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传记文学 > 洪秀全评传 > 五、 注意政治教化 鼓吹宗教神学
太平天国运动的重要特征是，采取神道设教的形式，以拜上帝教为精神武器，动员和组织广大群众，投身持久猛烈的反清斗争。洪秀全为一介贫寒儒生，缺乏知名度和号召力，在清廷严酷统治下，很难公开以世俗方式发动反清起义。于是，他选择了宗教形式，以掩护反清的政治行动。废弃偶像、崇拜上帝，推翻清朝、开创新朝，成为太平天国运动的基本行动纲领，宗教斗争伴随和推动着反清武装起义，汇成浩浩荡荡的革命洪流。
回顾中国历史，历代封建皇帝无不玩弄君权神授的把戏， 自奉"真命天子"，大力宣扬"天命观"，把现存的社会秩序说成是天命的安排，以此教化和麻醉人民，忍受不幸和痛苦的"命运"，从而消极地认同、接受现实社会的剥削和压迫，消弭他们的反抗和斗争意识。
同样，一些农民起义领袖在揭举义旗时，也借助于宗教迷信发动和组织群众。如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利用太平道，元末农民起义利用白莲教等，都是利用中国现有的宗教发动起义的。可见，以宗教为精神武器发动起义是中国农民起义的重要传统。
洪秀全继承了这一传统，但在宗教选择上作了一番考量。他抛弃了流行的秘密会党天地会，借用西方基督教里的上帝与若干教义，创立了一个新宗教--拜上帝教。而且用儒学去诠释、附会拜上帝教，形成一套宗教理论体系和仪式，作为太平天国运动的思想武器与组织动员手段。
马克思在分析太平天国爆发原因时指出：运动一开始就带着宗教色彩，但这是一切东方反抗运动的共同特征。运动发生的直接原因是：欧洲人的干涉，鸦片战争，鸦片战争所引起的现存政权的震动，白银的外流，外货输入所引起的经济平衡的破坏等等。①马克思没有将太平天国归结为宗教运动，他揭示这次运动的爆发的内在原因是鸦片战争引发的中国社会矛盾的激化，而宗教运动只是太平大国运动采取的外在形式。马克思的论断完全符合客观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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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纪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15，页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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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秀全为了政治目的而利用宗教和神权是无疑的。当他初创拜上帝教时，企图发展教徒，建立基地，以推翻清朝。可是经过一年多的传教活动，信徒寥寥，反清并非易事。洪秀全遂转入宗教救世，当他从广西回到故乡花县后，就潜心著述，阐释教义。他撰写《劝世真文》，《百正歌》，《改邪归正》，《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等著作，以拜上帝和儒学伦理教化人心，劝诫人民废弃偶像，崇拜上帝，消弭私欲，实现《礼运篇》里的大同世界。1847 年秋，洪秀全赴紫荆山区，在教众感染下，反清思想回潮，再次决定以宗教发动群众，准备举事。洪秀全还写了《原道觉世训》和《太平天日》，提出以暴力推翻清朝，创立新朝。
洪秀全深知儒学政治教化功能的重要，因而大力推行，但却把拜上帝教作为教化内容，掀起广泛持久的宣传运动。起义前，向群众灌输拜上帝意识，以宗教戒律约束和整合教众，把散漫的农民组成具有共同信仰和严密纪律的宗教群体。洪秀全、冯云山把教众纳入各级宗教组织，并领导他们从事宗教斗争，训练其行动能力，发动教众捣毁庙宇，破坏偶像，与传统的宗教迷信决裂，树立坚信上帝、敢于斗争的勇气。在《太平天日》中，洪秀全写道："天父上主皇上帝曰：'尔勿惧，尔放胆为之，凡有烦难，有朕作主。左来右顶，右来左顶；随便来，随便顶，尔何惧焉！'"号召教众，"欢喜踊跃，坚耐威武，同心同力同向前，同顶天父纲常。"①这样，起义后，政治和宗教完全沟通，教化的势头和规模更大，为鼓舞士气、振奋军心提供精神驱动力。
宗教宣传和教化的另一个功能是向军民阐述太平天国的政治纲领。拜上帝教突出上帝与阎罗妖的对立，而阎罗妖就是清朝皇帝。只要推翻清朝，铲除妖魔，才能真正使全中国人民皈依对上帝的信仰。这就是使这场农民战争带有圣战的性质。广大将士有了更加崇高的奋斗目标，他们"虽至受伤，也甘心不悔"，坚持勇敢战斗。宗教教化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
同时，洪秀全竭力宣传上帝的绝对权威，要人们无限忠诚和服从上帝，并制定严格宗教纪律，甚至用行政权力强制军民信仰上帝教，目的还在于树立自己的神学和政治权威。"除妖安良，政教皆本天法；斩邪留正，生杀皆秉至公。"②军民受到教化和驱策，追随洪秀全，投身反清斗争，汇成克敌制胜的战斗力。就太平天国内部而言，宗教教化的政治功能集中体现在维持天王的至尊地位及天国的等级秩序上。这与儒学教化对封建王朝的功能并无区别。洪秀全熟悉儒学的政治教化的程式，并把它推向宗教信仰的层次，其规模与声势空前。拜上帝教遂成为全民必须信奉的宗教，而排斥和禁止其他宗教。凡崇拜上帝以外的偶像者则予以严惩，直到处决。为了保证拜上帝教的尊崇地位，各级政权都是政教合一的架构。行政权力系统与宗教权力系统合二为一，文武官员既管理全国事务，也负责宗教教化。宗教法律也是"天法"，违者科以刑律。至于天国思想文化一概都是政教宣传，科举制度也宗教化，以拜上帝教义、圣经取代儒学经典。就是说，太平天国把儒学的政治教化功能发挥到极致，形成全社会的灌输和宣传，为历代农民起义所仅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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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天命诏旨书》，《太平天国》（一），页60。
② 洪秀全《太平救世歌》，《太平天国印书》（上），页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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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上帝教的核心内容之一是"君权上帝授"，这也是大规模政治教化的主要内容。洪秀全的权力来之于"皇上帝"，这与传统的皇权天授并无本质区别。董仲舒说："天以天下予尧舜，尧舜受命于天而王天下。"①洪秀全则提出，"爷排天国在中华，中国原来天国家，故此中华名爷讳，爷未降前既属爷。"②中华因上帝"爷火华"而命名，中国就是天国。洪仁玕也接受这一说法，声称："从来中国所称花（华）夏者，谓上帝之声名在此也。又号为天朝，为神国之京都于兹也。"③既然中国、华夏都因"爷火华"而得名，那么建立政教合一的国家就有了合理性。政治教化也就采用宗教神学的形式，使精神的天国（天上的天国）与物质的天国（凡间天国）在"同是神权天国"的招牌下统一起来。从中央政府到基层乡官，太平天国都规定他们的职能是组织人民敬拜上帝，管理政事，具有牧师和行政官员的双重权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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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春秋繁露·尧舜汤武》。
② 《天王诏旨》，《太平天国》（二），页678。
③ 《干王洪宝制》，《太平天国》（二），页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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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基本上采用政教分离的原则，官方提倡儒学，通过学校教育、科举考试，使儒学成为历朝传承的显学，再经官绅、士大夫的宣扬教化，并与宗法制结合，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制约着人们的社会心理与政治取向。因此，儒学成为封建社会的主要精神支柱。同时，历代王朝对佛、道等宗教也采行容认和支持态度，官方一般予以各种帮助、监督和引导，使宗教迷信成为麻醉人民、消弭反抗基因的精神鸦片。这些宗教与儒学并行且相互沟通，构成控御整个社会观念形态的精神网络。太平天国比历代王朝更重视意识形态的控制，洪秀全整合了基督教和儒学，使意识形态宗教化。他强制推行的拜上帝教，既保持儒学的政治文化与伦理规范，又具备宗教迷信功能。二者相互结合，构成整体，代替历代王朝儒学与宗教迷信的双重教化功能。而且，太平天同官方直接领导和组织教化，各级官员兼任宗教首领，因而其教化规模和程度在中国历史上亦属罕见，大大超过历代各朝的传统做法。
洪仁玕曾参加过传教，在香港流寓期间，就生活在传教士团体之中，从事布道业务，自然对宗教的宣传教化功能颇有体认。他到天京的目的就是宣传基督教，帮助洪秀全规范和统筹宗教教化和宣传事务。可是，洪秀全擢任他总理朝政，洪仁玕仍把教化视为自己的重要职责。
是时，经过天京内证，太平天国发生信仰危机。天父、天兄的宗教说教因首义诸王的自相杀戮而失去灵验，广大将士对拜上帝教怀疑冷淡。洪仁玕深知问题的症结所在。他说："天朝初以天父真道，蓄万众为一心。故众兄弟只知有天父天兄，不怕有妖魔鬼。此中奥秘，无人知觉。"①如今"人心冷淡，锐气减半"的重要原因是缺乏坚定的宗教信仰。因此，在新政中，他把强化宗教的政治教化功能，重新树立和加强洪秀全的神权地位，作为意识形态领域的根本任务。为此，他一次次地大谈1837 年洪秀全异梦，以见证人的身份宣传引导，试图使军民恢复对天王的崇拜。
洪仁玕继续前期的教化手段，印制大量官方读物，广为宣传拜上帝教教义，突出洪秀全的皇权和神权地位。而且，他特别重视知识分子的思想信仰整合。
1859 年，在一次天京会试中，洪仁玕就从《天父上帝言题皇诏》中选了一道题："天父上帝圣旨，三星共照日出天，禾王作主救人善，尔们认得禾救饥，乃念日头好上天。"②要会试士子认同和歌颂洪秀全的真圣主地位，就如天上太阳普照人间。
为了规范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洪仁玕在《钦定士阶条例》中规定，"士子所习之经，须钦遵圣诏，习理旧约、前约、真约诸书。??皆宜时时攻习，以悟天情。至真圣主御笔改正四书、五经各项，待颁创后再行重读。"③就所列书目而言，包括基督教和儒学两大部分，旧的、前约、四书、五经，洪秀全皆有"御笔批解改正"，而且还有他自己的诏旨汇编的"真约"。因此，这两个部分的内容都须由洪秀全钦定和诠释，就是说，只有天王认可的才是绝对真理。这样，基督教义、儒学经典都只属于相对真理的范畴，必须受天王的检验和裁示。洪仁玕虽然明明知道圣经和儒学经典的至尊至圣的真理地位，但为了加强对洪秀全迷信的政治教化，他不惜违心地放弃自己信奉的真理，而把天王的一套说教奉为太平天国最高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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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论兵要四则》，《太平天国文书汇编》，页332。
② 《太平天国印书》（下），页676。
③ 《太平天国印书》（下），页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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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秀全欣赏和选择的不过是神化自己的观念形态，当然是以儒学为基础的。萧一山先生评价说："著书之人，本生长于中国，所习见习闻者，皆中国孔孟之理，乃后入耶稣教，故所言犹是儒理。"①这种说法不无道理。
应当说，洪仁玕对儒学和基督教都有深厚的素养，对太平天国后期的困难局面有着比较清醒的体认。因此，他有责任对沉溺于宗教迷信的洪秀全有所提醒和矫正。李秀成就对天王批评说："俱信天灵，诏言有天不有人也。"②他并不盲从拜上帝教那一套神权说教，而且予以抵制和抗拒。洪仁玕明知天王宗教观念的大量错谬，却帮助论证宣传，从而助长洪秀全的迷信心态。洪仁玕显然把政治、皇权置于真理之上，而且把意识形态（包括宗教）作为维护政治利益的精神工具。意识形态没有自己的独立性，必须屈从和服务于政治，为现行体制发挥论证、诠释和教化的功能。这一方面体现了洪仁玕的政治性格的柔性和容认，"姑息隐忍"；另一方面表明他首先是一位政治家，竭力充当天王忠诚的辅臣角色，因此，他从政治角度考量和规范自己的言论行动，而不能囿于宗教或儒学的成见。这与封建王朝中的儒学士大夫毫无二致。他们首先要忠于皇帝，而以儒学附会和服务于朝廷，为皇帝的言行寻求理论的诠释与阐述，而湮没和忽视了儒学中具有民本观念、大同理想等进步与合理的成份。所以，无论是洪秀全或洪仁玕，他们掀起的宗教宣传运动与西方基督的传播存在颇大的距离。就是说，太平天国宗教运动秉承中国儒学功能发挥的传统，主要为政治教化提供精神力量，而不只是局限于宗教信仰和教义的传播。因此，太平天国没有一本全面论述拜上帝教义和理论体系的官方书籍，只有借用圣经和儒学语言，并增添直接为政治服务的洪秀全诏旨汇集的"真约"。洪仁玕通晓正宗的基督教理论和教义知识，却毫无宗教上的建树，他处在洪秀全与外国传教士不断爆发的宗教冲突之中，也一意追随和盲从洪秀全，把族兄看成上帝之子，声称"凡有攻仗，皆有天助神奇"，①把太平夭国的胜利归结为上帝的护佑帮助。因此，洪仁玕继承了儒学政治化的传统，终于背离基督教，选择拜上帝教作为达成政治目标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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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萧一山《清代通史》，页300。
② 《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页508。
① 《洪仁玕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页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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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对洪仁玕思想结构中儒学层面的具体剖析，我们可以看出，他恪守儒学的伦理道德规范，把忠君爱国作为自己思维和行动的目的指南，而且以洪秀全为效忠对象，以其一生的思想和实践铺写出忠君爱国的历史篇章。他追随洪秀全反清，既出于对洪秀全的崇拜，又深受"夷夏之辨"狭隘民族观的导向。虽然，他在对外关系上有某些近代民族和国家的观念，但对清朝却始终没有跳出儒学民族观的窠臼。与洪秀全相比，他的民本意识、平等平均观念较为淡薄，在其反清目的上，更具"排满兴汉"的民族观念。在建构太平天国权力结构时，洪仁玕以传统政治体制为模式，极力维护和加强君主**，而且身体力行，堪称忠君楷模。在意识形态领域，洪仁玕也仿效洪秀全，沿袭儒学政治教化的传统，以拜上帝教为武器，展开广泛持久的宣传和教化运动，为太平天国运动的政治目标呐喊造势。其动机则归结为强化洪秀全的神权地位，服务于天王**的政治目的。可见，忠君爱国的政治功利驱动着洪仁玕选择政治道路，在权力斗争中确定立场，制定政策，发动宣传和教化运动，维护和巩固天王的绝对权威，而这些活动又都是以儒学的相关理论和观念作为思维的基本认知导向。
洪仁玕思想结构的另一大层面，是西学的浸润和影响而生成的近代化意识。其渊源于时代的变迁和他的独特经历。如果说洪秀全从西方学到了基督教，洪仁玕接触的西学范围则要比族兄广博得多。在香港数年的流寓生涯，使他感知到资本主义的文明。总理朝政后，他一度将自己对西方文化的思考和借鉴透过《资政新篇》表达出来，建议洪秀全顺乎潮流，因时制宜，因势变通，改变中国落后的政经状况，建成近代化的富强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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