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秀全长期经受儒学教育，生活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环境中，其思维和行为方式必然受到儒学的影响与规范。当他接受基督教并创立拜上帝教时，对陌生的基督教文化缺乏感性的认知，因而在研读《劝世良言》与圣经时，经常按照儒学思维方式去理解和运用。但是，基督教是一神教，是一种排他性的神学体系，它不承认别的神灵与真理，而以上帝和圣经作为真神与绝对真理。这使一贯崇信儒学的洪秀全面貌两难的抉择：必须否定对儒学与孔子的崇拜；但又无法摆脱儒学的影响与制约。面对基督教与儒学的对立，洪秀全一方面提示坚决废弃儒学，批判孔子的"谬说"，以树立上帝和拜上帝教的权威，另一方面，却极力寻找基督教与儒学的对接点，企图使它们相互沟通。于是，儒学大量涌入拜上帝教，竟至成为其基本成份。而且，洪秀全又按照儒学的思维方式创立拜上帝教。这样，更使它具有强烈的中国传统倾向。随着时势变易和斗争环境演化，拜上帝教和儒学之间的关系又存在阶段性的变化，值得我们认真考察与论证。
（一）1843-1847：崇拜-元化和真理二元化
洪秀全受基督教影响之前，接受一般的儒学教育，虽然具有朴素的农民意识，但在他心目中，孔子是"至圣先师"，四书五经是神圣不可动摇的经典。1843 年，洪秀全重读了《劝世良言》，创立了拜上帝教，致力于劝人们敬拜上帝的宗教活动。这是他人生道路和政治思想的重大转折。从此，他由科场转向反清与救世的战场。原来的儒学思想及其行为规范显然与新的道路抉择发生严重冲突。此时，洪秀全刚刚开始从《劝世良言》接受基督教的某些教义，从中汲取反清与救世的思想武器，以修正和改造自己所一直信奉的儒学教条。这样，引起他对孔子与儒学态度的重大变化。
洪秀全创立拜上帝教后，崇敬上帝为独一真神，而废弃一切偶像崇拜。
于是，他弃去塾中孔子牌位。不久发展冯云山、洪仁玕加入上帝教，亦"将二人书塾中之偶像尽行除去"①。洪秀全的早期著作虽然充斥着孔孟学说，但却对孔孟直呼其名②，抛弃了以前虔诚的敬仰。在洪秀全心目中，唯一最高权威是皇上帝，而不是孔子，应当崇拜上帝，而不应崇拜别神，也不应崇拜孔子。孔子的无比神圣、绝对权威的至尊地位被上帝所取代。但他并没有对儒家学说的真理性产生怀疑，相反，仍然笃信儒学，并在早期著作中，引入大量的儒学观念和教条，把基督教与儒学融汇一体。这正是初期拜上帝教的重要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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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六），页846。
② 《原道救世歌》："周文、孔丘身能正，??。"《百正歌》："周文归心八百，??孔丘教服三千??。"《原道醒世训》："是故孔丘曰"，《原道觉世训》："孟轲云命之谓性'，《诗》曰：'天生蒸民'。《书》曰：'天降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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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弃去孔子牌位并不意味着洪秀全对孔子的否定。在他看来，孔子不是偶像，但却是圣人；孔子是凡人，不是神，与上帝无法比拟。因此，洪秀全劝人拜上帝，不拜孔子，但也未攻击孔子。他直呼孔孟姓名，并非对孔孟毫无敬意，他所不能接受的是孔子的牌位和孔子神化的权威。在《三原》论述中，洪秀全鲜明地划出"正"与"邪"两个营垒，而孔丘等儒家代表人物，都没有被划入"邪"的营垒，而是被列为人们行正的楷模。《百正歌》更是把尧、舜、禹、汤、文、武、孔丘作为"正"的典型加以歌颂。在《原道觉世训》中，他承认皇上帝之外还有"圣人"存在，他说："孔子曰：'天昭昭简编，洵不爽也。此圣人所以天下一家，时廑民吾同胞之怀而不忍一日忘天下。"孔丘一类人，虽然不能享有"至圣"地位，但"圣人"还是可以接受的。"周文、孔丘身能正，陟降灵魂在帝旁"，最能代表洪秀全对孔丘的态度：一方面、孔子不是"至圣"，因为上帝权威大于孔子；另一方面，孔子仍至正人、圣人，他的灵魂们"陟降"在"帝旁"。
可见，在神的崇拜上，洪秀全只选择独一真神唯上帝，是一元化的取向；但在真理选择上，却是二元化的取向--基督教和儒学。
在《原道觉世训》中，洪秀全批驳"阎罗妖注生死"之说，称之为"妄说"，理由是未见载于"中国经史"和"番国圣经"，并把二者称之为"古今远近通行之各经典"。乍一看，洪秀全把"中国经史"与"番国圣经"相提并论，等量齐观。但若深入推敲，就发现其实不然。首先，洪秀全把二者都视为"经典"，但在用语上则是"经史"与"圣经"，看来，洪秀全这时可能接受了"六经皆史"的观点，并把"经史"并提，置于同等地位，显然，经书不再具有绝对真理的价值，而是史实证据的范畴。与圣经地位是有所区别的。这表明二者在洪心目中的地位并非等同。其次，"阎罗妖"注生死之说，"中国经史"未置可否，但与基督教义相矛盾。洪要加强人们对上帝的信仰，不能不批驳此说。但仅以"番国圣经"来批驳是不够的。为了加强效果，使人信服，他又穿凿附会，从"中国经史"中寻找根据。这恰好表明，"中国经史"只是"番国圣经"的佐证而已。再次，拜上帝教义主要源于基督教，中国经史与其教义相符合者，则援引为论据；若与其教义相抵触者，则加以排斥。拜上帝教判断真理和谬误的主要标准是"番国圣经"，而不是中国经史。
但是，儒学经典虽没有圣经那样至高无上的权威，却毕竟有着崇高的地位。洪秀全常把儒家教条与基督教义揉成一体，加以宣传。他强调君、臣、父、子、夫、妇、男、女都应做到身"正"。正的标准仍是儒家的道德规范，如仁义道德、礼孝廉耻等。他宣传做人要学颜回"不贰过"；妇女要以《内则》为闺范；做子女的要明《孝经》；"非礼四勿"教条人人必须遵守。这表明洪秀全的道德观没有超出儒学的规范。
为回应拜上帝教"从番"说的攻击，洪秀全援引《大学》、《孟子》、《诗经》、《书经》、《尚书》等来论证中国"自盘古至三代，君民皆敬拜皇上帝"。在《天条书》中，他驳斥说：难道颛项、商汤、周文周武敬事皇上帝，都是"从番"吗？"盖拜皇上帝这条人路，考中国番国鉴史，当初几千年，中国番国俱是同行这条大路，但西洋各番国行这条大路到底，中国行这条大路到秦汉以下则差入鬼路，致被阎罗妖所捉。??不醒者反说是从番，何其被魔鬼迷朦本心之甚也！"洪秀全以儒学经典作为论据，回击了"从番"说的诬蔑，试图使中国知识分子和民众消释误解，改变信仰，崇拜上帝。洪秀全等不仅从儒家经典里寻求拜上帝教的教义资料，而且还援以自卫。1848 年初，团练头子王作新捕捉冯云山等人，押送桂平县，指控他们"迷惑乡民"，"要从西番旧遗诏书，不从清朝法律。"冯云山据理力争，用"两广大宪章"和"皇上御批"作为传教的法律根据，援引《诗》、《书》中称"上帝"者二十余条作为自己传教的历史根据，终于驳倒了王作新的指控。史实表明，就宗教崇拜而言，在洪秀全心目中，皇上帝和圣经取代了孔子和儒经的至尊权威和地位，对皇上帝的崇拜代替了对孔子的崇拜。但是，就思想意识深层结构而言，洪秀全并不理解和熟悉圣经，缺乏基督教文化的环境和根基。而儒学则是他意识和行为方式的主导基因。洪秀全正是按照儒家世界观和思维模式理解、接受圣经的。
追溯洪秀全的思想变异动因，大致来自三个方面的影响。
其一，受《劝世良言》的影响。《劝世良言》对洪秀全影响极大。它宣称上帝是独一真神，贬斥儒释道三教崇拜偶像的行为，嘲笑儒学拜文昌、魁星等神像的愚蠢行动。但《劝世良言》对儒家政治、社会、伦理思想等没有任何批判，相反还肯定"儒教所论仁义礼智之性，至精至善之极，与救世真经圣理，略粗符合。"但却明确界定，只有圣经才是"真经圣理"。真理权威在圣经，而不在儒学经典。至于孔子的神化则被完全否定。这种对孔子、儒学信从又非至尊的观点显然为洪秀全所接受，从而在他的早期著作中得到体现。
其二，1844 年后，洪秀全因传教失败，反清革命意向冷落，宗教救世思想占了主导地位。他的思维转向劝善诫恶的宗教教化，教义中的伦理道德层面因此凸显。儒学对此提供了一整套规范与教条，从而被大量汲取，纳入拜上帝教义。儒学和基督教也有了更加广阔的调和空间。
其三，洪秀全汲取初次传教失败的教训，单纯的崇拜上帝，废弃偶像说教难以教化中国民众皈依拜上帝教。他必须考虑中国民情和传统文化环境，改造基督教，使拜上帝教中国化，才能为民众喜闻乐见，接受和皈依。而且，儒学中的大量内容与基督教并不相悖，却能够吸引更多的教众。因此，洪秀全认为，必须从儒学中吸取思想资料，建构拜上帝教的理论和教义体系，才能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和民众乐于信仰的宗教。
（二）1848-1850：批判孔子和儒学的开端
1847 年秋，洪秀全反清思想再次活跃，而且随着紫荆山基地的创建，愈加强烈，宗教救世思想相应淡化。这时，他对孔子和儒家思想的态度发生新的变化。
1844 年以后，他撰写了一批著述，树立了皇上帝的绝对权威，初创了拜上帝教义，同时汲取了儒学的伦理纲常说教。至于洪秀全的真命天子地位，在儒学中则根本找不到任何论据。若继续保持儒学的崇高地位，势必使人们，尤其是广大儒生，认同清朝，而不会接受反清意识，并认同洪秀全为真命天子。因此，洪秀全不得不向他自幼笃信的儒学和孔子发出强烈的挑战。在他看来，必须否定和贬低孔子和儒学经典的权威地位，代之以自己建构的拜上帝教，才能扫清反清革命、创建洪氏新朝的思想障碍。
1848 年冬。洪秀全撰写了《太平天日》，其关键内容就是批判孔子和儒学，凸显出洪秀全本人的绝对政治和宗教权威。具体归纳为二点：
其一，编造了皇上帝鞭笞孔丘的神话。
洪秀全认为，孔丘在知识分子和民众中的权威是树立皇上帝和自己绝对权威的严重障碍，因而，必须动摇和贬黜孔丘的圣人地位，打掉他的威风，破除人们对孔丘的迷信。为此，他编造了上帝鞭答孔丘的神话：皇上帝斥责孔丘有"过"，"高天"亦"人人归咎"孔丘。孔丘便私逃下天，欲与妖魔头偕走。天父即差主（指洪秀全）同天使追回孔丘，将孔丘捆绑解见天父。天父上帝"怒甚"，命天使鞭答之。孔丘跪在天兄基督面前，再三讨饶，"哀求不已"。
皇上帝对孔丘先是"斥责"，继而捆绑，终而鞭笞。孔丘在上帝面前"始则强辨"，继则"默想无辞"，终则下跪向耶稣哀求讨饶，一副狼狈相。在这个神话里，"大成至圣先师"成了逃犯，被洪秀全捕获审讯和鞭鞑，威风扫地，"圣人"的尊严，荡然无存。相形之下，更见上帝天兄及洪秀全本人的神圣和权威。值得注意的是，洪秀全把孔丘和"妖魔头"联系在一起，而且与其"偕走"。妖魔头一般指历朝皇帝，尤其是清朝皇帝。孔丘则与他们为伍，成为反清革命的对象。看来，洪秀全已经感性地认识到被神化的孔子与封建皇帝之间的依存关系，从而，也朦胧地领悟到儒学维护现实社会秩序的功能。这也是洪秀全批判孔子和儒学的认识根源。
其二，借皇上帝之口，批判儒学经典。
在神话中，皇上帝指斥"孔丘教人之书多错"，从而动摇了儒家经典的绝对真理性。
"孔丘之书"错在哪里？上帝指出，错在儒家经典不大力宣传上帝，以致世人读后，还不识皇上帝，不去敬拜皇上帝。而孔丘在书中突出自己地位，使自己的"名声"大过皇上帝，而受人顶礼膜拜。并且，儒学肯定了邪神偶像，致使世人被"妖魔"迷惑而去"敬妖魔"，成为"妖魔作怪之由"。显然，这是对儒学中鬼神观念的否定。其实，鬼神观并不是儒学的主要内容。但孔子对神鬼敬而远之，毕竟承认和接受民间的鬼神崇拜。洪秀全对此提出批判和否定。洪秀全说儒学之书"多错"，但只列举了上述两条，显然还是从神学崇拜角度去批判儒学的，面对于儒学的重要内容：封建纲常、宗法等级社会和君主**政治体制等，却没有提出正面批判。相反，仍然构成拜上帝教的重要理论层面，至于民本和大同思想更是如此。因此，洪秀全仅以"多错"对儒学经书作形式上的否定，使之不再具有绝对真理的地位，而由拜上帝教理论与教义取代。而儒学内容却在新的理论教义体系中得到保存和宣扬。
从对孔子、儒学由传统的崇信转向批判和否定是洪秀全思想结构中的一项重大裂变，而导致裂变的直接契机则是政治斗争的现实需要。但它并不表明洪秀全与儒学的彻底决裂。
其三，借皇上帝之口，对孔丘一分为二，肯定他"功可补过"，准他"在天享福"，"永不得下凡"。这正充分表明，洪秀全对儒学的批判吸收心态。他肯定儒学的合理成分，使之融入拜上帝教，因此，对孔子的贡献没有一笔勾销。
（三）1851-1853：反孔非儒的**
金田起义后，生死存亡的武装斗争实践使洪秀全的宗教思想层面进一步演进。他极力利用宗教推动农民战争，为此，大力宣传皇上帝的无比权能，强调反清战争是一次"奉天诛妖"的圣战，"万事有天父主张、天兄担当"，激励将士"同心放胆同杀妖"。同时，共同的宗教信仰和严格的宗教纪律空前强化了太平军的凝聚力，由此产生出巨大的物质力量，使太平军与天地会武装素质产生较大的差异。向荣能够迅速镇压天地会起义，却屡次被太平军击败。清军统帅赛尚阿哀叹：太平军" 不畏死"，深信"邪教"，执迷不悟。①周天爵甚至断言太平军吃了迷药，冲锋陷阵，所向披靡。②因此，仅二年多的时间，就进军两湖三江，攻克天京。拜上帝教的精神感召力和凝聚力无疑发挥了巨大作用。太平军的重大胜利，又给洪秀全以错觉，认为这是托"天父天兄权能"，"非人力所能为"，因而加深了皇上帝是胜利本源的意识。相形之下，在反清斗争中，儒学的功能发挥黯然失色。相反，多数儒生都站在清朝一边，抵制或仇视太平军及拜上帝教，甚至公然组织团练抵抗太平军。儒学成了他们反对太平天国的精神武器。看来，在激烈的军事斗争中，儒学产主较多的负面作用，成了拜上帝教的对立意识形态。对此，洪秀全不能不认真思索。因而，在处理与儒学的关系时，其排斥性日渐增强，并达到非常激烈的程度。表现在：1）进一步突出了皇上帝的绝对权能和洪秀全的神圣地位，更加贬低了孔丘和古圣先贤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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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赛尚阿奏》，军录，革·太，号544-4。
② 周天爵《致鄂督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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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3 年重刻本《太平诏书》（《三原》）对初刻本作了修改（见下表）。这里，初刻本由古道今或由今溯古的历吏论证被一笔勾销，代之以重刻本的"天命"或"天生"等与"天"有关的词。"王者"、"古人"等词或改作上帝，或改作天王自己。历史论证变成了天命或天王旨意。"王者"、"古人"的权威消失了，代之以皇上帝和天王洪秀全的权威。真理不是来自于古代王者圣贤，而是上帝和他在凡间的儿子。
篇名初刻本重刻本备注《原道救世歌》自古君师无异任，自古善正无异德，且观桀纣君天下，铁统江山为酒亡。
天命君师无异任，天生善正无异德，天父上帝最恶仇，切莫鬼迷惑灭亡。
"自古"改"天命"或天生"。由抨击桀纣罪行，改为天父上帝的正面教诲。
《原道醒世训》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成其德。
上帝广生众民，故能大其德。
"王者"改"上帝"。
《原道救世歌》过而能改方无过，古人所以诲谆谆。
过而能改方无过，今苦门海谆谆。
"古人"改指天王。
孔丘的地位则急剧下降。这时关于孔丘的故事是："孔某向本在天堂，忽逃下凡间变妖惑人。所以，天父大怒，今已捉上高天，罚他种菜园了。"①先前，孔子只是教人之书多错，现在则是"变妖惑人"；先前孔子在天"享福"，现在则被罚做体力劳动。孔子成了"变妖"，在太平天国词语中，这是对上帝的叛逆。原来指称的孔子跟着妖魔头逃亡之罪变成和妖魔头勾结，在世间"感人"的叛逆大罪。其他古圣先贤的景况也不如从前，1853 年重刻本《太平诏书》中，干脆撤去了褒誉许多古人的《百正歌》，其他诸篇也不再给古圣先贤以溢美之词了，对先王名儒赞美的字句连同被赞美者名字概行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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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金陵省难纪略》，《太平天国》（四），页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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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突出"番国圣经"，隐没儒学经典。
在《太平诏书》重刻本中，洪秀全着意删去了儒学经典书名篇目，并对初刻本所引孔孟之说，《诗》《书》之语以及为儒家所常称道而不合基督教义的古事，重刻本都尽行删削。
初刻本《原道救世歌》第二不正忤父母节，有"历山号泣天为动，鸟为耘只象为耕，尊为天子富四海，孝德感天夫岂轻"四句，第三不正行杀害节，有"是以先代不嗜杀??宠绥四方惟无相??夏禹位罪文献洛??"等六句，虽为儒家所常称道，因不合基督教义，均被删去。
初刻本《太平诏书》、《天条书》直接征引儒典经文共11 处，重刻本删去9 处，保留的只有《原道觉世训》2 处，并把这2 处的"孟轲云"、"《周易》云"均改为"古语云"。
初刻本《原道救世歌》中，"贤否俱循《内则》篇"，"《孝经》当明"、"《蓼莪》诗可读"等句，重刻本分别改作"贤否俱宜侍养虔"，"孝道当明"，"孝顺条当守"，均删去儒经书名篇名，实际上是对儒经的否定。
初刻本《原道觉世训》将"中国经史"、"番国圣经"并列，重刻本把"中国经史"改为"中国前代"，将其抽象化；把"番国圣经"改为"番国《旧遗》《新遗》"，将其具体化，这一改动一笔勾销了"中国经史"的真理地位，而凸显出《旧遗》《新遗》的真理权威地位。
3）激烈的武器批判：妖化孔孟，尽毁经书。
就实践层次考察，则远远超出删削儒学经典和惩罚孔子的范围。
太平军初期进军时，就把儒学文化机构和建筑作为暴力攻击目标，展开了激烈的武器的批判。他们破坏孔庙、捣毁学宫，攻占之处，"凡学宫正殿、两厢木主亦俱毁弃殆尽。"①定都前后，太平天国一度对包括儒家典籍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政策。它只承认《旧遗诏圣书》、《新遗诏圣书》、《真天命诏旨书》为"当今真道书"②。其他书籍包括孔孟之书则被列为"妖书"，予以严厉禁止。天国宣布，"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也，否则问罪也。"③"有敢念诵教习者，一概皆斩。"④太平天国统治区出现了"敢将孔孟横称妖，经史文章尽日烧"的反孔**。官方下令强制没收并搜缴"妖书"，加以焚毁。时人记载："搜得藏书论担挑，行过厕溷随手抛，抛之不及以火烧，烧之不及以水浇。读者斩，收者斩，买者卖者一同斩。"①曾国藩乘机指控太平天国使"士不能诵孔子之经"，"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实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②，借此举起卫道旗帜，煽惑知识分子投入反对太平天国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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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贼情汇纂》卷12，《太平天国》（三），页326。
② 黄再兴《诏书盖玺颁行论》，《太平天国》（一），页313。
③ 同上。
④ 《贼情汇纂》，《太平天国》（三），页232。
① 马寿龄《金陵癸甲新乐府》，《太平天国》（四），页735。
② 曾国藩：《讨粤匪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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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此一时期，在意识形态层面，太平天国把儒学和孔子列为重要打击对象，采取了全盘否定和排斥的立场，而且，不惜用暴力摧毁儒学经典和机构建筑。这就逾出偶像崇拜的层次，体现为意识形态上的严重斗争。洪秀全企图彻底摧垮儒学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代之以拜上帝教。张德坚说：贼虽无邪术，然虏人纯用换心肠之法。??故凡从贼稍久逃出难民，无不眼光闪烁不定，出言妄诞，视世事无可当意。于伦常义理及绳趋墨步之言行，询之如隔世，视我官吏若甚卑，不及贼目之尊贵，毫无畏敬之意，遇不恕问官辄杀之，盖由染习己深，非一日所能湔洗耳（着重号系引者所加）。
看来，洪秀全试图彻底根绝儒学的思想和政治影响，藉以否定维护旧政权的意识形态，鼓动军民反抗现存社会秩序，并建立拜上帝教的思想和宗教权威，推动反清革命大业。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学一直为历代王朝推崇的官方意识形态，束缚着广大知识分子和人民的思想自由，麻痹着他们的精神世界，培育着一代代忠君报国的臣仆。及至清朝，儒学教化加文字狱，严厉箝制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导致"万马齐暗"的死寂局面。洪秀全对儒学由崇信而贬低，直到反对、排斥的变异过程，既反映了儒学对这位反清革命领袖的颇大束缚力，又体现了他敢于向传统的封建经典挑战，直至与之决裂的决心。洪秀全把孔孟视为妖魔，列为太平天国"公敌"，把儒家经典斥为"妖书邪说"，动员军民用暴力加以毁灭，无疑是对封建意识形态的猛烈冲击，体现了强烈的反封建精神。对太平天**民说来，无疑是一场思想解放和更新的极好机会。因此，否定洪秀全反孔非儒的反封建性质是不尽客观的评判。
但是，洪秀全对儒学只重于物质武器的批判，却缺乏科学的批判武器，对孔孟学说展开系统深入的理性分析和批判。并且，简单粗暴的批判手段不可能根除孔孟儒学早已固有的思维定势，连洪秀全自己也难以摆脱。事实上，洪秀全毁禁儒学经典，并不能禁止儒家思想的流传。他和整个领导集团都不自觉地保留着大量儒家思想意识，而且按照封建观念规范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就在毁禁的同时，洪秀全旨准颁行的许多书籍，如《三字经》、《太平救世歌》、《建天京于金陵论》、《天父下凡诏书（二）》、《太平礼制》等，一再宣扬和强调儒家的纲常名教。即便是经过修改、重刻的《太平诏书》，儒家思想仍是大量或隐或现地存在着。如"大孝终身慕父母"，"富贵在天生死命"，"积善之家有余庆，积恶之家有余殃"等字句，都保留在重刻本中。虽然，他删去了孔孟和儒学经典的篇目出处，但其思想观念却仍然被视为拜上帝教的重要内容。洪秀全毕竟是旧式知识分子，儒家思想在他思想结构的深层形成根深蒂固的文化和心理积淀。《劝世良言》和基督教圣经，作为一种宗教神学，本身就不是科学的世界观，因此不可能成为对儒学展开理性分析批判的武器。而且，洪秀全仍然生活在封建的农业社会，物质和文化环境制约，观察和思考问题的立场、方法，不可能超出农民和下层知识分子的文化心理。他们虽然有反封建的要求，但却不代表新的社会力量，不可能从现有的封建经济关系中形成科学的世界观。因而在意识形态上，必然受传统儒学观念的支配。洪秀全在当时对封建儒学的冲击实属难能可贵，他最终不自觉地回归儒学亦属历史和时代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认真分析和论述这一史实，却不宜苛求洪秀全对待儒学的思想和行动上的严重矛盾，也不宜因他反孔非儒的激烈行动而拔高其反对封建意识形态的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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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贼情汇纂》，《太平天国》（三），页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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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853-1864：承认儒字合法地位
在历史上，一切统治者为了巩固政权，维护统治，既需要强大的暴力与政权机构，又需要教化民众的意识形态。以三纲五常为重要内容的儒家思想体系一直是中国历代封建政权的官方意识形态，藉以教化和规范臣民的思想行动，形成忠君爱国的政治心理，巩固朝廷万世一系的统治。洪秀全发动、
领导了一场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建立了与清朝武装对峙的新朝，并以拜上帝教的教义和纪律为新朝的意识形态及行为规范。随着定都天京，新朝等级和礼仪制度的确定，新兴的权贵控制了新朝权力。洪秀全等就需要在意识形态上加强教化和规范功能。由于拜上帝教的宗教理论和纪律难以适应新形势的政治需求，洪秀全等越来越回归儒学，从中选择传统的礼教纲常，作为人们思想和行动必须遵守的准则，以稳定社会秩序，巩固和强化新朝统治。在当时社会条件下，洪秀全不可能创造新的意识形态，不得不抄袭封建统治者的老谱。
在洪秀全的思想中，反清思想与帝王思想并存，二者根据情势的变化而此消彼长。定都前，严峻的斗争形势使得他的帝王思想难以发展。定都以后，他以为大局已定，把清朝视为"残妖"，即将被扫除消灭，天下则很快太平一统，因此，帝王思想很快膨胀。他自居天下之主，"天下万国朕无二"①，应该享有超过封建帝王的一切权力、威仪和待遇。于是，洪秀全热衷在儒学经史中寻觅皇权主义和封建纲常的理论教条，频繁以诏旨、官书形式公开传播，以为新朝礼仪规范。因此，一度遭到太平天国强烈否定和冲击的儒学迅速复活，逐渐恢复其合法地位。
1853 年5 月，东王杨秀清以天父的名义宣布"孔盂之书不必废，其中有合于天情道理者亦多"②，公开承认儒学经典的某种合法性。 1854 年2 月，洪秀全下诏删书，并成立"删书衙"，指定专人删改儒学经书，还亲自对六经等书作"御笔改正"。经过"御笔钦定"的儒经典籍就被认为是"开卷有益"的东西，而要人们"备而习焉"③。因为独一真神皇上帝毕竟是拜上帝教的理论核心，必须大力维护皇上帝的绝对权威。所以，在删书时，洪秀全指使把"上帝"改为"皇上帝"，把"夫子"、"孔子"改为"孔某"，"子曰"改为"孔某曰"。①"皇上帝是神，孔子是普通的臣民，体现了对皇上帝的崇敬，也改变了孔子变妖的形象，这时，太平天国官方规定，拜上帝教经典包括《旧约》、《新约》和《真约》（《天命真圣主诏书》）三部分，儒学经书仍被排斥在外。洪秀全认为《诗经》之"经"字触犯"圣经"之讳，而将其改为《诗韵》，降格为一般文学作品。这表明，洪秀全虽恢复了孔盂和儒书的名誉，但并不彻底，孔子的圣人地位和儒书的经典权威已一去不复返了。相反，却是洪秀全被抬高为"真圣主"，他的诏旨也被认为是圣经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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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贬直隶省为罪隶省诏》。
② 《钦定士阶条例》，《太平天国》（二），页552。
③ 《钦定士阶条例》，《太平天国》（二），页552。
① 《金陵省难纪略》，《太平天国》（四），页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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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秀全虽然矮化儒学与孔子，但实际上又对儒家的政治、伦理学说进行了一番新的取舍。洪秀全下诏强调，对儒书"将其中一切鬼话、怪话、邪话一概删除净尽，只留真话、正话。"②于是，儒书"涉鬼神丧祭者削去，《中庸》'鬼神为德'章，《尚书》'金膝'、《礼》'丧服'诸篇，《左传》'百言'、'神降'俱删。"③另"王"改"相"、"国"改"郭"等。这与此前删书是不同的，此前删书是删去太平天国文书中涉及儒学的内容，是配
合焚书而采取的行动，目的是为了"禁"；现在删书，是删去儒家经典中一些次要内容，是为了把**开放，以便人们阅读。这里虽是删去儒书中关于鬼神、祭祀、吉礼等内容，否定的是传统的鬼神观念，并未否定儒学的基本内容。于是，"妖书"经过手术之后就变成"开卷有益"的东西。看来，《太平天日》指称儒学经书"多错"，是洪秀全反孔非儒行动的起点，删书则是他重新复活与推崇儒学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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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贼情汇纂》，《太平天国》（三），页190。
③ 《金陵省难记略》，《太平天国》（四），页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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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洪秀全后期著作中，儒家三纲五常说教更为突出。绝大部分出自洪秀全手笔的《天父诗》充满了封建伦常道德，强调要"子敬父，弟敬兄，臣敬君，下敬上。"① 1860 年"蒙御照教导"、"遵旨抄成"的《福音敬录》明确提出"总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②。洪秀全所写的《幼主诏书》规定，即使亲人之间也要男女有别，幼年时就要严格禁止接触，甚至不得相见。其规定之严、之细，远远超过儒家"男女授受不亲"的戒律。1861 年由洪秀全钦定刊刻的《英杰归真》还强调，"学尧舜之孝弟忠信，遵孔盂之仁义道德"③。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提出制定法律维护封建伦常道德，主张"纲常伦纪，教养大典，则宜立法以为准"。这项建议得到洪秀全的赞同："钦定此策是也"④。虽未能实施，但反映了天王对儒学的推崇态度。洪秀全对孔孟儒学的态度经历了一个推崇--怀疑--否定--推崇的回归历程，其演变是复杂而又矛盾的。为了反清革命的需要，他可以把儒学中的夷夏之辨、民本与大同观念作为思想武器；出于基督教的强烈宗教排他性和小生产者的反抗精神，他又掀起大规模非儒反孔运动，对传统文化大加扫荡。为了维护新朝的统治，巩固和强化皇权，又大量利用儒学中的封建糟粕。一般说，当他要推翻清朝统治时，对儒学的批判多于继承；当他要自己"开创新朝"时，对儒学的继承多于批判。而且，天京事变后，随着洪秀全天子地位的加强，儒学地位也同步提高，日渐成为拜上帝教的主于成份。在继承时，并不是全盘肯定；否定时，又未从思想上进行有力批判。在洪秀全思想结构中，即使在反孔最激烈时，仍然大量充斥着儒学观念。这种现象一方面反映了他的实用主义态度，另一方面也说明：小生产者不但在生产关系上不能突破旧的封建模式，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同样也无法跳出它的历史和阶级的局限。
《**宣言》指出："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太平天国运动并没有改变现存的物质生产方式，当然也无法改造旧的意识形态。洪秀全对儒学的回归历程体现了旧式农民革命的局限性，尽管它冲击了封建社会秩序及其观念形态，却不能建成新的社会制度与观念形态，最终必然导向旧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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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天父诗》第114、475 首，《太平天国》（二），页449、496。
② 《王长次兄亲目亲耳共证福音书》，《太平天国》（二），页515。
③ 《钦定英杰归真》，《太平天国》（二），页585。
④ 《资政新篇》，《太平天国》（二），页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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