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传记文学 > 智勇双全：华西列夫斯基 > 第八章 绝不准后退一步
战局恶化全线急，临危受命总军机；
但凭机敏赴维艰，纵横捭阖赖勉力。
1941年冬季莫斯科城下惊心动魄的厮杀，给法西斯希特勒的打击不可不谓沉重。但是，他会就此屈服吗？不会，当然不会！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来被德军所大吹大擂的“节节胜利”，把希特勒那原本骄横狂妄的战争赌徒式的心理推向了极端，他已经变成了一架不折不扣的战争机器。作为这样一个自负而变态的战争狂人，他怎么会承认自己的失败呢？尤其是，他又怎么能甘心屈服于他根本不屑一顾的那些“红色俄国佬”呢？！
在艰难地捱过残酷的冬季之后，为了在1942年春季进攻中雪莫斯科城下之耻，希特勒不断地通过德国宣传机器给自己将军和士兵们打气。他们吹嘘说，德军已经征服了连拿破仑一世也没有征服过的可怕的俄国冬季，春天的到来一定会给德军带来新的生机。3月，希特勒和德军统帅部提出的1942年攻势的战略计划是：在整个战线的中段保持现态势；在北方夺取列宁格勒，从而沟通与芬兰的陆上联系；在战线的南翼突击到高加索地区。可见，这仍然是一个追求进攻型的作战计划，它反映了法西斯希特勒仍未消减的嚣张骄横心态。在4月5日由希特勒亲自签署的第41号训令中，德军统帅部把上述任务更加具体化，而且着重强调南线战役的极端重要性：
目前我们所掌握的所有兵力首先应集中用在南线地段来实施主要战役，以便消灭顿河以西的敌人，然后夺取高加索的石油产地，并越过高加索山脉……如果我们拿不到迈科普和格罗兹尼的石油，那么就必须结束这场战争。
显然，希特勒是要集中优势兵力于南线，企图在这里通过几次大的战役来夺取高加索油田、顿涅茨盆地上的哈尔科夫工业区及库班的小麦产地，进而威胁伏尔加河畔的斯大林格勒。古德里安曾说，希特勒的作战特点历来是特别重视对石油、粮食等工农业基地及具有政治意义的城市的占领和夺取，而很少顾及军事上的可能与必要。看来，这个训令同样地反映了这一点。
为实施上述侵略意图，德军统帅部把南部集团军群分别布置成“A”、“B”两个集群。其中“A”集群由克莱斯特元帅指挥，所辖部队计有野战第11、第17集团军、坦克第1集团军和意大利第8集团军；“B”集群由冯·波克元帅指挥，所辖部队计有坦克第4集团军、野战第2、第6集团军和匈牙利第2集团军。具体作战方案是“A”集群由奥廖尔南部发动进攻，夺取沃罗涅日；“B”集群由哈尔科夫发动攻势并向东突破，然后与前出到塔甘罗格一带的德军会师于斯大林格勒地区。此后，或者一举占领该城，或者对其狂轰滥炸，使其不能再成为俄国南部的工业中心和交通枢纽。如果形势发展顺利，则直接由伏尔加河而上，再度逼取俄国首都莫斯科。
遗憾的是，斯大林和苏军最高统帅部未能正确地判断出德军的上述进攻方向。从斯大林到最高统帅部大本营或总参谋部，都在不同程度上对战争总体形势及其发展趋向作出了错误估计，而这直接影响了对整个1942年春夏季作战计划的拟定和编制。当然，在最终结果上，也就自然地导致了苏军在整个春夏季作战中一系列严重失利。在客观上，这又为德军夏季以后的大举进犯斯大林格勒和在高加索地域提供了求之不得的便当。
早在1942年年初，由于莫斯科会战的巨大胜利的刺激，斯大林便开始对战争形势的估计采取了不适当的过分乐观。他认为，经此沉重一击，德军必定在春季到来前一直保持守势，即所谓转入防御时期，以便为其新的进攻争取更多的喘息时间。一般说，这种分析也还是不错误的。但问题在于，他由这个不错误的前提得出了不正确的结论。在1942年1月10日写给各方面军首长的指示信中，他写道：
红军在充分疲惫法西斯德**队以后，已转入进攻并把德寇向西赶去。德寇为阻止我军前进，已转入防御，开始构筑设有掩体、障碍物和野战工事的防御地区。德寇这样阻挡我军在春季之前的进攻，以便明春再集结兵力重新转入对红军的进攻。由此可见，德寇是想赢得时间和获得喘息机会。
我们的任务就在于，不给德寇以喘息时间，不停顿地把他们往西赶去，迫使他们在春季之前就把预备队消耗光（届时我们将有大批新的预备队，而德寇已经没有任何预备队了），从而保证在1942年彻底粉碎希特勒军队。但是，为了完成这一任务，我军就必须学会突破敌人的防线，学会组织对敌人防御全纵深的突破，从而给我们的步兵、我们的坦克兵和我们的骑兵开辟前进的道路……
在这里，斯大林至少犯了两个判断上的错误。兵家常说，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而他这里却是既不知己——他只是正确地估计到了1942年初苏德前线的形势有利于苏军继续进攻的趋势，但却没有能充分考虑到当时苏军的实际能力；也不知彼——他过低地估计了德军的实际战斗力，竟要求在1942年内就消灭当时还十分强大的德军。结果，在后来的冬季继续反攻中，苏军把9个预备队集团军几乎全部平均地用在各个方向上，不但没有像他提出的那样耗光敌人的预备队，反倒耗掉了自己的这么多的预备队。
按说，到此他应该比较清醒地认识春季形势了吧？但他没有，他还在想如何尽快地在1942年内彻底粉碎德军。这样，当西南方面军总司令铁木辛哥向他和大本营提出要在春夏季战斗中在该地区组织进攻的时候，他同意了；当西方方面军总司令朱可夫向他提出在中央方向继续反击敌人的时候，他也同意了。同样，当一向以慎重老练著称的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元帅向他提出必须只进行积极的防御战略，等到真正地疲惫和消耗了敌人，而我军又有了新的预备队积蓄之后，再于夏季后转入反攻和进攻的时候，他也表示同意了。
当然，当时参加国防委员会的主要苏军高级首长也都对上述作战意图表示同意，如果说是有异议，也是大同小异。如，朱可夫不同意在数个方向上同时转入进攻，但主张在自己的方向上进攻；铁木辛哥既同意朱可夫的中央方向进攻，也坚持自己的西南方向进攻；沙波什尼科夫也只是反对铁木辛哥的进攻，但斯大林却坚决支持；伏罗希洛夫支持铁木辛哥，而华西列夫斯基赞同朱可夫……总之，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良好愿望，这就是不要轻易丢掉从莫斯科城下之战中夺来的战略主动权，往大了说，则是希望早一天打败希特勒侵略者。
这有错吗？显然没有。但是，要知道，当良好的主观动机和愿望脱离现实基础与可能条件时，并不是都能得到同样的客观效果和结果的。
从根本上说，这个春季和夏季作战初步计划的总的错误根源，还是出于当时苏军高层领导人都认为敌人还会大举进犯莫斯科上，这是总的判断方向的错误。因此，其进攻也好，防御也好，都是单纯地围绕在莫斯科一个方向上。其次，它的要害盲点还在于既同意了进攻，又同意了防御，而事实上这在同一时间内同时进行是极不明智的。
当然，这也是我们今天在事后才能做到的分析和评论。而在当时，由于情报的缺乏，战争形势的瞬息万变，以及对敌我双方都不能真正完全地做到知己知彼等因素，对任何筹划和指挥战争的人来说，都只能是靠大致的分析和预测来行事。然而，惟其如此，也才能真正地令人感到指挥战争是一种高智商的创造性活动，也越发能显示出所谓的军事天才的天才之处来。
当时，斯大林及最高统帅部大本营、总参谋部都以为，德军虽然在莫斯科被击退，但它仍然对首都有相当的威胁。斯大林还从国外渠道得到情报说，希特勒并未放弃攻取苏联首都的想法。而且，在莫斯科中央方向，即朱可夫元帅的西方方面军前面，仍然部署着德军最强大的中央集团军群，仅这一集群就拥有70多个师的雄厚兵力。这很使人们不由得不相信，德军会在春季大地复苏后，利用其强大的坦克集群来在此一方向上继续实施新的突击性进攻。因此，大本营和总参谋部都主张把主要的战略预备队放在这里，而这也就导致对敌人主要突击方向判断上的错误。
当时，最高统帅部和总参谋部也曾认为，奥廖尔—图拉方向和库尔斯克一沃罗涅日方向是两个特别危险的方向。分析认为，德军也很可能从这两个方向突击莫斯科，即从西南方向对首都实行迂回包抄之术，像1941年11月间敌古德里安坦克集群所做的那样。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才决定把最高统帅部直接掌握的大部分预备队集团军，于春末集中在勃良斯克方面军所辖地域，以便从西南方面保卫莫斯科。比如，最高统帅部预备队的坦克第5集团军，当时就是在勃良斯克方面军的后方展开的。其用意即是，一旦敌人在这一带发起进攻，则用它来实施强有力的反突击。
因此，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在提出1942年春季和夏初作战计划时，认为必须首先在近期内以积极防御为主，但同时也必须在克里米亚地区、哈尔科夫地区，以及科戈夫一库尔斯克方向、斯摩棱斯克方向、列宁格勒和杰米扬斯克等地域实施一系列的局部战役进攻。此后，总参谋部在编制1942年春季和夏季作战计划时，就是完全按上述战略意图进行的。
说到具体的实施方面，似乎当时斯大林最感兴趣也全力支持的，仍是铁木辛哥元帅提出的在哈尔科夫方向上的所谓局部进攻。还在讨论这一问题时，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就表示反对，并说大本营不能，也没有足够进行这次进攻所必备的预备队向他们提供。但斯大林立即打断了他的话，说：“我们岂能坐等德寇的首先突击！必须在宽大正面上先敌实施一系列突击，这样才可能做好摸清敌人情况的准备，我看，朱可夫元帅提出的西方中央方向的进攻，而在其他地方全部防御，倒是个不彻底的治标的办法。”接着，这一进攻战役的首倡者铁木辛哥元帅便说道：“这个方向上的部队现在能够，而且毫无疑问也必须在西南方向实施先敌突破，这样才能打乱敌人对我西南方面军和南方方面军的进攻计划，否则就会重演战争初期的危险情况。至于在西方方向的进攻，我也支持朱可夫元帅的意见，因为这会在那里牵制住敌人可能调动的兵力。”伏罗希洛夫元帅也表示支持这一意见。
随后，大本营和总参谋部研究了铁木辛哥元帅提出的这项进攻战役的具体计划。按报告所说，该战役的规模相当庞大，其目的是彻底粉碎敌“南部”集团军群，并使苏军由此而前出到戈麦尔—切尔卡塞一彼尔沃迈斯克—尼古拉耶夫一线。参加战役的不仅有西南方面军和南方方面军，还有勃良斯克方面军，而且，还要求大本营给他们以大量的兵力和兵器支援。总参谋部当即表示不同意该计划，并把意见报告给最高统帅本人。斯大林也表示同意总参谋部的否定意见，但他同时又同意让铁木辛哥元帅去拟定一个比该计划规模小些的局部战役计划，其目的是以西南方面现有兵力和兵器粉碎敌人的哈尔科夫集团。
4月10日，铁木辛哥元帅把按照斯大林意见修改过的计划送交了大本营。这一新计划规定，通过从沃尔昌斯克地域和巴尔文科沃屯兵场两个方向做向心突击，粉碎在这里的敌哈尔科夫集团，一举夺取哈尔科夫并为解放顿巴斯创造条件。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仍认为这是一个相当冒险的计划，因此建议放弃为好。但铁木辛哥元帅坚持自己的意见，并向斯大林保证战役必获全胜。最后，斯大林批准了实施这一局部进攻战役的计划，并专门下令给总参谋部说，应把它看成是该方向内部的事务，总参不要干预这一战役的任何问题。
至此，这一冒险的、并在后来给苏军带来极大损失和许多麻烦的战役计划就算通过了。按该方向总司令铁木辛哥的规定，它将在4月20日开始实行。
在忙过这一系列的紧张的筹划和具体的战役计划编制工作后，4月中旬，华西列夫斯基便作为大本营代表，被最高统帅部派往西北方面军工作去了。按当时1942年春季和夏初苏军作战计划的规定，在西北方向上还有一个所谓的局部战役。它要求西北方面军和加里宁方面军协同动作，将已经陷入苏军合围的法西斯杰缅斯克集团就地聚歼。华西列夫斯基此行的任务，就是协助该方面军首长做好这次战役的具体筹划和指挥。他在这里一直工作到5月8日。
正当他们准备实际实施这一聚歼行动时，忽然接到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的一道命令，要求华西列夫斯基尽快赶回莫斯科。原来，是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心脏病突发不能照常工作，总参谋部的工作又须臾不可离人主持。于是，从5月11日起，华西列夫斯基便第二次受命代理总参谋长一职。
稍后，病愈并逐渐恢复健康的沙波什尼科夫向最高统帅部提出，由于自己年龄和健康的原因，最好辞去总参谋长之职，而去某所军事院校担任一些身体能够承受的较轻松的职务。而且，他还正式提议总参谋长一职的继任人选，他认为华西列夫斯基是最合适的了。因为，这位被推荐者不仅素质和能力方面无可挑剔，其忠诚、干练、机敏及沉着多思，都可以说是一流的人才。此外，在资历上也说得过去，毕竟是上将嘛（按：华氏系于1942年4月26日始获上将军衔的）。斯大林当即表示可以考虑他的建议和要求，惟关于华西列夫斯基继任问题，须得到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国防委员会的批准方可。
6月24日，经研究，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国防委员会决定：任命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华西列夫斯基上将为苏联红军总参谋部总参谋长。
在一定的意义上，对华西列夫斯基来说，此番出任苏军总参谋长很有点儿临危受命的味道。当然，这是从此间苏军战场所面临的诸种严重局势这个角度来说的。因为，在他上任还不到一周，苏军战场的各个方向就开始出现一系列重大失利，随之而来就是整个春季和夏季的形势逆转……
第一桩就是克里米亚战场上形势日益复杂和日趋恶化。
早在是年2月到4月间，克里米亚方面军曾在黑海舰队的支援下3次试图突破德军防御，均未能成功，到春季则不得不被迫转入防御。然而，该方面军的作战部署并不适合于防御，相反却是军事首长擅自按进攻态势布置的。加之，在具体部署方面，其临近黑海可以得到舰队支援的左翼又极为薄弱。他们的理由是，当时敌我力量对比是苏军占有明显的优势，只要出发阵地稍加改善便可随时发动攻势。但结果是，进攻却一拖再拖没有能够实施，而防御也未按总参谋部的指示予以加强。派到那里去的大本营代表麦赫利斯和方面军首长意见不合，总是争吵不断，以致最后竟把“官司”打到了最高统帅部和斯大林那里。
当时敌人正在准备进攻，以便把苏军从刻赤半岛逐出，从而全力攻取克里米亚方面军英勇防守的塞瓦斯托波尔。这是个著名的军事要塞，是苏联黑海舰队的基地。克里米亚方面军也驻在以此为中心的全岛上。当时，敌人准确地查清了苏军临近黑海方向的左翼第44集团军是个弱点，便计划在此准备使用大量坦克、飞机，并派海军陆战队登陆，以通过此举前出到克里米亚方面军的后方。该方面军已经得知了这一切，甚至连敌人转入进攻的日期也被侦察部门获知，但无论是大本营代表或方面军首长，都未采取任何抗击敌人突击的措施。
5月8日，德军按预定时间开始进攻，很快便突破第44集团军的防御阵地，并随即发展了胜利。克里米亚方面军由于纵深没有预备队部署，结果防御一被打乱，立即就失去了对部队的控制。在这种情况下，苏军将士经过12天激战，尽管英勇而顽强，但毕竟不是拥有强大坦克集群和俯冲式轰炸机的德军的对手。结果，大量将士无谓战死，仅被俘之苏军官兵，先后就高达10万之众。塞瓦斯托波尔要塞被围困长达9个月之久，最后终于7月4日陷入敌手。至此，整个克里米亚全部陷落，并为德军所盘踞。不仅如此，敌军还得以因此腾出一个有作战能力的集团军和相当数量的加强兵器，并由此转到了斯大林格勒与北高加索方向。
对此，虽然华西列夫斯基不负任何责任，但这对困难重重中的苏军毕竟是一个重大的损失，也直接影响了整个南线战场及后来斯大林格勒战场的形势。斯大林极为震怒，不仅在答复麦赫科斯的电报（即为打“官司”而递上去的那份）中严加斥责，并在随后立即撤了他副国防人民委员、大本营代表之职，军衔也被降了下来。其他包括克里米亚方面军司令员等所有责任者，也都同时被撤职降衔，以示惩戒。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接踵而来的就是西南方向铁木辛哥元帅领导的所谓哈尔科夫附近进攻的惨重失败。由此，还严重地累及勃良斯克方面军左翼的安全，以致整个西南战场的局势迅速恶化起来。
5月12日，当刻赤半岛正在激战之际，西南方向两个方面军对德军的进攻开始了。按原定战役计划，它有两个进攻的突击方向：一个由沃尔昌斯克地域发起，另一个则由巴尔文科沃突出部实施。进攻开始时发展得很顺利。苏军迅速地突破了敌人的防御战线，并于3昼夜内向前推进了25—50公里。斯大林对此很感满意，这也使他有了责备总参谋部的理由。一次，他当面对华西列夫斯基半真半假地说：“您看哪，总参谋长同志，铁木辛哥他们干得不错嘛！我差一点由于你们总参的坚持而取消了这样一次进展如此顺利的战役呢。”
但是，不到一周，确切地说是5天之后，战局便发生了急剧变化。完全出乎人们预料的是，当苏军继续向前推进时，德军统帅部给它的“南部”集团军群制定的由奥廖尔向沃罗涅日方向突击进攻的既定计划也开始实施了。说来真是无巧不成书。与苏军欲消灭德军这“南部”集群的作战目的正好相对应，这里的德军也是以消灭苏军西南和南方两个方面军为直接战略目的。那么，两军相遇究竟何者胜？自然是强者胜。或者也可以说是智者胜或勇者胜。但最权威的说法应是三者兼备为上，即所谓的既“强”又“勇”且“智”。
原来，在这里发起进攻的正是敌克莱斯特上将指挥的“A”战役集群，仅在5月17日投入攻击的兵力就有11个师之多。只是一昼夜，德军便突破了苏军第9和第57集团军的防御阵地，并向前推进了20多公里。而且，种种迹象表明，德军的突击力量仍在不断地增加，各种坦克集群和摩托化步兵师越来越多地蜂拥到苏军侧翼。估计，很快将严重威胁到第9和第57集团军的后方。
尤其糟糕的是，当时铁木辛哥不仅未认识到这种危险，反而仍然顾前不顾后地坚持他的向前进攻方针。当晚，华西列夫斯基打电话给他的老同事、第57集团军参谋长阿尼索夫，后者向他如实地报告了前线的真实危局。由此，华西列夫斯基断定，德军业已展开的这个进攻很可能就是其大规模春季进攻的前奏。显然，敌人是想先清除巴尔文科沃突出部，然后全歼苏军西南和南方两个方面军。这种分析如果成立，那么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他认为，只有立即停止铁木辛哥集团向哈尔科夫的进攻，并将原用来突击的部分兵力调转头，以解除对第9和第57两集团军的危险。因为在该地区根本没有任何预备队部署，也没有其他可供调用的苏军部队。
打定主意后，华西列夫斯基立即向最高统帅做了汇报，并如实谈出自己的这番打算。记料，斯大林最不愿意改变自己的主意。当他与铁木辛哥通话后，后者也没有表现出多么的不安，并且提出，只要再给他增派1个师的预备队，仍然坚持既定方向进攻便绝无问题。所以，他放下电话对华西列夫斯基说：“铁木辛哥元帅正在采取的措施完全能够击退敌人对南方方面军的突进，所以西南方面军仍将继续进攻。”
5月18日，形势继续恶化，华西列夫斯基非常着急。他再次找到斯大林，建议必须立即停止哈尔科夫方向的进攻，将西南方面军的突击集团转向南面抗击敌人。这次是，斯大林走到电台旁，要求西南方向军事委员会对现时情况作出判断。铁木辛哥元帅再次作出了令人放心的保证。晚上，斯大林又就这个问题与西南方面军军事委员赫鲁晓夫通话，后者也报告说，尽管克莱斯特集团的威胁在增大，但没有理由终止正在进行的进攻。这样，进攻便仍然继续。华西列夫斯基心急如焚，却一筹莫展：眼看一昼夜的时间又失掉了，怎么才能说服最高统帅呢？
情况一个小时比一个小时严重。到5月19日下午，敌军在巴尔文科沃突出部合围苏军的威胁已相当明显了。只是在这时，铁木辛哥才下令停止哈尔科夫战役，调转突击部队对付正在形成合围之势的克莱斯特集团。但是，为时已晚。由于各部队在夜间才开始执行命令，极为宝贵的时间再次损失了。及至翌日拂晓及以后的几天中，德军的强大坦克突击集群已经重创苏军第9集团军，并将其赶过了顿涅茨河。随后，敌人迅猛突入第6和第57集团军及博布金将军集群的后方，很快就合围了这些部队。
到5月23日，第6、第57、第9集团军的部分部队、博布金所部完全陷入敌军重兵合围之中。经过一个半月的苦斗，只有很少一部分突围出去了，绝大多数都无法冲出重围。在给德军以大量杀伤后，苏军大部战死，余者全都被俘。在战斗中壮烈牺牲的有方面军副司令员科斯坚科中将、第57集团军司令员波德拉斯中将、参谋长阿尼索夫少将、军事委员（旅级政委）波品科大校、第S集团军司令员戈罗德扬尼斯基中将、军事委员弗拉索夫大校、集团军群司令博布金少将等一大批高级军官和士兵。据有关史料提供的说法，此一役，苏军死伤及被俘者，总计达25万人之众，损失坦克600余辆，还有大量其他兵器。
总参谋部闻得这个消息，华西列夫斯基总参谋长不禁为之失声……
在克里姆林宫，斯大林也懊悔莫及。
然而，苏军西南战线的危急并未到此结束。铁木辛哥元帅调转回师的突击集团也遭到德军的顽强阻击，在经受巨大损失后，不得不被迫退到奥斯科尔河地带固守。
6月28日，得势猖狂的德军的巨大进攻真正开始，这就是他们的夏季攻势。敌军从库斯克到罗斯托夫的广阔战场上，分两路猛烈突击，其中一路就是保卢斯指挥的最强大的第6集团军，其直指方向正是原西南方面军与勃良斯克方面军之间的薄弱结合部。该部德军依靠其强大的坦克集群，横冲直撞，直取前方。这里，是数百里一望平川的草原，没有那些曾把它阻挡于莫斯科城前的大片森林，没有高山，没有丘陵，没有沟壑。坦克集群旋风般地向前驱驰，扬起了40里之内都清晰可见的蔽天尘埃。它们疯狂地驶过无数的城镇和乡村，所留下的仅是死神光临的痕迹。
到7月2日，勃良斯克方面军所在的沃罗涅日地域局势也日益严重恶化。敌军两天内即疾进80公里，而且推进的势头仍未见减。苏军这一方向上的所有预备队都使用上了，但仍止不住德军的强大攻势。为了阻止敌军占领沃罗涅日这一重要城市（它是由西北通向斯大林格勒的门户），最高统帅部决定，再增加两个诸兵种合成集团军交给勃良斯克方面军指挥，同时又把强大的坦克第5集团军也拨给该方面军，并派华西列夫斯基亲临前线，负责这里剧烈战斗的协调和指挥。不久，由于南方方向也出现了麻烦，华西列夫斯基又被紧急召回大本营。
就这样，在这段极为紧张艰难的日子里，华西列夫斯基作为新上任的总参谋长和大本营代表，总是在最高统帅部和前方战场之间被扯来扯去，疲于奔命。
在整个南线克里米亚陷落、西南方向濒危、沃罗涅日失利的同时，苏军西北方向也由原来的看好形势转向恶化。在那里，原来对德军杰缅斯克集团形成合围的列宁格勒方面军的两个集群，在企图内外夹攻该部敌军时，外线较为有力，而内线则相当薄弱。所以经过激烈奋战后，内线苏军仍有被德军合围的危险。在这危急时刻，苏军第2集团军司令弗拉索夫竟率部投敌，致使局势大为逆转。最后，在内线与敌奋战的第33集团军没能突出重围，司令员叶弗列莫夫中将身负重伤，饮弹自尽，为国捐躯。其所部将士也战死沙场，无一生还。诚可谓壮而且烈，感泣鬼神。
叶弗列莫夫将军及其所部将士的高尚精神与节操，适与可耻复可恨的叛将弗拉索夫等辈对比鲜明，形同霄壤。如此正气与卑邪，卒令后世思之不尽。
1942年春季和夏初全线各方向战场上的一系列失利与挫折，致使最终出现法西斯德军威逼斯大林格勒和北高加索地区的严峻局面。这不仅使苏军经于1941年冬莫斯科城下苦战获得的战略主动权得而复失，而且更造成了苏联南部广大地区直接暴露于敌军威逼之下。
面对此种严峻又严重的新的战场格局与敌我态势，苏军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和总参谋部颇感压力巨大，斯大林经与国防委员会、大本营及总参谋部合议，遂向全军发出了“绝不准后退一步”的权威性第227号命令。
这道命令是斯大林以苏联国防委员会主席和苏军最高统帅的名义于7月28日发布的。它严肃地分析了当前苏德南部战场的危险形势，批驳了此间甚为流行的一系列关于对敌战争的错误观念，阐明了保卫苏联南部地区，尤其是斯大林格勒这座作为苏南交通枢纽、工业基地和政治中心的著名城市的重大意义。最后，该命令也极为严肃地提出了建立铁的秩序和纪律的要求。它写道：
我们的祖国正在经历艰难的日子。
目前，敌人不顾遭受到的惨重损失，已经把越来越多的新兵力投入战场，他们正在向苏联的腹地一步步地进逼。他们不断地占领新的地区，蹂躏、毁坏我们的城市和村庄。他们奸淫妇女，抢掠财物，残杀人民……
现在，我们已失去了人力资源的优势，也丧失了粮食储备的优势。继续后退就意味着自杀，就意味着断送我们可爱的祖国。
从现在起，我们每放弃一寸土地，都将极大地加强敌人的优势，极大地削弱我们的防御，削弱我们自己的祖国。因此，我们必须从根本上杜绝诸如‘我们还可以无休止地退下去’，‘我国幅员广大，人口众多，资源丰富，粮食取之不尽’之类的论调。这种论调是自欺欺人的，是有害的，错误的，它会削弱我们自己的斗志而助长敌人的势力。因为，如果我们不制止继续地退却，我们就会没有粮食，没有燃料，没有金属，没有原料，没有工厂，没有铁路……因此，我们得出结论说：该是停止退却的时候了。
是的，绝不准后退一步！
这应该是我们当前的主要口号。我们必须坚守每一块阵地，坚守每一寸苏联领土，尽最大的力量去保卫它，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
我们的祖国正处在困难之中。我们应该停止退却，然后打退并粉碎敌人，付出多大的代价也将在所不惜……
那么，我们现在到底缺少什么呢？我们的连、营、团、师、坦克部队和飞行大队缺少制度和纪律。这是我们目前的主要缺点。如果我们要想扭转局势，保卫我们的祖国，我们就应该在我们的军队里建立起最严格的制度和铁的纪律……
今后，没有最高统帅部的命令，没有上级的指示，绝对不许后退一步。这一要求，应成为每一个指挥员、红军战士和政治工作人员的一条铁的纪律和法规……
斯大林的这道命令，曾在随后印发给所有的作战部队，从高级指挥首长到中下级指挥人员和每一名士兵，几乎人手一册。
第二天，即7月29日，苏联红军总政治部颁发了向全军将士宣传该项命令的指示。尤其要求每一名**员必须率先垂范，以身作则，坚决做到在作战中“绝不准后退一步”的要求。同时，总参谋部也发出训令，要求各驻部队的参谋人员在战斗中如实地检查对这一命令的执行情况，遇有不遵纪守法者，一律严加惩处。
此间，联共（布）中央和红军总政治部还大力组织了对这一命令的学习和宣传活动，很多著名的社会活动家、著名作家和其他知名人士，甚至一些联共（布）中央委员，都直接奔赴前线各部队，深入到各个作战单位进行广泛宣传和教育。自然，这种学习和教育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此后，“绝不准后退一步！”这一命令，竟成为每个指挥人员和战士的口号和座右铭，更是战斗行动守则。他们知道，今后必须在战斗中死守阵地，为胜利做到自己所能做到的一切。这首先是在未来最艰难的地方——斯大林格勒方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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