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美容帝国第一夫人：赫莲娜·鲁宾斯坦 > 演出必须继续
不可否认的是，夫人的性格越来越让人难以容忍。她喜怒无常的情绪，独裁、专横的行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变本加厉。每个人都害怕她，她发怒时每个人都避着她；等到风平浪静后，每个人都抱怨她，并为她下一次随时爆发的愤怒担惊受怕。但大家也知道，在内心深处，这个让他们恐惧的赫莲娜有时也很温柔、慷慨，她在处理自己的情绪方面像无助的孩子。大家并不是很清楚，在赫莲娜的多重人格中，究竟哪一面是真实的她，也许连她自己也搞不明白。
和儿子的争吵给她带来极大的痛苦，虽然她不愿承认。那次在汽车里发生争执后，奥希金斯和她回到“白色庄园”，一路上她一言不发。贺拉斯现在彻底不愿意跟她说话了，还躲到朋友家去，于是夫人中断了她在格拉斯的旅行，和她的秘书一起回到纽约，比原计划提前了一个月。
她沿着办公室的走廊走着，一言不发，脸很忧郁，每个人都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她心不在焉，甚至有些会议也不出席。她把自己锁在办公室，独自吃午餐，希望贺拉斯会写信或打电话道歉，但他什么也没做。他躲在法国南部生闷气，而她则很痛苦。
奥希金斯的日子也不好过。夫人让他发誓，对发生的事情一个字也不能说出来。但当奥斯卡·科林和阿吉尔·古瑞艾里邀请他共进午餐以了解真相时，他怎么可能再信守诺言呢？但奥希金斯忠于自己与老板的约定，不愿意告诉他们。结果他成了“回避”艺术大师——他一直含糊其词，避免给出准确的回答，假装自己一无所知。只有被母亲认为“人好，但平庸”的罗伊，才看出了他母亲的问题。他马上意识到她与他弟弟发生了争吵。各种风言风语很快就传遍了办公室。
但是，像往常一样，她低落的情绪并没有持续多久。她给自己找了一件转移注意力的事情，这是她迫切需要的，即翻新快要崩塌的“古瑞艾里大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也正是贺拉斯一直以来的与众不同的想法。看到这样美丽的建筑被忽视，他很愤怒。但与其他所有事情一样，她不愿听他的。
赫莲娜意识到，如果她想让自己在男性美容市场保持领先，对商店进行翻修至关重要。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这个行业一年的销售额是1.5亿美元。可能性是无限的，但这不是一个小比赛。第一批古瑞艾里产品生产出来后不久，伊丽莎白·雅顿推出了她自己的男用系列产品：须后水、淡香水、滑石粉、隔离粉和特供伦敦顾客的一种保湿乳液。赫莲娜不能让她占优势。
但是，资产负债表简直是一场灾难：“古瑞艾里大厦”一直在赔钱。除了赫莲娜到处雇来的“可怜女人”外，美容院没有人打理，外观开始陈旧过时，而且零零碎碎的劣质商品开始泛滥。经过左思右想，赫莲娜聘请了《时尚芭莎》的前美容编辑埃莉诺·麦克维克（Elinor McVickar）。麦克维克决定让她的秘书奥希金斯帮助她重新恢复业务，让他充当小白鼠，试用她计划创制的所有不同的产品。奥希金斯要成为“古瑞艾里人”——这幢年久失修的大厦的形象。
刚从棕榈滩度完冬假回来的阿吉尔，对埃莉诺·麦克维克要把理发店放到二楼的主意大动肝火。他极力反对：俄罗斯王子不可能把自己的名字同这样的工程放在一起。但麦克维克没有理会，决定翻新美容院。她订购了所有必要的家具和设备，还有洗发水、染发剂、乳液，以及用女性美容产品配方制成的男用面霜。作为小白鼠，奥希金斯不得不逐一试用这些产品，他试用的产品实在太多了，以至于晚上做梦都梦到产品。有时，乳液对他的皮肤有奇迹般的美化作用，但其他时候，当实验不幸失败后，他脸上到处都是斑点。
在翻新工作的中途，夫人被送往医院。她的脖子上发现了恶性肿瘤，需要紧急做手术。贺拉斯立刻接到通知，从法国飞回来去看他的母亲，他母亲马上原谅了他。他们彼此讲和，让人很感动。夫人身体立刻感觉好一些了。
她接着让奥希金斯来见她。他发现她老了许多，非常虚弱。他每天下班后去看她，陪她一起度周末。她向他吐露说，虽然她家人充满爱意地围着她，但他们没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告诉她。她觉得无聊，于是便看电视分心。大卫·奥格威坚持让她赞助电视节目，比如查尔斯·朗佛迅就资助了名为“问答64 000美元”的这个系列节目。这个频道曾联系过赫莲娜，但她不相信电视节目，所以断然拒绝了。现在，这个节目的成功让她重新考虑此事。
她的身体逐渐康复，慢慢地又开始工作了。她要求在她的医院病房再安装一根电话线，以及打字机和传真机。她的秘书每天早上轮流在她的床边工作，这样她可以口述邮件。每天，帕特里克·奥希金斯都会向她汇报古瑞艾里大厦的进展情况。她任命奥希金斯做广告部经理。“你招人喜欢，”她说，“想要成功地宣传，人们必须喜欢你。”
在她的病床上，夫人亲自监督发布会所有的细节。她选择了一个星期四的晚上——优雅人士进行社交的晚上。
发布会那天晚上，美容院很快挤满了名人，从伽柏姐妹和戈尔·维达尔，到杜鲁门·卡波特和萨尔瓦多·达利。每个人都以为夫人还在病床上，但她穿着一件宽松的新样式衣服，戴着她最珍贵的珠宝，出现在众人面前。尽管一边一个医生一边一个护士扶着，她还是尽量把身子挺直，像古典雕像一样，脚步也非常稳。她在人群中走着，像女王一样向两边的客人打招呼，点头对他们的敬意表示感谢。她亲吻了她的亲戚们，他们都难以相信她居然来了，并责怪她的医生允许她这样做。她示意他们安静，脸上闪现出一丝淘气的微笑，好像为自己的小把戏兴奋不已的小女孩一样。虽然她看上去很硬朗，但她痛得连10分钟都不能再待下去。离开时，她要了一盘熏鲑鱼。“医院的食物太难吃了。”她说。
夫人的身体恢复了，但她似乎再也没有往日的精力了。古瑞艾里大厦可能很成功，但赫莲娜跟不上时代的发展了。她厌倦了抵抗，最后终于对王子不愿意让自己的名字与理发店有关的反抗让步。她放松了自己的控制。最后，一年亏损20多万美元的古瑞艾里大厦终于关闭。毫无疑问，这个时间提前了。
奥希金斯又干起了以前的工作。他又回到了她办公室隔壁的那间小小的办公室，与夫人一起管理项目，并陪夫人旅行。1955年11月，当时他们待在法国巴黎的贝蒂那河岸路公寓，天亮前的一个电话把奥希金斯吵醒了。阿吉尔·古瑞艾里刚刚死于心脏病发作。
帕特里克·奥希金斯去向夫人通报这个消息。尽管那时天色尚早，但她已经醒了，正坐在床上吃早餐。房间里的床头灯很暗，再加上11月灰暗的天色，房间里有一种越发阴沉的感觉。她的秘书甚至还没开口说话，她就已经知道了。
似乎过了一个世纪的时间，夫人才发出一声呻吟，哀伤地抽泣着，大家一下慌了神儿，试图安慰她。对赫莲娜来说，阿吉尔的去世是一个难以想象的损失。在他们做夫妻的18年时间里，她对王子的爱是真真切切的，刚开始她表现出一些占有欲，但以后更多的是平静。他们在一起是快乐的，几乎没有争吵——和她与爱德华·泰特斯的婚姻完全相反。
阿吉尔一直是亲密的爱人、有趣和细心的伴侣。他是一个天生爱开玩笑的人，非常会赞美人。他知道如何玩得开心和充分享受生活——休闲、赌博、度假、玩桥牌、社会活动——简单但心安理得，好像这是他的本分。虽然他放弃了试图带他总是忙生意的妻子出去，而是经常单独行动，但他对她非常尊重。“除了赫莲娜，每个女人都很无趣。”他对每个人都这样说。他爱享乐、需要钱，但赫莲娜对他总是很慷慨，他也从来没有占过她的便宜。
他去世后，夫人成了王子唯一的继承人，因为他没有其他家人。他们结婚的时候，她在协议里规定，如果阿吉尔先于她去世，那么她给阿吉尔的所有财产都要返还给她。考虑到他比她小20多岁，这个安排相当奇怪。但像往常一样，这是夫人凭直觉做出的一个举动：在他死后，阿吉尔给他的遗孀返还了50万美元的遗产。
有好几个星期，夫人都蜷缩在床上起不来，也不想见任何人。她的亲戚朋友纷纷从巴黎、伦敦、纽约和世界其他地区发来电报、信件，或打来电话。人们送她鲜花和吊唁卡片，但她一概不回应。她甚至都不想去参加阿吉尔的葬礼。她讨厌葬礼，因为葬礼让她想到自己的死亡。通过拒绝埋葬她丈夫，她在反抗命运：不要棺材，不要服丧，不要悲伤。尽管她天真地拒绝接受事实，但这并不能减轻她的痛苦。她一直很思念阿吉尔。
可她总得克服这些。她一贯的求生本能又开始起作用了。
经过长时间的卧床休息后，她决定完成她一直计划的一个项目，这个项目对她非常重要：让巴勃罗·毕加索给她画肖像。夫人在“一战”结束后就和这位艺术家认识了，并经常光顾他在波艾蒂路的工作室。她买的他的第一幅画是毕加索与苏联芭蕾舞演员奥尔加·蔻克洛娃（Olga Koklova）的儿子巴勃罗的一幅肖像。在随后的几年里，她买了他更多的作品，包括她纽约顶层公寓墙上挂着的“女性”系列挂毯。他们在许多场合又遇到过，但毕加索不属于20世纪20年代泰特斯身边的那一群艺术家的圈子。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赫莲娜一直梦想着在她的收藏里添加一幅毕加索给她画的肖像，但毕加索对她的信件和电报置之不理。一些人认为他不相信赫莲娜，另一些人觉得是他不喜欢她专制的性格。有一个版本的故事是赫莲娜忘了提她要支付的酬劳。无论真相如何，他对她的请求从来没有做出回应——直到那个夏天，赫莲娜打了几十个电话、写了无数信件之后，终于如愿以偿，并且为他摆了两次姿势。但是赫莲娜因为一些义务，不得不又回到纽约。现在，阿吉尔的去世给了她画肖像的借口——把她的注意力转移开，不再那么悲伤。也许还因为她觉得这位艺术家的画笔能让她永生，为她的后代留下记录。不管出于何种原因，她就是想要这幅肖像。
毕加索不想见夫人。自从她到了蔚蓝海岸后，就不断给他打电话，而他不为所动。他让女仆接电话，说他外出了，或者他把嗓音做了伪装，自己接电话。这场游戏一直持续到她最终发现了他的诡计为止。夫人绝不会为此知难而退，所以她决定去拜访他，陪她去的还有她妹妹和她的秘书。
当时已经75岁的毕加索和夫人一样，似乎有用不完的精力。他与比他小45岁的杰奎琳·罗克（Jacqueline Roque）一起住在“加利福尼亚”——20世纪初建的有几栋小公寓楼和漂亮别墅的居民区。当夫人和她的“随从”冲进花园时，这对夫妇正在和艺术商丹尼尔·坎魏勒（Daniel Kahnweiler）及演员加里·库珀（Gary Cooper）喝咖啡。毕加索和赫莲娜互相拥抱。
毕加索提议，让赫莲娜、史黛拉和奥希金斯和他们一起吃红酒配冷肉的野餐，他们三人欣然接受。当晚，他开着他那辆破旧的老式雪铁龙车送他们，只字没提那幅肖像的事儿。当他把他们送到目的地时，赫莲娜把这个话题提出来，极力坚持让他给她画一幅肖像。毕加索不情愿地让她第二天晚上6点钟过去。第二天6点整，她与奥希金斯出现在毕加索的家里。毕加索让她在餐厅坐下。她从窗户望出去，看到花园里几乎每棵树下都放着一尊坚实的青铜雕塑，而且一直可以看到地中海的景色。
赫莲娜穿着一件色彩鲜艳的墨西哥衬衫，这是艺术家在她带来的所有衣服中为她选择的。他在她前面的一张桌子跟前站着，在一张很大的纸上作画。房子里的人不允许打扰这两位传奇人物的私人会晤。奥希金斯坐在杰奎琳的露台上，一言不发地翻看着电影杂志。屋内，毕加索和夫人像两个密友在随便闲聊。
“先说说看，你多大了？”画家突然问道。“比你老。”她以同样的语调回答。他笑了，然后看了看他的模特，好像在检查一块易碎的瓷器。“你的耳朵很大。”他最后说，“和我的一样大。大象的耳朵也很大。它们一直活着，我们也会一直活着！”
他放下笔，走到她跟前，想看得更仔细些。“你的耳朵和眼睛之间的距离和我的情况完全相同。这说明你是天才，就像我一样！”
毕加索总共画了40张赫莲娜的素描。他画了她的脸、手和她的珠宝，无疑是为了有一天能画一张合适的肖像。一些素描让她难以接受，甚至冷酷，形象地刻画出了这个专制的老太太和她的暴君形象。其他的一些素描更调皮或更复杂一些。他经常反复画她的手，仿佛它们比她的脸更富有表现力，并只用线条突出她简单的装束与奢华的戒指、手镯之间的强烈反差，但他再也没把素描继续画下去。
多年之后，夫人一遍又一遍地催促他完成他的作品，把素描变成一幅画作。她给他和杰奎琳寄信、她自己的照片和礼物，包括她小时候收藏的一个非常喜欢的非洲串珠。她奉承他，恳求他，威胁他，但都无济于事。有一天，他问她为什么那么着急。“你和我还能活很久呢，有大把的时间。”但她现在已经80多岁了，她完全清楚会发生什么。
她永远不会再见到他了。据毕加索的传记作家——艺术史学家约翰·理查德森（John Richardson）的说法，毕加索确信，如果他完成了她的肖像，那么他就会死在她前面。他拒绝把他的素描给赫莲娜，但把它们给理查德森看了，理查德森觉得这些素描非常优秀。理查德森没有提到毕加索对赫莲娜的“戴满戒指的‘爪子’”和她那张看起来“像鹰一样又秃又凶悍”的脸的真实想法。相反，理查德森撒了谎，说毕加索对赫莲娜“肃然起敬”，并补充说——这次带些真实的成分——他把她变成了“他的鹰”。
从戛纳回到纽约后，夫人再一次匆忙投入工作中。工作使她不再去想阿吉尔的死。更重要的是，她的直接竞争对手雅顿、朗佛迅和雅诗·兰黛，不会给她丝毫喘息的机会。争夺市场的这场战斗没有丝毫慢下来的迹象，却一天天地越来越激烈了。
20世纪50年代中期，美国女性每年消费40亿美元的美容产品。对全国2 000万职业女性来说，形象好比以往更重要了。烟熏妆成为最新的化妆趋势，女人们用眼线笔打造她们的外表。英格丽·褒曼、伊丽莎白·泰勒、西黛·查利斯、格蕾丝·凯莉、丽塔·海华斯、金·诺瓦克和玛丽莲·梦露等演员的眼睛都是那么清澈无邪。女人们从每一个细节模仿她们的打扮——从她们喷着发胶的发型到她们高得令人眩晕的高跟鞋。
巨大的财富给其他行业提供了赢利之机，特别是广告业。广告公司创办活动，在平面媒体、广播和他们的新宠——电视上买了广告空间。夫人搞不明白，为什么大家都对电视机这么重视，但大卫·奥格威最后把她说服了，她同意试一试。她生气是因为查尔斯·朗佛迅通过赞助“问答64 000美元”这个节目，成功地攻占了电视这个堡垒。这个节目极大地促进了他的销售额，以至于露华浓现在的营业额超过了赫莲娜的。所以她同意赞助一个平庸但非常受欢迎的“伊莫吉恩·科卡和席德·西泽”这个节目。
在这个节目中，夫人坐在一张华丽的椅子上，穿着一件迪奥黑貂皮边的白色缎面裙，脖子上戴着几串珍珠项链，用她独特的口音快速地说：“我是赫莲娜。给我10分钟的时间，我会让你看起来年轻10岁。”
电视观众喜欢她的外表。他们爱听她用迷人的声音说台词——只不过他们听到的声音不是赫莲娜的声音。他们请了一个苏联女演员来给文字配音。他们的借口是夫人总会在某个字眼儿上结巴，不可能流畅地说出每个字。观众看到的那两只戴满戒指的手也不是赫莲娜的手，是她外甥女玛拉的，因为赫莲娜可能会很僵硬。不过，坐在椅子上的，毫无疑问是赫莲娜本人。
让赫莲娜不满的是，这则广告对她的销售没起到任何作用。但是，她获得了以前从未有过的个人光环。虽然她的品牌很著名，人们非常熟悉她的产品，但是对产品背后的这个女人却一无所知。这个具有传奇色彩的亿万富翁生活在自己的象牙塔里，离普通大众的生活太遥远了，就像是虚构的人物一样。现在，她突然变成了电视上这个充满人性并把一生都奉献给美容事业的小个子女人！
在近85岁时，赫莲娜变得非常受欢迎。歌舞表演歌手在夜总会模仿她，《纽约客》还出版了她的卡通画。当她乘出租车时，出租车司机也开始认出她，说：“嗨，赫莲娜！”他们会询问她的家庭。有些人甚至大胆地用意第绪语跟她讲话。知名的专栏作家伦纳德·里昂（Leonard Lyons）（他在《纽约邮报》上的名为“里昂巢”的专栏非常受读者欢迎），给赫莲娜取了个昵称叫“犹太人的维多利亚女王”。
电视把她变成一个名人。即便在席德·西泽的节目停播之后，她也不顾家人的疑虑，一直购买广告时间，她家人不能理解她这种新的执迷，但夫人找到了广告的工作原理。当她推出新的体香剂时，她的广告出现在她喜欢看的摔跤比赛前——事实上，她非常爱看电视上任何激烈的竞赛运动。“出汗，是销售这种产品的最好方式。”她说。任何反对意见她都听不进去。她的体香剂在全国药店的销售额超过100万，充分证明了她是对的。
当“问答64 000美元”这个节目被发现作弊后，露华浓的形象受到了打击，赫莲娜很高兴。这个节目事先有人操纵：有人在节目之前把答案告诉一些参赛者，确保他们会赢。然而，没人可以拿出证据来证明什么，最后，这个丑闻的结果是露华浓股价飙升至最高点。一段时间之后，查尔斯·朗佛迅被怀疑在他对手的公司安装窃听器，来监视他的竞争对手。赫莲娜永远不会做这样的事。
阿吉尔去世后，赫莲娜尝试着与罗伊和解，但没有成功。罗伊负责长岛的工厂，已经结了三次婚了。虽然他以母亲的名字给他的宝贝女儿取名，但他还是尽可能地避着赫莲娜。贺拉斯对生意慢慢失去了兴趣。前一年，他撞上另一辆车，并导致4名乘客受伤，而这4名乘客都是一家人。从他到了法定开车年龄以来，他一直在出车祸。
1958年4月的一天，当他们听到那可怕的消息时，夫人与奥希金斯正在巴黎。46岁的贺拉斯又出了车祸——最后一次。像往常一样，他开着车沿着长岛桥行驶，车开得太快了，结果撞到一个桥塔上。他被送往医院。在医院，他的情况似乎并不让人担心，但是，两天后的心脏病发作要了他的命。不管怎样，贺拉斯·泰特斯脆弱的心一直是他的弱项。
帕特里克·奥希金斯再次充当了坏消息的信使，并再次目睹了与上次通知阿吉尔死讯时同样的痛苦场景。这就像一种诅咒。几年前就被诊断患有糖尿病并容易晕厥的夫人不能自持，一下子就晕倒了。在接下来的10天里，她无法起床，也不愿意见任何人，除了几个亲密的朋友。大量的电话、电报吊唁和鲜花从世界各地寄到贝蒂那河岸路的公寓。但夫人躺在床上，像石头一样一动不动。她发现这个打击更让人难以忍受。这一次，镇静剂也帮不上忙了。
贺拉斯很像他的母亲，可能是因为太像她了，所以他们相处不好。他们都冲动、热情，有时过于轻信。“贺拉斯是夫人的最爱，因为他总是在惹麻烦。”她的一个朋友说，“除了工作，如果有人问夫人还喜欢什么，那就是惹麻烦的人。”
赫莲娜的书中流露出了偶尔的自省与内疚之情，她很少产生这种感情。“我有时候会责怪自己挣这么多钱，把我儿子卷入生意的漩涡之中。”她曾写道。她想着贺拉斯如果听从他内心的召唤，画画和写作，可能他的人生会更丰富、更有价值，即使这意味着他生活困顿。
几年后在口述的自传里，她表达了深深的悲伤：“如果没有我的家人和我众多的员工，我知道我不可能继续活下去。我怀疑，他们当时是故意用一些生意上的琐碎问题让我不能闲下来。”她回忆道。这可能是她能说出口的最多的话了——按她的标准，这样已经很多了。
她回到纽约，用工作来消除痛苦，工作是她治疗痛苦的唯一办法。她的一个好朋友——曾与贺拉斯有过暧昧关系的一个年轻女人，到她的办公室来看她，对她表示同情。赫莲娜平静地跟她打了个招呼，把门关上后再次坐下。“现在我可以哭了。”她说，然后突然放声大哭起来。
但这是美国。在美国，无论发生什么，演出必须继续下去。那天下午，当赫莲娜终于能够哭出声来，她的朋友这样告诉她：“你是女家长，得由你来告诉我们该如何表现。”于是，就像一个被打得东倒西歪的拳击手在决定性的哨声吹响前的几秒从地上撑起来一样，赫莲娜再次站直身子，做好克服命运最新打击的准备，集中精力实现她的目标。
帕特里克·奥希金斯的老朋友塞西尔·比顿给他寄了一张慰问卡。他在潦草的附言上告诉奥希金斯，格雷厄姆·萨瑟兰（Graham Sutherland）想画鲁宾斯坦夫人。萨瑟兰是英国最著名的画家之一。他给萨默塞特·毛姆和温斯顿·丘吉尔画的肖像是公认的杰作。“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画家写道，“她将是他画的第一位女性。”
夫人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个提议。她认为这幅画像会让她分散注意力走出悲伤，就像三年前阿吉尔去世后她让毕加索画她一样。此外，她非常喜欢伦敦。身在这个城市，她被带回到她和爱德华零星的幸福生活以及儿子出生的美好回忆中。她的儿子，就像她在自传中写的一样，是在“伦敦的声音中”出生的，生下来时“像个真正的伦敦人”，她喜欢伦敦的氛围。
这个城市一直都能让赫莲娜提起精神。这里的空气中有明显的活力，一种她在别处找不到的热情，这些都能使赫莲娜快乐起来。在伦敦，她感到自己变年轻了。“如果我是今天的年轻人，我肯定会在伦敦买我大部分的衣服。”她写道，“伦敦的衣服很有当代风格。也许我有些厌倦了巴黎无休无止的表演、让人筋疲力尽的配饰和高昂的价格”“摇摆伦敦”风潮指日可待，卡尔纳比街最早的时装店铺“我是基奇纳勋爵的贴身男仆”和“比芭”的开张，预示了这股主流风潮的到来。过不了多久，“谁人乐队”和“滚石乐队”会在这里开演唱会。对氛围非常敏感的夫人喜欢伦敦的一切，甚至半认真地想开始收藏流行艺术品。夫人立刻领会到，伦敦这个老英格兰的“心脏”将满足欧洲创造力的渴望。并且这一次，美国将是跟随者，而不是引领者。现在，她能想到的就是肖像。她让格雷厄姆·萨瑟兰来克拉里奇酒店，她决定在那里给他摆造型。
第一轮画花了一个星期才完成。格雷厄姆·萨瑟兰和他的妻子凯蒂住在一个翻新过的旧农场，离伦敦有一小时的车程，所以画家每天坐车来去夫人的酒店要花很长时间。8天之后，当他从各个可能的角度画好夫人的素描后，他决定要休息一下。路上来来去去折腾得他很累。夫人离开伦敦去巴黎前，邀请他和他妻子方便时拜访自己。在巴黎，她又开始每天工作12个小时，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
在与萨瑟兰约好见面的上午，夫人在洗手间的镜子前看了自己很长时间，对镜子里那个憔悴的老太太形象充满了厌恶。她觉得自己看起来又胖又丑。她讨厌看见自己，开始担心萨瑟兰可能不想再画她了。在迅速减掉几磅体重的绝望策略的驱使下，这个一生都在宣传体育锻炼和节食减肥，并且整个生意都围绕这些美德而建的女人，匆匆忙忙地喝下了一些泻药。
她没有采取折中的措施。在短短几分钟内，她吞下了半瓶蓖麻油、一把泻药、一大杯温葡萄柚汁和两杯黑咖啡。这些混合物在她胃里翻滚，使她感到恶心。她的慢性糖尿病使她病情加重。夫人晕倒了，倒下时，脸撞到了一条床腿上。
当她苏醒过来时，她没有打电话求助。她回到浴室，自己洗了个澡，温水使她恢复了精神。现在感觉好多了，她用艳丽的红色和绿色眼影掩盖黑眼圈，化了一层厚厚的妆，然后匆忙穿上一件巴黎世家红色绣花晚礼服。超大的珠宝、精致的假发髻，以及抹得像古代做好战斗准备的印第安酋长的脸——她看起来像“蒂达·巴拉扮演的德库拉伯爵”。这可不是她想呈现给世人的鲁宾斯坦夫人的伟大形象。
但萨瑟兰很着迷。他认为她的化妆很“轰动”，想原封不动地按照她现在这个样子画。事实上，他决定把他画过的所有素描放起来，重新开始画。赫莲娜每天为他摆造型，坐了一个星期。
然后夫人回到纽约，萨瑟兰则回到他的工作室完成画像，后来国王街的画框商店展出了这幅肖像。格雷厄姆·萨瑟兰画了两幅真人大小的画像，一坐一站，还展出了鲁宾斯坦夫人面部的几幅素描。
第一幅肖像——最著名的一幅——把她画成一个简朴、强横的老女人，“一个报复心重的专制君主”。“我真的是这个样子吗？”她问她的秘书。奥希金斯避开了这个问题。他也一直认为这是一个最神似的特点。画家已经窥见了她的内心，并抓住了她性格中严厉和专横的一面。夫人完全不喜欢这张她性格写照的肖像。她觉得这些肖像使她看起来像女巫，它们对她美容女王的形象有很糟糕的影响。
一段时间后，这些肖像被摆在伦敦泰特美术馆。夫人拒绝去这个私人展览，但展览吸引了10多万伦敦人前去观看。艺术评论家一致赞扬了格雷厄姆·萨瑟兰的天赋和为“这样大胆和苛刻的笔触”摆造型的勇敢的模特。
女王和女王的母亲也是泰特美术馆的参观者之一。这一点给赫莲娜的印象远远超过了所有的赞美。
电视使纽约公众开始注意她，肖像也使她成为伦敦的名人。赫莲娜成了当时的红人。媒体发现了她，并发表了几篇讲述“克拉科夫的小个子女人”故事的文章。《星期日泰晤士报》甚至还提出要出版她的回忆录。
展览结束后，夫人把肖像挂在她公园大道公寓的走廊入口处，因为似乎她圈子里的每个人都喜欢它。报业巨头比弗·布鲁克买了第二幅肖像，挂在他加拿大新不伦瑞克省的画廊里。萨瑟兰的早期素描则到了巴西圣保罗艺术博物馆和巴西利亚的总统府。这些都使赫莲娜改变了想法——这幅肖像也许并不是那么糟糕。不过，她也不愿意承认她的想法改变了。
“那你为什么要把它挂在你的房子里？”一个朋友问她。“墙上有一块儿空地方！”她回答。
夫人从过去的经验感受到，旅行是对抗痛苦的一个堡垒。在她去世前的7年里，在帕特里克·奥希金斯的陪同下，她进行过好几次长途旅行。她强迫性的旅行让她活着。“在一个大多数女性需要摇椅的年龄，鲁宾斯坦夫人却开始喜欢飞机、船、汽车和人力车。”一位记者写道。
出国旅行使赫莲娜年老时变得更糟的执拗暴躁的性情有所改变。在外国的天空下，她变得平静和友好——几乎讨人喜欢了。难怪赫莲娜毫不费力就说服了奥希金斯陪她旅行。
日本美容行业的历史比欧洲和美国的要悠久得多。早在1872年，日本海军药剂师就推出了知名品牌“资生堂”，1887年又建立了“嘉娜宝”这个品牌。因此，夫人知道，要征服这个市场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两个品牌都有先进的实验室和研究成果，并且已经开始出口到西方，而后起之秀“植村秀”也开始成名。但既然日本开始迷恋西方的一切，赫莲娜尝试一下打入日本市场还是值得的。
她以自己以前的活力，精神饱满地开始了谈判，会见潜在的合伙人、投资者和银行家——所有这些人都是男性。日本人不习惯同女性打交道，即使这些女性实力很强。幸运的是，他们尊重老人胜过了他们的大男子主义。尽管赫莲娜的化妆品4年后才能在日本推出，但她的产品在那里非常成功。
远东之旅继续。夫人喜爱香港，在香港，她美美地品尝了中国菜，然后继续疯狂购物，购买了大量珍珠和丝绸。她发现旗袍——一种长而无袖的中国束腰裙——很合适，所以她在街上的一个裁缝那里做了好几件，后来还经常穿着这些旗袍参加纽约的聚会。
在澳大利亚，奥希金斯惊讶地发现，他的雇主依然是人们心目中的“国家英雄”。在墨尔本、阿德莱德、悉尼和珀斯，她受到非常热烈的欢迎。她不愿回到科尔雷恩。“在这可怕的地方，我又饿，又孤独，又贫穷。我每天工作20个小时，包括星期天。我发誓，如果要我重新开始，我马上就自杀。”
他们从澳大利亚来到欧洲。在巴黎，可可·香奈儿提出要陪夫人去瑞士，说要教她放松。“但我不想放松！”夫人抗议道。她刚回纽约，就又出发去以色列。三年前她曾去看望她的外甥女雷切尔（玛拉和奥斯卡的姐妹）她住在面朝约旦边境的贝特谢安山谷的基布兹农场。
经常和丈夫维克多·威尔逊去看赫莲娜的玛拉，对以色列充满了热情，并鼓励夫人去那里旅行。赫莲娜对勤劳、勇敢的以色列人充满了钦佩。她认同他们的开拓精神，从她外甥女的热情以及不屈不挠的精神中，她吸取到新的力量。
离开以色列时，赫莲娜对自己承诺还会回来。她寻找机会，会见政府代表，为下一次旅行做准备。以色列第一任总统的遗孀薇拉·魏茨曼（Vera Weizmann）邀请她共进午餐，在午餐时向她请教一些美容秘诀。“你是干性皮肤。”赫莲娜回答。这是她对任何女人说的一句套话——一旦她们上了年龄，她就不可能错。在一次首相大卫·本－古理安（David Ben-Gurion）为她举办的午餐会上，她遇到了时任以色列外交部部长的果尔达·梅厄（Golda Meir）夫人。赫莲娜有一些紧张，她不确定如何同一个明显比她优秀的女人打交道。她承诺，如果政府以她的名字开一个博物馆，那她就会在以色列建一个工厂。但是，当“赫莲娜当代艺术馆”于1959年1月在特拉维夫揭幕时，赫莲娜觉得很失望。她不喜欢这个建筑，而且大楼也不太气派。它甚至不是献给她的：这个展示馆只是博物馆的一部分。不过话又说回来，她只在以色列投了50万美元——远未达到建她心目中的博物馆所需的数目。
她很失望，于是只捐了几幅她的画。但她确实把她花了50多年时间辛苦收藏的玩具洋娃娃屋留给展示馆了，包括2万件精美的微型古董家具，以及数百套小娃娃衣服。三年后的1962年，她在以色列建的工厂竣工了。1959年的夏天，赫莲娜与玛拉、赛思卡、帕特里克和她的护士一起，飞往莫斯科。她已经87岁了，身体越来越虚弱，需要有人监护。当时，西方开始谨慎地与苏联建立贸易关系，美国国务院邀请赫莲娜代表美国化妆品行业参加在莫斯科举办的美国国家展览。夫人对政治从来不感兴趣（除了戴高乐将军让她心肠软了一回外），但她立即抓住了庞大的苏联市场提供的机会。最重要的是，就像她在自传里回忆的那样，她在竞争对手很快就会争夺的领地上，得到了第一笔财富，为此她很兴奋。她花了10万美元建立了赫莲娜·鲁宾斯坦展示馆，并在苏联印刷了成千上万本宣传册。那次在苏克尼基公园举办的交易会非常重要，以至于美国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和苏联总理赫鲁晓夫都亲自到场揭幕。
每次她在酒店或餐厅遇到问题时，她都要给那里的员工塞一管口红。这种国际通用的美丽语言和一两句阿吉尔教她的俄语，帮助她克服了语言障碍。每天早上，她都在交易会开门的时间抵达公园。在交易会开放的时间里，她没有与政要们一起坐在官方的货站，而是与玛拉一起在陈列馆展示产品，就像她年轻时在澳大利亚一样。官员们不同意她这样做，但苏联女人拥挤在她周围，她的货站永远都挤满了人。这些女人——年轻的、老的、漂亮的、长相平平的，都很多年没用过美容产品了，对美容建议和产品样品求之若渴。没有人比夫人更能理解她们需要的了，她尽可能努力地工作，以满足她们的需要。
从莫斯科返回后，她又恢复了良好的状态，虽然她一直在东奔西跑。然而，帕特里克·奥希金斯却累得筋疲力尽。对夫人的超强精力又好奇又有点儿恼怒的他，问她为什么总是处于紧张的活动中。她在追求什么？“所有这些旅行真的对你有意义吗？”“它帮助我。”她回答说，“我是生意人。”夫人低声说，“除此之外，它帮助我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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