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传记文学 > 洪秀全评传 > 二、洪秀全与晚清士农社会
洪秀全长期生长在农村社会，他了解与熟悉中国农民；同时，他又是下层社会的知识分子，也熟悉和掌握儒学的一般理论和观念。中国传统社会的阶层结构比较简单，许多学者称其为士农社会。士就是知识分子，以儒学观念和纲常为其立身行事的基本规范。士的分化相当剧烈。为数不多的士透过科举或其他途径，登上仕途，转变成封建官僚。大多数士被排斥在统治层之外：或者取得低层级的功名，或者象洪秀全一样，屡试不售而终生白丁。就观念形态而言，士子自幼接受儒学教育，恪守封建伦理和道德规范，标榜忠君爱国，以维护封建制度和秩序为己任，因此他们具有保守和拒变的性格。就政治倾向而言，他们的大多数游离在上下层社会之间，但热衷于功名利禄，而且家道殷实，出身地主者颇多，因此一般都站在朝廷和皇帝一边，敌视和抗拒农民起义。象洪秀全一类的"叛逆性格"是为数极少的。洪秀全反清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洪秀全保持着较多的农民性格是重要的内在原因。他长期生活在农村，对清朝吏治的贪劣**，农民饥寒交迫深有体察。为此，他投身仕途的竞争，试图从政为宦，当一名清廉的父母官。但是屡试失利，遂决心反清改朝，以解救"民悬"。因此，洪秀全具有士和农的双重性格，这对他一生的思想演变和发展影响至深。封建王朝制造了士的阶层，并给以比较优厚的政治和社会待遇，目的在于发挥知识分子的聪明才智，为王朝的长治久安竭诚服务。其实，就是透过士的归化和培植，以控制和管理众多但却分散的农民。中国封建社会的稳定和悠久，历代封建王朝的代代传承，士确实发挥了最重要的功能。刘邦和朱元璋改朝换代的胜利，除了农民战争的巨大威力外，士大夫的投顺效力也是关键原因。洪秀全面对社会危机，士农交汇的性格使他对现实产生强烈反弹，并展开独立的理性思考。首先，他看到鸦片战争失败后民穷财尽的悲惨境况，忧患意识唤起了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他的农民反抗心理跃然躁动，可是士的保守心理使他流连于科场。其次，洪秀全从天地会那里继承了排满兴汉的民族意识，儒学中的"夷夏之辨"为他立志反清革命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再说，洪秀全颇受刘邦、朱元璋成功的启迪。他自命不凡，有强烈的皇权意识，自居真命天子。这是一般士子不敢想象的"叛逆"观念。恰恰表明，洪秀全的思维源流和定势是士农性格结合的产物。可是，在当时社会上，洪秀全的反清行动却得不到知识分子的理解和认同，太平天国的拜上帝教和平均主义政策吓跑了士大夫，使他们为了捍卫自身经济和社会地位，维护孔子和儒学，不惜与太平天国为敌。看来，在传统的士农社会中，要想取得反清大业的成功，应该设计和制定正确合理的政策，以调和与照顾到士农二者的利益，才能有效调动知识分子和农民两个积极性，壮大太平天国和孤立清朝，加速胜利进程。可见，我们需要深入探讨晚清士农社会的结构及其特征，对清朝士大夫的集团分化展开适当考察，特别注意经世派官僚的崛起及其政治走向，这对知识分子在当时的政治取向具有重大影响。同时，必须翔实考察农村与农民状况，注重研究农民的社会心理和阶级诉求，探索太平天国运动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以剖析洪秀全与农民间的复杂联系及影响。而且，对农民战争时期士农关系的剧烈互动应予相应的重视，以追溯洪秀全思想不断演化的深层原因。
就中国国情而言，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任何社会变革，归根结底，必须考量和改变农民的命运，这样才能唤起农民的积极参与。否则，变革只能是少数先进分子的追求和活动。中国近代史上，洋务运动、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虽然造成一定变革声势，也取得了某些近代化成果，但并未重视农民的利益和诉求，农民成为变革的旁观者，因此变革缺乏广泛的社会基础，终于殊途同归，在外国侵略者和中国封建势力的压制下导向失败。洪秀全则不同，他把农民视为推翻清朝、创建新朝的强大物质力量，因而创立拜上帝教，借此动员和组织农民，组成信仰和行动统一的起义武装，掀起反清革命**。而且，他还为农民设计了平均温饱的小农社会天堂。虽然这一空想未能实施，但太平天国政权极力减轻农民的负担，并打击地主政治和经济势力。这使太平天国的生存发展具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可是，太平天国井没有也不可能真正解放农民。虽然农民的地位和利益比清朝有所改善，但他们仍然处在太平天国的社会基层，而且，一个金字塔似的官僚体系高踞于农民之上。农民平时"耕田奉上"，战时充任乡兵，协同太平军作战，并没有多少自由和权利。洪秀全只试图解决社会的温饱问题，并没有触及政治平等和民主的课题。这正是农业社会政治和文化环境的制约结果。当时饥寒的农民除了追求温饱外，在政治上的诉求是追随天王打江山，使温饱社会成为现实。不少学者强烈批评天王**、封建等级等弊病，其实是时代的产物。既然当时并不存在近代的物质生产方式，社会也根本没有近代文化教育，我们怎么能苛求洪秀全在传统社会的地基上建立近代平等和民主的政治大厦呢？客观地说，洪秀全和太平天国对农民利益的关注远远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农民领袖、明君贤相。这正是我们把洪秀全视为农民领袖和思想家的重要依据。不少学者论证，洪秀全是一位**皇帝。他们列出大量史料，对太平天国政治体制和洪秀全的皇权主义及其实践提出批评。我们认为，这些学者的看法并不错谬。其实，在当时社会环境里，除了君主制之外，洪秀全别无选择。洪仁玕多年流寓港沪，对西方政治体制多所了解，但他从来都认为，天王集权**是必须的，甚至他还欣赏杨秀清的铁腕，自己力图效法，但事过境迁，洪仁玕在天王**和地方实力派割据的夹缝里执政，始终是一位弱势的军师。在太平天国领袖和军民的思维中，君主**是合理和必然的选择。在洪秀全看来，太平天国与历代封建王朝根本不同，是史无前例的创新。然而就政治体制而言，我们看不出有什么质的变革。洪秀全自命上帝之子，为天下万国之主。他是人民的救星，代表上帝赐给农民温饱和官员爵禄。这位神人合一的天王与上帝直接对话沟通，按上帝旨意统治臣民。在臣民眼里，洪秀全是真命天子，他与上帝、耶稣、幼主、父子公孙联为一体，对上帝的崇拜与对洪秀全的崇拜合而为一。在浓烈的宗教神权迷雾里，洪秀全极力神化自己和太平天国，强化洪氏家天下的统治。
因此，我们在探讨洪秀全与农民之间多层面关系时，应当把史实置于当时社会和国情环境里展开评判，而不宜脱离具体时空和客观条件，以现代的政治和社会标准去衡量历史人物，或者把洪秀全拔高为完美和自觉的农民领袖，或者贬低为一位封建皇帝，与农民的阶级诉求和阶级斗争毫无联系。如果我们把洪秀全放入中国传统士农社会加以考察研究，透过士和农的阶级状况、诉求和特征去反观洪秀全，便会得出比较符合史实的结论。
值得注意的是，在传统社会，农民缺乏自觉的阶级意识，往往受其他阶级或政治集团的引导和利用，尤其是封建官府和士绅。在太平夭国运动中，我们一方面看到成千上万的饥饿农民为追求温饱社会而参加太平军，投身埋葬清朝和妖匿世界的战斗；另一方面，我们又看到大批贫苦农民在官绅欺骗和强制下，参加乡勇和团练，与太平天国运动力敌。尤其是曾国藩别出心计，组建地方派系武装--湘军，终于成为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清军主力。湘军是土农社会的衍生物。曾国藩明确规定，湘军以士子儒生为军官，而招募朴实本分的贫苦农民为士兵，士农之间构成军事的封建的宗法关系。他还主张以理学灌输和教化湘军宵兵，士子既当军官，又是教师和家长。这样，可以混灭农民的阶级意识，对抗拜上帝教的传播。简又文先生否认太平天国是一次农民革命运动，其主要论据是，太平军和湘军都是农民，这场战争其实是"农民打农民"。这种说法值得商榷。其一，要考察太平军和湘军的性质和作战目的。前者由农民自发揭竿而起，目标是推翻清朝，建立温饱太平的新型社会；后者是受清朝和曾国藩雇佣，保卫清朝政权及地主官绅利益，重建封建制度和秩序。因此，一支是农民自发起义的反清武装，一支是官绅组建和控制的地主武装，不能因二者都是农民从军的表象而混淆它们的鲜明阶级界限。其二，就近现代史实而论，简说更经不起检验。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和镇压革命的都有大批清朝新军，兵员成份相似，能否界定为"新军打新军"呢？北伐时期，国共合作组建的国民革命军与北洋军队基本来自农民和学生，难道能否认北伐的民主革命性质，界定为"农民打农民"吗？再说，抗日战争时，日本侵略军大都出身农民，中**队也是如此。按照简先生的逻辑，应当界定为两国的"农民打农民"，那么抗日战争的反侵略爱国性和正义的反法西斯性体现在何处呢？显然，简先生为了否认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研究太平天国史，制造了这一经不起推敲的论据。其实，阶级和阶级斗争是客观事实，任何战争归根结底都是某些阶级或政治势力发动的，带有鲜明的政治目的。历史学家的责任不是否认它，而是严谨求实地考察和揭示历次战争的不同阶级属性，才能透过武装冲突的表象，得出理性分析的科学结论。必须指出，洪秀全的士农社会性格对他和太平天国运动产生深刻复杂的影响。
就正面影响而言，农民自发的反封建诉求，推动洪秀全走上反清革命道路，促使他设计平均温饱的社会改造方案，试图成为赐给农民幸福的太平天子。作为失意士子，洪秀全具有定的传统文化素养和思辨能力。他不同于劫富济贫的草莽绿林，也不愿象洪大全一样，投身洪门秘密会党，从事反清复明的地下活动。他坚持独立思考和认真选择，敢于利用基督教，使其嫁接在中国儒学观念的基于上，创立新的拜上帝教，从而找到动员和组织农民的精神武器，洪秀全则因此成为太平大国宗教领袖和社会变革的设计师。
就负面影响而言，儒学的封建教条和皇权主义紧紧束缚往洪秀全的思维进程和方向，使他的思想结构不时充满层面矛盾和变异，最终导向封建化的蜕变。农民的落后和分散性使洪秀全对城市采取过激政策，企图废除商业、独立手工业，取消商品经济。并且在文化教育和知识分子政策上，采取简单粗暴的做法。虽然破坏了封建经济和文化，但却无法建设更加先进、繁荣的经济和文化。
看来，洪秀全对清朝的士农社会持批判和否定态度，认为是人心浇薄、相凌相斗的黑暗世界。因此，他鼓吹一个天下为公的太平世界。根据洪秀全的设计，士农社会将有深刻变革。太平天国试图塑造敬拜上帝的农民，也同时需要培植信奉拜上帝教的知识分子。因此，政府以拜上帝教著作为依据，频繁举行科学考试，后期还颁行《钦定士阶条例》。但是，收效并不显著，太平大同一直严重缺乏素质优秀的知识分子。除了其他因素之外，洪秀全和其他领袖并未从战略上认识知识分子的作用和地位。由于领袖们多数出身农民或下层社会，而且处在战争时期，因此，更为赏识和提摧勇敢善战的将士，相形之下，忽视重用知识分子才俊。相反，曾国藩把士农社会架构转移到湘军，知识分子牢固掌握湘军各级指挥权，形成了比较合理和优化的人才结构。太平军一直由农民将帅控御各级军事指挥机构，知识分子很少过问军事决策和战争指挥。就总体而论，太平天国破坏了旧式士农社会结构，但并未建立新型结构，因而士农产生严重的对立和隔阂。士大夫和儒生纷纷认同情朝，用各种方式与太平天国运动抗衡。太平夭国既未能培养出自己的士，又不能大量吸收旧结构遗留的知识分子，从而在知识和人才素质上较湘军处于劣势。这也是太平天国运动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看来，研究清朝士农社会和洪秀全之间的互动关系是一项亟待探讨的学术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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