答复直截了当：他有批准外出48小时的权限；如果超过，将视为逃兵，宪兵可是要缉查的。

　　蒋性格刚毅，行事果断，应变机警，他得到了这“48小时”，匆匆告别他的几个已知实情的友人，立即从高田乘火车直往东京：到了东京，立即向同盟会浙江支部领了回国路费；有了钱，立即脱掉了二等兵的制服，换上了不显眼的和服，脱下皮鞋，穿上木屐。蒋身高一米七，寡言笑，很像日本人。

　　然后他把自己的军服和军刀，用包裹寄回高田联队。这正是蒋的细心处：

　　一是表明他没有携带公物，不授人以口实，“赤条条来去无牵挂”。

　　二是表明他决不归队了，军衣既脱，“好马不吃回头草”，鲁智深告别五台山。与蒋一道离队回国的还有张群和陈星枢（后在山东从事革命）两人。同时还有23名学习陆军的中国留学生也不辞而别。

　　不久，即11月8日，日本外务省照会清政府驻日公使：这些学生违犯了军纪，日本政府已通知各陆军学校，予以“开除”。

　　几十年以后，张群对此有一段回忆：

　　由高田乘火车，首先到了东京，总统是浙江人，我是四川人，分别向本省同盟会的东京支部领取旅费，也都换了衣服。蒋介石穿和服，我穿日本学生服。

　　如果在48小时内不能归队，便会被当作逃兵，由宪兵开始查缉……连毒药也都买好了，这是准备在万一之际，就得自杀，的确是有舍生就死的决心。

　　然后，再度乘火车前往长崎，登上了开往上海的轮船。

　　蒋介石回国后做了些什么？我们且为他列一日程表。

　　10月30日：蒋到达上海，旋见陈其美。陈所策划在上海、杭州同时起义的准备工作，已大致就绪。陈命蒋去杭州了解情况。

　　11月1日：蒋和黄郛、陈泉卿等人赶到杭州，得知八十一标和八十二标（标相当于今天的团）的新军倾向革命，可作为起义军的主力，蒋和杭州同志顾乃斌（浙江嘉兴人，清末浙江谘议局议员，辛亥革命后任浙江省议会议员，浙江军政府参事）等草拟出一个起义计划。

　　11月2日：蒋返上海复命，陈交给蒋一笔起义军费，令其转交杭州的褚辅成（褚，浙江嘉兴人，留学日本，回国后任嘉兴府商会总理，浙江谘议局议员。辛亥革命后，任浙江省议会议长、浙江军政府参事），并将在上海招募的一支由慓悍浙东渔民组成的小分队——“先锋敢死团”交蒋率领去杭州参加起义。他们人人都作好了不“生还”的准备。此时，蒋向溪口老家的母亲王采玉、兄锡侯和妻子毛福梅写了一封“诀别书”，说他决心“弃学业从革命”，“誓为革命牺牲”。

　　11月3日：兵贵神速，蒋急切返杭州，他将一百名先锋敢死团在城外埋伏起来。当天深夜，传来上海已发动起义的消息，杭州革命党人立即作好准备，子弹上膛，刀剑出鞘，枕戈待旦。

　　11月4日：深夜，蒋接到杭州起义军司令部发动起义的命令，敢死团立即由望江门进城，攻打浙江巡抚衙门。他们以手枪和自制炸弹作武器，率先冲进巡抚大堂，清兵毫无斗志，俯首投降，浙江巡抚增韫被活捉。

　　11月5日：杭州光复。

　　《陈英士先生年谱》中记有一段关于蒋参加辛亥革命的文字：

　　闻武昌起义，即毅然离日，于九月九日抵沪，衔先生（陈其美——引者）命主持浙事。遄赴杭垣，运动新军，得童保王瑄、黄元秀、朱瑞等之赞助。部署既定，回沪报告。先生先已与褚辅成、王廉等筹划布置，待时举义。即见蒋公，认时机已至，遂命其率敢死队百余赴杭。上海光复之后，第二日夜，与新军八十二标、八十一标联合举义，先后攻克巡抚署、军机局、将军署及旗营：浙省既下，公推汤寿潜为都督。

　　上海、杭州的同时起义，意义巨大。此时距武昌起义之后不足3个星期，全国已经光复的只有鄂、湘、陕、晋数省。清廷正组织全力反扑，北方的北洋军已沿京汉线南下。10月31日，袁世凯以“钦差大臣”身份掌握了清朝兵权；11月1日黄兴指挥的革命军抵挡不住，已失汉口。沪杭起义成功，为革命势力增添了一个巨大砝码，于是革命阵营形成了长江中游和下游两个中心。

　　辛亥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许多革命家为它作出了可贵的贡献。蒋介石是一个地区直属武装指挥员，召之即来，来之能战，风驰电掣，往返于沪杭道上，有勇有谋，也是这场革命的有功之臣。行刺光复会领袖，浪迹洋场

　　因为革命党内部的争权夺利，陈其美指使蒋介石、刺杀了光复会领袖陶成章，暗杀就成为蒋日后政治生涯中屡见不鲜的手法，此后陈其美被人暗杀，蒋介石转而混迹于十里洋场，这也对他后来的事业产生了重大影响。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布中华民国成立，改用阳历，1912年定为民国元年。

　　但北京的清政府仍存在，其军政大权把握在内阁总理袁世凯手里。袁混迹官场有年，老谋深算，精通权术。当时，他凭借一手在握的北洋兵权，挥师南下，意在逼迫革命党人将总统职位让给他；另一手又遥指南方革命力量，用以摆布隆裕太后孤儿寡母，逼迫她们把金銮宝殿腾出来，此人说的是冠冕堂皇，无懈可击；做的亦是左右逢源，得心应手。革命党人没有一个能洞察其中奥妙，真可谓时势造英雄，英雄又造时势。

　　此期间，革命党人最要紧的乃是团结一致，可是却发生陶成章被暗杀的事件。

　　上海光复后，陈其美被推举为沪军都督兼都督府司令部长。蒋介石从杭州回来，协助陈整编军队，训练新兵，维持上海治安，随即被陈派任沪军第五团团长，编在黄郛当师长的第二师（后改为陆军第二十三师）。这时，蒋介石提出：要当陈其美、黄郛的弟弟，与他们结拜为金兰兄弟。陈其美素来喜欢这个小弟弟，黄郛也不好推托；好在三个人都是浙江同乡，都在日本留过学，情趣相投，便在打铁浜45号拜了天地，陈居长，黄次，蒋三，共誓“生死与共，安危同仗”。蒋介石还表示今后一切惟兄长马首是瞻，叫做什么就做什么，决无二言。

　　这年12月25日，同盟会总理孙中山从欧美回国到达上海，陈其美派建威舰前往吴淞口迎接。陈其美与黄兴等人协同孙中山一起筹建民国。他与黄兴、宋教仁等商议，力举孙中山为大总统，分头向各方活动，并在《民立报》上宣传。29日，各省代表会议选出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陈其美派出卫队护送孙中山赴南京就职。他还筹措1000元作为南京临时政府的开办经费。

　　中华民国的建立，全国人民欢欣鼓舞。但是各种政治势力互相角逐十分激烈。陈其美虽然位居沪军都督，但内外矛盾重重，充满了剧烈的斗争。尤其是他对光复会原来就有很深的成见，在光复上海后便竭力排挤上海光复会支部长李燮和，还指挥演出了一出杀害光复会领袖陶成章的凶案。

　　34岁的陶成章与陈其美同岁，是浙江会稽（今绍兴）人。他在1900年义和团运动时，就想刺杀慈禧太后，曾两次去了北京。1902年赴日本留学，即在留学生中倡言反清革命，被开除学籍。1904年初回国后，在上海参加中国教育会的活动，在光复会创立时应蔡元培之邀入会，负责联络苏浙皖赣闽五省会党。他积极奔走于浙江金华、衢州、严州、处州等地，常常腰索麻绳，脚穿芒鞋，日行八九十里，四出联络会党组织起义。他和徐锡麟在绍兴创办大通师范学堂，对各地会党首领进行军事训练，灌输革命思想。秋瑾组建光复军，他被推为五省大都督，计划在杭州起义，因被清政府侦知而未成。1907年1月，他在日本参加同盟会，旋任留日会员浙江省分会长。这年7月，徐锡麟在安徽举义失败，秋瑾在绍兴大通学堂被捕，陶成章也遭通缉。他便出走南洋，先后在新加坡、仰光、爪哇等地开展革命活动。1908年秋，他想在南洋华侨中募集5万元于江浙两省组织武装起义，因为没有得到孙中山的热情支持，相互产生了隔阂与意见。他便负气不再用同盟会而改用光复会的名义进行活动，还同李燮和等人联名发了一份《七省同盟会员意见书》，攻击孙中山侵吞华侨巨款，后来还到东京去要求罢免孙中山的同盟会总理职务。恰在这时，章太炎也发了一篇《伪检举状》攻击孙中山。他们互相呼应，在日本和南洋各地连篇累犊地发表文章，散发印刷品诋毁孙中山。他在南洋各地以光复会名义别树一帜，又于1910年2月与章太炎在东京重建光复会总会，章任会长，陶副，大力发展党务，与同盟会争雄长，“隐然有取同盟会而代之之势”。陶成章的这些狭隘的门户之争的言行举措，使陈其美等忠于孙中山的同盟会员无比恼恨。

　　10月武昌起义成功，陶成章立即回国，在江浙各地四出奔走，号召旧部起义。由于浙江各地及上海、江苏都有光复会的势力，因此上海及江浙的光复，多是同盟会员与光复会员协同联合各种革命力量共同奋斗的结果，其中自然有陶成章多年努力的一份功劳。他为恢复光复会的旗帜，重振光复会，声望卓著。浙江军政府成立后，他被举为参议会参议员，并有继汤寿潜（调任交通总长）出任浙江都督之说，章太炎连发两电举荐，光复会员和浙江的其他革命党人也都附和。报上出现不少拥陶言论，如说：“成章早一日莅任，即全浙早一日之福”，“继其任者，惟有陶焕卿，斯人不出，如苍生何！”

　　但是在陈其美看来，陶成章如果出任浙江都督，将会对同盟会构成威胁，因为他想的是要“立奇功于长江下游”，要使“同盟会化为永占优势之政党，始可无恨”。他对陶原来就成见很深，光复后对陶不赞成由浙江拨款支持上海、不准自己动用南洋华侨的捐款更是不满。他还嫉恨陶在上海闵行一带练兵。他把陶看成眼中钉，于是断然决定要对陶下毒手。

　　据一些史料记载，当时上海已传出有人要刺陶的消息，陶成章亦有所闻，但他不以为然，仍忙于筹措经费，排难解纷，身心交瘁，寝食未安。后来在友朋同志的一再劝说下，才先后避居在客利旅馆、国民联谊会、江西路光复会机关所、汇中旅馆，后因身体不好又住进了法租界金神父路（今瑞金一路）矿慈医院。这时，陈其美就把刺陶的事交付给他最亲信的盟弟蒋介石。蒋介石领命后，于1月12日在江西路光复会机关所假意访晤了陶成章，说双方没有什么歧见，不要听信那些谣传等等，显得十分融洽。临别时蒋问陶的住处，说便于以后拜访。陶就在一张条子上据实写了自己在广慈医院的病房号。

　　蒋介石先已收买了光复会叛徒王竹卿，探得陶成章的住址后，即赶到福州路四海升平楼找王；“持银饼二百元，怀手枪一具；某（王）即以指茶茶书三点水旁于桌示介石，介石摇首，某又蘸水书耳旁，介石颔之。盖水旁谓汤寿潜，时寿潜任浙督也。耳旁则成章也”。当晚10点，有人拿了一封信到广慈医院找陶，说是从杭州来的浙江临时协会的快信，是蒋介石转交的。第二天陶才发现这封信是假的，因为浙江只有临时议会，而并没有临时协会这个名称。但是他没有想到这是蒋介石在核实自己的住处。

　　1月14日凌晨2时许，王竹卿等两人西服革履，潜入广慈医院，登楼说有要事相访，由服务人员引导进入陶的卧室，两凶手喊了一声“陶先生”，即拨出手枪射向陶的头部和胸部，陶当即毙命。凶手还以枪威胁服务人员和邻室病人不准声张，否则即以子弹奉赠。

　　杀陶消息传出，全国震惊。孙中山下令陈其美必须“严速究缉，务令凶徒就获，以慰陶君之灵，泄天下之愤”。人们悲愤异常，光复会方面要缉拿凶手的呼声异常强烈。陈其美惊慌万分，为掩盖真相，即让蒋介石离开上海避去日本，假言留学深造。蒋前后将近一年始回国。

　　蒋介石是陶案当事人，他自己也是供认不讳的。在《中正自述事略》中，他详细叙述了刺陶这件事，说自己对陶的成见由来已久，而武昌起义后他更认为陶“回国即与英士相争，不但反对英士为沪军都督而颠覆之，且欲将同盟会之组织根本破坏，而以浙江之光复（会）代之为革命之正统”，“故再三思索，公私相权，不能不除陶而全革命之局”，他说；“余因此自承其罪，不愿牵系英士，乃辞职东游，以减少反对党之攻击本党与英士也。””

　　杀害陶成章，当然不是像蒋介石自我吹嘘的那样，是什么“辛亥革命成败最大关键”，而是陈、蒋以凶残的手段排斥异己，翦除政敌，做出了这种亲者痛仇者快的错事来，加剧了同盟会和光复会之间的矛盾和裂痕，破坏了革命力量的团结，使光复会失去了一位强有力的领导人，是对光复会的沉重打击。不能不看到，正是由于陶案，陈其美把自己置于光复会的对立面，致使后来在反袁的二次革命中失去了光复会这一重要支柱，严重削弱了革命实力，给民主革命带来了相当严重的损害。

　　当然，把陶案的性质无限上纲，说成是反革命暗杀案也是不妥的。它毕竟是属于资产阶级内部两个革命团体长期蓄积的矛盾不能正确处理，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恶性发展的一幕同室操戈的悲剧。它同陶案前后陈其美排挤李燮和、诱杀陶骏葆（镇江军政府参谋），以及陈炯明在潮汕迫使南路进行军许雪漱、陈宏生缴械并杀害许。陈连同一气，使光复会在革命势力内部倾轧中大为削弱直至消亡。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陈其美、蒋介石杀陶，打击了光复会，非但没有使同盟会成为“永占优势之政党”，相反倒是大大削弱了革命力量，而在一年多后便被袁世凯在二次革命中击败，陈其美、蒋介石连同革命领袖孙中山等都只能亡命海外，不能不说这是一个惨痛的历史教训。

　　1913年7月，反袁斗争的上海战事爆发后，蒋介石在孙中山“劝说”下留沪，跟随陈其美“躬赴火线，往来指挥”。反袁失败后，陈其美赴日，“出国前，将上海方面工作交由蒋公负责”。不久，蒋介石也赴日。在1913年9月23日日本外务次官兼外务省政务局长松井庆四郎向警视总监安乐兼道等人的《有关亡命来日之中国人调查报告》中说：“陆军少将蒋介石（陈其美之部下）自上海来日，于九月一日到达长崎。”其间，蒋介石在黄兴主办的设在东京的军事教育机关“浩然庐”学习过，又受陈其美的指派赴东北活动。

　　同时，蒋介石又参加了孙中山新建的中华革命党，给孙中山呈上了《上总理陈述欧战趋势并倒袁计划书》，提出：“此次欧战时期延长一日，即袁贼之外交势力薄弱一日，范围扩大一部，即吾党之外交关系胜利一步也。若吾党不于此袁贼亲西排东之外交失败期内，乘势急进，则时不再来，后悔莫及矣。”蒋在上海进行反袁活动，袁世凯曾下令通缉。这次反袁斗争失败；蒋介石再去东京。

　　1915年二月，陈其美从日本返沪进行反袁活动，将蒋介石留在东京处理善后。《陈英士年谱》中说；“二月，由日本返沪主持讨袁军事，留蒋公在东京处理未了之事。公送至横滨轮次，慰之曰：‘此去万一不幸，而为袁氏所害，余当为兄之第二化身，以成未竟之志！”’这一年10月，孙中山任命陈其美为淞沪司令长官，在上海组织反袁军事活动，陈又将蒋从日本召回上海参与反袁活动。当时，蒋介石在淞沪司令长官总机关任机务，不仅“作城计划，由蒋公手订”，而且“先生偕蒋公并亲临南市工程总局督战”。蒋介石参加运动肇和舰、袭取应瑞舰、攻夺陆地各官署的军事活动。

　　孙中山于同年5月初自日归国。9日再发表讨袁宣言，决心推翻袁世凯。袁世凯也对陈其美暗下毒手，买通叛徒张宗昌，主谋刺杀陈其美。张宗昌又以13万元赏金物色凶手，并买通革命叛徒李海秋，欺骗陈其美，说是“鸿丰煤矿公司”要向日商中日实业公司代款，请陈介绍签订合同，合同成立后，可以出十分之四的款辅助革命。其实根本无此公司，是由许国霖、程子安假造出来的。陈因经费困难，无及细想，便同意了。5月18日下午2时许，陈抱病从渔阳里寓所乘人力车到萨坡塞路14号总机关办公。这个总部是日人山田纯三郎租赁的。一楼为客厅、食堂，二楼山田所住，三楼为总部。陈刚一上车，车夫就问是到萨坡赛路吗？陈其美顺口答是，但心中甚疑。到总部后又对吴忠信说及此事，吴亦认为奇怪，但全无疑及李海秋之事。不久，许国霖等三个中国人和两个日本人一同来到总部客厅。大家刚一入座，李海秋即告说忘带合同，起身出门去取。就在此时，闯入两个汉子，一个是张宗昌的营长，对准陈其美连续射击，陈中弹倒地而亡。丁景梁等人亦负伤。混乱中凶手逃走。

　　陈死后，山田却将陈尸抛到门外，不愿受连累。蒋介石闻讯赶来，雇车载陈尸回法租界蒲石路新民里十三号自己寓所。陈身无分文，只留二十元于身后。

　　5月20日，蒋为陈撰祭文于上海，自称为陈之义弟。祭文哀叹日；“呜呼！自今以往，世将无知我之深，爱我之笃如公者矣。”并立志“死者之业未成而生者成之”。继则倾诉世事和革命之艰辛：“世路崎岖，人心险阻，瞻前顾后，徒增寒心”。整个调子十分悲凉凄怆，低徊不已。至1917年5月，蒋奉陈灵柩归葬于浙江吴兴县太湖之滨。孙中山为题墓碑“陈英士先生之墓”。事后，许国霖判无期徒刑；李海秋因证据不足开释，却因另一暗杀事件被北洋军阀指控，处死。

　　同年（1916年）6月6日，袁世凯死。当月，蒋奉命前往山东，参加中华革命党所领导的中华革命军东北军，任居正总司令部之参谋长。孙中山原先所以选中此处组建东北军，是因为山东地近京城，欲从根本上倾覆袁世凯，直捣京师，此时东北军已占领山东东部地区。蒋奉命于7月31日上任，职中很是负责，并记有军中日记，记载他于职中每天忙于修改操法，整顿队伍，并到师、团视察和定备设施。如增设军医科，各师、团设军医等即是他的建议。他又认为“代理总司令命各队出操时，须先施五分钟柔软体操，以练筋骨”。

　　蒋因此锋芒显露，得罪了同僚，并为同僚所不容。而蒋又常盛气凌人，目中无人，则双方矛盾日益激化，因之于8月12日，又奉命北上迎居正，离开部队。此次共上任13天之久（这期间许崇智代居正为总司令）。旋自京归沪，一方面主持东南党务、军事，一方面于上海经营证券交易。他离开军队的原因，主要是他和同僚合不来，人家都对他有意见，并纷纷向孙中山告他的状。对此有记载云：“性倔强躁而易怒，偶不惬意，辄暴跳如雷。处事则往往偏执一见，无他人置喙之地，故同僚……常表恶感。……众不能忍，群向孙先生告发，……不得已，乃悄然引去。”

　　同年（1916年）10月6日，蒋纬国生。关于蒋纬国，有云：“为蒋与日本女人所生。”但据蒋介石厨师蒋小品说，蒋纬国为戴季陶所生。戴因怕夫人，不敢扶养，乃由姚怡诚扶养成人。后蒋又于其家谱中改纬为宋美龄所生。故蒋纬国所出是个谜团。从蒋对纬国的亲热程度看，又似为其亲子。又观纬国青年时照片，多有与蒋相似处。但蒋纬国今已确认生父为戴季陶，其生母为日本女士。

　　蒋在上海经营证券交易之事，甚是顺利，并发了大财：“不半载，迭获巨利，母子相加，竟达十数万元，严然富商矣。”自1916年8月以来，将近两年时间，蒋一直住在上海。这期间，以经营证券交易为主。当时他们合伙的入牌号叫“恒泰号”，资本有3．5万元，1000元一股，共35股。股东总共17人，张静江本人5股，全家合起来共13股。因此，张之侄子秉三，为“恒泰号”经理。蒋介石（蒋纬记）4股；戴季陶（小恒记）2股；陈果夫（陈明记）1股，蒋之4股，是张静江代他交的，他本人则一无所有。他们还和日本某企业共同组织“协进社”，进行证券交易。这种交易活动，蒋一直干到1922年。

　　1919年，蒋又和虞洽卿等合伙开办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理事长为虞洽卿，理事17人，共分为10万股，向日商抵押7万股。对华商抵押3万股，到1920年年底，获得270万元。除日商押款和保存的4万股应缴钱外，仍余32．5万元，全部归戴季陶、张静江和蒋介石所得。又4万股股票因涨价至120元，共值480万元之全部股金，亦全为他们三人所获。蒋就这样凭空发了大财。到1922年，蒋离开证券交易所时，携4万元到广东任职。

　　在这期间，蒋开始认识戴笠。戴这时住在上海表弟家，睡地铺，在交易所当杂工，因系戴季陶的同姓受戴看重，蒋也因此另眼相看，对他比较客气，但并无深交。蒋也未想到以后戴会成为他的特工主将。

　　1917年7月14日，段祺瑞复任后，拒绝恢复“约法”和国会，又有“西原借款”、“第二次善后借款、垫款”（日金3000万元）、“吉长铁路借款”（日金650万元）、“第一次军械借款”（日金1700万元）、“第二次军械借款”（日金2242万元）等一系列巨额借款；并出卖吉长铁路与日本（袁世凯都未答应过）等等。孙中山便于1917年7月17日，率“应瑞”、“海深”等舰，偕朱执信、章炳麟、陈炯明等人到达广东黄埔。

　　25日，“非常国会”在广州开会，决议建立中华民国军政府。9月1日，孙中山当选为大元帅（次日选陆、唐为元帅），反段护法。这时蒋仍在上海从事股票交易。其间也联络江浙各地同志，仍未脱离革命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