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传记文学 > 智勇双全：华西列夫斯基 > 第五章 供职于总参谋部
伯乐引来千里驹，军训部里得先机；
总参学府获再造，步入中枢始奠基。
1931年秋，华西列夫斯基奉命由步兵第48师调入苏联红军军训部任职。
苏军军训部是一个刚刚成立的新部门，它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全军新形势下军事训练的安排部署、督导检查等工作。其机构组成，除了负责全面领导工作的军训司令部外，还按当时苏军所具有的各兵种组建了相应的监察领导机关。具体有步兵监察部、骑兵监察部、炮兵监察部、工程兵监察部、通讯兵监察部、体育训练监察部及军乐监察部等。坦克兵和航空兵的训练暂时独立，没有纳入军训部的统一领导之内。在这里，现代化战争所必须的各兵种协同动作，已经开始被提上了正式的议事日程。这也体现了30年代初期苏军领导部门和指挥机关关于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总体思路。
由于军训部系新建部门，所以从部长到各兵种首长及机关工作人员，都是按实际需要从四面八方及各部队抽调上来的。按当时的遴选标准，凡作为一般干部抽调来此工作的，通常都是多年担任指挥和参谋工作的中级军官。规定要求，这些人必须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或国内战争的实战战斗，在原各部队任职期间有优异的表现和丰富的军事经验。具体到华西列夫斯基，就是因为他曾经有过长期担任苏军中级指挥员的丰富经验和优良业绩。
推荐华西列夫斯基到军训部机关来的，是当时苏军总部作战部长兼副参谋长特里安达菲洛夫。特里安达菲洛夫是个标准的军人，很难想象还有比他更热爱自己职业的人。在军事上，简直没有他不感兴趣的东西。他不仅受过全面正规的军事训练，而且在军事理论研究方面也有很高的造诣。苏军30年代初所大力推广和训练的大纵深战役理论，就是以他为首的一批高级军事专家和高级军事首长们所首先倡议的。这一理论的提出和随后在整个全军各部队军事训练过程中的施行，对于提高当时苏军的现代战役水平及部队现代化建设，起到过极为重大的积极作用。
华西列夫斯基之所以被他发现，是由于1928年特里安达菲洛夫带职锻炼到莫斯科军区第2军任军长，而这时正好是华西列夫斯基领命改造该军所属第48师第144团的开始时期。第144团在华西列夫斯基领导下迅速改变面貌、由后进变先进的事实，很使特里安达菲洛夫感到惊奇，他当时很想见一见这位治军有方的年轻团长。在建立起实际接触以后，俩人都发觉彼此非常谈得来。这位军长尤其欣赏华西列夫斯基的地方是，后者除了带兵有方，还特别重视学习和研究现代军事理论及新形势下的战略战术原则，并能有效地把这些及时结合到部队的军事训练中。在他看来，华西列夫斯基身上有一种其他中级指挥员所缺少的主动精神和新锐意识。在特里安达菲洛夫任第2军军长的两年中，他经常到第144团去视察，有时在野外演习中甚至与华西列夫斯基一起研究如何进行现代战斗、掌握和使用最新式装备和新技术兵器的方法和新形式，以及诸兵种合成战斗中的协同问题，等等。
到军训部司令部机关工作之初，华西列夫斯基对坐办公室的工作极不习惯。长年的基层部队生活使他特别留恋，以至在这里显得很不安心。后来又是特里安达菲洛夫来劝慰他，鼓励他，帮助他如何更快地适应新的工作环境，找到自己新的用武之地。后来华西列夫斯基曾经对友人说，特里安达菲洛夫将军是他由部队基层过渡到苏军领导机关的最早和最值得钦佩的领路人。他很为将军的早去（特里安达菲洛夫1931年7月因飞机失事遇难）感到惋惜……
在军训部工作的两年时间里，华西列夫斯基先是主持编辑《军训通报》。后来，苏军最有影响的军事学术刊物《军事通报》也转归军训部办，他同时也成了该刊的主要负责人。此间，华西列夫斯基深入地研究了关于大纵深进攻战役的理论，以及诸兵种合成战斗动作协调等一系列最新军事科学理论。这为他后来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成功地筹划和领导大规模战役行动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也构成了他军事思想的主要框架。
当时，整个苏军和军训部都特别重视对大纵深战役理论的研究及应用训练。这不仅是苏军日益走向现代化的实际需要，也是国际形势日趋严峻的现实要求。在西方，希特勒上台后，法西斯主义的猖撅活动直接威胁到苏联的安全。在东方，日本已经占领了中国东北三省广大地区，并且大量陈兵于中苏边境地域。在苏联东西两边的国境线上，经常发生反苏武装挑衅事件，至于西方国家的反布尔什维主义的叫嚣，更是不绝于耳。从根本上说，苏军对这一军事理论的重视，就是为了应付可能随时发生的敌人入侵事件，以便利用军事科学的最新成就及大量出现的新技术兵器来回击敌人，直至以大纵深的迅速反突击方式，在侵略者的国土上有力地打击和消灭敌人。
由于华西列夫斯基在大纵深战役理论研究方面的突出成绩，当谢佳金将军（他也是这一理论的主要阐释者之一）出任第2任军训部部长后，华西列夫斯基曾多次被派遣到各军区的野战部队去检查应用训练演习。在1933年夏季进行的诸兵种合同大纵深战役试验演习中，华西列夫斯基被任命为演习导演司令部的参谋长。担任这次演习总导演的是苏军参谋长叶戈罗夫，副导演是苏军炮兵主任戈罗夫斯基。为了这次震动全军的大型演习的准备和总结工作，华西列夫斯基整整忙了4个月。演习结束后，他参与编写了《大纵深诸兵种合同战斗细则》、《步兵、炮兵、坦克兵和航空兵在现代诸兵种合同战斗中的协同动作细则》。这些，后来曾广泛发至全军各部队使用。
此间，华西列夫斯基还与军训部的其他同事们到各野战部队去参加系统的战斗、技术和作战方法的作业。有时则是去军事科研单位了解最新的技术装备和兵器，有时也直接去炮兵、坦克兵和工程兵的射击场地见习。这些，都大大地改善了他的全面军事素养和现代武器装备与新技术兵器知识。此外，根据国防人民委员会的命令，华西列夫斯基还经常随同谢佳金部长给人民委员部中央机关的高级军事首长上课。其中最重要的课程讲座直接由副国防人民委员留哈切夫斯基亲自讲授，华西列夫斯基则负责为他们准备沙盘作业。
1934年，由于伏尔加军区的夏季演习暴露出了战役战术训练和指挥，特别是军师两级指挥方面的一系列缺点，国防人民委员会特别发布命令，对这次演习作出了组织结论。由于命令直接涉及华西列夫斯基在这方面的优点，军训部为加强该军区司令部机关的领导工作，专门派他到伏尔加河沿岸军区司令部担任军训部长一职。此间，他结识了许多后来成为苏军名将的军事领导人。如他的终生挚友、著名的朱可夫元帅及索科洛夫斯基元帅、布琼尼元帅、特卡切夫将军等都是他在这时认识的。
1935年9月，苏共中央和人民委员部作出决定，在陆海军中普遍实行指挥人员和领导人员军衔制。华西列夫斯基当时被授予上校军衔。在前此的16年中，他和所有的苏联红军军官一样，只是在上衣领上常年不变地缀一只菱形章。同此间的其他军事改革一样，实行军衔制度，也标志了苏军在现代化发展中的一个侧面。
1935年底，苏军正式成立了总参谋部机关，稍后，则建立了总参谋部军事学院，专门为红军培养各兵种的中高级参谋人才。应该指出，苏军于此际特别设立总参机构和总参学院，首先是基于反侵略战争的直接需要。苏联领导人明智地感到，即将爆发的世界战争必将是超出以往任何年代的规模和性质的新的现代化军事较量。因此，必须花大气力在军事理论和新技术兵器方面加强研究，使总参谋部成为未来战争中指导苏军得以运筹帷幄、决胜疆场的最高神经中枢。当然，它也考虑到了下面的实际因素，即当时苏军各部队也实现了初步的新技术兵器装备。如，那时已经有了T－26、BT、T－28型坦克，稍后又有了更先进的T－35型坦克；以及西蒙诺夫自动步枪、高射机枪和高射炮、新式战斗机，等等。在部队建制方面，也有了装甲坦克旅、航空兵旅，以及快速机械化军等。
1936年秋，受国防人民委员派遣，华西列夫斯基上校前往刚刚成立的总参谋部学院深造。他和其他许多后来成为苏军名将的指挥人员，极为幸运地成为这所著名学院的第一期学员。据介绍，挑选这批学员的工作是在苏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其选拔条件相当严格：在成份上，他们必须是总参谋部、各军区司令部的工作人员，再就是各大兵团司令和参谋长以及各苏军军校的高级教官；在经历和表现上，被派往学习的人员必须具备战斗经历，有优良的工作鉴定，照例还要受过高等军事教育。
总参军事学院坐落在莫斯科特鲁别茨基大街，当时还只有两座大楼，一座作为教室使用，另一座则是学员的宿舍。学院专门为学员们定做了有别于当时任何军校学员和普通现役军人的校服：上衣和大衣上都有镶着白边的黑色天鹅绒衣领，裤子两侧是带自边的深红色镶条，军帽上也是带白边的深红色帽圈。11月1日的开学典礼极为隆重，苏共中央和苏军的很多高级领导人全部到场祝贺。显然，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对这批严格选拔上来的优秀学员是寄予了深切厚望的。
按当时规定，这第一期的137名学员要在18个月内学完战役学、战术学、军制学、俄**事史、外军史、方面军战役战略理论、大纵深战役设计、诸兵合成指挥、新技术兵器等主要军事课程。此外还专门开设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当代世界政治与军事、现代外军研究等讲座课程，负责讲授这些课程和讲座的多是苏共中央和苏军的高级首长，也有许多人是在这些问题上有深入研究的著名专家和学者。当时，学院的教员也是按党中央指示从全苏各著名军事院校选来的。
在总参军事学院学习期间，华西列夫斯基刻苦钻研各种军事理论和战略战术，优秀地完成每一学科的理论作业和导演战役实施方案，经常受到指导教官的表扬。他用大量的时间和心血了解和研究最新技术兵器和当前外军的书面材料；对集团军战役、航空兵兵团行动、坦克装甲兵团作战及集团军后方与后勤工作等最新军事热点理论问题，他更表现出了极浓厚的兴趣和热情。此外，他还研究了下列问题：计划和实施方面军战役和集团军战役的形式；战役过程中部队的指挥与保障；诸种兵团协同作战中的相互配合，以及现代化技术兵器的使用与最大效能发挥，等等。可以看出，他感兴趣并勤奋探索的上述领域，恰好成为后来他在总参谋部和苏军最高统帅部大本营辅助指导苏联卫国战争的必备知识范畴。
1937年夏，学院全体学员经过短暂的暑假休息后，华西列夫斯基和他的同学们被特别安排到海军舰艇上实习了两周。按规定，一半去黑海舰队，一半去波罗的海舰队。他在赴波罗的海舰队实习期间，了解和学习到了许多他以前根本不知道的海军知识。经此一遭，眼界大开。他甚至对朋友说：海军可能是最有魅力和诱惑力的地方，因为海上的无障碍作战，才是对指挥人员最大的智能考验。
海军实习结束后，由于某些客观原因，很多学员可能会学不到毕业就奉命去各部队担任职务。开始，华西列夫斯基也在被抽调的这部分学员中间，但到最后，则把他留在了总参军事学院担任包括集团军战役教研室在内的后勤教研室主任。接到这一任命，华西列夫斯基大感惶惑，因为他对后勤军事学并无很大兴趣。后来才听学院领导说，对他的如此安排是前学院领导人与苏军总参谋长共同研究后决定的。
1937年9月，当华西列夫斯基在总参学院工作刚满一个月时，总参谋部又来了新的调令，说是请他第2天到总参谋部去领受新的任务。翌日，华西列夫斯基准时到了指定的办事机构。在这里，他被正式告知说，总参谋部已经提请任命他为总参机关主管军队高级指挥人员战役训练处处长一职，国防人民委员的书面命令已经签署完毕。这样，从这年10月起，华西列夫斯基就开始在苏联红军总参谋部工作了。这时他根本预料不到的是。此后这里竟成为他长期永久性的家。
从这时直到1939年6月，华西列夫斯基一直都在担任总参谋部战役训练处处长之职。他的主要时间和工作都用来完成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交给他的形式上纷繁复杂而内容却大体相似的任务。这主要包括：缜密地拟定苏联国防人民委员有关红军领导部门战役战略训练的年度命令和指示，通过这些文件做年度总结，并在年度总结的基础上确定下一年度的军事训练任务。同时也根据各军区的位置、特点、物质条件以及它在武装力量系统中的作用，向各军下达具体的军事训练任务。～般说来，这和他前此在军训部的工作没有更多的区别，只是比那时显得更加复杂和紧张。
有时，华西列夫斯基也直接到各军区或部队参与各种训练和演习活动。1938年春夏，他曾亲自参加基辅特别军区领导机关的一次极为复杂的军事演习。当时。该军区的司令员是铁木辛哥，他的参谋长则是华西列夫斯基在总参军事学院的同学瓦图京。他们所在的这个军区拥有实力相当强大的4个集团军群：骑兵集团军群、敖德萨集团军群、文尼察集团军群和日托米尔集团军群。其中，该骑兵集团军群是那时苏军中最好的一支快速军团，它由两个骑兵军、炮兵军、坦克军及其他部队编成，其任务是在军区的任何地域内对敌实施突击或反突击。其他3个集团军群是由若干个步兵师、坦克师及各种保障部队组成的集团军型军团。正当这次大规模演习尚在进行之中，该军区司令部突然接到了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的命令：要求文尼察集团军立即进入战备状态，并调往苏联边境地区；骑兵第毛军、坦克第25军、步兵第17军、坦克兵2个独立旅、航空兵7个团立即在卡梅涅茨一波多尔斯州和文尼察州的土地进入行动；日托米尔集团军立即结束演习，在诺沃格勒一沃伦斯基和谢佩托夫卡地域集结。还要求将军区司令部作战部建立在普罗斯库罗夫。
当时，不论是铁木辛哥、瓦图京还是华西列夫斯基，都不知道国防人民委员的命令意图，只是到后来，他们才获悉，这是苏军鉴于反动的慕尼黑协定及其带来的叛卖行径所采取的临时应变措施。通过此事，身为总参谋部官贝的华西列夫斯基充分认识到了战争形势的日益吃紧。此后，苏军则逐步加强了西线的反侵略战争部署。
实际上，这段时间内苏联的东线也远不是风平浪静。日本帝国主义一手挑起的哈桑湖军事冲突（即张鼓峰事件），在苏联方面看来，也是企图进攻苏联的前奏。当时，总参谋部认为，这可能是日本人想检查一下苏军在滨海地区的实际战备情况。在战事延续一周后，日本侵略者被苏军彻底击败，最后不得不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了事。在这段日子，遵照总参谋长指示，专门在总参谋部和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的办公室之间装设了一部专线电话，华西列夫斯基就奉命守在电话的一端，所有的事态变化都由他直接报告国防人民委员。
哈桑湖冲突中苏军战斗的经验表明，苏联军事条令和教令是符合形势和新的战斗技术装备的要求的，当然也暴露出远东（滨海）集团军在战斗训练方面，特别是诸兵种协同动作、军队指挥以及动员准备方面的某些缺点。为此，总参谋部领导指示华西列夫斯基利用这次实战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对军训处原来的战斗训练及战役训练条令作出新的补充和修改。修改后的条令以总参命令形式下发到各军区和各集团军群。由于这项命令经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审定，后者又当面向华西列夫斯基提出了两条修改意见。待最终完成并下发部队后，该命令很受各军区及集团军群的高级指挥人员的欢迎。为此，华西列夫斯基还得到了苏共中央政治局的表扬和嘉许。
1938年秋，总参谋部机关特别发布了一道命令，对华西列夫斯基进行嘉奖，表彰他“忠诚地和高质量地完成了一系列重大的任务”。这里的“一系列重大任务”，主要是指下述3件：一是他参加拟定了人民委员关于战斗训练的年度命令；二是他撰写的关于工农红军领导人员冬季战役训练的训令；三是他起草完成了人民委员关于哈桑湖地区战斗行动总结的命令。
1939年初，由于战争日益临近，总参谋部决定将原来的作战处扩充为权限更高的作战部，并对它的领导人和工作人员做了较大的调整。作战部是总参谋部的核心机构。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其他机构都是在和作战部密切配合下工作的，执行作战部提出的种种要求，又从它那里获得自己工作的基本材料。作战部的主要任务包括；制定所有战役的计划，收集和分析各方面军的情况材料，监督对最高统帅部训令的执行，等等。按苏军当时和后来的工作惯例，只有作战部部长或副部长才有资格与总参谋长一起去最高统帅部汇报工作。这就要求作战部长或副部长必须了解总参从事的一切工作，以及总参掌握的一切东西，其中包括有关敌情、军事运输及各方面军实力和预备队状况。其实，这一切也是拟定和编制成功的作战计划所必不可少的要素。
当作战部开始组建时，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就考虑应该把沉着干练的华西列夫斯基选派到这里来工作。但当时战役训练处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而全军高级指挥人员这一层面的联合军事演习又接二连三，以致一时没能实现。到了6月间，经沙波什尼科夫与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商定，最后报请最高统帅斯大林批准，决定调华西列夫斯基出任作战部副部长，同时暂时继续兼任战役训练处处长。
1939年9月1日，法西斯德国突然闪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此，苏联政府为了争取更多的反侵略战争的准备时间，而与德国签定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从而实现了联共（布）第18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尽量“不让帝国主义把我国拖入战争”的战略构想。
但是，苏联政府和军队的决策者都清楚地知道，一旦世界大战爆发，那么在欧洲战场上将出现的决定性争夺必将是在德国法西斯与社会主义苏联之间展开。也就是说，苏德战争终将不可避免。苏联政府所以要同德国法西斯订立上述互不侵犯条约，除了前面提到的通过哪怕是暂时的缓和来增加战争准备时间之外，还有一个更主要的国际政治战略方面的考虑，这就是使当时由英法等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积极出面推行的“绥靖主义”阴谋政策落空。因为，当时英法列强，甚至包括美国在内对德国法西斯的侵略行径都一概纵容，甚至怂恿希特勒向东进军，目的就是要把战争的祸水引向社会主义苏联。以至当苏联政府向它们提出共同防御法西斯侵略的建议时，不论波兰还是英法两国，全都不乐此为。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所出现的“西线无战事”（亦被称为“奇怪的战争”）的历史事实，便已经充分证明了当时苏联政府的明智和远见。
尽管如此，苏联最高军事委员会对《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并不抱幻想。还在战争爆发初期，斯大林便指示总参谋部着手拟定和编制旨在应付突发事变的苏军战时集中和展开作战计划（后总参谋部将它命名为“反击侵略计划”）。这项工作最早是由苏军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负责领导的，具体参与这项计划编制的即是总参作战部瓦图京部长与华西列夫斯基副部长。
1940年5月间，为适应即将到来的战争形势，联共（布）中央和苏联政府对国防人民委员部和总参谋部的领导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在这次调整中，华西列夫斯基被任命为总参谋部第一副部长，具体负责西方工作。此后，编制“反击侵略计划”的任务便成了华西列夫斯基的主要工作。需要说明的是，该计划的基本思想和主要内容要点，都是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提出的，具体的进一步研究调查工作及最后起草成书面材料，则是由华西列夫斯基、瓦图京和马兰金来完成的。
在这段时间里，华西列夫斯基每天工作都在12个小时以上。即使是休息时，也满脑子都是作战计划。经过3个月的紧张工作，这项计划的雏形算是完成了。
计划认定希特勒德国将是苏联的最可能和最主要的敌人。意大利也可能站到德国一边，但它的军事行动多半会局限在巴尔干地区，因而最多只能对苏联边境地区造成间接威胁。此外，站在德国一边的还可能有芬兰（后来在法国被打败和英国在敦克尔刻瓦解后，它的领导人果然倒向了柏林）、罗马尼亚（从1939年就成了典型的德国“原料附庸”，翌年干脆放弃中立，直接投靠了法西斯联盟）和匈牙利（当时已是“**产国际条约”的参加国）。在当时，沙波什尼科夫认为，军事冲突可能会局限于苏联西部边境。鉴此，该作战计划规定，苏军主力应集结于苏联西部地区。此外，该计划也未排除日本进攻苏联远东的可能，因此建议在那里集中足以保证苏联地位稳定的力量。至于敌人的主要突击方向，沙波什尼科夫认为应在由桑河河口向北的地区展开，因为这对德国来说最有利，因而也是最可能的。计划规定，苏军主力应在由波罗的海沿岸至波列西耶一带集结，即当时西北方面军和西方方面军的驻扎地段。计划中还认为，要保苏联南部的安全，同样也需要有两个方面军的力量，不过其兵员和兵器的数量都应少一些。计划指出，德军在苏联西部从兵力的集结到展开至少需要10—15天。关于战争可能爆发的日期，计划中只字未提。
这便是苏军最早的“反击侵略计划”梗概。
IO月5日这一天，华西列夫斯基和新任作战部长阿尼索夫带着这份计划来到了克里姆林宫斯大林的办公室。按原来的规定，斯大林和苏共中央的部分政治局委员要审查该计划。汇报是直接由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新任总参谋长麦列茨科夫和第一副总参谋长瓦图京当面向斯大林和政治局委员们提出的。此间，华西列夫斯基和阿尼索夫则等候在斯大林秘书处的房间里。一旦遇有问题需要解释说明，则由斯大林的秘书通知他们进去。
在审查该计划过程中，斯大林认为，潜在敌人进攻的最可能的突击方向，不应该是计划中提出的西部方向，而应是西南方向。按照他的分析，战争一旦爆发，德国不会把主力放到沿苏德边界地区发生的交战的中心部位，而是要把主力放在西南部，以期夺取那里的苏联大片工业区、原料产地和粮食产区。在场的部分政治局委员及刚刚由西南前线视察归来的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也表示赞同斯大林的这种分析。这样，审查结果认为，总参谋部必须按这种分析重新编制该计划，新计划必须把苏军主力集结于西南方向的广大地域。按斯大林的要求，所有与此有关的工作必须在12月15日前完成。
这样，华西列夫斯基等人又开始了新的忙碌。到12月初，“反击侵略计划”的第二稿完成。到1941年2月，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进行了17个月之久，苏军领导机关和总参谋部又研究了德国在欧洲战场上的所有进攻型战役及其有关最新资料，因此对该计划又做了第三次补充修改。
至此，这项工作乃基本告竣。其主要内容是：苏军的军事行动应从反击进犯之敌的突击开始。从德方看，德军的突击行动将以大规模空战形式展开，以使苏机场陷入瘫痪，削弱苏军队集群，特别是坦克集群，破坏苏军后方设施，摧毁火车站及靠近前线的大城市。
从苏方来看，苏军必须倾空军全力挫败敌人夺取制空权的图谋，而且也要从空中给敌人以坚决的打击。同时，如果敌地面部队与大坦克群向苏边界发动攻击，这时苏步兵部队和边境地区的筑垒地域必须协同边防部队顶住第一次打击。而苏机械化军应依靠反坦克地区发动反突击，同步兵一起消灭扌契入苏防线的敌军，并为苏联军队转入进攻创造有利条件。
此外，这份新的作战计划还规定了在敌军开始进攻时从苏联内地往边境区域运送部队的通道。还考虑到不论在任何情况下，苏军都应在军队集群编成内，以做好准备的全部兵力投入战争。计划还要求，所有军队的动员和集中，都应预先进行。
总的看，总参谋部前后经过反复修订的这份“反击侵略计划”是考虑相当周密的。包括华西列夫斯基等主要制定者在内的苏军总参谋部人员，为此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和劳动。无数次的调查、核实、分析及布置、部署工作，反复不断的推敲、论证、判断及演习、训练实践，曾使总参谋部，主要是作战部的全体工作人员筋疲力尽。为此，华西列夫斯基曾生了一场大病，而且一病数月不起……
但是，苏德战争爆发后德军在苏联西部宽大正面实施突然攻击的事实，还是证明当时斯大林的判断是错误了。是沙波什尼科夫认为的西部，而不是斯大林认为的西南部。这也是战争初期苏联军队一度混乱的最主要原因之一。因为，是敌人攻击开始后苏军统帅部才被迫按实际情形来修正上述错误判断的。而把主力部队从西南边境地区移到斯摩棱斯克一莫斯科的西部方向，是需大量时间的。此外，原来的内地部队及预备队也是事先规定好了送输路线和固定停靠地域的。这下全部打乱了，他们不得不在他们所不熟悉的地方下车和参战。
当然，战争中的许多细节问题都不是可以事先完全预测到的……
在此，还有必要介绍一下前此华西列夫斯基以苏联代表团军事专家身份随同莫洛托夫访德的某些情况。
1940年11月7日，是苏联十月革命第23周年纪念日。这天，莫斯科红场上举行盛大的阅兵式和群众游行。苏联党、政、军的主要领导人都参加了这次在紧张的备战前提下举行的有意义的活动。在阅兵式刚刚结束之后，华西列夫斯基便被叫到了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那里，同他一起到来的还有铁木辛哥手下负有特别使命的兹洛宾将军。
在铁木辛哥宽大明亮的办公室内，国防人民委员正式通知他们两人说：“根据苏联政府的决定，最近几天你们将以军事专家的身份作为政府代表团的成员前往柏林，进一步的具体指示将由苏联政府代表团团长直接告诉你们。”华西列夫斯基事前曾听说，最近一个对期，柏林方面一直邀请苏联派代表团访德。他也知道，苏联政府为了进一步迟滞随时可能爆发的苏德战争，已经答应派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兼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一行前往柏林。但是他并不知道，政府代表团成员中还有军事随员，更没有听说要派他跟随前往的消息。
在代表团准备过程中，莫洛托夫专门召见了华西列夫斯基和兹洛宾，并给他们下达了必要的指示。外交人民委员告诉他们，早在10月13日，德国外长冯·里宾特洛甫曾致函斯大林，以德英利益冲突来虚伪地解释他们对欧洲弱小国家的侵略行径。后来又称要与苏联磋商击败英国后的欧洲及英属亚洲殖民势力范围的分割占领问题，言下之意是诱使苏联加入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苏联政府所以接受德方的邀请，是想借机查明德国法西斯的真实想法和战争计划概况，政府当然没有与德国在柏林缔结任何协议的意向。同时，苏联政府代表团这次将不卑不亢地对希特勒觊觎罗马尼亚、芬兰和其他地区的图谋表明自己的反对态度。最后，外交人民委员说道：“你们将作为代表团的军事成员参加这次柏林之行，这一点对方已经同意了。你们的任务是，力图查明希特勒法西斯是否还想继续承担《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义务，法西斯所信誓旦旦表示的彻底消灭大不列颠王国是不是为攻击我国而施放的烟幕。如果是，那么法西斯的侵略锋芒将指向哪里。”
11月9日，代表团启程，随专车前往的还有当时的德国驻苏大使冯·德·舒伦堡。翌晚，火车行至苏联边境。在德国边境对应的埃德库宁火车站，地方铁路当局长时间地坚持要代表团转乘他们“特地准备”的列车。对此代表团通过自己的列车长加以断然拒绝，因为专车已在苏联边境站上了西欧式的列车托架，完全不妨碍列车在德国的窄轨铁路上运行。经过长时间的辩论之后，德国人不得不让步，只是在苏联专车的后面加挂了两节德国车厢。
12日清晨，列车抵达柏林。德国外长冯·里宾特洛甫和凯特尔元帅一行到车站迎接苏联代表团。德国方面把简短的站内欢迎仪式搞得十分隆重、热烈。《国际歌》的雄壮乐曲响彻整个柏林车站，各新闻媒介在晨报就刊出了苏联代表团抵达柏林访问的报道和大幅新闻照片。显然，德国人的这种作法是给欧洲人和全世界看的。
当天上午，苏联代表团前往帝国总理府礼节性见过希特勒之后，莫洛托夫和里宾特洛甫的第一次谈判就开始了。为了急于完成希特勒交给的迷惑苏联人的任务，这个外交部长大谈英国灭亡已成定局，他趾高气扬地说：“地球上的任何力量都无法改变大不列颠王国寿终正寝的处境。英国已被打得落花流水，要它承认自己的失败，现在只不过是时间问题而已。”他接着又说：“如果英国不承认失败，那么德国将日夜不停地袭击英国城市，它的潜艇也将会使英国遭受到更为惨重的损失……”
待到第2天与希特勒会谈时，华西列夫斯基再次目睹了这个个子极为矮小的战争狂人的表演。谈判一开始，这个法西斯纳粹头目就向莫洛托夫表白，德**事机器的攻击方向现在只有一个，这就是西方，是英国。他说：“现在看来，击溃英国只是一个不远的将来的问题了。我认为，苏联应与我们——他列举了意大利、日本，还有法国的维希政府——一起来关心垮台后的不列颠王国的遗产分配问题。”接着他暗示说，在目前这个反对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大同盟”中，苏联也理应被包括进来。那么，在最终讨论英国财产分割问题时，苏联的发言权将比现在要大得多。他甚至半公开地许诺，德国将保证苏联向波斯湾和印度洋扩张，并夺取在伊朗南部的英国油田。他还指出，德国能够帮助苏联协调它对土耳其的某些要求，直至修改在瑞士蒙特勒签署的海峡公约，以用其他公约取而代之。
莫洛托夫识破了希特勒所建议的这些挑拨离间的阴谋，他只是从正面阐述了苏联的立场，并要德国就德意日三国条约的政治意图作出适当的说明。他还问道，德国的战争矛头将在何时何地指向南斯拉夫、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等其他欧洲国家？而在远东，日本的侵略活动又将如何展开？关于罗马尼亚和芬兰问题，莫洛托夫要求对方明确回答下列问题：派遣德**事代表团前往罗马尼亚的用意是什么？为什么和出于什么目的把德**队开往芬兰？他指出，如果德国真正愿意改善对苏关系，那么在芬兰就不应有德军进驻。
当希特勒拐弯抹角又把问题扯到英国即将完蛋之类的问题上时，英国飞机空袭柏林的警报响了起来，会谈不得不推迟到第二天再举行。
当天晚上，莫洛托夫与里宾特洛甫又举行会谈。会谈刚刚开始，英国空军又来打扰。原来，英国情报机关已经了解到前两次会谈的情况，他们的飞机是有目标有目的地来的。当他们不得不下到德国外长讲究的私人避弹室时，这个德国部长边走边叨唠这样一句话：“英国是要完蛋了。”对此，莫洛托夫半真半假地说：“如果真的像您刚才说的英国已被击溃，那么我们现在为什么还要换到这间房子里来呢？扔下来的又是谁的炸弹呢？”此言一出，里宾特洛甫竟一时语塞，显得十分茫然又窘迫的样子，于是引来在场人员一阵好笑。事后，华西列夫斯基和兹洛宾逢人便把这件事当笑话讲，总参谋部里的许多工作人员都知道了莫洛托夫的厉害和老辣。
在柏林期间，苏联代表团没有与德国就任何问题达成协议。他们当时从驻德使馆的情报机构等多种渠道得到了大量的情报。这些情报表明，至少从1940年夏秋开始，希特勒德国的侵略矛头并不是像他们一再表明的那样指向英国，相反而是对准苏联的。这次会谈中对方所以显得那么积极，纯粹是在制造侵苏烟雾。他们一边向苏联提出瓜分不列颠王国的“诱人”建议，一边在指望创造准备入侵苏联的最佳条件。此外，要是它的阴谋和骗局得逞，希特勒还可以据此及时地防止日后反法西斯联盟的建立，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决定他的第三帝国命运的东西。
14日，苏联代表团离开柏林启程回国。送行时，主人的盛情，甚至表面上的客套已经全无踪影了。华西列夫斯基说：“只有冷谈的送行，互相说些索然无味的官场辞令。”
拥有80年代以来最多读者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内幕》一书的作者，苏联著名历史学家Q·D·沃尔科夫在评述苏联代表团此次柏林之行的作用时写道：
苏联政府一边参与柏林会谈，一边力图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以便尽可能长久地拖延与法西斯德国的军事冲突，赢得了巩固苏维埃国家政治、军事和经济实力的时间。
作者还分析道，苏联政府从柏林会谈中得出的结论至少有三条；第一，认清了希特勒与里宾特洛甫玩弄的两面派阴谋把戏，即他们口头上主张必须坚决加强苏德关系和苏德友好，但在实际上却准备对苏联实施疯狂的进攻；第二，希特勒掩饰日后德国侵略方向的作法没有成功，他所有的关于彻底粉碎英国、给英国以重创的虚伪声明，丝毫没能迷惑住苏联政府；第三，希特勒关于瓜分“没落的不列颠王国”遗产的离间性建议，遭到了断然拒绝。问题很清楚，在即将到来的反法西斯德国的斗争中，英国可能成为苏联的一个潜在盟友。此外，苏联在会谈中所采取的对英立场，也摧毁了英国绥靖主义分子的立足点，这些人总是幻想与德国缔结投降主义的和约和建立资本主义列强的反苏统一战线。
华西列夫斯基在他的回忆录中也认为，代表团的全体成员对这次出访的共同感想是：苏联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必须准备反击法西斯德国的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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