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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 和珅全传 > 第二篇 八面玲珑,为人狡黠一和坤的为人处世之道 第三章 整治同僚——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第三章 整治同僚——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树立威严慑众人

  有了实力和有利的形势,并不意味着一定会取得成功,因为很多人并不了解你的实力,所以要要利用合适的机会,适当地展示自己的实力,抖一抖威风,使别人知道你的权力和威力,以免被人错误估计形势,形成对自己不利的情况。

  在官场上,你若不树立自己的权威,反而可能被欺善怕恶之人所轻视,认为你是软弱无力。这其实不能怪一些人有眼无珠,因为大部分人总是屈从于权威,你越有权威,便越正确,就越崇高;你越没权势,便处处不对。权威一方面是来自你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如乾隆帝,再就是自己争取的,如和珅。

  乾隆在世时,一再标榜自己的“文治武功”,尤其是对他在文化领域所取得成就更沾沾自喜。乾隆不仅自己喜欢文物珍宝的收藏,而且对整理、编纂鸿篇巨著也是雄心勃勃。他甚至编纂了一本超越宋代编修《太平广记》、《太平御览》、《文苑英华》,明代编修《永乐大典》及其祖父康熙编《古今图书集成》的巨作,就是《四库全书》。

  乾隆对《四库全书》十分重视,换了好几届该书的总裁,以示郑重。乾隆四十五年十月,和珅受命担任正总裁。据清史档案记载:“乾隆四十五年十月十五日,内阁奉上谕,和珅著充四库馆正总裁。钦此”。

  和珅担任这一职位可谓理所应当,他从小就喜爱文墨,对诗词歌赋都略有涉猎,又加之多年伴随乾隆左右,耳濡目染,颇受熏陶。但是他为了讨好乾隆,竟然大兴文字狱,惹得一些学者不快,著名学者孙星衍就是一例。孙星衍性格“耿介自持,不随流俗”,素不喜倾倒权贵。当时许多“英俊之士,多屈收和门”,但孙星衍却从不与和珅往来,因此,和珅与之向来衔恨,总想找机会陷害他。

  有一次,孙星衍散馆试《厉志赋》,引用了《史记》《鲁世家》中的章句。和珅不认识其中一些字,就认为星衍写了错别字,严加指责,并把星衍“抑置二等,以部员(部主事)改用”。此时和珅正兼管翰林院,他曾几次邀请孙星衍面谈,但均被孙拒绝,并说:“天子命何官不可为,某男子不受人惠也,卒不往。”和珅对他是怀恨在心,为了表明自己的能耐和威严不可侵犯,找个由头把孙星衍降为刑部直隶司主事。

  不仅如此,和珅在任编纂这些官书正总裁和总裁时,还经常翻阅书稿,喜好挑拣别人的讹误之处、错别字和编撰不当的地方,然后呈给乾隆阅看,趁机打击有才华的人,树立自己的形象。如为了编修《四库全书》,纪昀(晓岚)、陆费墀等曾多次受到斥责、降级或赔款,而陆费墀等人几乎被弄得倾家荡产、家破人亡。由此可见,和珅为了给自己树立形象,完全不顾别人的痛苦和灾难。

  而对于那些墙头草,也就是所谓的“骑墙派”,和珅却认为并不可怕,他们还不是自己真正的敌人,最可怕的那些与自己作对而且又不肯低头的人,他们是天生的对手,真正的“天敌”。因此,对于这些与自己作对的“死硬分子”,和珅从不手下留情,只要一有机会,就要一个一个地打垮他们,让他们永远没有机会与自己竞争。

  云贵总督李侍尧向来倚老卖老,“年老位高,平日睨视和珅,和珅衔之”。于是,和珅抓住海宁弹劾李侍尧索贿受贿的机会,请旨亲自赴云南查办他,最后,和珅抓住他的把柄,让乾隆下诏钦定李侍尧“斩监候”。

  军机处首辅大臣阿桂,出身世代贵族,屡立战功,深得乾隆宠幸,乃乾隆依靠的大臣。因此,和珅要巩固自己地位,必须要打压阿桂,或者拉拢阿桂,总之要消除这个威胁。

  和珅于是开始有意寻找机会扳倒阿桂,一有机会就把罪名往阿桂头上栽。由于乾隆经常派阿桂处理一些大案要案,譬如福康安请李天培代买植术私交漕船带运案和审理富勒浑贪污案等等。和珅总想在他处理这些案件时,趁机诱使案犯指供阿桂,或者给阿桂戴上包庇罪犯的大帽子。但是阿桂向来清正廉明,又得到乾隆的宠信,所以阿桂纵然多次受到和珅暗算,和最终页奈何他不得。

  这样,本来就看不起和珅那幅趾高气昂样子的阿桂更加不把和珅放在眼里,每“遇之不稍假借。不与同直庐,朝夕入直,必离数十武(数十步之意)。和珅就与语,漫应之,终不移一步。阿桂内念位将相,受恩遇无与比,乃坐视其乱政,徒以高宗春秋高,不敢遽言,遂未竟其志。”如此种种,和珅对阿桂更加怀恨在心、咬牙切齿。

  有一次,军机章京、员外郎海升殴杀其妻子,上报其妻子“自缢身亡”,其妻弟贵宁不服,上告乾隆:“阿桂以尝奏不语袒海升,坐罚俸。”和珅一直在等待整治阿桂的机会,现在机会送上门,他便大做文章,暗地指使贵宁一定要告状,而且尽量把一切责任引向阿桂,自己必定为其撑腰,报其姐被杀之仇。贵宁心想和珅能为其撑腰,必可诛杀海升为己姊报仇,自然更加猖狂,也就欣然同意了。于是他告诉和珅,曹文植可以做证阿桂袒护海升,和珅找到曹文植,并许以重金高官,怎奈“文植特持正,故非阿和珅,母老决引退,思礼弗替。”曹文植素知阿桂清廉,又惹不起大红人和珅,想来想去,只好托辞说“母老”,辞官归隐,一走了之。热情高涨的和珅无凭无据,也不能奈何阿桂,只好继续与阿桂妥协,与阿桂保持着不远不近的距离,而且自始至终,和珅也没能在阿桂死前扳倒他。

  在军机处中,王杰、董浩二人向来与阿桂交好。当和珅专权之时,董与王“格往其间,独居深念”,从来不与和珅沆瀣一气。和珅于是总想借机把王杰、董浩逐出军机处,试图砍掉阿桂的得力助手,可是乾隆非常喜欢王杰的学问和为人,董浩亦为乾隆所重。和珅百法而不得施。

  和珅见无法扳倒阿桂,就连他的跟班也动摇不得,不禁恼羞成怒,为了威慑其他人,他只好找朝内官职小的出气了,谢振定任监察御史,一次鞭打了和珅妾弟,并斥责其座驾违制,一把火烧毁马车,还说:“此车岂复堪宰相坐耶。”和珅表面不动声色。但没过多久,就借机“假他事劾振定,夺职”。

  看来,和珅甚至“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道理,他对待异己要么表面应付,要么一棍子打死,不让其死灰复燃。绝没有第三条路可走。

  准备充足制政敌

  和珅做事向来目的性强,而且有仇必报。有时为了达到目的不得不等待,但他们会利用这个时间,扩充自己的实力,寻找对手薄弱处,等待最有利的时机,或者利用这个时间,为对手设计圈套。

  所谓未雨绸缪,为了钓大鱼,必须要事先准备好诱饵。和珅做事总是处处考虑,尽量把问题想复杂一些,困难多一些,这样准备才会充足。一旦对手发起攻击,马上就可以使出设计好的方案进行周密布署和果断行动。这样做事看似曲折,不如“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那样痛快,但却可以保你在朝中更加稳妥。

  和珅把持朝政时对朝政的最大改革就是设立了议罪银制度,犯罪的官员据此可以通过交纳一定的银两来代替惩罚,依旧高官得坐,骏马得骑。这一制度深为乾隆欣赏,为他带来了无数的白银供他挥霍。但是也有明眼人看出了其中的弊端,对这一制度提出了异议。这个人就是内阁学士尹壮图。

  尹壮图,字楚珍,云南昆明人,于乾隆三十一年考中进士,官授庶吉士,后被迁为礼部主事。乾隆三十九年入阁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乾隆五十五年,他上书向皇帝直言议罪银制度为朝廷带来的不利。《清史稿》中对此也有这样的记载:“高宗季年,督抚坐谴,或令缴罚项贷罪,壮图,以为非政体,五十五年上疏言:‘督抚自蹈愆尤,圣恩不即罢斥,罚银若干万充公,亦有督抚自请认罚若干万者,在桀骜者借口以其饕餮之私,即清廉者不得不望属员之倾助,日后遇有亏空营私重案,不容不曲为庇护,是罚银虽严,不惟无以动其愧惧之心,且潜望玩具之愈,请永停此例,其才具平常者,或即罢斥,或用亲职,毋须再膺外任。’”

  伊壮图的奏折中提到:各省督抚大员即便犯了错误,因为皇恩浩荡,不会立刻革去他们的官职,而只罚他们若干银两,以示惩罚。更有一些官员竟然自愿交纳罚金,对于那些多行不法的官员来说,这无异于为他们的行为找到了借口,他们可以肆无忌惮的继续胡作非为。就连那些平时行为端正,清廉自谦的官员因为得到了下属交纳的银两,如果遇到下属有什么不轨行为,也不得不为下属包庇。这也不是设立议罪银制度的初衷。所以,罚银的制度虽然起到了很好的做用,却非但不能令官员们羞愧,反而容易滋生他们的不轨之心,请求皇上永远废除这一制度。

  乾隆看过奏折之后十分不满,下诏书说:“尹壮图既为此奏,自必确有见闻,今指实覆奏。”让尹壮图不要只是凭空猜想,举出实例来,实际上皇上是不想放弃这个搜刮钱财的政策。《清史稿》中同样收录了尹壮图回复上谕的奏折:“各督抚声名狼藉,吏治废弛。臣经过地方,体察官吏贤否,商民皆蹙额兴叹,各省风气,大抵皆然,请旨简派满洲大臣同往各省查望。”

  尹壮图太过诚实,中进士已经二十四个春秋,对官场竟然还是一窍不通。他也不想想,他能看出的问题,难道别人就看不出来,偏偏等他去提出?他始终没有做到高级的官位,也是情有可原。他的这个复奏,虽然实际上是指出了和珅所创的议罪银制度的弊端,但他的打击面太大,指向整个官僚集团,这就让全国最大的官僚乾隆恼羞成怒,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

  果然,乾隆帝看了复奏以后,大为震怒。尤其是尹壮图在奏折中提出,调查的官员要秘密查访,这就让和珅也非常恼恨他。和珅对乾隆说:“尹壮图所谓的密访实在是不成体统,不能任由他身为朝廷命官任意查访,必须约束他的行为,以免他任意妄为,也不致搅得各地百姓不得安宁。”乾隆对和珅的建议非常满意,便下令尹壮图每查一地之前,要事先通知地方的官员。这样一来,和珅那些贪污受贿,大肆搜刮民脂民膏的行为就不会暴露,他就可以高枕无忧了。而那些府库亏空的府县,在尹壮图到来之前就接到通知,当然会想尽一切办法搪塞过去,尹壮图就是在有能耐,也总是白忙活,什么也查不出来了。

  不仅如此,和珅为了让事情更加保险,他又向乾隆推荐向来忠心依附于他的庆成陪同尹壮图查访,获得了乾隆的首肯,下诏命尹壮图与庆成一起去各省调查府库,每到一处必需五百里快马通知各地,不使地方惊慌,而且二人必须尊重地方上的官员,不得以钦差的身份压人,尹壮图要听从庆成的安排,助庆成行事。这样一来,尹壮图此次“出差”就成了公费旅游,什么收获都没有。

  和珅在临行前召见了庆成,向他面授机宜。和珅也已经派人通知了沿途各省做好安排,庆成要做的是控制尹壮图的行动,尽量不让他与地方官接触,以免生出诸多事端。必要的时候,甚至不惜用命令约束他。经过这一番周密的安排,尹壮图还被蒙在鼓里就同庆成一起出发了。

  他们首先到了山西大同。大同知府是和珅的舅舅明保,此人为人贪婪无度,靠着巴结和珅才做到了知府。他早吧国库挥霍一空,幸好有和珅的密令,他才得以有时间准备。尹壮图一到,他对尹壮图说他为官一向节俭,并用粗茶淡饭接待他。尹壮图不明就里,反而对明保甚是钦佩。等到将尹壮图送回驿馆之后,明保又把庆城迎进家中,豪华酒宴款待,席间他们不停地嘲笑被欺骗的尹壮图。就这样,尹壮图他们所到之地,官员的所作所为更加无耻,他们对庆成热情地接待,有说有笑,却好像根本没有看见尹壮图一般,把他冷落一旁,一到晚上,就有人把庆成邀去赴宴,而尹壮图则一个人留在驿馆之中,连饭食也没有人预备。几处地方走下来,尹壮图也渐渐明白了和珅的意图。但是苦于没有证据,只好承认自己夸大其辞,没有真实凭据,请求结束调查回京。

  乾隆见果然没有真凭实据,就历数尹壮图的奏折:“希荣卑鄙,饰词谎奏。”史书上记载:乾掳案谕壮图,问途中见商民蹙额兴叹状否,壮图覆奏,言目见商民乐业,绝无蹩额兴叹情事”。

  尹壮图一回京就被刑部以“挟诈斯公,妄生异议律”关进了大狱,判处砍头。后来,乾隆法外开恩,不治其罪,并以内阁侍读革职留任,后升任礼部主事。后来,尹壮图以母亲年龄大,需要奉养为由辞官回家。

  可见,要想在对手进攻之前作好充分准备的关键在于有准确的情报,在此基础上才能先敌动手,置对手于被动境地。和珅就是这样,当有人告状时,他往往都是先发制人,抢在对手的前面消除不利于自己的证据或者先罢除对手官职,不给对手留下任何机会。

  不做亲家不得升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后,年轻的和珅已经在短短的几年间,连续升任户部侍郎、军机大臣、总管内务府大臣、镶黄旗满洲副都统、国史馆副总裁,赏戴一品朝冠;总管内务府三旗官兵事务,兼任步军统领、监督崇文门税务等职务,明显成为了皇上的大红人,和珅好不得意。

  然而就在这风光的背后,有一件事让他特别气愤,就是他满心想与礼部侍郎德保结为亲家,却竟然遭到德保的拒绝。

  德保姓索绰洛氏,字仲容,号定圃,又字润亭、怀玉、庞村,内务府满洲正白旗人,属于上三旗之一。曾祖都图任六库郎中,署总管内务府大臣,康熙皇帝曾赐姓石。

  德保乾隆二年中进士,选庶吉士,授检讨,很受乾隆帝器重,历任顺天乡试日考官、日讲起居注官、入值南书国子监辟雍殿。历任工部侍郎兼总管内务府大臣,汉军副都统、顺天学政、翰林院掌院学士,广东巡抚、两广总督、漕运总督、内阁学士、礼部尚书等职,多次主持乡、会试,有《乐贤堂诗文钞》传世。加之德保的弟弟观保也是进士出身,因而索绰洛氏在当时满族贵族中是少有的书香门第,德保和弟弟观保在当时的官场上也是很有影响力的人物。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刚任户部侍郎和军机大臣的和珅,带着自己的女儿去德保家串门。在德保家大门口遇到德保的儿子英和。这英和长得一表人才,聪明伶俐,很会说话,和珅一见就喜欢上了。他看了看身边的女儿,当即就想和德保结亲,要把女儿许配给英和。

  和珅之所以想和德保结亲:一是自己虽然受皇帝宠信,但毕竟不是上三旗出身,相对德宝而言有政治上的先天不足,而德保由于出身上三旗,加之又有才学,早已在仕途上飞黄腾达,他要是能与德保家结亲,就可以与索绰洛氏形成政治关系,这对于巩固自己在朝中的地位十分有利;二是德保有一个聪明伶俐、长相标致的儿子英和,自己和女儿都非常喜欢,能招到这样一个乘龙快婿可是很有面子的事情。但有一点,自己的女儿长得丑,有一只眼也不好使,自然不好找婆家,而这英和有长得眉清目秀,不知道对方肯不肯答应。无论如何,为了自己的前途,还是要努力去撮合,他决定让皇帝赐婚,这样一来,德保就无话可说了。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的某一天,趁着皇上高兴,和珅就把自己想与德保结亲的事告诉了乾隆帝,乾隆帝不明就里,当然很高兴,自己看重的股肱大臣能够相互联姻,这对他非常有利,就满口答应为两家子女的婚事主持一个指婚仪式。

  德保听说消息后,颇为为难,他本来就不喜欢和珅这个政治暴发户,况且听说了和珅的女儿长得不好看,且是残疾。自己一表人才的儿子也肯定不愿意,但如果是皇帝亲自指婚,他德保无论如何也不敢拒绝啊。思来想去,办法只有一个,就是马上给儿子把婚事确定下来,让和珅和乾隆帝都无话可说。

  他二话不说,连忙前去阿思哈家,请求阿思哈将其妾所随嫁的女儿嫁给自己的儿子。阿思哈姓萨克达氏,是满洲正黄旗人,同属上三旗人,乾隆初年由官学生考授内阁中书,充军机处章京。历任甘肃布政使、江西巡抚、山西巡抚、内阁学士、广东巡抚、河南巡抚、云贵总督、吏部侍郎、署吏部尚书、漕运总督等职,算是官宦世家,可谓门当户对。

  当时阿思哈正任漕运总督,阿思哈家知道,两家都是书香门第,地位相当,而且,德保的儿子素称英俊有才,而自己家的女儿本非亲生,两家能够结成亲家可是求之不得的好事啊,当然对此非常满意,当即就答应了德保的请求。德保得到了阿思哈的同意,终于心头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果然,第二天一大早,乾隆帝就传旨召见德保,询问英和的婚姻大事,德保早就有了应对之词,因而很快就回奏说:“臣已与阿思哈已结成亲家了”。乾隆帝听后还埋怨和珅只想着结亲,却没有打听好虚实,只好作罢。而站在一旁的和珅对此极为不满,但也不好插话,只好很尴尬地退了出来。

  和珅知道,德保这是不愿意与自己结成亲家。虽然自己女儿长相不好是其中一个原因,但他认为德保敢当着皇上的面拒绝这门婚事,就是德保根本看不起自己,所以让他在皇帝面前丢面子。和珅愈想愈气,于是就准备寻找机会报复德保。

  德保毕竟是世代为官,关系在朝中也是很硬的,所以发展一直还算顺利。乾隆四十四年,德保以礼部尚书兼吏部尚书事,翰林院掌院学士,负责编纂《音韵述微》。四十五年又任会试主考官,都察院左都御史。四十六年正月兼管太常寺、会官,都察院左都御史。四十六年正月兼管太常寺、会试正考官、《日下旧闻考》总裁官、尚书房总师傅。这一时期的进步可以说与和坤相比也毫不逊色。

  但是随着和珅地位的进一步巩固和官职的不断晋升,德保的仕途发展就“自然而然”开始走了下坡路,这其中和珅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乾隆四十七年四月,因筹办常雩大典草率,天灯只悬挂两盏,斋房坐褥不整洁,德保被革去顶戴花翎、革职留任,十年无过方准开复。五月里,又因大朝站班发生错乱,作为负责监礼的都察院堂官,德保被罚俸一年。随后又以社稷坛内树木不即时修理被记过一次。九月署兵部尚书,十月又因带领皇子编条《明臣奏议》错课被议处,十一月更被免去尚书房总师傅,回原衙门办事。

  这还不算晚,只要和珅在一天,德保的倒霉日子就会一直延续下去。乾隆四十八年二月初,乾隆帝驾临国子监行释奠先师孔子礼后,便欲效法前代圣王,搞一次临雍讲学大典,遂于初七日下令修建国子监辟雍,并派礼部尚书德保、工部尚书兼管国子监事务刘墉、侍郎德成,敬谨前往阅视,度地鸠工,诹吉兴建。该工程大约在乾隆四十九年底或乾隆五十年初竣工,该辟雍建于彝伦堂前,圆顶方宇重殿,桶扇四向各成三间,殿内合为一。宽深皆五丈三尺,外周以廊,深六尺八寸,出檐四尺三寸,池内方基长宽各十一丈二尽。池圆径十九丈二尺,四达以桥,桥各长四丈,宽二丈二尺,池周围有栏。

  乾隆五十年二月,临雍大典如期举行。乾隆帝对辟雍工程颇为满意。但讲学礼毕后赐茶时却发生了听讲众臣皆有赐茶,而进讲之人反立殿外,不得赐茶的尴尬情况,礼部堂官德保等不仅没有获得纪录奖励,还受到交部察议的处分……

  历史记载:和珅倒台后,嘉庆帝曾召见英和,问起他父亲德保与和珅的恩怨,嘉庆对英和说:“汝家事朕皆深悉,惟当日和珅如何欲与汝缔婚,汝父何言以谢?”英和回答说:“那是臣年八岁的时候,和珅初为侍郎,曾至臣家,适遇臣于门外,但问臣年几何。及臣十―岁时,臣父为聘故漕督阿思哈之女,越二年来归,此外别无所闻。迨臣父亡后,大学士阿桂向臣言:当日和珅曾请内务府大臣金简为其女作伐说合,臣父婉辞”。

  嘉庆帝听后连连感叹,对英和说:“你父亲生前受和珅的诽谤太多啦!”英和涕泣回答:“不独生前受谤,身后所上遗折尚为和珅遏抑啊”。第二天,嘉庆帝特恩追赐前礼部尚书德保谥文庄,德保的哥哥、前礼部尚书观保谥文恭。

  英和(1771~1839)是一个清朝有影响的人物。他字树琴,号煦斋,幼名粤溪生、石桐,是乾隆五十八年进士,历官翰林院编修、内阁学士、礼部侍郎兼内务府大臣、军机大臣,入值南书房,又曾官工部尚书、户部尚书兼协办大学士及翰林院掌院学士等职。道光八年(1828年),因主持建造的陵墓浸水,他和两个儿子一同被发配到黑龙江充军,三年后被释还北京闲居。著有《恩福堂全集》,包括《卜魁集》、《恩福堂笔记》和《恩福堂年谱》、《恩福堂诗钞》等。

  英和的大儿子奎照,是嘉庆十九年(1814年)进士,历官至礼部尚书、军机大臣、左都御史等职;次子奎耀,嘉庆十六年中进士,官至通政使,后为南河同知。奎照的儿子锡祉,是道光十五年进士,历翰林院侍讲学士,后官长芦盐运使。

  德保虽然因为冲撞和珅而受到打击,但他耿直的性格确实为后人敬仰。况且他之所以敢冲撞和珅,驳了和珅的面子,从他的后人的表现来看,确实是有这个实力和历史渊源的。可以说,清代索绰洛氏家族确实是一个有影响的家族。《清史稿》这样称赞英和说:“自其父及两子一孙,皆以词林起家,为八旗士族之冠”。

  顺水搭船有功劳

  只要你能想到,总可以利用别人的。对于和珅来说,借用对手之利的一种方法,就是当发现对手即将成功时,立刻和他处在同一个战壕,这样,自己不用出力也会收获成果。

  乾隆二十年,内阁学士窦光鼐被授予左副都御史,督浙江学政。他见浙江各县府库亏空,官吏们只顾溜须拍马,胡作非为,对百姓更是横征暴敛。于是,在乾隆五十一年七月上书乾隆,他在奏折中写道:“臣闻嘉兴、海盐、平阳诸县亏数逾十万,为察覆分别定拟。”于是,乾隆特命尚书曹文植、侍郎姜晟前往浙江调查。然而,调查的结果却与窦光鼐所奏的不符。和珅听说这件事后,忙向乾隆进言:“浙江吏治腐败,前往调查的诸位大臣所奏各个不一,其中定有虚假,皇上须派一位德高望重的大臣亲往探察,方能知晓实情,臣以为唯军机大臣阿桂可堪此重任。阿桂此去,必能查清此案。”乾隆同意之后,和珅又请求乾隆派他的弟弟和琳与同阿桂一起去浙江办案。

  和珅凭多年的为官经验,认为窦光鼐所参奏的事绝不会有假,阿桂此去定能查个水落石出。而他的弟弟和琳此时只是一个笔帖式,一向没有什么功劳,因此,和琳跟随阿桂,什么都不用做,回京即可获享一个大大的功劳,可以借阿桂之实,使和琳得以升官。这一安排足见和珅的高明之处。

  果然不出和珅所料,阿桂调查浙江一案,和琳却凭空捡了个大便宜。案件结束后,已升为户部侍郎的和珅党羽苏凌阿,马上抓住时机为和琳邀功,向乾隆上奏道:“和琳虽官卑职小,但此次查案,甚为公正,且颇干练,终使案情大白于天下,显圣上持政整肃清正,和琳实应嘉奖。”于是和琳得了个杭州织造的肥缺,此后不久,又升为湖广道御史,从此和琳飞黄腾达起来。

  和珅于是“借助他人之力”是自己人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可见他把这一计策运用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而且他只是让对手去冲锋陷阵,自己却趁机分得别人拼死才得来的成果。就算对方没有成功,也可以把脏水尽量往对方身上泼,自己只赚不赔。和珅保荐对手福康安去平复台湾之乱就是一例。

  福康安深得乾隆信任,一朝之中,除了阿桂,就只有福康安配做和珅的对手了。据当时的外国使臣记载,福康安“稍欲歧贰于和珅,颇自矜持,收拾人心,而宠权相符,势不两立”。因此,和珅屡次排挤打击福康安都终未成功。

  乾隆后期,随着大批大陆的民众迁移到台湾,由闽、广、浙沿海一带迁徙而来的客家人逐渐与台湾的土著民形成了相互对立的两方,冲突不断。所以,由大陆到台湾谋生的汉族百姓按籍贯结成帮派,以便求得生存和发展。由此,台湾出现了天地会、小刀会等很多秘密组织,其中,影响较大的秘密会社就是天地会,它的首领为林爽文。

  乾隆五十一年七月,林爽文带领天地会与台湾的本地秘密会社雷公进行大规模械斗。台湾总兵柴大纪带兵镇压,并且捉拿了天地会会员张烈。林爽文率领天地会的人劫走张烈,并在激战中射死了一个官兵的把总。柴大纪因此大怒,加紧追剿天地会。林爽文为了拯救天地会,于是决定率众起义。自称大师,自制武器,树起大旗,连夜进攻清军营地,大败清军。林爽文乘胜追击,攻下了彰化县城,并杀死了城中的大小官员,在彰化以“顺天盟主”的称号发布告示:“照得本盟主因文武贪污,剥民膏脂,所以本盟主顺天行道,共举义旗,剿除贪污,拯救万民,以快民心。”

  眼看形势危急,军机处向乾隆转呈了闽浙总督常青的急报:“台湾彰化县贼匪林爽文结党设会,严重危害岛内安全,聚众滋事,大有愈演愈烈之势。十一月二十七日,彰化县俞峻在大墩拿贼时,县城也被贼众占据……”乾隆对此大为恼火。和珅认为大军前去必能成功,就立刻推荐自己的门生常青前去镇压,希望一击而破敌。谁知,常青是个中看不中用的人,他按兵不动,不敢出击。害得和珅受了乾隆的呵斥。

  和珅情急之下想到了福康安,再加上乾隆对福康安向来器重,在这样的危急时刻,乾隆一定会考虑到福康安,自己何不来个顺水推舟,举荐福康安前去破敌?如果福康安能够得胜回朝,自己可坐享举荐之功,即使他败了,自己也不会受到任何损失,同时也是个福康安一个教训。况且,乾隆素来知道他与福康安不和,他如果不计前嫌举荐福康安,更是一个在乾隆面前树立自己的形象的大好机会。于是,和珅就向乾隆进言道:“常青年老无能,当务之急是要派一位真正能征善战的将军,只有陕甘总督福康安是最适合的人选,他身经百战,战功赫赫,经验丰富,定能担此大任。”

  和珅的这一举动让乾隆非常感动,不仅说中了乾隆的心思,而且让乾隆对他和珅另眼相看,在乾隆看来和珅毕竟不同于—般的大臣,他能不计前嫌,心地宽广,实在是难能可贵呀!于是,当即命福康安前去台湾平叛。与此同时,和珅却又给福康安使坏。他向乾隆进言说,台湾路远,行军困难,后援难以跟上,所以派去增援的军人在精而不在多。台湾现有近十万大军,林爽文之徒不过是乌合之众,相信不日就会溃败。于是,乾隆一一采纳了和珅的建议,下诏命协办大学士、陕甘总督福康安前往台湾替代常青,督办军务,又谕令海兰察为参赞大臣,护军统领舒亮、普尔普为领队大臣,各带内宫侍卫等二十人前往台湾,调湖南、湖北、贵州等地绿营兵各二千人,以及四川兵二千人,增援台湾。

  福康安接到这一命令,知道是个吃力不讨好的差事,心中不免大为不安。台湾与大陆隔海相望,粮草辎重难以补充;况且,岛内贼匪众多,地理地势也不熟悉,实是一个难啃的硬骨头,再加上增援的大军由于和珅从中作梗,人数只有6000人,实在令人为难。然而,君命难违,福康安只好率军出发,好在福康安军事素质过硬,在台湾苦苦争战一年有余,终于在乾隆五十三年正月初五捕获了林爽文,将他押解京师,台湾这才稳定下来。

  乾隆见福康安擒住了匪首,非常高兴,赐福康安黄腰带、紫缰、金黄辫、珊瑚朝珠。同时,和珅因举荐福康安平定台湾有功,赐紫缰,并封为“三等忠襄伯”。虽然和珅并未亲临战阵,但乾隆还是感到和珅功不可没,因大军军饷全赖他一人筹划,特赐诗一首:

  承训书谕兼通满汉,

  旁午军书惟明且断。

  平萨拉尔亦曾督战。

  赐爵励忠竟成国翰。

  福康安在台湾一年多,经历了血雨腥风,多次出生入死才得此嘉奖,而和珅却仅仅在后方调度就被封为“三等忠襄伯”,心中非常不满,但也无可奈何。从中也能看出和珅善于坐收渔翁之利的先见之明,不得不让人佩服。

  和珅才输纪晓岚

  纪昀,字晓岚,一字春帆,晚号石云,道号观弈道人。生于清雍正二年(1724年)六月,卒于嘉庆十年(1805年)二月,历雍正、乾隆、嘉庆三朝,享年八十二岁。因其“敏而好学可为文,授之以政无不达”(嘉庆帝御赐碑文),故卒后谥号文达,乡里世称文达公。他一生博览群书,号称“无书不读,博览一世”,以文采名满天下,时人称“天下第一才子”。纪晓岚著有《阅微草堂笔记》等书。

  纪晓岚才情非常,和乾隆帝常常诗文一唱一和,博得众大臣的喝彩,留下很多佳话。

  乾隆曾经屡次南巡,有一次途中经过泰山,率领群臣举行封禅大典。乾隆帝率群臣在岱庙祭祀,恰好庙前正在上演梆子戏《西厢记》,乾隆帝向来喜欢听戏。这次忽然灵机一动,想出一个绝妙上联,就对群臣说:“朕想起一道上联,诸卿可试对下联:东岳庙,演西厢,南腔北调。”

  群臣纷纷叫好,可惜一时无法接对,只有纪晓岚缓缓对道:“春和坊,卖夏布,秋收冬藏。”春夏秋冬四季正应对东南西北四方,而且内容也非常贴切,纪晓岚获得众大臣和乾隆的称赞。

  和珅自认为有文采,但总是没有纪晓岚文思来得快,所以常常对纪晓岚心怀不满。和珅与纪晓岚你来我往,互相交锋。

  乾隆帝喜欢游山玩水,封禅之余,当然少不了游玩一番。这一日,乾隆到了山东济南府大明湖的遐园。这是济南第一庭园,风景幽静典雅。大明湖湖心有一座历下亭,建于北魏,历史悠久。乾隆说道:“这等风景佳绝之地,必定有历代的文人骚客留下诗词歌赋,哪位爱卿知道啊?”和珅向来会讨好皇上,这次也立刻接口道:“皇上圣明,诗文自然是有的……”和珅其实也就是半瓶子水平,他一时忘了是谁写过诗,只好职务两句搪塞过去:“这里风景优美,天下闻名,有很多文人骚客都留下过诗文。”

  乾隆见和珅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心中有些不满。纪晓岚在一旁娓娓道来:“诗圣杜甫曾在这里写过一首诗。杜甫到临邑县看望弟弟杜颖,经过济南府的狮吼恰好碰上了北海太守李邕,二人素来交往甚厚,就在这个亭子与当地名士共谋一醉。杜甫诗兴大发,当场赋诗一首。微臣早年曾经读过《杜工部诗集》,里面有《陪李北海宴历下亭》,诗曰:

  东藩驻皂盖,北渚凌清河。

  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

  云山已发兴,玉佩仍当歌。

  修竹不受署,交流空涌波。

  蕴真惬所遇,落日将如何。

  贵贱俱物役,从公难重过。

  这应该算是此处比较有名的一首诗了。”纪晓岚说完,不亢不卑,静立一旁。

  乾隆帝见纪晓岚连这样的文人佳话也了解得一清二楚,不禁称赞道:“纪昀真是博览群书,学识渊博,诸位爱卿要多多学习。”说完,继续游玩。

  和珅见纪晓岚让自己更加出丑,认为纪晓岚是故意卖弄,暗暗生气。纪晓岚自恃才高,却也不顾忌和珅的想法。

  乾隆有一次出一上联:“朝中有人常说,南方山明水秀,到处有才子。可谓:人云南方多山多水多才子。”

  有一次,群臣随乾隆帝游玩了一天,乾隆帝意犹未尽,不觉已经到了黄昏,抬头看见天上飞来一只白鹤。乾隆帝道:“白鹤乃祥瑞之物,哪位爱卿以白鹤为题,作诗助兴啊?”

  乾隆帝话音刚落,纪晓岚不假思索,才思泉涌:“万里长空一鹤飞,朱砂为顶雪为衣。”谁知纪晓岚诗还没做完,白鹤早已越飞越远,在黄昏中只剩天边一个黑点。和珅见纪晓岚又抢了自己的风头,早已心生醋意。见此情景立即不怀好意地道:“你看那鹤,现在明明是一只黑鹤,何来‘雪为衣’之说?”

  乾隆帝知道这是和珅有意为难纪晓岚,他却有意试一试纪晓岚的应变能力,就饶有兴致地说:“和珅说的没错,现在确实是一只黑鹤。纪昀,你如何解释?”

  纪晓岚也不恼怒:“皇上说的是。”说罢看了和珅一眼,接着吟道,“只因觅食归来晚,误入曦之蓄墨池。”乾隆帝见纪晓岚果然文思机智,夸奖道:“纪昀不愧是我朝大才子,不但学识广博,而且心眼儿转得快,作诗巧妙。”

  和珅偷鸡不成蚀把米,恨得牙根疼。其实和珅《四书》、《五经》无不精熟,只是在纪晓岚面前那就是小巫见大巫了。

  乾隆帝有一次南巡到了镇江,群臣陪着乾隆帝游金山的江天寺。登到山顶,乾隆帝登高远眺,心旷神怡。一旁的和珅知道乾隆帝又想吟诗作对,于是道:“万岁爷才学过人,不如和群臣共乐,一起吟联作对吧!”乾隆正有此意,只见他他远望长江景色,悠悠吟道:“长江好似砚池波,”乾隆不愧胸怀宽广,有帝王气魄。他以长江为砚池,这句诗既有诗意,又有文采。

  众大臣纷纷赞叹不已,乾隆帝也自鸣得意。一旁的刘墉续道:“举起焦山当墨磨。”恰好不远处的焦山也是著名景色,碧波环抱,在万里长江之中,宛若砥柱中流,名字恰好带一“焦”字,这句诗把焦山比做墨真是再贴切不过了,众人暗中称赞。和珅当然不肯落于人后,四处一望,见东北方向有一座七层孤塔,于是道:“宝塔七层堪作笔,”乾隆大喜,称赞道:“这笔、墨、砚都有了,最后一句就差书写了,真是妙啊!”书写江山当然是皇帝的事,乾隆帝看到十五皇子永琰,有意让他来这最后一句点睛之笔。

  永琰才情不比乾隆刘墉,斟酌之间,一时不知如何应对。正好纪晓岚在一侧侍立,悄悄提醒了一句,永琰豁然开朗:“青天能写几行多。”这最后一句,虽显得有些随意,仿佛信手拈来,却最为气势磅礴。四句诗嵌入了文房四宝,众人齐声叫好。乾隆帝今日得此佳句,不觉十分惬意。

  和珅这次总算没落下风,心情自然很好。他看到山顶的寺庙外有一照壁,知道皇上喜欢题词,于是提议道:“恭喜皇上得此佳句。不如在寺庙留下题词,让世人瞻仰墨宝,恩泽天下,岂不妙哉?”乾隆欣然同意,但一时拿不定主意留个什么字好。

  纪晓岚上前说:“皇上今天在这里览此江天,不如用‘江天一览’四字。”乾隆一听,此四字气势磅礴,邮费藏贴切,就欣然同意了。不料乾隆因年高而一时笔误,将“览”字写成“监”字却并没有发现。幸亏纪晓岚在一旁有意提醒,就对刘墉高声说:“览者,看也。”刘墉会意,也高声回答:“正是。高山览胜,实乃人生快事。”

  乾隆立刻醒悟过来,当下又写了一个“览”字,写完后,众人更是齐声叫好。寺里的方丈千恩万谢,收下题词,后来专门在山顶建了一个石亭,让工匠将这御书的“江天一览”四个字刻成石碑,竖在亭内,供后人观赏。纪晓岚不仅文采飞扬,而且颇为了解人的心思,不愧天下第一才子称号。

  纪晓岚不仅才情高,而且喜好幽默,爱和大臣们开玩笑。有一次,纪晓岚与一位官员闲谈,此人脑门上长了个瘤子,纪晓岚就对他说:“你身为朝廷命官,要注意形象,应当赶快找大夫医治啊。”大臣道:“实不相瞒,四处求医就是不见效啊!”纪晓岚一脸认真地说:“我知道一位郎中,此人医术高明,绝非一般庸医可比。你多备好礼前去求教,定能成功除去此疾。”大臣连忙感谢纪晓岚的关心。第二天就带着厚礼急匆匆前去拜见。谁知那位郎中的脑袋上有颗比自己脑门上还大的瘤子,这才知道被纪晓岚给戏弄了,只好苦笑而回。

  纪晓岚是天下闻名的才子,众人对他的书法也是趋之若鹜。有一次,和珅修建了一座小亭子,想请纪晓岚题词,以此来炫耀自己的权势——连纪晓岚这样名满天下的大学士也要为他题词。

  纪晓岚本来不想给他书写,怕玷污了自己的名声,又不好明着得罪和珅。到和珅的花园里转悠了半天,见和珅得意洋洋,想到这亭子说不定又是贪污了多少银两才修建起来的,想来心中气愤,便想趁机戏弄他一下。

  他装作不经意间走到竹林旁,很认真对和珅说:“《诗经》中有一篇《小雅》,是歌咏周王宫的。有一句叫“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形容竹子碧绿青翠,松柏茂密。贵府花园风景秀美,何不将这小亭称作“竹苞”?”

  和珅也知道诗经中有这两句,觉得这两个字选得不错,暗暗自责没有想到这两句。此二字很符合花园的意境,于是欣然同意。纪晓岚就认真地写了“竹苞”二字,文笔饱满,苍劲有力。和珅乐呵呵地吩咐下人镶金匾额,挂在亭子上。

  和府修建完毕后,乾隆帝趁机到和珅家来游玩,还叫了一帮大臣随驾,和珅深感荣耀。乾隆帝游玩到后花园中时感觉累了,便来到凉亭休息,无意间见到凉亭上“竹苞”二字,饶有兴趣地问道:“这书法饱满遒劲,名字不俗,匾额是何人所题?”

  和珅正想显摆一下,就赶紧回禀皇上:“匾额出自纪晓岚之手,名字也是他起的。《诗经》中有‘如竹苞矣,如松茂矣’,此处风景正合此意。”

  乾隆盯着匾额细看了一会儿,突然哈哈大笑,指着匾额说:“纪昀这个人,倒是真有意思。‘竹苞’二字,意境倒也不错,用在这里却是别有一番新意,哈哈。你再仔细看看,此中暗藏着什么玄机?”

  陪同的大臣也是饱学之士,早有人看出了问题,心中暗自发笑,却又不好说破。和珅还是不解,有些纳闷地侍立一旁,只好回答:“奴才实在看不出来。皇上明察秋毫,还请赐教。” 乾隆帝大笑道:“纪昀在变着法子骂你呢!此二字拆开便是‘个个草包’,岂不有趣得很!”

  和珅见纪晓岚骂了他还让他看不出来,他还在这里卖弄。现在丢人丢到皇上这儿了。和珅气愤却无法怪罪纪晓岚,只怪自己没看出来。不过,和珅趁机恭维道:“这都是皇上意会,恰巧为陛下今日游园助兴。奴才能为皇上增加一点儿乐子,实在是奴才的荣幸呵!”

  和珅为了哄皇上高兴,不惜拿自己开涮,真是令人佩服。乾隆受了和珅的奉承,只觉得如沐春风,道:“纪昀有才气,和珅有雅量。平日里以文字开开玩笑,也是文学佳话;在朝中应该同心协力,为朝廷出力。”

  和珅觉得这毕竟是很没面子的事,他决定找机会报复纪昀。和珅党羽众多,眼线极广,机会很快被他找到了。

  不久,江苏扬州爆发了一件大案——两淮盐引案,朝野震动。纪晓岚有一个儿女亲家卢见曾,字抱孙,号雅雨山人,时任两淮盐运使。卢见曾平时慷慨好义,结交士人,宾客众多;朋友有了困难,他经常慷慨解囊,有时甚至不惜挪用公款。和珅暗暗查到此事,添油加醋地向乾隆禀报,称卢见曾犯有贪污大罪。乾隆帝勃然大怒,下令朝廷议罪,结果是抄家查办。

  和珅故意给纪晓岚放出风声,把卢见曾的罪行说得很严重,纪晓岚不免心急如焚:卢见曾落到和珅手里,难保是什么结局,。思来想去,纪晓岚有了办法。他找来一个空白的信封,里面装一点儿茶叶,用加盐的面糊封好口;然后装人一个精制的盒子中,派人火速送往扬州卢家,就说里面是古玩,请亲家仔细玩赏。

  卢见曾接到信后,心中疑惑。他素知纪晓岚善于玩文字游戏,仔细琢磨一会儿,终于悟出,这表示是“盐案亏空,查封”。纪晓岚正是借此报信,要他有所准备。卢见曾赶紧转移一些财产,不久果然案发。最后朝廷抄家时,由于卢见曾事先准备,家产并没有损失多少。而纪晓岚给卢见曾报信只用了一个空信封,朝廷自然没有证据。

  和珅却不死心,他四处派人调查,得知纪晓岚曾经在查案之前给卢见曾送信,于是一口咬定是纪晓岚走漏了消息。乾隆传令搜查卢见曾的信件,一无所获。和珅很纳闷,命令严加刑讯,卢见曾死不认账。但是他的孙子卢荫恩扛不住酷刑,供出了纪晓岚。乾隆恼怒,立即召见纪晓岚询问事由。纪晓岚只说自己并未事先透露一句话,请圣上明察。

  乾隆大怒,纪晓岚只好陈述了事情的过程,并磕头请罪道:“陛下管理官员大臣,是按照律法执行,合情合理。微臣一念之差,只顾私情,罪有应得。请皇上治微臣之罪。”

  和珅在文学上无法和纪晓岚相比,这一次终于战胜了纪晓岚。两淮盐商看到卢见曾失势。可谓墙倒众人推,纷纷作证,说他贪污索贿。再加上和珅背后指使。卢见曾被判绞刑,纪晓岚也因为私自通风报信,被流放乌鲁木齐,发配充军。

  纪晓岚虽然别发配,但心态很好。他的朋友为他饯行,他仍然谈笑风生。和珅听说后,一心要看看纪晓岚出丑,看看他失魂落魄的样子,于是不请自到。众人知道纪晓岚词语路途遥远,路上难免悲伤,所以只聊一些闲话,并不提送行之事。和珅却不饶他,举着酒杯幸灾乐祸地作了一首诗道:

  有水为清,

  无水也为青,

  去水添心便为情。

  不看僧面看佛面,

  不看你情看我情。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诗中隐隐有嘲笑之意,众人都不敢做声,暗骂和珅太不是东西,这个时候还在纪晓岚伤口上撒盐。

  纪晓岚想,反正已经被发配充军,临走不妨戏弄他一下。于是笑道:“和大人出了题,我也只好献丑了。”说着,纪晓岚抑扬顿挫地吟道:

  有水为溪,

  无水也为奚,

  去水添乌便为鸡。

  野兽得势皆似虎,

  落魄凤凰不如鸡。

  众人一听,这是在讽刺和珅狐假虎威,借皇帝之手打击纪晓岚,不仅哄笑起来。和珅自讨没趣,只好悻悻而归。

  纪晓岚千里迢迢充军到乌鲁木齐之后,当地军官特别照顾他,还以师相称。海兰察和兆惠取得黑水河大捷,纪晓岚还帮助处理相关事宜。同时,纪晓岚经常给将军们讲解《四书》、《圣武记》,声望极高。

  乾隆没了纪晓岚,文辞方面再无人能想纪晓岚那样与自己相和,有些失落。加上纪晓岚做官这么多年,从不擅权,也不结党营私,文笔又好,心中很是不忍。不久就宣旨,赦免纪晓岚的罪责,命他返回京城任职。

  和珅见纪晓岚居然又被乾隆帝召回了京师,知道了他在乾隆帝眼中的分量,也就不敢随意打击他。乾隆帝想编纂《四库全书》,重新启用博学多才的纪晓岚。乾隆安排纪晓岚任翰林院编修之职。不久,《四库全书》正式开始编纂,纪晓岚成为当之无愧的总纂官,和珅任《四库全书》总裁。二人不得不开始通力合作。

  此后十余年间,纪晓岚为了《四库全书》,殚精竭力,丝毫不敢松懈。全书完成后,和珅在文渊阁中翻看,发现了一些抄录有错的地方。和珅这么多年之所以没出手,是因为乾隆给了纪晓岚历史性任务,自己不敢随便治他的罪,如今《四库全书》已经完稿,又想打击这个宿敌。

  和珅细心地把书中的错误一一抄录,整理好后呈给乾隆,奏说道:“《四库全书》的本意是为了体现大清的文法盛事,纪昀、陆锡熊等人故意漠然视之,视同儿戏,不认真校对其中的错误。”

  乾隆对《四库全书》也非常重视,见其中有这么多错误,当然不满。他当即命令纪晓岚率人重检《四库全书》,重新把文渊阁的藏书校正一遍,陆锡熊率人前往沈阳,把文溯阁的藏书全部校正一遍,产生的费用全部由自己来支付。这个决定可害苦了纪晓岚。

  几个受处罚的人中,陆锡熊到沈阳后不久,想到自己这么多年把书完成,竟然是这样的一个结果,最后悲愤而死。总校官陆费墀被免去所有职务,还得自己出钱把《四库全书》所有的藏书都装裱一番。陆费墀不久也因劳苦不堪而去世。好在纪晓岚心态淡然,最后总算顺利完成了任务。

  此后,年老的纪晓岚看到和珅深得乾隆宠幸,皇上屡次想拿自己开刀,就变得十分谨慎。纪晓岚心中明白,自己的才学在乾隆面前只是闲暇时的消遣,和珅才是乾隆最信任的人,自己只能暂时避一避。

  一次,礼部侍郎尹壮图得罪了和珅,被和珅陷害弹劾,纪晓岚准备为他求情,不料却被乾隆当场痛骂了一顿。监察御史曹锡宝与纪晓岚素来交好,他弹劾和珅的家奴刘全,被陷害革职,纪晓岚再也不敢出来为他说话了。

  其实,纪晓岚和曹锡宝关系很好,他却不敢与和珅作对,只有写了一首《题曹剑亭绿波花雾图》,聊以言志:

  其一

  醉携红袖泛春江,人面桃花照影双。

  名士风流真放达,兰舟不著碧纱窗。

  其二

  洒落襟怀坏壕身,闲情偶付梦游春。

  如何乐府传桃叶,只赋罗裙打动人。

  诗中不曾明写曹锡宝,为的是不让和珅抓住把柄,但隐秘表达了同情之意。

  在乾隆帝看来,纪晓岚虽满腹经纶,但毕竟只是一个学者,而学者型的人缺乏经世之才,不可委以重任。所以,无论是有实权的军机处,还是享有荣誉的内阁,都不会安排纪晓岚与身其中。

  嘉庆元年(1797年),内阁准备增补一名大学士,论资排辈纪晓岚也够了。但是太上皇却绕过纪晓岚而破格擢用董诰为大学士。董诰比纪晓岚小十六岁,中进士也比纪晓岚晚九年,乾隆就这样一直不重用纪晓岚。

  乾隆曾经对刘墉、纪昀、彭元瑞、董诰几个人评价道:“刘墉、纪昀、彭元瑞三人皆资深,墉遇事模棱,元瑞以不检获愆,昀读书多而不明理,惟诰在直勤勉,超拜东阁大学士,明诏宣示,俾三人加愧励焉。”可见,在乾隆的心中,纪昀虽然才学甚高,但施政能力不足,只能做文学方面的事,这在两淮盐引案中有深刻体现。

  纪晓岚一生在朝廷就做了两件事:一是主持科举,二是编修书籍。他曾两次为乡试考官,六次为文武会试考官,故门下学子甚众,在文士中影响颇大。纪晓岚主持修书的次数更多,先后做过武英殿纂修官、三通馆纂修官、功臣馆总嬖官、国史馆总纂官、方略馆总校官、四库全书馆总纂官、胜国功臣殉节录总纂官、职官表总裁官、八旗通志馆总裁官、实录馆副总裁官、会典馆副总裁官等。

  纪晓岚编修《四库全书》期间,“自始至终,无一息之间”,其辛劳不言而喻,却受益匪浅。纪晓岚曾经写诗《自题校勘四库书砚》:

  检校牙签十余万,濡毫滴渴玉蟾蜍。

  汗青头白休相笑,曾读人间未见书。

  《四库全书》修成后,纪晓岚迁礼部尚书,充经筵讲官。乾隆帝格外开恩,特赐其紫禁城内骑马。纪晓岚六十岁以后,五次出掌都察院,三次出任礼部尚书。礼部尚书主管朝廷中的礼仪、祭祀、宴餐、贡举等事务,是教育和文化事业的一把手。

  嘉庆亲政后,立即将和珅处死,并重用纪晓岚。纪晓岚立刻上奏天子为曹锡宝和尹壮图平反,并负责主持《四库全书》最后一部分官修书籍的补遗工作,使这部巨著更加完善。

  乾隆帝在世时,纪晓岚因受到乾隆帝的限制,从来没做过大学士。和珅倒台后,纪晓岚仍然保住原有的官职。嘉庆八年(1803),纪晓岚八十大寿,嘉庆帝派员祝贺,并恩赐礼物祝贺。嘉庆十年正月,纪晓岚终于得到了他早就该得到的荣誉,成为大学士,加太子太保荣誉头衔。然而上苍妒贤,仅仅一个月后纪晓岚就去世了,但无论如何,他得到了应该得到的官职和荣誉,应该没有遗憾了。

  纪晓岚死后,嘉庆帝特派官员到其墓前临穴致祭,嘉庆帝还亲自为他作了碑文,内有“敏而好学可为文,授之以政无不达”,这是对他最大的褒奖,所以他的谥号为文达,乡里世称文达公。

  翰林自有翰林节

  和珅掌管翰林院时,为了显示自己的威风,让翰林给他行跪拜大礼。刘定逌坚持只行拱手礼,和珅竟然将他除名。刘定逌“载书五车”归乡里,时年37岁,正是精力旺盛时期,他愤恨地写道:“千年成此恨,耿耿不能磨”。和珅权势之大,无法想象。

  敢对和珅不敬的人,都非同寻常。刘定逌是壮族人,字叙臣,又字叔达,号灵溪,因为对抗和珅,成了广西人们心目中的英雄。

  刘定逌康熙五十九年(1720)出生在广西武缘(今武鸣县)太平乡葛阳村一个书香人家。他小时候就是个“神童”,他自幼聪颖好学,博闻强记。清雍正二十年(1734年)应县试,考取案首(第一名),进入学宫,继续攻读。 乾隆六年(1741年)考选贡生。乾隆九年,参加广西乡试中解元(第一名)。乾隆十三年上京参加殿试,赐进士及第,授翰林院编修,后因得罪和珅而回乡。回乡后,他先在隆安县驮厚村办私塾,后在家乡葛阳社学授徒糊口,不久被思恩府聘为阳明书院长。嘉庆六年(1801年)主讲宾州(今宾阳)书院。从事教学数十年,培养了大量的人才。嘉庆九年,广西举行乡试后,特别邀请84岁高龄的刘定逌重赴鹿鸣宴。由于他以乾隆九年乡试第一名举人的身份参加这个宴会,时人对他极为尊重。时任广西巡抚张百龄,“手书‘玉清尊宿’四字表其门”。广西学政帅承瀛也即席赋诗二首表彰他“育才养士”的功绩。

  刘定逌主张以四书五经,三纲五常为做人之本。他尊孔崇儒,极力传播封建文化,对于壮族文化的进步和思想意识的开化,是有一定的历史影响的。他鄙视权贵,刚直不阿,同情平民百姓,至今有关他这一思想的民间故事仍广为流传。著有《论语讲义》、《四书讲义》、《三难通解训言》、《读书六字诀》、《刘氏族谱》、《刘灵溪诗稿》等,在当时影响颇大。其《论语讲义》,“学者莫不诵习”、读后“神怡意畅”,其指点口诀,“最足开悟”,被称为“粤西第一流人物”,“以盖世之才,崛起尘寰,利甲文章,伟然当世”。他还著有《重修灵水庙碑记》、《移建葛圩隘碑记》、《重修武缘县忠义祠碑记》、《罗衣古寺碑记》等几篇短 文及数十首诗歌。嘉庆十一年(1806年)刘定逌病逝,终年86岁。大学士蒋攸铦在《刘定逌墓志铭》中,称赞他的德行如“漓江之水,清且涟兮”,学问如“独秀之峰,高不蹇兮”,是德高望重的教育家、才华出众的诗人。

  少年时期的刘定逌参加县试,考取第一名,进入当地学官。徐学官怀疑他是否有真才实学,曾经出上联考他:“绿水本无忧,因风皱面。”让他对下联,他马上对:“青山原不老,为雪白头。”徐学官惊奇万分。

  乾隆十三年的时候,意气风发的刘定逌离家远赴京城,准备参加乾隆帝主持的殿试。刘定逌身材矮小,其貌不扬。路过山东,恰好遇到一群山东的举子,也要上京赶考。山东是圣人孔夫子的家乡,自古人才辈出。这几个山东学子觉得自己出自圣人故乡,不把这个千里之外的广西举人放在眼里。

  有一个年轻人自恃才高,想捉弄一下来自广西蛮荒之地的刘定逌,于是出了一个上联讥讽道:

  小马无知嫌路窄,

  刘定逌立即不亢不卑地对道:

  大鹏展翅恨天低。

  那位山东学子见刘定逌不可小觑,就略一思索,又拟了一个难度高一些的上联:

  西鸟东飞,遍地凤凰难下足,

  这明显是把山东举子比作遍地的凤凰,把西来的刘定逌比作普通的鸟,暗喻这只鸟在一群“凤凰”面前没有立足之地。

  见孔圣人故乡的人也不过如此,刘定逌淡然一笑,想也不想,就随声应对:

  南麟北走,群山虎豹尽低头。

  刘定逌在下联中把山东举人比作虎豹,把自己比作麒麟,寓意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不可妄自尊大。山东学子一听,觉得碰到了高手,对刘定逌刮目相看,心生敬意,连忙行礼。刘定逌连忙回礼,二人互通了姓名,讨论学问。

  刘定逌果然一举成功,当年就考上了进士。殿试后,乾隆帝随口问道:天下第一味是什么?刘定逌回答说:“盐”,立刻博得满堂彩,乾隆帝也非常高兴国家出了栋梁之才。从此,刘定逌的大名也在群臣中传播开来。

  过了几天,乾隆帝带着新科进士外出郊游,想考考他们的学问。乾隆见一水塘下干涸的水沟中有块石碑,便令人往水塘放水,令随行的进士记碑文,看谁记得最快最多。因为水涨的速度极快,许多进士仅能背出碑文的上半部分。轮到刘定逌时,他顺利背出了所有内容,一字不差。乾隆帝非常惊讶,问他是怎么做到的。刘定逌说,水从下往上涨,石碑下部首先被淹没,于是他便从下往上记碑文,待水漫过石碑时,他已把碑文全记住了。众人十分佩服他的机智。

  随后,乾隆赐刘定逌人翰林院进修了三年,又命他担任翰林院编修。刘定逌学问深厚,性格直爽,为人也随和,所以在翰林院过得倒也很顺利。

  谁料,没过几年,和珅的地位日益高升,很快控制了翰林院。和珅处处透着强势,后来终于与刘定逌发生了矛盾。

  和珅没有掌控翰林院时,翰林见到掌院学士,只行弟子(学生)礼。学生见先生,行个拱手礼就可以了。行礼时,双腿站直,上身直立或微俯,双手互握合于胸前,表示尊敬即可。到了和珅兼掌翰林院,为了抖威风,他竟然要求翰林给他行跪拜大礼。

  翰林中那些希望巴结和珅的,每次见了都行跪拜大礼,甚至那些有求于和珅的主动上前跪拜;有些虽然不情愿,但碍于和珅的地位,不得不行礼。刘定逌算是翰林院的“老人”了,对和珅的贪污行径也早有耳闻,对和珅的为人非常不屑。

  自从和珅入主翰林院,别的翰林见了和珅,都要跪拜;刘定逌依然坚持只行拱手礼,真可谓特立独行。和珅虽然掌管翰林院,却连乡试都没中,是没有功名的,有大学问的刘定逌对此更加鄙视。刘定逌的种种行为终于得罪了权大势重的和珅,被和珅视为眼中钉。

  和珅家中有很多藏书,时不时就要搬出一部分进行晾晒,免得发霉,另外也有向世人说明他是个饱读诗书之人的意思。刘定逌觉得和珅这是在故作姿态,十分滑稽。有一天,刘定逌故意躺在一条板凳上,露出肚子来。和珅见了感到奇怪,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刘定逌不紧不慢地回答:“我要把肚子里的书晾一晾,免得发霉。”和珅立刻明白这是在讽刺自己,甩袖走了。

  这种违逆和珅的事情多了,和珅终于恼羞成怒,随便找了个“大考论事不如式”的理由,参奏了刘定逌一本,略施手段,就把刘定逌逐出了翰林院。

  和珅把刘定逌赶出翰林院后,刘定逌空有翰林的名头,一时之间却生活无着落,于是到京城里的同僚好友罗源汉家中暂时居住。罗源汉是翰林院的编修,湖南长沙人,也算是京城名宦,佩服刘定逌的才学,对刘定逌很客气。

  刘定逌虽然被罢了官,却不太在意,生活依然悠然自得。京城有一家当铺养了一条恶狗,不加管束,经常追咬路人,百姓告官多次,却因他后台硬而难以成功。刘定逌决定为百姓出一口气。

  这一天,刘定逌带着仆人来到当铺转悠,无意间翻看了桌上的账本,东家看他是文人,不是做生意的,也不在意。突然,刘定逌将账本撕得粉碎,扔到火堆里了。东家大惊,急忙灭火取书,可惜早已化为灰烬。

  东家气的要前来打他,刘定逌的仆人对当铺东家说:“东家不必担心,我家主人有过目不忘的本领,只是来开个玩笑。你所有的账目,主人看了一遍就能记在心上。我家主人喜欢吃狗肉,只要你杀狗请他吃一顿,自然会把账本写出来给你。”老板见没了账本,只好死马当作活马医,杀了恶狗,请刘定逌大吃一顿。刘定逌果然把把账本写好了,账目数字分毫不差,一时间传为佳话。

  有一天,和珅有事到了罗源汉家。和珅办完事后,顺便给罗源汉做了个人情,对他说:“听说刘定逌在你这里,你们是朋友吧?他也没犯什么大错,你让他出来见我吧。”

  罗源汉也想趁机让二人和解,连忙说:“和大人有大量,我这就去叫他,有什么得罪之处,让他给你认个错也就是了。”

  罗源汉知道,虽然和珅除了他的名,但还是翰林院的“编制”,只要刘定逌能跟和珅和好,很快就会回翰林院上班。

  不料刘定逌听说是和珅来了,竟然拒不相见。和珅很没面子,心里十分恼火,恨恨地出了罗源汉家。罗源汉好人没做成,十分尴尬。他对刘定逌说:“刘兄何必如此固执?常言道,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和珅是个睚眦必报的人,你何必跟他过不去呢?”

  刘定逌淡淡一笑,道:“我是当今皇上钦点的进士,御赐的翰林,他能把我怎么样?京城里哪个不知道和珅那点儿墨水,居然掌管翰林院,这是对读书人的侮辱,我偏偏不买他这个账,让他知道知道,我大清读书士人的骨气。”

  罗源汉连忙劝他道:“如今和珅权倾朝野,人人都怕他三分,就连皇上有时候都听他的,何况你我这些小小的翰林?如今皇上对翰林院并不了解,日常事务都是和珅一手把持。你不要太过执拗,要不和珅不会放过你的。”

  刘定逌不以为然:“随他去吧。我早已看淡了官场风云,在和珅这样的人手下做官,我不做也罢。”

  果然不出所料。几天后,和珅就到翰林院,找个借口直接把刘定逌的名字从翰林名单中抹去了。刘定逌知道和珅不会就此善罢甘休,于是索性离开了生活多年的京城,返回广西老家,结束了仕宦生涯。临行前,刘定逌写下“千年成此恨,耿耿不能磨”的诗句,并预言:和珅如此妄为,终究有覆灭的一天。

  回到广西后,刘定逌潜心教学事业。由于他学问渊博,所以他的影响在当地非常大,经常到各地的学院讲学。他还为桂林秀峰书院撰了一联:

  于三纲五常内力尽一分,就算一分真事业;

  向六经四书中尚论千古,才识千古大文章。

  这副对联融合了他对教育事业的终生理解,一直流传下来。

  他还制定了《秀峰书院学规》,写《“三难”通解训言》悬于书院讲堂,作为学生行为准则,此后长达百年之久,无人敢改动一字。直到道光年间,著名学者吕璜主持桂林秀峰书院,依然对前辈刘定逌的《三难通解训言》推崇备至,说它“其言应不朽,于道亦玄尊”。

  刘定逌治学十分严谨,著有《灵溪时文》等书稿,还有不少诗作。一直到了嘉庆六年(1801),年过八旬的刘定逌还受邀主讲宾州书院(在今宾阳县),任书院山长。

  几十年来,刘定逌在广西教书育人,获得了极大的声誉。刘定逌的一整套教学育人理论,让当时的广西士子无不折服,在此影响下,当地学风为之一变。刘定逌被公认为广西第一流人物,他的思想对广西学界的影响相当深远,他的学生韦丰华在《今是山房吟余琐记》中说:“欲知先生之全量,当于理学中求之乃可。”

  时任两广巡抚张百龄感慨于此,为表彰刘定迪对广西教书育人作出的贡献,亲书“玉清尊宿”四个字,制成牌匾赠送给他。

  刘定逌注定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人物,就连他的平反也很有戏剧性。嘉庆九年,广西会考,巡抚张百龄遨请曾经的翰林刘定逌到桂林。巡抚宴请京城来的主考时,特意请刘定逌作陪。当时和珅早已被嘉庆处死,京城来的主考是新上任不久的,也听说过当面顶撞和珅的刘定逌,这才知道他还活在世上。主考觉得奇怪:刘定逌曾经是翰林,为什么京城翰林院的名单中,居然没有刘定逌的名字?

  刘定逌于是缓缓讲出了当年得罪和珅,不得不离开京城的缘由。主考回京后,立刻将情况向嘉庆帝禀报。嘉庆下令追查,原来是和珅当年公报私仇,并未禀报皇上知道,就私自抹去了刘定逌的名字。嘉庆立即诏令,恢复刘定逌的翰林名誉,表彰他当年不畏权贵的气节,任命他为都察院道御史,代天子巡狩,可以监察任何地方、任何级别的官员,大事奏裁,小事立断,以正风俗、振纲纪。

  刘定逌接到圣旨,对自己能够平反当然非常高兴,但是对做官却非常清醒,他回禀皇帝说:“感谢皇上的圣德。我现在八十多岁了,很想为国出力,可惜力不从心,还是把机会留给年轻人吧!”嘉庆帝对他忠心和清醒的头脑感慨不已。这一年,嘉庆帝设鹿鸣宴,特别下旨,请刘定逌以乾隆九年乡试第一名的身份参加宴会。

  鹿鸣宴,一般是科举时代乡试放榜的第二天,由州县长官邀请考官、学正和中举的人参加的宴会。宴会上,要唱诗经中的《小雅·鹿鸣》篇,故称鹿鸣宴。除此之外,就是殿试文武状元设宴,邀同年团拜,也叫鹿鸣宴。

  刘定逌少年时曾中乡试第一,如今六十年过去了,重赴鹿鸣宴,而且由皇帝亲自主持宴会,待遇可谓非同一般,也是其他人不敢奢求的荣耀,一时传为佳话。嘉庆帝尊他为德高望重的学界前辈。

  两广和两江总督蒋攸锸来广西巡察,与刘定逌交谈,对刘定逌的才学深为佩服,与他结为忘年交,从此书信不断。蒋攸锸还许诺:待刘定逌终老后,他要亲自为他写墓志。

  1806年,刘定逌因病去世,享年八十六岁。刘定逌的孙子不远千里徒步走到云南,找到调任云南布政司的蒋攸锸。蒋攸锸果真不食言,为刘定逌撰写了长达一千多字的墓志。同时,省内外还有许多知名文人撰文悼念他,被引为佳话。

  刘定逌死后,当地的乡亲父老十分怀念他。清光绪年间(1874年),武缘县(今武鸣)官府因刘定逌为壮族的教育、文化作出了很大贡献,其事迹在百姓中流传不衰,报请朝廷将刘定逌封为乡贤,在县城的孔子庙乡贤祠里设了牌位,祭祀不断。

  刘定逌虽然因为和珅的故意刁难而结束了自己的官宦生涯,却在教育事业上发挥了巨大作用,也算令人欣慰。

  冷静周旋化危机

  和珅对于一些突发事件的处理能力,足见其随机应变的能力。和珅非常狡猾,就算有大祸降临时,他也会迅速做出反应,在对手没有反应过来之时,它已经采取行动,安然度过难关了。

  常言道:“伴君如伴虎”。多年在乾隆帝身边,使和珅练就了一身“随机应变”的本领,屡屡使他化险为夷。

  有一次,和家总管呼什图在众兵护送下返回京城。他望着京城四处飘扬着的旗帜,满墙挂着的大红灯笼,心里不觉惊讶:“有什么天大的喜事?这京城今儿个怎么跟往日不一样啊?”。

  其实这不能怪他,呼什图是在乾隆六十年夏天接受其主子和珅的旨意离开京城,前往云南、贵州的,转眼之间,已经过了半年多了。在这短短的几个月里,京城发生了重大变故,太上皇乾隆训政,嗣皇嘉庆登基。这在中国历史上是难得一见的大事。

  但是呼什图对这件天大的新闻还是一无所知,他在外半年多了,一心只想着为主子搜刮财富,哪里有心思关心天下大事呢?在他的眼中,天大的事也没有他的主子和珅交代的事重要。因此,呼什图看到北京虽然与往日不同,但也没有引起他过多的注意。

  呼什图将搜刮来的财物运到了和府,然后就迅速拜见主子和中堂大人,一问和大人进宫去了。可他有军情需要报告,于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未作更多的考虑,也未稍事歇息就直奔军机处去了。

  到了军机处,被告知和珅正在勤政殿面圣。他也没多问,就急匆匆地来到勤政殿。因为呼什图也曾跟随过乾隆帝多年,并且受到乾隆帝的宠爱。后来,和珅得宠后,皇帝就把呼什图当成贵重礼物赐给了和珅。所以门口的侍卫都认识呼什图,见他前来也就通报给了殿内。

  “奴才呼什图叩见皇上。”

  呼什图得到允许后进入大殿,纳头便拜。当时,坐在正面的是嘉庆帝永琰,而太上皇乾隆则坐在正中偏左一点,呼什图这一跪,正好对着嘉庆帝。乾隆看到这一幕,心中不免有些失落和凄凉,认为这是人走茶凉的表现,脸上自然就露出一种不快,且略显愤怒的神情。

  这一切岂能逃过心思缜密的和珅?他不免倒吸一口凉气,浑身绷紧了弦,屏住了呼吸。但是他马上反应过来,他立刻走过去,将呼什图猛踢了一脚,怒斥道:

  “太上皇在那边,你拜错方向了。”

  这时,呼什图才回过神来,连忙磕头如捣蒜:“奴才该死,奴才该死……”

  和珅不管他,继续说,“现在虽然新皇继位,但一切政事仍有太上皇处理,所以,不管大事小事还是要启禀太上皇。”

  呼什图听到这些,才隐隐知道皇宫里已发生了重大变化,这时候他也回想起在去年离开京城时,社会上流传的谣言,说乾隆帝在位六十满花甲后,要将皇权禅让给皇太子,看来,这是真的,今天算是丢了大人了。

  嘉庆帝把这一切也看在了眼里,虽然他心里知道这是和珅在故意为自己的家人做掩护,心中很是厌恶,但在脸上还是装出一副笑容,说道:

  “相公,这呼什图只是不知,才出了这样的差错,不知者不为过嘛,你也不必太过追究。”

  和珅见乾隆没有说话,而嘉庆帝的这些话也不痛不痒,所以仍在继续呵斥呼什图。这呼什图本来就是乾隆帝的宠爱之人,所以乾隆也无意追究,就向呼什图问道:

  “你冒冒失失闯进宫来,到底是为了何事?”

  “启禀太上皇、皇上,奴才有军国要事禀报。在云南、贵州、湖北、陕西一带的老林里面,有一些信白莲教的人,不知天高地厚,竟敢起来闹事。”

  这呼什图毕竟跟了和珅多年,早就练就了一身察言观色的本事。即然刚才让乾隆不高兴了,就不能接着说再不高兴的事,于是,他有意把白莲教造反的事,说成是一些人闹事,尽量把事情往小了说。

  但是周围的文武官员却听出了话中之意,知道发生了严重事件,但脸上却不露声色,因为太上皇近日来喜怒无常,谁也不敢招惹。

  和珅听呼什图这样禀报,心里非常高兴。为什么呢?因为和珅在乾隆征西北时,他曾经操办过后勤供应,后来也亲自指挥过战争,受到乾隆帝的赏识,并且多次图绘紫光阁。和珅是太上皇的宠臣。但是如今太上皇退位,新皇帝对他如何,他心里没有底。他也得为自己寻找后路。表面上看嘉庆帝对他是恭敬有加,口口声声都呼他“相公”。但是,现在太上皇在世,也许他只是不露声色罢了,谁知日后会怎样呢?

  他想:“无论如何,只要天下大乱,只要有人造反,我和珅还是可以江山稳固的,因为我是军机大臣,又是九门提督,牢牢控制着军权。这白莲教反的正是时候,借此机会发点财是小事,最重要的是我要借此机会将嗣皇帝牢牢控制起来,左右新皇帝的行动。”和珅心中打定主意,就赶紧来到二位皇帝——太上皇和嗣皇面前说:“这是小事一桩,微臣马上派兵去进行镇压,保证不出一个月就全都平息了,请太上皇、皇上放心。”

  就这样,和珅就把呼什图的危机轻易瓦解了。

  朝会散罢,呼什图随和珅回到家中。呼什图立刻迫不及待地向他的主子奏报消息,同时,也把这半年来的收获向主子交代。

  呼什图本以为和珅会对他在大殿上的表现呵斥一番,谁知和珅仍然像往常一样和蔼地对他说:“呼总管,你一路上辛苦了,这半年来你为我做的一切,都令我感到十分满意,刚才我已看过你运来的东西,实在出乎我的意料。”

  本来,呼什图来时,还担心和珅为在勤政殿发生的一切而生他的气,不免心里打鼓。现在看来,相爷当时给他一脚,不过是做做样子给乾隆看的,是在帮他的忙,并不是真的生他的气,从此更加对他死心塌地。

  钱沣、刘墉斗和珅

  钱沣,字东注,又字约甫,号南园,云南昆明人,生于乾隆五年(1740年),死于乾隆六十年(1795年),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的进士,曾历任江南道监察御史,太常寺少卿,通政司制使,户部主事和湖广道监察御史等职。他一生以教书法闻名于世,出生于平民寒素之家,从小养成不媚时俗、不畏权贵的品格。为官清廉,刚直不阿,身为御史,一心效忠朝廷,勇于弹劾,敢为他人所不敢为,言他人所不敢言。《清史稿》中赞他“以直声震海内”。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钱沣上书弹劾正在山东做巡抚的国泰,贪纵营私,索贿舞弊。他的这一举动令朝野震惊。

  因为钱沣参奏的这个国泰来头很大,国泰是皇妃的伯父,又与和珅关系极为密切,其父是四川总督文绶,而文绶是刘墉的老上级。这样的一个人,与乾隆帝、和珅、刘墉关系都极为密切,从这几个如雷贯耳的名字牛就可以知道他的关系在朝中可谓树大根深。所以他一路下来升迁得很快。先是泗阳县令,后又任刑部主事,再后任山东按察使,再后任山东布政使,1777年任山东巡抚,成为权倾一方的封疆大吏。

  国泰任山东巡抚后,很快伙同山东布政使于易简沆瀣一气,贪赃枉法,挪用库银。造成山东各府衙门的国库亏空,官场上下一片乌烟瘴气,社会经济更是停滞不前。不仅如此,又逢山东连续三年受灾,国泰不仅不赈灾,反而邀功请赏,以荒报丰,继续开征收税。凡无力完纳者,一律查办,并残杀进省为民请命的进士、举人9名。

  就这样一个关系在朝中盘根错节的嚣张酷吏,别人拍他的马屁还来不及呢,谁会斗胆参他?江南道监察御史钱沣、大学士阿桂、将军福康安就敢太岁头上动土,决定上本参奏他。

  1782年初,阿桂和福康安联名上书弹劾山东巡抚国泰,罪名是以向皇上纳贡的名义大肆搜刮钱财,下属几十个州县仓库亏空严重,建议乾隆帝将他调回京师为官。

  乾隆帝见弹劾到自己亲戚身上了,得认真对待,就找到山东布政使于易简打听情况。于易简是前任大学士于敏中的弟弟,因为国泰权大势重。所以虽然布政使与巡抚官阶相同,都是从二品,但是于易简却对国泰极端献媚,甚至向国泰长跪禀事。

  于易简见皇上询问,当然极力为国泰辩白,坚称国泰只是对属员比较严厉,可能有人诬告。乾隆也就相信了他的话,并两次下谕说国泰并无劣迹,只是办事认真欲速见效之过。

  不料,江南道监察御史钱沣却被惹恼了!他听说大学士阿桂的弹劾没有起到作用,就在四月初继续上书乾隆帝,再度弹劾国泰。幸运的是,乾隆并没有草率行事。他委派尚书和珅、左都御史刘墉、工部右侍郎诺穆亲为钦差大臣,立即前往山东,“秉公据实查办”。乾隆帝这样安排是有深刻含义的。国泰与和珅的关系向来密切;刘墉,是国泰父亲文绶的老下级;工部右侍郎诺穆亲,是皇帝本人的亲属。所以,这个阵容看似强大,好像来势汹汹,其实是为了保护国泰。

  过了几天,乾隆猜想心领神会的和珅肯定已经迅速对此案件的后事处理安排完毕,于是就对军机大臣下旨,讲了查审国泰一案的方针和办法。表示,钱沣弹劾国泰、于易简贪纵营私,致历城等州县的仓库亏空。今派和珅等“严切查究”。仓库亏空之事,和珅等逐一对比印册盘查,自能水落石出。而索贿行贿之事,就比较难办,双方都不愿如实呈述,可对各官晓谕,若伊等供出实情,其罪可从轻处理。此谕由六百里加急传谕和珅等人。

  两天后,乾隆又谕军机大臣:原任山东济南知府吕尔昌,系国泰用的人,推荐其任安徽按察使,必然知道国泰劣迹,著传旨令吕尔昌据实指控国泰、于易简的贪婪不法,毋许丝毫欺隐,否则重惩。

  乾隆的这一套障眼法,虽然瞒过了众大臣,却并不能让钱沣放心。钱沣怕和珅会预先做好安排,暗中动手脚,就与刘墉商议,他一个人微服先行,由刘墉稳住和珅。和珅、刘墉、诺穆亲三位钦差大臣则随后离京前往济南。

  和珅不愧经常陪伴在乾隆身边,果然对于乾隆帝的意思有深刻领会。和珅判断,刘墉肯定会和自己一条心,毕竟他们的关系也非常深。

  这样一来,和珅就把在山东的工作重点放到了提防、沟通钱沣上面了。他一方面极力袒护国泰;一方面威胁钱沣不要认真查讯。不料钱沣是个死脑筋,很有立场,丝毫不怕恐吓。

  和珅一计不成,又施一计。他秘密地通知国泰事情的前因后果,让他迅速做好防范准备。国泰知道消息后,赶忙向商人威逼利诱,借来银子存放库中,凑足了库银数量,算是暂时掩盖了亏空情形。

  而和珅最放心的刘墉居然一路之上经常与钱沣秘密商议,讨论对付和珅和国泰等犯罪分子的对策。

  刘墉之所以放弃平日的谨慎小心,大胆办案,有可能基于以下考虑:

  首先,乾隆帝连续几封六百里加急的圣旨起到了作用。乾隆这个以假乱真做的太好了,连刘墉都没有看透乾隆的真实意思,以为乾隆真的要拿国泰开刀。

  其次,刘墉的本性造成的他的这种工作作风。刘墉的祖父和父亲一直都是极为清廉、对于贪官污吏一直是疾恶如仇的。刘墉当然不想给自己的先辈丢脸,现在有了这么一个机会,确实想表现一把。

  第三、案件本身的轰动效应。这次弹劾国泰非比往常,前有大学士阿桂、大将军福康安联名弹劾,后有江南道监察御史钱沣继续追查,势头实在是太猛了。在刘墉的眼中,皇帝的这种做法就是丢车保帅的策略,他也想趁此露一次脸。

  就这样,刘墉开始了与和珅作对、与钱沣配合的道路。和珅一行到达山东后,就盘查仓库。和珅命令差役抽视了几十封银,数量和册籍所载相符,和珅便下令返回住处,实即表示已经盘查完毕,没有亏空了。

  按说这就已经万事大吉,可以打道回京,给皇帝复命了。眼看钱沣的弹劾,不是被定为诬告,便是以风闻言事,总之要就此寿终正寝。关键时刻,刘墉指点钱沣将库封存,和珅同意。封库之后,一行人员就回去了。原来,钱沣在刘墉的指点下,发现了所验证的银子、四品官的暖帽数量多少不等,银子的成色也不对;而国家仓库存放的银两,一律是五十两为一锭,银的质量很好,银色正常,而用来验证的。只有商人的银子才成色千差万别,银色也不正常,心知其中必然有诈,故建议将库封存。

  钱沣把库封后,马上细心访问侦查,最后了解到是国泰强力勒索商人捐献银两冒充官银,入库充数的。钱沣便派人四处宣告,如果被借银存入库中的商人,不将银数呈告官府,请交归还,便将其银没收。

  第二天,三位钦差与钱沣一行,再到银库查验银锭的颜色和每锭银的数量,果然不是官银。这时,商人纷纷呈禀银子被借的缘故和数量,将银领还,这样一来,“库为之空”,这件案子才得以昭示天下。

  和珅见证据确凿,赶紧见风使舵,他丢车保帅,立即出卖了国泰,马上与刘墉、诺穆亲抓紧查审国泰贪纵不法案,结果查实国泰贪污索贿总计8万两。事情到最后竟然弄假成真。

  此时的和珅只能与刘墉一起如实报奏乾隆帝,查实国泰贪污索贿总计8万两。乾隆帝大怒,命令刘墉、和珅缉拿国泰回京,并开仓赈济山东百姓。

  皇妃听说国泰被查办,早就在乾隆帝面前为国泰说情了;有一些了解乾隆帝性格的御史也从旁附合,建议减轻对国泰的处罚。乾隆帝也进退维谷,他有心帮国泰一把,可是应经在全体官员面前表示一定要从严查处国泰贪污案;查处的结果竟然是高达8万两的贪污受贿之银两!乾隆帝心还想放过国泰,就征求刘墉的意见。

  刘墉还沉浸在自己的成功之中,直到乾隆问他,他居然还没有搞明白乾隆帝的真实意图,还在以民间查访所获证据历数国泰罪行,建议严厉处置国泰。

  乾隆一想:不知道这刘墉是真糊涂啊还是装糊涂,既然他这么说了,自己也不好太违拗大臣们的意见,只好连下四道上谕,宣布:国泰处以斩监候,秋后处决;押解于易简至京面审;革国泰、于易简等人官职。六月初,乾隆帝勒令国泰、于易简二人于狱中自尽。

  刘墉和钱沣见自己的努力有了成效,就准备趁此时机一块儿扳倒和珅,为国除害。于是,又把缴获的国泰写给和珅的密信交与乾隆,乾隆非常生气。后来他们面见皇上的时候,乾隆突然断喝一声:“和珅,你可知罪吗?”和珅顿时慌了手脚,扑通跪倒在地说:“皇上明察,臣此去山东,小心谨慎,秉公办案,深恐有负皇恩,求皇上明鉴。”

  乾隆将钱沣呈上的密信交与和珅,看他如何反应。和珅一见密信,心中猛的一惊,表面上却不动声色。装作不知就里,缓缓地打开信,一字一句细细读着,尽量地争取时间,好想出应对的言辞。幸亏他确实机智过人,很快就就镇定下来,装出一副义正辞严的样子对乾隆说:“臣没有接到这封密信,倘若接到,臣一定会更加严惩国泰。”

  此话一出,立刻就化去了刘墉、钱沣的进攻之势,乾隆的语气也和缓下来。转而问刘墉和钱沣,办理国泰一案时,和珅是否曾经从中作梗,阻挠办案。由于和珅行事谨慎,早就有防备,办案过程中,很少插手。刘墉只得据实禀报,说和大人并没有私情。乾隆立刻转忧为喜,说国泰这是一厢情愿要攀附和珅,和珅是国之大臣,料也不会作出这种不轨之事来。就这样,和珅轻松躲过了他们的进攻。

  在这件事上,和珅奉行了一个官场职责:能保就保,该放就放。当然,刘墉自始至终支持钱沣,他的态度对此案的进展也起到了推动作用。

  这一次在与以大贪官和珅为首的贪污集团的较量中,以刘墉为首的正义人士终于大获全胜了一回!这对于和珅为首的贪污集团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刘墉这样在朝廷表现自己,和珅当然怀恨在心,他从此处处刁难刘墉,总想找机会打击刘墉。和珅他们对于自己的失败当然要做个总结。

  乾隆将国泰、于易简二人赐死,是迫于当时的形势:先是大学士阿桂、大将军福康安联名弹劾国泰,只是建议将国泰调动职务而已,这是成熟考虑后的谨慎处罚,给足了皇帝的面子,也为国泰留好了后路,只要他善于走动,定能得以全身而退。谁知乾隆拿不定主意,非要询问于易简不可,结果于易简担保没事。乾隆帝在此情况下还是留了一点后手,又派刘墉、和珅这两个与国泰都有密切关系的人查处此案,本来的意思是想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一方面向所有大臣表明自己的皇妃家人的确从来没有贪污索贿的行为发生,进一步表明自己的清白。即使有这样的贪污索贿的行为发生,也会被刘墉、和珅这两个满汉大臣干净利落地处理掉。另一方面也是通过自己一而再、再而三的表白说明自己对于处理贪污索贿行为的重视程度。结果呢?一箭双雕的目的没有达到!自己还被别人装进去了!真是死要面子活受罪。

  况且,这时候的乾隆帝向皇妃也没法交代呀!他信誓旦旦地表示国泰会没事,可惜还是出事了,他的威严何在,皇权何在?国泰贪污索贿数额巨大不假,但是再大的数额,看皇妃的面子上,还不能让他留下一条小命?怪只怪这个刘墉太死板,他难道真的不知道乾隆帝派他去的用意?总之,他恨透了刘墉。

  皇帝的这些心思岂能瞒过朝夕相伴的和珅?世界上再没有什么人比和珅更加了解乾隆帝的了。所以,此时的和珅非常明白乾隆帝的心思。他想,我一定要充分利用乾隆帝对于国泰贪污案的事后反思,合众人之力,共同对付这个可恨的刘墉。不除掉刘墉这个绊脚石,他早晚还会查处到我头上来的!

  此后的刘墉面前,有三个人—乾隆帝、皇妃、和珅—时刻都在想着如何利用一切机会全力以赴地打击刘墉。

  刘墉办了一件案子,却同时得罪了皇妃、皇帝和和珅,今后,刘墉的日子可就难过了。这三个人,哪个他都惹不起。

  这样一来,刘墉在朝中的日子可就真的不好受了,我们还是先来看看刘墉查处国泰贪污案后在朝中遭受的际遇吧。

  1787年初,刘墉因为漏泄他和乾隆帝关于当时另外两个大臣评价的谈话内容,不仅受到申饬(chì),而且失去了本应获授的大学士一职。1787年八月,乾隆委托刘墉主持祭拜文庙。因他没有行规定的一揖之礼受到太常寺卿德保的弹劾。1788年夏天,刘墉兼理国子监,发生乡试预选考试中学生向监考老师送礼的事,被御史祝德麟弹劾。但是,当时御史祝德麟本来弹劾的是具体的监考老师黄寿龄受贿,而且祝德麟在奏折中还夸奖了刘墉一番。说,“国子监考试惟刘墉、邹炳泰二人清介素著,诸生不敢向其馈送营求”。此事件的最终结果是,乾隆帝借题发挥,刘墉受到了不应该有的处分。 1789年二月底至三月初,负责皇子教育的上书房诸师傅因为连天阴雨没有入值,乾隆帝得知这个情况十分恼怒,时任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上书房总师傅的刘墉被责处得尤其严厉,降为侍郎衔,不再兼职南书房。乾隆帝还专门为此下了一道上谕,大意是说因为刘墉是大学士刘统勋之子,念及刘统勋为朝廷效力多年,才对刘墉加恩擢用。而刘墉在府道任上还算勤勉,及至出任学政就不再认真办事,在湖南巡抚任上官声也平常。入京为尚书,办事情更是一味模棱两可。我曲意优容,未加谴责,原以为他会感激圣恩,勤勉办事,不想竟然发生上书房诸师傅旷工七日之久而刘墉置若罔闻之事。并说刘墉这样事事不能尽职,于国则为不忠,于父则为不孝,其过失甚大,实在不能宽恕。应当说,措辞相当严厉。 1793年,刘墉为当年会试主考官。因为安排失当,阅卷草率,违制和不合格的卷子很多。按规定,刘墉等至少要罚俸10余年。乾隆帝虽然作了宽大处理,刘墉还是被“严行申饬”。 1796年(嘉庆元年),因为大学士一职空缺多时,破格增补户部尚书董诰为大学士,而资历更深的刘墉被排斥在外。不提拔就不提拔吧,还做贼心虚地发表了一篇上谕,在上谕中毫无来由的又一次批评刘墉“向来不肯实心任事”。并举例说,皇帝曾向刘墉询问新选知府戴世仪可否胜任,结果刘墉对以“尚可”。而戴本来十分庸劣,断难胜任。可见刘墉平日里对于铨选用人全未留心,只是以模棱两可之词敷衍塞责。要他“扪心内省,益加愧励”。 1797年,授刘墉体仁阁大学士,但仍旧指责他“向来不肯实心任事,行走颇懒”,并说“兹以无人,擢升此任”,可见其评价。当然,以上两条嘉庆初年的上谕,代表的仍然是乾隆帝的意见。

  从刘墉的遭遇,我们可以看出,和珅在其中肯定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大丈夫报仇,十年不晚!一定要压制刘墉的发展。但是,无论如何,刘墉照样在这么现象丛生的官场中游刃有余,可见他是一个非常善于总结经验教训、非常善于反省的人,他的家庭早就教会了他这些。他知道,这是乾隆帝在故意找茬收拾自己;他也知道,和珅在这中间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怎么办呢?只能是一方面努力安抚怒气冲冲的乾隆帝,另一方面极力与和珅等贪污集团周旋。这个工作不好做,而且是费神费力。刘墉居然熬过来了,真是难为他了。

  刘墉知道,无论你做的对与错,只要皇上看不上你这个人,解释真能越来越糟,所以他干脆不解释,免得越描越黑。只要小心伺候皇上,总会有机会获得皇帝的好感的。怎样博得皇上的开心呢?他充分利用自己诗、词、歌、赋、书法、文章等方面的聪明才智去讨好皇上,让他消除对自己的戒心,一定有机会东山再起的。

  刘墉的书法可谓一绝,又善于对对子,于是决定以此为突破口,与皇上消除隔阂。国泰案后的一天,乾隆帝率领几个有文采的大臣去盘山散心。

  今天天津市蓟县的盘山因为很像江南的山而很受乾隆帝的赏识。乾隆帝曾八游盘山,并留下了“早知有盘山,何必下江南”之句。因此乾隆帝每次遇到不开心的事的时候就会想到盘山来散心。

  每次都少不了刘墉,这次乾隆帝虽然不想带他出来,但是刘墉太有文采了,只有带上他一路上才能和自己吟诗作对。不仅如此,乾隆帝还带来了一个戏班,在盘山上面的“江山一览阁”的大戏台上唱戏。乾隆帝一边听戏,一边思考。忽然心血来潮,要群臣为戏台拟联。某大臣才思敏捷,立即献上一联:

  听律吕,点破世态炎凉;见衣冠,描尽人间冷暖。

  这副对联生动传神地概括了戏曲的艺术规律,对仗工整,寓意深刻。但乾隆觉得它过于文雅,少了一丝生气和活泼。片刻之后,另一大臣交出了第二副对联:

  似我非我,我看我我也非我;装谁像谁,谁装谁谁就是谁。

  这副戏联就像佛家的谶语似的,让人觉得玄之又玄,难以理解。况且也不太合律,难怪乾隆嫌它粗浅,要求众臣再想一想。此时,戏台上刚好在演《空城计》。诸葛亮端坐城楼抚琴饮酒,司马懿率领大军兵临城下。刘墉见此情景,忽然来了灵感,就新手拈来下联:

  三五人可做千军万马;六七步如行四海九州。

  乾隆很满意,认为此联平易朴实,更没有那些生涩难懂的词句,但却寓意深刻,雅俗共赏。乾隆帝兴致勃勃地命令刘墉立即笔墨伺候,将这幅对联写好。现在这幅对联还在“江山一览阁”的大戏台上。

  众人继续前行,乾隆帝忽然想到了蓟县周围的几个县名很有意思,就有意将他们串联起来作为上联:

  密云不雨旱三河,虽玉田亦难丰润。

  刘墉一听,乾隆帝的上联用了蓟县周围的四个县名,那我也用蓟县周围的四个县名对下联吧。于是刘墉很快就给出了下联是:

  怀柔有道皆遵化,知顺义便是良乡。

  下联不仅对仗工整,而且寓意深刻,是妙对,乾隆帝非常赞赏刘墉的这个对仗十分工整的对子。此后,这种事情发生的多了,乾隆帝对刘墉的火气也就逐渐地消失了。

  这样,刘墉在无形间就化去了乾隆的恶意,只有和珅仍然对他虎视眈眈,和珅不是乾隆,光对句作诗可不能让和珅满意,刘墉该如何与和珅等贪污集团周旋呢?

  刘墉虽然对贪官恨之入骨,自己不屑与之为伍,但还知道对于贪官,就要投其所好!但这并不说要向和珅投降,这可不是刘墉的风格。

  刘墉在国泰案件之后,立即主动与和珅讲和。怎么开始呢?总不能直接就表示服软,所以,刘墉就想起了自己的书法。说起刘墉的字,那还算是有名的书法家。史传其“书名满天下,政治文章皆为所掩。”

  乾隆时期,翁方纲、梁同书、王文治、刘墉并享书法声誉。当时人们称翁、梁、王、刘“四大家”。其书法艺术成就,当推刘墉最高。亦有以来其与翁方纲、成亲王永瑆、铁保并称“翁刘成铁”。包世臣《艺舟双楫》称:“文清少习香光,壮迁坡志,七十以后潜心北朝碑版,虽精力已衰,未能深造,然意兴学识,超然尘外。”近人康有为《广艺舟双楫》称“石庵亦出董(其昌),然大厚思沉,筋摇脉聚,近世行草作浑厚一路,未有能出石庵之范围者,吾故谓石庵集帖学之成也。流传书迹较多。著有《石庵诗集》,刻有《清爱堂帖》。《小楷册》,书于嘉庆元年(1796年)。纸本墨迹。凡24行,共360字。各页均纵 11.8厘米,横 6.9厘米。故宫博物院藏。刘墉的书法,初看圆润软滑,若团团棉花,细审则骨络分明,内含刚劲。刘墉精于小楷,其特色由此件作品可窥一斑。他书的蝇头小楷具有擘窠大字的恢宏气象,结体丝毫不令人觉得拘紧,点画洁净讲究。尤其粗重与纤细交织在一起,加之偶尔揉入行草笔意,使得整个作品在规模的大效果中不乏生动活泼的情趣,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后世人们称许他的小楷不仅有钟繇、王羲之、颜真卿、苏轼的法度,还深得魏、晋小楷风致,实不为过。

  和珅为了迎合皇上,所以也总爱以文人自居。他久闻刘墉书法之名,总想得到刘墉的字。正好国泰案发生的前些天和珅向刘墉索取字画,但是刘墉借故推脱没有给和珅写。刘墉心想,我何不干脆现在给他写个条幅呢?说不定能缓和双方关系呢。二话不说,他写完了就主动给和珅送去了。

  刘墉为什么这么急于与和珅修好呢?原来,刘墉认为和珅当时气焰熏天,不可与其彻底撕破脸皮,这个时候,千万不能着急,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收拾和珅这个贪官、这个天下贪官的总后台,不能因为一时的冲动而撞在他的手里,只有忍耐,坚持下去,等待彻底剿灭他的时机。最终,刘墉终于等来了和珅倒台,家产被抄的好消息。

  为私利毒死福崧

  和珅在朝中的权势越来越大,为官之道也不像刚开始那么小心翼翼。他对自己的亲信极尽笼络之能事,而对冒犯他的人,公开的打击报复则是常有的事。

  浙江巡抚福崧为人正直,豪爽不羁。因不愿与和珅结交,也从来不去和珅府上拜会走动,和珅就衔恨在心,居然派人鸩杀了福崧,其嚣张程度,令人发指。

  福崧是朝中老臣、大将军阿桂的部下。乾隆四十六年,二十多岁的福崧跟随阿桂出征,在一次战斗中,福崧身先士卒,冲锋在前。就连敌人的火枪把福崧帽子上的花翎打落下来,他也毫不惧怕,丝毫没有退却的意思。战斗胜利结束后,阿桂对他的英勇表现非常赞赏,有意抬举他。经过多年磨练,乾隆五十五年,阿桂举荐他做了浙江巡抚。

  福崧为人正直,做事也非常果断明确、毫不含糊,下属都十分敬畏他。此时的和珅因为乾隆的倦勤而更加受到乾隆宠信,权倾朝野。外地的督抚大员每年回京述职,都要带着重礼前去拜会,以求和珅不找自己麻烦。福崧身为一省巡抚,对这种事情也是见怪不怪了,可他就是看不惯贪得无厌的相坤,不愿与其同流合污。每次回京也不登门拜访,送礼更是没影的事,这就公然挑战了和珅的权威。和珅对福崧就怀恨在心,想报复却一时间难以抓住把柄。和珅就要求自己在浙江的耳目密切注意他的动向,一有对福崧不利的罪证,立即向他报告。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终于等到了机会。

  事情是这样的,和珅有个亲信是两淮盐政全德。此人正是在和珅的关照下获得这一职位的,所以他向来对和珅感恩戴德,暗中给了和珅不少好处。

  有一天,全德派人飞驰送给和珅一封密信,报告了福崧在浙江的一件事情。全德是盐官,偶然发现两淮盐运使柴桢挪用了两淮课银二十二万两,悄悄调查后发现,其中牵连了很多人,他不敢擅自决定,于是飞马向和珅请教真么处置。

  原来这柴桢本是浙江盐道,没有什么政务能力,靠贿赂、溜须拍马才入仕做了官。他在浙江盐道上任不到一年,很快升任为两淮盐运使。离职前,还有二十二万两银子的亏空无法交代,柴桢肯定是拿去巴结上司了。他于是向福崧求情,请求让他先去扬州就任两淮盐运使的新职,亏空的银两他随后筹集齐备,尽快将亏空补上。福崧与他有些交情,就答应了他。

  柴桢果然说话算话,到扬州就任后,发挥他贪墨挪用的强项,不到五个月就筹措了二十二万两银子,送回浙江补足了亏空。官府的银子也没有损失,此事按说已经了结。然而恰好被两淮盐政全德知道了。全德认为:柴桢只不过一个小小的两淮盐运使,到哪里筹措那么多银两?觉得有贪污挪用的嫌疑,全德就留了个心眼,暗自打探,原来是商人王履泰等五人缴纳的钱粮被柴桢私自截留,用这个办法挪用了二十二万两银子。

  查到最后,全德为难了,因为他利用自己盐官的便利,悄悄查了盐道的旧档,查到柴桢“馈福公金一千两”的记录。连户部尚书福长安都和柴桢有非同一般的关系,这事儿全省上下都知道,大家只是心照不宣罢了。全德见此事涉及朝中一品大员,不敢随便做主。他顾忌到和珅与福长安的交情,把这件事情压了下来,不敢张扬,然后派人来请示和珅,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和珅与福长安向来走动密切,关系非常好,于是和珅来到福长安的府上商议对策。正值寒冬,福长安免不了一番热酒热菜招待。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和珅屏退左右,问福长安:“你跟两淮盐运使柴桢,是不是素来交往甚密?”福长安在和珅面前也不隐瞒:“确实如此。此人向来对我忠心耿耿,就是办事不是很谨慎。”

  和珅一杯酒下肚,意味深长地说道:“你估计的很对,这个柴桢现在已经出了问题,很快就要被弹劾。两淮盐政全德在盐道旧档中查到有‘馈福公金一千两’的记录。他怕那个‘福公’就是你,特意千里报信给我,我这才找你搞清楚。”

  福长安一听大惊失色,吓得手足无措,对和珅说:“和兄,你一定要想办法救我,最好把这个事情压下去,不让他们闹大,更不能弹劾。”

  和珅说道:“你与他交往频繁吗?,有什么证据没有?不要被人抓住了把柄。如今皇上正在严查京官与地方官勾结,一旦被人抓住把柄,弹劾你结交外地官员,那就算是撞到墙上了。”

  福长安唏嘘一声:“这倒没有,我做事一向小心,我们都是私下联系,并没有什么证据。这个记录也是他私自记的,我这里查不出半点儿证据的。”

  和珅沉吟半晌,道:“这个事情就算是暂时压下去,迟早还是会暴露,不如反其道而行之。这案子把两淮盐政福崧也牵扯进去了,这下我们可以找个替罪羊。这个福崧,活该他倒霉,他平时总是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清高姿态,从没有把我放在眼里。”

  福长安道:“福崧怎么会成替罪羊,愿闻其详。”和珅道:“柴桢送给你厚礼,这件事别人不知道,就算知道了也不敢说。柴桢亏空一事,福崧卖给柴桢那么大的人情,那可是二十二万两银子的亏空啊,任谁一想都会认为这是送给福崧的厚礼。把记录中的“福公”理解为福崧也是正常的事,你说呢?”说完一脸阴险地奸笑起来。

  福长安立刻转忧为喜,大喜道:“和兄智谋过人,我不及你啊!这样是一个天衣无缝的好办法,但是福崧能那么容易承认吗?他要是承认了,可就是大罪,就算有人求情恐怕也脑袋难保。另外柴桢要是不配合,也是于事无补,漏洞难圆。”

  和珅道:“这个你放心吧,不会出问题的。柴桢这样没有立场的官场混混最好对付;至于福崧,他不承认是理所应当的,没有一个贪官会轻松认罪的。我们只管把证据做足,大刑伺候,不由他不就范。最好能神不知鬼不觉、不明不白地死去,这样就死无对证了。皇上怪罪下来,我会向皇上请旨,随便派个自己人去浙江查办,到时候一切都归我们掌握了。”

  福长安看着讲得头头是道的和珅,心中不免对和珅的心狠手辣感到一丝恐惧,但很快就因自己能够解脱此案而高兴不已。他说:“这样一来就万无一失了,不过,福崧是有些功劳的,当年甘肃叛乱,福崧第一个冲进华林寺,这才有了后来的大捷,大清武将中能有这种气魄的实在不多啊。万一皇上念其有功,动了恻隐之心,不想置他于死地,而福崧又死活不承认,时间一长,难免会露出马脚。”

  和珅点点头道:“你的担心有一定道理。这样,我们做好两手准备。这次如果福崧顺利认罪,那一切都好办了;如若不然,那我们就无毒不丈夫,在浙江就给福崧定个‘斩立决’,坚决不能让福崧回到京城,更不能给他面圣的机会。”

  和珅与福长安商量了半天,统一口径,仔细推敲了细节,将福长安与柴桢的关系剥离干净,认为万无一失后,和珅给全德写了一封回信。吩咐他马上写奏折,弹劾柴桢挪用公款、导致府库亏空,并弹劾福崧监管不严、收受贿赂之罪。同时要一口咬定,柴桢的“馈福公金一千两”是贿赂福崧。

  全德按照和珅的意思写好奏折后,折子先到了军机处。和珅又把它递交给了乾隆帝,乾隆帝问和珅:“你有什么看法?”和珅就将造就背熟的话说了出来:“微臣分析,柴桢任浙江盐道未及一年就离开了,怎么会亏空这么多银两?这必定另有缘故,他一个人不大可能贪污这么多。福崧包庇柴桢,有可能插手这件事,说不定福崧也有贪赃的行为,亏空的银两,不知道有多少流人了福崧的口袋中。‘馈福公金一千两’,这很可能是福崧向下面的官员萦要贿赂,才导致下面挪用公款。必须派一位能干的大臣,作为钦差调查此事。”

  和珅的分析条理清晰、有根有据,乾隆深为赞同——当然了,这话是经过了反复推敲后才说的,一般人怎会看出来?乾隆不知其中缘故,就相信了和珅的话,问和珅:“卿以为谁可以担当此任?”

  和珅继续道:“福崧是一省的巡抚,又是军伍出身,臣以为必须派一位能干的大臣。兵部尚书庆桂精明能干,又同是行伍出身,或可担此重任。”

  和珅推荐庆桂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理由看似很充分,推荐的人选也经得起推敲。庆桂是满洲镶黄旗人,历任内阁学±、副都统、参赞大臣、将军、都统等。乾隆五十七年,庆桂在西北战事中立了大功,以军功擢升为兵部尚书。乾隆对庆桂印象很不错――只是有一点乾隆一直蒙在鼓里,庆桂早就与和珅沆瀣一气了。

  乾隆即刻下令,福崧、柴桢即日起停职,听候调查处理;派兵部尚书庆桂为钦差大臣,前往浙江查案。从这一刻起,福崧的命运算是彻底被交到了和珅手中。

  庆桂临行前,和珅嘱咐道:“此行的主要目标是福崧,而不是柴桢。对柴桢要软硬兼施,一定要让柴桢承认,亏空是福崧索贿、勒索,并承认贿赂福崧。给福崧定罪,一定要把罪名做成死罪,案件办成铁案。”

  庆桂奉了和珅的指示,到浙江后,雷厉风行地调查起福崧的案子。总体来讲,福崧还是勤于政务的称职官员。但是当时官场潜规则成风,各级摊派也十分严重,国库开支巨大,朝廷账面上的银子远远不够用。福崧作为浙江巡抚,要说他不收钱,那也是睁眼说瞎话,所以栽赃还是很容易的。

  庆桂先从柴桢入手,处处暗示他和他的幕僚、家人,可以把责任尽可能推给上级福崧。柴桢的幕僚赵柄是个墙头草,他很快就供认:“二十二万两银子的亏空中,至少有一半是因为福崧的索要产生的。柴桢到任浙江盐道后,福崧命令他代买玉器、朝珠等物品就花了九万余两白银,福崧只给了二万八千余两;其余的还有价值几千两银子的豹皮、狐皮褂筒等物。”

  此外,柴桢的家人供称:“福崧有一次进京,向柴桢索要三千两白银;福崧孝敬母亲游玩,索要一百两银子,柴桢的家人又私吞了一百两银子。其余的亏空,有将近八万两银子是因为衙门的公事杂事中,花费动辄不予报销,承办的官员包赔,柴桢只得从府库中拿出银两。除此之外,剩下的四万余两银子是柴桢自己私用了。”有了这些对福崧的指证,庆桂这才决定收网。

  庆桂对案情已经了如指掌,这才决定提审福崧。福崧对自己受贿供认不讳:“我收受柴桢的银子物品,值二万八千两银子。剩下的亏空或垫付工程款,交议罪罚银,或支付欠缺的养廉银。”接着列举了一笔笔开支。

  现在到了关键环节——在盐道旧档中查到的“馈福公金一千两”记录。庆桂屏退左右,单独提审柴桢,柴桢起初供认道:“这是当年送给户部尚书福长安的厚礼。”

  庆桂一看不是自己想要的结果,就厉声道:“一派胡言!福长安大人怎么会与你这种猪狗不如、贪财如命的地方官有交往?你可不要恶意栽赃啊!如果说受贿的是福崧,你尚有活命的机会,否则,以你犯下的案子,必然让你脑袋搬家,株连九族!”柴桢明白了,这是冲着福崧去的,他无法自保,顾不得那么多了,只得按照庆桂的意思承认。

  从审理过程的记录看,福崧、柴桢只是按照官场规则收礼送礼,不算是特别好才贪污,有的行为事出无奈,实为官场来往所必须,虽罪责难逃,但罪不至死,无法达到和珅的要求。于是庆桂审理完后,勾结上下官员,改动了案卷,写道:“福崧蓄意包庇柴桢,并向柴桢索贿白银十一万两,黄金一千两,全部私用。按照这个数额,建议判处斩立决。”并给乾隆呈上一道奏折。

  乾隆收到奏折,脸色大变,没想到案情这么严重。消息传出后,京城哗然,很多官员都不相信福崧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此时阿桂已死,和珅成了首席军机大臣,军机处都唯他的马首是瞻,遂建议福崧就地处斩。

  八十多岁的乾隆也被气糊涂了,盛怒之下,同意处斩福崧。待冷静下来,想起福崧是阿桂特意举荐的,而且屡立军功,不可随意处死。于是下旨把福崧押送入京城,到时候让刑部详加审问。

  福长安一听魂儿都掉了,福崧一到京城,刑部可不像浙江那般容易摆平。万一柴桢把自己牵连进来,可就麻烦了。福长安马上与和珅商量对策。

  和珅却不以为然地说:“不要着急,我对皇上最为了解,只要福崧还没进京,就能想办法让皇上改变主意。”

  和珅的办法就是激怒乾隆。他首先吩咐钦差大臣庆桂写一封奏折,快马送到京城,呈交皇上。奏折道:“臣奉旨押送福崧进京,不料福崧一路上不但不知道反省,还口出狂言,对皇上不敬,扰乱人心,随行官员都很愤怒,建议对其斩立决。”

  乾隆帝收到奏折,还是习惯性地来找来和珅,问他的看法。和珅趁机在一旁添油加醋地说:“臣以前也听说福崧居功自傲,尤其是阿桂和福康安两位将军去世后,福崧居功自傲,轻慢同僚。皇上经常说,朝廷大臣要团结一致,因此我也没放到心里去。想不到今日果真出了事情,在钦差大臣的审讯中,还敢说出对皇上不敬的话来,真是令人气愤!”

  乾隆对阿桂和福康安的去世极为痛惜,听到这里,果然大怒道:“福崧何德何能,敢如此无礼!阿桂、福康安更不是他能比及的。他还有什么大逆不道的话,不妨说来听听。”

  和珅故意欲言又止,撩拨乾隆的怒火。等到火候差不多了,和珅才说:“钦差大臣庆桂说,福崧狂妄之极,说自己为朝廷立下了汗马功劳,如今贪污一点儿银子不算什么。还出言不逊,说皇上的千秋功绩,大部分是他们这些大臣的功劳。军机处的大臣怕惹了皇上生气,都不敢跟皇上禀报,这才建议斩立决。皇上英明千古,文治武功,天下臣民哪个不赞叹?不料这福崧小人胡言乱语,皇上千万不要与他一般见识,别气坏了龙体……”

  乾隆一听怒不可遏:“住口!马上传朕的旨意,着钦差大臣庆桂,就地处斩福崧……不,年他屡立战功,还是恩赐他自尽吧;就地进行,不必押送京城了!”

  和珅的目的达到了,心里十分高兴,嘴上却说:“皇上恕罪!奴才惹皇上不高兴了,奴才这就传旨下去。”

  和珅忙不迭地将乾隆的旨意传给钦差大臣庆桂,此时庆桂已经押着福崧走了好几天,到了山东境内。这里是一个叫红花铺的地方,属于山东沂州。

  福崧对于自己的处境十分明白,一定是和珅捣的鬼。他自己是被冤枉的,本想着到了京城能够在皇上面前把事情说清楚,揭发和珅在地方大员身上勒索、敲诈、贪污的种种罪行,请求皇上主持公道。相信皇上一定可以明辨是非,铲除奸臣。

  谁想,皇上的圣旨在路上就除了下来,内容全部是斥责福崧的话,福崧越听心越凉,到最后竟然听到了“途中恩赐自尽”几个字。福崧呆住了,很快就缓过神来,大叫:“皇上,我是冤枉的!皇上,你受了小人蒙蔽,我要面见皇上说清楚!”

  庆桂冷笑一声:“福崧,你认命吧。你本来是斩立决的罪行,皇上赐死已经是开恩了。”福崧怒吼道:“庆桂奸贼,皇上派你来清查案件,你却颠倒黑白,往我身上安插罪行,早已犯了欺君大罪。我扪心自问,无愧于圣上,无愧于百姓,无愧于朝廷的俸禄。我今日死不足惜,但一定要进京面见皇上,说出真相,让皇上铲除周围的小人!就这样稀里糊涂死了,我心难平!”

  庆桂本来就心中有鬼,当下有些心虚。山东巡抚吉庆劝福崧道:“圣旨已下,不可能改变了。不管你有什么话要说,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否则就是不忠啊!”

  福崧本来就是个当兵的出身,他还是有着军人的火爆脾气:“我福崧征战沙场,报效国家,从来没有对不起皇上,你怎么敢说我不忠?我的确包庇了柴桢,也收受了贿赂,但罪不致死。皇上如果让我死,我也没有话说,但临死之前,一定要揭露大清的贪官污吏,为皇上最后尽忠!”

  和珅对此也早有防备,他也给庆桂下了死命令——福崧必须在路上消失,否则一到京城,万事难料!庆桂给吉庆打个招呼,悄悄说道:“我是奉皇上的命令查案子,福崧如今对我有了成见,我说什么他也不肯听。如今皇上开恩,赐他自尽,他反倒不肯,我无计可施了。山东在你的管辖之内,福崧抗旨不肯自尽,你我都无法向皇上交代。福崧反正是必死的人了,不如你找来一壶毒酒,给福崧一个了结,免得他回到京城更加受苦,你我也好向皇上复命。”

  吉庆知道其中牵连到朝中各大关系,他不愿意多生事端,也不愿意得罪这位钦差大臣、兵部尚书,加上皇上那里到时候不好交代,于是就同意了庆桂的建议。

  吉庆悄悄准备了一份菜肴、美酒,酒中暗中下了毒。然后从囚车中放出福崧,说道:“福崧,你不愿意就死,也是人之常情。我敬重你战功赫赫,是条汉子。如今你是戴罪之身,既然路过我的辖区,我就给你求一下情。我已经和钦差大人说好,在山东暂且耽误几天,吃喝、休息包在我身上,我给皇上上个折子,希望皇上开恩改变主意,容你进京面陈圣上。你看怎么样?”

  福崧向来直爽,不会拐弯抹角,看吉庆说的这般实诚,也就信了。于是放心地吃菜喝酒,结果立刻中毒身亡。

  庆桂、吉庆虽然是奉旨做事,但毕竟还是鸩杀了朝中大臣,不敢声张,连忙吩咐下人给福崧收尸,就地埋葬,又给在场的所有人一点赏钱最为封口费。随后上奏皇帝,禀报说,福崧已经奉旨自尽。

  庆桂回城后向皇帝禀报了福崧案件的情况,由于他与和珅早就串通好了,所以乾隆也听不出什么破绽。不仅如此,乾隆余怒未消,责怪浙江相关官员知情不报,一律加以严惩。浙江布政使归景照被发往伊犁、不准捐赎;杭州知府明保和现任浙江盐道张慎被撤职查办,充军;浙江按察使顾长绂充军。此外,京城中的杭州籍给事中、御史等官员也有连带责任,罚其两年内不准升职。

  可以说,和珅出于一己私利,竟然冤杀朝廷二品大员,又为他增加了一条人神共愤的罪恶。

  善解人性的弱点

  和珅在官场屹立不倒数十年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善于洞察人性,能把握人的喜好,进而实行控制。正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把握准了人的性格后,就可以“辨证施治,对症下药”。对皇上,既要显示出自己的才华,使皇上视自己为能臣,又要注意到皇上作为一个人,也有普通人的感情和基本需求。对同僚,则是尽量拉拢为己所用,实在不愿受到自己控制的则狠狠打击。

  中国人的品性究竟是什么?很难随意下结论。在封建时代,人们的思想都受到牵制,要忠心地服侍主子,而且几千年的专制又压制了人们的人性,所以千百年来人们要么是无才,要么就是奴才。和珅就把自己定位成一个奴才,不过他服侍的是至高无上的皇帝。身为全国最大的奴才,奴才的禀性早已被和珅熟知于心,他既知道怎样做奴才,也知道怎样去管理奴才。

  很多人向来就是从心理上区分尊卑,你越把自己当主人,他就越对你尊敬,如果你对奴才客客气气的话,他却越发肆无忌惮,实在让人又气又笑,是扶不起的阿斗。因此,和珅知道对付马要用鞭子,对付奴才要用棍子,你打他越多,狠命地踢他,他反会笑脸相迎,对你忠心耿耿。

  满朝文武中,哪个不是奴才?就连阿桂、永贵、福康安等股肱之臣照佯还不是任凭皇帝驱使?所以,聪明的和珅知道,只要抓住了皇帝的心,就可以在朝中应付自如。他早就知道朝中臣僚大都是墙头草,哪边有好处哪边得势就倒向哪边,因此,他的首要之事是杀鸡儆猴,确立自己的权威。

  和珅为了打击异己,控制言论,他着力训练了一支忠于自己的特务间谍组织,相当于雍正时期的血滴子,散布于全国,充当自己的耳目。随时了解谁对自己忠心,谁有意反抗自己。一时间,和珅的权势直逼明末的权奸魏忠贤,既搜集有利于自己的情报,又为皇上收集情报,皇帝见和珅的这一行为确实能让自己随时了解各处的情况,所以他很支持和珅的这种行为。得到了乾隆的默许,和珅更加胆大妄为了。

  他知道世人皆为势利眼,小时候在咸安宫官学的遭遇中让他懂得:只有权力和财富才有前途,如果既无权又没钱,那么自己便一无是处了。因此,现在自己受乾隆宠爱,不管在天下人面前是怎样的恶名,只要不惹恼乾隆,那么同僚也会碍于乾隆的面子,必定对自己另眼相看,一定会纷纷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找借口。

  和珅的判断是准确的,他清楚地了解了官场上大多数人的心态,所以能够把他们玩弄于股掌之间。后来,他只要一说话,以前不正眼看他的官僚们都聚精会神,唯恐听漏一句。

  说起来,和珅还要感谢永贵。和珅刚入军机处时,永贵因“安明事件”弹劾他,后经过和珅巧妙运作才得以脱身。和珅经此一劫而不倒,却真正看清了朝臣的真面目:哪些人只是表面应付自己,哪些人是对自己忠心耿耿,他全都看在眼里,记在心头。他更感激永贵之子伊江阿给他通风报信,所以后来对伊江阿大力提拔。永贵父子两人一正一反地帮了和珅的忙。而对指责过他的那帮朝臣,和珅并没有马上与他们翻脸摊牌,他知道自己现在羽翼未丰,便与一帮朝臣虚与委蛇,笑面相迎,虽然心里异常痛恨,但他在等待机会。在和珅的心目中,对待这帮骑墙派要么应付敷衍,要么一棍子打死,现在在自己没有绝对实力时,能拉拢的当然极力拉拢。

  通过此次事件,和珅深感培植自己党羽的必要。于是他下定决心,确立了以自己为中心,弟弟和琳与福长安为左膀右臂的关系网。

  和珅不仅了解人性,对读书人的品性更是了如指掌。因为和珅自己文武全才,也算是半个读书人,他知道读书人由于读书太多,所以平时的行为习惯受到的羁绊很多,不自觉就有了被奴役的习惯。读书人的最大理想是金榜题名,其实也就是为皇帝打工。对于这些有强烈愿望的读书人,和珅也不讨厌,他最讨厌那些自命清高的读书人。后来,乾隆帝常常让他做监考官,他总是在科举考试中录取对已死心踏地,忠心耿耿的读书人,而对那些自恃才高、不肯服软、与自己合作的人,即使已经上榜,他也会百般借口来阻挠这些人入仕,以致一时间“天下士人,几出和门”。

  凭着能摸透人心的这种特殊才能,和珅算是跟着乾隆风光了一辈子,可惜他太过依赖乾隆,而没有把心思放在嘉庆身上,所以不能及时理解嘉庆的想法,以致招之杀身之祸。但这并不是因为他不善于了解新皇帝的心思,实在是他从心眼里不喜欢嘉庆的缘故。

  “烧车御史”谢振定

  和珅当政的乾隆时期,官场上的人物都是对和珅巴结不及。送钱送色送宝物送珍玩玉器……可谓五花八门,只求能赢得和珅侧目。更有通过与和珅上下的人结友攀亲来搭上和珅这趟船的。

  虽然如此,还是有一些官位卑下却敢于公开与和珅这个当朝权臣叫板的人,其中就有人称“烧车御史”的谢振定。

  谢振定,字一斋,号芗泉,湘乡人。乾隆庚子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负经世才,尚气节,能古文辞,历官御史,罢,复起礼部员外郎。嘉庆元年,(1796年)怒烧和珅之车,史称“烧车御史”。有《知耻斋集》,《清史列传》传于世。

  乾隆四十五年(1790年)进士,庶吉士散馆后授编修。乾隆五十九年,任江南道监察御史,巡视南方漕运。当年运漕船只曾一度被阻江苏瓜洲,据说谢振定向河神祈祷后,大风转向,使得漕船顺利过闸,人称“谢公风”。

  谢振定虽然官职不大,但天性耿直,一直看不惯权臣由其是和珅的飞扬跋扈。曾对曹锡宝因上奏弹劾和珅家人刘全生活奢侈而被罢职一事颇为不平。

  乾隆六十年(1795年),谢振定任兵科给事中,负责巡视京师东城。有一天,在他巡城途中,遇到大学士和珅爱妾的弟弟,此人竟敢违制乘坐和珅的马车,在大街上横冲直撞,将街道两旁商贩的摊位、行人冲得到处躲藏。

  谢振定本来就对和珅不满,现在见他一个家人就敢这般骄横,怒令巡逻小卒将家奴从车上拉下,准备待会去鞭打他。

  谁想这人依仗和珅的权势,根本不把谢振定这个小小的巡城御史看在眼里,反而破口大骂说:“你是谁?狗一样的东西敢鞭打我吗?我是乘坐我家主人的车子出来办事,你还敢鞭打我吗!”

  谢振定原本是想将其鞭打示罚一下,做做样子个和珅看,让他不要太嚣张,眼见此人如此蛮横无理,不加痛惩,如何得了!下令让巡逻小卒将此人再抽二十鞭,并将所获和珅马车当众烧毁,说:“此车已被这等不知贵贱的小人玷污,怎么配让和大人继续乘坐!”大街上的人们看到这一幕,大为解恨,欢声雷动,纷纷齐声欢呼说:“谢御史,好样的!”

  爱妾的弟弟回到和府后,向和珅添油加醋地哭诉了一番,并强调已经将轿子当中烧毁。和珅听后非常气愤:“一个小小的巡城御史,竟敢当中焚烧我的轿子,这也太看不起我和珅了!”于是决定给这个胆大妄为的谢振定一个教训。

  很快,给事中王钟健奚昂通过和珅向上爬一爬,和珅就授意他上奏弹劾谢振定,谢振定很快被罢职,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和珅借机报复。和珅的这一行为更加激怒了官员对他的愤恨,御史管世铭颇为谢振定不平,他曾说:“今日二公各有所失。谢公失官,王公失名。失官之患,不过一身,失名之患,致传千古矣”。

  嘉庆五年,和珅早已被处死,谢振定也被起复,并授职礼部主事,转任坐粮厅员外郎,负责监收南方运来的漕粮。他勇于裁革陋规,多有建树。直到嘉庆十四年(1809年)去世。

  当时的八旗子弟昭裢的《啸亭杂录》中有记载:谢振定性情非常豁达,颇为不修边幅。他居所中的几榻上经常是尘土厚积数寸,从未见他拂去过。庭院中种的花草也是恣意生长,从不修理,很有宋代理学家周濂溪不除阶草的意思。

  他平生不爱钱财,有钱就花,有点儿像今天的“月光族”。就连仆人侵盗,他也亳不介意。他曾有一万两银子的积蓄,后来畅游江浙一带,很快花费殆尽,并且丝毫不介意,别人让他悠着点花钱,他却说:“人生贵适意耳,银钱常物,何足惜也?”

  虽然他对金钱冷若冰霜,对朋友却有着一腔热血,经常帮助友人,与人好处从不记在心上。就连他新置办的一件官服被朋友法式善借去穿用,他也不再前往索取。后来他被罢官,也就把这件事忘了。

  和珅倒台后,他被启用并任职礼部主事,遇到举行祭祀之典。这样的大场面当然要穿正式官服,他找不到他从前的官服,就准备到市场上去再购买一件。法式善听说后,故意对谢振定说:“我记得你曾经买过一套新官服啊,怎么就没有了呢?”谢振定根本没有把这事放在心上,一脸茫然说:“是吗?我忘了,此等物件,丢在破箱子里,找不到也正常。”法式善见谢振定这么淡然,就提醒他说:“你是不是借给别人了,而别人也忘了还给你?”谢振定还是没有一点儿印象。

  法式善见谢振定这般豪气大方,只好又气又笑地告诉谢振定:“你前些时候曾将新官服借给我穿用,至今尚在我的箱子里,你难道真的忘了吗?”谢振定这才如梦初醒。

  道光年间,谢振定的儿子谢兴峣官至河南裕州知州,因在地方上表现优异被推荐面奏天子。进京面见圣上时,照例要向皇上奏自己的姓名、籍贯。道光帝听他讲话感到很奇怪,就问他:“你不是湖南人吗?,为什么京师的语言这样流利?”谢兴峣如实回答:“臣父谢振定曾在京任御史一职,所以臣也在京师居住过。”道光帝听后更来了兴致,继续说:“哦!原来你就是烧车御史谢振定的儿子啊!我知道你父亲的作为。”于是对谢兴峣更加器重。

  不仅如此,第二天,道光帝还对此事念念不忘,特意对军机大臣们说:“朕少时就听说烧车御史的故事,很赞赏谢振定的敢作敢为,昨天还见到了他的儿子”。道光帝还特为擢升他为叙州知府,以慰忠良之后。后来,谢振定的孙子辈中,谢邦鉴又在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中进士,他也具有乃祖遗风,高风亮节,清鉴可嘉,足可垂范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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