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美容帝国第一夫人：赫莲娜·鲁宾斯坦 > 没有人永生
她活了下来。与护士、医生和不可或缺的奥希金斯一起，她一年去欧洲两次。她从不错过1月和7月的巴黎高级成衣发布会。她对时尚的激情并没有减弱。当伊夫·圣·洛朗于1962年1月在萨巴蒂尼街举办他的第一次时装秀时，赫莲娜坐在前排正中间，一如她一直以来在波烈、香奈儿、斯奇尔培莉、巴黎世家、迪奥，以及她支持的所有其他设计师的首场秀中亮相一样。她买了山东绸制的西装、雪纺连衣裙、束腰刺绣裙和一件外套。几天后她会改变主意，不要外套了，重新订购了一条裙子。
伊夫·圣·洛朗基金会的档案保存着高级定制时装店从首场秀开始的每一张订单。夫人是第一批订单里的头批顾客之一。皮埃尔·贝格记得，第一次服装秀的化妆品是赫莲娜提供的。夫人想为伊夫·圣·洛朗生产香水，但她的员工反对这个计划，具体原因贝格记不起来了。
几年前，当圣·洛朗的高级定制时装店开张时，他在玛丽－路易·布斯凯的家里遇到了赫莲娜。他带着钦佩回忆道：“她的眼睛异常聪明，举止像贵族。”他说，“她是一个淑女，从不炫耀她的财富。艺术总是她首先考虑的事。”不管她到哪里，帕特里克·奥希金斯都要安排她接受拍照。她一到达到时装展示会、发布会、开幕式或鸡尾酒会这样的场合，照相机就会闪个不停，无数支话筒凑到她鼻子底下。在将近90岁时——当然，她永远不会承认她的真实年龄，她还是很喜欢成为万众瞩目的中心。
夫人把贝蒂那河岸路公寓的第一层出租给乔治·蓬皮杜（Georges Pompidou）。乔治·蓬皮杜获得了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文学研究生学位。他被任命为戴高乐总统的幕僚长之前，曾是法国国家委员会的成员，并担任过罗斯柴尔德银行的经理。1962年4月，戴高乐任命他为法国总理。蓬皮杜圈中的人一直知道，他注定要做伟大的事情。
蓬皮杜夫妇是模范租户。虽然在夫人看来有点儿过于严肃，但他们是一对有教养、有礼貌的夫妇。从她公寓的餐厅往下看，可以看到他们的房间，夫人也从这种孩子气的窥探中得到一些乐趣。当乔治·蓬皮杜继续住在贝蒂那河岸路而不是搬到法国首相的官邸马蒂尼翁宫时，她感到非常自豪。
每天早上8点50分，一辆公务车就会准时离开贝蒂那河岸路，载着新首相去他的办公室。一辆警车和两辆摩托车在前面开道。每天早晨，夫人吩咐她的出租车也在同样的时间到达，并指示司机尾随车队，这样她就可以在去圣奥诺雷市郊路的途中顺利通过红灯，节省出租车费用。开始新的工程项目是活下去的另一种方式。她对她伦敦的新公寓充满了热情。之前，她发现了位于骑士桥街的一栋两层的爱德华七世时期的楼。这栋楼的布局不好，建筑师劝她不要买，但是像往常一样，夫人由着自己的心愿买了这栋楼。
30岁的室内设计师戴维·希克斯（David Hicks）非常有名。夫人在弗勒尔·考勒斯公寓的酒会上见过他，认为他很有才华。希克斯持有所有过硬的证书：他在伦敦中心学校学的艺术，并娶了菲利普王子的表妹帕梅拉·蒙巴顿（Pamela Mountbatten）夫人。受赫莲娜委托并替她装饰公寓会让当时那些有头有脸的人注意到他。
她让他来房子的现场，建筑商已经在那里干拆除墙壁的活儿了。他们坐在厨房角落里的一个板条箱上聊天。希克斯问了夫人很多非常具体的问题，包括她想要什么颜色的墙壁。她给她的秘书打电话，让他拿一把剪刀来，然后，她从她的巴黎世家紫色丝绸裙上面剪下一块布料，把它递给希克斯。“这就是我想要的。”她告诉他。
小而简洁的公寓有三间卧室和一个客厅餐厅相连的房间。希克斯用赫莲娜给的与样布颜色匹配的紫色织物墙纸设计了客厅。她把她珍藏的那德尔曼雕塑作品、非洲雕塑和维多利亚时代的椅子都搬了进来，把毕加索、琼－米歇尔·阿特朗（Jean-Michel Atlan）、安东尼·克拉韦（Antoni Clavé）和夏加尔的画作挂在墙上。她的卧室挂着罗杰·德·弗雷斯内依给她朋友波烈画的一幅小肖像。媒体对希克斯的作品大加赞扬。像以往一样，希克斯避免了任何奢侈豪华的炫耀痕迹，严格的审美趣味使他连最细微的细节也不放过。除了狭小而不实用的厨房外，夫人喜欢所有的一切。
她不常待在那里，因为她的时间总是不够，但当她待在那里时，喜欢坐在阳台上，眺望着海德公园，想着她不平静的过去和不确定的未来。
帕特里克·奥希金斯的母亲在1962年因血管栓塞去世。他一直非常依恋她。他很悲伤，也充满了内疚之情。他对自己把他的雇主放在优先地位，在母亲生命结束前很少去探望而感到深深的自责。夫人对他的悲伤不太当回事，并在他母亲的葬礼之后带他去了欧洲。她把阿吉尔和贺拉斯死后她摆脱悲伤的办法应用到奥希金斯身上——让他没有空闲的时间。
精疲力竭的奥希金斯在流感肆虐的巴黎染上了重感冒，卧床休息了几天。当他退烧后，夫人召见他，喊着骂他，说他把她扔下一个人待着。她非常愤怒，称他是“废物”。
这不是她第一次这么鲁莽地说话。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她的脾气越来越糟，对他和她身边的人也越来越不公平。但“废物”这个词也太过分了。他觉得自己像是被狠狠地扇了一巴掌。他的心被深深地伤害了，觉得自己再也不想见到她。后来，他的病又复发了，身体虚弱得几乎站不起来，不得不去医院。但他不是流感复发，而是被诊断出患有抑郁症。
夫人甚至没有打电话问问他怎么样，或给他送花。她保持着顽固的沉默，仿佛都是他的错一样。奥希金斯感觉更糟了。他决定这一次不原谅她。非常喜欢夫人并开玩笑地叫她“我的未婚妻”的法国女装设计师让·德塞（Jean Dessès）这时候挺身而出。奥希金斯在医院待了一个月之后，德塞付钱让他去摩洛哥马拉喀什的马穆尼亚（Mamounia）酒店去休养，因为奥希金斯名下没有一分钱。奥希金斯给夫人寄了封信，告诉她他要出门，但没告诉她去哪里。
夫人开始感到有些后悔。这个顽固的老太太一直掩饰着自己的感情。她一直不愿意承认奥希金斯对她很重要，而且她想念他。她朋友和家人多次催促她和奥希金斯和解，她慢慢改变主意了。她开始认真考虑这件事，逐渐意识到她严厉的话语真的伤了他的感情。她想好了，她想让奥希金斯回到自己身边，于是她从朋友那里得知了他的下落，开始疯狂地给他写信、带话。
一直在认真考虑不再为他那忘恩负义的雇主工作的奥希金斯开始动摇了。他在各种选择中权衡。他可以在夫人那里谋生，听任夫人呼来唤去，或拥抱自由——并且经济上不稳定。在他读她的来信时，他被感动了。夫人也得了神经衰弱，在戛纳史黛拉的家里卧床休息。
她每天都给他写充满爱意的信件。“我像一个母亲一样爱你——你已经失去的母亲。”她总是这样告诉他。
当奥希金斯感觉痊愈后，他回到了巴黎，并去了贝蒂那河岸路。夫人还在戛纳，预计第二天才回来。加斯顿、欧也妮和玛格丽特这三个家政员工见到他都非常高兴。“夫人的状态糟透了。”他们告诉他，“她真的很喜欢你。她还有什么必须要喜欢的？但是你年轻，她年长，所以得由你来做出让步，向她求和。”
第二天，奥希金斯去机场迎接他的雇主，怀里抱着他的求和礼物——一大束赫莲娜喜欢的昂贵的花束。当她看到他时，脸顿时亮了起来。这是她几个月以来的第一次微笑。但她举起她戴着手套的手，做了一个警告的手势，仿佛在说：“我们都不要过分多愁善感了。”
他们聊这聊那——摩洛哥、戛纳。这些看似无关紧要的闲聊，其实是他们和解的方式。
从那以后，夫人温和了许多，对奥希金斯更有爱心，虽然她还是那么苛刻。她经常问及他的健康状况，并一直留意他。反过来，他也像忠实的儿子一样照顾她。他们暂时的分离只是增强了彼此的感情。
此时，赫莲娜已经90多岁了。她的思维还是那么活跃，但她的身体状况越来越糟糕了。因为糖尿病，她晕厥的次数越来越多。纽约医院一直为她准备着一间套房，只要她出现虚弱的症状，就被迅速地送到那里，戴上几天氧气罩，直到她呼吸正常。虽然她仍然希望参与所有的事情，但她被迫放缓步伐。
她每天都要吃大量的药片：镇静剂、糖尿病药、血压药、利尿剂和安眠药。尽管她严格遵照睡觉时间——每天晚上10点上床，第二天早上6点醒——她还是失眠。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年，她整个上午都待在床上，阅读邮件——“即便是通告她也要读。”她的律师每天早上8点30分来见她，然后她继续见她的股票经纪人。
在床上，她还给世界各地的朋友和生意伙伴打电话，并对秘书口述信件。奥希金斯会到床前来，其次是罗伊、奥斯卡或玛拉。上午快结束时，她就会起床，泡泡热水澡，温润她的脸和身体，做一些伸展运动、化化妆。她的女仆会帮她把头发梳好，束进她常年戴的假发髻里。“有时候我喜欢花哨一些的发型，但在我的外表方面，我一直不太有耐心，再说，好多事等着我呢……等着我定夺，有好多人还等着我，时间转瞬即逝。”
夫人最受世界各地媒体的青睐了。他们对她的财富、脚踏实地的态度、勇气、精力、事业心和刻薄的幽默惊叹不已。赫莲娜的报道总是冠以这样的标题——“美容业的公主”、“世界上最富的女人”和“美容业最迷人的女人”。她是一个符号。
媒体对她非凡的商业智慧赞赏有加，被她对待过去的漠然态度吸引——这在一个老太太身上是不寻常的。她承认说，往往在产品一推出后，她就不再对此产品感兴趣。“我喜欢对从现在起的未来20年加以展望。当然我也会思考接下来的两年、三年或五年。”她说。当她被问及是否打算退休时，她的回答总是一样：“不！绝不！”
赫莲娜走到哪里都带着她的遗书。甚至在睡觉时，她也把它放在枕头下。在20世纪50年代末，她就在一个有200页的黑色大笔记本里（看起来像一本圣经）起草了这份遗书。她一直写遗嘱的附录，每次都添加一些受益人，并把她看透了的某个人划去。
1964年的一个早晨，赫莲娜的律师哈罗德·威尔决定取消他们8点30分的约会，因为前一天他和她争吵了，他还在生闷气。像往常一样在黎明时分起床的夫人，正在为他的迟到生气呢，三个冒充送花者的窃贼按响了门铃。他们把她的管家阿尔伯特和其他两个员工绑起来，然后冲进了夫人的卧室。
她正坐在床上，读着《纽约时报》，嘴里还嚼着一块面包。窃贼要求她拿出保险柜的钥匙。只要看报的人都很清楚，她的公寓里放着价值100多万美元的珠宝。
“我也许老了，但我不害怕你们。”她告诉他们，“如果愿意，你们可以杀了我，但是你们从我这里什么也不会得到。给我滚出去！”
保险箱的钥匙在她的钱包里，藏在她旁边床上的一些报纸里。窃贼洗劫了房间，在家具下面乱找一气，并打开抽屉，把衣柜里的衣服扔出来。与此同时，她伺机悄悄地从钱包里把钥匙掏出来，把它们塞进她唯一能想到的地方——她丰满的乳沟里。
她做得很及时。其中一个人发现了钱包，走过去，把里面的东西抖到床上。他忙着在里面摸索那张20美元的钞票，没看见夫人把随一张用过的纸巾掉出来的一对钻石耳环盖住了。那对耳环至少价值4万美元。
她坐在那里，看着小偷发疯般地寻找钥匙，十分冷静。没有钥匙，小偷无法打开浴室里的保险箱。她甚至开始觉得这个情景很有趣。她指着那个从钱包拿钱的人：“你们的朋友拿了100美元。”她告诉其他两个小偷，“你们最好确保他会给你俩分一些。”
他们冲到床上，把她从床上推下去，并把她的绸缎床单撕成条，把她绑在椅子上。夫人开始大声尖叫，窃贼慌忙逃跑了。她的管家设法给自己松了绑，并去帮她解开，然后立即打电话报警，给夫人的家人和朋友也打了电话。
威尔首先到达。警察到了之后不久，玛拉和罗伊的妻子纽塔也很快到达那里。夫人这才感觉到恐惧，开始发抖，她一直用“体面男孩”这个字眼儿来形容那几个窃贼——长相体面，手洗得干干净净，指甲修剪得整整齐齐。她确信他们认识她。也许在某个地方，他们曾为她干过活儿，也许是维修工，或她某个招待会上的侍者。
“他们不是职业小偷。”过了一会儿她轻蔑地说。
此消息很快传开了，记者和电视台工作人员堵在她家门口。为取消早上约会而内疚的哈罗德·威尔主动提出开车送她到格林尼治，这样她可以得到一些休息。“你一定累坏了，夫人。”他说。她断然拒绝了。
“休息？”她厉声说，“你疯了吗？把口红递给我，让那些记者进来。这是极好的宣传。”
夫人穿好衣服，小心地化了妆，并戴上窃贼漏掉的那对钻石耳环，对着一群急切地把话筒凑过来的记者，描述了整个事件的始末。很长一段时间，纽约人都在谈论这件事。这次事件对维持和提高她的知名度起到了奇迹般的作用。
但这次盗窃对她也有其他方面的影响。她一直生性多疑，现在她则变得偏执，认为每个人都想偷她东西或背叛她。她让人把公寓的锁换掉，并安装了一个新报警器。她担心，如果再有入室盗窃者，她就不会那么幸运了。她第一次觉得自己很老了。
她坐上了飞往巴黎的飞机，想最后一次浏览这个城市，并见见她所有的老朋友，尤其是她称为“知识分子”的那群女性。她忠实的朋友埃德蒙德·夏尔－鲁为《Vogue》写了一篇讨好她的文章，称她为“一个优雅的女人，冷静而且有权威”。
在奥希金斯的陪伴下，夫人去了法国她最喜欢的地方：圣旺跳蚤市场、翁弗勒尔和她的圣克卢工厂。数年前，她把“白色庄园”卖给了法国前总统勒内·科蒂（René Coty）的一位家人。“我希望他们会更喜欢它。”她说。她一直留着贡拉维的别墅，并在那个夏天举办了她最后一次著名的聚会，当时有200位客人参加。
天气是如此的好，于是她把所有的家具都搬到花园去，腾出空间摆自助餐。酒吧设在马厩里，这样能保持酒品饮料清凉。最让人难忘的是赫莲娜让员工把装饰她乡下房子的所有画作都挂在树上，包括莫奈、雷诺阿、夏加尔和莫迪里阿尼的作品。离房子不远有一条小溪，两边都是一排排垂柳。“我们要把毕加索的画挂在树荫下。”她决定，“毕加索一直讨厌聚会。”有关后来的逸事，《每日快报》记者珍·洛里默写道：“除埃尔莎·麦克斯韦外，赫莲娜可能是20世纪最伟大、最疯狂、最慷慨的宴会举办者了。”
渐渐地，露华浓、蜜丝佛陀、雅诗·兰黛和雅芳都超过了她。她唯一感到安慰的是，她还是远远排在伊丽莎白·雅顿的前面。1963年，大卫·奥格威中止了与赫莲娜13年的合作关系。当他在麦迪逊大道开始经营广告公司时，鲁宾斯坦公司是他第一批客户之一。时代不同了，他有更大的“鱼”供他“煎”：露华浓的广告预算是她的10倍。
与此同时，英国一家出版社想要她写自传。虽然夫人从来不喜欢回首过去，但她接受了这个提议，聘请了记者珍·洛里默代她写，后来做校对工作的帕特里克·奥希金斯鼓励她写真实的自己。他告诉她，大家会愿意读她毫无保留的真实的生活故事，而不是一个掺了水的版本，但赫莲娜拒绝了。如果她的生活经历能让后人借鉴和学习，她想确保自己有一个很好的形象。但她确实也透露了一些秘密。1964年12月，在她与珍·洛里默最后一次见面时，夫人流露出罕见的怀旧之情。她承认自己有一种失败感——与她的父亲、她第一任丈夫和她的两个儿子。她拒绝嫁给父亲为她选择的男人并离家去澳大利亚，这使她的父亲非常悲伤；她应该更体谅爱德华的感情，她一味痴迷于生意，以至于一年只和他待一两个月。当然，他有艳遇，但她知道他们只是玩玩而已，不会认真。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夫人仍深陷于沉思之中。记者屏住呼吸，害怕破坏这脆弱的时刻。后来赫莲娜又开口说话了，几乎是耳语：“我现在能这样说，但当时我太年轻，缺乏经验，所以理解不了。也许如果我自己也有一些风流韵事，情况会好一些。我一直为此后悔。我认为这样会让我更和善些。但实际上，当时爱德华是我唯一吻过的男人。”
1965年3月31日，她开始感觉身体不适。前一天下午，她一直都在长岛的工厂。那天早上，她召集员工到她卧室开会。她对新广告活动的设计极其不满意。她发现字母太小，文字太少。她几乎想把玛拉的头咬下来，因为新化妆品的说明书太复杂了。“你必须让它保持简洁，这样每个人都能明白该做什么。”她告诫说。
工作结束后，她仰卧在枕头上，让他们给她讲讲最近的小道传闻。纪梵希还在给奥黛丽·赫本设计衣服吗？她想知道。“他是一位绅士，她是一位淑女，他们互相理解。”有人问她是否喜欢前天晚上与莎拉·福克斯一起去看的《金手指》。“太残忍了！”她喊道，“它树了一个坏榜样，但是我只看过一次。”
那天下午，她的医生把她送到纽约医院。因为她的心脏病发作了，然后得了栓塞。第二天早上，她在医院病房去世，身边没有任何亲人，享年93岁。
她去世的消息上了美国所有主流报纸的头版，并在国际新闻报上也有报道。世界各地的记者回忆了她的传奇一生，描述了她庞大的帝国。《纽约先驱论坛报》取消了尤金尼亚·谢泼德（Eugenia Sheppard）广受欢迎的专栏，为帕特里克·奥希金斯给赫莲娜写的悼文腾出版面。他用以下这句话总结了她家人和员工对她的感情：“我们认为她是不朽的。”
到她去世时，赫莲娜品牌在30多个国家销售，拥有14个工厂，分布于15个不同国家的美容院、工厂和实验室有32 000名员工。夫人的个人财富高达1亿美元，包括房地产、股票和债券、珠宝、艺术品、家具和三大洲的银行账户上的钱。
守灵在殡仪馆举行。出租车当时在罢工，交通陷入瘫痪，但纽约的名流们仍设法到达殡仪馆，向死者表示最后的敬意。夫人在棺材里似乎比现实生活中还要矮小。她看起来像“一个小洋娃娃——一个又富又美的墨西哥洋娃娃”。“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她的高贵。”奥希金斯在他的悼文里这样写道。
夫人与她的丈夫阿吉尔·古瑞艾里安葬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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